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后，全球经济体系重构，加速了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1]，加剧了地理空间不均发展。多样化的资本积累日渐渗透入乡村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使得乡村空间不再是均值与静止的，而是展现出交叠且流动的关系与过程。这些新的空间变迁，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的乡村。2017年，十九大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与实践”，振兴乡村成为了国家的施政要点。各类乡村空间实践项目与日俱增。而这些空间的变迁与发展，又与全球的空间重构相互串联，空间形态变得更为多元、动态与复杂。那么应如何描述与解释当代乡村经验，需要回到“何谓乡村”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层面予以回应。
在面对当前乡村复杂且多元的社会—物质（socio-material）形态，如何讨论空间运作的条件与机制以及多尺度的动态趋势与权力关系，目前学界缺乏足够有效的理论工具。在此契机下，本文拟提出新的理论取向：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rural socio-material assemblages）。人文地理学界近20年来开始关注拼装体的研究，相对于都市拼装（assemblage urbanism）的讨论，乡村研究稍显滞后，在研究对象与理论诠释上，都有未竟之处。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试图弥补这些缺陷，它是以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为“体”的本体论分析取向，在经验分析与方法论上以关系性空间拼装论为“用”。进而以社会—物质作为中介，向上尺度化宏观脉络与结构，向下尺度化乡村微观日常，用以回应“何谓乡村”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基本发问，并批判性检视当代乡村的经验现象。
2 乡村研究的范式转移工业革命以来，城乡之间的空间关系变迁，影响了学术界对于“何谓乡村（空间）”的知识生产。20世纪初至今，人们对乡村空间观的认知，以及对城乡关系的理解方式存在着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差异。以下将简要说明（表 1）在不同本体论范式下的乡村空间观与城乡空间关系，作为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的理论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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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世纪乡村研究本体论与城乡关系发展 Tab.1 The Ontology of Rural Stud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in the 20th Century |
20世纪20—30年代，受实证主义本体论影响，人们对乡村空间的认知，基于笛卡尔式的静态空间观。这种功能论倾向的空间认识论，使得乡村仅作为社会活动背景的描述性空间。在对现代性的追逐下，乡村成为城市的附庸（图示中以字体大小、线条粗细与面积大小的不同来体现）。而城乡之间有着明显的界线（图示中的实体边界线表示，以及城乡相互之间没有双向互动的箭头）。这种空间观忽略了资本积累下的乡村空间重构，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动态过程。1970年代，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本体论取向，将乡村放入历史唯物论中，用生产方式来诠释。乡村是由资本的力量塑造出来的[2]，“空间是社会的产物”[3]。资本的力量带动了城与乡、全球与地方的流动与渗透（图示中用虚线表示边界渗透，以及互动箭头表示相互关联），展现为地理发展不均[4]（图示中用字体大小、线条粗细表示）的多重尺度与过程。然而，由资本塑造的空间观，存在经济决定论的缺陷，忽略了其他社会、文化的变迁因素。1990年代，受到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的影响，社会建构论的本体论[5, 6]在乡村研究中占据主流位置，并促生了非实体的表征空间认识论。它关注微观日常生活，以及差异与冲突，及着眼于乡村性（rurality）[7, 8]①、乡村他者（otherness）[9]的讨论。城乡边界被乡村商品消费、符号价值等服务功能所渗透（图示中用虚线及相互交叠来体现），但乡村依然是都市的附庸（图示中通过字体大小、线条粗细来说明）。此空间观过度关注符号表征，淡化了社会结构与物质根基[10]的分析，架空了符号得以生产与消费的政治经济过程与关系，造成了文本与社会背景的断裂。
