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拐卖儿童犯罪作为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创伤性事件，不仅扰乱社会秩序，也给受害者个体及其家庭造成严重损失。就个体而言，诚如吉登斯所言“人的生活需要一定的本体性安全和信任感，这是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1]。然而拐卖不仅打乱了儿童的生命历程与家庭的生命周期，还直接挑战了家庭成员的“本体性安全”，进而造成严重的“存在性焦虑”^[2]。就家庭而言，拐卖破坏了家庭结构与功能，损害了家庭生活福利，使家庭成员暴露在寻亲、工作与生活等诸多风险之下，极易将“存在性焦虑”转化为“现实性不满”，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近期随着“申军良、郭刚堂和孙海洋寻子”、“刘学州寻亲”等拐卖事件的持续曝光，让人们一时将焦点凝聚在被拐儿童与原生家庭的团聚上，却忽视了看似圆满结局背后隐藏的多重风险。从儿童被拐到寻亲成功并不是简单的亲子匹配过程，很多原生家庭经历着“失望—希望—又失望”循环往复的生活状态，并且寻亲成功后，原生家庭也可能面临“二次失孤”的风险。可见，拐卖对原生家庭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并不会随着寻亲成功而结束，需要更大空间和更多时间持续关注这一问题。

回顾已有文献发现，学术界对拐卖问题的研究主要从被拐儿童个体、拐卖犯罪群体和拐卖社会影响三个方面展开。在个体层面，学者们探讨了被拐儿童的生命历程变迁^[3]，以及被解救后的收养与保护等问题^{[4, 5]}，发现被拐儿童寻亲成功后的家庭回归与社会融入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在群体层面，法学与犯罪学研究大多关注人贩子的量刑定罪^[6]与法律惩戒^[7]等问题，学者明确提出将这种犯罪行为规制在法律范围之内，注重犯罪先期的预防作用。在社会层面，学者们主要探究了拐卖儿童犯罪的现状特点^[8]与社会原因^[9]，也有一些学者对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格局^{[10, 11]}、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12, 13]}进行探究，为有效预防拐卖犯罪提供决策依据。总体来看，现有研究视角聚焦于社会宏观层面，研究内容集中于拐卖儿童犯罪的法律政策与影响因素上，研究对象大多针对人贩子和儿童受害者，鲜有研究将拐卖问题置于家庭和社会双重视角进行考察，几乎很少对原生家庭的整体变化过程进行系统性、连贯性和逻辑性的考量，从而忽视了原生家庭自身的发展能力。

韧性(resilience)一词源于物理学，由于文化语言与不同学科的差别，在国内又被译为弹性、恢复力或抗逆力，指物体受到外界作用力时能够恢复最初形状的能力^[14]。相对于弹性、恢复力与抗逆力，韧性一词不仅包含了社会—生态系统抵抗外来干扰而不被损毁的承受能力，更强调系统经历外来干扰后的自我调整与学习适应能力，并非恢复或维持初始的平衡状态，而是转型或更新系统状态^[15]。20世纪90年代以来，韧性逐渐由自然生态学科延伸至人文社会学科，大致经历了从工程韧性到生态韧性再到演进韧性的修正过程^[16]，研究视角扩展到城市韧性、社会韧性、经济韧性与家庭韧性等多个领域^[17]。家庭韧性(family resilience)的概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McCubbin^[18]等学者将其视为一种保护性因素，即家庭抵抗压力或危机的特性、属性和资源；Walsh^[19]认为家庭韧性是面对逆境时个人、家庭与外在环境互动的过程，包含信念系统、组织模式与沟通过程三种关系构建；Hawley^[20]等将其定义为家庭应对危机时的适应方式，在个体与多个相互关联的系统内发挥作用^[21]；近年来，Oh^[22]等认为家庭韧性是家庭经历危机事件后的自我修复能力与过程；Masten^[23]等将其视为家庭成功应对压力的技能。综上，家庭韧性研究从早期注重家庭特性与能力逐渐转变为家庭应对压力时的反应模式与动态过程，强调只有将家庭优势参与到社会文化各个层面的互动中，才能发挥家庭韧性的力量^[24]。

