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目的地旅游发展过程中，当地居民的合法权益往往未得到应有重视，加之机会发展不均及利益分配不公所导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分化^[1]，普遍存在相对剥夺现象。尤其在那些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的地区，旅游发展引发的相对剥夺问题可能更为突出。旅游地居民不仅没有感受到旅游发展的好处，反而产生一种失落感，深刻影响他们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和行为^[2]，甚至引发当地居民与政府、企业、游客等利益主体的冲突事件^[3-6]，严重影响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研究表明，人们仅仅认识到自己或所属群体实得比应得少并不必然导致冲突或其他形式的失范行为^[7]，旅游社会冲突的关键在于利益分配不均的客观现实转化为当地居民主观感知的相对剥夺感^[8]。也就是说，是相对剥夺感的主观感知而非不平等的客观现实直接影响旅游地居民的失范行为及冲突行为^[9]。由此可见，对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深入探讨是化解旅游冲突的关键，已然成为旅游研究需要深入探讨的理论命题。

相对剥夺感是人们认知到自身在比较中处于劣势并由此引发与公平感相关的情感反应^[10]。相对剥夺理论强调人们认知判断中相对性的重要作用，并以此作为自身态度及理解社会现象的基础。很多情况下，人们满意与否并不取决于客观条件的好坏，而取决于这些条件相对于参照群体而言是更好还是更糟^[11]。客观上资源匮乏的群体并不总认为他们的处境是不公平的，而占据优势资源的群体却有可能感知到自身被相对剥夺或者遭遇的不公^[12]。很显然，相对剥夺感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受人们选择参照群体的影响。不仅如此，与参照群体的社会比较导致实得与公正应得之间的负面差异^[13]，经过人们对比较差异的认知评价，继而诱发相对剥夺感。这意味着相对剥夺感的生成与人们的参照群体选择与社会比较密切相关，其生成经历认知比较、认知评价及与公平相关的情感反应三个阶段^[10]。其中，认知比较是相对剥夺感生成最先经历、最为基础的阶段，主要涉及参照对象的选择及与之进行的社会比较两个心理过程。由此可知，人们的“参照选择”及“如何比较”是相对剥夺感生成更为前端、更为基础的心理过程。然而，现有研究不仅少有对相对剥夺感生成背景的关注^[14]，更是缺乏对参照选择及比较行为的学理研究，因而无从知晓其生成基础如何影响人们相对剥夺感。

在旅游复杂变化的开放情境中，当地居民不仅面临当地旅游发展机会不均衡、利益分配不均的现实情况，在主客互动中过程中更是增加了比较差异诱发其相对剥夺感的可能性。尽管比较差异无处不在，但能致使旅游地居民心理失衡的比较差异主要源于他们现实的参照选择及与之进行的社会比较，对其背后运作逻辑的关注无疑是深入探讨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所必需的。但遗憾的是，自从旅游相对剥夺理论应用于旅游研究以来^[15]，相关研究尚未探讨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生成的基础因素^[16-18]。尽管参照群体理论及社会比较理论为相对剥夺感的生成基础研究带来了若干启示，但却没有回答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谁会成为旅游地居民的参照选择，不同社区居民的社会比较是否一致？因此，对人们“选谁参照”与“如何比较”的追问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有利于拓展相对剥夺理论，更是有助于理解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生成逻辑，从而为减弱其相对剥夺感、化解旅游冲突创造有利条件，促进旅游地健康可持续发展。基于此，研究选取中国重庆市磁器口古镇旅游发展不均衡及旅游利益分配不均的四个社区为案例，逐步构建出旅游地居民的参照比较理论模型，以揭示现实中人们如何进行参照选择、如何进行社会比较并进而影响相对剥夺感的生成。

