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国乡村地域人地关系发生剧烈变化，经济社会获得快速发展。但受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影响，乡村发展还是受到了严重制约，明显落后于城镇，导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因此，在乡村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激发乡村的发展活力，推动城乡融合协调发展，是工业化后期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1, 2]}。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转型发展已成为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因此，开展乡村转型发展研究对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全面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从社会学视角看，乡村发展是乡村从落后状态向发达状态进步的过程^[3]，包括乡村经济、社会、生产方式及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进步，而乡村转型是乡村对已有发展方式的调整与革新^[4-8]。因此，乡村发展是乡村转型的基础，乡村转型是乡村发展的必由之路，二者相辅相成，但内涵不同。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国外出现乡村衰退现象，推进乡村转型发展的研究受到学界关注。Wilson认为乡村地域系统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前生产主义—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多功能农业”等4个阶段^[9]。其中对“多功能农业”深化研究形成的“多功能乡村理论”不仅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发达国家乡村的转型发展^[10]。在发展中国家，Sudaryanto学者通过对印度尼西亚三十年来农业与乡村转型的特征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推动乡村地域转型不仅需提高农业生产率，更要促进乡村非农就业^[11]。国内近年来对乡村转型发展研究日益关注。刘彦随、龙花楼等学者针对全国^[12]、“苏南—陕北”样带^[13]、山东省^[14]黄淮海地区^[15]和西南生态脆弱及贫困区^[16]等地，围绕乡村转型发展的空间格局和区域差异^[17]、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18]、类型划分和地域模式^{[19, 20]}、乡村转型调控路径^[21]等开展了大量研究；研究尺度由省、市、县域^[22-24]等宏、中观尺度逐渐向镇、村域^[25]微观尺度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研究认为，乡村转型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必须综合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科学评估区域乡村转型发展水平，揭示其发展特征与机制，进而探索乡村转型发展路径，推进乡村振兴发展，但已有研究多把乡村发展和乡村转型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进行分析。从研究方法上看，乡村发展水平一般是针对某一时点乡村经济社会开展评价，而乡村转型水平则侧重对某一发展阶段的动态变化进行测算。在实践中，乡村转型水平受区域实际发展状态与政策引导等因素影响较大，其与乡村发展水平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错位或不匹配^[26]，即特定乡村地域在某一阶段转型水平较高，但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或反之。因此，对某一时段不同地域的乡村发展水平与转型水平之间的关系开展研究，有助于科学识别不同时期乡村的发展状态及面临的问题，但目前相关研究还鲜见报道。

东南沿海地区是我国经济最活跃最发达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化、工业化导致该地区乡村整体上快速转型发展，但其内部不同县域之间乡村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转型水平程度不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空间分异明显。鉴于此，本文以福建省经济最发达的闽东南地区的乡村地域为例，分析2000—2020年研究区不同县域乡村发展与转型的时空格局差异及演变特征，以期为促进相关乡村地域的转型发展、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闽东南地区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理坐标界于23°8'— 26°39'N，117°—120°31'E之间，包括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等5个设区市，土地面积41483.41 km2，约占福建省土地总面积的1/3（图 1）。研究区面向台湾海峡，地理位置优越，地貌上西北为山地丘陵，东南为平原丘陵，属于暖热湿润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20世纪90年代后期，闽东南地区受国家政策支持，与珠江三角洲一同列入“东南沿海经济区”，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也随之加快。同期，福建省被批准成为首个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闽台农业合作成为当地乡村发展的一大特色。经过20多年的发展，至2020年末研究区人口城镇化率为71.32%，乡村人口876.31万人，占全省乡村人口总量的67.39%，第一产业产值达1440.56亿元，占全省第一产业总值的52.7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33.2元，高于全省平均水平9.83个百分点。因此，在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推动下，研究区乡村地域发生了深刻变化，成为东南沿海地区乡村转型发展的一面缩影，具有典型性。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数据主要有：①社会经济数据源于2001—2021年的《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27]、《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28]、各县市统计年鉴、地方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及社会经济发展公报等，由于统计口径变化，2020年部分县（市、区）乡村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口数据缺失，由前期数据线性拟合得出，其他缺失数据依据邻近年份指标数据插值计算得到，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数据由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官网发布的名单统计得到；②2000年、2010年和2020年3期土地利用数据（landsat_TM影像解译，分辨率30×30 m），数据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③DEM（分辨率30×30 m）数据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经拼接、裁剪处理得到；④行政区划数据源于2015年福建省区县级行政区划数据。考虑研究时段内研究区部分行政区划有所调整，本文以2015年行政区划为基准开展研究。其中，福州市市辖区不包含长乐区，漳州市市辖区不包含龙海区和长泰区，2000年莆田市市辖区包含莆田县在内，泉州市不含金门县，数据处理后得到30个县区作为研究对象。