2000年以后，乡村研究受到后结构主义本体论思潮的影响[11]，并从科技与社会研究STS（Scienceand Technology Studies）及其分支行动者网络理论ANT（Actor-Network Theory）中吸收养分，建立关系性空间观认识论典范。它一方面挑战了实证主义及城乡二元论，另一方面抛弃了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相关概念。此时的乡村空间具有不确定性、多样性、混种、流动不定的持续变动样态。此空间观注重关系性空间与物质性（materiality）的探索。首先，多重的关系性视角[12, 13]，推动乡村研究者以更开放、多元的视角去解析现代乡村的特质与转变过程，包括识别与追踪穿梭于城乡边界内外的各种链接和关系[14]。其次，乡村物质性的讨论，抛弃了建构论取向，并拒绝社会与自然的二分，平等的看待人与非人物行动者的能动性（agency）。在方法论上，它从微观乡村经验入手，重视转译、链结（linkage, connection）和网络，从深描中掌握异质元素的能动性。此时的城乡关系是模糊的、开放的、多重性的，呈现网络及拓扑（topology）形态（图示中扁平化的网络示意；城与乡字体大小统一，线条不分粗细。且城乡边界消融，混合在多重箭头的关系中）。但其局限在于，一方面无法厘清乡村空间与物质的关系为何？研究者虽然注意到物质性与话语条件，但是没有考量这些因素是如何构成乡村空间特殊性及内在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由于ANT的平坦本体论（flat ontology）取向，放弃了尺度、层级等概念，忽略双方“因结构性位置不同，而导致的能动性差异”[15]。因此，关系性乡村空间观，无法解释宏观政治经济社会脉络下乡村转型的机制与条件，同样也无法指引解放与改革的关键行动。综上，藉由对不同的乡村空间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分析，有助于厘清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思维的理论脉络。
3 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在对乡村研究的理论脉络梳理之后，本文提出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rural socio-material assemblages）这一新的乡村空间本体论与认识论。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将以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为“体”，关系性空间观的拼装论为“用”，二者相互结合，作为解释当代乡村复杂多元经验现象的新理论取向。以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为“体”，是秉持其本体论的立场，并向上尺度化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宏观结构，剖析资本积累的复杂性与偶然性。以关系性空间观的拼装论为“用”，则是取用拼装论在经验分析与方法论上的优势，向下尺度化连乡村的日常生活领域，描述微观行动的多元动态过程。
3.1 拼装论从何而来拼装（assemblage）的理论基础，来自法国哲学家Gilles Deleuze与精神分析学家Félix Guattari的欧陆哲学[16, 17]。拼装体是由各种异质元素（物件、情感、实践、效能、模式、符号等），按照非预设的规则，集合成的临时性稳定的整体[18]，并展现出某种暂时稳定的领域性[19]。它将社会空间理解为物质性、实践性、偶发性、过程性[20]。由于元素与元素之间保持外部性关系[21]，拼装体会随着外部力量而改变其稳定状态，因此会创造出聚合、解离、重塑的领域化的过程，即去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再领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动态过程[22]②。由此可见，拼装体的理论取向，来自于后结构主义阵营。它从ANT汲取养分，纳入了对非人物的关注；放弃了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结构、背景、因果等支配性因素，同时也质疑社会建构论所强调的语言、表征等概念。然而相对于ANT只聚焦于内部性关系，仅讨论连接成功的网络（被批判为“以成败论英雄”），拼装思维更强调外部性关系，关注拼装体稳定与变化的过程，聚焦异质网络的改变、断裂、分解[23]，以及更多元的动态效果。因此，拼装论比起ANT更具有政治分析的潜能。
在政治分析上，Deleuze与Guattari认为，拼装在本质上具有领域性[16]，并具有革命性的目标[17, 24, 25]，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有所贡献。领域性由不同的对立面所构成。一边是条纹空间（striated space），是资本主义所仰赖的国家拼装体，它具有层级性、阶层性，具有比较稳定或者期待是稳定的组织逻辑。另一边是与之相对抗的平滑空间（smooth space），是游牧拼装体及其组织逻辑。它较为自由、弹性、松散；总是通过逃逸路线（line of flight）、创造的能力或欲望（desire）来进行对抗。而“去领域化”这个动态概念，则凸显了拼装论的政治核心。它被视为一种不同或是偏离多数的创造性过程，将会迸现（emergent）新的自然、社会与政治的拼装体[26]。