相对剥夺的概念起初是用来解释士兵态度的差异^[19]，并在参照群体理论架构下得到进一步发展^[20]。虽然关于相对剥夺感生成的本质原因尚仍未达成统一共识^[21]，多数研究倾向于将相对剥夺感定义为人们对自身相对处境的主观感知，即认识到自身或所属群体相对于参照选择而言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并由此引发会引发愤怒、怨恨等情感反应^{[10, 22, 23]}。目前相对剥夺理论已在管理学、心理学及社会学领域被广泛用来探讨诸如暴力攻击问题^{[24, 25]}、健康问题^{[26, 27]}、赌博问题^[28-30]等研究，也涉及相对剥夺感程度^{[31, 32]}及其影响机制^[33-35]的探讨。但在社会心理学研究去背景化的趋势下，研究缺乏对社会变化实际过程的现实关注^[11]。事实上，相对剥夺感的广泛应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的认知判断不仅取决于当前的绝对水平，也取决于由社会比较产生的相对水平。由此导致那些客观上应该感到被剥夺的人往往并不感到被剥夺，而那些没有被客观剥夺的人却往往觉得自己被剥夺了^[36]。由此可见，相对剥夺感的生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选择的参照标准以及由此产生的比较差异。一方面参照对象的选择会对人们是否经历或多或少的相对劣势以及由此产生的攻击行为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建立在认知比较基础之上的相对处境感知同样影响人们的主观态度和社会行为^[37]。这意味着，相对剥夺感的生成基础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参照群体的选择，二是人们社会比较的逻辑。

默顿曾指出人们选择参照群体的模式有三种，一是与自己有实际交往、具有稳定社会联系的人；二是与那些大致处于相同地位或同一社会地位的人，三是那些处在不同地位或不同社会范畴之中的人^[20]。这一结论为后续研究带来许多有益启示，但却难以聚焦人们参照群体选择的具体过程，也无法揭示人们选定的不同参照群体是否对人们相对剥夺感的生成产生不同影响，人们“选谁参照”以及选择的参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认知仍然缺乏深入探讨。除此之外，社会比较是人们相对剥夺感生成的基本过程之一。一般认为，相对剥夺感可来源于参照群体及人们自身过往经历，既包括个体或所属群体与参照群体进行的横向比较，也包括当前状况与过去、未来状况之间的纵向比较^[38]，从而产生横向相对剥夺感或者纵向相对剥夺感^[39]。但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相对剥夺感可能是由人们主观感知的相对弱势所引发，甚至无关现实的资源竞争及客观剥夺是否真实存在^[40]，因而无从得知不同人们社会比较的逻辑与参照选择是否有所关联。尽管社会比较理论的相关研究对人们“如何比较”这一问题带来若干启示^[41]，但仍需要更翔实的实证研究来探讨人们与选定的参照目标如何进行比较以及人们社会比较的异同。

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研究具有较明显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近年来，学者们越发意识到相对剥夺理论对旅游态度及行为解释的有效性，将其引入相关研究^[42]。但仍只是将相对剥夺感视作中介解释概念，以此来探讨游客^{[43, 44]}或者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感知^{[8, 16, 18]}、应对方式^[17]及其作用下的旅游态度^{[16, 43, 45]}。不仅如此，现有研究将旅游地居民的相对剥夺感划分为个体与群体相对剥夺感，横向与纵向相对剥夺感以及多重相对剥夺感^{[9, 18]}等类型，却始终没有对旅游地居民如何选择参照与之进行比较给予应有的关注。

旅游可以被理解为人们彼此交流的环境和空间，人们在互动交往中距离和关系变得或近或远，人们的参照选择与社会比较水平或许会随着社会联系的改变而发生改变。现有研究大多将旅游地居民视为一个整体，较少涉及不同特征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差异分析^[46]。现实情况中，旅游地居民并非同质化的，面临的旅游发展情境也不尽相同。研究还应进一步探讨旅游地居民现实的参照选择及与之进行的社会比较是否有所差异。但遗憾的是，旅游相对剥夺感研究不仅缺乏对基础问题和现实背景的关注，更是缺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生成更为必要的基础分析和详实的实证案例研究。

