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旅游开发方兴未艾，历史街区作为地方独特的文化资源，其经济价值日益彰显^[1]。在“城市营销策略”的指导下，全国各地兴起了历史街区商业化改造的热潮^[2]，随着多方利益相关者不断卷入，空间内部稳固的生产方式被打破，问题与矛盾不断凸显^[3]。外部精英刻板化认为，原居民只关心街区拆改的经济补偿，并斥之为“功利民众”^[4]。单向度的形象认知，使得原居民真实的空间诉求被漠视，空间权力受到了侵犯，并直接承受了街区改造所带来的负面生活体验。

“空间生产”理论的应用促进了历史街区研究的“社会转向”，即跳脱出建成环境外在物质表象，去理解空间改造背后的复杂博弈机制，关注不同主体的权力关系与生活变迁。同时，视角的转换也让处在空间被支配地位的原住居民得到了关注。目前，历史街区的空间生产研究可分为宏观层面的理念探索和微观层面的个案剖析。在宏观上，相关研究梳理了空间生产理论的基础概念^[5]、发展历程^[6]、逻辑体系^[7]，并结合中国社会转型语境^[8]，关注快速城镇化所造成的“绅士化”问题^[9]，将其作为建构历史街区改造空间正义^[10]、实现生态文明背景下街区新发展模式的重要理论基础^[11]。在微观上，案例选择多集中在北京、广州、南京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12-14]。学者们结合消费文化背景^[15]，剖析了历史街区个案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结构^[16]、动态生产变化^[17]、主体文化实践等内容^[18]，总结了街区的更新过程与辩证关系^[19]，并尝试从耦合关系层面提出结构性的优化建议^[20]，缓和改造方案中的文化争议与主体矛盾。

天津老城厢街区作为天津传统文化的发源地，学界对其“危旧房改造工程”的评价呈现出两极分化。有学者从规划设计方法的角度出发，认为老城厢的改造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实现了城市传统建成环境的提升，给予了肯定^[21]。但也有学者通过问卷调研发现，市民对老城厢“推倒重建”的改造方式满意度较低，并质疑单一形象输出的战略行为会进一步加剧当地的社会矛盾，不利于城市文化的传承^[22]。笔者认为，研究结论相悖的原因是关注视角的局限，且缺乏对街区原住居民真实生活的关注。空间生产理论对生活空间的关注，能够弥补现有研究视角的缺失。因此，本研究建构了“日常生活中的空间生产”理论框架，对“危旧房改造工程”前后居民的生活空间进行了跨度近20年的调研考察，思考在即将拆迁的街区中，原住居民如何通过空间生产实践来质疑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并分析搬迁后造成居民生活空间“异化”的机制与原因，提出导向性建议，以期为我国历史街区改造的范式转型提供启迪。

2 理论基础、案例介绍与研究方法 2.1 日常生活中的空间生产

空间生产与社会形成相互作用，包含了土地、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紧密联系，塑造了日常生活的经济和文化领域^[23]。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研究了物理、精神和社会维度所构成的空间三元组。首先是“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包含生产与再生产环节，涉及社会生活和建筑环境的物质性接触；其次是“空间表征”（represen‐ tation of space）或“空间构想”，包含特定的意识形态，是为当局强势的政治家、技术官僚和规划者服务的抽象空间；最后是“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或“生活空间”，是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经验空间，常常在实践中将意义与空间的物质性联系起来。在城市改造的研究话语中，通常将政治力量视为“空间表征”，即政府部门、资本家等权威话语对城市空间的构想与设计；将社会力量视为“表征空间”，指社区内部居民通过实践对邻里空间的重塑^[24]。

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将空间生产引入“日常生活实践”理论中，发掘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介入、挪用或创造空间的过程^[25]，关注日常空间实践挑战城市“现代性”生产的方式。这种转变优先关注原居民的生活实践，而不是市政官员所构建的抽象城市想象。在实践中，原居民通过“参与”和“占有”城市空间和地点，重新塑造了本土和非本土文化在城市中相遇的交互区。科恩塔瑟尔·杰夫（Corntassel Jeff）将空间生产研究的日常转向界定为“拒绝肯定和承认权威话语的表演性，并接受以地方文化性空间实践为条件的日常存在”^[26]。

