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华南师范大学 文化产业与文化地理研究中心,广州 510631;
3. 华南师范大学 文化空间与社会行为广东省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631;
4.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广州 510665
2. Research Center for Cultural Industry and Cultural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3.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Cultural Space and Social Behavior,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4. 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65, China
怀孕分娩是女性生命历程的重要事件。女性的身体都会经历从原本的独立个体到孕育孩子,再到生产分娩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会面临身体机能下降[1]、意识失控和自我认同降低[2]等多方面的挑战。加之当下社会对于产后女性的身体有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一方面,鼓吹女性身体追求“青春、美丽、健康、性感”等价值符号[3, 4],另一方面,对产后女性所建构的“伟大母亲”的话语形象掩盖了其身体的痛苦和窘迫[5]。然而,随着身体意识的不断崛起,女性对身体内在机能与外在形态的恢复成为她们的基本需求和迫切愿景[6]。事实上,女性的产后康复不仅是身体与心灵持续互动的产物,还根植于社会关系和空间情境。特别是对于城市职业女性来说,身体康复的意义还在于她们对重返职场的身份重构和前景期待[7]。
近年来,在“身体转向”与“空间转向”共同作用的背景下[8],身体与空间实践的相关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因为身体不仅是地理学研究的最小空间尺度,也是实践的空间载体[9]。女性主义地理最先将身体纳入空间研究,并认为身体是在不同的物质与非物质空间构建“自我”的载体[10]。不同于强调空间环境对人身体作用,梅洛庞蒂认为:“正是通过我与‘事物’的关联,我才认识了我自己。在此之后有了内在的知觉[11]。”身体被环境作用的同时也是创造生产空间的能动性主体[12, 13],它在生产和改变空间的物质属性同时也创造了空间的想象、情绪和社会三个维度[14]。换言之,身体不仅是一种媒介或工具,而且是具有能动性的,能够感知主体的重要性和体验[15]。进一步来说,身体不仅仅是积极调动空间生产的媒介[16],更重要的是身体实践的过程为主体构建情感,使得情感在身体与空间互动中建立了联结纽带[17]。总体上,空间的身体性研究由探讨“地人关系”转向研究“人地关系”,身体的具身体验也因此成为了探究身体与空间关系的新视角[18, 9]。
女性的身体在经历怀孕和分娩之后会发生显著性变化,在传统文化沿袭和消费主义倡导下出现了“月子疗养”和产后运动等康复文化空间,女性在空间中与不同主体的互动情感决定着其产后身体的“康复”实践。中国传统的“月子”康复的康复核心在于通过仪式性康复实践行为和认知的调整[19]来恢复外在形态以及内在骨骼肌肉和器官的运行功能[7],以获得此后长期的身体健康和吉祥平安[20]。但局限的空间导致她们的身体康复实践趋于封闭性与从属性[21],例如紧张的婆媳关系、长辈传统观念的影响与自我价值观念的矛盾都可能加剧身体不适和产生负面情绪[7, 22, 23]。可见,传统在家“坐月子”来进行产后康复的习俗暴露出一定的弊端和局限性[24],已经无法完全满足现代女性的康复需求。因此,女性的产后康复实践开始突破家的私密空间,进入公共空间,产后康复实践也从习俗化走向商业化[6]。公共消费空间蕴含着主体能动的身体实践[25],产后女性试图通过消费和参与身体康复产品与服务,使自己从“照顾别人”的传统性别角色义务中走出来,实现自我身体修复[26]、重塑精神健康[27]和自我赋权[28, 29]。正如许多女性通过参与跑步[26]、瑜伽[30]及婴儿车泵课程(buggy fitness)[31]等运动来产生对肉体控制的“活力感”和成就感[32]。虽然可能会带来身体上的不适和疼痛,但是它能够显著改善产后女性受损的身体[30],使得身心处于一种“痛并快乐”的矛盾状态。公共空间里的康复实践在主体身体心智与空间的共同活动下,将身体活动空间扩大、康复时间维度延长,追求身体物化(objectification)来符合公共空间的审美潮流[33, 34]。在众多的产后康复形式中,瑜伽则注重身心灵的持续互动,兼具功用性意义和象征性意义,契合中高阶层的惯习和身份认同,成为了城市职业女性产后康复的理想选择[35]。