以上是乡村拼装论的哲学源头。但哲学取向的拼装体，乃是针对非常宏大的议题（如国家、资本主义等），而非是空间研究者所聚焦的较小的、具体化的城市、乡村或者是景观、建筑等议题。因此将从哲学式的拼装内涵，转换为“德勒滋式”的拼装思维的适当提炼，更有利于探讨当代的乡村空间。
近20年来，学界开始关注拼装体，但是相对于都市拼装（assemblage urbanism）的讨论，乡村研究则稍显滞后。在研究对象与理论诠释上，都有未竟之处。首先，在研究对象的层面，学者们大多运用关系性乡村空间与经济地理的商品链研究相结合，来处理全球农业体系与市场机制的单一面向，或者只聚焦农产品的物质面[27-29]。却很少考虑，乡村地方社会的其他拼装体（assemblages），如景观与建筑环境、文化与历史、地方体制与政策制度等，是如何组合构成为乡村多重拼装体。其次，在理论诠释力的层面，Jones等学者指出拼装可以作为方法论[29, 30]，若结合其他批判理论，更有利于理解乡村社会、地方和社群如何在全球化的脉络下协商与变化[30]。而这些研究对象与理论诠释上的缺憾，也将成为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理论得以补充的面向。
3.2 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本文提出的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期待的贡献在于：第一，进一步延展理论诠释对象的范畴。研究对象将超越农业产品的物质面向，而是将“社会—物质性”作为宏观结构与微观经行动的中介，向上尺度化与向下尺度化的整合分析，诠释更为多元的乡村空间。第二，在理论层面。为了弥补拼装论缺陷，将其与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相互结合。在都市研究方面，批判都市论（critical urbanism）与拼装都市论（assemblage urbanism）曾尝试过讨论历史性的耦合[19]③。但是在乡村研究的领域，二者的连结却罕做讨论。因此，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将试图弥补这个短板。第三，对该理论具体化与分析概念的剖析。尽管学界已经对拼装理论作出统概性的探讨，但还尚未发展出足够多的概念[31]。所以，后文将在从乡村基础设施化、乡村的社会—物质配置这两个次级概念，具体化这个新理论。
3.2.1 社会—物质性Cloke[9]指出，目前解释当代乡村的经验现象有两种理论取向。一种是以Halfacree[32, 33]为代表，将Lefebvre的空间三元论纳入分析。认为“社会空间总是社会的产物”，“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这社会关系，并被社会关系所生产”[34]。这样有助于我们不再拘泥于农产品的物质面，而是能纳入更广泛的空间性议题。但是，在面对横跨多尺度的城乡变革，乡村持续变动的发展态势，以及多重而动态的乡村“物质性”时，乡村空间三元论在描述与诠释方面略显薄弱。而另一种理论取向是拼装论视角。关注各种异质元素构成的临时性网络，纳入了非人物的物质性分析，强调关系性的乡村空间。拼装论不仅能将原本过于简化看待的概念和现象，转换成复杂的多重拼装体，而且能通过掌握多尺度的过程，及横跨多层级的社会组织，产生的权力几何学[35]的分析。它可以在经验与方法上对乡村三元论进行补充，有助于其调整其分析框架[36]。这些都有助于批判性的回应全球南方的复杂多元、交替叠覆的经验。
至此，本文吸纳McFarlance的观点：拼装的空间样态是多重的社会—物质（socio-material）的历史与过程[37]。在此基础上，本文更进一步指出，应将社会—物质性（socio-materiality），作为宏观结构与微观经行动的中介。因为只有在分析各类社会物质的互动与配置的过程（包括连接成功与断裂）中，才能更细腻的掌握，包括价值、新自由主义、政策移动等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所关心的核心议题。以及这些议题是如何以多重而偶然的方式，在复杂的社会—物质关系中被促成[19]。于是，本文主张只有通过描述多重的社会—物质的历史与进程，解析“社会—物质性”或事物（thing）的中介作用[35]，才能更有效的搜寻特定时空脉络中的因果力量[38]，以及保持政治分析的潜能。
3.2.2 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拼装思维与批判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连接拼装的关系性空间在经验上及方法论上，具有分析多重空间性与物质性的潜能。但是由于它在本体论上表现不足，无法解释社会转型与引导政治实践，因此需要与其他批判理论的互补[37, 38]。于是，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理论提出，从关系性空间观的经验与方法出发，与解释历史演变规律并指引行动方向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互补，用以探讨乡村研究的另类可能性，以便更有效的掌握当代乡村的经验现象。鉴于大多数都市研究领域，对拼装思维与批判理论相结合的讨论过于含混。本文试图从乡村研究领域弥补学界的讨论不足，解析到底拼装思维是如何与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相互结合，以及在乡村经验研究上，有哪些可着力的分析视角。