2 研究方法 2.1 乡村发展水平和转型水平评价体系构建

乡村发展水平可通过农民收入与消费能力、乡村生产力状况、公共基础设施水平等因素进行综合测度与表征，而乡村转型水平可通过乡村地域人口、土地、产业等要素的变化水平来测度。借鉴龙花楼等研究^[29-32]，结合闽东南地区乡村发展的时代特征，本文从乡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生活保障、生态环境四个准则层出发，选取14个指标构建乡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从人口转型度、土地利用转型度、产业转型度3个准则层选取9个指标构建乡村转型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指标详见表 1和表 2。

2.2 数据处理与指标权重确定

（1）指标无量纲化：鉴于本文涉及多时段数据，为统一数据单位和增强数据可比较性，对3个年份中各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公式如下所示：

(1)

(2)

式中，y_ij为i项指标的第j个县域的无量纲化值，x_ij为各指标原始数据，i=1, 2, …, m，j=1, 2, …, n，max (x_ij)和min (x_ij)分别为所有年份i指标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确定指标权重：考虑数据的离散性、相关性和对比强度等特征，本文采用CRITIC法和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因两种赋权方法求得指标权重的重要性程度相同，将评价指标权重取二者平均值，即：

(3)

式中，w_i为第i个指标的最终权重值，w_i1为指标i通过CRITIC法计算得到的权重值，w_i2为指标i通过熵权法计算得到的权重值。其中，CRITIC法是利用指标的对比强度和冲突性来衡量指标权系数^[33]，公式如下：

(4)

式中，w_i是第i个指标权重，r_ij是指标i与j的相关系数，σ_i是指标i的标准差。

2.3 乡村发展水平与转型水平测度模型

运用线性加权法计算乡村发展水平和乡村转型水平，构建测度模型公式如下：

(5)

式中，b_ij为各指标标准化后的值，w_i为乡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RDL_j为各县域的乡村发展水平值，测算值越大表示县域j乡村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

(6)

式中，a_ij为各指标标准化后的值，w_i为乡村转型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RTL_j为各县域的乡村转型水平值，测算值越大表示县域j乡村转型速度越快，反之则越慢。

3 结果分析 3.1 乡村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变特征

据公式（5）计算得到2000、2010和2020年研究区各县（市、区）乡村发展水平值（RDL）和变化值（ΔRDL），并运用ArcGIS中的自然间断点法将RDL和ΔRDL划分为高、较高、中等、较低和低5级并加以可视化表达（图 2、图 3），以此分析乡村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变特征。

（1）乡村发展水平时序演变特征。2000年，受区域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水平限制，研究区乡村发展水平整体较低，RDL∈ [0.1277—0.2821]；21世纪前10年研究区乡村经济社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政策的支持下，到2010年RDL增加为[0.1822—0.3246]，2000—2010年ΔRDL∈[0.0072—0.1402]；研究后期，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到2020年研究区乡村发展水平大幅提高到[0.4149 —0.6406]，2010—2020年ΔRDL∈ [0.1602—0.3930]，明显高于前期。因此，20年间闽东南地区县域乡村发展水平持续快速上升，其均值从0.1865上升到0.5058，增加了1.7倍；发展水平增值呈现“前低后高”的阶段性变化特征，但20年间ΔRDL∈[0.2532—0.4779]，其值分布范围较大，表明不同县域之间乡村发展水平变化仍存在较大差异。

