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协同集聚是指在某一特定空间内，不同产业在区域中高度集中的现象^{[1, 2]}。自Ellison和Glaeser^[1]以硅谷模式的地方化集聚为研究对象，将异质性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定义为协同集聚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协同集聚的研究不断深入。究其原因，当产业发展到高级化阶段，单一产业的集聚将发展为产业协同集聚。为何产业集聚会发展为产业协同集聚？已有的解释包括：产业集聚是由知识溢出所产生的，因此在知识交流的空间应该可以出现协同集聚，即集聚效益的积累促成了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3]；成熟而完善的产业集聚是城市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大都市区产业集群的互补性对城市经济的竞争力有着重要作用，而这种互补便是城市内部的产业协同集聚^[4]。可以认为，协同集聚不仅包含马歇尔外部性所强调的同一产业带来的专业化集聚，也体现出了Jacobs外部性所指出的不同产业的多样化集聚，其形成机理与效应延续了集聚经济的相关理论。集聚经济的实证研究发现，集聚效应涉及对经济增长、就业、创新活动、生产效率、环境污染、经济与环境协调等方面的影响^[5-9]，协同集聚的效应亦可遵循这些方向延伸。产业协同集聚可以是两个行业之间，也可以是多个行业之间，呈现为异质性行业集聚的空间相似性。协同集聚所体现的在一定空间内的产业相关多元性，与近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从产业生命周期的演化判断企业对多元化环境的需求、从技术关联多样化分析企业集聚行为的分析^[10]，具有一定的关系。协同布局（co-location）是与协同集聚相类似的另一个概念。

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依托新发展理念激发出新的策略。不同产业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融合将是产业发展的新方向^[11]，研判区域内产业之间的协同集聚关系、提升重点产业间协同集聚水平，将为推进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分析思路^[12]。并非所有出现产业集聚的区域都出现了产业协同集聚。有研究指出，当单一产业的集聚发展至成熟阶段，在集聚出现的地方若看不到协同集聚的出现，可能意味着推动单个产业集聚的动力还不足以推动协同集聚产生^[3]。高质量发展是在速度和规模的基础上对社会经济发展质量的综合追求，那么，从高质量发展视角看，产业协同集聚呈现了怎样的产业间空间关联及经济关联、其集聚效应如何，有待厘清。在高质量发展的趋势下，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态对深化产业融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乃至推进中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拟在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对产业协同集聚的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和评述。从如何测度产业协同集聚入手，对产业协同集聚与产业集聚进行明确区分。然后，根据不同产业间的协同集聚现象分析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机制。进而，根据产业协同集聚的特征性事实，梳理其对经济、社会及生态发展的效应。最后，提出产业协同集聚研究未来的拓展方向。

产业集聚概念始于马歇尔对规模经济论述而提出的产业区，其做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的区分，产业区属于外部规模经济。其后，不同的学派对产业集聚的研究视角各有差异，包括立足于强调规模收益递增、创新、市场竞争、企业异质性、演化过程，等等。贺灿飞等曾对此进行系统的梳理^[10]。总体而言，虽然集聚经济的产生包含了单个产业聚集形成的地方化经济和多行业各类企业集聚形成的城市化经济，但所谓的产业集聚多是指单个产业的企业在特定地区集中。

1997年，Ellison和Glaeser^[1]首次指出协同集聚现象，认为不仅单一产业在空间上存在集聚现象，不同产业在空间上也倾向于彼此邻近，即产业集聚不仅是单一产业在空间上的不断集中，还伴随着相关产业的协同集聚。协同集聚是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到高级化后出现的现象，其研究对象既包括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也包括了单一产业内部的不同行业间^{[13, 14]}。Kolko^[15]对美国的研究指出，服务行业间的协同集聚更倾向于发生在较大的空间，如同一邮政编码区内；而制造行业间的协同集聚则更倾向于发生在尺度较小的空间，如同一个县或州。

虽然集聚与协同集聚都是从空间上反映产业的集聚程度，但产业集聚的分析通常以单一行业为观察单位，而协同集聚的分析则以成对的行业为观察单位^[15]。研究发现，协同集聚可能并不出现在所有行业之间，而只是部分行业所特有的现象，是介于地区产业的完全多样化和单一产业专业化之间的中间情形^[3]。

