文章快速检索     高级检索
  人文地理  2023, Vol. 38 Issue (4): 186-192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23.04.021
0

引用本文  

李鹏, 曹慧玲, 田思雨. 旅游移民驱动的旅游地地方塑造机制——以江西明月山温汤镇为例[J]. 人文地理, 2023, 38(4): 186-192.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23.04.021.
LI Peng, CAO Hui-ling, TIAN Si-yu. PLACE MAKING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DRIVEN BY TOURIST MIGRATION: A CASE STUDY OF WENTANG TOWN, MINGYUE MOUNTAIN, JIANGXI PROVINCE[J]. Human Geography, 2023, 38(4): 186-192.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23.04.02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173, 41871125)

作者简介

李鹏(1982-), 男(回族), 湖北宜昌人, 博士,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移民的政治与文化、文化地理学、政治生态学和旅游地理。E-mail: lpok111@163.com

文章历史

收稿日期:2022-04-06
修订日期:2023-02-23
旅游移民驱动的旅游地地方塑造机制——以江西明月山温汤镇为例
李鹏 , 曹慧玲 , 田思雨     
华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广州 510631
提   要:在中国社会流动性不断加强的背景下,以追求健康生活品质为目标的旅游移民正日益成为深刻影响旅游目的地发展的重要行动者。文章以江西明月山温汤镇为例,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对温汤镇旅游移民驱动的地方塑造过程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通过建构“新温汤人”的身份认同,旅游移民表明了自身与游客的区别,建立了地方的归属感,并实现了“新温汤”的地方意义再生产。旅游移民在推动地方塑造的过程中与目的地多元主体在温泉资源利用、社区治理、空间使用和城市发展等方面产生了诸多矛盾,通过正式的“新温汤人党支部”和非正式的“志愿者协会”两种协商机制进行矛盾调解,进而主导了地方塑造的过程。研究深化了中国流动性背景下旅游移民与旅游目的地地方塑造之间关系的理论。
关键词旅游移民    地方塑造    身份认同    地方协商    旅游目的地    
PLACE MAKING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DRIVEN BY TOURIST MIGRATION: A CASE STUDY OF WENTANG TOWN, MINGYUE MOUNTAIN, JIANGXI PROVINCE
LI Peng , CAO Hui-ling , TIAN Si-yu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creasing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the tourist migration who pursue a healthy quality of life are increasingly becoming important actors that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Taking Wentang town, Mingyue mountain, Jiang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use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o study the process of place making driven by retirement migration in Wentang town.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By constructing a destination-based identity such as "New Wentang People", retirement migration show their differences from tourists, and establish a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place, so that migration groups from different cities have a common identity; 2) On the basis of the new identity, the retirement migration substitute the experience from the city into the imagination of resource development,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r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tourist destination, and complete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place meaning of Wentang town; 3) Retirement migration, local governments and local residents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in tourism resources development,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leisure space use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place meaning; 4) With the help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sultation mechanism such as the New Wentangren Party Branch and Mingyueshan Volunteer College, the retirement migration have effectively solved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of different subjects in the place making and promoted the local into a new development.This research will help deepen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tourist migration on the process of place making in tourist destinat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bility in China.
Key words: tourist migration    place making    place negotiation    identity    tourist destination    
1 引言

旅游就是消费地方的过程[1]。如何塑造一个与众不同、独具魅力的地方,是旅游目的地规划与营销的核心使命[2]。旅游目的地的地方塑造不仅包括自上而下的政府规划、企业营销宣传,也包括本地居民、游客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实践与互动[3,4]。在已有的旅游目的地的地方塑造研究中,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被认为是旅游目的地地方塑造的主要力量[5]。游客通常被认为在旅游目的地的地方塑造中扮演着负面的作用。Urry认为旅游目的地会在迎合旅游者的期望中商品化,并进而改变当地的文化[1]。以游客为中心塑造的地方,与原住民对地方意义的理解与情感相背离,会导致居民采取行动去抵制游客的“入侵”[6]。但是,流动性对于游客性质及其行为的深刻影响将改变游客在地方塑造中的作用,这一点在已有研究中较少被关注。