（2）乡村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变特征。20年间研究区乡村发展水平空间格局整体上表现为一定的“分散—集中—分散“变化特征，即RDL的高值区由2000年的分散格局，演变成2010年的中北部集中，再到2020年的分散格局，时空分异演变特征明显。其中，2000年研究区乡村发展水平形成以福州市所辖晋安、闽侯、闽清等地为主的北部高值集聚区和以厦门市和漳州所辖区长泰、南靖、华安等地为主的南部相对高值集聚区，RDL中、低值县区紧邻高值集聚区分布。到2010年，研究区RDL高值集聚区明显扩大，特别是中北部的泉州、福州所辖各县RDL高值区形成集中连片分布，而南部漳州市低值区范围则有所增加。该时期福州市、泉州市所辖县域乡村地域发展较快，如闽清、南安、惠安等县的乡镇企业，永泰、永春等县的乡村旅游都发展的有声有色，这与2000—2010年ΔRDL变化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图 3a）。到2020年，研究区的RDL高值区分布再次呈现较分散的格局，这与2010—2020年研究区南部漳州所辖各县域乡村ΔRDL增值快关系密切。该阶段漳州市的南靖土楼旅游，长泰特色农业、漳浦闽台农业合作等发展迅速，形成研究区乡村发展新的增长点。

3.2 乡村转型水平时空格局演变特征

据公式（6）计算得到2000、2010和2020年研究区不同时段各县域乡村人口、土地、产业的转型度和乡村转型水平值，并运用自然断点法将其划分为快速、较快、平稳、较慢和缓慢5级加以可视化表达（图 4），以此分析乡村转型水平时空格局演变特征。

（1）乡村转型水平时序演变特征。2000—2010年间，研究区乡村转型水平整体较快，RTL∈[0.4417—0.6085]；从分准则层看，该时期人口转型度为[0.1214—0.2745]，产业转型度为[0.1457—0.2164]，二者对乡村转型水平贡献较大，而土地利用转型度贡献较低。该时期国家开启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泉州市各县域乡村地域积极推进就地城镇化，乡村快速转型，发展成为沿海经济发达县市。到2010— 2020年间，乡村转型水平较前10年大幅减缓，RTL∈[0.2646 —0.4637]，表明研究区乡村转型水平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此外，该时期研究区土地利用转型为[0.0555—0.2512]，对乡村转型水平贡献上升，人口和产业要素转型的贡献相对下降。因此，20年间研究区RTL∈[0.3742—0.7111]之间，县域乡村转型水平显著较快，并呈现出“前期快后期慢”的变化特征；其中产业转型和人口转型对研究区乡村转型水平的贡献较大，土地利用转型贡献最低。

（2）乡村转型水平时空格局演变特征。20年间研究区乡村转型水平空间格局整体表现为泉州市、漳州市所辖县域为高值区，而低值区数量较少且零散分布，且乡村转型空间分异的阶段性和区域性明显。其中，2000—2010年，研究区中部形成以泉州市的德化、永春、安溪等地为代表的集中连片乡村快速转型集聚区（图 4a），这些县域人口转型快于土地转型和产业转型。如德化县、永春在产业带动下，2010年城镇化率分别高达69.5%和52.8%，乡村实现人口结构转型发展；而土地利用快速转型区集中在漳州市和泉州市辖区及周边县域，产业快速转型区集中在福清、莆田市辖区、平和等地。该时期上述县域工业化进程加快，在发达的民营经济带动下，乡村地域快速转型。到研究后期2010—2020年，研究区中部及北部地区已基本完成乡村快速转型，步入了平稳或缓慢转型阶段，乡村快速转型区转移至研究区南部漳州市的南北两端（图 4b）。这一时期厦漳泉城市群和福州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带动都市周边乡村地域人口结构快速转型。同时，研究区形成东北—西南走向产业快速转型“条带”区，且由沿海趋向内陆地区减少；土地利用快速转型区向北和南分别扩散至福州市域和漳州北部等地，其他地区土地利用转型空间差异不明显；而平潭受政策推动影响，乡村转型开始较晚，在研究期内相较平缓。

