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中“主”与“客”的社会交往包括购买产品服务、共同使用设施或空间、交流信息与想法等^[1]。主客间的社会交往体现了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经济关系是以交易为核心的买卖关系，它展现出由经济利益所主导的工具理性^{[2, 3]}。文化关系是指在居民和游客相互交往中，游客在向东道主社区传达外来思想观念的同时，也受到本地文化习俗的影响^[4]，不同文化实现接触和交流^[5]。以往的研究也揭示了主客互动中蕴含的复杂权力关系。“主”与“客”之间权力地位不平等，来自发达地区的游客有更强的优越感，以“凝视”的方式去消费东道主社会的文化，主客关系中隐藏了并不对称的权力关系^{[6, 7]}。总的来说，国内外学者对旅游中主客互动的研究主要是对“主”与“客”两个主体直接的交流互动形式、内容和影响的探讨，包括在宏观层面上跨文化交流所带来的社会观念、生活方式及社会结构的变迁，也包括在微观层面上东道主对游客的感知，游客态度、行为和体验等^[3]。主客之间直接的社会交往依赖于相互沟通，但是在跨文化交流的情境下，东道主和游客的交流总是面临语言的障碍，他们之间难以进行深度的沟通^[8]。为了克服这种障碍，主客交往需要借助一些媒介，例如国际旅游地的城市街头通常分布着各种形式的语言景观，这些物质形式的语言文字标识间接地将东道主与游客联系起来，它们无声地诉说着主客之间的多重关系。但是，已有的研究主要探讨了主与客的直接交往，而较少关注主客之间通过语言景观这种物质媒介建立的关系。

语言景观以路牌、标识、广告牌等刻有书面文字的媒介形式分布于公共空间，帮助外来游客快速获取信息并理解地方，是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的物质载体^{[9, 10]}。这种信息性的功能彰显了语言景观物质形式的工具理性，但是更值得一提的是其象征性的维度。当多种语码的语言景观出现在国际旅游城市街头，语言的竞争——甚至是文化的竞争已经开始^[11-14]。而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游客和居民站在“主位”与“客位”对语言景观的理解差异则表现了诉诸于公共空间的复杂权力关系。语言景观对于族群、空间和地方的意义在不同学科受到重视，国际旅游的场景为社会语言学和人文地理学的交织提供了良好情境。本研究旨在回答语言景观在国际旅游地的公共空间发挥了什么作用，又如何在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东道主和游客之间建立多重联系？

主客关系一般被理解为主客之间具体的、面对面的、有直接接触行为的社会交往^[15-17]。总体来说，这样的社会交往主要发生在三种情况下：一是游客从当地居民处购买产品或服务，二是当地居民和游客共同使用同一空间或设施，三是游客和当地居民交流信息与想法^[1]。

这些互动体现了东道主和游客之间多类型和多层次的关系^[4]。首先，当地居民与游客最直接的是经济关系。当地居民通过为游客提供产品或服务获取收益，旅游对于提升居民收入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其次，是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旅游是一种跨地区、跨文化的社会交往活动，在居民和游客相互交往中，不同文化得以碰撞和交流^[5]。这种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是双向的，游客在向东道主社区传达外来思想观念的同时，也受到本地文化习俗的影响。而在跨文化交流的情境下，语言是体现旅游对社会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维度，游客的流动使得多种语言和文化相互接触，以语言为载体，外来文化与地方文化得以交融^[10]。

此外，一些研究并不局限于讨论主客之间表面的社会交往，而是批判性地探讨了主客之间的权力关系。较为典型的是游客凝视理论^[7]，作为“凝视主体”的游客和作为“凝视对象”的东道主居民之间体现出权力的操控关系^{[6, 18]}。

一般来说，主客互动通常是为了满足游客和产业的需求而不是当地居民文化交流的需要，游客总是占据着中心地位。旅游地居民服务游客，满足游客的各种需求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境下形成的交往关系并不平等。尤其是在国际旅游中，西方游客到欠发达地区旅游常常与东方主义联系在一起，西方游客将东道主社区视为与自身相对的“他者”，西方是现代的，东道主社区则是原始的。在主客关系中，不同游客群体之间也存在权力差异^[24]。例如在丽江居民对中西背包旅游者的认知中，源自中国社会的背包旅游者在权力关系方面处于弱势地位，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的总体认同态度使目的地居民倾向于崇拜或欣赏来自西方的背包旅游者^[19]。语言的使用也导致了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国际旅游中西方游客是长期以来的主要市场，游客与东道主的互动更依赖于英语这一世界通用性语言，也造成了国际旅游地英语的霸权地位^[20]。