综上,尽管强调身体的空间性能一定程度上阐释身体与空间的关系,但过往对于女性产后身体的探讨多集中于家空间与公共空间,缺乏研究身体在家空间与消费空间共同作用下的康复过程与机制。基于此,本研究以城市产后职业女性为研究对象,以产后瑜伽作为案例分析抓手,从身体的空间实践视角出发,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文本分析方法,展演产后职业女性身体康复与空间实践的动态复杂过程,主要回答产后职业女性在家与商业两个空间中的康复实践具有什么特征,实践过程是怎样的,实践过程中不同空间是如何进行互动的。本文希望通过对城市职业女性的产后康复实践,探讨产后女性身体实践、空间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以期为生命历程中特殊阶段的人与空间互动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同时,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产后女性康复的多维关注,消解对产后女性的性别歧视,实现性别正义。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案例地生活在现代大都市中的产后女性在健康意识以及商业话语的影响下开始去追求更时尚和健康生活方式。于是,越来越多的产后女性逐渐放弃传统的“做月子”康复,而选择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后康复运动。广州作为商业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为产后女性的康复训练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广州产后康复行业起步于2004年,并在二胎政策后呈现出更加欣欣向荣的趋势,出现了大量与美容、健身、医疗各类行业的新型融合产业。数据调查①显示,广州拥有专业的产后康复中心(月子中心、母婴护理、医院产后护理等)约950家,其中具备产后恢复项目的健身瑜伽会馆约300家。大都分布在热门商圈的购物中心、高档社区附近,主要面向具有一定消费能力和康复需求的中产阶级产后女性。
本研究调研案例地选取广州市中心的Y瑜伽馆,该馆是广州连锁性经营的专业健身商业会馆,附近具有大型的商业办公楼、购物中心和较高端的居民社区。该瑜伽馆开设产后康复理疗课程起步于2016年,主要面向产后女性群体,开设课程包括孕产瑜伽和(脊柱腰颈)理疗瑜伽运动,针对孕妇分娩后的饮食调理、形体训练、心理调整等方面进行恢复与保养。截止2020年底,该馆接待产后康复女性共248人,多为进行半年以上的康复训练的城市中高阶层女性。
2.2 研究对象及方法本研究样本主要为参与瑜伽康复训练的城市产后职业女性,她们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并有一份在职的社会属性工作,拥有较好的物质和社会资本。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入访谈进行数据收集,最后运用归纳分析法与话语分析法进行数据解析,并建立解释框架。首先,本研究对Y瑜伽馆产后女性的康复实践进行了长时间参与式观察。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的首席研究者自身即为一名产后女性,2019年起在Y瑜伽馆进行了为期一年半的产后康复训练实践,在训练过程中观察周边环境并建立良好的社交网络。通讯作者于2020年8月至2021年5月进入案例地亲身参与产后瑜伽课程,对该馆的2位产后女性进行跟踪式观察,同时对其他产后女性受访者、管理者和瑜伽教练进行关于女性身体生产、产后康复生命历程、产后瑜伽运动等相关主题的深度访谈,共访谈21人(表 1),形成文本数据10万余字。最后,由于不同个体间存在特殊性,研究通过话语分析与归纳总结,试图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事实和观点,使论证更具可信度与现实意义。
