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关注环境对人类身心健康影响的健康地理学逐渐形成^[1]，其中城市(社区)环境对健康的影响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2]。基于西方国家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城市物质和建成环境如住房条件、建筑密度、绿地空间^{[3, 4]}，和社会环境因素如邻里混乱程度、邻里支持、社会网络等对居民心理健康有着重要影响^{[5, 6]}。研究进一步表明，客观的物质环境对居民的身体健康影响显著，但并不能直接影响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或影响较弱，而居民的环境感知，例如满意度、感知的物质环境和社会关系对居民的心理健康有着直接且显著的影响^[6-9]。即使居住在相同的客观环境下，不同类型居民可能会因为态度、价值观不同产生不同的环境感知，进而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因此，深入探讨环境感知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理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另一方面，健康不平等问题在少数族裔移民群体和经济弱势群体中尤为突出，移民心理健康引起广泛关注^[10]。社会文化适应压力、经济收入不稳定以及种族歧视等成为影响移民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11]。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国内移民(流动人口)，加上其独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背景使之成为研究移民健康的重要地区。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高达3.76亿，占总人口的近27%，相当于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流动人口。相较于城镇居民而言，流动人口面临更突出的健康风险，并存在随着流动健康状况不断损耗的趋势^[12]。一方面，这是由于流动人口在获取住房、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城市公共服务上受到与城市居民不平等的待遇^{[13, 14]}。另一方面，对全新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不适应、薄弱的社会资本等使得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问题尤为突出^[15]。

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环境感知水平特征与本地居民存在较大差异，例如代兰海等指出同为新城市贫困群体，流动人口的生活环境感知指标均低于本地户籍群体，且对于社会环境更为敏感^[16]。然而，不同学者关于环境感知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持有不同的意见。大量研究表明社会环境感知例如社会融合、归属感、迁移压力等因素进一步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影响^[17-19]。与此相反的，也有学者通过将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比较发现，感知的环境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并无显著影响，一是因为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二是高流动性导致其缺乏对现有社区环境的依恋^[20]。因此，流动人口的环境感知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仍存在争议，有待进一步探究。

更为重要的是大量研究表明环境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并非简单的A到B的表层直接关系，而往往会有中介因素或者调节因素的作用。例如，Rios等对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大都市区的西班牙裔移民研究发现，相对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较大的心理健康问题密切相关，而社会凝聚力起到关键的调节作用^[6]。又如苗丝雨等研究表明住房满意度是保障房居民和周边商品房社区居民的社会联系与居民的心理健康之间重要的中介变量^[21]。对于中介因素的探究有助于全面了解不同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在流动人口研究中，随着我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现有研究除了关注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外，逐渐转向关注其在城市中的生活满意度^[22]。

现有研究关于生活满意度与心理健康的相互作用关系并未有统一论断。例如部分研究表明生活满意度与心理健康互为因果关系^[23]；另有学者认为生活满意度是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维度，揭示了其与其他心理健康维度如抑郁、焦虑等之间的相互关联，发现生活满意度越高，患抑郁的可能性就越低，因此生活满意度是判断整体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24]；而另有部分研究认为生活满意度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25]，例如王维国以维吾尔族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维吾尔族大学生闲暇生活满意度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的提高能够对心理健康产生正向的刺激效应^[26]。结合已有研究以及调研反馈，本文认为生活满意度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主观体验、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对心理健康有着积极作用，因此将生活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进行考虑，考证城市环境感知对其的影响，以及其对于心理健康可能性的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表明对于居民心理健康而言，感知的环境比客观物质环境更为重要，但主观环境感知对于心理健康的影响与机制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尤其针对流动人口这一类特殊群体，环境感知因素如何影响其心理健康？这些因素又如何通过生活满意度这一中介变量影响其心理健康？这些问题将在下文进行探讨。基于上述文献研究构建本文研究框架(图 1)，根据已有研究将主观的环境感知分为对建成环境(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的感知^[27-29]，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环境感知、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深入探讨环境感知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路径，为提升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实现我国新型城镇化以及“健康中国”战略提供对策建议。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项研究数据来源于武汉大学城市研究课题组于2018年在武汉开展的社区环境与生活质量调查问卷。武汉是省内迁移人口流入地的典型案例。七普数据显示，武汉市流动人口总量由2010年的264.84万人增加到394.54万人，其中省内迁移人口占68.29%，省外流入占31.71%。省内迁移人口较省外迁移人口而言往往具有更为强烈的定居意愿，可视作潜在的“新市民”，其心理健康对于武汉打造健康城市具有重要意义。调查采用配额抽样的方式，选择武汉流动人口比率较高的十个区开展调查，包括硚口区、江汉区、青山区、武昌区、洪山区、江岸区、东西湖区、汉阳区、蔡甸区和江夏区。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在所在街道居住半年以上、非本地户口、非在校生以及年龄在18—65岁的流动人口，最终获取800份问卷，剔除84份无效问卷，最终获得61个社区的716份有效样本，样本有效率为89.50%。

