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的快速推进,一度被描述为传统的、现代性避难场所的乡村,其空间结构、经济功能和社会文化形态正在经历巨大的变迁。尤其是在旅游介入下,乡村经历着凤凰涅槃式的重生,乡村旅游也日益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1],旅游型乡村的建设亦是乡村发展的重要思路[2]。如今,旅游业发展对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作用尤为突出,而乡村旅游更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形式之一[3]。同时,乡村旅游是多元文化不断交织的过程,文化特征是乡村旅游的基本属性[4]。文化多样性已成为旅游发展的主要吸引力,也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资产[5]。乡村旅游越来越依托于地方文化和特色,并成为乡村发展的一种重要推动力,调整和改变着乡村的社会网络结构、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对乡村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和文化变迁等产生重要影响。
在文化间性世界[6],旅游是地方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跨文化、跨地方的文化间互动[7]。乡村地方文化愈来愈成为吸引外来游客体验异质性空间的核心力量,而此间乡村地方文化与外来文化间不断交织与互动。加之乡村旅游是连接地方发展和乡村社会空间优化的纽带与桥梁,为乡村经济的复苏与振兴提供了新的内生动力。因而,因地制宜地发展乡村旅游能够为广大农村地区带来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伴随乡村旅游的深入发展,在尊重地方文化的基础上,在与外来文化的交织中,以文化的自觉、自信、自强为代表的传统力量在乡村社会文化空间生产中得以彰显[8]。近年来,乡村旅游呈现多样化的发展形式,其对乡村发展的影响亦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态势。游客、旅游利益相关者等日益成为乡村空间生产的主体,然而,主体的多元化、主体生产目标和行动的错位,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导致旅游影响下的乡村空间生产过程矛盾愈发复杂[9]。受乡土文化的吸引,越来越多的外来游客参与到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中,各种类型的旅游村落开始涌现,导致乡村空间愈发复杂、多元文化不断交织。
因此,本文探究多元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的空间效应,分析乡村旅游作用下乡村空间重构的过程与逻辑,深化理解乡村旅游与多元文化的内在关联。研究不仅是对乡村重构理论体系的一种丰富与补充,也对乡村旅游优化发展、新型城乡互动关系建立以及乡村的物质—文化重构具有实践意义,将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促进乡村地区差异化发展和保护乡村特质文化本底等提供新思路。
2 文献综述 2.1 多元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旅游活动是一种具有社会文化属性的日常生活方式,也是多元文化交流的普遍现象[10, 11]。随着旅游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差异与碰撞日益成为解释旅游消费者行为的重要维度[12]。多元文化比较也成为旅游研究的共性思维,以文化比较的视角分析旅游者行为和感知的研究也在学术界兴起[13],跨国家、地域文化旅游者的消费行为和特征成为旅游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14, 15],乡村旅游研究不可忽视社会文化的发展[16]。
乡村旅游的基本属性包含文化特征。旅游本身不仅是地理空间变化的体验,更强调在不同社会群体间交流中、在对地方景观体验中对异质文化的感悟[17]。乡村旅游也是一种表现为跨地域文化的交流行为,在乡村旅游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间文化背景、地方文化差异往往导致文化边界的产生。边界不仅仅是固定的线条,而是被视为权力运作的过程、实践、话语、符号、制度或网络[18]。边界具有双重内涵,既指要克服的障碍,也是实践和意义的促成因素[19]。从边界突破障碍的意义上说,边界是指乡村旅游中,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催生的“我者”与“他者”的差异[20],克服边界阻隔使得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成为可能。边界作为具有开放意义的概念,也意味着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通过旅游过程中的交流和互动,实现社会关系的重构及新文化意义的产生[21]。后现代语境中的旅游亦强调发现旅游中的多种可能性,积极建立人与旅游目的地地方的关系,打破“我者”与“他者”的对立,从而建立对话的可能[21, 22]。当下旅游的跨界并非单指不同地方旅游者的移动,其强调的是一种文化空间上的跨越,是不同文化间的对话[23]。
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许多村落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熟人社会聚落演变成为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旅游服务型社区[24]。其间,旅游型村落内部,旅游文化尤其是外来文化与乡村地方文化之间的“边界”,包括文化之间、社会关系之间以及文化景观之间的边界及其演变机制却鲜有学者研究[25]。从多元文化视角出发,探究乡村旅游发展中外来社会文化与地方文化间边界的构建、消融机制及其影响,对乡村旅游发展甚至乡村旅游空间构建具有关键意义。