目前，家庭韧性概念被广泛运用于贫困家庭^[25]、离异家庭^[26]、严重疾病患者家庭^[27]等非常规家庭研究中，促进成员个人在面对逆境或压力时积极成长，帮助家庭获得良好的适应并度过危机，这改变了以往问题化、病理化、标签化的家庭研究视角。然而针对不同人群的家庭韧性研究，并未将家庭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量，忽略了家庭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互动反馈作用。在快速现代化的冲击下，被拐儿童原生家庭作为一种非常规家庭，正被置于多重风险社会中，面临着成员关系紧张、经济收入锐减、生活物资匮乏等一系列问题，影响着家庭发展的可持续性。然而针对被拐儿童原生家庭的韧性研究较少，尚处起步阶段。基于此，本文试图在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从微观—中观—宏观多尺度出发，构建被拐儿童原生家庭演变的分析框架，系统揭示原生家庭的压力与认知、结构与功能、风险与韧性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原生家庭的风险应对策略，为拐卖儿童犯罪研究提供更有力的理论支撑。

2 理论框架、数据与方法 2.1 理论框架

社会—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适应性的网状系统，各子系统之间通过物质循环、要素流动与信息传递等方式相互作用和反馈，当系统受到自身和外界干扰时，呈现出不可预期性、自组织、非线性、多样性等特点^[28]。被拐儿童原生家庭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家庭成员提供物质基础的空间集合体，具有韧性这一基本属性。当遭受外界环境的扰动和冲击时，家庭通过不断调整自身的资源要素，抵御或适应各种复杂的、不确定的、难预测的扰动，以保持家庭系统正常有序运行^[29]。当外界干扰超过原生家庭的承受范围，原本紧密的、协调的结构逐渐解体，在不断演化中形成新结构与新功能，从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故面对内外环境的扰动和冲击时，原生家庭不可能回到原始状态，更多表现为一种主动地抵御、调整、适应与持续更新的能力。因此，本文将原生家庭的韧性定义为：家庭应对外界压力或风险时，最大限度地抵御(系统维持)、适应(系统演化)和更新(系统突变)外界环境干扰的能力，促使系统沿着新的路径达到平衡状态，而非“反弹”到扰动前的稳定状态。

社会—生态系统兼具系统整体性和内部层次性特征，既不能将社会和生态子系统割裂，又不能简单机械地将其叠加^[30]。本文将原生家庭嵌入到社会—生态系统中，从微观尺度—中观尺度—宏观尺度视角探究原生家庭的演变过程。具体来看，微观尺度主要包括家庭成员个体的压力、认知、行为等生理和心理状态的变化，反映个体的脆弱性；中观尺度主要是拐卖引发的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变化，反映家庭整体的脆弱性；宏观尺度主要是由寻亲过程与寻亲成功后引发的多重风险的扰动，原生家庭协调利用内外部资源，通过维持或改善运行状态提高韧性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风险应对策略。总之，在整个社会生态系统中，原生家庭具有差异性、动态性和开放性特征，原生家庭与各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形成多尺度与多层级的网络关系。外界扰动主要来自宏观尺度，随着时间逐渐向微观尺度层级累积，持续影响个体行为与响应。家庭韧性主要体现为微观尺度中成员个体的应对，随着时间逐渐向宏观尺度层级扩散，不断影响外界环境发生变化(图 1)。