样本的人口学与社会经济特征如表 1所示，武汉市的流动人口主要来自于省内，以女性、已婚为主，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但收入普遍较低，多以城—城流动为主。根据武汉六普数据可知^[30]，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流动人口占比为12.4%，其中省外流动人口群体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比高达23%；城—城流动人口占所有流动人口的55.5%，其中省内流动人口中城—城流动人口占比为58.0%，可见武汉流动人口群体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且以城—城流动为主。本文使用的数据为2018年的调查数据，样本的受教育水平(本科及以上占22.5%)、户口性质(城—城流动占58.2%)、流动范围(省内流动占64.7%)等关键特征指标与八年前武汉市六普数据相比有所变化，但趋势保持相对一致，因此，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2 研究方法与变量说明

已有研究表明^{[7-9, 13]}，建成环境或者主观环境感知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具有直接作用，或通过生活满意度对心理健康起到间接的影响；其中，主观环境感知可分为建成环境感知和社会环境感知，而社会环境感知对于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因此，本文重点关注社会环境感知，结合已有文献^[31-33]将其细化为邻里关系、社会支持和社会距离三个维度，结合综合的建成环境感知评价，探讨主观的环境感知、生活满意度以及心理健康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见图 2)，具体变量含义与赋值见表 2。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为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采用12项一般健康问卷(12-item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GHQ-12)进行测度。GHQ-12已在国际上广泛应用于流行病学调查和社区人群心理障碍筛查，国内相关学者对中文版的GHQ-12进行了适宜性评价^[34]，并将其应用于对流动人口群体心理健康水平的测度，进一步验证了其适用性^[35-38]。为了确保本研究问卷调查的数据结果能够真实反映预期目标，对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信度检验，信度分析结果如表 3所示。结果显示，除了心理健康的标准化Cronbach α为0.634，说明信度为可接受外，其他各个维度标准化的Cronbach α都在0.750以上，整体标准化的Cronbach α为0.846，表明信度高，适合做进一步的研究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本模型包含六个潜变量：建成环境感知、邻里关系、社会支持、社会距离、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下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结合路径检验、中介效应检验和多群组分析综合反映变量间的相互影响和相关关系。基于已有文献^{[7, 8, 13, 31-33]}，本文作出如下假设：

(1) 环境感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H1)

假设H1-1：建成环境感知会对生活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

假设H1-2：邻里关系会对生活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

假设H1-3：社会支持会对生活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

假设H1-4：社会距离会对生活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

(2) 环境感知对心理健康的影响(H2)

假设H2-1：建成环境感知会对心理健康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

假设H2-2：邻里关系会对心理健康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

假设H2-3：社会支持会对心理健康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

假设H2-4：社会距离会对心理健康产生直接的负向影响。

(3) 生活满意度对心理健康的影响(H3)

假设H3-1：生活满意度会对心理健康产生正向影响。

3 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及路径 3.1 城市环境感知、生活满意度与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

研究采用效应分析探索环境感知、生活满意度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效应分析主要用于探索潜变量间相互作用的大小，它由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组成。总效应等于直接效应加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等于各个路径阶段的乘积。具体结果如表 4所示。