地方政府和经济资本的强势介入是我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历史街区改造的典型特点^[27]，这也将西方的空间生产理论带入了一个特定语境。因此，建构基于中国国情的“日常生活中的空间生产”理论框架（图 1），关注街区改造中不同主体之间矛盾产生和利益博弈的过程，分析“制度性”和“社会性”共同作用下的日常空间生产，有助于拓展理论的研究范畴，建构历史街区改造的驱动机制，发现群众改写空间中特定权力符号与社会关系的方式。

2.2 案例介绍

老城厢街区位于天津市南开区东北侧的鼓楼街道，是在天津卫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旧城区，总占地面积94公顷，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曾是全国知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具备商业文化、外埠文化、西洋文化、平民文化于一身的多元文化特征。“危旧房改造工程”开启前，街区分为东北角、东南角、西北角、西南角四大片区，本研究重点调研了分布在四大片区内的18个生活区（图 2）。改造完成后，传统天津老城厢的结构布局已不复存在，原居民被迫搬离，过程冲突不断。

2.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非参与式观察法、深度访谈法进行一手资料的收集，并辅之以政策文件和报刊书籍的查阅。调研工作分为两个阶段：2002年6月至10月，2021年5月至8月。研究团队先后进入待拆迁的街区内部和居民搬迁后的小区，观察空间的基本布局、环境特征、功能分布、居民行为、生计方式等方面，以照片、图表、文本等方式记录观察结果。非参与式观察结束后，再对居民进行半结构与开放式的访谈，获知动因、情感、故事、态度等主观信息。访谈时间在20—55分钟之间，并根据录音和笔记整理出访谈记录。其中，第一阶段走访居民40余户，形成访谈记录32份；第二阶段由于时间跨度较大，部分居民已经更换联系方式，共追踪到原居民16户，形成访谈记录12份，累计共44份。改造前的天津老城厢共分为四个区域，访谈对象编码中以“A+编码”代表东北片区的居民，“B+编码”为东南片区的居民，“C+编码”为西北片区的居民，“D+编码”为西南片区的居民。搬迁后居民的住处较为分散，统一以“Z+编码”表示（表 1）。

3 割裂与重构：资本驱动下的空间表征

民国时期，随着天津的经济中心逐渐向租界区迁移，街区内大量商铺被改为住房。市民们在原有道路网格的基础上，根据自身通勤需要自发开辟了诸多狭窄曲折的小道，空间肌理逐渐碎片化。为了改善老城厢地区的环境面貌，天津市政府于1994年开启了“危旧房改造工程”的招标工作。作为昔日的城市中心，优越的发展条件吸引了众多开发商入资竞争空间开发权。最终，香港中新集团中标了“危旧房改造工程”，借“寻根复兴”的旗号介入老城厢开发，宣称“恢复老城昔日辉煌，追寻天津文化根源”。

与最初构想不同，为了实现地块增值，快速获取高额的“投资回报”，在开发商与政府商定的《老城厢复兴规划》方案中，计划通过对居住条件和基础设施的改造及第三产业的开发，将老城厢街区打造为高级现代化城市综合区。规划彻底颠覆了原有的街道格局，仅仅对鼓楼十字街的格局予以一定程度的保留。而街区内大量的小尺度街道和院落被新的城市道路网所肢解和取代，老城肌理不复存在（图 3）。另外，规划计划建造两条十字交错的“仿古文化商业街”，在大众媒体的宣传下打造为“必去旅游景点”，拉动商业旅游，刺激游客消费。

