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快速发展城镇化的“地方性特色危机”与“空间不正义”（spatial injustice）已成为共性问题。地方性是地方特色、地方形象的重要基底，是地方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特质和固有文化特质^[1]，蕴含着自然地理与人类文化合力形成的时空利用智慧及其所有表征。它决定了地方吸引力、竞争力和游客满意度；反之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地方性又不断被彰显、丰富与重构^[2]。地方性生产是由媒介、游客的旅游实践、当地人的地方实践以及大规模全球流动中复杂的文化、价值、知识、资本等要素互动共同表征、建构和重塑的过程^[3]。地方性生产是保持古镇旅游特色和吸引力的重要举措，也是旅游空间生产的一种重要途径。空间正义乃是有关空间生产的政治及伦理话语，是指从空间中获得基本生存权和合理的资源使用权以及贯穿于空间生产、消费和利益分配整个过程中的空间创造和使用的正义。旅游空间正义旨在实现旅游空间实践的经济、社会和空间权利协同发展^[4]。空间不正义是指空间权利和空间使用不能均衡地满足空间内各主体需求，空间生产和消费造成空间区隔、空间异化、空间同质化、社会心理异化以及空间权益不能均衡地分配等问题。当前国内旅游发展的具体情境，与旅游相关的空间生产和权力关系、空间正义与空间不正义等议题讨论正当其时^[5]。民族古镇景观作为地方性典型文本，在我国面临着快速城镇化所导致的特色丧失、文化价值被破坏等困境^[6]。诸多地区民族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景观面临着破碎、变异甚至消亡危险。古镇景观规划、项目设计、建筑风格、经营业态和旅游商品销售等方面大同小异^[7]；民族古镇虽处于主流文化边缘地带，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地方—全球、本土—外界、传统—现代的多维二元及“空间不正义”困境之中。

以空间正义为伦理导向，探究民族地区生态保护与当代发展关系、民族文化在主流文化盛行境遇下的传承现状、民族社区居民与主流社会及新移民的社会关系，梳理其地方性生产中空间不正义表征并解读其发生过程，可为民族古镇地方性的维护与构建、民族古镇旅游健康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也为民族古镇多重矛盾、内部多元主体的发展诉求和矛盾调控提供思路。

在地方性与旅游发展交互关系研究上，有学者认为旅游促进了小镇的精致化发展^[8]、文化复兴^[9]与历史中心的复振^[10]，是小镇的发展动力^[11]。也有学者认为旅游对当地的实质性发展帮助有限^[12]，外来移民带来激烈竞争、利益冲突、信任缺失与弱社区依恋^[13]。外来投资和艺术家在促进旅游发展的同时可能会破坏小镇的乡村感并导致物价上涨^[14]，地方和文化的理解是小镇旅游经营中的一大挑战^[15]。此外，古镇旅游开发中共性与特色、传统与当代、挖掘与创新^[16]、雷同性^[17]、形象遮蔽^[18]、房地产开发泛滥、商业化严重、传统文化涵化、古城空心化^{[19, 20]}等问题受到关注。这些问题及其中的主体利益冲突和弱社区依恋折射出一些古镇旅游空间生产正义问题。

古镇空间生产正义研究中，关注到多主体之间的交互影响、社会地位及利益分配等问题，如小镇发展与外来移民的关系^[21]、乡村国际化（rural cosmopolitanism）与旅游移民的关系^[22]；主流话语（dominant discourses）与社会区隔（social exclusion）对土著居民与旅游移民社会分层的固化^[23]。也关注本土居民旅游从业人员与其他主流民族、社会阶层之间的待遇有差别^[24]且存在边缘化问题^[25]；不同性别的旅游工作者存在角色差异及社会分化现象^[26]。传统古镇如今成为多类人群的“共同的世界”……多元文化群体社会冲突与融合，对古镇未来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及历史文化传承会产生影响^[27]。在族群内部，也会因主体不同参与程度、不同利益诉求而产生文化认同分化^[28]。旅游城镇发展中多方利益主体的要求及影响力不尽相同^[29]。古镇空间不正义问题表现在社会区隔和边缘化（segregation and marginalisa‐ tion）^[30]、小镇内部的邻避主义（nimbyism）^[31]、封闭式私人社区对底层社会的影响^[32]、空间区隔（spatial segrega‐ tion）、经济剥削和不平等^[33]、山区城镇化与去城镇化（deurbanization）现象^[34]。

