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全球化与本土化、传统性与现代性双向交织的地理空间实践中^[1]，安庆黄梅戏作为地方传统戏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不断卷入复杂空间体系的同时实现着嵌入与转换。在此过程中，多元主体基于树立“文化自信”以及“文化多样性”的诉求，不断利用黄梅戏这一独特地方文化资源优势，正以一种迎合全球本土化的活化传承方式进行着地方实践^[2]。一方面，黄梅戏在安庆的传承与发展受到政府权力的空间规训作用，自上而下的权力主导为黄梅戏展演提供空间场所，同时黄梅戏展演形式与编排设计也需要结合地方文化与遗产规范进行^[3]；另一方面，黄梅戏展演通过自下而上的空间实践不断渗入到居民的日常生活领域，也因此赋予了空间多元社会文化意义^[4]。这些关注焦点引导文化地理学者探索社会和文化意义是如何在黄梅戏的展演、消费和实践中流转的，以及空间和地方是如何经由黄梅戏展演而产生的。因此，新时代背景下有关黄梅戏展演如何促进空间意义的生产与认同建构，不仅是一个需要关注的学术问题，也是地方传统戏剧可持续发展亟需解决的实践难题。

传统戏剧在地方文化表征与人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学者们也因此对传统戏剧展演的空间意义及社会功能展开了跨领域的探讨，主要包括：①传统戏剧的地方性特征与表述。内生于地方的传统戏剧将人和地方联结在了一起，形成了地方“戏剧意象”的“文化生产—消费圈”^[5]。在多元主体的介入和影响下，传统戏剧作为地方文化表征的符号参与到地方性展演叙事结构中^[6]，通过展演空间和衍生出来的文化景观，促进和传播关于一个地方的知识^[7]。②戏剧展演空间的感知与认同。如结合空间生产与凝视理论对粤剧展演空间的分析^[8]，以及围绕“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与表征的空间”探讨消费者对秦腔展演空间的感知与认同^[9]。Lin和Dong运用地方建构理论分析公共空间粤剧展演实践，休闲群体在自娱自乐、健康与文化促进的驱动下，将城市公园建设成为满足自身需求、弘扬文化的地方^[10]。Io基于国际文化消费者的调查发现粤剧的核心魅力表现在：真实性及怀旧、艺术工艺、观赏便利性、乐趣和文化显著性五个方面^[11]。在泉州木偶剧场观众的实证研究中，Su等的研究发现积极的体验氛围能够提升消费者的体验质量，最终激发消费者的行为意向^[12]。

地理学领域对于传统戏剧的既有研究，一是关注传统戏剧展演作为一种空间实践，将物质空间转化为社会空间的同时也成为地方文化和社会关系形成的重要媒介，是表征地方和认同的文化文本。但是已有研究更多倾向于将其置于旅游或剧院情境之中，关注的是权力主导之下的空间实践。然而展演形式的多元化使得城市公共空间出现了自发形成的戏剧展演群体，其空间实践与地方建构和已有研究是否存在差异值得关注？二是强调传统戏剧展演空间意义的形成依赖于行为主体的感知实践，并聚焦于对展演空间的物质、文化和社会三个层次的感知与认同的探讨，较多关注的是不同层次空间的意义是什么，对于空间意义的形成过程与路径的探索有待进一步解析。建构取向的地方理论与方法—目的链理论的结合为城市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的意义生成过程及其对认同建构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首先，在经历了区域地理学对地方物质性的关注，到以段义孚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开始强调地方是被人类赋予了意义的空间^[13]，再到建构取向的地方理论，认为地方是在行为主体认识空间—主观建构—赋予空间意义的过程中产生的，地方理论的不断推进使得地方成为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14]。其中，Massey基于一种开放和动态的关系观，提出了全球地方感，突出了关系的建构过程和独特性在地方形成中的作用^[15]，并在休闲实践^[10]、健身消费^[16]、传统节庆^[17]建构地方的过程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建构取向的地方理论关注行为主体的情感过程在地方建构中的作用，可以有效探索城市公共空间情境中由黄梅戏展演而重塑的空间意义与认同建构。其次，涉及价值/意义形成过程的方法—目的链理论为理解空间感知的层级结构关系提供了路径，其假设是，对产品/事物的感知是其属性与更抽象的认知图式之间关联的结果^[18]，并提出了感知结构的3个递进层次：属性—结果—价值。方法—目的链理论基于微观个体的心理视角，关注层级结构之间逻辑关联的建立，其应用研究也从最初的市场营销领域^[19]，逐步拓展至旅游地理^[20]以及空间^{[21, 22]}研究领域，如关注城市绿地休闲空间^[21]和博物馆文化展演空间^[22]感知的多元意义生成路径及其效应，发现空间意义的生成与具体属性之间存在关联，且空间感知是包含认知、情感和评价相关心理因素的复杂过程。采用方法—目的链理论探索城市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的意义形成过程，以寻求对个体空间感知结构的深入理解。鉴于此，本文结合建构取向的地方理论和方法—目的链理论视角，以城市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为分析对象，探索不同类型文化消费者自下而上的空间感知与实践的路径，以及城市公共空间中自发形成的黄梅戏展演在建构身份与地方认同中的作用。研究旨在丰富传统戏剧文化展演空间的内容体系，为城市公共空间场域下传统戏剧展演实践的意义生成过程及其认同效应提供参考借鉴。

