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村为主体的社会形态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1]。古代中国社会，城市和乡村在经济和空间上互相承接，形成了“城乡连续体”结构^[2]。受时代和政策影响，近代中国城乡分割现象长期存在，城乡发展缓慢^[3]。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区域差异^[4]、城乡差距不断扩大^[5]，二元经济藩篱明显^[6]，造成农村丧失了经济、文化的某些特性等一系列危机和矛盾。为了化解矛盾，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村发展指明了方向。专业村为农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7, 8]}，专业村集聚区已成为我国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9, 10]}，专业村的作用已逐渐引起学界和政界关注^[11]。

国外多个国家均早已关注专业村，如日本的“一村一品”运动（one village one product）^[12]、美国的“公司镇”（company town）^[13]、英国的“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14]等。中国政府对日本的“一村一品”运动（OVOP）^[12]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并借鉴其做法，专门成立了“一村一品”办公室^[15]，以指导中国村庄专业化的发展；中国学术界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专业村，并逐渐掀起了专业村（specialized village）^[16]的研究热潮，取得了一系列丰富的研究成果。孙洪志最先引入并界定了专业村概念^[17]。此后，中国专业村的研究从最初的概念界定^{[7, 18]}、作用探讨^[7]、形成与演化^[19-23]、空间演变^{[24, 25]}，逐步深化为专业村集聚^[9-11]、创新发展^[26]、消失^[27]等方面；研究类型从单一的农业专业村，细分为服务业、工业^{[18, 19]}等不同类型的专业村，也有学者对旅游专业村的类型划分进行研究^[28]；研究尺度上多省^[9]、市^[24]、县^[20]等研究尺度。从最新的研究成果来看，专业村集聚是目前研究的热点，马玉玲、乔家君等学者在对专业村集聚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从功能集聚和空间集聚两方面对河南太行山麓集聚区进行了分析^[29]。现有研究为理解我国专业村集聚的时空演化奠定了重要基础，但鲜有学者将旅游专业村集聚演化机理的社会性与物质性纳入一个框架进行分析，对专业村集聚演化背后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的挖掘仍有待深入。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优点是能够将复杂的主客体因素巧妙地连接在一起，是解决认识本体的社会性与自然性二元分立的重要方法。集聚演化过程是行动者网络作用的结果^{[30, 31]}。旅游专业村集聚演化是多元行动者共同参与的聚合体。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为旅游专业村集聚发展提供分析视角，为不同行动者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在乡村振兴战略与全域旅游战略的背景下，旅游专业村集聚演化过程中各要素是怎么产生联系的？联系的关键节点、网络结构、作用强度与作用方向如何？游客、村民、政府、本地居民、环境、景区、村委会、自然村又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为厘清旅游专业村空间集聚演化的内部和外部影响机理，系统分析旅游专业村集聚演化的阶段与模式，本研究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模型，将重渡村作为研究案例区，对旅游专业村集聚演化过程中多元主体的作用模式与机制进行剖析，以期为旅游专业村集聚演化提供一个新的解释路径。

重渡村位于栾川县重渡沟管委会行政区内，总面积30 km²。85%的河南省洛阳市土地为45°以上的山坡陡地，人均耕地面积较少，是中国山区典型的乡村旅游村。重渡村下辖7个自然村，共368户，1620人，为4A级景区重渡沟的所在地。重渡村有熊耳山支脉穿村而过，伊河水贯穿村内，生态环境优美，资源环境条件优越，交通便利，距离高速收费站口10 km（图 1）。村内1997年开始发展乡村旅游，目前已经形成7个旅游专业村，分布于4个片区（南区、中心区、前区和西区）。

图 1(Fig. 1)

图 1 重渡旅游专业村在栾川县的位置 Fig.1 Location Map of Redevelopment Tourism Specialized Villages

（1）研究区乡村旅游起步较早，发展历程完整。重渡旅游专业村乡村旅游于1997年起步，曾获得“中国农家宾馆第一村”的称号。近年来，重渡旅游专业村集聚核乡村旅游发展迅速，截至2019年底，重渡村内7个自然村均成为旅游专业村。

