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现代全球化进程在推进地区发展的同时，造成了“时间消灭空间”的地方意义消逝和人的心灵失落危机^[1]，“地方消融”引发的人地情感断裂加剧了社会心理、环境保护和空间治理等方面的问题，流动性背景下的地方关系重构在后现代主义的空间生产中尤为重要^[2]。“地方”作为具有人文、社会、感知等多元内涵的空间释义^[3]，所衍生出的地方认同概念在不同学科存在差异。其最早源于环境行为学，认为地方认同是在人与场所互动的特定情境下产生的对物质、社会环境和自我的多重感知^[4]，强调地方认同从认知到情感至意向的维度划分^[5]，并将其视作个人及社会认同的组成部分^[6]。休闲科学视角下的地方认同更关注人对特定地方的情感依恋^[7]，由此衍生出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等议题^[8]。总体上，地方认同涵盖四方面特征，表现为个人或群体对环境的熟悉感、地方带给人的情感满足、地方成为自我的一种符号，以及地方认同影响人的行为选择^[9]。从在地感知到产生情感偏好，再至地方象征意义的形成及其对日常活动的影响，反映出地方认同的四个特征存在彼此间的递进关系，也说明在社会建构中，地方认同的程度和内涵处于不断变化的态势，这就要求研究者从具体的“地方”切入，关注人群差异性，用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地方认同的形塑。身体作为空间表征的实践媒介嵌入到所在地方，是人地互动过程中空间感知和地方认同的直接生产力量，故而具身实践与地方认同存在时空演进上的动态反馈关系。

与强调文本、符号等象征意义的表征性研究相比，日常生活、身体实践与情感认知等方面的非表征研究常常被忽视^[10]。身体展演和情感并非由象征系统限定，空间意义的产生与日常生活的互动密不可分，这也反映出将表征和非表征割裂开来的分析方式难免陷入脱离人的实践场景、阐释抽象涵义的单调困境。模糊微观行为与宏观释义的界限、串联表征与非表征的内在关联有助于克服身心二元论，从更具生机的整体视角窥探时空、情感以及人与非人的相互关系^[11]。因此，本文探究城市居民在老旧社区的具身实践及地方认同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制时，不仅从微观的身体视角探讨社区场域中居民日常生活的活动构成、情感变化等非表征内容，还从表征理论的再现视角透视实践背后的地方意义，试图形成跨越表征与非表征对立的批判性对话，反思当前的社区治理逻辑。其中，将地方认同的概念界定为个人或群体根据特定地方的独特要素、与地方产生互动从而实现社会化的过程，不仅强调地方认同对社区环境的关注，还突出因人群异质性、具身体验差异和时空流动对地方认同形塑所造成的不同影响。

研究选取徐州市若干位置相邻、属性相近的老旧小区为案例地，通过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认识社会转型对传统老旧小区发展带来的影响和挑战。在此过程，不同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存在何种差异？地方认同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地方认同在社区共治的推进中扮演重要角色，对其机制的探讨不仅有助于非表征理论的进一步操作化^[12]，还可从人的具身实践角度为老旧小区的空间治理提供依据，以上构成本文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目的。

2 理论视角与研究框架 2.1 理论引介

表征通过文本、图像等中介将事物重新呈现，经已修饰的语言符号替代、构建了认知形象，并与权利和意识形态相关联。表征一方面赋予、传递事物意义，另一方面这种将日常生活抽象化、理性化的建构方式一定程度忽略了真实场景的生动性和流动性，对主体和客体的割裂引发学者反思：对解释世界的过分关注却忽视了身体、实践、经验等主体性因素在认识过程和意义建构中的作用^[13]。对此，人们试图回应日常生活实践下的具身体验、情感认同、关系流变等问题，并由Nigel Thrift于20世纪末期总结性地提出非表征理论^[14]。