地方性生产与旅游空间正义研究方面，旅游资本化导致村寨社会分化和村民的低权能化，村民利益分享认同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村民社会关系出现不同尺度断裂与重构。神圣空间地方性生产中的非正义性可以使冲突者卷入“斗争”^[35]，地方性生产可能导致地方性变迁与空间重构及利益分配不均问题。学界目前对地方性生产中的空间不正义问题关注不足，也较少对旅游城镇化背景下地方性生产的空间不正义表征及其发生过程进行系统梳理。

文章研究思路及框架如下：一是基于大理洱海周边的三个白族古镇——双廊、喜洲、凤羽进行深度观察，并且分别与当地居民、政府官员、旅游开发公司经营人员、客栈经营者等焦点人群进行深度访谈，探寻三个案例地旅游发展中地方性生产呈现出来的相关问题，将地方性生产视作一种分析视角，解读其与空间不正义表征的内在关联；二是基于国内外相关文献文本的分析归纳，将从环境、经济、文化、社会四个维度阐述空间不正义的具体表征；三是进一步摸清地方性生产引起空间不正义的具体过程，以便为空间正义实现的后续研究提供依据。期间笔者曾于2016年9月、2019年2月、2022年1月多次开展实地调研，获取了研究的相关基础文本资料。

民族古镇地方性的景观生产、文化生产、生计方式生产及社会关系生产等对旅游空间正义的实现产生影响和制约。通过不同影响中介可能产生环境不正义、文化不正义、经济不正义、社会不正义等旅游空间不正义现象（图 1）。

图 1(Fig. 1)

图 1 民族古镇地方生产可能引致空间不正义的表征 Fig.1 Possible Spatial Injustice Representations Leaded by the Production of Locality Production in Ethnic Ancient Towns

环境正义指的是环境负担应该通过空间上的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以一种非歧视方式进行公平处理，尤其要避免弱势群体和易感人群的不适影响^[36]。环境不正义可理解为民族古镇旅游开发中与环境有关的负效应影响到部分群体的身心健康。文化不正义主要指现代社会强势的外来文化传播或标准化审美对民族古镇本土文化特色的消弭，传统民族文化传承空间受到挤压，引致本土民族文化的变异和消亡。经济不正义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由于空间区位差异导致民族古镇空间发展不均衡，古镇居民的旅游参与程度与机会不均，从而致使当地居民旅游经济收益不均；二是旅游发展后当地居民的传统生计方式被动改变，部分居民对新的生计方式适应困难。社会不正义主要指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不均及新的社会分层引致的不正义问题，如道路、小镇舒适物配置及商业机会的可获得性不均，社会阶层分化使得各自在社区建设或发展的话语权、决策权等方面存在差别。

地方性生产导致的空间不正义现象是多线性的，即一种生产方式同时引致几种不正义现象，且各种不正义现象交织并存。如民族古镇景观生产往往也伴随着主流文化生产与社会关系生产，可能同时导致环境不正义、文化不正义，以及社会不正义；文化生产卷入不同社会阶层及其思想理念，各文化群体所拥有的文化势能高低不同，会形成新的文化空间区隔以及文化阶层，进而可能导致文化不正义和社会不正义；生计方式生产主要表现为传统职业转变和催生新职业，或产生新的收益渠道，进而产生经济不正义和社会不正义；社会关系生产主要指的是在地方性生产过程中以出现新的社会分层为代表的社会关系变化，如土地或宅基地租户与租客、专业客栈经营者与本地客栈经营者、新移民与本土居民等社会阶层分化，与之相伴生的有经济不正义和社会不正义。

旅游空间正义问题不仅仅是空间问题、地理问题，在深层次更是人的发展问题、人权问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37]。空间正义具有时空相对性和主体相对性，使得空间正义和不正义的判定需谨慎审视。如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下，大理开展了洱海保护及“生态廊道”修复工程、生态移民搬迁、禁渔禁捕及部分限旅活动，强化了洱海高原湖泊地方性环境保护，有助实现代际公平，但同时也限制了当代百姓“靠水吃水”现实诉求。因此，批判性审视地方性生产中的旅游空间不正义现象，一为尽可能消除或减弱不正义现象；二为更好地针对具体问题做出应对及调适，尤其是主体间利益协商与平衡，为实现旅游空间正义奠定基础。

