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末全球化的概念被正式提出以来，引发了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其中跨国资本和跨国移民群体在国际尺度上的流动已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1]。随着全球化浪潮席卷中国，来到中国大城市的跨国移民群体也在迅速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境内以定居为目的的外籍人员数量从18万余人增加至约42万人^{[2, 3]}，这势必对当地的社会空间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逐渐引起中国城市研究者和地理学者的强烈关注与探讨^[4]。作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跨国移民群体与欧美发达国家有着不同的特点。欧美发达国家移民主要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端移民，而迁入中国的移民则以来自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高技术移民或高端移民（high skilled expatriates）为主^[5]，多因跨国公司派驻或贸易需求而迁入我国。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国政府与其他国家政府之间的合作带来了跨国移民，这其中包含部分高端移民。低端跨国移民由于难以融入当地劳动力市场^[6]，因此多呈现族裔血亲为纽带的聚集模式；我国的跨国移民聚集区主要以高端移民聚集区为主，以业缘关系为主的社交网络可以让他们更好的融入当地社会。以浙江义乌为例，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依托国际商贸城，跨国移民对周边环境完成了社会空间置换的过程，形成了以“异国风情街”等为代表的特定经济文化情境下的国际性社会空间^[7]。但跨国移民群体在输入与集聚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当地的社会空间产生较大影响，拥有较高社会经济特征的高端移民可能会对本国当地居民造成一定的“排他”与“隔断”，由此会产生诸多社会问题与文化冲突^[8]。面对新兴的“跨国移民阶层”，如何对其进行管理、如何引导其发展已成为当前城市管理者所面临的一个重点与难题^[5]。

目前国内针对跨国移民的研究成果已有丰富的积累，大多数研究从族裔经济、生活空间、地方情感、空间生产等不同维度来对其进行探讨^[9-11]，较少从阶层向上演替的动态空间变化过程对其进行研究。事实上，跨国高端移民的生活空间形成及其对本地低收入居民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绅士化过程，因为其包含了绅士化的两个特征：阶层的向上演替和对原住居民的排斥。绅士化的研究视角为探讨特定社会群体在城市人口动态变化及其造成的空间影响过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提供了新的角度^[12]，尤其是在跨国移民层面，跨国绅士化为跨国移民空间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角度，为提升我国的跨国移民治理策略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在这里可引入西方的“跨国绅士化”（transnational gentrification）概念对其进行较好的诠释。相较于先行研究中大多只着眼于跨国移民这一单独主体，跨国绅士化在对跨国高端移民进行探讨的同时，也关注被排斥的本地居民。因此，本文对西方的跨国绅士化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厘清并探讨其现象特征、形成机制和产生后果，进而讨论中国语境下的跨国绅士化现象，以期为我国城市社会空间重构与跨国移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维度和理论参考。

绅士化（gentrification）的概念最早由英国社会学家Ruth Glass于1964年提出，用以描述伦敦内城中一个社区尺度的社会结构演替过程^[13]。伴随着全球化过程的持续进行，绅士化在全球资本和文化流通需求的推动下也逐渐发展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14]，跨国绅士化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跨国绅士化的概念最早由Thomas Sigler和David Wachsmuth于2016年提出，用以描述在空间上具有位置流动性的“跨国绅士化群体”（transnational gentrifiers）对不同地区的房地产市场以及当地邻里关系的影响，即相对富裕的跨国绅士化群体进入其他国家城市的相对衰败社区，进行物质环境和生活方式更新并聚居的过程^[15]。他们兼顾了传统绅士化研究的供给端与需求端两大视角，通过对两端的国际群体进行分析，明确这些跨国群体迁移的动力及所产生的影响，来解释全球化进程中特定区域社会空间变化过程。

跨国绅士化通常会与旅游绅士化（tourism gentrification）相混淆，因为旅游绅士化也会涉及跨国游客的参与。然而，尽管两者之间的表征很相似，但其产生机制及效应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具体来说，跨国绅士化强调跨国绅士化群体对当地社会阶层置换的影响，通常意味着较低收入人群被跨国高端移民群体取代；后者则强调旅游活动对当地社会空间的影响，而这并不一定会导致当地居民的流离失所^[16]。此外，由于旅游出行的短暂性，游客并不会对当地被置换人群产生长期性影响，而跨国绅士化群体对被置换人群的影响往往是持续性的；且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没有发生旅游绅士化，跨国绅士化现象也有可能发生^[17]，因此跨国绅士化与旅游绅士化虽然空间表现相似，但却是两个本质不同的现象。