本文以安庆城市公共空间散布的民间黄梅戏展演为研究对象。目前，安庆市区范围现有城市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团体约20个，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发现不同场所的黄梅戏展演团体、参与人群、组织方式和表现形式方面存在共性与差异。因此，依照黄梅戏展演时空间差异及展演形式，选取两处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为研究案例，包括每日下午14:00—16:30时段，集聚有民营剧团和练唱团体的莲湖公园票友广场(图 1a)；以及每日晚间19:30—21:00时段，以灵活性较强的练唱团体为主体的江滩公园滨江广场(图 1b)。

图 1(Fig. 1)

图 1 安庆莲湖公园和江滩公园黄梅戏展演分布平面示意图 Fig.1 The Plane Sketch of Huangmei Opera Distribution of Lianhu Park and Jiangtan Park in Anqing

莲湖公园建成于1988年，总面积44.2万m²，周边分布有较为密集的居住区，同时又有道路作为区隔，是城市中心地带理想的休闲去处。位于东南角的票友广场是安庆市区著名的黄梅戏展演场所，毗邻票友广场的科技广场于2016年4月建成文化舞台，进一步提升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活力。现每天下午参与展演的民营剧团主要有3家，同时在票友广场活跃的还有3组练唱团体，他们依托公园的标识牌、雕像、石刻以及植被区将无边界的公共空间隔开形成了6个大小不一的“露天剧场”。同时也会依据天气情况和道路修缮灵活选择适宜观演的场地，表现出自组织性和灵活性的特征。民营剧团注重演出氛围的营造，铺上红地毯，摆上一桌两椅，流动的小车摆放演出的道具，配备小板凳和茶水，在各自的领域内布置一个临时的观演空间(图 2a)，构建展演空间的临时边界。展演空间的开放性与公共性特征使得打彩成为民营剧团主要的收入来源。展演内容以演出大戏为主，传统剧目如《莲花庵》《窦娥冤》《荞麦记》等成为首选，演员服饰扮相一应俱全，表演人员6人左右，部分演员需要一人分饰多个角色，配有二胡和锣鼓等伴奏乐器。由黄梅戏爱好者自发组织形成的练唱团体，在莲湖公园内寻求花坛和植被区的边沿地带作为展演空间，观众亦可自由选择坐在边沿处欣赏演出(图 2b)。其中，既包括以交流黄梅戏演唱技巧与方法而聚集在一起，并以自娱自乐为主要目的的团体，也包含寻求娱乐和打彩收入双重目的的团体。展演内容以折子戏或唱段为主，演员身着便装，表演人员2人左右，组织形式较强的练唱团体配有二胡伴奏，无伴奏的练唱团体则采用移动音箱播放伴奏的形式参与展演，由于人数规模较小，且组织结构较为松散，因此在展演时间和地点的选择方面表现出随意性的特点。

图 2(Fig. 2)