此外，根源于西方社会的相对剥夺理论在中国情境的运用需进一步验证和完善。例如，参照群体作为影响相对剥夺感生成的关键因素，在西方语境下被定义为与自己某一社会属性相近的他人或他群。而在我国社会现实情境中，人们的参照对象不仅包括与自身社会属性接近的群体，还包括其他差异较大的群体，甚至出现盲目攀比的现象^[46]。从根本上来说，我国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方的格局不同，并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西方社会争得是权利并不讲究人情冷热，中国则是攀关系、讲交情^[47]。中西方文化及社会格局的差异很有可能导致人们参照选择及社会比较的差异，进而影响相对剥夺感的生成。显然，旅游地居民的参照选择及社会比较仍有待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基于以上分析，研究聚焦于旅游地居民“选谁参照”及“如何比较”两个主要议题，探讨真实旅游情境下，旅游地居民现实的参照比较。

研究案例地选择主要关注点有两个：一是案例地旅游发展不均衡、旅游利益分配不均且旅游冲突频繁发生的客观事实；二是研究数据的可获得性，包含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在内的相关数据。基于此，研究选取磁器口古镇周边密切相连地金蓉、金碧、凤凰山、磁建村四个社区为研究对象。

作为重庆最受欢迎景点之一的磁器口古镇，是山城历史文化的典型代表，与金蓉、金碧、凤凰山、磁建村社区紧密相连。在磁器口古镇旅游发展过程中，四个社区的居民旅游参与程度及参与机会不同，导致其旅游利益分配及旅游冲突的客观事实。占据主要旅游资源的金蓉社区，因资源竞争等问题导致原住民与外来人员的冲突时有发生，“陈麻花”商标之争对簿公堂事件；有重庆“最后一条老街”之称的金碧社区，在旅游发展正负示范效应下，引发社区内部对旅游发展不同态度的对抗；未从旅游发展直接获益却承担着大量负面影响的凤凰山社区及磁建村社区，社区居民之间、社区居民与游客之间的冲突频发，如曾经引发网络热议的国富沙磁巷小区居民抗议“非法民宿”围堵游客的事件等。

研究主要采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的方法进行数据收集，并结合网络收集磁器口旅游发展相关信息的二手数据。基于对案例地旅游发展进程的关注及数据收集的需要，研究者于2019年1月至2021年6月多次进入案例地调研。在调查了解社区人口与区位、旅游资源分布、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基本情况的基础上，依据地理位置及参与形式的差异选择社区居民进行深度访谈。所选访谈对象涉及四个社区，包含直接参与旅游发展、间接参与旅游发展以及基本未参与旅游发展的社区居民。

鉴于研究探讨的主题为社区居民内隐于心的参照选择及与之进行的社会比较，为避免窥探隐私的嫌疑及引发社区居民的过度防范心理，深度访谈以开放度较高的半结构问题为主，允许访谈对象自由谈论。首先引入“当地旅游发展对您有何影响”等开放性问题，引导访谈对象进入研究情境；其次聚焦于研究主题，围绕“您通常会选择哪些人作为参照”、“影响您决定的原因是什么”等问题展开；最后引入“您需要补充什么相关信息吗”等开放性问题给予访谈对象进一步阐释的可能性。研究依据理论抽样的逻辑，将提供新的解释信息的访谈对象视作有效数据样本并将其录音整理为文本资料，直到没有出现新的理论概念时，研究共计筛选出36个有效访谈对象。其中，受访社区居民女性比男性略多；教育程度普遍偏低，高中及以下学历占比69.41%；年龄分布主要在50—60岁之间，占比34.12%；以各种形式参与旅游发展的社区居民占比78.82%。研究首先对文本数据进行归类、总结，识别出与旅游地居民参照群体选择、社会比较相关的关键语句，然后抽象提炼出核心概念，并解读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最终发展建构出相对剥夺感生成基础的理论解释。最后由研究团队筛查核心概念与相对剥夺感生成的相关性，以确保内容分析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了解人们参照群体的选择是理解人们认知与行动的重要前提^[48]，但探寻人们内在的参照选择并非易事。研究首先依据是否是本地人、是否参与旅游发展以及参与旅游发展形式对四个社区的居民进行群体识别，然后深入分析访谈对象的相关表述以探寻其涉及的参照群体。结果发现，旅游地居民提及的参照群体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而且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圈子”。事实上，旅游地居民的确生活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逐步向外散开的多重圈子之中，他们的参照选择离不开“本地居民”、“外地人”、“游客”、“做生意的”等各种圈子的话语体系。