在流动性理论的视角下,游客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固化对立被消解,游客的身份认同发生了微妙的转变[7]。在中国,随着人民群众收入的不断增长,广西巴马、海南三亚以及南方众多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量追求更好的健康状况和更优美的自然环境的国内旅游移民,他们通过购买房产或长租的形式在旅游目的地长期停留[8,9]。在已有的研究中,旅游移民被认为导致了野生环境的破坏,生活成本的上升,能源消耗的增加以及新老居民/游客之间的矛盾[10,11],引发了乡村的绅士化等问题[8]。这些研究结论是否普遍适用于中国众多的旅游目的地?用Hultman等人的话说,地方背景对于理解旅游目的地地方的政治至关重要[12]。去背景化的旅游研究会导致西方理论的简单拿来主义和实践意义的缺失。中国国内日益普遍的旅游移民群体对于旅游目的地的地方塑造过程与结果是否存在异质性,又是否与西方社会不同?这是本文重点需要与国内外旅游移民研究进行对话之处。

本研究在对江西温汤镇的旅游移民调查中发现,新型的旅游移民不论是从身份认同还是对地方意义的理解上,都明显区别于既往的观光型游客,其在深度参与地方塑造的过程中也扮演了与观光型游客截然不同的角色。本文借助江西明月山温汤镇的案例,对旅游移民在旅游目的地的身份构建及其地方意义再生产过程进行剖析,探讨了旅游移民在参与地方塑造过程中的冲突与协商机制,以期深化学界对于当代中国旅游目的地地方塑造的理解。

2 旅游移民与旅游目的地地方塑造

国外旅游移民的研究率先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13],而国内的旅游移民从2005年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14]。早期旅游移民大多带有旅游生产者的属性,是后工业化背景下在更加弹性的劳工市场中寻求工作机会的企业家移民,其流动主要是生产导向的[15]。随着社会富裕阶层的日益增多,交通成本的下降,旅游移民的流动从生产导向转向消费导向,生活方式型/舒适型移民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学者们因研究对象的差异和视角的区别而使用了不同的概念,包括舒适移民[16](amenity migration)、生活方式企业主[17](lifestyle entrepreneurship)、退休移民[18](retirement migration)、旅居[7](residential tourism)、第二居所旅游[19](second home tourism)、候鸟[20](snowbirds)等。回顾国内外关于旅游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民与迁入地居民、社区与社会的关系、和移民内部的“圈子”[15]等方面,而且其更青睐于选择诸如社会融入等社会学理论对移民现象进行阐述,而只有较少的学者运用了地理学理论,如地方认同[21]、地方融入[22]、地方意义建构[23]等。旅游移民与地方塑造之间的具体而又复杂的关系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地方视角下对于旅游移民在地方塑造中的作用的系统论述也相对缺乏。

地方塑造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不同领域的学者在思考地方塑造时存在视角上的差异。地理学视角下,地方塑造是空间使用者通过认知、定义和创造等方式把空间转变为地方的过程[9],既包括物质层面的设计,也包括人对地方的感知和体验等多个方面。Alan将“place making”译为地方塑造,“placemaking”译为地方营造,“place-making”译为地方建构,认为三者是从不同视角描述地方变化过程的概念[4]。其中,地方营造是政府、规划者、开发商等主导的有计划地、强制而迅速地形塑空间,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地方感知的自上而下的过程[4]。如陈品宇等以黄山黎阳in巷为例,研究发现开发商通过建筑与环境营造凸显徽派文化,并借助视觉营销及节事活动等举措营造特色旅游街区[5]。地方建构则是文化群体自发地、无意识且缓慢地把价值观、感知等投射到空间以生产地方意义的自下而上的过程[4]。如Sofield等在对塔斯马尼亚的五个社区的研究中发现,尽管居民起初不是以发展旅游为动机对社区环境进行的地方营造,后期却意外取得了与旅游开发有关的结果[24];孙九霞等通过研究云南丽江,认为本土休闲实践所创造的休闲文化表征建构了旅游地的地方性,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对地方塑造具有现实意义[25]。地方塑造涵盖了地方营造和地方建构,是一个包含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过程的概念[4]。随着研究深入,学者关注的地方塑造作用主体从政府、开发商、居民、游客等人类要素,逐步扩展到动物与自然资源等非人类要素。如尹铎等将宠物狗也纳入到地方塑造的行动者分析中,试图将地方塑造背后的社会关系网络扩展到非人类行动者[26]