图 2 安庆莲湖公园和江滩公园的黄梅戏展演形式 Fig.2 Performances of Huangmei Opera in Lianhu Park and Jiangtan Park of Anqing

江滩公园位于安庆市沿江路，1998年经历长江大汛后开始逐步建成长约4 km的观江平台，面积30多万m²，自西向东的沿线分布有大量的居民区，江滩公园也成为周边居民晚间散步的理想之地。位于江滩公园九号码头东北方向的滨江广场在晚间则成为黄梅戏展演的集中地，分布有3—5个练唱团体。受到滨江广场可用公共空间的限制，各练唱团体展演空间的选择需要遵循约定俗成的行为规则，即相对偏离居民楼、遵守先来后到原则、彼此之间保持50 m以上的距离。滨江广场植被区的边沿成为摆放茶水的服务间和观众的临时座位，并通过配备的凳子构成一个小型的观演空间，展演舞台设置在街边的人行步道(图 2c)，兼具自娱自乐和打彩的双重目的。展演内容主要是折子戏和唱段，表演者身着日常服饰，一般为2人左右，满足黄梅戏对唱的需求，观众亦可参与其中，互动性较强。黄梅戏独特的唱腔唱调使得大量的爱好者聚集在一起，将城市公共空间建构为戏剧展演的地方。

选择这两处黄梅戏展演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两处公共空间均位于城市中心地带，周围分布有较为密集的居民区，是目前聚集人数较多的黄梅戏展演场所；其二，展演时间、空间存在差异，两处公共空间的黄梅戏展演涵盖了下午和晚间时段，莲湖公园票友广场广阔的公共空间为多元化展演形式提供了物质基础，而江滩公园滨江广场有限的公共空间使得聚集在此的表演团体较为单一化；其三，黄梅戏表演团体存在差异，莲湖公园票友广场表演团体有实行打彩的民营剧团、仅以自娱自乐为主要目的以及兼具娱乐和经济收益的多样化练唱团体，江滩公园滨江广场表演团体多为寻求自娱自乐和打彩收入的练唱团体，因此选择这两个观测点作为分析对象具有典型性和互补性。黄梅戏爱好者以血缘、地缘、业缘作为纽带结合形成的民间团体，通过构建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促成黄梅戏文化在民间的流动，不仅实现了主动的保护与传承，同时由黄梅戏表演者和消费者共同组成的文化景观也成为了城市一道亮丽风景线，深化促进地方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推广。

首先，援引建构取向的地方理论，强调人们在空间实践过程中产生和再现空间的意义^[14]，通过分析行为主体的空间实践探讨空间意义生成与认同效应。其次，运用方法—目的链理论解析空间意义的生成过程与层次结构。考虑到空间意义是行为主体为了实现某种价值而建构，同时价值的形成与属性的感知、感知的结果之间具有层次链接关系^[18]。因此，将意义生成的三个层级结构，即属性—结果—价值，融入到地方建构理论体系，以空间实践过程与认同建构为主轴，以意义生成过程为内核，形成最终的研究框架(图 3)，以期解读城市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社会文化意义生成过程、层次结构与认同效应。

图 3(Fig. 3)

图 3 城市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社会文化意义与认同效应研究框架 Fig.3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Socio-cultural Implication and Identity Effect of Huangmei Opera Performance in Urban Public Space

本文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于2020年5月—7月，10月—12月，以及2021年8月—10月期间赴两处黄梅戏展演场所进行调研，涵盖节假日、周末和平日。选取研究对象为主动进入城市公共空间并体验黄梅戏的消费者，并将其界定为文化消费者，其中较强的主动性和空间的文化性吸引是其区别于文化受众的两大特征^[9]。通过参与式观察法，获得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场地规划、摊位分布、舞台设计、现场表演、文化消费者行为等一手资料；为了了解城市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的社会文化背景、空间感知过程与认同建构，采用软式阶梯法^[23]在两处公共空间选取文化消费者进行深度访谈，围绕受访者所提及的属性，进而通过“为什么您认为这很重要”的问项，以不断探索感知的层次结构关系。同时选取参与展演的表演人员进行深度访谈，以明晰黄梅戏展演空间秩序与观演互动信息。最终完成正式访谈37份，其中文化消费者28人，表演人员9人，访谈时长20—40分钟不等。进一步对其进行编码整理，采用WX-01表示编号为1的文化消费者，YY-01是编号为1的演员；另外在展演现场针对文化消费者发放问卷122份，回收有效问卷110份，获取现场文化消费者的基本信息、参与动机、情感体验、关注焦点等情况。