第一方面，应运用历史唯物论，纳入足够分量的历史性经验研究，才有助于发挥其批判的潜能[19]。追溯何以至此的历史脉络、因果力量与运作机制，以及未来可能的转变[19, 39]，这有助于拼装论摆脱，仅处理连接或者断裂的经验，或浮于表面的历史痕迹的批评。也有利于讨论在拼装体中到底存在哪些乡村历史的动态、转型及其趋势，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的形态，以及未来可能的形态。
第二方面，注重空间多尺度与过程。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视尺度的阶序结构，为一种不断被生产与再生产的空间权力结构[40]，象征着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尺度不仅具有层次（level）和阶序（hierarchy），而且具有水平的大小（size）与垂直性（vertical）的特质。因此，不同于ANT的平坦本体论，放弃了尺度的概念。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中所强调社会—物质的异质、动态、不确定，以及多重空间性等，需要借助尺度概念，才能有效的讨论权力支配关系，同时也能避免将尺度过度物化（reify）。
第三方面，承接尺度阶序与权力关系，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视结构为一种关系性生产。即将行动者，历史，偶发事件，资源，社会—物质（socio-materialities）和权力关系连结起来的关系性生产[17]。这种生产是多种途径的，具有政治与改革的潜能。这样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我们追逐乡村结构性转型的动态，特别有助于分析在社会—物质的互动中探究：①促成乡村拼装体连结、脱节、阻断、再连结的条件。②其间的关键元素及其发挥的作用，剖析之间的因果关联性。③这些乡村拼装体如何促成结构性转型。
第四方面，保持对于主客体能动性的区分。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所强调的能动性，不仅存在于元素之间，也存在于持续拆解、重组的网络[39]。虽然拼装思维吸纳了ANT对于非人物的关切，但是如果要回应学界对能动性的质疑[35]（被批评为，将过程视为能动性，以及对能动性的界定过于宽泛[31]），就应该在经验分析上，“区分有意图的人类（主体）与非人物（客体）的能动性效能差别”[35]。因此，我们需要将David Harvey的“人的实践”[41]纳入分析，方可回归到特定的社会历史与情境脉络，讨论利益、价值和权力等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所关切的核心议题[31]。才能避免Massey将空间物化或者实体化来看待能动性的研究缺陷[31]。
第五方面，增加随事而行（follow-the-thing）[42]的追踪与深描法。辨别物质所造成的差异，有助于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更仔细的掌握结构性阶序与权力运作[37]。这些差异不仅需要追踪网络延续的路径[43]，而且也需要对微观异质元素进行追踪与描绘。透过此方法，有助于将特定的社会物质状态与其他历史与空间脉络相连结，辨认出关键行动的潜在时机[35]，并从中发现新的政治可能性，用以回应批判理论所倡导的社会实践与转型。
最后，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非单一拼装体，它由城乡之间的多重拼装体共构而成。因此本文主张，纳入拓扑学（topology）思维，以便更好的解释不同拼装体的多重空间样态。由此，可以借镜STS阵营中Mol与Law[44-47]的观点。他们以区域、网络、流态、火形（fire space），用来界定不同的物、拼装体的存在方式、属性特质及其作用力的差异。而物体的稳定性，则仰赖这些不同空间性的彼此交错[31]。这些更为弹性的空间概念，打破了ANT追寻的单一网络的空间概念，提出了比Massey更为丰富的空间性。因此，多重空间性，更有助于辨析包括乡村社会在内的各种异质元素共构的拼装体，如何在多元资本累积下呈现出不同的拓扑形态。在此基础上，有助于讨论它们是如何在乡村中所发挥的作用与效果，以解析领域化变动的原因。
综上，拼装论与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之历史性耦合，不仅可以从以上六个方面来讨论；而且也丰富了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的理论解释层次。
3.3 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的具体化与次级概念剖析 3.3.1 乡村的基础设施化：创造与转化的社会—物质关系除了ANT关注物质的特性与积极作用以外，基础设施研究[48-50]是近年来重新被理论化的领域。一方面由于全球资本积累带动了基础设施的空间修补（space fix）[51]。另一方面，吸收了包括了STS对物质的关注、人类学自考古学以来对社会中物与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讨论，以及政治生态学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就此，本文将乡村的基础设施化（infrastructurization），作为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的具体化分析概念之一。
