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贫困治理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更是一个事关人心向背、国家政权稳固的政治问题。围绕贫困问题，党中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和各级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在8年攻坚期内，实施了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交通扶贫、生态扶贫、水利扶贫、电力扶贫等一系列扶贫举措，相继提出“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的基本要求^{[1, 2]}。建立完善扶贫开发工作“六大机制”，有效解决了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问题，为中国全面实现脱贫提供了政策与制度支持^[3]。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脱贫工作中暴露出农户“等、靠、要”思想严重、贫困户产业扶贫参与度低、技能培训工作缺乏针对性、产业发展与贫困户利益联结不够紧密等一系列问题，导致脱贫地区稳定性差，脱贫农户呈现出脆弱性和边缘性特征，存在极大的返贫风险。本质上，这是脱贫外源推动、内生动力不足的集中表现。激活内生动力，是扶贫脱贫的根本目标。但是，就目前形势而言，完全离开“项目、技术、人才、政策”等外部资源支持，单纯激发内生动力也是不切实际的做法。后脱贫时代，脱贫地区①内生动力的激发依然需要外部强有力的支持。如何协同内生动力和外部资源（简称“内生—外源”），促进脱贫地区内生可持续发展成为“后扶贫时代”反贫困的重要命题。

消除贫困和提升人类福祉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联合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路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2021—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保持脱贫攻坚政策总体稳定、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成果、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4]。当前，可持续减贫的相关研究直接或间接地围绕内生动力激发和外部资源帮扶这两大主题展开，鲜有将二者放在统一的框架内进行分析和整合。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涉及不同尺度和维度的对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理清脱贫地区内生动力与外部资源间的耦合关系和互动机理，识别不同类型区域“内生—外源”动力生成的关键要素，为科学地指导脱贫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决策支撑。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以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为主线，以内生动力和外部资源耦合协同为核心，综合地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运用文献综述法从“内生—外源”视角对中国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内涵、脱贫地区“内生—外源”耦合协同发展研究进行梳理总结与综合评述，深入剖析当前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研究的方向，以期为中国建立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长效机制提供科学支撑，为全球减贫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

2 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内涵研究 2.1 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

缓解和消除贫困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可持续减贫理念为“后扶贫时代”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及构建长效减贫机制提供了新思路。关于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相关学者分别从经济增长论、经济发展论、可行能力论、可持续生计理论和新内生发展理论等多个视角探讨了贫困地区脱贫可持续性的内涵和实现路径（表 1）。

经济增长论认为，贫困等同于低收入，低收入意味着低储蓄，从而造成资本累积不足、生产率低，产生贫穷；强调必须借助外援来打破由于资本累积不足而造成的“贫困恶性循环”^[5]。经济发展论则强调，应注重资源和收入分配公平来破解欠发达国家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技术等一系列存在着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因素而产生的贫困问题^[6]。可行能力论的提出使人们对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理解远超过物质概念，收入低只是贫困的一种表现形式，造成贫穷的真正原因是缺乏获取收入的机会、权利和能力，认知能力和意志力等有限的心理资源损耗会诱发个体的非理性决策和行为，使其陷入贫苦而难以自拔^[7-9]。因此，可行能力论强调通过个人能力的提升来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和摆脱贫困。可持续生计理论则强调生计资本增加和生计策略优化，对于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发展动能和提高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作用，认为促进生计资本投入发挥协同作用，是特困地区可持续减贫的着力点和突破口^{[10, 11]}。还有学者从内生和外源相结合的视角提出综合式农村发展范式，强调内生和外源力量的相互作用在调控农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2]。由此产生新内生发展理论，该理论强调内外部资源的有效整合和本地居民的广泛参与，最终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13, 14]}。

2.2 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内涵

关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内涵，现有研究已形成较为统一的意见。区域可持续发展强调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协调^[15]，既讲求区域及代际公平又要保持区域的发展效率，既要考虑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又要考虑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竞争能力和均衡能力^[16]。对于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界定，目前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可持续减贫是指建立在家庭和地方发展潜力与动力基础上，并在外部环境变化情况下仍能持续减少贫困和缩小发展差距^[17]。可持续脱贫是从扶贫开发到精细化保障式救助的扶贫策略，指贫困人口经历从“贫困阶层—非贫困阶层—富裕阶层”的逐步转变^{[18, 19]}。精准脱贫的可持续性是对原有脱贫摘帽政策的延续，不仅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还包括社会保障、生态资源及精神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协调发展^{[20, 21]}。