就其产生而言，根据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产业集聚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品的投入和知识溢出这三种外部性因素所导致的。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移动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是历史偶然性与累积因果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规模经济是影响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企业倾向于集聚在市场潜力较大的地区。与此相对应，产业的协同集聚也受到外部经济、交易成本、城市规模以及土地租金等因素的影响^{[13, 14, 16]}。此外，产业关联是形成协同集聚的重要决定因素。产业之间存在投入产出关系，由此就会产生协同集聚的现象^[17]，但由于产业特征、产业间联系的不同，并非所有具有投入产出关系的产业都呈现出空间协同集聚的特征^[18]。在城市内部，知识溢出效应和劳动力池共享可能是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向城市聚集的重要动因^{[19, 20]}，知识密集型产业之间，尤其是互补型产业间更倾向于协同集聚^[21]。

由此可见，产业协同集聚与产业集聚的区别在于，在形态上，产业集聚多是针对单个产业的空间集聚而言，而协同集聚则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行业的空间聚集；在产生机制上，产业集聚的出现有可能是由于历史偶然，但协同集聚的出现要求集聚的两个或多个行业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关联，行业间的紧密关联度不足则不会出现协同集聚；在内涵表现上，协同集聚相比产业集聚更能说明行业的发展成熟程度。

产业集聚的常见测度指标包括LQ指数和赫芬达尔指数等，然而这些指标并不适用于协同集聚的测度。协同集聚的测度，是学界对其研究的一个热点。Ellison和Glaser^[1]最先提出协同集聚概念，并构建E-G指数测度产业间的协同集聚度，该指数及其后的修正E-G指数在实证中的应用最为广泛^{[13, 22, 23]}。修正E-G指数值越大，表明两个产业的协同集聚度越高，若指数值为负则表明产业协同集聚尚未产生。

目前国内研究对协同集聚度的测算往往使用区位商或地理集中指数替代E-G指数。这种替代性方法由于不能反映区域内产业的绝对规模，有可能存在地区的产业绝对规模并未达至产生协同集聚的程度，但在当地已呈现区位商较大的现象；而且，以区位商为替代的方法亦难以明确协同集聚产生的数值门槛^[24]。

此外，根据垂直关联模型（CPVL）^[25]及产业集聚相关理论，其他的协同集聚指数测度方法还包括：Duranton和Overman^[2]提出DO方法，试图基于距离识别协同集聚，此方法涉及在两个机构之间找到“正确”距离的问题，因此也关注机构的空间布局合理化；Rusche等^[26]使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ESDA），基于统计显著性检验某一空间是否存在多产业集聚；Howard等^[23]提出超协同定位指标（excess colocation index），以期克服E-G指数对就业数据的依赖，更多地关注企业的集聚；Kopczewska^[27]提出距离加权协同定位指标（distance-weighted colocation index，DCL），进一步解决了超协同定位指标中的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这些指数与计量方法已被相关研究所应用或讨论改进^{[20, 22, 28-30]}。国内学者也运用计量方法构建产业协同集聚指数用于实证分析^{[31, 32]}。总体而言，现有的协同集聚水平测度方法，大多是使用区域的就业数据开展，使用区域企业数量作为分析依据的相对较少。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测算方法通常是以两个行业为研究对象，这些测算方法对两个以上行业间协同集聚的测度，存在一定的困难。

协同集聚不仅出现在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也出现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各行业之间。

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存在协同集聚，已在国内外多个实证研究中被证明。例如，Andersson^[21]对瑞典的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区位选择是互相影响的，城市的先进制造业与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不同类型行业相互间的协同集聚性存在差异。Ghani等^[33]对印度的实证研究发现，制造业与服务业表现出高度的空间相关性，在部分地区和行业中，制造业趋向于在服务业集聚程度较高的区域聚集，而就服务业内部各类型行业比较而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关系最为密切。陈建军和陈菁菁^[34]对浙江的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区位与制造业集聚之间的相互影响在不同规模城市中存在差异，大城市要推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应首先关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集聚，而中小城市则首先要推动制造业的集群，才能吸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Ke等^[16]对中国的研究发现，制造业倾向于位于生产性服务业所在的城市，反之亦然，一旦一个城市吸引了一个部门的集聚，另一个部门就会跟进或扩大，从而形成一个内生的增长过程。Yuan等^[17]对南京的实证研究发现，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协同集聚的趋势。钟韵等^[12]对广州的实证研究发现，广州的5个生产性服务业与6个影响力较强的制造业行业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间相似性现象。

可见，为便于开展业务联系、减少空间距离带来的成本，生产性服务企业与制造企业在空间上倾向于协同分布。但是，也有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并不必然集中在制造业周围，尤其是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布局主要是为满足金融和商业流通的需要，并不以制造业为中心^[35]。