2.2 数据与方法

课题组于2021年7月在贵州省开展调研活动，以调查问卷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形式对8个被拐儿童的原生家庭进行访谈，获取一手资料。此外，由于受疫情的影响无法到实地开展调研工作，通过网络在线访谈的途径，多方尝试联系到12名愿意接受访谈的被拐儿童家人，最终以微信视频和电话语音的形式对其进行了深度访谈，每个被访者大概是45—60分钟，采用录音和笔记相结合的形式记录，获取了详实可靠的数据资料。两次访谈内容主要包括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被拐儿童基本情况、拐前和拐后原生家庭状况、家庭寻亲过程和现在的生活状态6大模块。最终，本文获取了20个被拐儿童原生家庭数据(见表 1，寻亲成功11个，未成功9个)。

案例分析法是通过选取典型案例对单一对象进行分析，总结事物一般性发展规律的方法。本文以20个被拐儿童原生家庭为研究对象，运用案例分析方法揭示被拐儿童原生家庭的演变过程，以期挖掘和激发原生家庭的潜力，增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

3 原生家庭的演变过程 3.1 微观尺度的变化 3.1.1 原生家庭的压力来源

访谈发现，原生家庭成员主要面临内在的心理压力和外在的现实压力。一方面，受拐卖事件的冲击，原生家庭成员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一度沉溺在极度悲痛、后悔自责与绝望恐惧的负面情绪中，出现抑郁、焦虑、麻痹等不同程度的症状，导致身体健康亏损，引发精神异常或丧失劳动能力，甚至出现自残或自杀等过激行为。另一方面，受寻亲活动的扰动，原生家庭面临各种现实压力，首先位居首位的是经济压力，父母为了寻找孩子几乎花光所有积蓄，不惜倾家荡产导致经济负担加重，生存保障与生活质量无从谈起。其次家庭正常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为了寻亲，父母失业、夫妻离婚或其余子女被迫辍学等现象屡见不鲜，家庭成员个体的自我发展被剥夺。最后是大多原生家庭地处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农村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家庭成员的出行距离与空间范围，获得的寻亲信息极其匮乏，使家庭成员压力倍增。

弟弟被拐后，父亲一病不起，家里穷的叮当响，我就不读书了，去外面打工打听弟弟的下落。(案例12)

儿子和老婆同时被拐失踪后，我三四个月不敢出门，要不是老母亲劝着，我那时候想死的心都有。(案例14)

90年代那会从家里要走好几天的路，才能到县城搭到车去外面打听孩子的下落，当时人生地不熟，好多次被陌生人以“有孩子的消息”为由骗的身无分文。(案例3和案例11)

那会没有电话手机，不知道去哪里找孩子，也没钱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只能在村子附近打听，等待派出所的消息。(案例12)

3.1.2 原生家庭的观念认知

中国社会历来重视子嗣和家庭，孩子是组成家庭的根基，是家族血脉传承和社会生活延续的主体。《孟子·离娄上》中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宗法伦理，人们通常将家庭传承作为自己的本体性价值，并对其充满无限的想象和期待^[31]。当家庭唯一的男孩被拐后，意味着传承主体缺失与传承系统中断，个体代际继替的意义不复存在。对父母而言，血脉延续的中断是他们无法承受之重，无颜面对列祖列宗；对家族而言，后继无人意味着家族源断流竭，直接影响家庭成员的生活信念与行为活动。访谈发现，这些原生家庭父母文化程度大多处于小学以下，受教育水平较低，他们通常将孩子被拐的责任错误归咎于自己，认为孩子被拐意味着失去生活依靠与精神寄托。这样不良认知带来的精神空虚，引发心理失衡，最终造成身体不适，三者互相作用影响着原生家庭的价值观念，即寻亲是压力亦是责任。正如一位寻亲者所说“只有在寻亲路上，才觉得自己是个父亲”。

孩子被拐后，瞬间感觉天塌下来了，后半辈子没指望了。(案例16)

两个儿子被拐后，我一直感觉对不住家里的老人，后来他们带着未了的心愿去世了，让我心里更难受，更觉得有愧于他们。(案例4)