2.2 乡村旅游与乡村空间重构乡村旅游的发展被认为是重新激活地域资源、实现资源重构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26, 27]。大多数乡村的旅游休闲活动已由景观或地方文化中相对被动和微不足道的外来扰动转变为更富进取意义的、影响社会、经济、环境甚至政治变迁的重要元素[28]。在旅游消费市场转型的背景下,愈来愈多的乡村社区依托稀缺的自然和社会文化资源发展成为城市居民度假休闲的旅游目的地,在行动者网络的作用下实现乡村空间重构[29]。因此,当下的乡村转型和重构可以放置在旅游语境下思考,以旅游带动乡村发展,实现旅游与乡村的有机融合[30]。
乡村旅游能够从多方面推动乡村地区经济发展,重构乡村经济结构。旅游发展改变了乡村生产模式和产业结构,催生了乡村生态经济意识与生态经济发展模式[31],实现了农村产业非农化[32]。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经营者通过改造现代企业模式以及加强土地流转,实现乡村旅游向模式化发展[33]。农业产业和乡村旅游逐渐融合,在产业链上相互延伸整合,形成新的产品和业态,实现产业价值增值[34]。同时,乡村旅游发展亦是一种旅游扶贫的方式,政府主导下的乡村旅游发展能够提高贫困人口的参与能力和收入水平[35]。特别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从地方文化出发的旅游品牌打造,已经成为实现乡村脱贫致富的重要方式之一[36]。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联动产业能够增加居民收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带动乡村居民就业[37]。
社会空间重构是乡村转型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24],亦是旅游作用下乡村重构的重要方面。乡村旅游在介入乡村发展过程中,乡村社会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关系网络以及乡村社会文化等均发生变化,并在发展过程中或者人为干预下进行社会再组织和重构。旅游发展下的乡村空间不再是单一的空间[38],乡村越来越多地以关系的形式重塑成一个多行动者和多方面的空间[39],乡村重构即是新的网络关系与网络空间的再建构,是乡村空间形态、产业结构和社会组织发生重组优化的过程[40]。旅游兴起和发展导致的社会关系变化日渐成为重构社会空间的重要力量,旅游地内外关系、内部关系和交互关系发生转变,社会关系变化引起了传统社会空间的重构[41]。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案例地研究案例地北沟村位于北京市怀柔区旅游重镇渤海镇(图 1),距怀柔城区18 km,全村112户共273人。北沟村的旅游发展资源依托于国家4A级景区慕田峪长城、箭扣长城和3A级景区响水湖。2011年被评为北京最美乡村,2019年入选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目前,村内主要包括三卅民宿、瓦厂酒店等乡村民宿、农家乐等。从2005年起,村集体原有瓦厂承包给外资企业改造为乡村遗产酒店,此后陆续将村内闲置或废弃住宅对外出租,增加村庄整体收入,高峰时期有15户外籍人士在村内租住。村内酒店和民宿的每处设计都包含着不同文化的交融实现,这些不仅是中式文化体系及西式文化体系相遇、碰撞而形成的产物,更是外籍经营者依托乡村旅游实践活动重构乡村的体现,对乡村旅游发展和社会空间重构起着关键作用。
笔者自2018年以来,对北沟村开展了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和追踪研究工作。2018年3月—2020年1月,采用参与式观察法、深度访谈法等方法深入了解北沟村的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及其空间重构过程。在田野调查中主要通过两个过程采集案例地乡村在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事件资料:第一,笔者通过北沟村调研生活以及与本地村民的长时间接触,了解北沟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事件、北沟村旅游开发的主要参与主体、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以及旅游开发对本地村民和乡村空间重构的影响等,以此厘清北沟村旅游开发的模式和路径,明确不同主体对北沟村旅游发展的感知、响应和行动。第二,在长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北沟村旅游开发发挥重要作用主体的关键人物进行访谈。访谈对象为笔者在田野调查中了解到的、认为能为研究提供丰富信息的相关人员,包括瓦厂酒店的设计者与员工、农家乐经营者和村委会成员等共13人(表 1)。根据实地研究进展,笔者对部分人员进行了多次的回访作为补充,以使得访谈信息达到饱和。
在数据分析方面,笔者对田野调查记录、访谈内容以及搜集的二手资料进行文本分析,主要围绕北沟村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不同主体如何参与到旅游开发之中,旅游开发对北沟村乡村空间产生何种影响等问题线索梳理和整合零散的文本信息。同时,笔者通过对不同受访者提供的信息、实地观察以及二手资料的相互验证,以期详尽而全面地呈现北沟村乡村旅游发展及其空间重构过程的全貌。
4 研究结果 4.1 多元文化视角下北沟村旅游发展与创新 4.1.1 基于本土文化的乡村发展20世纪80年代之前,北沟村以果树种植业为主,主要的种类是苹果和梨。20世纪80年代,因途经北沟村的水渠出现了断流现象,北沟村没有足够的水源灌溉果树,造成了苹果、梨产量大幅下降,村民们开始转向栽培板栗树。20世纪90年代,在城乡改革广泛开展的背景下,乡村工业化模式对提高乡村地域的经济活力和居民收入曾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乡村地区用低成本工业化的办法难以解决乡村问题,同时也难以与城市现代工业化的技术、管理和市场相竞争。北沟村先后创办的绳厂、地毯厂、砖瓦厂、琉璃瓦厂在市场竞争压力下面临衰败的境况,以乡村工业模式主导的乡村转型路径难以为继。乡村企业市场竞争压力和极为有限的乡村发展“内生”力量,无法阻止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和乡村景观的持续衰败。2004年以前的北沟村成为了渤海镇贫困村,缺乏发展的有效路径与持续动力,并呈现建设主体缺失、土地废弃与空置、环境污染与破坏等“乡村病”。