家空间的康复通过亲密关系和母子互动为产后女性缓解身心压力和疏通负面情绪。首先,与社会公共空间倡导的窈窕纤细的身体风潮不同,产后出现的肥胖、长痘、长斑等身体现象可能带来的康复压力,部分因为母亲角色而在家空间得到了缓解和释放。“我之前上班要穿高跟鞋和制服的,但是坐月子的时候,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我还会借我老公的宽松裤子穿,一切舒服重要,家里都说家里妈妈最大,要爱护妈妈。”(产后女性,A6)产后女性通过家庭内的亲密关系获得关怀和爱护。这种母亲角色一定程度和一段时间内缓解了身心的无助和焦虑[36],身体压力也在母亲身份下得到了妥协和让权。其次,亲子互动为产后女性认知自我身体和身份提供了情感鼓励。如受访者A2说的一样:“宝宝和我是一体的,有了我才有了宝宝,生产后的痛苦和无力在看到(他)以后就消失了。”相较于产后受损的身体,产后女性更骄傲于“创造”新生命的喜悦和成就感。尽管分娩让两个个体在物质形态上分开,但同时彼此也在社会情感上连结。产后女性也从自我独立身份转向关注具有关系性的母亲角色身份[37],虽然母亲的“坚强”和“伟大”的符号帮助产后女性去忽略身体的创伤和提升自我价值认同,但是有学者认为这种社会建构的伟大母亲性别角色的话语体系忽略了生殖生物学的影响[38]。因为被赋予强壮和坚韧的“母亲”身体形象导致她们缺乏勇气去解释她们身体功能存在障碍的尴尬[6],这也意味着产后女性可能无法及时寻求帮助和获得建议,从而使她们的健康处于危险之中。
产后女性在经历了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后,身体的内在生理机能、器官骨骼与功能运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正如,受访者A1表示:“生完后会有不同啊,比如身体上的涨奶腰痛啊,比较容易感冒、睡眠不够、累呀之类的,让我有点难受,这些痛感都是基本上是长期存在的,这种难受是你难以体会到的疼痛和无助。”这种表现在生理上的腹肌分离、骨盆前倾、肩颈酸痛等身体感官上的疼痛,阻碍了产后女性的日常生活实践[21]。中国传统的“坐月子”将产后女性的物质身体限制在家空间来进行身体康复,将产后女性当作新生儿一样是需要被照顾的“低能动”群体,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产后女性的居家康复依赖于家庭成员中女性长辈的直接或间接康复经验,康复手段通常非专业化,难以使产后女性身体机能获得最佳康复[39]。正如A8所说:“传统习俗说是吃鸡蛋可以帮助恢复身体,那人也不能一天吃十个鸡蛋啊,这个年龄哪能消化掉。又不能不吃,可是难道就不能吃我想吃的吗,只能给什么吃什么。”即便在这个过程中,家人进行多方面的陪伴和协助,但是无法治疗产后女性身体机能的创伤和自我效能感的降低,缺乏对产后女性需要的身心关怀。另一方面,因孕产所造成身体的脂肪堆积、腰椎弯曲、水肿等问题让几乎所有受访者都对身体的外在体态产生不满,并亟须寻求突破路径。正如B2表示:“家里就不是一个可以运动的地方,很小很舒适,容易懒散,又没有人和我一起做,也没有器材。而且时间都要跟着孩子的日常生活节奏调整。”可见,家庭空间缺乏足够的场地、健身设施进行康复实践,限制了自我约束力和社交活动来督促身体活动,以及需要同时兼顾哺喂和照料子女等任务[31]。综上,身体的异化、有限的空间和失衡的节奏感等现象使得产后女性的身体康复活动难以在家空间中进行。
至此,城市职业女性在产后的不完美身材和社会对女性身材审美潮流的矛盾之间感到身心疲惫,进一步影响她们的日常实践。一方面,女性的身体在社会审美文化中的他者形象使得产后女性需要尽快修复自己的身体以满足社会对女性的想象[40],特别是广告上的“辣妈”和“明星妈妈”凹凸有致的身材形象导致产后女性对外表形态产生进一步焦虑。换言之,她们的身体受到社会性别和健康话语形态的管控,选择了生产现实性的结果,并循环往复地践行这种规范[41],例如过去旧社会的缠足陋习被当时的精英阶层女性认为是自我勤奋和服从的象征[42]。而如今的城市职业女性在现代审美的影响下,强壮的身体结构是自我赋权的一种重要表征,从而形成了新的身体规训观念[27]。如受访者A5所说:“不仅仅是对职业女性,是对所有女性,能不能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就是一种自律性的表现。”而生产分娩无疑打乱了她们所追求的女性形象,导致她们一时难以适应产后走样的体形、受损的皮肤、衰退的肌肉等脆弱的身体状态,从而降低了自我认同感[43]。另一方面,尽管生育会使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更具关系性的身份上,减少产后女性身体康复的压力,但这个保护并不是永久的。如A2表示:“我马上就要结束我的产假了,回到工作岗位肯定需要我具备更好的状态去面对我的工作,那我肯定不希望我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很差。”与全职母亲在家空间缓慢和局限的康复过程不同,城市职业女性面临职业和公众社会对女性的优雅身材和职业素养的要求,需要寻求兼具撤离性、节奏性、公共性意义的突围方式和康复路径。因此,在城市现代化与消费市场主义作用下,城市职业女性转向商业空间,试图通过商业空间弥补居家空间未能实现的身体康复。