孩子被拐后，我和妻子觉得没脸面对家族长辈，不敢也不想再回重庆老家，只能常年在广州打工生活。(案例15)

3.2 中观尺度的变化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家庭存在、结构变化与功能发挥的物质载体^[32]，正常情况下，家庭会经历从个体出生到初婚组建家庭，而后生儿育女扩展家庭，再到子女离开家庭收缩，最后死亡解体这一周期性变化。然而拐卖使原生家庭生命周期突然缩短，家庭结构与功能发生异常变化。

3.2.1 原生家庭的结构变化

家庭结构是由家庭成员构成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状态，以及这一状态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模式^[33]。家庭三角形理论认为丈夫、妻子、子女是构成家庭的基本三要素，由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子女间关系组合，最终形成一个稳定的家庭三角格局。拐卖发生后，首先是人口要素异常减少，家庭规模骤然缩小，孩子是家庭内部平衡的调节器，拐卖使得孩子充当“调节器”的功能荡然无存，家庭结构模式从“三角稳定型”变化为“二点动摇型”。其次是家庭成员角色的双重缺失，子女角色的直接缺失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线”，引发父母双方相互指责、埋怨，甚至婚姻关系破裂，家庭关系从父、母、子女的“三边关系”缩减为仅有父、母或父母一方与子女的“单边关系”，从而导致为人父母的角色、权利、义务和责任的间接缺失。最后是家庭生活重心的转移，寻亲成了家庭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家庭常规的平衡状态不复存在。总体来看，拐卖影响下的原生家庭主要呈现以下三种类型：

(1) 离散型家庭。具体表现为两种情形：一种是拐卖引发家庭内部矛盾升级，父母婚姻关系破裂，家庭遭遇拐卖与离婚双重结构性破裂；另一种是拐卖造成家庭成员身心健康遭受重创，甚至精神异常或意外离世，家庭凝聚力彻底瓦解，形成“形散神也散”的家庭结构模式。

儿子被拐后，我们经常吵架发泄怨气，没过几年就离婚了，从此不再往来。(案例4和案例16)

孩子被拐一个月后，媳妇受打击去世了，之后的日子我和女儿两个相依为命。(案例5)

儿子被拐后，老婆又被人以“找孩子为借口”拐骗失踪，仅剩我一个人过活了。(案例18)

堂妹被拐后，大伯和伯母一直活在痛苦与内疚中，2000年前后他们相继去世了。(案例1)

(2) 聚合型家庭。虽然家庭经历了拐卖单一结构性破裂，但家庭成员关系依旧团结紧密，父母相互扶持，兄弟姐妹齐心协力，共同承担寻亲重任，形成“形散而神不散”家庭结构模式。

我和丈夫去过很多地方找孩子，吃过很多苦，遭过很多罪，但从未因此吵过架。(案例6和案例9)

大儿子被拐两年后，我们生下了小儿子，家庭依旧和睦，但从未想过放弃寻找大儿子。(案例15)

小儿子被拐后，我们夫妇俩跑了很多地方寻找，后来家里的其他孩子长大了，在20几年的时间里，他们到过很多地方打工，主要是为了打听小儿子的下落。(案例12)

(3) 中间型家庭。这类家庭大多是孩子众多的农村家庭，连维持基本的生活都困难，更不会开启寻亲活动。他们面对拐卖表现出更多的无能为力，只能被迫忍受失子之痛，然后继续生活。

妹妹被拐时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我不知道去哪里找，只能在贵阳打工“等”她回来。(案例2)

孩子被拐后，当时家里穷的一分钱都没有，再加上我不识字，从没出过远门，根本不知道去哪里寻找。(案例5)

当时家里十分窘迫，二妹、四弟、五妹和妈相继被拐失踪，父亲、三弟和我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根本没办法离开家去找他们。(案例17)