对旅游目的地而言,地方塑造涉及一系列有关空间、组织和临时性的行动协作,其目的是使一个地方具有吸引力,并由此获得游客、移民、商业机会、金融和其他流动性资源的注入[27]。地方是社会互动的结果,旅游目的地的地方塑造是基于在地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协商的结果[28]。要想深刻理解旅游目的地地方塑造的社会过程,就需要重点关注目的地各种社会关系与实践活动对地方的作用机制,并识别相互关联的各类流动性、社会关系与实践活动持续不断地重塑地方的过程。同时,不同个体在这个过程中不是互相割裂的,他们发挥自身能动性时受到各自的世界观与价值判断的影响,导致个体在地方塑造的实践中存在着冲突与差异。在本文选取的案例地,旅游移民与当地居民、政府以及地产开发商之间处于复杂的交织状态,移民在其中的作用不仅仅涉及到自下而上的地方建构,他们还通过与政府之间的正式协商来推动自上而下的地方营造,因此本文统一采用Alan提出的地方塑造概念,期望对旅游移民主导下的地方塑造机制进行更加全面的剖析。

3 研究方法与案例地介绍 3.1 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研究主要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法,数据来自作者分别于2019年7月27日—8月23日,2020年8月3日—8月30日,2022年6月3日—6月9日先后三次前往江西明月山温汤镇的调研。调查采用滚雪球抽样,共访谈旅游移民44人,本地居民10人,政府人员3人(见表 1)。每次访谈时间控制在20—100分钟,访谈录音整理得到30万文字。访谈内容包括:①针对旅游移民:日常活动内容、在温汤旅居的感受、对当地变化的感知、评价外来人口对温汤的影响等;②针对本地居民:移民大量迁入前后的生活变化,家庭生计来源,对当地变化的感知,评价外来人口对温汤的影响等。

表 1 访谈对象概况 Tab.1 Overview of Interviewees

为保证访谈资料的真实客观,研究采取了三角互证的方法,即除访谈外也通过实地调查、文献材料等多种渠道获取资料,对相关结论的建立进行检验[29]。研究者在调研期间以志愿者方式参与当地的志愿者学院工作,协助其完成调研期间的部分活动组织。此外,笔者从管委会、居委会、温汤水电开发公司等单位获取有关镇域人口统计、土地利用、温泉水的开发与管理等文本资料,从中提取研究所需信息,辅助证实访谈资料的真实性。

3.2 案例地简介

温汤镇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郊区,距离宜春市城区约18公里。明月山具有悠久的温泉开发历史,最早记载可追溯到汉代。建国初期,以江西省地矿局、审计委为代表的政府机关等相继在温汤镇建立温泉疗养院,主要用于接待公费医疗人员。2001年宜春市成立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负责景区开发建设。2010年,国土资源部授名温汤镇“中国温泉之乡”;2015年,明月山成功申报国家5A级旅游景区;2017年,明月山被世界温泉及气候养生联合会授予“世界温泉健康名镇”的荣誉;2018年,明月山成功入选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由于央视等新闻媒体多次报道温汤镇温泉水的养生功效,选择旅居温汤镇的移民群体在最近二十年逐年壮大。截至2020年,温汤镇镇区本地户籍人口只有866户,3499人,而常年在镇区居住的外地人已达10648户,24776人(图 1)。

图 1 旅游移民在温汤镇镇区的居住社区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Residential Areas Inhabited by Tourist Migrants in Wentang Town

温汤镇的旅游移民群体主要由中老年构成。这些移民中来自上海的人员最多,浙江、江苏、广东的比例也较大。大多数的旅游移民会选择长期居住在温汤镇,短则一个月,长则一整年。现有的移民群体中有接近一半在温汤镇购置了房产,其余的退休移民则以租房的方式旅居在温汤镇。

4 旅游移民推动的地方意义再生产

在明月山温汤镇的地方塑造过程中,旅游移民借由“新温汤人”这一新的身份的构建,深度参与了地方意义的再生产。不同行动主体在明月山温汤镇的地方意义上的认知差异是理解明月山温汤镇地方塑造机制的基础。