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北沟村未发掘自身背靠长城景区的地理优势与本土文化特点,导致乡村发展停滞甚至是倒退,村庄亟需走向新的发展道路,以改变乡村继续衰败的趋势。2003年,在外经商的村民W(C12)回到北沟村过年,村内破败的房屋、脏乱的环境让他萌生返乡加入乡村建设的想法,随后回村竞选村党支部书记。其在外当兵和企业工作的个人经历不仅提高自身的经济地位和个人能力,同时也扩展了个人视野,为之后乡村发展和治理工作打下基础,成为引领北沟村乡村旅游发展及转型的关键行动者。乡村精英的返乡建设,将村庄以外的见识、先进理念和文化带回到了乡村,使得现代文明带动了村庄固有的落后意识,也成为了北沟村打破原有乡村发展路径依赖的核心因素。W首先意识到北沟村拥有长城文化资源,乡村的发展应对围绕长城资源开发与文化宣传。“我们背后就是长城,捧着老祖宗留下的金饭碗,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利用好、发展好?”(C12)。与此同时,紧邻北沟村的慕田峪村正是得益于慕田峪长城景区的开发建设,成为了让周围乡村羡慕的“富裕村”。
北沟村同样也邻近慕田峪长城,地理位置优越,基于长城文化名片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天然优势。除了发展板栗种植、采摘等传统产业外,作为乡村政治精英的村支书W不仅带领村民逐步推进旅游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重视对乡村产业的培育、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弘扬现代观念和推动社会合作。乡村本土文化和资源是实现乡村发展的本底条件,对本土文化的挖掘也成为乡村精英实现乡村发展转型的重要支点,随后依靠长城文化名片和地方特色民宿的乡村旅游逐渐成为北沟村发展的新动力。
4.1.2 多元文化融合的旅游创新21世纪初,随着入境旅游的迅速发展,国内旅游发展也呈现欣欣向荣之势,景区大跨度长线旅游和城市圈旅游成为旅游业两种重要的模式,与此同时城市居民成为环城市游憩带观光、休闲旅游的主体。北京市交通网络建设不断完善,汽车保有量不断增多导致自驾游兴起,也推动了北京郊区旅游的发展。在此阶段,国家也在统筹城市和乡村发展一体化,希望通过新农村建设推动城乡要素流动、增强城乡互动。正是基于这样的外部大环境,北沟村在2005年前后完成了乡村环境整治,物质环境的提升,也吸引外来资本进入乡村投资。
2006年,已经在慕田峪村安家,并且拥有较高人气小园餐厅的老板S夫妇,“在附近村庄转悠”(A01)时看中了北沟村在村口的六间无人居住的衰败老房子,这也成为了“国际村民”和北沟村最初的要素连结。在普通村民看来,破旧房屋似乎并不具有没有任何价值,但却成为外来投资者眼中“最具有中国北方乡村典型象征”(A01)的文化景观符号。随后,S夫妇将其设计、改造成对外经营的小面馆——小庐面,与其在慕田峪村经营的小园餐厅形成了经营上的互补。小庐面逐渐聚集了人气,并成为北沟村第一个闲置民房“旅游化”利用的典型案例。“小庐面”的改造营业,也开启了S夫妇和北沟村合作的序幕,夫妻俩开始在北沟村找寻新的发展机会,并将具有国际视野的发展思路和理念与村支书交流。
2009年,S夫妇的想法得到了村支书的认可和支持,和北沟村的合作也因为村中一处已经废弃的砖瓦厂租赁更加深入。在北京郊区民俗接待如火如荼的时候,S利用自己建筑学专业优势和国外对工业遗产等改造示范,打造了一个不同于京郊普通的民俗接待,设计了具有乡村气息但接待设施完备的乡村遗产酒店,酒店的落成成为了北沟村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节点。此后,S夫妇将工作的重心从慕田峪村的小园餐厅转移到了北沟村的瓦厂酒店,原本破旧的瓦厂被改造成了洋溢着艺术气息的乡村酒店,不加任何修饰的红砖以及琉璃瓦也成为了北沟村代表性的乡村景观。对北沟村瓦厂进行改造的过程,既推动了瓦厂酒店作为乡村历史文化遗产的再现,是对本土文化和景观的继承与发扬,同时也引入了西方建筑的美学文化与设计艺术,进一步推动了乡村旅游的文化融合维度与吸引力。随后,新的外部资本被瓦厂酒店独特的文化景观吸引,将其收购,并在原有小庐面的位置彻底改建为一座坐落在乡村的“瓦美术馆”,将乡村文化与现代性文化相结合,使其成为展示北沟村地方文化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映射了多元文化融合的乡村景观创新[42]。
4.2 旅游介入下的北沟村空间重构 4.2.1 多元文化实践的乡村旅游空间转型北沟村凭借邻近慕田峪长城景区的地理优势,使之成为许多游客游览长城驻足的住宿目的地。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前往北沟村的游客主要是国际游客和北京市区居民等(A01)。长城游览、与城市迥异的人文风光和民俗活动成为北沟村吸引城市游客前往休闲度假的主要因素。从发展初始观光、农家乐经营阶段到吸引外籍投资者租赁废弃工厂或者闲置房屋进行改造,外来资本的不断注入推动了北沟村旅游发展。北沟村乡村精品酒店建设和民宿发展激活了地方本土资源,推动了乡村空间的重构和转型。北沟村旅游的发展和瓦厂酒店之间也相互增益,村容村貌的改善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和投资者前往。酒店经营不仅让村民就近实现了就业,也带动了全村旅游业的发展。无论是北沟村村民还是外来投资者,对旅游资源的认知和旅游产品的开发都随着旅游产业不断发展而深化,也吸引了新的客源。北沟村的发展与长城资源景观、慕田峪长城景区的关联效应越发紧密。