3.2.2 原生家庭的功能变化

家庭功能反映了家庭系统的运行状况，家庭功能的协调与否影响成员亲密关系的形成^[34]。一般家庭的功能包括情感功能、经济功能、生育功能、社会化功能、健康照顾功能等，每个成员在家庭中各就其位扮演自己的角色，并遵守相应的规则协调相互间的关系，以维持家庭功能的正常运转。访谈发现，拐卖直接导致原生家庭的功能衰退，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原生家庭动力系统失效，表现为家庭经济功能的衰退，家庭资源要素长期流向寻亲过程，一些父母不惜放弃工作远赴他乡寻亲，导致原本提供经济支持的家庭成员无法进行经济再生产，家庭面临人财两空的困境。其次寻亲途中，一些父母常年四处奔波、居无定所，生活几乎接近“流浪”，自身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健康照料被忽视，家庭健康照顾功能一度弱化。再次家庭功能的执行主体发生倾斜，多数父母不愿意再生育小孩，为了集中精力寻亲将其余孩子的监护权力和照顾责任转移到其他家庭成员身上，家庭抚育功能萎缩。最后原生家庭信念系统负向化，拐卖使父母失去了共同的希望，原有的情感支持网络出现裂痕，父母之间的情感交流和依赖性减弱，情感功能进一步异化。

那几年，我经常在外到处跑，打听孩子的下落，根本顾不得家里人的“死活”。(案例4)

为了找孩子，我放弃了摆摊工作，去过很多城市，做过保姆刷过盘子，有时找不到工作只能靠捡废品生活，由于经常哭泣眼角膜溃烂，还欠了十几万元债务。(案例16)

儿子丢了后，再没有心思生孩子了，把两个女儿送回老家由老人照看，我和妻子常年在外地打工找儿子。(案例11)

3.3 宏观尺度的变化——原生家庭的风险变化

“三角关系”的家庭结构具有稳定性，是家庭在应对各种风险中降低焦虑的普遍形态^[35]。拐卖使得原生家庭“三角关系”结构破裂，呈现缺失或空巢结构样态，家庭功能随之削弱，导致寻亲中与寻亲成功后的原生家庭被置于多重风险困境中。分析发现，在寻亲过程中，原生家庭面临风险主要表现为家庭经济收入遭受重创，让原本一贫如洗的生活雪上加霜。多数家庭成员的人际交往能力与社会支持网络较弱，很难形成抱团取暖的寻亲力量，容易陷入孤立无援的风险困境。对于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的寻亲父母来说，他们不仅要承受失子之痛与孤独之殇，更面临晚年老无所依、病无所养、心无所系的多重风险。

在寻亲成功后，原生家庭仍然面临着两类风险，一是“永久性”团圆背后的家庭亲子关系重建、情感关系修复与社会融入风险，正如一位寻亲成功的父亲所说“找到孩子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更有挑战的开始”。二是“短暂性”团圆引发的“二次伤害”风险，案例中的多数被拐儿童与原生家庭认亲后，选择“认亲不回家”的方式。访谈中的父母说到“找到孩子的时候，才真正失去了孩子”，整个经历如同过山车一样，只是一时的欢快团圆。

在寻亲过程与寻亲成功后这两个阶段，原生家庭面临的风险随着时间变化呈现出交叉并存与复杂多变的特点，由直系亲属成员组成的非正式支持网络是原生家庭在长期“寻亲战线”中抵御风险的坚固堡垒。同时，来自朋友、同事以及街坊邻居等非亲属网络成员的支持，为原生家庭在短期内抵御风险提供了帮助。近年来，“宝贝回家”、“天涯寻亲”等组织志愿者的出现，以及报纸、电视、微博、微信、快手、抖音等网络媒体的发展为原生家庭寻亲提供了更多途径。此外，公安部门与地方政府部门等提供的正式支持网络对原生家庭抵御寻亲风险至关重要，当下公安部“团圆行动”启动，极大提高了寻亲准确率，降低了错误认亲的风险。