在经济资本的驱动下，“保护”已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彻底商业化的“重建”过程。该过程不仅体现在空间肌理的全面颠覆，甚至“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城厢原居民也要全部迁离。改造工程开始后，政府采取了“怀柔”策略，即优先拆除没有居民居住的公共建筑，为市政道路的建设腾出空间，并通过宣传劝导和资金补偿的方式鼓励居民自发搬出。伴随着改造的进行，街区内的公共空间被大幅压缩，生活服务设施严重匮乏。正兴德茶庄钟楼、华北戏院等文化建筑的拆除意味着居民集体活动的仪式性场所消失，仅存的广场也因长期缺乏管理和维护，几乎无法使用。街区内的环境日益恶化，居民的生活空间受到严重影响，生活便利性不足的同时，也迎来一股“失业潮”。

由此可见，看似温和的“怀柔”策略实则是精英集团实现空间排斥的手段。在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空间表征中，老城厢的社会空间出现了明显的转向：从一个面向城市平民的“生活空间”转向一个面向游客的“增长空间”。空间的交换价值取代了使用价值，成为空间演变的主导，呈现了精英集团的空间想象。

4 质疑与挑战：居民的生活空间实践

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描述的那样，主体与环境的互动是相互作用的，在主体行为受到空间约束的同时，也反向塑造着空间^[28]。政府的“怀柔”策略并没有让部分居民立即搬离，在日常生活中，他们通过争夺公共空间与从事流动经营，与开发商和政府进行权力博弈，表达自己的诉求。

4.1 争夺公共空间

老城厢住宅空间的供需矛盾激化，导致居民不得不寻找机会，通过间接、分散地占据公共街道来创造生活空间，为反抗功能化、原子化、技术化的单向日常生活提供了积极的社会想象，即列斐伏尔所描述的“抵抗性艺术”^[29]。主要表现为房屋扩建、功能改造和场所营造。

4.1.1 房屋扩建

文化建筑的拆除并没有完全消解街区内的文化生活，居民们通过搭建阳光房、扩建后院等方式将生活空间“外溢”，为自己的业余爱好创造场所，以实现“生活总得有点趣味儿”（B13）。例如在三圣庵胡同中，居民李先生为了满足孩子练习架子鼓的愿望，在大杂院旁边的巷道内私自搭建起了一个2平方米的小屋，创造了一个简陋但温馨的音乐房（图 4）。“东北角的少年宫拆了之后，孩子都没地方练鼓了，但咱可不能苦了孩子啊”（C16）。根据团队观察，仅在2002年6月，西北角片区的街巷内就多出了11个特定功能的扩建房屋（除去2个纯粹储物功能），满足了居民音乐、花艺、绘画等爱好。在日常使用中，街坊邻居会相互参与、围观，因拆迁工程所造成的不安与惶恐也在邻里互动中得到缓解。

4.1.2 功能改造

虽然聚集性的集体活动已不被外界环境所支持，但居民们仍然通过“散点式”的空间功能改造来创造物质条件。根据非参与式观察的结果，功能改造主要分为“附加”和“置换”两种形式：“附加”即在原有功能基础上通过改造赋予其他功能。例如在东四条和王店胡同中，居民们将从拆迁工地拾来的废弃金属零件改造成吊环和单杠，安装在自家院子的门框上和狭窄的街巷中，以满足体育锻炼的需要（图 4）。“虽然广场没了，但是大家锻炼的热情一点也没减”（B15）；“置换”指完全改变空间原本的功能。例如在老城厢的西北片区中，居民将街口多个废弃的垃圾回收站清理，改造为小面积的活动场地，并逐渐成为了广场舞运动的专属空间，丰富了居民们的日常生活。“大家平时都有事做了，大太阳天也不歇”（C23）。

4.1.3 场所营造

创造日常社交空间是居民们在特殊时期稳固社会关系网络的典型方式。为了加强彼此之间联系，居民们将用作搬迁宣传的红织布缝合后制成“遮阳布”，并以此为单元将街道划分成多个日常社交空间，成为了老城厢街区特有的景观（图 4）。在日常使用中，空间呈现出了性别化特征：午饭和晚饭前，胡同里妇女们经常带着板凳和蔬菜聚集在此，边聊家常边准备做饭的食材；饭点过后，胡同里的男性们将自家的桌椅搬到此处，围坐在一起抽烟聊天，喝茶下象棋。“遮阳布空间”的营造创造了一种日常生活方式，编织起了老城厢的社会网络。“虽然现在地方挤点儿，但时间久也习惯了，大家跟一家人似的”（A02）。