3.2 商业空间与建构康复商业空间拥有康复运动制度体系能够最小代价地对从物质与情感上对身体实践进行规训[44]。第一,在物质空间上,瑜伽馆通过设计秩序化的流程制度、物质器械和空间环境,使得产后女性获得身体外在形态上的高效康复。首先,教练对产后女性身体进行精确评估,并标出与理想身体之间的差距,以便为其量身订做一套完整的康复疗程,包括具体的课程周期、课程强度和课程内容等。在产后瑜伽课上,身体被结构化为核心区、颈肩部、胯骨等不同区域,由不同体式动作伴随着节奏性和技巧性的呼吸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其次,健身器材在瑜伽馆的产后康复训练中是不可或缺的,产后女性用身体与物质器械进行对抗,暴汗、大喘气、抽筋、肌肉酸痛等身体反应了物质器械的权力控制作用[45]。正如瑜伽教练B6对产后女性A1强调:“设备辅助是很重要的,没有器械的配合很难达到效果。这是凯迪拉克床,最初普拉提和瑜伽就是根据病人的康复理疗发明的。这是筋膜棒,你多用这个滚一下,腰痛就会减少了。”可见,产后女性身体如同无意识的机器零件与瑜伽馆的物质器械化为一体,进行机械化运动来达到标准体式与有效发力。再者,瑜伽馆内的环境设置如“全景敞视监狱”一般产生权力机制与效应。产后女性不仅受到瑜伽馆内空间分隔和透明玻璃窗户的景观设置,更重要的是产后女性在运动过程中感知到教练与玻璃门外路人的观察,使得空间的规训发挥着监视作用,她们的意识生产出自我监督机制。在访谈过程中,大部分学员认为这种多方位的观察和审视为体形恢复提供了助推力,“在这里有人监督,身体恢复的就很快。”(产后女性A4)
第二,在情感空间上,瑜伽馆提供了专业的科学话语和群体互动网络来改善产后女性的康复内驱力和情感共鸣。一方面,瑜伽教练借助科学话语控制着产后女性的身体实践。教练在解剖学和康复理疗学上方面的专业知识权威和丰富的经验缓解了产后女性在训练前焦虑情绪并提高对教练的信任度。如A6所言:“我最开始来很想要赶紧瘦下来,但是教练就会告诉我说焦虑情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产后激素失衡的现象。康复要慢慢一步步来,要从心态改变再到行为改变。”在康复训练过程中,产后女性通过模仿教练的动作、教练给予调整以及间歇式插入鼓励性话语,将产后女性内部抗拒性力量转化为支持性力量,促使产后女性产生心理上的认可与兴奋,为后续主动参与康复训练,获得更为明显而深入的康复效果提供前提与基础。另一方面,商业瑜伽馆构建了一个产后女性群体的支持空间,为产后女性提供了交流和学习的经验。在那里,产后女性们讨论分享着育儿生活,相互交流经验,给予彼此精神上的鼓励和共鸣。她们焦虑、困顿与无助的情绪在瑜伽友伴中得到了释放与疗愈[31],使产后女性从“照顾者”的情感责任中暂时解脱出来,切实认真地照顾自己。如A10表示:“现在没有以前那么浮躁不耐烦了,练瑜伽最大的受益者是我自己。我了解到她们的身体恢复也不容易,彼此之间都会相互鼓励。”
事实上,产后女性在商业空间的康复并没有完全的弥补家空间康复的不足,具有一定的效果和缺陷。首先,参与康复训练的产后女性接受来自身体外部规训,身体机能和形态取得可感知和可觉察的矫正与恢复,但是并不是完全正确和科学的。如B2表示:“效果一开始非常显著,训练后漏尿减少,很明显感觉到腹直肌收缩,变瘦的速度也非常快,整个人都变小了。但是产后伤害是不可逆的,她说肌肉变好了,谁知道是不是真的,也没测量。只是让我觉得,我需要继续投入在心理上获得更好的效果。”商业空间借助了科学话语改善产后女性的康复训练,帮助产后女性达到一定的身体康复效果。但是,身体康复所涉及的器官、骨骼、肌肉等难以用肉眼进行精准观测,康复结果仅仅经过教练个体的经验验证,并没有通过科学指标进行准确考量。换言之,现代化商业运作与消费宣传下,导致产后女性的身体康复效果一定程度上掺杂他者主体话语的建构。并且,产后女性在参与瑜伽康复过程中,试图找回母职、工作、社会形象等多重压力围困下的自我,重夺自我身体管控权获得一定程度的身心一体化自由。A1表示:“在接受瑜伽冥想时,我的大脑很快就进入到海边山花烂漫的场景,身体轻盈地进入到了沉醉的美好场景中去,不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了,不在这个闹市中,不再接受功名利禄的博弈,去了新疆的喀纳斯,美国的西海岸。”然而,这样自由的精神状态,一方面受到瑜伽空间中柔和的灯光、静谧的氛围、舒适的环境等元素的调试,另一方面则受到心理投射下自我对于身体恢复的渴望与祈求,存在他者的话语建构和自我营造的成分。