在界定跨国绅士化的概念时需要特别注意全球性与地方性的结合。跨国绅士化虽然是由全球化推动的，但其对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空间环境、生活方式迁移等方面的影响却是地方性的，在当前“比较绅士化”（comparative gen‐ trification）及"星球绅士化"（planetary gentrification）方法论转向的时代下，需要结合本地语境对跨国绅士化的内涵进行解读和阐释^[18]，才能保证其可以准确描述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阶层变化、空间正义、社会包容等方面的问题，发挥出应有的理论价值。

西方跨国绅士化现象中，本地居民与跨国绅士化群体产生了新的阶层对立情况。来到当地的跨国绅士化群体大多不会当地语言，与本地居民缺乏文化和宗教认同，因此跨国绅士化会涉及一些传统绅士化中并不激烈的矛盾——如种族歧视、宗教冲突等，这些矛盾往往会因为跨国绅士化群体与当地居民的文化差异加剧而凸显出来^[19]。Escobedo在南美的案例中阐述了历史遗留问题（如种族歧视等）对跨国绅士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7]；Zaban在英国的实证研究中发现，英国犹太人的迁入会加剧跨国犹太人、当地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三者之间的矛盾^[20]。跨国绅士化群体除了会对当地低收入群体产生排斥之外，也会对当地绅士化群体产生排斥，使得阶层对立的情况更加多元与复杂。

跨国绅士化是由相对富裕的跨国移民推动的、基于阶级的社区空间重构^[19]，国际移民在进入之后推动了当地邻里升级，将当地低收入群体排斥出中心城区，促使迁入地的社会结构发生向上演替。除此之外，跨国移民群体追求改善自身生活方式的想法使得跨国绅士化中社会阶层变化出现了新的形式。在国际生活方式营销的影响下，跨国绅士化群体开始寻求以更低成本过更高生活水平^[21]的方法，由于这些方法的门槛较低，因此它还涉及如学生和高收入国家的退休人员^{[21, 22]}等传统上与精英阶层无关的社会阶层和年龄群体。据此，一些正经历跨国绅士化的地区除了会出现社会结构的纵向上升之外，还可能同时经历社会阶层的横向演替，因为当地白领们也会面临来自跨国学生或者国外退休人员所带来的住房竞争压力^[19]。

随着全球化地持续进行，跨国绅士化群体的流动性也逐步加强，由此产生了空前巨大的空间响应，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全球房地产市场的变化：跨国资本将本地房地产供应与跨国房地产需求相匹配，从而获得全球尺度的租差效应^[22]。在此过程中，短期租赁平台的兴起^[23]帮助游客或跨国移民对世界各地的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24, 25]}，将跨国绅士化的时间进程缩短到只有短短几天，因而使得跨国绅士化在时空维度方面出现了独特形式：巨大的空间回路与短暂的时间回路并行。此外，跨国绅士化群体除了可对迁入地产生类似于旅游式的短期影响，还可以通过长期移民的形式对迁入地产生永久性影响。这说明跨国绅士化既能产生短时效应的同时，也能产生长期的永久性效应。

随着异地办公、在线办公等远程工作模式的兴起，“数字游牧民”的出现也给跨国绅士化注入了新的内涵。数字游牧民从跨国公司领取高薪，然后在低消费等级的城市生活，通过他们自身的经济优势促使当地的跨国绅士化现象发生^[26]。由于数字游牧民的收入与其跨国公司所在国家发展水平相关，支撑他们“游牧”式生活的消费能力实际上是由地理不均衡发展促成的，这也成为跨国资本流动的路径之一。流动的跨国绅士化群体渴望实现更美好生活的个人主义梦想被蕴藏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潜在过程中^[27]，两者共同通过全球分工剥削当地的非正规劳动力来满足跨国绅士化群体对生活方式的提升意愿^{[28, 29]}。