4.1 本地居民对温汤镇地方意义的理解

本地居民对于温汤镇的地方意义的理解在旅游发展前后经历了明显的变化。从对温泉资源的认知方面,拥有八百余年历史的古井承载着百年来温汤祖辈积极生活的共同记忆,是温汤镇的文化核心与精神象征,也是本地人描述的集体生活场景中最常出现的文化符号。发展旅游之后,温泉资源逐渐从文化象征转变成为本地人的重要经济资源。温汤镇旧镇改造拆迁过程中,很多本地居民都得到了回迁的门面房,利用门面房和回迁房经营民宿、沐足店等生意成为当地人重要的生计来源,温泉水是经营这些业态必不可少的。

“以前没觉得水有什么特别的,就是用来洗衣做饭,浇地啊,现在就是自己开个民宿开个店,不用到外面去工作。”(C2,20190815)。

伴随着旅游的发展,本地居民对于温汤镇的形象也发生了认知上的改变。原先的温汤镇处于江西省宜春市郊区,经济发展滞后。在明月山风景名胜区和明月山世界温泉名镇的建设过程中,村镇面貌发生剧烈变化,原先的破旧村社被逐步拆迁,改造后的温汤旅游小镇成为明月山温泉风景区的核心旅游接待场所。从破败的乡村到游客如织的旅游胜地,本地居民对于温汤镇作为旅游小镇的新形象十分认同。因为大部分本地居民或多或少都因为获得了拆迁所得的回迁房和门面房而参与到了温汤镇的旅游发展,旅游业取代农业成为他们新的谋生手段。

4.2 新温汤人主导的地方意义再生产

“新温汤人”是长期生活在温汤镇的旅游移民群体在当地的代称。“新温汤人”身份的构建与他们对于温汤镇的地方意义的理解是相辅相成的,“新温汤人体现出旅游移民对于温汤镇的强烈的地方认同感。

首先,“新温汤人”非常看重温汤镇的生态环境,大多数旅游移民来自大城市,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与嘈杂的城市环境使得他们对于温汤镇“山清水秀、空气好、清静、舒服、慢生活”的氛围特别重视。富硒温泉被旅游移民认为是温汤镇最独特之处。温汤镇被世界温泉与气候养生联合会授予“世界温泉健康名镇”的称号,更加加深了旅游移民对于当地温泉的珍稀性的期望。山清水秀的环境与珍稀的温泉资源构成了“新温汤人”理解的温汤镇的物质基础。

其次,温汤镇是承载着“新温汤人”的集体认同和理想归属的想象空间,“新温汤人”认为温汤镇应该成为一个具有市民精神的地方。旅游移民建构了一个与现实相联系又超越了现实的“新温汤”。一方面,“新温汤人”认为移民应当摒弃“来自大城市、有钱有地位”的“优越感、强势”,与本地人友好交往、平等相处。另一方面,“新温汤人”还通过参与志愿者活动,主动帮助本地村民从农民变成“居民”再转变为“温汤新市民”。“新温汤人”鼓励退休移民帮助本地人实现生活品质的提升和摒除某些陋习。

“有些人可能就认为外来的人比较有优越感,但新温汤人我觉得应该融入当地的生活,再一个呢就是外地人和外地人之间要相互包容,人与人之间相处要注重和当地人交朋友,因为我来到这里我好多的那些朋友就是有很多当地的人。”(B3,20200209)

与此同时,“新温汤人”对于温汤镇的旅游发展有着不同于本地人的克制。他们认为过度商业化的旅游发展提高了当地的物价,增加了他们在当地生活的成本,带来了诸如环境破坏、噪音等一系列问题,不符合他们对于温汤镇的想象。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新温汤人”经常提到对于温泉资源开发的看法,他们认为政府不应该进一步扩大宣传,让更多的游客涌入,认为这是不可持续的。

“新温汤人”基于自身的体验、想象和知识,对于温汤镇产生了截然不同与游客和老温汤人的地方理解,这种地方意义的再生产结合“新温汤人”自身在经济地位、社会资本等方面的优势,成为推动地方塑造的重要力量。

5 地方塑造中的矛盾与协商

厘清旅游移民与地方政府、本地居民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与协商机制是理解明月山温汤镇地方塑造的关键。地方塑造是多元主体的矛盾和博弈推动发展的过程。参与地方塑造的不同主体对地方意义的理解不同,各有其利益诉求和行动逻辑,所采取的行为方式也不相同,难免存在冲突与矛盾。对温汤镇而言,旅游移民凭借自身的经济地位、社会资源和“新温汤人”的身份认同,成为主导温汤镇地方塑造的重要力量。