不同于早期的研究，批判的基础设施研究，将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地理学、环境研究、STS等多重视角纳入分析。晚近的人文地理学界，更是将基础设施地理（geographies of infrastructure）[52-54]所关注的议题，推进到新形态的空间经验中。由于基础设施同时具有网络化、系统化的特质，因此被视为多重拼装体（assemblage），能持续发挥创造与转化社会—物质关系的作用[49]。批判的基础设施研究，关注资本主义进程中的技术与社会系统[55, 56]，试图将科技物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课题联系起来分析，关注物质政治（material politics）[57]与技术政治（techno-politics）[58, 59]。因此，基础设施不仅是科技物，而且是建立、连结和维系各种关系的动态过程[60]。
此外，Larkin吸纳了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的观点，提出基础设施的政治与诗学（politics and poetics）[61]，指出其兼具物质与抽象的功能。这说明了在技术政治以外，还具有符号、美学与意义表征等研究议题。基础设施本身既是社会力量、利益、意识形态运作交织的结果，同时也内蕴了重塑社会关系和身体的复杂作用[49]。它被视为社会关系的媒介与分配资源的生命政治，因此可以创造出新的政治和权力可能性[59]。
本文依循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的理论，将乡村空间具体化为兼纳社会、物质、空间和技术安排的“乡村的基础设施化”。这有助于我们掌握乡村的关系性、连接、断裂、差异与缝隙，创造与转化的社会—物质关系。
3.3.2 乡村的社会—物质配置：关注权力的异质网络鉴于关系性乡村空间与ANT取向的乡村研究，无法较好的处理权力分析。本文主张将Foucault的配置（dispositive）的概念，纳入分析，讨论具体的权力异质网络的构成型态，以凸显拼装体具有话语分析的潜能[62, 63]。据此，本文将乡村的社会—物质配置，作为分析权力关系的关键概念。
Foucault关注权力、知识生产和技术物的部署如何构成了治理术（governmentality），以及在治理的微观政治下，生产出的主体。配置④，用来定义四散各处的，且具有一定组织性的，管制社会的权力机器或网络。这个网络包含了人类能动者与权力设备（建筑物、档案、工具等）的联盟，以及权力得以施展的实践与仪式[64]；同时也内蕴了脱离（disengagement）运动，以呈现权力的限制性。因此，乡村的社会—物质配置，关注在异质网络[72]之下的社会—物质部署（position），有助于揭示潜藏在社会—物质下的空间治理术[52]。
作为Foucault的合作伙伴，Deleuze在《什么是配置？》[71]中认为配置是包含诸多主客体行动者，不断流动与变化的特殊异质过程。这些行动者包含了“话语、制度、建筑物、规范、法律、管理策略、科学主张、哲学、道德等异质的集合体（heterogeneous ensemble）”[67]，连结成稳定的规则或是治理网络[68]。精神分析学者Agamben[69]，在他的同名书《什么是配置？》中溯源配置的作用。一种是宰制性，即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下对人的宰制，比如资本主义的配置。另一种是可塑性，它可以呼应特殊的形势，形成实践机制与策略[70]。因此，配置的概念，不仅体现了权力生产主体的过程，同时也具有“渎神”（profanation）的去主体化潜力，因而具有某种政治性[69-72]。
综上，社会—物质配置有助于我们分析权力、知识生产与技术物是如何促成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的多重空间型态。此外，社会—物质配置可依据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权力与知识生产，分析具有弹性部署异质元素的策略与实践机制，可以向上尺度化到宏观结构的治理领域。而在分析人与非人物行动者能动性的时候，则有利于向下尺度化到微观日常生活政治。尤其是在分析主体的“渎神”潜力，有利于探讨如何配置出去主体化之抵抗政治，并创造出另类行动的可能性。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本文提出新的理论取向：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表 2）。它在本体论上以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为“体”，在经验与方法论上以后结构主义的关系性空间为“用”。此空间观同时关注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重视领域的暂时稳定与持续变动。此时的城乡关系，展现为多重城乡拼装下的空间发展不均（图示中以字体大小表示），全球与地方串连下的多重尺度化（图示中用相互交织的双向箭头来呈现）；以及内蕴了社会—物质权力部署、乡村主体性抵抗。而城乡关系体现为资本积累逻辑的复杂、多元过程；展现为多重尺度化，多元异质连结网络（图示中以线条的粗细、虚实来呈现，具有多重尺度的网络），以及持续的去领域化/再领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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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与其他本体论的区别 Tab.2 Social-material Assembly in Rural Areas Differing from Other Ontologies |