语言景观是一种独特的城市文化景观，Landry和Bourhis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首先定义了它是展示语言文字的物质载体，如公共路牌、广告牌、街道地名、商铺招牌和政府建筑上的公共标志等，这些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特定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9]。语言学家们以语言景观为对象做出了许多有贡献的工作，他们关注了多语种、多族群地区的语言竞争现象^[21]，并尖锐地揭示了语言景观中所蕴含的社会权力^[22]。城市街头的指示牌和各种店铺的命名用何种语码显示^[21]，不同语种的布局（上—下；左—右；中心—外围）^[23]，语言景观的设立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是官方还是私人^[11]等都体现了语言及其相应族群在地区所占据的社会身份地位，语言景观是一种隐性的权力实践。

语言景观也进入地理学家的视野，通过赋予意义把“空间”转变成“地方”，它作为物质景观的本质反映了人与特定空间和地方的关系^[24]。尤其是在人文地理学分支下，语言景观对于空间和地方的社会性突出，它不是一种静态消极的“事物”，而是带有象征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意义，对于空间的生产和消费、地方性的保持与重构、地方主体的空间实践等都有重要研究价值^{[25, 26]}。目前有较多的研究集中在书法景观的地理学研究中^[27]，但是对语言景观的多族群交互及其涉及到的社会文化政治空间实践的研究不足。

国际旅游是一种社会语言学与人文地理学议题交织的特殊情境。东道主和国际游客通常有相异的语言文化背景，语言景观也因此成为沟通二者的媒介，反映了公共空间内不同族群的无声交互。游客在国际旅游地的体验必须借助各种语言标识来完成，他们从中感受到熟悉和温馨、获得必要的旅游信息^{[28, 29]}。此外，旅游地本族群的语言文字也可能成为吸引物之一，在旅游空间中被商品化和符号化，这一点在少数民族地区较为突出^[30]。总的来说，在东道主与国际游客的交往中，语言景观一方面展现了它作为服务要素的工具理性，维持了必要的经济联系^[10]；一方面也揭示了权力在公共空间中的不对称性，因为服务提供商通常会倾向于适应游客的语言，并以较低的地位与他们交谈^{[11, 23]}。

语言景观包括信息性和象征性维度^{[9, 31]}。信息性指传递、交流信息，反映一个区域内的语言地理环境和语言使用状况。出现在旅游场景的语言景观，最基本的功能是为游客提供相关的商品、空间、建筑等的信息，包括基础设施类的标识标牌和传达旅游资源文化知识的解说牌。语言景观的信息性反映了语言作为信息交流介质的工具理性，能够发挥提示功能、行为调节功能、互动功能以及认知功能^[29]。作为呈现在公共空间的书面文字媒介系统，语言景观并非简单、孤立的信息载体，也代表了东道主与游客建立的交际方式。语言景观不仅是商品化的服务要素，也是主客交互的直接物质实践。

象征性指群体成员对语言价值和地位的理解，反映语言使用群体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揭示各语言在该区域的活力与势力^{[9, 13]}。语言景观在旅游地有时是一种有经济价值的符号资源^[30]，但语言景观的旅游商业目的并不能掩盖语言权力。旅游情境使得同一空间内出现多种文化背景的社会群体，加剧了语言景观被解读和使用的复杂性。由多种语码构建的语言景观将旅游区塑造成一个鲜活的话语空间，背后反映的是游客和东道主居民的语言权力关系。语言景观直接传达东道主对游客的态度，他们企图为异域而来的游客营造一种熟悉、温馨的空间氛围^[28]，此时语言的工具理性已经让位于它所体现的符号价值。此外，多种语码共同出现在特定的公共空间时，语言景观内部的竞争随即开始，这种竞争体现的是不同族群话语权的强弱、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的强弱^{[9, 13, 23]}。