（2）旅游专业村扩散路径完整，具有代表性。重渡村乡村旅游起步较早，加之当时交通、信息闭塞，发展过程中可参考借鉴的案例较少，多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摸索总结出的经验，这种原创性使得重渡旅游专业村空间扩散阶段完整，经历了扩散源形成——点域发展阶段——轴线扩展阶段——网络发展阶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ANT可以较好地解析空间复杂关系，为空间的演变发展提供新的分析视角。非人类行动者与人类行动者是行动者包含的两种力量，行动者之间的不断转译是网络趋于稳定的关键环节。ANT的研究核心是对行动者之间转译过程的梳理，具体包括呈现问题、赋予利益、动员和征召等环节^[32]。呈现问题是指行动者关注的问题，问题的产生是行动者利益的实现途径。因问题清晰逐渐结成网络联盟，这时“实现途径”或称“问题”便是行动者为实现目标的“强制通行点”，简称OPP^{[33, 34]}；“赋予利益”是指通过策略强化问题，对行动者角色界定的过程，结果通常是行动者被“征召”为新的联盟成员；“动员”指的是以代言人身份对其他联盟成员行使权力的过程。

从ANT视角出发，研究将重渡村从一般村庄到旅游专业村，再到旅游专业村集聚演化的过程视为ANT动态变化的结果。基于此，本研究以河南省乡村旅游发展时间较长的洛阳市栾川县重渡村为研究案例区，在梳理重渡村发展背景、现状、脉络等内容的基础上，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重点探讨了旅游专业村集聚核的集聚发展过程。研究脉络如下：首先，通过对重渡村发展实际的分析，选择影响旅游专业村集聚的行动者，构建旅游专业村集聚的行动者网络。其次，透过网络的运作模式，找出旅游专业村集聚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研究案例区行动者网络的相互作用过程。最后，观察结果，总结出启示与展望。

重渡村发展旅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97年。在发展乡村旅游之前，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玉米、小麦和大豆等粮食作物的种植，农忙之后上山砍伐野生圆竹卖钱则为重要经济补充，个别手工艺人会将圆竹加工成竹帘进行出售，几乎无外出务工人员。当时，全村都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土坯房，没有一间砖瓦房。经济的贫困导致全村出现“失学儿童多，光棍汉多，赊欠外债多”的现象^[35]。重渡村当时的发展情况可以总结四句话：当地年人均收入不足500元；没有外来资金和乡镇企业；民风淳朴，外界信息闭塞；距离城镇较远，无法解决外来人的食宿问题。重渡旅游专业村集聚演化过程大体上可归为3个阶段^[36]：

（1）1999—2001年集聚核发展阶段，以思想动员为重心。1999年，重渡村自然村第4自然村8家农户在马海明副镇长的鼓励支持下，简单改造了房子，成立了首批8家农家宾馆。当年又是我国“黄金周”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出游人数较多。黄金周期间，农户收入在3000—8000元间，8家农户均尝到了甜头（由开发初期年人均收入不足500元到开发当年一家收入最多8000元）。黄金周过后，眼看这8家农户挣得不少收入，当地村民坚定了发展乡村旅游的想法。1999年到2001年间，为满足游客吃住需求和通过旅游带动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双重需要，当地大力推动农家宾馆建设。2001年底，重渡村第4旅游专业村形成，旅游项目开始向第2、3专业村扩散。这一时期农家宾馆建设主要采取以下做法：一是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禁止私搭乱建；二是推行改造“四宜”发展模式（宜低不宜高，宜土不宜洋，宜小不宜大，宜藏不宜露）；三是做到“五统一”，即统一效果，统一协调，统一办理手续，统一采购物品，统一配发。

（2）2002—2006年点轴发展阶段，以发展规模为前提。2002年8月，重渡沟风景区进行了股份制改制，先后投入6.6亿元，实施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设、高标准管理，成功创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这一阶段，随着旅游项目在自然村间的不断扩散，截至2006年底，第2、3旅游专业村开始形成，旅游项目逐步向第1、5、6、7四个自然村扩散。这一时期旅游产业快速发展，但疏于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私搭乱建等情况出现，带来了一些发展问题。

（3）2007年至今，网络发展阶段，以星级评定和个性化发展为载体，以个性化和特色化发展为抓手。这一阶段，第1、5、6、7四个旅游专业村逐渐形成。为推动重渡村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对农家宾馆采取了星级评定的办法，制定了不同级别的农家宾馆验收标准，并对不同级别宾馆进行了统一定价。具体做法：一是搞好家庭宾馆管理制度的修订和落实，结合游客需求和家庭宾馆的实际，对家庭宾馆管理制度进行修改和充实，全方位地细化、量化服务程序与服务标准，以提高其可行性；二是加大日常检查的力度与频率，按照“抓细抓实”原则，实行分片包干的方式，加强日常检查，建立单个家庭宾馆日常管理档案，完善卫生管理、价格管理、服务管理制度，对出现问题的农家宾馆进行严管重罚。三是规划先行，持续升级农家宾馆。引进国内知名民宿设计团队，按照“一户一品”的民宿设计风格，发展高端度假产品。截至2019年底，重渡村共发展民宿30家，游客人数较快增加，旅游收入较大提高（图 2）。