景观生产是地方性生产中最显性表征。民族古镇地方性生产中的景观生产包含城镇、建筑、旅游、生态、服饰、交通等景观生产。又受到政策导向、规划布局、资本市场化逐利行为、权力斗争、科技更新、开发商价值观及审美倾向、新思潮渗透、全球化、工业化、现代化、旅游化、信息化等影响。带来的环境不正义表现在景观制造过程中引致了休闲度假景观与原生景观的空间区隔，诸多度假酒店、客栈民宿兴起对自然开放舒适物、公共空间形成空间挤压；公共开放空间还会同时出现邻避（not-in-my-backyard，NIMBY）与迎臂（yes-in-my-backyard，YIMBY）效应，喧闹的酒吧、夜间娱乐场所可能导致邻避效应，是一种典型的环境不正义表征；而绿地公园倍受欢迎进而产生迎臂效应。此外，导致的环境不正义还表现为对生态环境不可逆的污染与破坏进而影响代际公平；土地不合理利用带来空间压缩等^[38]。双廊以客栈为代表的景观生产是其地方性重构的重要表征之一，同时也带来了文化不正义：同质化落地窗海景房、外来风格的建筑景观导致本土白族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合院等传统景观式微。经济不正义主要表现在交通、绿地等公共服务或舒适物景观带来的商机、发展机遇不均导致的周边居民获益不均。

文化生产是地方性生产的重要环节，既包括当地政府和文化精英、居民共同努力下的民族文化复振，也包括新移民带来的文化植入、文化创意及艺术再造，或通过节庆赛事活动提升知名度，以及培育新的休闲文化、消费文化氛围及场景，重塑文化空间。文化生产受到国家政策、顶层规划设计、资本力量、权力制衡、艺术家或文化精英、新思潮、全球化、现代化、旅游化、文化资本化、信息化等多方面影响。民族古镇的文化生产带来的文化不正义表现在：①外来思潮改变着古镇传统民族文化特色，个性化、多元化的呈现方式挤压着传统文化展示空间，并且呈现为与本土不相协调的同质化。双廊各式各样的文青标语、小资氛围使“洱海古渔村”的传统渔猎文化被隐匿了；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同质化则表现为销售的旅游纪念品及一些旅游商店高度相似……有学者指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面临全球化与外来文化同化、侵蚀的风险；在快速的城镇化浪潮下，古镇景观破碎化乃至土崩瓦解，日趋孤岛化、盆景化、主题公园化、超市化……过度的、大规模的商业开发使得古镇风韵日趋雷同^[38]。②文化生产创造出新文化空间的同时制造了不同阶层的消费聚集区，催生了空间区隔。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与具有不同财富和品位的社会阶层联系在一起，不同社会阶级特征决定了其文化偏好^[39]。双廊一些文青化的消费空间在吸引文艺青年的同时也阻隔了其他社会阶层。特定消费空间的内隐排他性可视作文化生产导致社会不正义的表征之一。③文化生产在资本介入后的商业化过程中面临着脱离地方整体性的风险，进而形成“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引起地方疏离感与家园感的消失，间接导致文化不正义与社会不正义。当地人若迎合旅游者的地方想象可能会导致某些景观的“突出”或“弱化”，导致“地方文化整体性的破裂”^[40]。同时，大量的客栈属于个体经营户，有旅游行业工作者表示：“尽管客栈看似获利较多，但其实不怎么产生税收收入，基础设施和日常维护几乎都是靠政府自己掏钱”。此种“旅游漏损”也是经济不正义的表现之一，投资者依靠洱海优质生态资源和双廊名气获益，但大部分收益并未对古镇进行反哺。客栈经营者为当地居民提供新的职业选择机会，使其可以“离土不离乡”，而其对空间正义的认知便是实现双方平等的关键基础。