正在经历跨国绅士化的地区发展离不开具有流动性的劳动力（如临时工），正是通过对他们的剥削，这些城市才能“留住”具有流动性的跨国绅士化群体，维持由数字游牧民等具备高度流动性的消费者所提供的“不稳定性消费市场”，从而推动了当地跨国绅士化进程。这些剥削措施通常会让社会底层群体，尤其是非正规劳动力去面对新的公共空间秩序^[21]，从而剥夺他们的空间权益来迎合跨国绅士化群体的消费空间需求。换言之，没有跨国绅士化进程对当地劳动力的剥削，就无法产生刺激跨国绅士化群体行为的城市消费体验，跨国绅士化现象就不会发生^[27]。

无论是在供给端还是需求端，跨国绅士化之所以能够发生都是因为这两端背后的新兴阶层——跨国移民群体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有可能来自于他们自身的需求，也有可能是被国际消费主义营销引导而产生。因此，描述跨国绅士化的发生机制可以从跨国群体的流动性着手：他们的流动能力是由全球范围的租差所推动，这离不开国际大环境下全球旅游、地方政府的影响；但他们的流动动机和目的地选择却并不仅仅是完全出于经济原因^[19]，还会受到生活方式的选择以及接收到相关信息的过程等因素影响。

N.Smith提出的“租差理论”（rent gap）深刻揭示了资本是如何在非均衡发展背景下逐利而导致了绅士化现象的产生^[30]，而在全球化背景下，租差理论有了新的形式：租差的产生和运作均离不开跨国资本的参与。一方面，在传统的绅士化现象中，租差常常被当地资本所获得；而在跨国绅士化中，租差的获取不再仅限于当地精英阶层，跨国资本也成为全球化租差的逐利目标。另一方面，本地租差可能就是在跨国绅士化群体的影响下才形成的，即当地潜在地租的上升是因为周边地区受到了跨国绅士化群体或跨国资本的影响所致，这种情况下的租差本身也属于跨国资本，换句话说，在跨国绅士化现象下，租差的形成和吸引新居民的途径本身就具有跨国属性^[15]。

在供给端的视角中，跨国绅士化源于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格局改变。由于资本流在金融危机后被迅速重构，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流动急剧加快，这直接提升了跨国群体的流动性，促使了全球范围内的租差产生，进而诱发跨国绅士化^[19]。但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结构转型不仅可以带来跨国绅士化，也可能导致跨国绅士化现象消失^[31]。当跨国租差被瓜分完毕后，当地政府寻求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的努力可能会使得投资成本高于租差收益；跨国绅士化群体会追寻并前往租差“洼地”从而离开当地，导致跨国绅士化现象逐步消亡^[31]。

绅士化和旅游业之间有着长期且紧密的联系^[22]，而跨国旅游业的发展给绅士化带来了新的全球属性。为了适应全球资本快速周转的需要，政府和开发商希望能尽快促进消费人口的流动，一个重要做法就是促进跨国旅游业逐渐增长^[27]。跨国旅游业通过将跨国消费需求导向当地市场而获得巨大的跨国租差，从而引发跨国绅士化现象发生。同时，跨国旅游业的多样化发展导致了与地方接触形式的更新^[25]，使得跨国资本和绅士化群体能够从多方面获取租差，加快跨国绅士化的发展进程。

爱彼迎（Airbnb）等短租平台则通过将旅游资产投资制度化来迎合这一趋势^[23]。在此前已完成绅士化的中心城市地区，短租平台的发展使得当地房东们抛弃原先具有相对较低投资的长期租赁，转而选择具有较大潜在收益的短期租赁，从而快速地将社区转变为旅游消费空间^[28]，以此来迎合跨国消费的需求，间接促进跨国绅士化现象发生^[25]。

地方政府很早就在绅士化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在西方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地方政府与资本结成增长联盟，对绅士化进程的管控开始严格起来^[32]。金融危机过后，随着绅士化进程中金融力量的作用逐步凸显，金融机构和资本对城市的塑造功能也越发强大^{[18, 33]}。而跨国绅士化作为绅士化在这一阶段的延伸，国家的力量对其进程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跨国绅士化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由中产阶层所主导的过程，“它主要是国家主导的，或者至少是国家授权的”^[34]。