在跨文化交流中，语言景观是体现主客关系新模式的重要物质媒介。一方面它展现了信息性的维度，为游客提供了必要的旅游信息，也是旅游从业者提供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设施要素^[29]。因此，语言景观充分体现了旅游消费场景中的工具理性，使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进行跨文化交流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语言景观本身是一种蕴含丰富社会意义的文化景观，它既向游客传达了特定的文化符号价值，又为东道主城市或社区塑造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形象^[30]。而语言景观的这种象征性则反映了主客关系的不对称性，能够揭示诉诸于公共空间的权力关系^{[20, 23]}。

在以往关于主客关系的研究中，东道主与游客的交往并非总是来自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有时借助或立足于互动环境的某些装置、设施、建筑等^[3]。主客关系的结构并不完全是二元的，“主”与“客”之间的那些具有丰富文化意义的介质实体也需要被仔细解析。在跨文化交流的场景下，语言景观就是这样一个值得充分剖析的介质实体。语言景观通过其信息功能，在游客和东道主之间建立起经济联系，展现自身的工具理性。另一方面，语言景观具有特殊的社会文化政治意涵，它的象征性使公共空间成为一个鲜活的话语空间，东道主为游客营造出熟悉感和安全感，同时也试图通过多样化的语码塑造出东道主想要的国际化和现代化都市。在此过程中，游客与东道主没有建立直接的人际交往，但是语言景观的象征性却体现了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即他们的权力差异主导了公共空间的秩序。综上所述，提出概念框架（图 1）。

图 1(Fig. 1)

图 1 研究概念框架：主—语言景观—客 Fig.1 Conceptual Model: Host-linguistic Landscape-guest

本研究选取泰国的曼谷和清迈作为案例地。泰国的国际旅游产业发达，有大量的外国游客观光、度假和康养，泰国长期接待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是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流的经典案例。曼谷和清迈是泰国两座重要的国际旅游城市，城市街头分布了众多由多种语码写就的语言景观，例如路牌、标识、公告、广告牌等。这些语言景观为外国游客提供了必要的旅游信息，也展现了泰国本土的文化特色，兼具信息性和象征性。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沿线国家平等互利地开展深度的文化合作交流，泰国是沿线的重要国家，也是近年来中国游客出境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中泰关系的友好发展促进了泰国本地人民学习中国文化、接受汉语职业培训。但相比已经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英语，中文进入泰国的时间并不长，泰国居民对中文和英文的态度也存在差异，语言的竞争背后反映了怎样的主客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以泰国居民、中国游客、其他国际游客为对象，设计泰、中、英三种语言的问卷，分别发放给居民和游客。其中针对居民的问卷由泰文和中文写就，泰文的翻译由一位精通中文的泰国进修学者完成，并找到3位泰国留学生进行测试。针对游客的问卷设计中英同版，采用双向翻译方法，并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审核。问卷主要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语言景观信息性和象征性的感知情况，第二部分是对受访者个人基本信息的调查。关于语言景观两个维度的测量参考了相关研究而拟定，具体如表 1所示。

表 1(Tab. 1

表 1 问卷题项设计说明 Tab.1 Instructions for Questionnaire Design

表 1 问卷题项设计说明 Tab.1 Instructions for Questionnaire Design

问卷由5位有科研经验的研究生于2020年1月9—22日在泰国清迈和曼谷收集。问卷一共向400位泰国居民和500位游客发放。共回收有效问卷882份。其中包括392份居民问卷，490份游客问卷（296位中国游客，194位非中国游客）。问卷收集的具体地点位于曼谷和清迈的城市商业中心、步行休闲街区、旅游景区景点等，这些区域普遍用泰文、英文、中文语言制作标识标牌。

本文使用SPSS22.0进行数据分析。具体来说，首先对语言景观的信息性和象征性题项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合并游客与居民问卷数据中表述一致的题项，单独建立新的数据文件。其次，对居民问卷数据进行分析。由于测量了同一位泰国居民分别对中文和英文的信息性、象征性的感知情况，所以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的方法，比较居民对不同语种的认知在语言景观某一维度上的差异、对某一语种的认知在语言景观两维度上的差异。第三，对游客问卷数据进行分析。由于游客问卷分别对中国游客和非中国游客发放，属于两个独立总体，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二者在语言景观两维度上的差异。并在同一独立总体下，运用配对样本t检验比较对语言景观信息性和象征性认知的差异。