生计方式所形成的场所空间形貌、文化景观以及特定的文化丛是地方性呈现的重要载体。生计方式生产主要体现在传统职业转变和新的生计方式产生，不正义则表现为旅游情境下的生计方式生产中不同居民的调适能力、掌控能力以及获益能力不尽相同。新的地方建设活动催生了新职业，双廊、喜洲洱海保护二线内的土地被流转及洱海禁捕后，大量当地居民成为失地农民，渔民“上岸”后传统渔猎生计方式在逐步消失。而新的游客体验需求不断产生也会催生新职业及行业配套景观，如旅拍服务、研学旅行导师、向导、司机、摄影师及餐饮业、租车业、住宿业、旅拍基地、网红打卡点不断兴起。同时，文化价值转化会创造一些新职业。双廊农民画社开办后，白族妇女变画家，绘画作品实现展卖销售，新的生计方式被生产。同时由于核心游赏区及旅游活动空间分布的客观差异，在传统生计方式转变和新生计方式产生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经济不正义和社会不正义现象，主要表现在：①古镇内部商业空间发展不均衡导致居民参与机会和受益不均。位于核心游览区的商业机遇、生计条件更佳，土地增值的可能性与空间更大，而边缘地带则相对较差。②应对生计方式改变后的调适能力存在差别。一些当地居民尤其是相对年长者在土地被流转或征用后脱离原本的农耕及渔猎生活环境，在寻找新的可替代生计方式之时，其自主经营活动的空间和机遇都大打折扣。③旅游生计与经营中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经济获益不均。古镇居民旅游发展的参与能力有强弱高低，参与程度有深有浅，旅游收益也因此不均等。双廊本地人出租土地或商铺的居民可支配收入远高于未出租土地或商铺的居民。在乡村旅游空间不正义中，贫富差距拉大是空间不正义的共性问题之一，制度创新和制度完善是破解路径之一^[41]。

古镇地方性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生产表现在出现新的社会分层。随着新旅游生产关系出现，原住民、新移民、旅游者互动共存逐渐转变为新的租户与租客、管理与被管理关系、雇佣和被雇佣关系的新空间关系并存。如新的雇佣关系表现为旅游开发公司与民众、客栈、餐厅经营者与服务人员；产生新的社会阶层分化，原本均质的生活空间也分化出临海、主街等高价值空间与背街背巷的低价值空间。市场发育、资本介入、现代化制造产品、旅游化发展、性别差异、新移民进入、新角色分工等都可能导致经济不正义和社会不正义。社会关系生产导致经济不正义和社会不正义有：①不同社会阶层再生产后其收入差距和社会地位被拉大，新移民形成新的社会分层和新文化植入对本土民族文化形成冲击。2名客栈经营者和1名当地居民均表示：“双廊的一些当地居民暴富后，有的赌博两三下就败光了，然后又到处跟亲戚朋友借钱，这种事好多。”又或者“过两年他就想要涨房租，完全没有契约精神”。2名当地居民均表示：“外地人都说双廊人民暴富，其实暴富的人不足20%，多数人都一样还是原来的老百姓”。贫富差距拉大引起了一些微妙的社会关系变化，暴富也导致了赌博等一些社会问题。②出现新的社会分层和社会区隔。社区居民获益能力、参与性和对上级管理的适应性都存在差异且态度各异，有的甚至存在一定的矛盾冲突。如双廊因为地方形象管控，不允许编辫子、卖花环等“流动经营”在广场或海街摆摊，但当地民众也有苦衷：“我们土地没有，文化水平也不高，这个年纪外出打工也没人要，家里有老人有小娃娃，找不着钱怎么办？”类似的社会问题及社会公共资源使用权属矛盾也折射出一些空间不正义问题。

价值缺失（空间物化、资本化、政治化、权力化）、现实缺失（空间剥夺和空间隔离）与城市病（贫困与新贫困）等^[42]，身份象征下的居住隔离、城市公共空间剥夺、社会心理异化^[43]，空间的贫困、异化与同质化等^[44]是其空间不正义表现，在空间形态、空间结构和空间利益分配等方面有所体现。社会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空间的不平等。城镇化中的空间剥夺、空间隔离、空间排斥、空间同质化与空间异化、新贫困等，既是空间不平等的表现，也是空间不正义问题^[45]。