基于对理论的剖析，本文精炼了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的分析架构图（图 1），以呈现该理论如何面对当代复杂多元的乡村空间，及如何进行解释与诠释。首先，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致力于解释结构与权力如何形成，并描述乡村的特殊性；关注顶层宏观结构的宰制效果与底层微观乡村的抵抗能动性。其次，它具有多重尺度化的串联。不仅向上尺度化，解析宏观的政治经济结构与历史的进程，而且能向下尺度化，聚焦乡村的微观行动与日常生活政治，包括分析文化、情感与话语的层面。再则，通过乡村基础设施化、乡村的社会物质配置两个次级概念，具体化辨析关键行动以及创造新的可能性。最后，整个理论的分析，都关注乡村多重拼装体的领域化、去领域化与再领域化的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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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分析架构图 Fig.1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Rural Socio-material Assemblages |
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理论与相关概念，是否能有效的回应并批判性的检视当代中国乡村空间，还有待足够多的经验研究案例来验证，从而找出其适用性与局限性，以持续调整理论模型框架。下文先简述国内相关研究，再从我国乡村空间的发展与转型入手，尝试分析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理论的本土适用性。
近年来，国内人文地理学界对乡村发展与转型的关注力持续升温，依据前文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主要区分为以下研究类型。其中占比最多的是由人地关系地域系统[73, 74]所延伸的对乡村地域系统[75]的探讨。这是在发展主义导向之下，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建立了一套具有分析和预测导向的动态系统，讨论乡村转型与重构等议题[76]。第二类是吸收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关注在资本积累下乡村空间重组与变迁过程中利益、价值和权力等空间正义议题[77-80]。第三类是受到文化转向、存在主义与现象学以及建构论的影响，延展出乡村性的讨论[81]，并多以旅游村为主要研究对象[82, 83]，主要聚焦微观的地方经验、地方感、认同与意义的生产，以及身体经验[84-88]。最后是近年来，受到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少数学者尝试衔接乡村的物质性[89]或运用ANT理论进行分析[90, 91]。但对于新的研究取向与现实问题的衔接及运用还尚在起步阶段。同时，学界开始引介物质地理学[92]与拼装理论[93]，进一步反思人类中心论的人地关系[93]，但却鲜少关注乡村研究领域。此外，国内乡村研究主要聚焦于实际经验的研究，在理论层面主要以梳理与引介[94, 95]为主，较少从本体论与认识论层面回“应何谓乡村”的问题意识，理论创新也尚待加强[96]。本文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尝试连接不同的本体论取向进行理论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的新理论，尝试用此新的理论视角解释与诠释当代中国乡村乡村转型与发展的特殊性。
中国乡村在全球南方的乡村研究中同时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如何力求在把握西学理论的同时，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研究框架？下文将尝试探讨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如何连结我国乡村的现实经验，探寻理论的适用性，主要简述为以下五点。