不难看出，“圈子文化”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深刻影响着旅游地居民的参照选择。在中国社会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展开了很多圈子，朋友圈、生活圈、工作圈、同学圈、老乡圈等大大小小的圈子或碰撞相交或圈圈相套。人们不断地组成圈子、选择圈子也被各种圈子所选择，在不同的圈子里联系或紧密或疏离，逐渐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圈层。从本质上来说，圈子意味着相关信息的聚集与交流，圈层的差序格局意味着信息的可获得程度及相关性程度有所差异。接触多不多、关系好不好、人熟不熟均有可能影响相关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及成为参照选择的可能性。不仅如此，研究发现旅游地居民的参照选择并非局限于特定圈层的某个个体或群体，而是从一个圈层到另一个圈层的跨越选择。如“工作的那些有钱又安逸，我们这些在家带孙子都差不多，跟她们比不了，他们是工作圈子，我们是生活圈的”等相关表述。由此可见，旅游地居民的参照选择是以自我为中心，按照联系强弱、接触深浅、关系亲疏、利益交换等展开的差序圈层结构，无论圈子内外、个体或群体都有可能成为旅游地居民的参照选择。也就是说，旅游地居民参照选择的差序圈层结构是以旅游地居民为中心，按其成为旅游地居民现实参照可能性的高低依次向外展开的差序格局。

研究发现，旅游地居民的参照选择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与之进行的社会比较则体现出较强的跨越性。具体来说，旅游地居民的参照选择不仅会涉及不同圈层的不同个体和群体，与之进行的参照比较也并非单一的上行或者下行比较，而是在不同参照圈层中跨越选择多个参照进行多维社会比较。不仅如此，参照比较也不仅限于当前阶段，会涉及到过往经历甚至是可预期的未来。社区居民往往处于多个群体当中，既隶属于社区内部相关群体又通过社会网络连接着社区外的人，进行更广泛意义上的群体划分。由此导致与参照选择的社会比较总是表现为在不同参照圈层内外进行跨圈层的身份转换，如访谈文本中反复出现的“老年人—年轻人”、“有钱的—没钱的”、“农村人—城市人”的参照比较。

社区居民的参照圈层不同，进行的参照比较也不尽相同。首先在横向维度，无论社区居民的参照比较是起始于个体层面“自我—他人”还是群体层面“群内—群外”，都倾向于在个体层面聚焦或者在群体层面扩散；其次在纵向维度，无论旅游地居民参照比较的阶段是“曾经经历—现在”、“现在—预期未来”还是“曾经经历—预期未来”，最终都会倾向于涉及“过去—现在—未来”纵向时间维度的跨越；此外，旅游地居民的参照比较并非仅仅基于个体—个体层面或者群体—群体层面的对等比较，而是交叉着个体与群体层面的参照比较。如“他们在主街有门面收租金，天天去耍，我就只有做点小生意挣点生活费（他们，群体—我）”、“我跟他们差别大的很，他们都是有钱人，我是穷人一个（我—他们，群体—我）”等相关表述。不仅如此，旅游地居民在时间维度的参照比较也并非是过去—现在—预期未来同等时间段的参照，如“小孩以后的路长着呢，未必还比不上他现在”（小孩，预期未来—他，现在）、“贫富差距太大，就算我不吃不喝辛苦十年，也达不到他现在的水平（我，预期未来—他，现在）”等表述。

研究选取的访谈对象可划分为两类：一是客观上占据优势资源的人，例如在旅游核心区拥有门面、房屋占据地理优势等，另一类是客观上拥有劣势资源的人，例如在旅游核心区没有门面、或没有从旅游发展受益等。研究发现，两类社区居民都倾向于较为肯定纵向维度的自我比较，否定回避与他人的横向社会比较。