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的行业之间，同样存在协同集聚。Ellison和Glaeser^[13]以修正后的E-G指数计算了美国制造业内部两两行业的协同集聚指数，发现在县、州、国家等不同的区域层次，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定的产业协同集聚。Vitali等^[36]通过对欧盟内不同国家的制造业E-G指数和DO指数的测算发现，制造业内部存在差异性的协同集聚水平，传统制造业部门协同集聚程度最高。Fujii等^[37]检验了日本制造业内部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发现知识溢出对产业协同集聚影响较为突出。Krenz^[38]对欧盟的研究发现，纺织业的空间集聚带动了零售业的集聚，而仓储运输业的空间集聚度则与机械设备制造业等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度成正相关。Koh和Riedel^[22]对德国服务业部门的四位数行业分析发现，服务业内部行业间协同集聚显著，且对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具有影响。Coll等^[39]对巴塞罗那创意产业的集聚研究发现，大都市区内雇员少于10人的创意企业与非创意企业具有明显的协同集聚，但知识密集型的创意企业（例如研发企业）和那些较为成熟的产业（例如印刷业），虽然具有产业集聚现象，但并不像其他的创意产业那样协同集聚。Kolko^[15]将服务业内部行业的协同集聚作为解释单个产业集聚的思路，其研究发现，服务业内部行业的协同集聚是受知识外溢和直接贸易关系所驱动的，供需双方的邻近性对服务业的布局有影响。

我国的实证研究亦显示产业内部行业间存在协同集聚，由此反映出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已达到一定的水平与规模。马国霞等^[40]分析了中国制造业行业间的空间集聚度，并指出驱动制造业行业间集聚的机制在于纵向的投入产出关系和规模外部经济，同时，地理邻近性有助于强化这种机制。陈曦等^[41]对中国制造行业间协同集聚的研究发现，协同集聚水平较高的地级市更多地分布在东部地区，城市规模等级也相对较高，而集聚水平较低的地级市则以西部地区居多，并以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为主。钟韵和秦嫣然^[24]对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城市群服务业内部协同集聚的研究发现，这两大城市群的服务行业间均已呈现协同集聚现象。

吸引两个甚至多个产业在某个区域协同集聚的动力机制，试概括为以下三类。

研究发现，在大都市内出现的产业协同集聚，源于城市规模经济，是对城市便利设施的追求。Jacobs等^[20]对荷兰大都市KIBS与跨国公司协同集聚的研究发现，大都市的国际化氛围、大学、政府管理、交通基础设施对两者在空间上的协同布局具有重要影响。研究还发现，城市规模、城市效率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均具有影响^{[34, 42]}。

产业间的关联需求即产业上下游的投入产出联系，不仅包括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业关联，也包括产业内部的行业之间的关联^[26]。研究认为，贸易强度越高，即两个产业间的直接贸易联系越密切，越有动力协同布局，对产业间协同集聚程度的影响越大。存在贸易关系的产业，制造业依赖于短距离内提供的生产性服务，对生产性服务业亦然，得益于其客户的需求，制造业为生产性服务业创造了市场，越邻近贸易伙伴，其收益越高^[15]。江曼琦和席强敏^[18]对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各部门与制造业各部门协同集聚的研究发现，投入产出关系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空间集聚的动因之一，但非唯一的动因，对于大部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行业而言，吸引制造业在城市空间聚集的主要因素并非中间产品的共享，城市劳动力池、知识溢出效应以及区内市场效应，都是促进制造业向城市聚集的重要动因。

知识外溢包括两个方面：产业内知识溢出和产业间知识溢出。多项研究已证明，知识溢出对制造业行业间协同集聚具有促进作用^{[3, 4, 13, 43]}。生产性服务业技术溢出的主要途径，是提供专业化中间投入提高制造业附加值、降低交易成本、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增强区域创新能力。相对于制造业企业，尤其是低技术水平的制造业而言, 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属于知识密集型企业，出于对技能的需求，这类制造业企业会选择在邻近生产性服务业的地区布局，以享受知识溢出所带来的成本降低^[25]，从而促成了两大产业部门的协同集聚。