问卷调查发现，文化消费者中女性(56.4%)略多于男性，40岁及以上受访者占到75.5%，且以离退休人员为主(55.5%)，52.7%的受访者月收入水平为3000元以下，59.1%的受访者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中专及以下(表 1)。结果表明，中老年人群是黄梅戏文化消费者主体，这与已有研究中戏曲文化消费者的群体特征具有一致性^[9]。然而，戏曲文化的传承需要更多年轻人的参与，因此有必要比较分析年长者与年轻人的意义与认同建构特征。为了进一步探索不同年龄群体建构城市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意义的差异，依据已有研究文献对新老两代的界定标准^[24]，将文化消费者划分为出生于1980年之前的老一代和1980年之后的新一代，据此分析不同公共空间中的新老两代群体基于黄梅戏重塑社会文化意义的过程及其认同建构。

表 1(Tab. 1

表 1 受访者的基本特征(N=110) Tab.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viewees (N=110)

表 1 受访者的基本特征(N=110) Tab.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viewees (N=110)

城市公共空间的黄梅戏展演通过自下而上的空间实践赋予地方意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国家“文化自信”的发展战略。一方面，黄梅戏展演所营造的文化氛围，使得政府将其作为地方文化的表征，并通过展演活动来推广这一文化品牌形象。另一方面，城市公共空间的黄梅戏展演作为一项休闲活动，其直接作用在于丰富休闲生活，特别是为户外休闲提供了一个理想选择。例如，WX-05(莲湖公园，新一代)受访者表示：“公园优越的环境与黄梅戏展演的结合为休闲生活增添了光彩，这种休闲方式是安庆的特色”。另一位受访者WX-28(江滩公园，老一代)也指出观看黄梅戏成为了每天最期待的事情：“在这里听戏总是能找到聊天的人，大家话话家常，评论时下黄梅戏的发展，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除了通常认为的休闲娱乐功能之外，城市公共空间的黄梅戏展演还具有隐含的社会文化意义，且不同群体之间的意义流转与生成过程存在差异性。

城市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的社会文化意义是主体价值观作用的结果，不同群体对空间属性感知差异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和价值。采用ROST CM6将访谈文本的关键词按照因素和层次进行分类(表 2)，并根据访谈文本前后文的逻辑关联和语境设置，参考Reynolds和Gutman^[23]的建议将阈值设置为3，构建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的价值阶层图(图 4)。其中，连接线的厚度设置为该链接路径在受访者的梯子中被联系到一起的次数。

表 2(Tab. 2

表 2 方法—目的链关键词及归类 Tab.2 Keywords and Categories in the Means-end Chain

表 2 方法—目的链关键词及归类 Tab.2 Keywords and Categories in the Means-end Chain

图 4(Fig. 4)

图 4 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的价值阶层图 Fig.4 Hierarchical Value Maps of Huangmei Opera Performance in Public Space 注：图中连接线的粗细代表两个要素在受访者的访谈中被联系在一起的频次高低，数字代表被联系在一起的频次。

与听收音机或看电视等形式的录音不同，城市公共空间的黄梅戏展演集合了视觉、听觉和身体体验。黄梅戏表演人员通过戏剧的程式化动作以及唱腔唱调来传达其文化意义，公共空间的文化属性得到彰显。长期驻足于公共空间的演出人员(A6)，以及传统的演出剧目(A3)和经典的唱腔(A4)，将消费者带入曾经熟悉(C6)的过去，以及具有地方特色(C5)和愉快(C2)的文化氛围当中，当下城市化所带来的陌生与不适得到暂时的消解^[25]，这种情感记忆空间的建构为消费者带来了乐趣与享受(V1)价值，这里成为“获取快乐”的地方。“我和这些演员都比较熟悉了，有些演员白天在公园唱，晚上换上便服在江边唱”(WX-19，江滩公园，老一代)；“演出的剧目都是我们喜欢的，像《送香茶》、《荞麦记》这些，听着都很熟悉，黄梅戏的腔调最为特色，和我们安庆人说话的感觉很像”(WX-04，莲湖公园，老一代)；“感受熟悉的唱腔，让自己置身于愉快的氛围，是一种享受”(WX-26，江滩公园，新一代)。同时，色彩明亮的服饰扮相(A5)所带来的视觉冲击，直接导致消费者产生愉快(C2)心理，最终实现乐趣与享受(V1)。“我最喜欢看演员的衣着，颜色鲜艳，看着就比较赏心悦目，黄梅戏一定要装扮才有感觉”(WX-13，莲湖公园，新一代)。