非表征汲取分散、断裂的哲学思想并从中发掘一直隐而未显的理论视角。因此，Thrift指出，与其将非表征视为被“创立”的理论，不如看作一种值得实践的思考方式^[15]。其中，Martin Heidegger的现象学观点指出人在世界上的“在世存有”^[16]，即真实的生活实践就是探知世界的直接方式，由此奠定了避免以推理性的表征思维达到解释目的的哲学基础。随后，Merleau-Ponty的具身认识论强调了身体对空间理解和实践再现的重要性，只有通过身体的具体感知和行动才能准确把握生活动态^[17]。除了以人为中心的解释路径，新生机论下Gilles Deleuze等人的地理哲学将非人类、情感等领域纳入关联性、互动性的生命形态思考，褶子(fold)、生成(becoming)等论述的出现被用以描述时刻处在动态变化、永不停息和非有意识的“湍流”(on-flow)状态^[18]。其中，“褶子”被视为精神和物质实践的各种状态，包括无意识或不完全意识实践。有学者以马拉松的具身实践为例，阐释了运动瞬间对周围空间感知所形成的情感“褶子”在历史经验的介入下，作用于当下身体，造成身体强度变化和心理情绪波动。这种即时体验影响个体的地方认知能力，并转化为生命经验对未来实践产生影响，从而形成连续的日常生活“湍流”^[9]。“褶子”表征个体稀松平常的具身实践，具有“意义潜伏累积”特性。当“褶子”集聚到一定程度，产生超越个体的情感流动和联结^[19]，“湍流”就会以重塑人与空间关系和再定义地方意义的“氛围”形式出现，隐喻了从过去经验到当下即时，再到未来延续的时空演进。因此，在非表征中重要的不再是身体是什么，而是身体能做什么^[20]。此外，非表征研究转换为文本的过程实际上也难以逃避对事件的再现本质，非表征理论的解释性读写亦是一种表征实践^[21]，两者的内在互补反映出在对表征的继续讨论中纳入非表征的考量是未来社会空间研究的重要趋势。

2.2 研究框架

目前我国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多从空间置新^[22]、规划治理^[23]及时空行为^[24]等视角展开，关注点常聚焦于系统的治理模式构建^[25]、基于群体行为规律的空间配置优化^[26]和针对具体事件的应对方法^[27]。本研究不仅可以弥补以往微观层面对人的主体性探究的欠缺，还有助于居民地方认同的延伸性讨论。地方认同在社区营建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已有研究对迁居社区、旅游社区、民族社区等类型社区的地方认同影响因素^[28]与重构路径^[29]展开众多分析，但结合居民具身实践的相关研究尚少，导致未能从真实的社区场景解释身体实践与地方认同的互馈机制。综上，本文主要立足非表征的理论视角，运用“褶子”、“湍流”等概念工具，侧重日常行为和情感体验对身体和地方的塑造作用。选择老旧小区中“习以为常的自我相处”“交集甚少的隐身居家”“固有时分的亲子共处”“不约而至的日常集聚”四个实践状态作为观察对象，建立具身实践与地方认同的研究框架(图 1)。

选择该四个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原因：首先，所选案例分别从个人和社区两个尺度观察居民的身体实践，基本覆盖了社区的活动类型；其次，两个尺度包括了从儿童到中青年至老年的全生命周期，从孤独、陪伴、欢快等多种情感体验反映居民的地方感知以及社区共同体的联结方式，个人到社区尺度界限的模糊性和过渡性保证了社区实践的整体性；最后，据已有研究^[30]和调研观察，四种空间实践并非案例社区独有，而是广泛存在于老旧小区。鉴于表征与非表征的非二元对立关系^[31]，本文在关注非表征日常生活的同时融入表征释义，从而以“超越表征”的进路更加全面地思考身体、情感与空间意义^[32]，通过解析具身实践与地方认同的相互作用机制，为类似案例地的空间实践提供依据。

3 案例概况与研究方法 3.1 案例地选择

徐州市作为我国传统老工业基地，在地方转型过程中遗留下众多由原企业单位社区转制后形成的老旧小区，本研究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原隶属徐矿集团的四号院、华东大院和地质普查大队的普查东院和普查西院，共四个相互毗邻的小区集合为案例地(图 2)。