首先，从宏观结构的视角出发。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发展，快速的时空压缩使中国乡村空间早已快速并入全球化的循环体系中。乡村空间被视为行星（星球）都市化（planetary urbanization）下的延展都市化（extendedur banization）[97]。政府的土地政策、惠农项目都支持都市扩张、资本下乡与工业发展，呈现出复杂的本土化市场机制[98]。为此，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以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为“体”，更有助于从全球格局、国家权力、尺度政治、资本积累等角度，把握多样的资本形式渗透、影响乡村空间及城乡关系的领域化逻辑。其次，从微观乡村视角分析。燕京学派早在20世纪初就消化外来的学术话语，形成了微观社区研究的传统。我国乡村发展与转型的动力机制，除了由政府鼓励的“自上而下”乡村制度与政策外，还包括农户“自下而上”的资本化[99]。因此，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传袭了社区研究的学术传统，其实践导向之方法论立场，有助于延伸乡村经验的讨论。例如运用去领域化与再领域化，讨论劳动体制与生计方式转变，是如何在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土地）不必然分离的情况下完成，带来何种空间变迁？以及我们可以用社会—物质性的动态过程，来处理农民的生活、生产资料等被市场化、商品化的空间重组议题，这些新的空间重组又是如何促成新的拼装体的形成。然后，中国乡村变迁过程与历史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遗产有关具有相互交叠的特殊性，特别能凸显多重拼装体的空间形态。乡村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下，呈现出包含过去、现在、未来的混合样态。因此，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所关注的多重社会物质历史与过程，以及由各类异质元素组构而成的拓扑形态，更适合讨论各种原有被抑制的传统元素复苏与转变，以及它们又是如何与现存的政治经济形势交织在一起，发酵、迸现出新的可能性。再则，从中国乡村的发展现状来看，实证主义的功能论依然占据主流论述，譬如利用GIS等技术来量化物质讯息。且政府部门也希望藉此寻求识别稳定的、客观主义的乡村评价标准，以回应相关的政治动员与乡村政治。但后果是将不同的标准错误地对应不同的乡村类型与乡村需求，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新的政策[100, 101]。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期待能够弥补主流功能论模型的单一思维缺陷，助力乡村振兴的战略与实践。最后，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更有助于我们剖析当代的城乡关系。例如，如何在改革开放后历史情境与多重复杂的关系脉络下，理解城市与乡村多种拼装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如，乡村的拼装体、其他跨地区拼装体，以及城乡之间，多重拼装体的相互关系为何？
以上这五点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与诠释何谓乡村，以及何谓乡村的发展与转型，更有助于指引乡村社会创新的关键行动，创造出乡村振兴另类行动的可能性。诚然，对于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这一新取向的起步创建，尚未累积足够多研究对象、概念与词汇来完善理论搭建。但本文采取后学科（post-disciplinary）的关怀、包容与开放性的立场，希望尝试运用更多、更丰富的乡村经验案例来检视理论的适用性，逐步完善与补充它的分析效能，用以回应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多元性及其挑战[96]。本文同样期待与学界，乃至乡村研究其他学科领域展开对话，期许能搭建更具历史解释力，并指引社会转型实践的理论。
注释：
① 本文讨论的乡村性（rurality），是在文化转向影响下，关注乡村的表征、意向等，以及这些表征是如何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产生冲突[10]。此乡村性与某些国内学者所讨论的乡村性，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有区别，需要区辨对待。
② 这里的领域是Deleuze与Guattari的领域概念，不同于政治经济学、地缘政治学和环境心理学的领土、地盘等主权、财产权或认同范畴的概念。前者强调领域是由异质元素构成的，会产生共变。因此它们所形成的领域，不是僵固的而是倾向持续变动。后几种的领域概念，则是有明显的界线。因此前者的领域变动，是去领域化、再领域化，是形成暂时稳定的拼装体。而后几种领域变动，这是用划界、跨界来理解。学界有时会混淆两种领域概念，故此处特别指出。
③ 本文不再赘述，参见王志弘2015的文章《拼装都市论与都市政治经济学之辩》。
④ Foucault的配置一词，法文为dispositif，英文翻译为dispositive或者译为apparatus。需要提醒此处的apparatus与阿图赛（Althusser）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apparatus是不同的内涵，应予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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