瓦厂酒店的成功打破了村民对乡村旅游景观的传统认知,被村民们忽视的本土建筑材料——红砖和琉璃瓦以及习以为常的长城景观成为了其成功的关键因素。受到启发想要经营民宿的村民,在翻新和新建自己房屋的时候,刻意模仿类似“瓦厂”风格的民宿,在房间内部采用一些琉璃瓦片作为装饰点缀或是用红砖进行房屋修建,为了将长城景观纳入民宿中,也向北开启大落地窗。“我之前在瓦厂(酒店)工作过,走到里面看装饰并不觉得好看,但是住他们家的客人都很喜欢,而且去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自己家装修的时候也就照着弄了。”(B05)去瓦厂酒店工作过的村民,不仅仅在房间改造上模仿,还将在酒店工作时学习到的先进工作经验和行业知识运用在自家民宿经营上,从根本上提升了接待能力,潜移默化地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S夫妇不断扩大瓦厂酒店的影响力,并且努力开拓“第二居所”模式,他们帮助其他投资者陆续以10年、20年不等的租期租来村民闲置房屋,由S设计和装修,维持与瓦厂酒店相同的建筑外观和装修风格,例如,红砖、琉璃瓦、大玻璃落地窗等现代景观,同时又根据每一栋房屋本身的特征辅以不加粉饰的木材,代表乡村景观的红色印花布料等软装来搭配,这些现代新建筑风格成为了北沟村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以S夫妇为主的投资经营者在北沟村进行的经营活动,是基于对本土文化理解及本地与外来文化融合认知的实践,对乡村环境、乡村社会关系、当地村民生活生产方式以及村落乡村土地利用类型等的转变具有显著影响。在乡村旅游经营方面,S夫妇所经营的“小庐面”和“瓦厂酒店”在北沟村乡村民宿风格、乡村景观治理、民宿经营管理等方面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示范效应。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城乡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空间分隔状态逐渐被打破,大城市周边的乡村产业结构和功能定位日益多元化。北沟村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在政策引导下,不断申报相关项目,提高乡村的知名度,属于“争取(项目)型”乡村,也积极为乡村发展争取资金来源。2009年,原怀柔区旅游局将北沟村定为“国际驿站”新业态,北沟村也在不断发展自己独特的乡村旅游环境,提升民俗旅游的品位和档次,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北京民俗和长城古迹风光与异国风情,旅游品质得到了极大提升。
4.2.2 多元文化融合及社会空间重构北沟村在长城文化、传统文化的宣传以及对自身文化的建设,吸引越来越多的外来资本到北沟进行投资。除了个别小规模投资,更关键的是开始吸引了大资本到乡村进行投资建设。除了北沟村可直观欣赏长城景观外,文化已成为吸引外来投资的重要维度。
“北沟村就是以长城背景做依托,而且是长城背景里面,北沟村算是比较优秀的一个村,这个村有很浓烈的这种传统文化。你看其他村就没有。北沟村他对这些孩子的教育,包括村民本身的教育,他都是在自己的村里面做的;(村民)他们还是很包容,所以说他长年累月接受了那种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教育,它能够包容这些东西。”(A04)
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以W为代表的政治精英重视把握旅游者、经营者及村民等各方利益主体的需求并协调好各主体的关系。W作为社会关系网络的连接者和外部网络资源的拓展者,鼓励村民学习S夫妇改建房屋特点的做法,将北沟村村民推到更大、更开放的社会网络中,使得村民对外的信任度提高,将更有利于乡村内外合作。例如,瓦厂酒店最大的特色是在酒店的房间内或者酒店院落内,可以直接观赏到长城景观。酒店改造之时,酒店初创者“开窗观长城”设计理念和改造与本地村民对房屋风水保持的想法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和冲突。“长城景观在村庄的北面,要让在酒店中能够非常清晰看到长城景观,就需要开北窗”。(A01)而北沟村是传统的北方乡村,村庄建设之初严格遵守坐北朝南的建制,房屋北面不开窗户。此外,村民一直以来对土地划界有所规范,遵循不同村民房屋之间保留半米距离,而瓦厂酒店的房屋设计也打破固守的传统和平衡。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外来经营者和村民对旅游资源和乡村景观的认识出现了极大的矛盾和冲突。因而,瓦厂酒店建设之初引起不少村民的不满,外来经营者与村民协商则是主要通过村支书W完成衔接,其成为文化界限消解的核心主体,使得服务于旅游景观的设计得以保留。随着游览慕田峪长城的游客人数逐渐增加,长城景区周边的住宿场所的景观观赏性需求增加,村民也开始吸纳和接受瓦厂酒店模式的文化观念,纷纷效仿“开北窗”的做法。
此外,以S为首的外来经营者与村民之间存在文化认同上的差异,使之在日常生活实践当中存在一些矛盾,而这种矛盾亦是不同地域文化不断冲突和交融的过程。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首先体现在空间实践层面。村民在乡村传统熟人社会中的“串门”习惯以及对瓦厂酒店的参观曾对瓦厂酒店的经营造成影响,进而导致两者间的矛盾。因此,瓦厂酒店严格限制非住店客人的参观,通过在酒店外墙张贴“非住店客人不得入内”的标识、村民需提前告知方能入内、村民可通过进入员工通道告知内部人员获得进入等方式调解冲突。外来者和村民间的文化冲突与调适影响和改变了村民日常生活实践,也进一步改变了乡村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
外籍经营者与本地村民之间的互动构建彼此间的社会关系网络,为乡村旅游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S夫妇利用北沟村闲置的集体土地和废弃的厂房等资源打造酒店,不仅为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也在无形中扩展了村民对旅游发展的认识、对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而国际游客的到来也为村民打开了看世界的窗户。
“我们花了很多心血培养员工,中西餐啊,像我们这的普通的服务员就是当地的人,然后我们当地的厨师。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骄傲的地方,不是中国每个小乡村都有这个机会,我们也感到很荣幸能够到这来,农民当地农民能够认可我们,允许我们继续生存下去,我觉得这是核心社会必须要有的最基本的。我们还挺努力的,大家关系挺好的。”(A01)
S夫妇在与村民的社会交往中逐步地融合北沟村的社会网络。“我们在每年重阳节会给村里60岁以上老人发红包”(A01),以遵守北沟村对长者尊敬爱护的传统习俗并促进瓦厂酒店与村民特别是村内长者地和谐往来。此外,瓦厂酒店还通过“购买村民手中的豆腐、蔬菜等新鲜食材扩充自身食材库”(A01),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提供货物的村民增加收入。再者,S擅长室内及房屋设计,其为北沟村村民及其他外来经营者在房屋修筑及室内装修方面提供一定的建议和帮助。外部主体利用其自身的社会交往关系,吸引许多外国游客前来休闲度假,进而扩大了乡村旅游的知名度。外籍经营者与本地村民的社会关系网络构建亦是乡村旅游发展重要的社会资本,而多元文化的交融与邂逅亦是乡村旅游体验中的关键环节,能够成为吸引外来游客进入的重要因素。