四个小区皆由永安街道煤建北村居委会统一管辖，主要经历了临街一层住户商改、道路面硬化、充电桩安置、体育器械优化等。案例社区在时空演进中发生着持续的人口置换，其中除普查西院因尚未缴纳“三供一业”分离移交费用，导致小区改造资金缺位而处于较原始状态外，其余三个小区因拥有移交完毕的资金保障或通过旧改申报获得环境更新的机会。因此，研究区域涵盖了老旧小区改造前后的两类场景，有助于从更全面的空间视角探究居民的身体实践。目前，四个小区共有25栋住宅楼1300余人，男女比例均衡；60岁以上人口占40%—50%，老龄化态势显著；多为二口或三口之家，原住民户数平均占到80.3%(图 3)。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综合运用了参与式观察、摄影记录和深度访谈的方法获取数据资料。于2019年6—7月、2020年6月和2021年6月对案例社区开展集中调研。其中，2019年6月初进行小规模的前期调研；2019年6—7月进行为期22天的实地详细调查；2019年12月、2020年6月和2021年6月开展为期23天的跟踪调研。根据社区人口结构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共正式访谈27位居民，访谈对象的年龄结构整体均衡，另有若干次2—5分钟的非正式访谈，平均正式访谈时间为30分钟，在所获信息达到饱和后停止访谈，且均在获取同意后进行录音。在此基础上，将录音转译为文本，采用归纳总结法对调研素材进行事实整理和话语分析，并按照访谈顺序对不同主体进行编码(表 1)。

4 日常生活中的具身实践

案例社区的公共活动空间主要分为小区出入口、闲置绿地、宅前公共场地和小区中心微型广场四种类型，采用现场观察和照片标记的方式对社区居民的日常行为活动进行记录(图 4)。活动时间多集中于上午8点至11点以及下午2点至5点，活动内容多以静坐、闲聊、棋牌和康体运动为主。总体上，呈现空间零散性与时间规律性的交叉特征，常住居民行为表现出日常性、自发性和重复性的综合特征，流动居民具有时效性和偶然性。

4.1 习以为常的自我相处

案例社区中经济基础较好或跟随子女迁出的原住民被后期购置及暂时租住的外来住户更替，留下的老年群体基本保持两口或独住状态，只有少部分仍与子女同住。独居老人的日常生活多呈现为自我相处的身体实践，这一过程在社区公共空间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以“凝视他者”为活动内容的静态想象，以及“感知我者”为践行实质的动态展演。就前者而言，一些老人选择闲坐在宅前旁或沿道路的座椅上打发时间，通过对来往行人和视野景观的凝视感受真实的社区生活场景。“年纪大了不方便跑远，没事就自己一个人出来坐坐，看到别人在那玩，来来回回地走，感觉自己也有活力。有时候会和老熟人打打招呼，比一直待在屋里好，好像自己不是生活在这，只是窝在那个房子里。”(H4)此外，部分老人选择散步锻炼，亦有居民在宅前空地种植花卉蔬果。“我一直喜欢养些花草，给自己找些事干，最近还架起了葡萄藤，熟了会跟邻居们分一分。”(K3)

社区的老年居民基本为原住民，其表现出的地方认同特征最为全面，并在习惯自我相处的生活模式中采取“坐看云卷云舒”这一非完全意识的静态实践方式融入社区的“大家”环境中，抑或是通过移动性、生产性的有意识活动方式感知人地关系。静动态的实践选择是基于身体机能状况、个人性格爱好和家庭组织结构的综合结果，身体本身成为对地方情感表达和自我认识的直接载体。

4.2 交集甚少的隐身居家

有限的社区资源桎梏了青年群体的活动选择，两点一线的生活节奏使其疲于工作而忽视社区环境，社区的空间范围被潜在地缩变为仅发挥居住功能的一方住宅。对该群体而言，与社区公共空间的互动只表现在匆匆路过的出行意义上，缺少更深层次的驻足接触。另一方面，案例社区的流动人群普遍存在情感依附不强的心理状态，作为暂时落脚的住所，社区的地方意义并不显著，更倾向于“宅”在家中，和社区环境的脱节导致无法通过直观的身体实践产生对所处空间的情感牵连，进而也阻滞了邻里关系的建构。“当然也想生活环境更好一些，但其实这里跟我的关系不大，跟小区里的人都不怎么认识，没事基本都待屋里，我不长久住这，也就不太在意了。”(H6)

社区公共空间的活动人群会形成相对“饱和”的社群网络结构，以流动及青年群体为代表的社区居民往往主动地排斥在社群网络之外，呈现微弱的认同意识，这既是出于内心对短暂居留地的自然疏离，也是掣肘于社区配套设施和日常工作的限制。与社区空间和邻里的甚少交集隐身化了该群体的社会存在，身体实践的缺失导致认知地方的中介离散，自我作为理解地方内涵的起点，也由此失去了自身在社区的角色定位。