4.2 街头摊贩涌现

受改造工程影响，老城厢街区内的大量店铺被迫关闭。这不仅导致部分居民因此失业，失去了收入来源，也造成了日常生活的不便。但正如塞托所说，“弱势群体在面对权力规训时，会在具体环境中以流动、微小、非制度化的行为能动地利用空间”^[25]。为了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部分居民将三轮车改造成摊位（图 4），在街巷中贩卖生活必需品，通过与城管“博弈”的反规训方式来维持生存空间。

4.2.1 流动经营

躲避检查最直接的方式是让摊位变得更具机动性，并携带相对较少的商品进行售卖，在流动中不断建立经营空间，实施小规模的抵制实践。一方面，流动性是灵活供应的关键，可以跟随顾客的需要动态变化位置。另一方面，这种策略便于躲避城管的监察，就算被查处，少量商品的携带也确保了摊贩将经济损失降至最低。“当他们靠近时，我们会赶快离开，躲起来，等城管走了之后，再回来继续卖”（D29）。另外，团队在观察中发现，在实际执法过程中，除非有上级任务需要对摊贩进行追查外，城管一般时候并不会主动刁难摊贩的经营，采取了较为变通的“软执法”，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摊贩们的生存压力。“只要我们在移动，城管就不会管，虽然现在管得不严，但还是要绷着根弦儿”（D32）。

4.2.2 建立同盟

首先，许多摊贩同行之间以地缘为联结建立了互帮互助的合作同盟。摊贩们通过日常经营的观察与信息沟通，共同总结出了街区内城管队的巡查时间表。“中午12点到2点吃饭休息的时候，还有下午5点半到6点半交接班那会儿，都不会有人管的”（C20）。据观察，每个摊贩之间的距离会保持在相对可控的范围，当有突击检查时，摊贩会通过呼喊“城管来咯”等内容，让其他同伴迅速察觉，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反应；其次，摊贩们也与街区居民们也建立了合作关系。街头售卖满足了居民碎片化、季节性的日常需求，为居民们提供了便利，因此，居民也会为摊贩们“放哨”，帮助他们盯防城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街头摊贩们的生存空间。“本来买东西就难，要是这些摊儿也没了，还怎么办啊”（C24）。在与巡查队的博弈实践中，街头摊贩们建立了群体归属感，实现了自我身份认同，展现了个体在社会结构性压制下的能动性和韧性。

5 机制剖析：基于迁后生活的异化现象 5.1 生活空间异化的起因

迫于外界压力，政府于2003年3月调整了拆迁补偿政策，房屋补偿由原来的每平方米50元提升到1000余元，并为特困户提供更多的经济补贴和特惠住房^[30]。截止至2003年12月，老城厢街区的全部居民均已迁出。虽然政策调整后，每平方米的附属房屋补偿金额提升了20余倍，但据统计，老城厢街区7.88万常住人口的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仅有5.86平方米^[31]，补偿的金额难以支付市区高额房价，大部分居民被迫搬去了房价较为低廉的城市边缘地区。通过追踪调查团队发现，搬迁后居民的生活空间发生了扭曲，形成了离散化的“新主体陌生人社会”^[32]，表现出了差异性与断裂性，即列斐伏尔所提出的“异化”现象。

5.2 异化的表征 5.2.1 从中心到边缘：空间使用的落差

异地搬迁后，居民们大多住进了各小区内的楼房，居住条件与卫生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比以前可敞亮太多了”（Z33），“终于不用和孩子挤一屋了”（Z39）。但由于城市建设用地紧张，政府提供的特惠住房大多在还未开发完善的城郊区域，基础设施尚未配套完善，居民去市区往往需要多次转车，造成通勤不便的同时，还增加了生活成本。“现在去市内看病要花一半的时间在路上，不光路远，还要等车转车”（Z36）。