总体来看，拐卖事件造成了短时间内的强烈扰动，而寻亲活动与寻亲成功后多重要素的交互影响则更为持续。从儿童被拐、家庭寻亲到寻亲成功这一过程，原生家庭与社会环境之间的要素流动日益复杂，家庭的不稳定性与脆弱性逐渐凸显。然而，由于原生家庭自身的资源利用存在差异，不同家庭为抵御风险做出的响应不同，他们经历的风险阶段以及在每个阶段停留的时间长短各有差异。

4 原生家庭的韧性演变与风险应对策略 4.1 原生家庭的韧性演变

家庭应对风险危机时通常会经历解组期、恢复期和重组期三个发展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家庭韧性呈现过山车模式^[36]。Ungar^[37]则将家庭韧性划分为创伤后成长、最小化影响、未受影响、恢复、回避行为、隐藏和适应不良的应对七种模式，揭示家庭在抵御风险过程中的波动起伏状态。被拐儿童原生家庭的韧性是多重风险因素(家庭压力、结构破裂、功能衰退)与保护因素(正式与非正式支持资源)相互博弈的动态过程。案例分析发现，原生家庭的运行状态取决于原生家庭在特定阶段具备的文化价值和认知期望，更取决于家庭结构与功能的正向作用以及家庭力量与资源之间的契合程度。随着风险阶段的变化，不同类型的原生家庭表现出差异显著的韧性能力。基于此，本文借鉴Ungar的划分模式，根据儿童被拐、家庭寻亲到寻亲成功的时间轴线演变，将原生家庭的韧性划分为回归提升、调整适应、最小化影响、未受影响、隐藏回避和衰退弱化六种模式，以揭示原生家庭的韧性强弱程度。

从原生家庭的演变过程来看，在拐卖事件急性冲击的影响下，原生家庭的韧性逐渐被激发，处于缓慢启动阶段，呈现较弱的运行水平。在寻亲过程长期扰动的影响下，随着各种风险压力的不断累积，原生家庭的韧性运行逐渐出现异化。聚合型家庭开始重新组织、调整生活轨迹，积极适应许多不可逆转的改变，家庭韧性逐渐增强，呈现持续下降后反弹上升的变化趋势。离散型家庭的结构与功能遭到永久性损害后，导致家庭脆弱性突显，家庭韧性损失，呈现持续下降的变化趋势。中间型家庭的韧性从始至终并未暴露出来。在寻亲成功后继发性扰动的影响下，原生家庭的韧性继续向着不同方向延伸，聚合型家庭开始卸下寻亲重任，生活轨迹更新并回归到正常状态，其韧性强度超越了其他两类家庭。中间型和离散型家庭的韧性较弱持续走向低迷。

从原生家庭的运行模式来看，回归提升是家庭经历风险后呈现的一种最优适应模式，访谈中几乎鲜有原生家庭能度过风险后在未来运行上超越期望，达到一种更高的韧性水平。调整适应是家庭经历显著下降、重新调整、逐渐适应后韧性增强的运行模式，这种主要体现为聚合型家庭积极主动应对风险的行为方式(案例15)。最小化影响与回避隐藏模式相似，二者的变化起伏较小，在风险前后家庭韧性并未暴露出来，这主要体现在中间型家庭中消极被动地应对风险的行为方式，由于他们放弃了寻亲，所以并未经历寻亲中的各种风险(案例2)。未受影响是一种理想化的运行模式，在原生家庭的风险抵御过程中并不存在。衰退弱化是原生家庭经历风险后出现适应不良的状况，韧性水平停留在较弱的低迷状态，这一模式主要发生在离散型家庭(案例16)。总体来看，由于不同家庭受到外部因素的扰动程度各不相同，所呈现的韧性强度也存在一定差异。原生家庭的韧性变化并非一个稳定的特征，而是非线性和异质性的复杂过程。