4.3 固有时分的亲子共处

家庭共处为枯燥、单调的社区微空间增添活力之余也启发了儿童自小对所处环境的感知，案例社区的亲子活动多集中于周末下午4点至晚饭时间前，隔代共处在平时的傍晚时分出现。由于缺乏可供互动的游乐设施，孩童的身体实践多依托社区既有体育器械或自备玩具，家长采取看护式的非直接参与或介入式的直接参与方式。“平常工作比较忙，只能在周末陪陪孩子。社区的这个小场地还是很方便的。”(K1)除此之外，孩童在游戏中相互认识并衍伸至对微型广场的美好记忆^[33]，家长亦在此过程建立新邻里关系。“我有时候就站这儿看他玩，然后跟其他来这的家长聊聊天，像原来一个大院的基本都知道，后来的(居民)因为都带着小孩慢慢就都认识了”(K4)“我家是租这的，但感觉这里跟我老家一样，因为我认识了很多小朋友，我们会约好了一起出来玩。”(K2)

若干以家庭为单位的共处在社区公共空间产生联系，彼此区隔的单元界限逐渐模糊。其中，孩童不仅是家庭的核心，还是邻里关系再生产的重要纽带。社区广场提供了可能的相遇场所，由孩童发展出的亲子、邻里及童伴间的实践互动表征为身体在社区空间中的相互陪伴、谈话和嬉戏，对地方的熟悉感和认同程度也借由人际往来的情感满足而逐渐得以强化。

4.4 不约而至的日常集聚

社区出入口和宅前空地不再是简单意义的来往通道，在日常集聚活动的嵌入下成为具有地方感的社区场所，且这种集聚往往由居民能动性驱使，隐喻非完全意识下不约而至的集体实践。案例社区居民主要开展三种集聚活动：位于社区出入口的闲谈、宅前空地的健康锻炼以及路侧桌椅的打牌消遣。闲谈是身体处于相对静止状态并通过言语、表情实现互动的基础活动，参与者多为老年群体，因原属同一单位更易发生交流；锻炼多以广场舞的形式呈现，欢快的音乐、简单的肢体动作和彼此间的配合给予居民多重感官体验；棋牌是常见的休闲活动，参与者基本覆盖全社区，居民在围观与合作中产生情绪的波动、传递和表达。身体不再仅仅是感觉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整体气氛的营造工具^[34]。“没事就来这和老邻居一起聊天拉家常，下午外面会比屋里凉快。”(I2)“一开始跳舞的人不多，其实就是随便蹦蹦跳跳，后来别人看着热闹就慢慢加入进来，一般是下午3点多出来。”(H1)“我们都是打着好玩，原来不认识的一起打几次牌就熟悉了，大家有时候会拌嘴，挺有意思的。”(I5)

居民自发的社区活动依赖既有设施，一方面不约而至的身体实践在惯习作用下赋予地方向内的场域引力，构成社区的日常生活图景。另一方面，自组织的空间实践为不同社区成员提供了无差异的交往机会，借助视、听、触等感官系统的建构将抽象的身体知觉情景化，在增强社会关系网络的同时给予行动者真实的地方体验。

5 地方认同的动态消解与建构 5.1 社区尺度的地方认同消解

以地方为客体的认同强调从主体性出发，借由人的体验揭示人地关系，是人类认识地方和重构空间的有益视角^[35]。当地方化约为社区，意味着理想状态中每个社区成员连接起自我“小家”和整体“大家”，并由“我”的意识形态转变为“我们”。统一的社区认同和地方情感普遍存在于四个小区的“大院”时期，明确的空间界线、稳定的居住人群和单位包揽式的社区福利构成居民的地方自豪感和情感认同。“别看现在老旧，当年这儿可是徐州最好的楼，被叫作徐州的‘中南海’。”(H5)由此产生的居民具身实践也不仅限于供大众活动的社区公共空间。“以前大家都很积极，楼长一叫都出来一起打扫楼道、院子，有说有笑的，现在很难了。”(J3)