旅游城镇化是空间、人口、劳动力、社会阶层及身份与认同发生变化的复杂相互影响过程，对城乡发展、人口与社会结构、土地利用与景观环境均有影响^[46]。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与城镇化协同发展受到关注^[47]。民族古镇地方性生产伴随旅游城镇化展开，旅游城镇化中又涌现出空间不正义。表现在：重视建设区域轻视非建设区域，景区内外“两重天”，景区与社区冲突较严重；景区居民迁出后失去赖以生存的资源基础；建设高端娱乐场所使居民失去大片土地资源；旅游过度开发污染和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文化空间被剥夺并异化为商业空间等^[37]。

旅游城镇化中资本、权力、政策等都可能是引致空间不正义的诱因。双廊旅游城镇化中资本过热引发租金的年度不均衡及空间不均衡进而产生空间发展不均、收入不均等社会不正义与经济不正义问题。文化不正义问题表现在迎合旅游消费与审美偏好或带有明显个人主义与风格的景观制造、消费空间营造与对他地客栈民宿风格的模仿复制使得双廊传统白族文化展示空间被侵占、当地居民家园感迷失等。有居民表示：“双廊是变好看了，环境也变好了，但我觉得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生活都困难”。政府对其旅游城镇化发展预判不足致使其在洱海排污治污、客栈建设准入方面监管不足，加之制度缺陷曾引致洱海污染的环境不正义问题，洱海污染问题在后期政府调控中得到极大改善，临海客栈获益良多，但本土居民对洱海的利用方式又因生态保护收到极大限制。以临海客栈为代表的城镇化导致了环洱海公共开放空间与舒适物挤压等社会不正义问题。需要从地方性生产和旅游空间正义实现之间寻求兼顾效率与公正、平衡多方利益关系的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与高质量旅游发展道路。

有学者指出，乡村旅游空间不正义过程是中国传统乡村向旅游乡村转型的经济制度、旅游政策、资本、发展话语与实践的空间再组织过程^[48]，乡村遗产地空间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存在种种剥夺、挤压与区隔现象以及各种利益角逐^[49]。在边疆民族地区，资本逻辑主导的空间生产破坏其民族地区自然与人文生态、资本—权力外化的制度空间加剧了民族地区空间不正义现象、非正义的空间发展造成民族地区社会分层与不平等现象^[50]。

地方性生产与旅游空间生产同时进行。地方性生产受到资本、权力、话语、旅游实践影响，通过在地化空间生产完成，由此产生空间不正义。表现在旅游空间权利使用、旅游空间生产与消费、旅游空间利益分配三个环节：

（1）地方性生产主导的空间使用和空间权利支配过程中，空间使用、空间资源分配与权利所属等空间物化、资本化、权力化过程出现不均衡、不正义问题。导致空间异化，加剧了公共休闲空间等舒适物供给、基础设施的可进入性、使用权限及便捷性的非均衡性。“空间物化”使得空间从生产生活空间变成资本增值的载体^[42]和可出售的商业空间，大量商业化旅游设施如高星级酒店、客栈等商业空间以及门禁社区、封闭型景区会制造空间区隔或形成空间挤压与异化，原本开敞的公共空间变成碎片化、商业化的私享空间。此外，地方性生产会引发一些非理性建设活动，进而导致土地资源无序开发。环洱海周边浪漫海景房建设与整改拆除便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与经济不正义。

（2）透过旅游空间生产与消费检视地方性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化、权力化、政治化问题，发现其可能诱发一些存在于效率与公平、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地方性生产过程中资本对空间的使用是一个占用与形塑过程，权力主导下的规划代表着政府意志与专家凝视下的空间功能划分，功能分区框定了空间发展方向，可能会引起发展机遇的不均等，也隐喻着差异化的空间地位与价值。双廊古镇临海步道、商铺、客栈、餐厅的观赏价值与商业价值更高，内部街道则相对低下便是一种功能划分；同时，一些生态敏感区域也因“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等主体功能定位差异导致发展空间与机遇存在天壤之别。民族古镇传统文化在旅游场域下既需要精心传承与展现，又需要同现代多元文化共存。双廊基于白族文化呈现的风貌统一要求使得一些客栈“外形白族民居化、内部小资文艺化”，反映出双廊地方性重构中市场主导到政府调控的流变印记，既有主观意愿的文化创新，又受限于制度规制。地方性在尊重传统与现代多元路径选择中如何理性相融，值得进一步探讨。