居民样本和游客样本女性比例均大于男性，以青壮年为主，且80%比例以上的样本的学历在高中及以上。样本具体情况见表 2。

表 2(Tab. 2

表 2 样本特征描述 Tab.2 Profile of Samples

表 2 样本特征描述 Tab.2 Profile of Samples

对语言景观的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删除载荷较低的S1与S2之后，结果发现两个因子。它们累计解释了71.99%原始数据的方差。信度检验发现两个因子具有良好的单一维度（Cronbach's α=0.879，0.873）。另外，KMO和球形检验均符合因子分析基本要求（KMO=0.852，p < 0.001），所有题项总体的Cronbach's α为0.873。具体情况如表 3所示。

表 3(Tab. 3

表 3 语言景观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3 Result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表 3 语言景观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3 Result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总体来说，在语言景观的信息性方面，居民和游客的感知差异不明显，但是在语言景观的象征性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如表 4所示。泰国居民、中国游客、非中国游客三者对中文/英文语言景观的信息性感知均有较强认知，且不存在明显差异，说明居民和游客一致认可语言景观的工具理性。在象征性维度上，无论是居民还是游客的感知都超过一般水平。但是居民和中国游客、居民和非中国游客对于语言景观的象征性感知存在差异。中国游客对于象征性的感知在各个题项上都显著高于当地居民，他们对语言景观的象征意义更加敏感；而正好相反的是，非中国游客对于英文语言景观象征性的感知在各个题项上都显著低于当地居民。

表 4(Tab. 4

表 4 居民和游客对语言景观象征性感知比较 Tab.4 Comparison of Residents' and Tourists' Perception of Symbolic Dimension

表 4 居民和游客对语言景观象征性感知比较 Tab.4 Comparison of Residents' and Tourists' Perception of Symbolic Dimension

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无论是在信息性还是象征性维度上，当地居民对英文语言景观的感知都显著强于对中文语言景观的感知，如表 5所示。当地居民在中、英文语言景观信息性维度的各个题项上得分都在4以上，他们对语言景观的信息作用感知强烈；并且，当地居民在英文语言景观信息性的各个题项上得分都显著高于中文，说明他们对英文语言景观信息作用的感知更强；同理，配对五到配对九的结果反映了居民对中、英文语言景观的象征性感知都处于较高水平，但是相比中文语言景观，他们对英文景观的象征意义感知更强烈。

表 5(Tab. 5

表 5 居民对于中、英文语言景观的感知比较 Tab.5 Comparison of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inguistic Landscape

表 5 居民对于中、英文语言景观的感知比较 Tab.5 Comparison of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inguistic Landscape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来比较中国、非中国游客分别对中、英文语言景观的感知差异。游客对语言景观的信息性作用感知强烈，且中国游客和非中国游客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表 6）；但是，中国游客在中文语言景观象征性维度的所有题项上得分都显著高于非中国游客在英文语言景观象征性维度的题项得分，说明中国游客对中文语言景观象征意义更加敏感。

表 6(Tab. 6

表 6 中国、非中国游客分别对中、英文语言景观的感知比较 Tab.6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non-Chinese Tourists' Perception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inguistic Landscape

表 6 中国、非中国游客分别对中、英文语言景观的感知比较 Tab.6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non-Chinese Tourists' Perception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inguistic Landscape

首先，在语言景观的信息性方面，居民和游客的感知无明显差异；但是居民对语言景观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语言景观的信息性在于为游客提供旅游信息，主要体现的是其服务环境要素的工具理性，带来了更便利舒适的旅游体验。居民作为东道主，想要通过语言景观传达热情好客的态度^[10]。另一方面，当地居民生活在相对欠发达地区，多语种的语言景观塑造了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形象，提高了东道主作为国际旅游城市居民的自我认同，因此对语言景观赋予了更丰富的象征意义。但是这恰恰说明语言景观体现了主客关系之间权力的不对称性，发达国家的文化通过语言的载体实施了渗透，借助全球化塑造出所谓“普世”的文化准则和思想观念，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展现在语言景观这一物质空间的介质上^{[20, 23]}。其潜在的理念是，“当地”是落后的，而“全球化”是文明和进步的。