首先，模型结果表明所有环境感知因素均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且除了社会距离这一负向定义指标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外，其他因素均为正向影响，证实了所有H1的假设。但值得指出的是，流动人口建成环境感知对于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占比约为18.13%，远小于社会环境感知(邻里关系、社会支持和社会距离)的影响作用。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流动人口对建成环境的要求较低，因此建成环境感知对其生活满意度影响相对较小。这与已有研究相符，例如Li和Wu^[39]通过研究北京、上海、广州城中村的流动人口居住满意度发现，即使是生活在物质环境较差的城中村，流动人口的居住满意度未必低，而感觉被排斥、缺乏归属感因素却显著降低了他们的居住满意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基础设施并不能弥补这些社会环境因素带来的负向效应。由此可见，流动人口作为城市中的“外来人口”，融洽的邻里关系、广泛的社会支持以及与本地人较小的社会距离能显著提高其生活满意度^{[39, 40]}。

其次，针对假设H2，仅有广泛的社会支持这一环境感知因素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产生直接且显著的影响，总效应值达到了0.398，即流动人口受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越高。社会支持可以让人们体会到自己的价值感，从而获得更多满足感，降低消极因素影响，进而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41]。同时，社会支持越高，流动人口归属感越强，就能增强他们的身份认同，避免成为城市的“边缘人”，患心理疾病和情感类疾病的风险也会降低^[42]。另外，本文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于心理健康的影响有两条路径，一是社会支持直接对心理健康产生作用，且直接效应较强；二是社会支持会先影响生活满意度，再通过生活满意度间接对心理健康产生作用，属于部分中介。即高水平的社会支持会提高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进而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第三，除了社会支持外，邻里建成环境感知、邻里关系和社会距离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亦有显著影响，但均只有一条路径，即通过生活满意度间接对心理健康产生作用，属于完全中介。另外，生活满意度对于流动人口心理健康也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这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本文的重要假设(H3)，即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显著。对于邻里建成环境的不满意、邻里关系的不融洽以及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较远首先会带来较低的生活满意度，进而影响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

最后，整体而言，流动人口对于社会环境感知更为敏感，较建成环境感知而言，社会环境感知更显著的影响其心理健康。在心理健康的作用效应中，建成环境感知对于心理健康的影响占比仅为6.17%。由此可见，探讨社会环境感知对于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7]。相比较于改善流动人口的居住环境，改善流动人口居住的社会环境，对于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具有更显著的作用^[15]。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在本文上述的九个假设中，有三个假设检验不通过，有六个假设检验通过，具体见表 5。以上发现进一步完善了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揭示生活满意度这一中介变量的重要作用。除社会支持以外，所有环境感知因素均需通过生活满意度影响心理健康。因此，提升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应先关注其生活是否满意。

3.2 不同流动人口群体的差异分析

多群组分析主要用于探究不同类型的样本群组是否存在显著性不同。分别基于样本的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婚姻状况、学历、个人收入、户口性质、流动范围建立多群组分析模型，结果显示模型主要指标参数包括CMIN、P、CMIN/DF、NFI、GFI、AGFI、RMSEA等拟合度非常理想。由多群组不变性检验表可知六个模型相较于未受限制的机械模型的Δp均小于0.1。说明性别、婚姻状况、学历、个人收入、户口性质、流动范围会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产生显著调节作用。

首先，通过探究不同流动人口群组的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得分情况可知(见表 6)，男性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高于女性，心理健康水平较好，说明男性流动人口对于环境感知和适应能力强于女性流动人口^[37]。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评分比低学历者高。这也与已有研究相符，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代表着机会和社会地位，高学历者能获得更多的社会经济资源，因而对其心理健康产生影响^[43]。单身的流动人口在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水平普遍要比已婚流动人口得分较高，这或许与流动人口家庭在城市中生活面临更多的压力和社会融合问题有关。从个人收入上看，年收入越高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越高，可见经济对于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有较好的调节作用。非农户口的流动人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均优于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可见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问题应引起更大关注。来自省内的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不如来自省外的流动人口，但其心理健康情况比来自省外的流动人口要好，这也反映出迁移距离对心理健康水平的负面影响^[42]。