值得关注的是，劳动力共享被认为有助于推动产业集聚，但对协同集聚是否同样具有推动作用则尚未明确。Rosenthal和Strange^[19]对美国的研究发现，劳动力共享对产业集聚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由于分工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产业，容易受到劳动力市场这一向心力的吸引，导致产业在特定地理空间的集中。席强敏^[43]对天津的研究发现，劳动力共享对协同集聚并没有发挥出预期的正向作用，反而有显著的挤出效应，由此反映，即使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力与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之间只存在很小的劳动力素质差异，但两者间很难实现劳动力的相互流动。此外，研究发现服务业对信息技术的依赖性、政府行为、城镇化水平、互联网技术、信息传输能力、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要素^{[15, 41]}，对促进产业协同集聚亦具有一定影响。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要在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以创新为动力，推动产业发展向结构更合理、附加值更高的阶段演化，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人民。已有研究发现，产业协同集聚通过知识溢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规模效应等对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产生影响，能够较好地匹配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关于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有主要观点可分为两类：一是认为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为单一的正向效应；另一是认为协同集聚的经济效应呈倒“U”型。前者的研究发现，互补性强的产业协同集聚，有利于提高产业竞争力、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推动技术溢出和产业间协同创新，从而对区域经济发展形成正向的促进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促进作用越明显^[44]；尤其是知识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协同集聚，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抑或是高技术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都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45]；存在经济关联的不同产业空间邻近，加速了新技术和新知识在区域内的传播，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46]。

但也有实证研究认为，当城市规模处于合理水平时，产业协同集聚会促进经济增长；城市规模过小或过大时，产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表现出抑制作用^[34]；城市群的规模甚至会影响服务业协同集聚的形成^[24]。对此，从城市经济学视角可以解释为：当城市发展至一定规模后，由于个人生活、行政管理等成本上升，集聚效益趋于下降，将出现负外部性。

协同集聚对产业自身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协同集聚对产业发展影响的研究，涉及对产业生产率、产业质量、产业空间联动等方面。研究发现，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所产生的生产要素积累、知识溢出、技术进步等外部性效应，为产业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有利于地区产业升级^[44]。

有关协同集聚对产业发展影响的常见研究思路是，运用计量模型与工具，分析产业协同集聚度与某项产业发展要素指标之间的关系。例如，陈阳和唐晓华^[47]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程度对制造业各子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二者的良好协同发展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杜传忠等^[48]对长三角和京津冀产业协同集聚研究发现，协同集聚对地区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有重要作用，但这种影响在区域间存在差异。刘叶和刘伯凡^[49]研究发现，由于技术水平、基础设施等差异，产业间的协同集聚对东部地区城市群的发展的积极影响将大于中西部地区城市群。

可见，产业协同集聚作为产业集聚的高级阶段，主要通过提高产业生产效率、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等路径，推动产业规模扩大、产业组织结构完善和产业融合发展。

单一产业集聚会对创新产生影响已得到广泛证实，其积极影响包括集聚提高企业之间隐性知识的分享^[50]、培养创新氛围^[51]、减少成本^[3]。相对于经济效应中其他表现，已有研究关于产业协同集聚对技术创新的效应关注较少。

已有研究发现，协同集聚加快了人才、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的流动速度，推动了新技术和应用的区域传播，实现了异质性企业间的创新合作与协同发展^[52]。产业协同集聚不仅可以推动本地创新效率提升^[53]，通过与研发人员的互动还能对周边地区的创新效率产生正溢出效应，影响区域的技术创新水平^[31]。

社会和生态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要提升人才的量与质，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以及增强产业上、中、下游的协同性，有效降低环境负荷，以资源节约、减少污染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有研究显示，产业协同集聚从提升人力资本和缓解环境污染两方面展示出对社会与生态高质量发展的效应。

产业协同集聚可以通过调整人力资本，实现对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首先，产业协同集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产业间的关联性使得其对所需人才的类型有很高的相似度，包括劳动力的年龄、教育背景等^[15]，出于对相似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关联的产业会选择协同集聚于某一特定区域^[20]。在具有产业协同集聚的地区，当地会形成一定规模的劳动力池，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优势。

其次，产业协同集聚有助于吸引其他地区的人才流入，从而加速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人才作为创新的主体对区域发展的作用已有体现。如高技术产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有助于吸引高素质专业性人才的流入，增加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54]。此外，大城市往往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可以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和资本回报率，从而吸引更多的高技能人才^{[55, 56]}。换言之，产业协同集聚对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

从集聚视角的研究来看，学界就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尚未有统一的结论。有学者认为，产业集聚可以改善环境污染^{[57, 58]}；也有学者认为产业集聚加剧了环境污染^[59-61]；还有学者指出，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存在倒U型关系或者门槛效应^{[62, 63]}。

上述研究多是关注单一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目前有关产业协同集聚对环境污染的效应研究还较少。已有研究指出，产业协同集聚有利于减少工业污染排放、雾霾污染、大气污染等环境污染，并且这一作用比单一产业集聚更为显著^{[64, 65]}。随着产业协同集聚程度的提高，这一抑制作用逐渐变大^{[66, 67]}。杨桐彬等^[68]对资源型城市的研究指出，产业协同集聚对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的影响具有U型特征。