在涉及自我维度的纵向比较时，大部分居民倾向于进行比较以此获得对自身历时性发展的认知。社区居民明确表示自我的纵向比较“避免不了，甚至不用刻意比，日子过着就知道了”。当然也有少部分居民对比较进行了否定，表示“过去的就过去了，以后的还不知道怎么样，最重要的珍惜当下，没必要比”，或者“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没必要较真”；但当涉及与他人横向比较时，社区居民的比较态度变得复杂，大致可划分为五类：第一类是明确肯定社会比较，并认为社会比较能够给自身带来积极效用。“通过比较能够很快发现自身与别人的差距在哪，方便自己取长补短。跟别人比较并没什么，没什么可避讳的，因为自己并不贪图别人什么”；第二类则是隐晦肯定社会比较，并且强调比较的积极意义。社区居民含蓄表明自己会偶尔进行与他人比较，随后主动做出诸如“也不是天天都跟别人比”、“就只是自己心里想想”的解释说明；第三类是不确定型，既不否定也不肯定社会比较，在他们看来认为社会比较本身并不功利也没有对错，是否进行比较要依据不同情境。访谈对象表示“要看具体情况，一句话说不清楚，有时要看是什么事也要看心情，反正又不一定就对谁有什么坏处”；第四类则是隐晦否定社会比较，不敢也不愿进行社会比较，社区居民表示社会比较是需要比较资本并且对自己是没有积极效应的。有意思的是，尽管他们隐晦否定了与他人的比较，但随着深度访谈的继续，表述中往往又不经意涉及参照比较的相关内容。如“别人有知识有能力，脑子好用，轻轻松松就赚大钱，我们要啥没啥，就只能出苦力，凭啥子跟人家比，想比也比不了”、“比来比去只会给自己增加烦恼，所以不愿意去比较”；第五类则是明确地否定社会比较，基于个人价值立场主观拒绝社会比较。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自己怎么样，不必在意别人”、“人跟人条件不一样，没有可比性”。不仅如此，他们认倾向于认为“比也没用，跟别人比较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什么”。

在中国特色文化背景下，与人比较似乎是一件并不那么光彩的事情，很容易让人与“气人有，笑人无”的嫌贫忌富心态相联系。因此，在对他人利益并不构成威胁的自我比较维度，多数社区居民倾向肯定社会比较。但在有可能被认知为功利心作祟的横向比较维度，无论客观事实上旅游地居民占据相对优势还是相对劣势，他们总是倾向于对外宣称否定社会比较。当然这种在主流价值观约束下对外宣称的社会比较态度未必真实。对于相对劣势地位的社区居民而言，回避社会比较主要因为自我认知缺乏比较的资本和权利。在旅游发展不均衡背景下，他们清晰地认知到自身或所属群体的相对不利地位，认为社会比较不仅对改善现状无益，更有可能造成更为压抑的现实困境，因此策略性回避社会比较；而占据客观优势地位的社区居民，他们并不缺乏比较资本，之所以宣称倾向于否定社会比较，一方面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自身或所属群体的客观优势地位，导致其对自身或所属群体较高的自我评价，因而无需从社会比较中获得对自身相对处境的进一步认知。一方面有可能是出于减少相对劣势群体敌意的考虑，强调“没有可比性”更是肯定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从而避免来自相对弱势群体的价值审判以保障其优势地位的合法性。

经典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们依据社会比较来获取对自身能力和观点的认知^[41]，然而研究发现并证实了人们在现实中经常缺乏比较的欲望^[49]，且在自我比较维度与他人比较维度的比较欲望不同。不仅如此，社区居民对自身及他人的认知判断并不总是依赖参照信息。换句话说，旅游地居民的比较欲望高低不同，对由社会比较生成的相对信息的参照依赖性也不尽相同。这或许可以部分解答为什么同样面临发展不均衡的旅游情境，有些旅游地居民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而有些旅游地居民则不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

研究发现，旅游地居民的比较欲望越高，越会频繁地参与社会比较，越有可能产生相对剥夺感。旅游地居民对比较信息的参照依赖性越强，受其影响越为严重，越有可能产生相对剥夺感。参照依赖性指的是社区居民对与参照选择进行比较产生的参照信息的信任和依赖。鉴于比较欲望及参照依赖对相对剥夺感生成的重要影响，研究依据比较欲望高低及参照依赖性强弱的不同，将旅游地居民划分为敏感型、钝感型、进取型及保守型四种类型，以此判断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生成的难易程度，如图 1所示。

图 1(Fig. 1)