5 结论与讨论本文基于多元文化的背景,关注乡村旅游发展的演变历程、作用关系以及空间效应,旨在揭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对乡村空间建构作用。研究发现:
(1) 北沟村的乡村旅游受到回流精英基于本土文化及资源的带动,从农业为主的传统型生产逐步过渡到以旅游服务业为主导的乡村发展。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中外文化间的磨合与交融为乡村旅游产业、合作模式带来了创新,从而成为旅游发展的新支点,可见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赋予乡村空间更多的可能性与创造性。
(2) 地方文化与外来社会文化的融合与共通,促进了乡村旅游介入下乡村社会、经济和空间发展在主体、文化等元素作用下的重构。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基于外来行动者与地方行动者之间不同文化交流而再生产的空间是乡村社会重构、乡村经济发展和乡村空间生产的产物。乡村产业结构趋于多元化和商业化,村民兼业化现象逐步上升,空间组织朝着有序、融合的方向发展。在乡村旅游发展开端、外来文化介入之初,由于地方文化与外来文化各自来源于不同的文化体系,形成不同的空间秩序和空间体系,而随着主体间的协商及利益共享,逐渐实现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创新。
乡村旅游的发展能激发乡村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活力。旅游活动涉及主体多元且复杂,多元文化主体活动的研究,对解析地方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具有较好的理论新意。在“文化全球化”“乡村振兴”和“乡村文化自信”的背景下,研究乡村旅游介入下乡村空间重构的过程与效应,对探索乡村发展路径与乡村空间转型机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对乡村社会、经济及空间的研究不应仅限于分析的日常活动实践,而应更多地关注多元文化碰撞与协商,从过程性、长期性分析中探寻乡村重构的逻辑关系。本研究以外来行动者在乡村中开设的乡村遗产酒店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长期居住在乡村的外来行动者生产实践活动对乡村空间生产、多元文化的影响,相比旅游者所带来的影响更具意义。由此,多元文化交流背景下的乡村旅游空间建构如何影响乡村社会经济空间,有利于解析旅游型乡村发展与转型的内在逻辑。此外,从文化层面去解析乡村发展,对理解乡村文化振兴以及乡村重构的多维效应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1] |
陆林, 任以胜, 朱道才, 等. 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与展望[J]. 地理研究, 2019, 38(1): 102-118. [Lu Lin, Ren Yisheng, Zhu Daocai, et al. The research framework and prospec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ed by rural tourism[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1): 102-118.] |
[2] |
黄细嘉, 赵晓迪. 旅游型乡村建设要素与乡村振兴战略要义[J]. 旅游学刊, 2018, 33(7): 5-6. [Huang Xijia, Zhao Xiaodi. Discussion forum of China tourism developm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boosted by rural tourism[J]. Tourism Tribune, 2018, 33(7): 5-6.] |
[3] |
Bălan M, Burghelea C. Rural tourism and its implic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undata village[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5, 188: 276-281. DOI:10.1016/j.sbspro.2015.03.393 |
[4] |
张善峰. 乡村文化在乡村旅游规划中的表达[J]. 上海农业学报, 2008, 24(2): 127-130. [Zhang Shanfeng. The expression of rural culture in rural tourism planning[J]. Acta Agriculturae Shanghai, 2008, 24(2): 127-130.] |
[5] |
Chow C 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J]. Geography, 2005, 90(3): 294-303. DOI:10.1080/00167487.2005.12094142 |
[6] |
章锦河, 汤国荣, 胡欢, 等. 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地理学视角的文化间性研究[J]. 地理研究, 2018, 37(10): 137-149. [Zhang Jinhe, Tang Guorong, Hu Huan, et al. The intercultural study from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10): 137-149.] |
[7] |
林元城, 郑玉萍, 安宁. 旅游政治地理议题及分析框架[J]. 旅游学刊, 2021, 36(10): 140-150. [Lin Yuancheng, Zheng Yuping, An Ning. Topics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political geography of tourism[J]. Tourism Tribune, 2021, 36(10): 140-150.] |