一方面，虽然原本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能够更快地触发跨国绅士化并从中获得回报，但一些意外情况可能会迫使资本渗透速度降低^[35]，例如拉美原住民由于对白人的敌视而减缓了当地绅士化进程^[17]。因此为了保障绅士化的持续进行以获得稳定的收益，资本需要依赖地方政府在空间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上加强其自身节奏的能力来确保绅士化能继续推进^[27]，这为地方政府的介入提供了良好的途径。另一方面，绅士化现象并不是只发生于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比如韩国首尔在20世纪80年代就发生了绅士化现象^[36]。某些地区的绅士化现象可能会在政策缺位的情况下自然产生并缓慢发展^{[37, 38]}。但是一旦地方政府意识到了本地已经产生了绅士化现象，就会制定相关的房地产政策，以此来强化和加速城市的价值提取^[20]，从而促进城市发展的资本循环。而在全球大部分中等城市，地方政府倾向于为经济能力更强的跨国精英提供更好的旅游和房地产政策，以此来获取跨国资本的流入，跨国绅士化现象随之而发生。

从跨国绅士化群体自身的角度来说，跨国流动的根本原因是他们有改善自身生活方式的意愿和能力，包括对空间、时间、文化活动等的追求。这种基于改善生活方式而导致的跨国绅士化群体迁移形式包括数字游牧主义^[26]、散居性返回移民^[20]、“暂住式”都市生活^[39]等，它们都对当地房地产市场等产生了较大的压力与影响，导致了低收入人群的流离失所。伴随而来的往往是族裔之间的相互作用，会进一步加剧现有的社会分歧^{[17, 26]}。

寻求生活方式改善的迁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跨国绅士化群体对某个地方的个人迷恋，而非结构性驱动^[19]。在相关学者的研究中，提升生活方式的可能性是影响这类移民流动的主要因素^[28]。他们的动机来源于当地可以提供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而非更好的工作机会。Agustin Cocola-Gant和Antonio Lopez-Gay在巴塞罗那的研究表明，很多跨国绅士化群体在各自的城市都有工作机会，但“巴塞罗那式生活”吸引他们迁移到此^[28]。

为迎合全球精英阶层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的跨国流动，迁入地逐步根据跨国精英们的喜好而改变。地方政府赋予了跨国精英们“特权”，并排斥城市贫困人口和边缘人群进入城市空间。因此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生活方式迁移导致的跨国绅士化本质上是全球社会关系不平等的体现，包括殖民等级制度和种族安置制度^[40]，以及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全球流离失所现象。有学者指出，这种不平等的全球社会关系会产生不平等的空间关系，甚至连生活方式移民的主观意识都是全球等级不平等的产物^[31]。

关注生活方式移民的学者将跨国流动和购房行为解释为寻求更好的生活方式^[41]，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跨国绅士化群体为何在缺少经济驱动的前提下选择特定的外国居留目的地^[20]。因此需要探寻接收这些跨国绅士化群体社区本身的地方特色，明晰是什么因素吸引了跨国绅士化群体的到来。在这一点上，Zaban对于外国犹太人在以色列购买二套住房的研究做了一个很好的补充。他的研究表明，外国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购买房产主要是出于情感、民族、宗教或个人联系方面的考虑，也兼有以色列自然气候、食品以及当地政府鼓励外国犹太人在国内购买房产或定居的因素^[20]。这些外国犹太人在意的是拥有庇护所的机会，而不是为了真正的去使用它，这也导致有些房产被外国犹太人购买之后会长期空置。

经济因素和生活方式迁移只能说明跨国绅士化群体愿意并且有能力流动，迁入地的地方特色才是吸引他们前往特定目的地的重要诱因。跨国绅士化不仅可以由经济动力驱动，也可以由情感动力来驱动，追寻理想的生活方式导致高收入群体搬迁或投资于他们选择的地点，选择的理由是该地具有象征性和情感吸引力^[20]。