当前，关于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概念内涵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主体可持续、载体可持续和供体可持续研究（表 2）。主体可持续聚焦于脱贫地区发展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可持续，包括农户、政府和社会组织等利益主体，强调在当前和未来保持持续增收，体现经济稳定性以及对外部条件变化的自我发展能力，突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意愿、机会渠道和角色定位^{[22, 23]}。供体可持续聚焦供发展主体选择并作用于发展载体的治理工具，包括外部经济和社会环境等，强调脱贫地区可持续治理过程中应充分体现人口、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因果关系，突出契合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价值目标和价值路径^[24]。载体可持续聚焦于乡村发展过程中产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包括区域自然和生态环境，强调应坚持产业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外部支持和农民自我发展能力提升有机统一，实现脱贫后的自我赋能，突出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条件、政策环境和社会资源^[25]。

从区域层面，脱贫可持续发展强调地区脱贫后能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持续增长；从个人层面，脱贫可持续发展强调脱贫人口生计能力的可持续，突出脱贫群众由依靠外力帮扶转向具备自我发展的能力，包括合理规避和有效降低风险的能力，及利用生计资本创造财富的能力^{[26, 27]}。根据联合国颁布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还应包括人们获取经济资源的平等权利，以及区域持久、包容性和可持续经济增长。因此，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涵盖了效率与公平，且突出了多元治理与内在价值的统一性^[28]。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包括区域发展能力和农户生计能力的可持续，通过以个人可持续发展为主体、区域可持续发展为载体、可持续发展理念及治理工具为供体，促进脱困地区“经济—社会—生态—能力”的可持续发展。

3 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外源”耦合协同研究 3.1 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研究

（1）脱贫地区内生动力不足的原因分析内生动力是指微观行动个体在核心价值信念的引领下，自发参与旨在实现可持续脱贫和发展目标的一切活动的心理倾向和行为能力^[29]。脱贫地区内生动力不足包括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和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有限。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是指农户缺乏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既表现为精神动力不足，也表现在行为上依赖政府和他人^[30]。国内外学者从个体贫困和区域贫困两个层面探究和解释了内生动力不足的原因，形成了诸如内外因理论、贫困文化论及空间贫困理论、区域增长极理论、贫困恶性循环论、贫困“孤岛效应”理论和多维贫困理论等重要理论基础^[31-34]，为解释贫困地区内生动力不足提供了理论支撑。

在个体贫困层面，有学者认为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和收入贫困是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的重要内因，指出农户由于权力的被剥夺或者其他条件的不足，致使一个人难以有实质性的自由去选择生活的能力，从而导致其收入无法维持生计^[35]。贫困文化理论指出个体贫困会诱发贫困心理，具体表现为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进而导致个体丧失脱贫内生动力^{[36, 37]}。还有学者从认知心理学、行为经济学视角对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的原因进行了解析，认为贫困户认知和行为不足是内生动力不足的重要因素，由于贫困户存在乐观偏见与悲观偏见、部分贫困群众脱贫意愿不强、现代性心理和市场理性的缺乏等消极心理资源导致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38]。内生动力由个体内部激发但也受外界因素影响，与个体贫困相比，区域贫困更加难以改变。在区域贫困层面，贫困地区往往存在自然环境恶劣、地理位置偏远、生态环境脆弱、公共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给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限制；另外，贫困地区由于教育水平和生育观念落后，致使区域人口素质低、增长快，加剧了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难度^[33]。

（2）脱贫地区内生动力生成的路径研究

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是“破解深度贫困难题”，保障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关于破解内生动力不足的路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学者们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实验和讨论，从行为经济学视角、教育文化视角、认知心理学视角、心理健康视角和需求视角等多个视角剖析了贫困户内生动力生成的机制^[39-41]。