[8] |
李涛, 王磊, 王钊, 等. 乡村旅游: 社区化与景区化发展的路径差异及机制——以浙江和山西的两个典型村落为例[J]. 旅游学刊, 2022, 37(3): 96-107. [Li Tao, Wang Lei, Wang Zhao, et al.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and mechanism of community-oriented rural tourism and scenic-oriented rural tourism: Case studies on the typical villages in Zhejiang and Shanxi[J]. Tourism Tribune, 2022, 37(3): 96-107.] |
[9] |
孙九霞, 苏静. 旅游影响下传统社区空间变迁的理论探讨——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反思[J]. 旅游学刊, 2014, 29(5): 78-86. [Sun Jiuxia, Su Jing. Traditional community space chang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A reflective study based on space production theory[J]. Tourism Tribune, 2014, 29(5): 78-86.] |
[10] |
汤国荣, 章锦河, 周珺, 等. 文化间性理论进展及其对旅游研究的启示[J]. 旅游学刊, 2018, 33(4): 13-23. [Tang Guorong, Zhang Jinghe, Zhou Jun, et al. The progress of intercultural theory and implications on tourism research[J]. Tourism Tribune, 2018, 33(4): 13-23.] |
[11] |
Jack G, Phipps A. Tourism and Intercultural Exhange: Why Tourism Matters[M]. Buffalo: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2005: 6.
|
[12] |
Cleveland M, José I R, Laroche M, et al. Identity, culture, dispositions and behavior: A cross-national examination of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change[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6, 69(3): 1090-1102. DOI:10.1016/j.jbusres.2015.08.025 |
[13] |
Sakakida Y, Cole S T, Card J A.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college students' travel preferences[J].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2004, 16(1): 35-41. |
[14] |
李德山, 韩春鲜, 杨玲. 丝绸之路外国旅游者旅游动机及旅游行为特征——基于跨文化比较的视角[J]. 旅游科学, 2010, 24(5): 40-48. [Li Deshan, Han Chunxian, Yang Ling. A study of motivations and behavioral traits of inbound tourists: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perspective[J]. Tourism Science, 2010, 24(5): 40-48.] |
[15] |
Yang X Y, Reeh T, Kreisel W.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promoting festival tourism: An examination of motives and perceptions of Chinese visitors attending the Oktoberfest in Munich (Germany)[J]. Journal of China Tourism Research, 2011, 7(4): 377-395. DOI:10.1080/19388160.2011.627009 |
[16] |
Lysgård K H. The 'actually existing' cultural policy and culture-led strategies of rural places and small town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 44: 1-11. |
[17] |
梁涛. 论广西跨文化旅游发展的符号化诉求——基于东盟游客感知的视角[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33(1): 109-113. [Liang Tao. On the Need of symbolization in the crosscult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Guangxi: A perspective of ASEAN tourists[J].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1, 33(1): 109-113.] |
[18] |
Johnson, Corey. Interventions on rethinking 'the border' in border studies[J]. Political Geography, 2011, 30(2): 61-69. |