这种身体实践和人际关系在市场化改革后的现代性流动下逐渐消解，案例社区管治主体的变化、物质环境的更新和邻里关系的弱化使得承载居民共同活动的亲密空间^[36]被不断蚕食，空间涵义因人的实践缺失难以维持原有的社会意义，楼道、庭院也不再是具有人际往来的地方，甚至成为居民争夺的空间资源。“以前因为一楼是楼长家，愿意装体育器械给大家活动用。现在换成他家儿子住，上次小区整体改造后体育器械、充电桩都不同意装，他们家小孩就把楼前的公共空间作游乐场。”(J4)空间的利益争夺是表征过去“大院集合体”被当下“社区离散体”取代的微观体现，历史的断裂是社会动态发展的必然过程，社区居民的杂化、单位福利的退出、强势个体的介入、普通群体的无奈与漠视引发社区地方认同的偏离，并可能延续至将来。“现在每天还会聚在一起打牌吗？我看外面新开了车行，人行道上摆放了很多车，下午没事的时候还和以前(2019年)一样搬小座椅出去纳凉吗？”(V—回访)“现在很少，你看这个座椅都破掉了，跟居委会反映了几次也没过来换，再是这一年(2021年)也走掉了(去世)很多人，打牌的人就变少了，没办法，我们这个小区大部分都是老人。”(I4)“现在居委会换了一拨人，(他们)不是很了解小区情况。”“外面车行是矿务局行政处给租出去用的，去年(2020年)冬天开的，车子把道占了，就不太出去纳凉聊天了。车行不是很吵，所以觉得还好。”(I3)

5.2 个人尺度的地方认同建构

当外界环境改变或内部结构调整导致居民的互动实践减少，日常生活“湍流”就会逐渐演变为活力消散的“平静水面”，居民的个人地方认同和情感羁绊也会随之分解隐没。“湍流”隐喻特定场景中具有实践互动的情感联系，呈可循环和传递的流动状态，只有当身体实践作为基本单元的“褶子”被激活，充满生机的生活“湍流”才能得以汇聚(图 5)。因此，个人对社区的地方认同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触发于某一时刻的短暂情感链接，它是人地关系、人人关系互动过程中空间与时间相结合的动态生产过程^[37]，是“湍流”延续性的结果呈现。

“湍流”反映了案例社区居民地方认同的动态再构过程，“褶子”的内涵也由各种实践状态拓展到与其相关的空间载体，主要表现在个人尺度的三类居民。首先是熟人社会维续下的社区原住民，无论是独处还是集聚的原住民都表达了对曾经生活的留恋，社区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也因此被赋予表征涵义。例如微型广场的大树成为人们的记忆焦点，“这棵树是我们当时看着种下去的，现在都长这么大了。夏天时候，我们几个老同事总是会在树下纳凉聊天。”(H4)社区的一花一木也可能成为联结居民过去与现在的情感媒介，独处或集聚不过是基于年龄、性格等个人不同导致的身体实践差异，所展现的地方认同是共识性的集体意识，这种意识及其依附的社区空间作为“褶子”是构成过去情感“湍流”的基本单元。其次是熟人社会解构下流动居民的漠然心理，年轻人尤为显著。与原住民不同，由于缺乏表征意义的符号建构和社区参与，他们将社区环境视作与他者无异的一般空间，该群体对社区的地方认同持有明显的回避主义色彩，多番改造和居民更替导致传统“褶子”式微、“湍流”逐渐失去共同体的地方意义。最后是熟人社会再构下社区后来居民互动中的情感交流和关系建立，其中孩童发挥重要的纽带和突破口作用。社区的同一场所相遇和交往有利于彼此隔阂的逐步消弭，使空间环境重新具有地方意义，并进一步促进邻里互动。由此，也验证了各类群体基于不同生命历程展现出的差序性地方认同特征，长久居住的原居民对社区十分熟悉，在由情感满足上升至地方认同的过程作用下产生日常的社区生活实践。相比之下，后来居民和流动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较弱，地方意义的单薄乃至缺失导致较浅的地方认同感知，从而表现出差异化的实践应对。

6 具身实践与地方认同的互馈机制

无论是老年原住民自我相处式的静态身体实践、流动居民“藏”于室内的居家实践，还是原住民与后来居民间的户外集聚、亲子互动和融入实践，都表现出个人尺度上三类居民基于不同情感认知的行动结果，同时也是社区尺度上空间环境变迁和服务功能变化的直观体现。在此过程发生的地方认同演变反映出居民具身实践与个体和社区两个尺度间的关系互构，而地方意义的赋予有助于增强地方归属感和促进社区共治。