5.1 多元主体在地方发展中的矛盾

温泉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旅游移民与当地政府产生矛盾的焦点。温汤镇有两口八百余年历史的温泉古井,自古以来人们可以自由取水。随着度假区和旅游地产项目的建成,温泉水的使用量逐年攀升,2017年明月山温泉管委会水业电业开发公司以温泉水井水位下降为由,安装闸机,限时开放古井取水口。与此同时水业电业开发公司在古井周边安装10台自助购水机,按每桶1元的价格销售温泉水。此举引发旅游移民的强烈不满。

“这个井是我们的名片对吧?这张名片一定要打好,你本来一开始中央台给你打的广告就是免费泡脚,这个井一定要开着。如果这边经常关门,你为了(供应)别的地方的水,或者为了那个一块钱一桶的那个销售而去关门的话,你这个负面影响很难消除,迅速地会传播。”(B25,20200202)

温泉资源是吸引外部投资的重要筹码,而公共的温泉水井只是作为吸引游客的文化景观存在,当旅游发展已经到达一定规模,当地政府更倾向于将有限的温泉资源留给进驻的旅游投资企业。但是,不断扩大的城镇建设规模和日益增多的游客显然不是旅游移民希望看到的。2018年起,旅游移民频频造访温汤镇政府,要求重新开放温泉古井。2018年底,管委会做出让步,温泉水井重新开放。旅游移民通过与政府的博弈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也将移民群体对于地方治理的理念融入于地方实践之中。

本地居民在家乡的巨大变迁中也存在与旅游移民的空间争夺。2013年至2016年,温汤镇进行了大规模拆迁与重建,原先居住在温泉水井附近的本地居民被集中安置到安置小区,原先社区居民围井而居的生活被改变,整个城镇的面貌转变为服务外地游客的商业空间。以温汤河为界,东岸商品房小区聚集且临近古井公园、玉盘广场等公共休闲空间,旅游移民大多在东岸活动;西岸以村民安置房、民宿等居住空间为主,农家院落、沿河绿道成为本地人的主要休闲场所(见图 1)。除了休闲空间的分隔,旅游移民活跃于重建后的温汤镇的各种公共场所,通过开展志愿者公益服务和文娱活动将各种城市元素注入温汤镇。

“这个长廊,现在都是外地人在这泡,以前是我们村的一个公共澡堂,我们都到这来泡,后来拆了建了这个,我们很少来了,有时候来了坐一会儿也不泡脚,我们自己家里都有接温泉水的。”(C1,20190812)

5.2 旅游移民主导的地方协商

新温汤人党支部和明月山志愿者学院是当地围绕新温汤人成立的两个组织,前者与当地党委之间有隶属关系,是正式的政治组织,后者则是新温汤人自发组织起来的社会组织。这两个组织成为协调和解决旅游移民与当地政府、本地居民间矛盾冲突的重要桥梁(图 2)。

图 2 多元主体的矛盾与协商 Fig.2 Contradiction and Negoti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5.2.1 “新温汤人党支部”的正式协商机制

2019年5月,退休移民中的党员组建“新温汤人党支部”。党支部的书记由宜春(非温汤镇)退休干部担任,书记退休前在宜春政府机关工作的经历方便其与当地政府无缝对接,但是他又不同于温汤镇的当地人,这种混杂性的身份使其能够很好的将自己归为“新温汤人”,与旅游移民群体打成一片。新温汤人党支部负责向温汤政府传递其生活诉求和对地方发展的建议,充当着温汤政府与旅游移民的沟通桥梁。

党支部成立以来协调解决了很多与旅游移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当地矛盾。旅游移民需要党支部解决的问题主要是经济纠纷与日常矛盾。相当大一部分旅游移民有在温汤镇投资房地产项目,这种投资行为本身也是其获得地方归宿感和地方依恋感的重要方式,但是因为不熟悉当地项目背景和投资商情况,出现部分投资失败的案例,通过新温汤人党支部寻求政府的帮助,是旅游移民解决经济纠纷的重要手段。

“2019年8月5日代浙江养老者报案华泰融资案件。2020年6月1日协调上海人之间的房屋租赁矛盾。2020年6月11日支部针对物业问题召开专题会议。2020年7月4日协调爱情广场噪音投诉。”(来源:《2019—2020年新温汤人党支部大事记》)