其次，泰国当地居民对中文语言景观的信息性和象征性认知均弱于英文语言景观。英文长期以来是国际化的语言，语言的使用是文化软实力的象征，长期使用英语也反映了西方话语在以往以及当下世界的霸权地位^[35]。尽管泰国的官方语言是泰语，但是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在泰国被广泛学习和使用，而中文近年来伴随中国经济增长才逐步向外输出^[36]。迅速增长的中国游客改变了泰国国际旅游市场结构。他们因为惊人的购买力而成为泰国旅游业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众多书写着汉字的广告标牌、商品信息，甚至是专门针对中国游客的手机支付二维码等语言景观彰显更多的是工具理性，即作为服务环境的要素而存在。但是，文化的影响是长期、渐变的，中文景观出现时间远晚于英文景观，当地居民对于中文景观的象征意义感知远没有英文强烈。在日常生活场景中英语成为了泰语之外最主要的存在，英语标识的广泛分布亦反映了曼谷国际化都市的定位^[37]。课题组在曼谷调研期间，发现中文语言标识大多在商场、零售店、机场免税店出现（如图 2、3），并且中文处于视野的中心位置，中文在多语码的语言景观布局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英文标识却会在轨道交通站台、机场指引牌等公共设施处醒目地出现（如图 4、5）。

图 2(Fig. 2)

图 2 曼谷素万那普机场的中文标识 Fig.2 Chinese Signs of Bangkok Suvarnabhumi Airport

图 3(Fig. 3)

图 3 曼谷某商业广场的中文标识 Fig.3 Chinese Sign of a Commercial Plaza in Bangkok

图 4(Fig. 4)

图 4 曼谷某轻轨站台的指引 Fig.4 Guidance of a Light Rail Platform in Bangkok 图片来源：课题组在调研中拍摄。

图 5(Fig. 5)

图 5 曼谷素万那普机场的指引 Fig.5 Guidance of Bangkok Suvarnabhumi Airport

此外，相比非中国游客，中国游客普遍对语言景观的象征性认知更加强烈。中文作为一种国际化的语言时间并不长，是中国经济在全球影响力迅速增强的结果^[36]。中文走向世界，反映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文化软实力的不断加强，也是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现。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与民族自豪感在不断增强。因而，中国游客对出现在异国他乡的中文景观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性意义，容易引发强烈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课题组在调研途中访谈了一位专门针对中国团队游客的地接导游（中国人），她表示“我碰到的很多中国人都有‘大中国、小泰国’的心态，他们看到遍地的中文就会有自己是大爷的感觉……经常看到泰国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然后觉得不如中国……”，许多中国游客在旅途中产生了强烈的优越感，甚至是傲慢的态度。

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旅游地主客关系研究的拓展。本研究认为主客关系不仅处于面对面直接的社会交往之中，还因物质所联结的社会网络而间接存在。过去的主客关系研究较多讨论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互动，那些显性的权力冲突、文化交流被充分解析。但是更隐蔽的主客互动形式存在于物质之中，它们发挥了非人要素的能动性主导了空间秩序，体现了东道主与游客之间的无声交互。自后人文主义思潮和物质转向之后，地理学家呼吁“重返物质”，在对人类的去中心化中解放思维方式，发现物质实体对于空间和地方的意义，把握旅游地的多重互动关系^[38]。旅游中的物质在建构旅游空间，塑造旅游现实。语言景观作为一种物质媒介，承载着社会象征意义，存在于旅游空间中并将游客和东道主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本研究拓展了语言景观在旅游领域的研究。如今旅游地语言景观的研究仍处于新兴阶段^{[11, 12]}，除了常规社会情境中从政治或意识形态角度出发的关于不同民族话语权和族群认同的讨论^[9]，国际旅游情境也提供了社会语言学和人文地理学的交织议题，不同文化背景群体交互的情境加剧了语言景观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最后，本研究存在一定不足，也对语言景观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启示。目前的研究结果尚不能完整地展示语言景观在地理区位上分布的细节及差异，而它们具体如何布局、又被何种力量推动，语言景观在空间上的差异和多元性背后存在何种机理，这些问题仍然等待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