（3）因地方性生产而引起空间利益分配不均，进而产生空间不正义，催生“新贫困”。新贫困意味着经济上的贫困，发展机会的缺乏以及个人情感和心理上遭受到的创伤和磨损^[42]。空间利益有隐性利益与显性利益。隐性利益如交通状况、环境卫生改善、公共休闲游憩空间等舒适物供给的增多及生活便利化；显性利益体现为旅游经济收益。旅游开发的正向外部性增强隐性利益，负外部性则会导致周边居民利益受损，如一些可能引起不适或造成干扰的设施在引起邻避效应的同时可能降低舒适感。民族古镇的旅游核心区、直接支持带和间接支持带在商业机会、商业价值、旅游参与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使得旅游利益分配对不同位置的社区反哺功能存在差异。此外，旅游开发收益分配也可能产生不正义与不均衡，如喜洲古镇和双廊古镇下辖的一些村小组通过合作社形式建有内部停车场可盈利分红，但一些村小组则无直接旅游收益。利益分配不均会造成社会关系生产中出现新的社会分层与关系异化，相对贫困阶层可能产生自卑或怨怼情绪，部分居民因出租土地或房屋“一夜暴富”沾染赌博等不良习气，后又举债或变卖其他资产，从“暴富”落入“赤贫”。以上问题都可能催生旅游古镇内部的“新贫困”，引起社会不正义。

旅游是一种通过空间上的移动而塑造新的人地关系与社会关系的活动。对存在巨大城乡、区域、产业、社会差别的当下中国而言，因旅游而引发或与旅游相关的空间不正义或冲突事件有其必然性。借助空间正义的方法论和方法，可以使旅游研究和实践更“接地气”^[51]。文章以空间正义为价值导向，审视民族古镇旅游开发中地方性生产中造成的空间不正义问题的具体表征，并基于古镇旅游城镇化及旅游空间生产来揭示其发生过程，主要研究结论有：

（1）民族古镇地方性生产主要表现为景观、文化、生计方式与社会关系四个面向的生产。景观生产是地方性生产中最显性的表征，其景观生产包含城镇、建筑、旅游、生态等的景观生产；文化生产是地方性生产中的重要环节，既包括当地政府和文化精英、居民共同努力下的民族文化复振，也包括新移民带来的文化植入、文化创意，或通过节庆赛事活动提升知名度，以及培育新休闲文化、消费文化氛围及场景，重塑新文化空间；生计方式生产所形成的场所空间形貌、文化景观以及特定的文化丛是地方性呈现的重要载体，也催生了传统职业转变和新的生计方式；社会关系生产在于出现新的社会分层，原住民、新移民、旅游者互动共存，并产生新的租户与租客、管理与被管理关系、雇佣和被雇佣关系和空间差异等。

（2）环境不正义、经济不正义、文化不正义、社会不正义可以成为解读空间不正义的4个具体维度。在旅游发展情境之下，民族古镇地方性生产中的四个面向产生了多线性的旅游空间不正义现象，如景观生产产生环境不正义、文化不正义和社会不正义；文化生产导致文化不正义和社会不正义；生计方式生产引起经济不正义和社会不正义；社会关系生产导致经济不正义和社会不正义等。四种地方性生产方式又受到不同因素影响，地方性生产与空间不正义问题相互叠加。

（3）民族古镇地方性生产主要通过旅游城镇化及旅游空间生产引起空间不正义。在旅游城镇化中，资本、权力、政策等都可能引致空间不正义。而在旅游空间生产过程中，地方性生产又通过旅游空间权利使用、旅游空间生产与消费、旅游空间利益分配三个环节表现出不同的空间不正义问题。

今后还可以旅游空间正义实现为目标，探寻民族古镇旅游发展过程中新移民与原住民、政府与旅游开发商等多元主体的差异化利益诉求，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古镇规划与空间建设不断优化的调适机制、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商对话机制、旅游开发中的空间使用与管控机制、旅游收益的利益共享机制，以缓解民族古镇地方性生产中的不正义问题，为空间使用、空间权利分配以及空间关系的不正义问题调节提供应对策略，寻求兼顾效率与公平、多方利益关系平衡的民族古镇旅游高质量发展道路，努力实现基于空间正义的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