日常生活的矛盾也是长期旅居温汤的旅游移民较为常见的情况,比如广场舞的噪音和活动休闲空间地盘的划分,都极易造成不同群体间的纠纷,新温汤人党支部作为官方组织,在解决此类问题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新温汤人面对的日常生活矛盾实际上凸显了新温汤人对于温汤镇政府治理理念的期望。

“就现在政府对经济社会管理和服务而言,仍采用与农村居委会一致的管理模式,缺乏用现代科学手段管理城镇的方略和团队,尚未建立管理和服务于全体新老温汤人的意识和理念。建议:区或镇建立街道办事处,街道办负责建立健全全部居住小区的党支部、居委会;居委会负责组建小区业主委员会;街道牵头制定相关管理与服务标准。”(来源:《关于“正视温汤镇区经济社会矛盾,切实解决新老温汤人的民生问题”的建议》温新字[2020]第07号)

温汤镇虽然具备了城市的景观和面貌,但是地方政府的治理观念,不一定能够跟得上城镇化的突飞猛进。新温汤人党支部表面上处理的是旅游移民的生活矛盾,实际上是在协商地方治理的方式。新温汤人党支部成为新温汤人从官方渠道推动、协商地方治理模式改革的有效工具。

5.2.2 志愿者学院的非正式协商机制

2019年3月,旅游移民中创建了明月山(社区)志愿者学院,旨在为外来人口搭建一个社交平台,丰富其在温汤的业余生活。通过组织开展各色文艺娱乐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该学院创办不久就迅速吸纳了近七百名成员,其成员以旅游移民为主,也包括了部分本地居民。志愿者学院是旅游移民构建新的地方文化,创建地方归宿感和集体身份认同的重要场域。在这一场域内,移民丰富的日常生活安排都变成了塑造地方文化的手段。

志愿者学院在温汤镇组织的时装走秀、舞蹈等代表着城市的生活品质,丰富多彩的活动对于当地居民而言是时尚和流行的代名词,很容易吸引到当地居民的参与。一旦当地居民愿意加入旅游移民发起的各项日常的活动,则为其从行为到观念上认同旅游移民创建了条件。志愿者学院所组织的活动并不是以解决问题和矛盾为导向的,但随着本地人越来越多地融入这一团体,所起到的新老温汤人交融的效果却在一定程度上为问题和矛盾的协商提供便利。

“在端午节这种时候,我们组织新老温汤人都会一起在祠堂包粽子开晚会啊,大家一起说说笑笑。有的时候可能会讲到一些负面的问题,但是在这种氛围比较轻松的时候也是有助于大家相互理解的。”(A3,20190802)

此外,学院还定期组织志愿者服务队,这一类活动的重要特点就是面向社会公益事务,志愿服务对象面向整个温汤镇的全体居民,其目的也是在于推动温汤的更好发展。志愿者活动得到了本地人的认同,移民和本地人的一些矛盾也在开展志愿者活动中得到解决。比如之前当地居民会使用自家的水桶从公共水井处取水,或者在温泉水井附近洗衣等习惯,在志愿者队伍长期家访和将心比心的说服教育下逐渐消失。志愿者服务队不同于政府的正式工作渠道,他们对于当地文化的介入更加直接与细微。

6 结论与讨论

在中国社会流动性的背景下,旅游移民以全新的方式参与到旅游目的地的地方塑造中。本研究发现,旅游移民将来自城市的经验代入到对旅游目的地的资源开发、社区治理和乡村建设中,完成了对旅游目的地的地方意义再生产。旅游移民之所以能够主导旅游目的地的地方塑造,是因为他们通过长期旅居的生活完成了在地化的转变。在本案例中,没有长期旅居温汤镇产生的对于地方的依恋感,就不会有大量旅游移民真金白银的投入当地房地产市场。没有经济上的投入,旅游移民就不会有主人翁意识的长远考虑和身体力行的行动。正是情感的依恋、经济的投入和主人翁意识的树立,造就了“新温汤人”这一共同的地方身份。虽然当地政府、投资商和当地居民在地方塑造过程中的作用依然不可忽视,但是旅游移民对温汤镇的地方塑造占据主导地位。当地政府打造世界温泉健康名镇的主要目标就是吸引更多的旅游移民长期旅居;外地投资商纷纷投资房地产和旅游项目,也是看中常年旅居于当地的庞大的旅游移民群体;当地居民则在旅游移民的志愿者服务中成为被不断吸纳、帮扶和教育的对象。因此,离开了旅游移民的影响,温汤镇的地方塑造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景象。