图 1 旅游地居民的参照比较类型 Fig.1 The Reference Comparison Type of Tourist Destination Residents

其中，敏感型社区居民对所处环境信息较为敏感，他们的比较欲望高，通常主动进行参照选择获得比较信息，且对比较信息的参照依赖性强，最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钝感型社区居民则是对所处环境变化反应较为迟钝，他们的比较欲望较低，且参照依赖性弱，最不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进取型社区居民虽然比较欲望高，但对比较信息的参照依赖性弱，是否产生相对剥夺感主要源于社区居民对比较差异的主观价值判断和建构性解释；保守型社区居民虽然比较欲望低，不倾向于主动进行社会比较，但仍会通过其他形式卷入被动型比较从而获得参照信息。而且他们的参照依赖性强，受比较信息的影响较大，相对较易产生相对剥夺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区居民的比较欲望越高，进行参照选择及社会比较的跨越性就越广泛、比较次数及频率越高，由此获得的比较差异越为多元化。而对比较差异信息的参照依赖性越强，则意味着社区居民对自身处境的感知更多建立在“相对地位”而非“绝对地位”的基础上，社区居民对比较差异的重视程度越高，比较差异越为容易引发其相对剥夺感；相应地，比较欲望越低，则进行参照选择的跨越性越低、进行社会比较频次越低，由此产生的比较差异较少。加之对比较差异的参照依赖性越弱，意味着社区居民对自身处境的感知更多依赖于“绝对地位”而非“相对地位”，由此对比较差异的重视程度较低，则比较差异越不易诱发社区居民的相对剥夺感。

此外，研究发现影响旅游地居民比较欲望及参照依赖性的几个关键因素：一是环境敏感度。环境敏感度指的是个人对自己当前所处的状态是否在意并对此重视的程度。环境敏感度低的社区居民，更关注自我水平的绝对状态而非社会环境当中的相对状态，参与社会比较的可能性较低，对比较信息的参照依赖性较弱；二是比较资本。在社区居民看来，社会比较要建立有形的物质资本、无形的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等基础之上。比较资本的缺乏，导致旅游地居民不敢进行社会比较，因而缺乏社会比较的欲望。即便参与了社会比较，也倾向于降低对参照信息的依赖；三是个人价值取向。个人价值取向指的是人们根据一定价值观对自身价值选择的定位和定向。人们是向内部寻求自身“绝对价值”还是向外部通过社会比较寻求“相对价值”的差异将影响其社会比较欲望和参照依赖性。倾向于向内部寻求绝对价值的社区居民，其社会比较欲望较低，对建立在比较基础之上的参照信息依赖性弱；而倾向于向外部寻求相对价值的社区居民，其社会比较欲望较高，对比较产生的参照信息依赖性强。值得注意的是，三个因素均会对旅游地居民比较欲望及参照依赖性产生影响。但对关注点不同的社区居民而言，三个因素的影响效应并不相同。

参照选择及社会比较是相对剥夺感生成的基础，旅游地居民参照选择的差序圈层结构及多维交叉比较有可能影响其相对剥夺感的生成，加上人们参照比较态度及参照比较类型有所差异，迫使研究进一步思考相对剥夺感的基础将如何影响人们相对剥夺感的生成，进而构建出旅游地居民的参照比较模型，如图 2所示。

图 2(Fig. 2)

图 2 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生成基础—参照比较模型 Fig.2 The Basis for Tourist Destination Residents' Relative Deprivation Generation—The Reference Comparison Theoretical Model

首先，旅游地居民参照选择及社会比较主要在认知比较阶段及认知评价阶段对相对剥夺感产生影响。研究证实了相对剥夺感的生成可划分为认知比较、认知评价及情感反应三个生成阶段^[10]。其中，旅游地居民的参照差序圈层结构及多维交叉比较主要影响认知比较阶段，并在此阶段产生跨圈层的多维度比较差异。这意味着旅游地居民在现实情境中面临多元化比较差异而非某个特定差异。必须指出的是，比较差异并不一定必然导致相对剥夺感的生成，旅游地居民是否生成相对剥夺感还取决于其对比较差异本身合理性及差异来源合法性的认知。换句话说，比较差异能否诱发相对剥夺感取决于人们对比较差异的认知评价。