这里因为黄梅戏展演而引发了新老两代消费者的怀旧情绪和愉快体验，以黄梅戏展演为代表的消费实践将城市公共空间转换成了消费者情感共鸣的空间。对于老一代而言，频繁往返于听戏的公共空间和日常生活的家空间，使得其对演出人员产生熟悉之情。同时传统的剧目和经典的唱腔构成他们记忆中熟悉的场景和特色的声音，莲湖公园和江滩公园基于黄梅戏展演所建构的文化空间成为他们实现乐趣和享受价值的地方。对于新一代而言，唱腔和服饰扮相所带来的听觉和视觉享受，是愉快心理形成的来源。其中，莲湖公园多元化的黄梅戏展演活动丰富了文化空间意涵，新一代消费者基于唱腔和服饰扮相的交织所形成的愉快氛围收获乐趣和享受。江滩公园受到晚间演出时段和时长的限制，使得这里的演出人员都是便装出场，缺乏醒目的服饰扮相作为标志，因此黄梅戏特色的唱腔成为表演人员与物质空间协商之后实现空间文化意义的有效策略。

城市公共空间中的黄梅戏展演没有完全的物理边界，甚至是在没有舞台的地方进行展演。在调查中，受访者YY-07(剧团演员，老一代)坚持认为，“黄梅戏不应该局限于舞台，乡野民间的黄梅戏才是真正的黄梅戏”。

在这种认知与诉求下，黄梅戏展演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物理边界变得模糊，街场黄梅戏活跃于各个公共空间^[4]。公共空间的物质属性与黄梅戏展演的文化属性结合使得这里聚集了大量的文化消费者，空间的社会属性得到彰显，公共空间也因此具有了休闲放松的归属感和社交空间的意义。一方面，在场的文化消费者(A7)因为共同的人际交往(C3)、休闲放松(C1)和兴趣爱好(C7)，成为“流动的共同体”，最终实现归属感(V6)。如WX-05(莲湖公园，新一代)提到“父母通过看戏认识了很多朋友”、WX-14(莲湖公园，老一代)采用“这是我们老年人休闲放松的地方”、WX-19(江滩公园，老一代)认为“这里的人都有共同的爱好”，传递出对空间主体的感知与认同。另一方面，契合老年人需求的演出时间和地点(A9)使得他们能够暂时脱离家庭的羁绊(C1)，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社交空间(V6)。“这里每天下午两点多开始唱戏，到四点多结束，这个时间正好也是我们老年人比较闲的时候。每天上午要做家务，中午收拾好了之后，就过来听听戏，听完了之后回家做饭时间正好”(WX-07，莲湖公园，老一代)。

莲湖公园和江滩公园空间的公共性以及黄梅戏展演的开放性特征使得这里聚集了具有共同语言、习惯和爱好的老一代消费者，空间中的主体和展演行为赋予了空间以社交功能，“我们老年人”的表述频繁出现。除此之外，新老两代消费者以群内和群间“陪伴”的方式建构属于自己的归属感，通过老伴之间的陪同、长辈带幼年的晚辈、晚辈陪年迈的长辈一起来看戏，公共空间成为家庭聚会、收获温暖的地方。其中，莲湖公园物质空间的开阔性、展演活动的多元性使得这里既是“老年人聚会的地方”，也是“家庭聚会的场所”，而江滩公园物质空间的有限性、展演活动的单一性使得这里是“票友聚会的地方”。