在这16年里，我们夫妻俩跑遍了广州、湖北和福建的很多地方，几乎每一天都是煎熬。后来我身体渐渐不行了，经济也跟不上了，我们也意识到再这么下去家就散了。之后我回老家陪小儿子读书，老公在城里打工维持生计，空闲时出去打听孩子的消息，终于在2009年成功找到了孩子。(案例15)

妹妹被拐时杳无音信，父亲早去世了，母亲也改嫁了，家里仅剩我一个人常年在外打工维持生活。当时由于不识字、没钱，而且交通不变，也就一直没找过。直到2021年，宝贝回家志愿者通过村干部联系我，说疑似是妹妹在找家人，随后通过采血才确定是被拐失踪的妹妹。(案例2)

儿子被拐后，那会心里压抑我俩经常吵架，有一次在寻亲途中我意外摔伤了，丈夫埋怨再这么找下去，我们的命就没了。可不管他怎么说我都要坚持找孩子，后来就离婚了，再也没有联系过。这么多年都是我一个人独自找孩子，去过浙江和福建大大小小的好多地方。(案例16)

4.2 原生家庭的风险应对策略

中国文化向来提倡家国一体的社会关怀，注重家庭保障与建设，对被拐儿童原生家庭的帮扶不仅需要家庭内部的援助，更需要社会外界的支持。因此有必要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构建多维一体的阶梯式应对策略，提高原生家庭的韧性强度，帮助其走出风险困境、改善生活、融入社会。依据上述分析，本文绘制了被拐儿童原生家庭演变的机制图(图 2)。

(1) 微观个体层面——激发个体潜力

通常来说，父母是整个家庭的中流砥柱，也是家庭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孩子被拐使他们心理上产生被剥夺感，形成自我归因与自责悔恨等不良认知，导致自我认同感降低。因此，首先，引导父母形成良好的自我认知，消除成员个体之间相互指责和彼此埋怨的摩擦，挖掘个体潜能与优势资源。其次，健康的身体机能是个体应对外界风险的坚实后盾，提醒他们关注身体健康，激发个体自力更生的动力，提升自我存在感和价值感。最后，充分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遵循即时—科学—理性寻亲“三步走”策略，帮助寻亲者早日脱困与认亲团圆后顺利融入社会。

(2) 中观家庭层面——增强家庭凝聚力

原生家庭的风险随着时间变化不断扩散，其中情感创伤无法通过物质化手段来解决，孩子的不可替代性使得情感关系成为原生家庭最难修复的环节。随着寻亲时长的延长，拐卖带来的伤痛将长期存在，经济创伤可以通过制度保障和救助体系完善来修复；社会关系可以通过增强人际交往与提升自我认知来修复。因此，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家庭信念系统是韧性生成的关键，充分发挥本土地域文化对家庭信念体系的正面导向作用，积极调动宗族及亲属成员的支持力量，激发原生家庭成功寻亲的希望。其次，协调更新家庭组织模式，重新安排家庭角色分工，通过寻找新的家庭结构支撑点，重塑家庭发展的内在动力。最后，建立一个良性互动、协商合作的沟通模式，融洽家庭关系，从系统论视角优化家庭内部的资源配置，提高家庭韧性。

(3) 宏观社会层面——建立社会联结力

被拐儿童原生家庭的风险困境不仅关乎个人和家庭的发展，更是整个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需要给予他们必要的政策保障、人文关怀与服务支持。首先，改造升级“团圆系统”，普及打拐DNA数据库，建立官方与民间公益组织的合作机制，不断减少拐卖存量、遏制拐卖增量，提高原生家庭寻亲成功率。其次，加强对买方入刑的执法力度，实施对原生家庭的民事赔偿，从法律层面保障原生家庭的合法权益。再次，发挥社会、政府与公众三方力量，链接更多的社会资源，鼓励各类网络媒体和社交平台为原生家庭提供寻亲线索，呼吁社会各部门为困境家庭提供资金帮助，扩大社会支持网络。最后，构建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为原生家庭提供心理辅导与精神援助，从情感交流与社会融入方面提高原生家庭的韧性能力。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将被拐儿童原生家庭嵌入到社会—生态系统中，从微观到宏观视角探究原生家庭的压力与认知、结构与功能、风险与韧性变化，在此基础上构建原生家庭的风险应对策略，主要结论如下：