[19] |
Qian J X, Tang X Q. Dilemma of modernity: Interrogating crossborder ethnic identities at China's southwest frontier[J]. Area, 2017, 49(1): 52-59. |
[20] |
唐雪琼, 杨茜好, 钱俊希. 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边界——研究综述与启示[J].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7): 969-978. [Tang Xueqiong, Yang Qianhao, Qian Junxi. Conceptualizing border from a social constructionist perspective: Current progress an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4, 33(7): 969-978.] |
[21] |
杨效忠, 彭敏. 边境旅游研究综述及展望[J]. 人文地理, 2012, 27(4): 19-24. [Yang Xiaozhong, Peng Min. A review and prospects of studies on border tourism[J]. Human Geography, 2012, 27(4): 19-24.] |
[22] |
马凌, 孙九霞, 朱竑. 流动、旅游与后现代——一个研究视角与一种精神转向[J]. 人文地理, 2017, 32(3): 152-157. [Ma Ling, Sun Jiuxia, Zhu Hong. Mobility, tourism and postmodernism: A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spirituality turn[J]. Human Geography, 2017, 32(3): 152-157.] |
[23] |
Snowball J D, Antrobus G G. Festival value in multicultural contexts: City festivals in south Africa[J]. Tourism Economics: The Business and Finance of Tourism and Recreation, 2021, 27(6): 1256-1275. |
[24] |
席建超, 王新歌, 孔钦钦, 等. 过去25年旅游村落社会空间的微尺度重构——河北野三坡苟各庄村案例实证[J]. 地理研究, 2014, 33(10): 1928-1941. [Xi Jianchao, Wang Xinge, Kong Qinqin, et al. Micro-scale soci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tourist village in the past 25 years: A case study of Gouge village in Yesanpo, Hebei provinc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10): 1928-1941.] |
[25] |
Cheng M. Sharing economy: A review and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16, 57: 60-70. |
[26] |
刘鲁, 孙佼佼, 王臻真. 新时代中国旅游发展战略——2018《旅游学刊》中国旅游研究年会会议综述[J]. 旅游学刊, 2018, 33(11): 149-153. [Liu Lu, Sun Jiaojiao, Wang Zhenzhen. China's Tourism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New Era[J]. Tourism Tribune, 2018, 33(11): 149-153.] |
[27] |
Salvatore R, Chiodo E, Fantini A. Tourism transition in peripheral rural areas: Theories, issues and strategie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8, 68: 41-51. |
[28] |
左晓斯, 刘小敏, 缪怀宇. 城乡移民与乡村重构[J]. 广东社会科学, 2011(6): 183-193. [Zuo Xiaosi, Liu Xiaomin, Liao Huaiyu. Urban to rural emigration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J].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dong, 2011(6): 183-193.] |
[29] |
杨忍, 徐茜, 周敬东, 等.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逢简村传统村落空间转型机制解析[J]. 地理科学, 2018, 38(11): 1817-1827. [Yang Ren, Xu Qian, Zhou Jingdong, et al. Mechanism of rural space transformation in Fengjian acient village of Shunde district, Foshan based on the actor network[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38(11): 1817-1827.] |
[30] |
Hui T, Jing G, Chen K Q. Space changes in the rural tourism area of Mufu town, Hubei province, China[J].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 2020, 11(6): 633-644. |
[31] |