前文叙述了自身生活方式意愿与特定目的地是吸引跨国绅士化群体的两方面，而在跨国绅士化过程中，跨国绅士化群体如何接收到特定目的地信息也是重要一环。在这方面，国际消费主义营销机构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他们通过宣传自由主义生活方式，将高收入的需求转移到低成本城市，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利益诱导，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跨国精英们的出行目的地选择^[21]。Matthew Hayes在对厄瓜多尔昆卡市的研究中发现，昆卡通过与媒体平台合作，吸引了数千名来自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北美移民^[21]以填补昆卡房地产市场的大部分需求。昆卡政府、当地资本家以及国际营销机构让消费者对旅游或跨国绅士化空间产生了兴趣^[42]，在这个过程中，跨国绅士化群体自身渴望实现更加美好生活的个人主义梦想与资本主义的潜在结构重合^[27]，共同导致了跨国绅士化群体的到来。

除了国际消费主义营销机构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成为联系跨国绅士化群体与特定目的地之间的桥梁。当地文化遗产一旦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便拥有了吸引跨国绅士化群体的潜力。但值得一提的是，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位可能是提升潜在地租的一个重要刺激因素^[43]，但不一定可以公平分配这些利益，反而会加剧现有的空间不平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来减弱甚至消除“历史城市景观”保护过程中出现的流离失所现象^[44]，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主要关注点还是在建筑形式与风貌管控上，并未深入到社会阶层对立面与资本剥削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45]，因此收效甚微。

跨国绅士化不仅带来了雄厚的跨国资本，也带来了跨国绅士化群体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城市中心空间的重构。跨国绅士化群体利用自身经济优势对当地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明显的空间影响，导致了建筑空间倒错、基础设施超载以及许多低收入居民被驱逐^[22]，尤其是非正规劳动力的流离失所^[46]。同时，跨国绅士化带来的生活方式改变也对当地社会空间产生了深远影响^[47]。由于跨国群体在语言及生活习惯上与本地居民的天然区隔，跨国绅士化群体很难与当地社区融合。事实上，跨国绅士化群体经常光顾的地方往往是当地居民极力避免去的场所，从而在同一街区产生了双重社会结构^[28]。

此外，多数跨国绅士化群体在当地居住时间较短，与本地居民的交流联络甚少。跨国群体频繁的流动性导致其与本地居民的互动较为缺乏。最终物质空间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共同导致当地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

跨国绅士化效应的研究焦点在于它如何揭示各个群体在绅士化过程中是否获得或失去相应权益。政府往往会选择用城市更新、包容性发展等褒义或中性的用语代替绅士化/跨国绅士化，但是其本质依然保持不变：政府通过当地独特的土地、财产和住房结构等要素吸引跨国资本，同跨国绅士化群体们瓜分当地租差，将跨国绅士化过程变成了一种金融化资本剥夺、积累和获取更多财富的过程^[48]。在这个过程中，低收入群体因其较低的社会阶级或经济能力而被排斥^[34]，他们往往更容易受到租金突然上涨的影响，社会隔离由此而产生^[19]。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隔离并非物质上的，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排斥。跨国绅士化现象发生之初，在社会再生产的五个基本方面（包括住房、土地、公共空间、主体的流动性和自主性等）均在缓慢剥削低收入人群的权益^[38]。当地居民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后会逐渐产生焦虑，造成了保有权受到威胁的情感和物质焦虑^[49]。随着跨国绅士化逐渐发展，城市景观开始朝趋向于跨国移民群体的消费习惯变化，作为跨国绅士化的结果，低收入阶层被随意污名化，最终导致了驱逐的产生^[50]。在这个过程中，污名化的产生要早于最终的驱逐。因此跨国绅士化中象征性流离失所往往会先于空间上的流离失所，精神上的象征性隔离促使着低收入居民主动离开，加快了跨国绅士化的进程。

自21世纪初Neil Smith提出绅士化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战略之后^[4]，绅士化就被纳入了全球化的研究范围，新自由主义下政府试图通过这一战略寻求和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绅士化被视为复兴衰败城市中心的良药^[50]。特别地，跨国绅士化可以将休闲驱动的跨国绅士化群体与相对遥远的空间再投资行为联系起来，从而促进全球化的进行^[15]。在这个过程中，跨国绅士化可以维持衰退地区的稳定、促进房产增值、降低土地空置率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51]。但跨国绅士化的积极方面远远无法抵消其负面影响，其本质依旧是保障跨国精英阶层的利益，而不是为低收入阶层考虑。