3.3 乡村发展与转型组合类型分区空间格局特征

综上分析，20年间研究区县域乡村发展水平与转型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错位或不匹配。为分析二者之间的关联与空间分异，本文先依据2020年乡村发展水平将各县域分为3个发展类型区（较低和低水平归为一类，中等水平为一类，较高和高水平归为一类，分别以罗马字母Ⅰ、Ⅱ、Ⅲ表示）；再结合2000—2020年乡村转型水平分类（缓慢和较慢水平为一类，平稳为一类，快速和较快水平为一类，分别以数字1、2、3表示）；最后，按各县域乡村不同发展水平和转型水平排列组合将其分为9种亚型区（以罗马字母+数字表示），如乡村高发展水平快速转型区表示为Ⅲ₃，结果见图 5。

（1）Ⅰ乡村低发展水平类型区。乡村低发展水平类型区主要集中在漳州南部、福州西部县域及安溪、平潭等10个县域，占研究区县域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Ⅰ₃亚型区包含闽侯、安溪和漳浦。上述县域在研究期内乡村快速转型与其较低的乡村发展水平之间产生错位。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安溪和漳浦两县茶、果等特色农业发展促进了乡村农业生产方式与产业结构转型，但乡村整体发展水平具有一定滞后性导致转型与发展水平的错位；闽侯则受福州中心城市辐射影响，土地快速城镇化，乡村特征逐渐弱化导致低发展水平。值得关注的是Ⅰ₁和Ⅰ₂两个亚型，福州市的闽清、永泰、连江和平潭，漳州市的平和、云霄、诏安等县域乡村不仅发展水平较低，转型水平也较为缓慢。闽清、永泰、连江、平潭等地的乡村传统产业发展历史悠久，转型难度较大，且受省会中心城市辐射影响，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人口空心化严重，限制了乡村的发展；而平和、云霄和诏安受地理区位与资源禀赋等因素影响，农业生产专业化不足，乡村产业转型缺乏动力。未来上述县域可依据自身资源禀赋条件，依靠中心城市经济带动，引导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延伸乡村产业链条，加快乡村产业转型，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同时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更多专业化人才返乡就业，以转型促发展，寻找乡村振兴之路。

（2）Ⅱ乡村中发展水平类型区。乡村中发展水平区包括厦门、漳州市辖区和福州市辖区周边10个县域，占三分之一。其中，Ⅱ₃亚型区包含南安和惠安，该类型乡村地域多依托特色资源和产业，乡村实现快速转型，乡村发展水平整体提高，二者互为促进，体现了乡村转型对乡村发展的正向作用。Ⅱ₂亚型区包含福清、仙游、石狮、华安、龙海、东山等6个县域。除东山外，其余县域紧邻大都市圈或滨海，区位条件优越，乡村发展水平处于中等，转型速度也较平稳，形成较为良好的同向发展趋势，但其新型城镇化发展体系还有待完善，今后应加快打通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通道，因地制宜加快县域乡村振兴发展。而Ⅱ₁亚型区包括漳州市辖区和厦门市辖区，这些地区的乡村地域人口、土地利用及产业等要素转型早在上世纪末已经开始，乡村地域已获得较快的发展，处于高水平发展阶段，故2000年以来乡村转型较为缓慢，二者并不矛盾，说明早期乡村转型为乡村发展水平提升奠定了良好基础。

（3）Ⅲ乡村高发展水平类型区。乡村高发展水平区集中于福州沿海、泉州北部及沿海、莆田市辖区、南靖、长泰等地，占三分之一。其中，Ⅲ₃亚型区包含南靖、长泰和永春，该类型区乡村在研究期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并抓住难得发展机遇，实现了乡村快速转型，乡村发展水平随之大幅提升，二者相辅相成，形成良好的正反馈效应，表明乡村转型是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有效手段。如2008年南靖抓住土楼申遗的历史机遇，推动乡村转型发展，成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实现乡村高水平发展。Ⅲ₂亚型区包含德化、晋江、莆田市辖区、罗源、长乐和福州市辖区，上述县域乡村在研究期内人口、土地、产业结构平稳转型，有效促进乡村发展达到高水平，同样形成互为促进的和谐发展局面。Ⅲ₁亚型区为泉州市辖区，与Ⅱ1亚型区相似，该地区乡村地域转型起步较早，虽然2000年以来乡村转型缓慢，但仍有力带动其乡村发展水平持续快速上升，实现高发展水平。今后上述乡村地域可结合市场需求和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功能农业和多元化产业，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持续推动乡村转型发展，实现城乡融合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闽东南地区县域乡村发展水平和乡村转型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了2000—2020年间研究区乡村地域系统发展与转型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据此划分研究区县域乡村地域发展与转型类型，分析乡村发展与转型之间的时空关联特征与所存在问题，结论如下：