旅游移民对于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具有多面性。很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旅游移民推动的旅游发展会给目的地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主客矛盾、本地社区边缘化等乡村绅士化的问题[8]。虽然温汤镇的案例也存在乡村绅士化的景观改造过程,但是旅游移民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更多是正面的。比如,旅游移民具有明显的“反旅游”的特征,他们不认同政府持续加大营销力度,招揽更多游客涌入温汤镇的作法。他们认为温汤镇的温泉资源是有限的,难以接待日益增长的旅游者。他们认为目前温汤镇的城镇化规模已经达到极限,不应该继续扩张,这样会影响温汤镇的宜居环境。虽然因为旅游移民群体旅居导致的物价抬升、温泉资源的商品化等问题依然存在,但是旅游移民以“新温汤人”的身份时时处处运用自身的能动性在不断化解这些问题,致力于地方的更可持续的发展。

随着中国未来社会流动性的进一步增强,旅游移民将会以日益广泛的模式参与到中国内地乃至海外的众多旅游目的地的地方塑造之中,尤其是对那些原先旅游基础较弱、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旅游移民将成为驱动地方塑造的重要力量。旅游移民在不同的地方融入地方的方式、程度和机制都会不一样。借由地方性的理论,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加深入和细致的针对不同来源地的旅游移民对不同区域的目的地的地方塑造过程展开。