此外，在全球化背景下，当前劳动力虚拟化的趋势可能会加速跨国绅士化的发生。因为这种虚拟化使劳动力可以与办公地点脱钩，跨国绅士化群体因此可以具备更强的流动性，不再受到空间的约束^[27]。

关于绅士化是否会促进社会融合、是否会导致流离失所的讨论由来已久，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绅士化来促进低收入地区住房市场的更替，从而创造更加多元、混合的社区^[52]。这种观点遭到了绅士化学者们强烈的质疑，因为目前没有系统的证据表明绅士化会促进邻里之间更大程度的社会融合^[53]。相反，它可能会导致精英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矛盾激化^[54]。如果任其发展，绅士化反而可能会降低社区的社会混合度和种族多样性^[53]。这种矛盾来源于绅士化发生之后地租收益和成本的分配不均^[55]，收益绝大部分被当地政府和精英瓜分，而成本却往往让低收入群体承担。

而在跨国绅士化进程中，当地政府与跨国精英之间出现了新的矛盾，即地方对稳定性市场的期待与跨国精英流动性之间的矛盾^[27]。具体来说，跨国精英具有流动性，这是由资本快速周转的需求所决定的；但是地方发展强调稳定性，地方期望能够建立一个可以长久持续的市场机制来留住具有高消费能力的跨国精英，这两者之间如何平衡是当地跨国绅士化能否持续下去的关键^[27]。而为了建立这种市场机制，跨国绅士化却剥夺了当地低收入群体获取居住、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权力。

因此，为了维护这些低收入群体的权益，有些国家出台了反绅士化的政策与法规来抑制市中心的经济贫民区现象。但全球各地的“反绅士化”浪潮都未取得成功^[56]。其原因在于，反绅士化运动社会参与度较低，持续时间很短，无法达到目的^[38]；另一方面，反绅士化的政策并没有从源头上阻断跨国租差的产生，因此无法成功。

回顾西方学者关于跨国绅士化现象的一系列探究与思考，目前西方在跨国绅士化发展背景、形成机制、特征、影响后果等方面都基于供给与需求两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跨国租差、跨国生活方式、对当地居民的排斥影响仍然是西方的主流关注热点。同时，西方跨国绅士化的发展特征、驱动机制与影响效应都与其社会发展语境紧密相连。结合当前研究特征和趋势，未来西方跨国绅士化研究可能会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而这些可以与我国的本土研究进行比较，填补和丰富跨国绅士化的南北对话。

研究方法方面，目前国外对于跨国绅士化现象的研究方法未成体系，以定性的社会调查分析以及民族志研究方法为主，但获取的数据尚不足以直接描述跨国绅士化的社会空间变化。因此未来的跨国绅士化相关研究需要创新调查方法体系，同时考虑引入定量的大数据分析方法，建立能准确描述当地社会空间变化的指标体系，增强跨国绅士化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实证案例方面，国外对于跨国绅士化现象的形成机制探究的比较完善，也涉及对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跨国绅士化的研究，但分析与探讨仍不够深入。因此未来的跨国绅士化研究需要关注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本土特征与跨国绅士化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在现象表征、因果机制、效应与抵抗策略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特别是全球南北方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需要更多的实证案例来填补空白。

后效预测方面，目前跨国绅士化文献对该现象的发展趋势预测涉及较少，大多只是类比于绅士化发展趋势所进行的合理联想，未重视跨国绅士化的特殊性以及现象发生地的本地情况，针对性不足。未来需要更加关注当地低收入人群、本地精英与跨国精英之间的复杂关系与矛盾斗争，更加深入研究跨国精英对低收入人群日常生活、精神隔离等方面的影响，评估绅士化影响下城市发展政策的社会空间效应。

跨国绅士化概念提出时间虽短，却已伴随着全球化扩张到了全球各地。在不同的地区，跨国绅士化衍生出了不同的内涵。基于此背景，中国的跨国绅士化研究需要在探讨西方跨国绅士化的基础上，挖掘中国语境下的跨国绅士化驱动机制与影响效应，以便于充分思考跨国绅士化理论工具的中国适用性。

西方的跨国绅士化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西方移民习俗历史悠久，跨国绅士化群体有跨国移民的生活方式倾向；二是西方在国家层面上融合度较高，例如欧盟成员国内的经济、文化、政治均有一定认同度，跨国绅士化群体的流动所受阻碍较小；两者共同作用，导致西方跨国绅士化现象广泛传播。