另外，由于搬迁户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再就业难度较大，纷纷表示“工作太难找了，待遇也和城里完全不接轨”（Z33）。在由城市监控系统所形成的“全景敞视监视”管理下^[33]，继续从事街头贩卖的风险性极高，一不小心就将会面临高额罚款。因此，部分居民选择租用店铺从事小本生意，但受限于边缘地区稀疏的人流量和薄弱的顾客基础，大部分商铺的经营状况不佳。“这地方生意是真的难做，还是之前好啊，可惜现在都盖起大商场了”（Z40）。

5.2.2 从熟悉到陌生：社会网络的瓦解

由于老城厢各户的建筑面积、家庭构成、经济条件、搬迁政策等方面存在差异，迁出后，居民分散到了城市的不同区域，居民之间的联系减弱，逐渐陌生化。“我们跳舞的几个姐妹被彻底打散了，感情都淡了”（Z42）。

标准化的户型结构和彼此独立的生活空间强调了空间的私密性，但也降低了居民碰面的概率。由于室内空间设施完备，人们不再需要到街上发生活动，完整的社会关系被肢解为一个个孤立的家庭，让居民们产生了心理的冲突感。“现在邻居见面也就打个招呼，平时基本不来往”（Z41）。

同时，陌生的邻里关系也加重了老年群体的孤独感。老年人既需要面对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变化，还要适应城市新的生活节奏，种种变化让老年群体难以快速融入社区生活。“城市里的新玩意儿咱年纪大的人玩不太转”（Z37）。日常生活的不便和情感关怀的缺失，让老人们经常感到无助与孤独，对自己的身份产生迷茫与不安。“总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的”（Z43）。

5.3 驱动机制与问题分析 5.3.1 驱动机制：基于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

纵观“危旧房改造工程”开始以来天津老城厢街区的改造历程，居民们的生活空间经历了“入侵—抵抗—异化”的排斥性过程。但物质环境的变化仅仅是表象，其实质是外界精英意识形态导入地方意义生产的空间表征，空间生产方式嬗变的驱动机制源自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争夺与权力博弈（图 5）。

在地方政府的角度，街区改造的核心诉求是提升城市形象，并获得政绩的回报。在地方政府的认知中，“现代化”是城市发展水平的直接表征，而老城厢街区所展现出的“落后”与“无序”显然是与之不符的，因此，拆除重建具有工具逻辑的正当性。在本案例中，地方政府将天津老城厢打造为现代仿古商业街的目的，其一，可以拉动文化旅游，换取经济资本，打造城市品牌。其二，将“老城文化”作为宣传重点，对改造工程进行“包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质疑，清除舆论阻滞，将改造过程“合理化”。

在开发商的角度，虽然历史街区在城市空间开发中具有特殊性，但经济效益仍然是其核心诉求，而使用文化策略实现历史街区的“迪斯尼化”（Disneyization），既可以满足地方政府的空间想象，也能够有效维持资本循环。另外，在普遍商业逻辑中，“拆迁重建”是解决城市环境问题、改善生活环境最有效的方式。因此，共同的利益诉求让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组成了利益联盟，并从单方面定义了老城厢街区的空间价值，直接介入了居民的生活空间，并以整体动迁的方式实现了对原住居民的空间排斥。

在原居民的角度，他们大多倾向于就地安置，并期待改造项目能够提升居住条件。“能够留在这里最好了，我宁愿苦一点”（A01），“大家都不想搬走，我们对这里有感情了”（A07）。但由于没有话语权，当生活空间被入侵时，居民们选择通过小规模的空间抵抗实践来质疑和挑战外界精英的空间表征，维护自己的空间权力和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滞缓了拆迁项目的进程。但受制于结构性地位，该主体并无法改变既定议程。居民搬迁后生活空间的异化也象征着在该主体在改造博弈中的失败。

5.3.2 问题分析：空间排斥的根与源

综合天津老城厢“危旧房改造工程”不同主体的博弈过程与驱动机制，空间排斥发生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分析。