莲湖公园与江滩公园均位于城市中心地带，在政府的空间管治策略与居民的休闲实践需求，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协商下，采用道路和植被作为展演空间和居住空间的区隔，公共空间所具有的物质属性为黄梅戏展演提供了基础条件。优越的演出环境(A8)满足消费者健康(C8)的需求，与休闲健身行为匹配的演出时间和地点(A9)实现消费者休闲放松(C1)的享受，从而改善生活质量(V2)。从访谈中也可以了解到他们选择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作为实现身体和心理健康的普遍心态：“江边车子少，旁边就是长江，来散步的人很多，这里空气和风景都很好。走累了就到这里听听戏，这都是每天晚上必备的节目了”(WX-22，江滩公园，老一代)；“每天下午的时间都留给自己，过一点属于自己的生活”(WX-03，莲湖公园，老一代)。

莲湖公园和江滩公园的物质属性为黄梅戏展演提供户外露天舞台，其演出时间和地点与老一代消费者户外休闲与健身行为习惯具有一致性，是老一代消费者相对自由的改善生活质量的健康空间^[10]。然而，新一代消费者也表达出“适合老年人来的地方”(WX-09，莲湖公园，新一代)，传达出认可公共空间所具有的休闲与健身功能，能够为老一代带来生活幸福感，并进一步产生“有机会带我奶奶来感受”(WX-06，莲湖公园，新一代)的愿望。因此，老一代消费者基于公共空间所具有的优越物质环境，以及空间中的活动与自身行为习惯的一致性，热衷于参与到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活动中以实现身体和心理健康，在此过程中公共空间具有了改善生活质量的积极意义。新一代消费者同样认可公共空间与黄梅戏展演相结合所具有的健康意义，但是其意义与价值的建构是将老一代视作“他者”，他们认为对于“他者”群体而言，这是可以促使老一代消费者摆脱孤独，寻求身心健康的地方。

城市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吸引的文化消费者以老一代群体为主，他们大多被排除在现代多元文化充斥影响之外，更加期待寻找“熟悉的乡音和场景”，而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的文化性和自由性使得他们找回了“过去的感觉”，自我价值和身份得到重构。此外，黄梅戏展演感知访谈结果表明，提及频次较多的词语有“熟悉”、“喜欢”、“聊天”、“放松”、“热闹”。“熟悉”、“喜欢”源于具有地方特色的黄梅戏唱腔唱调和传统经典的演出剧目，使得这里聚集了大量的老一代群体，个体的“聊天”、“放松”需求得到满足，伴随着黄梅戏展演空间所建构的“热闹”地方的过程得以实现。正如WX-23(江滩公园，老一代)所表达的“我们可以大声的聊天”；“只有在这里，才感觉到舒适和自在”(WX-12，莲湖公园，老一代)。同时，问卷调查也表明，69.1%的受访者对黄梅戏展演产生兴奋，71.8%的受访者有快乐的情绪体验，75.4%的受访者因此感受到放松。且现场的文化消费者对黄梅戏展演的情绪体验各项平均值均超过3.80，证实了城市公共空间的黄梅戏展演具有较高情绪唤醒效应(表 3)。

表 3(Tab. 3

表 3 城市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的情绪体验程度 Tab.3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Huangmei Opera Performance in Urban Public Space

表 3 城市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的情绪体验程度 Tab.3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Huangmei Opera Performance in Urban Public Space

置身于黄梅戏展演空间的文化消费者和表演人员，在实现身体放松和情感释放的同时，也强化了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与认同^[26]。通过对周边未参与黄梅戏休闲人群的随机调查可知，他们有相当一部分都表达了对黄梅戏休闲审美价值的不认同，甚至使用“吵死了”、“庸俗”这样的字眼来表述。然而，在场的参与者对于这种评价也表达出了失落感和使命感，认为这是“不了解”黄梅戏的表现，同时也传达出“作为安庆人，都应该要听黄梅戏，这是我们的文化”(WX-11，莲湖公园，老一代)；“别人不认同就算了，我只做好自己”(YY-05，练唱团体，老一代)。由此可知，莲湖公园和江滩公园的物质属性为黄梅戏展演提供了舞台空间，展演空间的形成又赋予了公共空间以社会文化意义。对于老一代消费者和黄梅戏表演人员而言，“黄梅戏文化消费圈子”以及“流动的共同体”使得他们更加自信，在参与和互动的消费实践过程中不断强化了自我身份的认同^[27]。对于新一代消费者而言，老一代消费者的聚集使得他们感受到自己的“格格不入”(WX-02，莲湖公园，新一代)，其身份认同的建构受到“他者”群体的“在场”和“我者”群体的“不在场”影响，“偶尔的到访”、“短暂的逗留”成为他们共同的选择。