参考文献
[1]
Urry J. Consuming Places[M]. London: Routledge, 2002: 2.
[2]
钱俊希. 地方性研究的理论视角及其对旅游研究的启示[J]. 旅游学刊, 2013, 28(3): 5-7. [Qian Junxi.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locality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tourism research[J]. Tourism Tribune, 2013, 28(3): 5-7.]
[3]
Crang M. Tourist: Moving places, becoming tourist, becoming ethnographer[C]//Cresswell T, Merriman P, eds. Geographies of Mobilities: Practices, Spaces, Subjects. Farnham: Ashgate, 2011: 205-224.
[4]
Lew A A. Tourism planning and place making: Place-making or placemaking?[J]. Tourism Geographies, 2017, 19(3): 448-466. DOI:10.1080/14616688.2017.1282007
[5]
陈品宇, 孔翔, 袁超, 等. 日游黄山, 夜泊黎阳: 黄山市黎阳in巷旅游街区的地方营造研究[J]. 人文地理, 2020, 35(6): 140-148. [Chen Pinyu, Kong Xiang, Yuan Chao, et al. Touring Huangshan during the day, staying in Liyang at night: The placemaking of tourist block in Liyang in lane, Huangshan[J]. Human Geography, 2020, 35(6): 140-148.]
[6]
周尚意. 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眼中的"地方"[J]. 旅游学刊, 2013, 28(4): 6-7. [Zhou Shangyi. "Place" in the eyes of humanist geographers[J]. Tourism Tribune, 2013, 28(4): 6-7.]
[7]
李艳凝, 徐红罡. 游客还是居民: 旅居拉萨和尼泊尔的自主经营者[J]. 旅游论坛, 2009, 2(2): 182-187. [Li Yanning, Xu Honggang. From tourists to lifestyle entrepreneur: Chinese tourists in Lhasa and Nepal[J]. Tourism Forum, 2009, 2(2): 182-187.]
[8]
谭华云, 许春晓. 舒适移民型乡村绅士化空间格局及其形成机制——以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为例[J]. 旅游学刊, 2021, 36(2): 40-53. [Tan Huayun, Xu Chunxiao.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amenity migration-based rural gentrification: A case study of Panyang River Basin of Bama in Guangxi[J]. Tourism Tribune, 2021, 36(2): 40-53.]
[9]
Chen J. Displacement, emplacement and the lifestyles of Chinese 'snowbirds' and local residents in tropical Sanya[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20, 21(5): 629-650.
[10]
Gosnell H, Abrams J. Amenity migration: Diverse conceptualization of drivers, socioeconomic dimensions, and emerging challenges[J]. GeoJournal, 2011, 76(4): 303-322. DOI:10.1007/s10708-009-9295-4
[11]
Pavelka J, Draper D. Leisure negotiation within amenity migratio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5, 50: 128-142. DOI:10.1016/j.annals.2014.11.013
[12]
Hultman J, Hall C M. Tourism place-making: Governance of locality in Swede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2, 39(2): 547-570. DOI:10.1016/j.annals.2011.07.001
[13]
黎慧, 苏勤. 国内外旅游移民研究比较与展望[J].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012, 24(6): 16-21, 34. [Li Hui, Su Qin. Contrasts and research prospect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bout tourism migration[J]. Yunnan Geographic Environment Research, 2012, 24(6): 16-21, 34.]
[14]
杨钊, 陆林. 国外旅游移民研究综述[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5, 21(4): 84-89. [Yang Zhao, Lu Lin. Summariz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about tourism migration[J].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05, 21(4): 84-89.]
[15]
Xu H G, Wu Y F. Lifestyle mobility in China: Context, perspective and prospects[J]. Mobilities, 2016, 11(4): 509-520. DOI:10.1080/17450101.2016.1221027
[16]
Sánchez R. Leisure-tourism and amenity migration: Transformations observed in the semiarid mountain region of Northern Chile[J]. 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 2018, 17(2): 150-165.
[17]
马少吟, 徐红罡. 从消费到生产: 大理古城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的生存特征[J]. 旅游学刊, 2016, 31(5): 81-88. [Ma Shaoyin, Xu Honggang. From consumption to production: Understanding thetourism lifestyle entrepreneur in Dali[J]. Tourism Tribune, 2016, 31(5): 81-88.]
[18]
Božić S. The achievement and potential of international retirement migration research: The need for disciplinary exchange[J].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06, 32(8): 1415-1427.
[19]
Keller C P. Tourism, mobility and second homes: Between elite landscape and common ground[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05, 11(4): 334-335.
[20]
Sullivan D A, Stevens S A. Snowbirds seasonal migrants to the sunbelt[J]. Research on Aging, 1982, 4(2): 159-177.
[21]
袁超, 陈志钢. 不同类型旅游移民的地方认同建构研究——以丽江古城为例[J]. 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 2017, 44(2): 235-242.
[22]
白凯, 王晓娜. 社会氛围对旅游劳工移民地方融入的影响研究——以丽江古城为例[J]. 人文地理, 2018, 33(5): 133-142. [Bai Kai, Wang Xiaona. A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limate on tourism labor migrants place integration: A case study on the old town of Lijiang[J]. Human Geography, 2018, 33(5): 133-142.]
[23]
胡宪洋, 白凯, 花菲菲, 等. 西安曲江新区移民群体的地方意义建构与检验[J]. 地理学报, 2020, 75(8): 1773-1789. [Hu Xianyang, Bai Kai, Hua Feifei, et al. The construction and examination of migrants' place meaning in Xi'an Qujiang New District[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75(8): 1773-1789.]
[24]
Sofield T, Guia J, Specht J. Organic "folkloric" community driven place-making and tourism[J]. Tourism Management, 2017, 61: 1-22.
[25]
孙九霞, 王学基. 旅游目的地居民本土休闲文化与地方实践——以云南丽江为例[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1(3): 65-72. [Sun Jiuxia, Wang Xueji. Local leisure culture and local practice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A case study of Lijiang county[J].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 41(3): 65-72.]
[26]
尹铎, 高权, 卢薇, 等. 超越人类的地理学视角下丽江古城旅游地的营建与消费[J]. 旅游学刊, 2021, 36(4): 96-105. [Yin Duo, Gao Quan, Lu Wei, et al. Place constr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Lijiang ancient tow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J]. Tourism Tribune, 2021, 36(4): 96-105.]
[27]
Hultman J. Through the protocol: Culture, magic and GIS in the creation of regional attractiveness[J]. Tourism Geographies, 2007, 9(3): 318-336.
[28]
Quinn B. Problematising 'festival tourism': Arts festival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Ireland[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6, 14(3): 288-306.
[29]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277-288, 403-405. [Chen Xiangm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Social Science[M]. Beijing: Education Science Press, 2000: 277-288, 403-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