贫困人口作为脱贫主体，其心理状况决定了脱贫成效。扶贫扶志是抵御返贫风险的强大保障，亦是激发脱贫主体内生动力生成的动力来源，研究发现相比单纯的提供资金补贴，提供就业创业机会更能有效激发农户的内生动力^{[42, 43]}。精神贫困治理是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摆脱贫困的治本之策。研究表明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精神疾病和贫穷相互作用，贫困会导致压力和消极的情感状态，这些状态反过来又可能导致目光短浅和规避风险的决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然而，如何打破这种循环至今仍未找到科学的答案^{[7, 44]}。郑瑞强从“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科技支撑”多个维度构建了贫困户内生动力激发的行动框架，认为注重整体协作、着力自主管理和发展能力培育、提升科技支撑是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的重要路径^[45]。现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为破解内生动力的生成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内外因理论、贫困文化论、人性假设理论以及心理科学中的动机理论和社会学的“结构洞”等理论可为如何激发内生动力提供理论支撑^[46-48]。然而，如何组合现有的手段，提出一套综合性的内生动力激励措施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3.2 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外部资源研究

区域贫困的本质是在特定时空情境下“人、地、业”维度上的剥夺或三者之间耦合失调的过程与状态，可通过外部优化调控贫困地区“人口—土地—经济”等要素的耦合协调关系，促进贫困区域内生可持续发展^[49]。但是，在外部资源帮扶的过程中仍面临着基层人员自身能力不足、外在帮扶措施与贫困群众内在需求错位、贫困群众参与不足、地区产品同质化严重、政府扶贫目标存在偏差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了区域脱贫的可持续^[40]。

外部资源是指帮助区域摆脱贫困的外部力量，包括外部资金、技术、项目、人才、政策及市场化的价值伦理等资源禀赋^[29]。关于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外部资源帮扶问题，国内外学者聚焦于“两不愁三保障”从人才供给、产业发展、旅游带动、党建引领、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保障等多个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50-52]，并总结出“扶志扶智”模式、“教育扶贫”模式、“社区为本”扶贫模式、“因户因需”模式和“社会组织参与式”等诸多典型模式^[53-55]。其中，“扶志扶智”是抵御返贫风险的强大保障，可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提供来源；“教育扶贫”具有先导性和根本性，通过用教育培训构筑贫困群众的脱贫志气，并辅以必要的技术培训，以提高贫农的生存技能；“社区为本”扶贫模式依托社区固有的资源禀赋，挖掘社区内部潜能，保证减贫的持续性和包容性，提升基层活力、动员群众力量、激发基层的主动性、创造性；“因户因需”模式考虑贫困群众的个性化需求，注重扶贫政策的个性化服务提供，进而激发贫困人口脱贫的内生动力；“社会组织参与式”弥补了政府扶贫力量的不足，推进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和完善，也极大地激发了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3.3 脱贫地区内生动力和外部资源的耦合协同研究

（1）脱贫地区内生动力和外部资源系统评价相关研究

贫困地区内生动力和外部资源的系统评价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国内外学者围绕相关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和模型展开了大量而富有成效的研究，但是整体上指标体系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对于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外部资源评价，相关学者重点关注资源禀赋、区位因素、社会经济、政策环境、文化历史、资金投入、技术创新等指标^[56-58]，强调通过政府、社会、市场等外部力量，以获取项目、技术、人才和政策等外部资源，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59, 60]}。对于脱贫地区的内生动力评价，相关学者则重点关注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主要涉及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发展意愿、技能水平、物质资本等评价指标^{[61, 62]}，强调通过强化地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内源发展要素，促进区域知识技能、信息化水平、教育医疗水平的不断提升。对于内生动力和外部资源耦合关系研究，相关学者围绕理念和实证展开探讨，主要包括旅游扶贫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耦合关系、区域生态脆弱性与经济贫困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及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协同对区域减贫的影响机制等^[63-65]，对于“内生—外源”耦合协调的系统性研究相对较少。

（2）脱贫地区内生动力和外部资源的协同发展研究

2020年后中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将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帮扶力度趋于减弱，减贫面临外部动力缺失的风险^[66]。然而，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长期存在，不会因为绝对贫困的消除而消失，脱贫地区仍面临着收入来源单一与内生动力不足导致的持续增收难度大、致贫因素多与社会保障不健全导致的返贫风险大等突出问题^[67-69]。因此，脱贫地区单纯依靠自身发展是不够的，仍需持续的外部支持，坚持“内生—外源”协同发展的系统思维。