Zhu J X, Yuan X M, Yuan X Z, et al. Evaluat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rural complex ecosystem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farming villages into tourism destinations: A diachronic emergy approach[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1, 86: 473-484. |
[32] |
Zhang Y, Fan Y, Dong L. Spatial evolution of tourism-oriented rural residential space: A case study of Xiaochuanfangyu village, Dongshuichang village and Maojiayu village in Jizhou district, Tianjin[J]. Journal of Landscape Research, 2019, 11(2): 28-40. |
[33] |
Wang L E, Cheng S K, Zhong L S, et al.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China: Principles, models and the future[J].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2013, 10(1): 116-129. |
[34] |
Tang R. The impact of integration policies on tourism industry convergenc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empirical test[J]. Letters in Spatial and Resource Sciences, 2021, 14(2): 141-167. |
[35] |
张遵东, 章立峰. 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以雷山县西江苗寨为例[J]. 贵州民族研究, 2011(6): 66-71. [Zhang Zundong, Zhang Lifeng. Effects of farmer's income by rural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in Guizhou national areas: Taking Xijiang Miao village in Leishan town as an example[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11(6): 66-71.] |
[36] |
Zhao L. Tourism, institutions,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21, 60(7): 1543-1565. |
[37] |
唐代剑, 黎彦. 乡村旅游对农民增收、就业实证研究[J]. 改革与战略, 2009, 25(12): 122-125. [Tang Daijian, Li Yan. An empirical study of rural tourism to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and employment[J]. Reformation & Strategy, 2009, 25(12): 122-125.] |
[38] |
Cloke P. Rural life-styles: Material opportunity, cultural experience, and how theory can undermine policy[J]. Economic Geography, 1996, 72: 433-449. |
[39] |
Heley J, Jones L. Relational rurals: Some thoughts on relating things and theory in rural studi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2, 28(3): 208-217. |
[40] |
龙花楼, 屠爽爽. 论乡村重构[J]. 地理学报, 2017, 72(4): 563-576.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 Rural restructuring: Theory, approach and research prospect[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4): 563-576.] |
[41] |
杨忍, 刘彦随, 龙花楼, 等. 中国乡村转型重构研究进展与展望——逻辑主线与内容框架[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8): 1019-1030. [Yang Ren, Liu Yansui, Long Hualou,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Paradigms and main content[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5, 34(8): 1019-1030.] |
[42] |
刘鲁. "再物质化"视角下的乡村地方品牌建构: 北京怀柔北沟村案例[J]. 地理研究, 2023, 42(3): 807-821. [Liu Lu. Construction of rural place br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materi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Beigou Village in Beijing[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3, 42(3): 807-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