图 2(Fig. 2)

图 2 2010—2019年重渡旅游专业村旅游发展数据 Fig.2 Tourism Development Data of Chongdu Tourism Specialized Villages from 2010 to 2019

（4）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公司+村组+农户”的运作模式发展乡村旅游，拓宽农副产品产销渠道、促进农村经济转型、推动新农村建设，带动广大群众实现脱贫致富的宝贵经验，被旅游界誉为“重渡沟现象”。通过梳理重渡村1997—2019年的发展历史，以及对重渡旅游专业村专业户、村干部的调研，发现重渡旅游专业村集聚核的集聚发展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图 3）。对影响因素进行归纳整理，可对重渡旅游专业村集聚核集聚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内外生类型作如下划分（表 1）。

图 3(Fig. 3)

图 3 重渡旅游专业村的发展历程 Fig.3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ongdugou Tourism Specialized Village

表 1(Tab. 1

表 1 重渡旅游专业村集聚核集聚发展的影响因素 Tab.1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Agglom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ongdugou Tourism Specialized Villages

表 1 重渡旅游专业村集聚核集聚发展的影响因素 Tab.1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Agglom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ongdugou Tourism Specialized Villages

（1）行动者网络形成。重渡旅游专业村的参与者构成了行动者网络中的行动者主体。在重渡村旅游专业村集聚核过程中，非人类行动者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政策、房屋、旅游商品、景观资源、河流等；人类行动者主要包括政府、村委会、能人、旅游企业、农户、金融机构、旅游协会、游客等。在行动者网络中，关键行动者指解决自身问题诉求的最大行动者。在转译发生之前，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都面临各种问题，但预期利益不相同或者相同的行动者都会首先集聚到强制通行点（OPP），并尝试通过问题解决的方式获得可触及、可预期的相关利益，以达到利益共享的结果。最终解决不同行动者的问题，达到一个核心目标，即旅游专业村集聚升级发展（图 4）。

图 4(Fig. 4)

图 4 旅游专业村集聚演化的行动者与强制通行点 Fig.4 Actors and Compulsory Traffic Points of the Agglomeration and Evolution of Tourism Specialized Villages

（2）征召动员。在征召动员过程中，马海明作为这一时期的关键行动者，通过考察带动征召、宣讲征召、政策引导征召等方式逐渐引起农户对旅游的重视。①考察带动征召。为让村民更好地理解乡村旅游能够带动村民致富，1997年，马海明带领时任村干部前往浙江乡村旅游点进行考察，首先引导村干部对乡村旅游发展充满信心。②宣讲征召。从浙江考察返回村里后，马海明带领村干部，为第4自然村农户逐户讲解考察期间见闻，以解放农户思想。③政策引导征召。作为潭头镇副镇长，马海明积极对接乡镇政府和县级政府，争取乡村旅游交通发展资金。

旅游专业村集聚核形成阶段，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马海明起主导作用，主要号召力为考察带动征召、宣讲征召、政策引导征召，并作为关键行动者，积极引导县、乡、村进行利益赋予，促进行动者网络初步形成（图 5）。

图 5(Fig. 5)

图 5 旅游专业村集聚核形成阶段行动者网络 Fig.5 Actor Network in the Formation Stage of Tourism Specialized Village Agglomeration

为推进重渡旅游专业村的发展，满足不同行动者的预期利益和预期目标，不同行动者需要在行动者网络中进行利益转译和目标转译，及时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以排除行动时的障碍。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一旦受到征召，便会采取相应的行动。不同行动者在旅游专业村建构过程中采取了形式多样的征召与被征召。在这期间，随着旅游市场逐渐扩大，乡村旅游游客迅速增加，重渡村旅游发展逐渐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关键行动者逐渐由马海明转为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征召起到了关键作用。

（1）征召动员。在征召动员过程中，地方政府作为这一时期的关键行动者，通过政策引导、宣传感召等方式逐渐引导农户重视。①行政征召。景区开业前，以潭头镇人民政府和重渡村委会股东的名义，成立了重渡沟潭州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由旅游公司主导负责景区的筹备与开发。②土地征召。随着乡村旅游发展越来越好，许多年轻人因家乡农家宾馆发展火爆而返乡。由于早期对重渡沟内建设用地进行预留，且预留用地较多，村内在发展农家宾馆之时，可以向周边扩张建房。③环境征召。优美的自然环境与水乡风貌吸引了省内外众多媒体前来采风与大量名人和游客前来参观游览，知名度在省内外逐渐得到提升。