旅游地居民参照比较类型及参照比较态的差异主要在认知评价阶段产生影响。一般来说，旅游地居民的比较欲望越高、参照依赖性越强，意味着社区居民越为重视比较差异。相应地，旅游地居民的比较欲望越低、参照依赖性越弱，就越不重视比较差异；不仅如此，旅游地居民参照比较态度的不同将影响其对比较差异认知评价的情感态度。旅游地居民的比较态度可划进一步分为明确型（肯定比较、否定比较）、隐晦性（肯定比较、否定比较）及不确定型三类。持明确型比较态度的社区居民，倾向于较为客观理性地评价比较差异，并为差异建构合理性解释，且对比较差异表现出较高的容忍度。而持隐晦型比较态度的社区居民，对差异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认知评价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并且对比较差异表现出较低的容忍度。

其次，旅游地居民现实的参照选择及比较逻辑有可能诱发多重相对剥夺感，甚至有可能导致相对剥夺感生成的条件性及生成路径的差异。一方面，旅游地居民在认知比较阶段产生多元比较差异，预示着复合相对剥夺感存在的可能性。旅游地居民现实生成的相对剥夺感很有可能表现为个体与群体相对剥夺感、自我纵向或群体间纵向相对剥夺感的复合类型；另一方面，不同旅游地居民对比较差异重视程度及情感态度的差异，不仅意味着相对剥夺感的生成需要满足某种条件，如人们是否重视比较差异、比较差异合法性与否等，还很有可能导致相对剥夺感生成路径的差异，如旅游地居民感知的比较差异的非法性是否超出其容忍度的不同条件下，相对剥夺感的生成路径是否有所不同等。

最后，旅游地居民的参照圈层及与之进行的社会比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相对稳定中持续变化。一方面，相对剥夺感的生成会激活旅游地居民的心理应对机制，反馈调节其后续参照选择及社会比较，促使其改变策略以进行某种程度的心理调适。另一方面，随着旅游地居民社交联系、环境改变等的变动，导致其生活圈子的收缩改变，进而引发其参照圈层及社会比较随之改变。

研究为探讨旅游地居民的参照选择及与之进行的社会比较，选择旅游发展不均衡、利益分配不均而且冲突客观存在的四个社区为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得出四点结论：一是旅游地居民的参照选择是以自我为中心，按照联系强弱、接触深浅、关系亲疏、利益交换等依次展开的差序圈层结构；二是旅游地居民倾向于跨越多重参照圈层进行多维交叉比较；三是旅游地居民在自我比较的纵向维度和与他人比较的横向维度方面，参照比较态度有所差异；四是旅游地居民的比较欲望及对比较信息的参照依赖性不同，以此可判断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生成的难易程度。对于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研究而言，参照选择及与之进行的社会比较是理解其心理和行为的重要基础。研究在对旅游地居民参照选择及社会比较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参照选择及与之进行的社会比较与相对剥夺感生成的逻辑关联。参照选择及社会比较不仅会在认知比较及认知评价阶段影响相对剥夺感的生成，参照比较类型及参照比较态度的不同还有可能导致相对剥夺感生成的条件性及生成路径的差异。这是相关研究首次对相对剥夺感生成路径可能存在差异的理论探讨，不仅丰富了旅游相对剥夺感的研究，也为更好理解旅游地居民复杂态度和行为提供了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研究尚有不足之处。研究并未考虑划分类型的改变或者明确界定其比较对象的情况下，社区居民的参照比较是否有所差异，也未探讨旅游地生命周期及贫困因素是否影响社区居民的参照选择及社会比较。有必要指出的是，地理因素的差异可能会对相对剥夺感的生成造成实质影响，地理位置的差异意味着空间利益格局的分化。我国西部贫困地区旅游地或西部民族旅游地与东部发达地区旅游地之间，社区居民的参照选择及社会比较或有很大不同，后续研究可从多案例对比研究探讨其相对剥夺感生成的差异。除此之外，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是否有其他关联因素如地方感、距离感、改变可能性等共同影响人们相对剥夺感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