精英集团行动视角的局限是空间排斥的直接原因，即“对普通行动者的贬损”^[34]。本案例中，城市视觉形象的提升是以居民生活空间的剥夺和社会资本的衰落为代价，反映了社会精英对原住居民的主体性和社会性的轻视。规划者的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贬低了地方性知识和民众日常生活实践的意义。在外部精英看来，“老城厢”是城市发展的“绊脚石”，不符合现代城市“建筑美学”的同时，也无法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老城厢之所以被“问题化”，其中既有政商互动的利益逻辑，也包含了精英集团对城市未来发展的单一想象。

空间改造的结构性权力分配不均是空间排斥的根本原因。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空间异化本身就是权力异化的展现^[35]，空间资源占有与分配不均的空间不正义现象，其根源都来自“权力空间化”。在天津老城厢改造的规划过程中，其建设方向多遵循于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意志，原住居民并没有参与权，其诉求也没有被体现在规划文本中。权力的失衡导致城市空间发展的失衡，流动性障碍造成了资源和机会的获得性缺失，居民逐渐被社会边缘化。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本文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对天津老城厢“危旧房改造工程”前后居民日常生活空间的调研考察，透过排斥性街区改造的空间生产过程（图 6），思考驱动机制与问题根源，研究发现：

（1）虽然资本所创造的抽象空间表征正以难以抗拒的方式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空间中，但原居民通过空间争夺和权力博弈，建构了一个支持社区生活和邻里互动的表征空间，创造了与议程相悖的替代性价值与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争夺了自己的空间权力，展现了个体在被压制下的韧性和社会想象力。

（2）异地搬迁后，虽然居民生活的物质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但城市边缘地区空间使用的不便和陌生化的邻里关系，让居民产生了强烈的不适感，“主体”向“客体”的身份转换遇到了阻碍，社会空间呈现出生产与生活双重异化的现象。

（3）居民生活空间“入侵—抵抗—异化”的排斥性过程，是外界精英意识形态导入地方意义生产的结果，生产方式嬗变的驱动机制源自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争夺与权力博弈。空间排斥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精英集团行动视角的局限。规划者选择性忽视和贬低了地方性知识和民众日常生活实践的意义，促成了以剥夺原住居民生活空间为代价的城市视觉形象提升；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空间改造的结构性权力分配不均。权力的失衡导致城市空间发展的失衡，原住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被剥夺。

6.2 建议

（1）在理论指导层面，重视列斐伏尔所提出的“城市权”概念。“城市权”不仅仅是拥有基本住房和就业的权利，还关乎生活空间创造与社会关系维系。“城市权”的目标在于使城市及其空间的变革和重塑能够反映公民的意见和要求。保障居民的“城市权”需要改变现有历史街区开发的管理结构，建立公共参与监督机制来对权力与资本有效制约，形成地方政府、开发商、社会力量三位一体的城市空间权力结构。

（2）在空间治理层面，要突破历史街区改造中城市管理者的“本位主义”。“空间正义”要求城市开发必须协调不同群体的空间利益，将居民的个人利益与城市发展的整体利益联结。历史街区开发是一种社会服务行为，不应仅仅从视觉美学和经济收益的角度来评估改造方案。政府与开发商需要了解真实空间中居民的生活习惯与价值诉求，充分考虑他们的情感结构与心理感受，从对现代秩序崇拜的“视觉治理”转向对日常生活尊重的“情感治理”，建立广泛的文化共识。

（3）在方法策略层面，要摆脱基于成本和效率考虑的“异地安置”政策，将居民文化生活的“原真性”纳入街区改造所呈现的蓝图中。在策略制定中，需要从日常生活视角出发，重视“表征空间”中的地方性知识，尊重不同群体的城市文化权利，满足原住居民的回迁愿望。文章并不提倡将历史街区静态封存在过去的某一个时段中，而是要在适应时代变化的同时，维系文化生活的连续性，使城市建设拥有充分的社会群众基础，纠正城市空间生产导向的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