（2）行动机制。具体包括：①项目、政策与资金支持。市、县、乡三级政府积极调动相关部门进行支持与扶持。早期，市政府将“重渡竹编厂”纳入重点建设项目，同时积极协调重渡村至街上村道路修建配套资金3.5万元；县政府以“以工代赈”项目名义，分两次给重渡村拨款10余万元；镇政府派专人组建重渡沟旅游发展公司，并为重渡村乡村旅游发展协调担保贷款资金。②环境整治与环境提升。环境整治一方面体现在以县乡政府名义对重渡村道路提升、河道整治等工作内容；另一方面体现在旅游公司2004年进行重组改制后，绿化、美化、亮化河道，同时优化提升路边环境，如种植有绿化树木和观赏花卉，亮化提升路灯等。③引导产业转变发展。重渡村发展旅游以前及发展旅游的初级阶段，村内土地主要用来种植粮食作物，农忙结束后到山上砍伐圆竹以贩卖。发展乡村旅游以后，在村干部的带动与上级政府与景区的引导下，积极推动农民进行土地流转或者改变种植结构。如早期农户多种植蔬菜，打出了“吃农家生态菜”的宣传口号，供游客食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农户种植蔬菜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游客的需求，政府和景区便引导村民开始制作旅游商品，提升农副产品附加值。景区同时引入规划团队对村庄进行整体环境设计规划，有步骤地提升重渡村环境。④引入公司共同管理。2004年，由于人手和精力有限，政府决定引入市场专业团队对景区进行管理。通过公开谈判、招标等方式，确定由重渡沟风景区有限公司接管运营。专业的团队、超前的理念，使得重渡村旅游发展逐渐步入正轨。此外，公司及时与村委会成立重渡沟村民建立领导小组，有效约束了村内私搭乱建的现象，改变了以往漫无目的的发展方式。⑤持续宣传，提升知名度。早期的重渡村主要邀请知名人士、媒体人士、文学爱好者等来景区参观，以促进宣传。例如，重渡村开业之前邀请了时任省作家协会的名誉会长，邀请河南大学校友会理事长在观赏石、迎宾石等上面题词，帮助提升景区知名度。公司重组后做了一整套的景区营销方案，借助央视、河南卫视等官方媒体以及网络新媒体，融合线上线下、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等方式进行宣传营销。

旅游专业村集聚演化阶段，地方政府起主导作用，主要号召力为行政征召，栾川县政府作为关键行动者，从县、乡、村三级自上而下地进行利益赋予，使得各行动者各司其职，逐渐形成稳定的行动者网络（图 6）。

图 6(Fig. 6)

图 6 旅游专业村集聚演化行动者网络 Fig.6 Network of Evolutionary Actors of Tourism Specialized Villages Agglomeration

自2007年被评选为“河南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后，重渡村乡村旅游市场逐步扩大，游客人数迅速增加，乡村旅游经营管理亟待规范化。与此同时，旅游景区公司管理逐步走向正规化，政府在决策中的作用逐渐减弱，关键行动者逐渐由地方政府转为景区公司，以景区公司为依托的农家宾馆管理协会、农家餐饮管理协会等应运而生。在受到关键行动者引入、发展理念转变、治理方式改变等征召下，旅游专业村集聚升级发展网络，行动者网络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行动者^[37]，主要包括重渡沟管委会、重渡沟农家乐管理协会、民宿等。

随着旅游逐渐成为百姓生活方式的一种“常态”，作为旅游专业村集聚网络发展的关键行动者——景区公司，对旅游业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关键行动者的目标已经开始转变为适应市场规律，提升游客消费体验，促进旅游专业村集聚升级。2015年以来，旅游景区开始注重业态创新，积极引入民宿发展。自2016年忆江南民宿开业至今，重渡村共计发展46家民宿。同时，山水狂欢节、音乐啤酒狂欢节、万人免费农家宴、美食大赛、万人共尝忆苦思甜饭、“浪漫山水、情定重渡沟——中式集体婚礼”以及被列入吉尼斯纪录的“万人生日会”等活动的开展，为重渡旅游专业村集聚核赋予了更多的旅游元素。2013年以后，景区公司提出了“水的世界，竹的海洋，农家乐园，人间天堂”的发展口号，逐渐推动形成“水乡竹韵”的旅游品牌。