（1）20年间闽东南地区乡村发展水平持续上升，2000年RDL∈[0.1277—0.2821]，2020年上升至[0.4149—0.6406]，均值由0.1865上升到0.5058，增加了1.7倍；20年间乡村发展水平变化值也持续上升，后期高于前期，总体在0.2532— 0.4779之间。同时研究区乡村发展水平空间格局整体呈“分散—集中—分散”的变化特征，高值区由分散集聚至研究区中北部，后又趋于分散；低值区有所增加且趋向内陆及南部地区移动。

（2）20年间闽东南地区乡村转型水平呈现出“前期快后期慢”的阶段性演变特征，2000—2010年RTL∈[0.4417— 0.6085]，2010—2020年转型速度明显放缓，RTL∈[0.2646— 0.4637]；从转型要素层面来看，产业转型和人口转型对研究区20年间乡村转型水平贡献较高，土地利用转型贡献最低。同时研究区乡村转型水平空间格局整体上呈泉州市、漳州市所辖县域为高值区，分阶段来看，乡村快速转型集聚区由中部泉州市及周边县域演变至漳州南部，呈明显南移趋势，且范围明显缩小；缓慢转型区移动方向则相反。

（3）综合定量评价结果，将研究区乡村发展与转型类型划分为为9个亚型区。Ⅰ、Ⅱ、Ⅲ类型区各占三分之一，其中Ⅰ类型区乡村发展水平较低，且与乡村转型速度存在一定错位，主要原因是乡村发展基础差或转型动力匮乏导致；Ⅱ、Ⅲ类型区乡村发展水平和转型水平总体较为均衡，形成二者互为促进的正向反馈局面，个别县区乡村发展与转型产生时空差异是受地方政策影响，转型起步较早，二者并不矛盾。分析不同县域乡村发展与转型之间的关联特征为总结其发展模式，推进绿色生态转型，实现乡村高水平发展作出铺垫。

4.2 讨论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乡村转型发展已获得了良好的政策支持与动力基础，成为乡村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我国乡村地域辽阔，不同地域乡村转型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揭示地域乡村发展水平与乡村转型水平之间的关系将为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本文对闽东南地区乡村发展与转型空间格局演变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尽管闽东南地区经济社会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其乡村地域仍然存在着Ⅰ₁乡村低发展水平缓慢转型、Ⅱ₁乡村中发展水平缓慢转型等“亚健康”类型和Ⅰ₃乡村低发展水平快速转型、Ⅲ₁乡村高发展水平缓慢转型等“不匹配”类型，表明在沿海发达地区内部乡村转型发展仍然存在复杂性，需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其中，前者属于发展不足问题，要加快乡村转型发展，提高乡村发展水平；后者属于发展错位问题，应结合具体发展阶段，分析导致乡村发展与转型错位的原因，科学助力发展。此外，研究还表明不同县域乡村转型发展格局演变受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地方政策等诸多因素影响，从整体上看，地处沿海发达地区中心城市周边县域乡村拥有优越的区位条件，其乡村转型发展水平整体较高，但个别县域乡村也存在受中心城市土地城镇化、人口空心化的影响，如闽侯、连江等县，乡村转型发展水平并不高，反而在一些偏离中心城市，资源禀赋特色鲜明、发展政策定位清晰的县域乡村获得了较好的转型发展，如南靖、永春等县，这为不同县域乡村振兴提供可很好的启示，即充分挖掘和发挥县域资源禀赋优势，辅以良好政策支持，偏远县域乡村转型发展是可以实现弯道超车的。

综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应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在科学诊断乡村发展与转型面临实际问题的基础上，结合乡村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政策举措，因地制宜探索适合不同乡村特点的转型发展模式和路径，这既是推进乡村振兴实践的需要，也是深化乡村转型发展研究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