随着中国的全球化程度逐渐加深，会有更多的外国人进入中国并长期居留。部分大城市已经形成了外国人居留区，因此中国政府需要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去解决“跨国移民潮”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对中国跨国绅士化的研究成为了城市管理工作的重要一环。跨国绅士化发生的关键在于跨国绅士化群体进入并对当地社会空间产生置换，一些中国案例（如广州远景路、北京望京SOHO）已经体现出明显的社会空间置换特点，当地空间已被跨国移民和跨国生活方式所充斥，因此跨国绅士化现象已经在中国发生。但在中国语境下，跨国绅士化的发展产生出一些新的特点，而这也会是跨国绅士化研究的重要议题。

首先是跨国绅士化理论含义及其在中国语境下的变化。跨国绅士化原意强调跨国绅士化群体进入社区后对当地进行物质环境和生活方式更新并占据租差收益的过程。但在我国，由于政府对跨国绅士化群体的准入、工作、居留、购买房产等方面都出台了更为严苛的规定，跨国绅士化群体的作用被削弱，政府扮演着更加重要的主导角色。中国对移民政策管理非常严格，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建国至今只有16595名外籍人士通过申请的方式取得中国国籍；此外我国政府对外籍人士在境内购买房产也有严格限制，根据住建部相关规定，境外个人只能在我国境内购买一套住宅房产，因此跨国绅士化群体无法在我国通过大量投资房屋以获取跨国租差。因此，中国跨国绅士化现象与西方最大的区别随即产生：跨国绅士化群体并不能大规模参与跨国租差的利益分配，绝大部分租差收益归政府所有。这也导致政府对跨国绅士化现象产生了较为暧昧的态度，一方面政府对跨国人员流动抱有防范心理，不会主动推动跨国绅士化群体流动；另一方面又由于占据了大部分租差利益而期望跨国绅士化持续进行。

其次是中国跨国绅士化的发展背景与发展程度的判断，包括跨国绅士化群体阶层与社会结构变化的界定、中国的全球化发展程度等。跨国绅士化是全球化的结果，全球化程度直接影响跨国绅士化发展程度。中国的全球化程度与西方比较尚有差距，与之对应的是对跨国绅士化群体的定义、识别还需要根据我国国情做出适当调整。依据西方的经验，推动跨国绅士化现象发生的跨国绅士化群体往往相对本地居民具备较高的社会阶层与资本。但我国的跨国移民构成较为多样，也有为数不少来自非洲、越南、缅甸等国家构成的“低端”移民，他们的社会资本并不足以在其所在地推动跨国绅士化，因此对于跨国绅士化群体的识别还需精准对应。同时，在我国的高端移民大多数因工作原因来中国定居，西方所出现的生活方式移民相对鲜见。对此，从供给端的视角来分析跨国移民的绅士化驱动机制很有必要。

第三是中国语境下跨国绅士化形成机制的变化，尤其是不同资源分配制度下住房产权变迁与社会阶层变化的关系。以依托城中村改造的跨国绅士化为例，由于我国独有的土地所有权制度，跨国绅士化发生过程中村民并未流离失所，他们的经济需要与跨国绅士化群体的住房需求完美契合，反而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我国的跨国绅士化现象中当地居民并不一定会是弱势地位，反而有可能成为跨国租差的获益者之一，这一点也值得深入研究。

最后则是跨国绅士化的后果与应对，如跨国绅士化与社会公平、空间正义、规划与政策应对等。跨国绅士化现象对当地社区的改变会冲击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这种冲击是否一定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也有待商榷，需要对这方面进行精准判别和研究。

总体来说，我国对跨国绅士化现象的研究相比西方还尚显欠缺，在理论认识和实证研究方面均存在较大不足。中国由于具体国情与西方不同，不能简单的套用西方相关理论，需要借鉴并提炼西方研究结果，精准分析我国跨国绅士化现象的社会空间影响及其应对措施。中国的跨国绅士化研究需要挖掘中国语境下的跨国绅士化发生背景、形成机制、影响效应与发展趋势，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国绅士化研究框架，才能更好的解决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大城市“跨国移民潮”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促进中国大城市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