人类行动者层面，新的行动者网络构建后，行动者的角色发生了转变。政府在决策中的作用逐渐减弱，开始转向为旅游村发展提供服务。村委会由以前的执行上级政府命令，转变为景区、自然村、村民等关系的协调者。能人由旅游项目引入者逐渐转为带领周边群众发展致富的带头人。旅游企业由前期的建设者和管理者，逐渐转化为防止景区掉队的引领者。在旅游专业村点轴集聚发展过程中，村民作为旅游专业村发展的主体，并没有发挥出关键行动者的作用。在旅游景区完成基础设施和环境改善的过程中，县、乡、村的管理方式和治理办法也发生了转变，村民逐渐掌握自己房屋的规划设计、经营模式等决策权，在行动者网络中的主体作用得到了有效提升，成为旅游专业村的建设参与者。金融机构由观望者身份转变为长期驻扎在重渡村积极为村民服务的支持者。旅游协会充当了景区日常规范、有序运营的监督者身份。

非人类行动者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基础设施由旅游发展初期的拦路虎，转变为目前旅游发展的加速器。政策制度由最初规范农民保护村庄生态旅游资源控制器，转变为引导农户发展旅游的调节器。房屋由最初的休息场所，变为目前设计理念、生活方式等的体验场所。景观资源由最初的原生态，变成现在的类型多样（图 7）。

图 7(Fig. 7)

图 7 行动者角色转变 Fig.7 Role Transformation of Actors

本文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以重渡村为案例区，对重渡旅游专业村集聚演化过程进行分析。从旅游专业村集聚核形成阶段，到旅游专业村点轴集聚阶段，再到旅游专业村集聚网络发展阶段，行动者网络结构及关键行动者意图不断发生变化，共同推进重渡旅游专业村集聚演化。

（1）重渡旅游专业村集聚核形成过程中，以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马海明为关键行动者，行动者受到关键行动者以宣讲征召、考察带动征召、交通条件改善征召等方式影响，进入旅游专业村集聚发展网络，将重渡村第4自然村逐步引导为第一个环境优美的旅游专业村。

（2）重渡旅游专业村集聚过程中，随着乡村旅游游客增加迅速，重渡村旅游发展逐渐受到地方政府重视，地方政府为关键行动者，行动者受到关键行动者行政征召、土地征召、环境整治征召等方式影响，进入旅游专业村集聚发展网络，将重渡村由一个经济发展落后、基础设施差、思想陈旧的村庄，转变为环境优美、民风和谐、管理有序的旅游专业村。

（3）旅游专业村集聚网络发展过程中，随着旅游市场的不断扩大，游客人数增速迅猛，重渡村乡村旅游经营管理规范化亟待提升，推动政府在决策中的作用逐渐减弱，而景区公司逐渐成为这一时期的关键行动者。随着关键行动者发展意图发生变化，更多元的行动者成员被征召到行动者网络中。新的行动者受到关键行动者引入、发展理念转变、治理方式改变等征召，进入新的行动者网络。在这一阶段，不同行动者的角色也在发生转变，村民的地位逐渐提升，有逐渐成为新的关键行动者的发展趋势。

目前国内外关于旅游专业村的研究多集中在宏观尺度上的空间特征的演化状况，以及中观尺度上的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聚焦于旅游专业村的形成机制、空间特征、影响因素、集聚等定量分析研究方面，较少涉及微观尺度研究内容。本研究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尝试从微观尺度，即中国山区旅游专业村中的缩影——重渡村这个微观单元，开展旅游专业村集聚机理研究。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在注重区域整体性的同时，兼顾内部的差异性探讨，更加关注对微观个体的研究，如农户、村干部等，更着重考虑不同阶段关键行动者的作用，更注重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作用。研究表明，重渡旅游专业村集聚演化的本质是不同行动者转运过程中的赋予利益、征召与行动过程，关键行动者的变化是不同演化阶段改变的重要因素。关键行动者通过发展意图的变化，给不同行动者赋予新的利益预期，使双方利益达到预期，从而将其征召到新的行动者网络中。这与前期一些研究成果^{[10, 23]}仅从自然地理因素分析得到的结论有着明显区别。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等为代表的新时代，加速了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快速转型^[38]。乡村旅游地域系统中的人地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乡村旅游地域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要素发生较大转变。在乡村振兴战略和全域旅游发展的背景下，旅游专业村集聚的发展应立足实际，走特色化发展路径。而现阶段的旅游专业村，集聚演化发展依旧受到熟人关系网络的影响。当传统的山区村落遇上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叠加发展，便衍生出一个新的类似于重渡旅游专业村发展模式的状态。因此，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应更加关注社会网络对乡村发展的特殊作用。此外，研究区是在山区地域形成的旅游专业村，有着明显的山区地域模式特征，为了实现不同发展模式下旅游专业村的综合研究，有必要加强不同类型旅游专业村的发展研究，如都市郊区型、平原农区型等，以期丰富乡村旅游的相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