对其中介作用机制的有关研究指出，产业协同集聚可以通过提升制造业效率、加快城镇化进程和改善能源结构等方式来减少污染^{[65, 66]}，并且这一影响在不同的贸易开放度、市场化程度、城市规模等条件下有所差异^[69]。

已有的实证研究尚不能证明协同集聚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善环境污染，但长期而言，协同集聚对生产的影响将有利于改善环境问题，从而体现其生态效应。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提出以“产业共生”减少碳排放、节约地下水^[70-73]等污染问题。产业共生以具有经济联系的产业为研究对象^[71]，指产业之间互惠互利的关系^[74]。这与产业协同集聚利用产业的地理邻近^{[75, 76]}降低环境负担的思路有一定相似性，有助于协同集聚对环境效应路径的探讨。

此外，产业协同集聚所具备的规模经济优势、知识溢出和信息交流等便利，将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和节能减排技术、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生产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协同集聚对绿色发展的效应值得进一步探讨。

产业协同集聚是不同产业通过在空间上建立起一定的联系，从而推动不同产业间有效互动和融合的一种经济现象，其表现包括空间集聚和产业协同两个方面。根据相关理论的推导，单个产业集聚的地方将会出现产业协同集聚，而实证研究亦显示，出于共享市场与劳动力、知识溢出、对城市的依赖等多种原因，大城市中已出现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行业的协同集聚。有研究甚至认为，在集聚出现的地方若看不到协同集聚的出现，可能意味着推动单个产业集聚的动力还不足以推动协同集聚产生^[3]。

现有研究已认识到，与单一产业的空间集聚研究相比，产业协同集聚所产生的部分经济、社会及生态效应是单一产业集聚难以形成的；同时，我国大城市的单一产业集聚已发展至成熟阶段，产业协同集聚正逐步形成。但是，无论是协同集聚的合理测度、推动协同集聚进一步增强的动力机制，抑或是协同集聚所产生的独特效应均未明晰，对于如何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以强化协同集聚并获得更大的发展效应，未能形成明确的思路指引。在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如何发挥出产业协同的效用，实现价值链的提升，产业协同集聚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区域内产业间的协同集聚关系可以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研判提供新的视角，促进协调产业间的空间关系、提升重点产业间协同集聚水平，将为推进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思路。综合现有的研究进展，本文认为，今后产业协同集聚的研究方向将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对大都市及其内部区域开展协同集聚的研究，在城市尺度下挖掘协同集聚的效应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产业协同集聚被定义为不同产业间空间集中现象，然而现有研究多是基于省级、城市群尺度展开，往往在强调了协同集聚的经济内涵的同时忽略了其空间内涵。只有在城市乃至更小的空间尺度内，才能更清晰地观察到产业协同集聚的特征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和效应。对大都市及其内部的产业园区等尺度的空间开展协同集聚研究，可以从产业链的垂直联系与水平联系分析入手，不仅可以分析协同集聚所产生的溢出效应，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产业链在城市中的根植性，乃至龙头企业在本地经济中的嵌入性。

第二，积极运用大数据，从企业和就业两个维度测度协同集聚并由此建立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受限于数据可获得性，现有研究通常是基于就业比重和产值比重来衡量产业协同集聚的程度，分析数据的局限性导致对产业协同集聚的特征刻画还有待进一步丰富。随着大数据挖掘等技术的成熟，对于产业协同集聚程度的测度应不断完善，进一步拓展至微观企业层面。例如，运用前述的DO方法进行测算，以不同行业的企业间相对距离测算协同集聚度，以此从企业维度的测算结果与行业就业维度下的测算结果加以比较，将有助于协同集聚的特征挖掘，并拓宽相关研究的视角。

第三，在现代产业互动融合的环境下，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可以增强协同集聚中的企业特征的研究，为产业政策中推动本土企业在协同集聚中寻求创新合作，并进而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在国家层面，在关乎经济安全的产业链布局中，不仅需要产业链的“全”和“多元化”，而且要“高”，即发展价值链的高增值环节。研究发现，许多创新正是发生在不同产业之间的交界，在跨界合作、“跨链”交流中实现。而产业协同集聚是产业发展至高级化阶段所产生的现象，有利于达成现阶段所要求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协同集聚的创新效应，将有助于进一步分析由协同集聚所形成的产业链升级、供应链优化，并最终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策略。

但是，由于当前典型的产业协同集聚空间形态还不普遍，国内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分析主要针对省、市级的空间尺度，而对于区、镇乃至产业区等空间尺度的研究尚不充分；而全球尺度下的产业协同集聚形态，亦尚未能被描绘出轮廓。同时，对于企业微观层面联系数据的缺乏，亦制约了协同集聚的机制与效应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