黄梅戏戏剧属性的表征与利益相关主体的空间实践彰显出黄梅戏与安庆地方之间的密切联系。一方面，安庆黄梅戏融合地方腔调、历史文化和表演风格，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文化消费者对黄梅戏剧属性要素重要程度的评价调查结果表明，演出剧目和演出质量是关注程度较高的两个要素，均值分别达到3.97和3.91。进一步的访谈调查发现，黄梅戏的唱腔和安庆方言之间的紧密联系，不仅出现在老一代消费者的自我认知中，也出现在新一代消费者的感知体验中。正因如此，“黄梅戏也被称之为家乡戏，对黄梅戏的感情就像家乡的感情一样深厚”(WX-03，莲湖公园，老一代)。此外，城市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的剧目大多选取老一代消费者偏爱的传统剧目，故事立足于安庆历史文化背景，经由黄梅戏表演者的身体动作传递给文化消费者，不断建构与强化地方认同。“黄梅戏与安庆有着很多的关联，很多剧本都是来源于我们的历史文化或传说故事，所以黄梅戏唱的是我们安庆老百姓自己的故事”(WX-04，莲湖公园，老一代)。

另一方面，黄梅戏展演空间的主体在地方和认同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通过为民营剧团和练唱团体的公共展演提供空间载体，以推广“戏曲之乡”的地域品牌，黄梅戏“贴近生活”的属性特征得到表述，“公园里的黄梅戏演出才是最地道的，接地气，没有太多的约束，随性的演出才是真正的黄梅戏”(WX-03，莲湖公园，老一代)；民营剧团和练唱团体在公共空间的日常展演实践进一步强化了“有戏之城”的符号表征，“只有在安庆，我们才能有这么多的机会自由演绎”(YY-03，练唱团体，老一代)；文化消费者在黄梅戏展演空间的消费实践使得空间意义得以流转，“这是安庆独有的休闲方式”(WX-05，莲湖公园，新一代)、“安庆最大的特色就是大街小巷的黄梅戏”(WX-08，莲湖公园，老一代)、“在安庆走错了路都能听到唱戏的”(WX-24，江滩公园，新一代)均表达出了消费者对黄梅戏与地方之间不可分割联系的认同。由此可知，城市公共空间的露天舞台因其契合黄梅戏的民间性、生活性特征，从而成为展演的重要场域，在多元主体的作用下空间的物质属性、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得到彰显，行为主体基于空间属性的感知赋予空间以社会文化意义，并积极建立起地方认同感。其中，莲湖公园黄梅戏展演形式的多元化使得安庆人可以“天天看大戏”，与江滩公园类似的散布的练唱团体所形成的“处处唱黄梅”景象，进一步强化了黄梅戏与地方的联结，黄梅戏展演成为新老两代消费者建构地方认同的媒介。

本文根据“地方是由经验构建的意义中心”^[13]的观点，结合方法—目的链理论所倡导的属性—结果—价值的链接路径，以安庆市莲湖公园和江滩公园为案例地，阐明城市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社会文化意义的生成过程与认同效应(图 5)。

图 5(Fig. 5)

图 5 城市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社会文化意义生成过程与认同效应 Fig.5 Formation Proces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Identification Effect of Huangmei Opera Performance in Urban Public Space