现有产业扶贫项目多为政府推动，未能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导致产业扶贫过程中存在部分扶贫项目短期化、同质化严重，产业链条较短、经营主体发育不足等一系列问题^[70]。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农业农村发展在多个方面、多重渠道遭受影响，甚至有可能摧毁多年来全球在减贫方面所取得的成绩^{[71, 72]}。因此，只有着眼于社会体制、社会政策、市场条件、宏观环境的协同发展才能保证脱贫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成效^[73]。针对脱贫地区社会资本缺失、经营主体发育不足等问题，有学者认为构建政府、市场、扶贫对象及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机制和利益联结机制以激发扶贫对象的内生动力，将是实现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切入点^{[74, 75]}。脱贫地区在内外联动以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生态资源等自然要素为依托，并受社会属性、经济属性和地缘属性的影响，联动过程中特别关注中国特色的模式创新，强调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并且更加重视发展所引起的问题和代价^[76]。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内外联动的战略选择和过程机制往往因不同地域类型而存在差异，有学者聚焦于不同地域类型特征，通过机制创新将国防安全、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和社会安全纳入地区扶贫大格局中，为地区实现“人、自然、经济”的协调共生发展指明了方向^[76]。此外，还有学者基于发展地理学研究，从空间分异、空间扩散和空间整合的视角探索区域贫困治理机制和发展动力，强调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尺度转化，并提出以地方为主的“内源—外源”协同发展干预路径^{[59, 77]}，为破解区域内外联动失衡提供了新的思路（图 1）。

4 研究评述

现有研究在乡村贫困概念与内涵、测度与时空格局、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内生动力激发与外部帮扶、反贫困策略与优化调控等方面取得长足进展，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并呈现出以现实需求为导向的趋势。但是，现有研究仍存在不足，在以下方面还有待加强：

4.1 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内涵研究

现有研究多从当前扶贫工作的不可持续以及人的可行能力提升等角度展开。研究对象聚焦贫困地区的脱贫，对脱贫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不足。特别是脱贫地区主体与客体、主体与载体以及三者之间的均衡、协调发展的研究涉及较少，如何均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可持续内涵界定的重要基础。研究角度以策略研究为主，理论支撑不足。现有文献多借鉴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可持续生计理论、社会排斥、脆弱性理论等。如何构建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依赖外部资源注入的“输血”帮扶模式的理论框架转向“内生—外源”协同“造血”的逻辑体系将成为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理论探讨的根本。

4.2 脱贫地区内生动力和外部资源相关研究

现有研究从脱贫主体能力贫困、权利贫困、收入贫困、资源限制和支持不足等方面剖析了脱贫地区内生动力缺乏的原因。对于脱贫地区内生动力生成的主体行动仅涉及政府的推动力度方面，鲜有研究针对脱贫地区内生动力多元主体，如脱贫农户、政府、社会组织等，从内生和外源视角系统地识别影响其内生动力生成的内外部影响因素体系。并且，既有研究尚未“自上而下”地厘清政府干预、社会力量介入、贫困地区参与、脱贫农户自我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依据激发手段和类型针对多利益相关内生动力主体设计因地制宜的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行动路径。推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减贫主体的通力合作，形成多方参与、协同联动的合作型扶贫模式已在学界达成共识，为破解脱贫地区“内生—外源”联动失衡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现有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脱贫地区各利益主体间的驱动机制及关联关系尚未明晰，多元联动网络尚未形成；并且以往研究多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进行探讨，较少关注不同类型贫困区域的地方分异与治理方案，缺乏代表性和典型性，亟需展开系统性研究。

4.3 脱贫地区“内生—外源”的耦合协同发展研究

现有研究从收入、教育、健康、住房、生活水平和资产状况等方面对区域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缺少对内生动力与外源资源的系统评价，鲜有从时空交错维度剖析脱贫地区“内生—外源”的异质特征。在以往的研究中内生动力和外部资源往往被割裂成两股相对独立的关系认识，未把二者放在统一的框架内进行分析和整合。虽有学者从发展地理学视角提出以地方为主的“内生—外源”融合的可持续减贫发展干预思路，但尚处于理念探讨阶段，“内生—外源”协同的理论基础、相互作用机制及其空间异质性等学术问题仍需进一步深化。因此，如何搭建脱贫地区“内生—外源”相互作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地域分异视角揭示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外源”协同机制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