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变使得原本单一的社群结构杂化，加之单位福利的退出和周边新楼房的建设，逐渐反衬出案例社区的落后，居民态度也从对其“中南海”的自豪描述转向对屋顶漏水、公共空间不足、绿化杂乱、停车困难等服务设施无法跟进的不满表达。社区尺度的变迁对个人尺度的影响是直接的，对原住民而言，无论是因生活习惯不愿搬离或因经济因素难以搬离，都一方面表现出对曾经社区亲密关系的怀念和目前社区服务条件的无奈，另一方面旧环境的更新和居民意见的未及妥善考量导致一些具有象征意义或功能性的场所消逝，由此引发的消极情绪正潜移默化地影响地方认同由强到弱的内涵改变。对流动居民而言，短暂的停留从本质上决定了其身体实践的有限性，缺乏地方互动的生活体验导致流动居民的进一步社会隔离，社区也仅成为物理意义上“住的地方”。对后来居民来说，产权的拥有使其对社区的“家”意识不同于流动居民，对居住环境的关注和试图融入通过日益增多的居民交往叠加为社区的地方熟悉感，渐而在正向的日积月累中转换为地方认同。

可见，社区居民的具身实践与地方认同呈现互为反馈的关系(如图 6)。在老旧社区隐形在场的作用下，即使原住民的情感“湍流”趋于平静，但仍存在的地方留恋和社会关系延续促使居民身体实践的继续存有。作为“湍流”基本单元的“褶子”除表征居民的身体实践及其互动外，还包括了具有场所意义的空间要素。一方面，居民的具身实践在直接的身体感官和间接的社会关系的影响下产生情感变化和联系，从而在有意识或非完全意识的状态下作用于人的行为表现，重塑地方对个人的意义。另一方面，老旧社区的历史变迁构成了居民的地方记忆，具象的空间要素抽象为具有符号意义的“线索”，串联成追忆过去和延续未来的现在节点，它不仅深刻影响着一部分居民的身体实践方式和选择，还凸显了老旧小区物质空间的非物质意涵，居民地方性的体验恰是先验的表征性感知嵌入真实生活后的综合反应，并伴随表征意义的增减而动态变化。社区杂化后的居民实践则给予了空间新的释义，在没有生活交集的相对原子化社区中通过“相遇的故事发生”重新激发社区活力和邻里交往。反之，消极的具身实践不仅会影响整体性的地方认同氛围，还可能产生地方的否定心理。当社区被赋予建立在共同记忆、文化的表征涵义后，居民才会主动开展地方性的想象和体验，重构自身的地方认同。

居民互动实践的增多和地方场所的营造作为新的“褶子”，在累积效应下激活并构成再具活力的“湍流”，地方认同在社区空间意义和新邻里关系的建立中形塑，这不意味着过去“褶子”的完全消逝，而是互相掺杂，成为社区记忆传递到未来。不断涌现的居民实践和逐渐完善的空间更新不仅使不同居民感受到生活品质与集体氛围的提升，还借由地方认同的增强促进社区共治和邻里互动的常态化，反映出社区具身实践与地方认同的互馈作用。

7 结论与讨论 7.1 结论

本文以徐州市老旧小区为例，选取个人和社区两个尺度不同类型居民的空间实践为研究对象，从超越表征的整合视角探究具身实践和地方认同的相互关系。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①在自我相处、隐身居家、亲子共处和日常集聚等从个人到社区尺度的场景中，居民采取非完全意识的静态实践方式，或借助视听触等感官系统的动态建构感知人地关系，身体本身成为地方隐喻表达和情感认知的实践载体。②传统社区的熟人社会在现代性流动下逐渐消解，承载邻里关系的亲密空间被不断蚕食，在个人与社区尺度的关系互构中，受空间变迁与环境条件影响，原住民、流动居民和后来居民具身实践的减少程度不一，寄托居民情感和象征地方意义的空间也在更新过程中遭到破坏。“褶子”的内涵由身体实践拓展到包括具有场所意义的生活空间，伴随表征居民实践和意义空间的“褶子”式微，社区中生机鲜活的日常生活“湍流”趋于平静，地方意义也随之转向物质化和世俗化。③老旧小区的地方认同机制一方面由居民日常生活的身体实践所形塑，居民互动和社区参与促进了“我”向“我们”的边界意识重构；另一方面，社区重构下对具有象征意义的空间营造和价值培育有助于新的地方延续，在社区物质、社会、文化等维度产生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情感共鸣，重塑并强化地方意义。社区具身实践与地方认同的互馈机制不仅表现在前者对后者的直接提升，还体现在后者对前者的持续增强。④表征与非表征呈辩证统一的非对立关系，结合表征与非表征的联合视角阐释社会现象的“超越表征”成为思考时空、身体、实践与感知关系的重要进路。