表 7显示结构方程多群组分析结果。首先，不同性别的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不同。建成环境感知对女性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而邻里关系和社会支持对男性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其次，单身和已婚流动人口最大的不同就是婚姻状况会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有无。已婚流动人口对于生活满意度的要求比较高，他们的心理健康主要是通过建成环境感知、邻里关系、社会支持和社会距离影响生活满意度，再由生活满意度影响心理健康实现。而单身的流动人口主要是由社会支持和社会距离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健康。第三，学历较低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受到建成环境感知和社会距离感知的影响显著。这大概与其生活环境相对较差以及社会融入水平较低有关。而对本科以上学历的流动人口而言，邻里关系和社会支持对其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第四，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收入对于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15, 35, 37]}。低收入者环境感知对其生活满意度与心理健康影响更为显著。对于年收入5万以下的流动人口来说，影响他们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环境感知变量因素比较多，且对建成环境质量较为敏感。而对于较高收入的流动人口群体而言，仅有社会距离会影响他们的满意度，总体来看环境感知对于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与心理健康作用不明显。第五，社会距离会直接影响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心理健康，但不会直接影响非农户口。可见，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感受到较为明显的与本地人的社会距离，并对其心理健康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最后，省内流动人口的环境感知水平和生活满意度及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相关性，并且存在中介效应。对于省外流动人口而言，仅邻里关系会对生活满意度造成影响，社会支持和社会距离均直接对其心理健康产生作用，不存在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4 结论和讨论

城市环境与健康是地理学的重要研究主题之一。已有国内外研究表明主观环境感知相比客观环境，对居民的心理健康影响更为显著，但对于环境感知如何影响心理健康仍存在争议，其作用机制有待一步深化研究。另一方面，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庞大，是健康不平等或健康公平问题研究中关注的重要弱势群体之一，他们在城市中拥有满意的生活、健康的心理是实现我国新型城镇化以及“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方面。因此，本研究一方面综合考量建成环境感知和社会环境感知因素，深入探讨主观感知的环境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机理；另一方面论证了生活满意度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重要调节作用，进一步完善了流动人口心理健康水平机制的解释。

研究发现：①主观感知的环境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其中，社会环境感知相较于建成环境感知而言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更为显著，可作为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预测性指标。②从环境感知到心理健康的作用路径中，仅有社会支持是既直接影响心理健康，又间接通过生活满意度影响心理健康，体现了生活满意度部分中介作用。而生活满意度在建成环境感知、邻里关系和社会距离指向心理健康过程中都是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这一方面证实了社会支持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关键性影响^{[19, 21, 41]}，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生活满意度是流动人口环境感知水平首先呈现的结果，并进一步影响其心理健康。③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流动人口在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水平方面呈现出较大差异，且对其有影响的环境感知因素及路径不同。环境感知对高学历、高收入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影响不显著，反映出其较好的生活环境及学历和收入对于流动人口适应新环境进而保持较好的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性；与实际相符，来自农村的、省外的流动人口往往感受到较为明显的与本地人的社会距离，这也直接影响了这些群体的心理健康；不管是对于哪个群体，建成环境感知和邻里关系都不直接影响心理健康，而社会支持对其心理健康均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再次反映出社会支持对于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群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本文对于提升流动人口心理健康水平具有一定的启发与建议。提高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需要共同关注其生活的物质和社会环境两方面。除了改善流动人口居住环境外，需要进一步为其提供社会支持、营造包容的社会环境，进而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应对流动人口的生活是否满意给予更多关注。另外，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群体提出对策建议，例如女性、低学历、低收入、农业户口是流动人口中的“弱势群体”，应更多关注他们生活的物质环境改善以及消除与本地人的社会距离，进而有效的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以及未探讨的问题。一是本文旨在探讨主观环境感知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研究中未纳入客观测量的环境变量，故无法控制客观测量的城市环境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也无法探究客观建成环境对于建成环境感知的贡献大小。二是研究数据为横截面数据，无法印证生活满意度与心理健康的因果关系，在未来研究中应结合长期的跟踪与深入调查对其影响关系和机制进行解析。三是本研究抽样的样本关键特征虽与普查数据保持相对一致，但仍无法避免非随机抽样带来的偏差，未来可结合普查数据做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