5 结论与展望

“后扶贫时代”脱贫地区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较大变革，战略目标和工作重心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脱贫地区面临农户生计能力脆弱、边缘户基础不稳和地区发展基础薄弱等问题，存在较大的返贫风险；另一方面，对于如何实现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还存在理论支撑不足、战略谋划不足、缺乏全面认识和缺乏系统观念等挑战^[78]。因此，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背景下，需重新审视、拓展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内涵，关注效率与公平，坚持系统观念和战略思维，开展学科交叉与尺度综合研究。结合目前脱贫地区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未来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需要关注的几个方向。

（1）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逻辑演进与理论探讨

探索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逻辑演进和学理基础是深化相关概念内涵的基础和前提。在全球减贫与发展背景下，未来研究可聚焦于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维度、社会维度、生态维度和能力维度，揭示“后扶贫时代”脱贫地区可能存在的脆弱性、动态性、异质性和长期性等特征。进而系统梳理脱贫地区内生动力和外部资源相互作用的耦合逻辑关系，剖析不同类型贫困村域“内生—外源”间的互动过程和协同机制，以及协同过程对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所产生的整体效应。

（2）脱贫地区返贫原因诊断及返贫风险预测研究

部分脱贫地区因地处边远山区及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受自然禀赋、区位因素和经济基础等因素影响，存在较高的返贫风险。因此，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是将事后帮扶变为事前预防的有效措施，也是防止因兜底政策失灵而返贫的重要举措。重点瞄准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出现的特殊困难户，开展动态监测。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的关键是返贫风险因子识别和返贫风险的动态监测，通过风险因子的识别和判定，剖析脱贫地区返贫的因果关系，进而揭示脱贫地区返贫发生的机理。在“后扶贫时期”，如何认定返贫标准、确定返贫风险点，进而设定可能返贫的剥夺值（标准），将是动态监测亟需关注的重点问题。

（3）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外源”耦合协同研究

脱贫地区内生动力和外部资源耦合协同研究是促进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和有效途径。在微观层面，系统识别影响内生动力和和外源动力生成的关键因素。在中观层面，针对脱贫地区的内生动力和外部资源水平到底能到何种水平，构建系统的评价体系，测度区域内生动力发展指数和外部资源综合指数，积极探索区域内生、外源综合评价指数的时空演变特征，判断脱贫地区的“内生—外源”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主导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在宏观层面，将定量和定性方法相结合，探究内生动力和外部资源的相互作用强弱及耦合协调程度，分析各类型县域的地域分异规律、基本特征、现实困境和驱动因素，进而为不同类型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优化提供参考。

（4）脱贫地区“内生—外源”动力主体的多元联动网络构建

脱贫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农户内生动力的生成是关键，但也离不开政府与社会组织等外部资源的帮扶。重构脱贫地区群众发展空间、调整群众的社会资本，基于社会比较、自我成长等外界刺激与自我调适的协同作用，可以诱发脱贫地区农户的自我发展意识，调整自身传统的致贫行为。本质上，脱贫地区脱贫农户、社会组织、政府等多元主体协同构成了一个互动的行动者网络。一个良性互动的行动者网络，才能从总体上保证脱贫地区内生动力持续生成。未来可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运用利益相关分析剖析脱贫户、政府和社会组织等多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核心主体行为、核心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多个维度构建脱贫地区“内生—外源”动力主体的多元联动网络模型。在统一的分析框架内，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融合的帮扶机制，形成多元共治的网络结构，构建刚性与弹性相统一的管控系统。

（5）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当前，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历史交汇期和政策叠加期。未来可基于“生存与发展”的持续路径，探讨以脱贫地区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为主体，自我赋能产业带动为载体，资源优化配置政策为供体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系统剖析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内涵特征、逻辑关系和基本原理；甄别二者衔接的现实困境与关键性障碍因素，梳理典型经验和模式。从国家和区域尺度探讨助推二者有效衔接的制度创新路径；从发展型政策、借力型政策和赋能型政策三个层面探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长效机制和保障措施，为宏观政策优化提供科学参考。

注释：

① 本文所指的脱贫地区为现已脱贫摘帽的832个贫困县和12.8万个贫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