7.2 讨论

与以往多从表征视角刻画地方形成机制和空间文化意义不同，本文在着重对非表征研究的基础上融入了表征维度的探讨，既应对了关于表征去情境化、忽视物质环境和先于任何实践的批判^[38]，也回应了非表征理论在实际运作中难以脱离空间再现和象征系统的论说^[39]。事实上，地方理解的建构先验于实践的说法一直存在争议，为避免陷入身心二元论的本源思考困境，基于表征与非表征的“超越表征”视角为“双目明视”地观察世界^[40]建立了身心合一的解释路径，身体实践和空间感知对场所营造、社会文化和地方认同的意义同等重要。一方面，身体是蕴含丰富内涵和主观能动性的表征容器，身体的非表征展演将地方性显化；另一方面，地方认同从情感归属层面窥探人地关系，与身体体验和物质性等要素紧密关联，综合两者的分析框架将身体、实践、情感和时空等关键词串联，不仅关注到身体当下的瞬时反应，还借由“湍流”概念从历时性角度探讨流动人群的身体实践与情感关系的动态演变，“褶子”的概念内涵也从实践状态拓展到具有居民情感依附和表征意义的物质空间，对“褶子”、“湍流”的延续性认识和对受外界影响形成断裂的关系缝补，为可持续的社区治理提供了理论溯源与解决思路。从研究视角上看，“超越表征”的辩证思考已成为认识个体实践、地方文化和情感认同间联系的必要路径，以及理解当下社会运行问题的重要思路。

抛开传统社区研究对宏观治理体系和中观治理单元的关注，本文将研究视点聚焦在个人身体实践，从更贴近日常的社区生活场景看待身体与空间的关系以及与地方经验生成的互动规律。研究所选案例社区经历了熟人社会解构和生人社会重构，自上而下的政府话语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忽视和理所当然的地方想象，导致空间实践中施方与受方的思维错位和治理效果的差强人意。未来城市社区的治理实践应顺势而为，在社区地方性重构中积极引导居民产生新的地方认同。某种意义上，老旧社区治理就是其顽强的地方性不断被破坏与内生重构的过程，尊重社区内部变化与差异，不是对多元的被动妥协，而是包容性的主动应对。相关的实施策略可体现在注重有助于邻里互动交往的空间环境营造，对具有符号价值的社区物质空间的保护与延续，发现、发挥拥有纽带价值的中介作用以促进社会交往，引入社会专业组织定期举办社区活动、创造居民邂逅机会等。厘清其中逻辑的必要前提是认识到隐含在居民身体和日常生活中的空间力量，正如列斐伏尔所言，社会无法被简化为经济和政治的，社会还是社会^[41]，应当反对生命的被计划和安排，尊重居民日常生活的能动性，从而在日常渐进的社区发展进程中规划和实践差异性的时间和空间、建构主体并改变生活^[42]。

此外，案例社区的探讨对我国类似老旧小区的治理实践同样具有启示意义，注重对表征层面社区地方意义的培育和建构，以及非表征层面对居民日常生活习惯的尊重和协商，在表征与非表征间形成彼此反馈的中间地段，以邻里实践促进地方认同、以地方认同推动社区共治。最后，本文受个案研究的时空限制存在一定局限，研究尺度上仅讨论了个人与社区尺度，研究方法上试图采取更具感官性的民族志方法展开研究，但涉及范围有限。未来可结合心理学、知觉现象学等交叉学科方法，纳入家庭等尺度进行不同社区居民空间实践和身体感的“量质融合”研究，为精细化的在地社区治理提供以人为核心的行动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