(1) 在社会—生态系统中，拐卖事件在短时间内对原生家庭造成强烈冲击，而寻亲活动与寻亲成功后的多重要素在长时间内对其造成持续扰动。微观尺度中成员面临的压力挑战与观念认知影响着原生家庭的变化。

(2) 中观尺度中，拐卖破坏了家庭“三角关系”结构，家庭平衡状态不复存在，呈现离散型、聚合型和中间型三种家庭类型，直接导致原生家庭的经济功能、健康照顾功能、家庭抚育功能与情感功能衰退。

(3) 宏观尺度中，由于原生家庭受到外部因素的扰动程度各不相同，他们经历的风险阶段以及在每个阶段停留的时间长短各有差异，所呈现的韧性强度也存在一定差异，呈现非线性和异质性的复杂特征。因此。需要从个体、家庭和社会三个层面构建多维一体的风险应对策略，提高原生家庭的韧性强度，帮助其走出生活困境并融入社会。

5.2 讨论

本文立足于中国拐卖儿童犯罪问题，关注拐卖、失孤和寻亲等热点社会问题背后所隐含的复杂关系，试图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揭示原生家庭如何通过无法被清楚测量的韧性力量抵御风险和更新状态，旨在协助原生家庭挖掘和培养自身优势走出困境。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采用跨学科的研究范式从多尺度综合理解被拐儿童理解原生家庭的动态演变过程，为相关研究提供方法借鉴。二是在理论层面突破传统学科界限，本文以韧性理论为指导反映家庭应对扰动的适应能力，肯定了原生家庭在困境中的再生潜力，这一视角丰富了学术界家庭研究的内容。

原生家庭的变化是社会—生态系统中外在环境对其扰动的结果，韧性是原生家庭的内生属性，由于原生家庭自身的脆弱性导致其韧性较弱。同时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超越了原生家庭的认知水平和承受范围，使其成为社会中的弱势家庭。要彻底解决原生家庭的风险困境将面临三大难题，一是政策空间有限，拐卖虽属时代社会问题，但其带来的原生家庭困境问题时间跨度长、空间范围广，很难在短期内得到快速解决，这对现行的政策制度与保障体系提出严峻挑战。二是问题矛盾复杂，原生家庭的风险困境常与其他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例如，早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与收养制度带来的利弊需要重新审视，拐卖犯罪超过刑事追诉期和买方入刑的难以执行等法律问题，引发的社会公平正义与家庭伦理道德需要深刻考究。三是引发新的家庭问题，寻亲成功后，面对血缘亲情与养育之恩的伦理抉择，原生家庭的亲子关系重建与情感创伤修复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个案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共性通过个性而存在，并通过个性表现出来。本文涉及的个案研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文联系成功且愿意接受访谈的均是云贵川地区的原生家庭，案例数量较少且具有一定独特性，很难一概而论形成普适性的研究结果。因此在未来研究中，我们将通过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与网络访谈等方法，获取更加丰富详实的数据资料，持续探讨原生家庭的生命周期与社会网络的变迁过程，以期深入了解不同区域原生家庭的多样性。其次，被拐儿童原生家庭涉及庞大而复杂的群体，其演变过程因人而异、因户而异时刻发生着变化，因此对这一问题背后波及的个体、家庭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认知，不能仅仅停留在寻亲过程和寻亲成功阶段，在后续工作中有必要进一步跟踪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