研究表明，公共空间的物质、文化及社会属性最终导致健康、情感和社交空间意义的生成。莲湖公园和江滩公园的物质属性为黄梅戏展演提供了舞台空间，老一代消费者基于物质属性的感知实现改善生活质量的目的，新一代消费者同样认可对于老一代而言空间所具有的促进身心健康的功能，同时新老两代消费者基于文化属性的感知与实践收获乐趣和享受。公共空间的物质与文化属性的交织作用催生了社会属性的形成，其中莲湖公园物质空间的开阔性使得多元化展演形式在此聚集，老一代消费者通过社会关系的缔结和陪伴的多元方式寻求归属感，新一代消费者通过陪伴的方式寻求与家人的聚会。而江滩公园相对有限的物质空间使得展演形式较为单一，因而更多的成为老一代票友们聚会的地方，新一代消费者较多选择身处展演空间边界之外，通过凝视的作用建构空间的多元意义。在此基础上，老一代消费者通过城市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的具身实践释放自己和寻求认同，这与列斐伏尔的“身体具有能动反抗的本身性”^[28]观点是一致的，即城市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催生的集体狂欢情绪，能够使个体暂时摆脱社会约束的同时找到自我的价值与意义，然而老一代消费者的聚集使得新一代消费者身份认同的建构出现断裂。另外，黄梅戏展演具有中介的功能，将公共空间、黄梅戏与地方进行联系。公共空间是黄梅戏文化表达的物质空间和展演的再创造空间，黄梅戏展演不仅是地方独特文化的表征，同时也通过不同主体的空间实践积极建构新老两代消费者的地方认同感。

本文侧重于从行为主体主观建构视角出发，关注城市公共空间情境中自发形成的黄梅戏展演在重塑社会文化意义以及认同建构中的作用，并应用方法—目的链理论实现对“意义是如何生成的”这一问题的解构，即抽象意义的形成与客观属性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进一步深化了展演空间感知与认同研究中^[8-10]有关过程与路径的探索。同时，本文探讨城市公共空间中基于黄梅戏展演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与情感过程对身份与地方认同的影响，是对新文化地理学中有关文本在公共空间与地方关系研究中的作用^{[17, 25]}的深化拓展。研究发现，城市公共空间的黄梅戏展演在满足情感、社交和健康需要的同时，也成为展演文化身份以及群体凝聚力的依托，为现代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管理以及地方传统戏剧活态传承提供参考。

(1) 基于戏剧展演的公共空间规划治理。黄梅戏展演赋予公共空间以社会文化意义并建构身份与地方认同。公共空间的规划建设在满足人们休闲需求的同时，也可以充分发挥植被区和景观石的边界作用，形成兼具开放性和独立性的黄梅戏展演空间，同时积极协商黄梅戏展演与周边居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建设公共空间戏剧展演秩序，从而推动多元化展演形式在公共空间的集聚，促进公共空间成为地方传统文化的表征，在满足不同类型文化消费者多元意义建构的同时，实现公共空间到地方的升格。

(2) 基于公共空间的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城市公共空间的物质属性契合了黄梅戏展演的文化属性，由黄梅戏所建构的展演空间不存在角色、阶级差异，参与其中的文化消费者通过空间实践来抵抗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是地方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有效方式。同时，不同类型公共空间的黄梅戏展演相互映衬、互为补充，莲湖公园的大戏演出成为地方独特的文化品牌，伴随着现代社会城市的更新建设，以往集聚于江滩公园的晚间黄梅戏展演组织因其灵活性特征逐步实现多点散布的格局，进一步强化了地方认同的建构。因此，着力扶持城市公共空间的大戏展演精品，引导小戏展演的合理分布，以促进公共空间文化服务体系在“人地联结”中的作用。

(3) 基于家庭组织的公共空间多元主体培育。城市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聚集了大量的老一代消费者，然而传统戏剧的活态传承倡导更多年轻人的参与，因此消费者中出现的新一代小群体的空间实践值得关注。其中，家庭成员在新一代消费者空间感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对文化属性的感知会与记忆中的人、戏、场景建立联系，通过陪伴家人的方式进入展演空间并建构空间的社交意义，认可空间所具有的于祖父辈们而言的健康意义。因此，发挥家庭组织成员彼此之间的影响与带动，对于培育公共空间黄梅戏展演的新一代群体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也能有效弥补新一代群体因“我者”的不在场而产生的身份认同断裂，以实现黄梅戏的代际传承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