3.3 纠缠在家空间与商业空间中的健康空间承担了人类的情感体验[46],而情感体验通过身体实践表征。无论是在家空间还是商业空间,康复性训练都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身体如何被外界所规训,这些规训也对产后女性的身体和心理产生影响。瑜伽运动作为一种既可以在家空间又可以在商业空间进行的一种康复仪式,使得身体成为家空间和公共商业空间之间的桥梁,同时又被两个空间共同构建。健康从身体中剥离出来,变成一种具有强烈建构性的话语。在商业空间中,身体的“真实”康复促进了产后女性将商业空间中话语潜移默化在家空间的康复实践中,家空间成为了商业空间的延伸,不断重塑和规训着产后女性对健康的认知。如A8受访者所说:“教练在课堂上教我们要改变传统的错误呼吸,采用瑜伽腹式呼吸法去锻炼核心力量。我现在在家吃饭后都会靠墙站十五分钟,专门用腹式呼吸法锻炼腰部……教练会要求微信打卡,没打卡还会提醒我去做。你不做不好意思啊,教练会一次次问你。”商业瑜伽空间中教练传授的腹式呼吸和拉伸体式活动,以及随课程赠送的瑜伽服装和运动器械,将商业空间的健康物质元素带入家空间,以此来实现对产后女性日常生活的渗透,从而达到对她们身体的话语规训[47]。产后女性在这些元素的规训下认同了商业空间的康复话语,使得健康内化成自我的意识,并进一步表现在家空间的康复实践。
另外,商业空间中产后女性的日常社交受到来自话语的包裹和他人凝视的同时,商业空间为产后女性群体提供了情感支持和疗愈的机会,这使得商业空间不但具备了使身体康复的功能,同时也成为一个具备社交性功能的场所[48]。正如受访者A1所说的一样:“瑜伽馆的交流一个是和教练的,另一个是和妈妈们的。教练会主动提供一些上门的瑜伽授课服务或赠送小班瑜伽课来尽快跟你拉近关系,帮助你认识一些其他的产后妈妈……这些妈妈在这里会相互倾诉产后康复、养育小孩的一些问题。”由此,商业空间在塑造产后女性身体的同时也在被赋予新的内涵。产后女性群体通过在商业空间构建同类群体的社交网络,进而产生了情感共鸣,满足了产后女性在家空间无法提供的群体支持与鼓励,有一定的疗愈作用[28]。因此,瑜伽馆空间成为了产后女性的身体物质性和变化性的载体,也建构了性别化和群体化的空间意义。产后女性在瑜伽馆中的实践也演变为去目的化和去封闭化,康复实践也延伸到更多的空间。
在欲望充斥与消费盛行的快节奏现代城市中,身体运动消费似乎为城市职业女性的产后身体提供了一条更为先进的康复道路,但是这个康复路径的背后是社会性别与消费主义对女性的裹挟和规训。第一,社会性别规范在不断刺激大众对女性身体形成进一步的刻板想象。城市职业女性在以男性气质为主的城市工作空间中更容易遭受性别化的凝视,如果她们想要在工作上获取更高的成就意味着需要隐藏自己的女性气质。生育后的身体是充满女性气质的,这导致这些女性在职场上需要面对性别化身体带来的机遇不平等。于是,产后女性迫切地希望能通过产后瑜伽和普拉提来快速地恢复产前状态,缩短性别在工作上的差异,即运动在康复身体的同时提供了自我身体赋权的动力[49]。但是,这也意味着她们更加贴近社会对女性“自律”“优雅”“美丽”的审美要求,陷入性别规范的空间怪圈。第二,还需要强调的是,城市文化生活也陷入了消费主义社会的陷阱。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合谋将身体纳入消费系统,创造身体消费的意义空间[50]。随着大众媒体对“明星辣妈”和“产后快速修复”等信息的传播,产后女性身体消费受到商业消费文化转向的绑架和操控,迫使城市职业女性不得不将产后的身体康复消费列入清单,并在产后康复产品消费的循环中不断印证消费社会文化转向对女性的影响。
4 结论与讨论女性怀孕分娩后,面临身体、心理与精神三维一体的康复挑战。本文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法,选取家空间的“坐月子”和商业空间的瑜伽运动两种康复实践,来探讨产后女性在不同空间中的身体康复过程与机制(图 1)。经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产后女性在家空间的康复实践的困扰在于身体实践范围的局限。尽管初获“母亲”新身份的产后妈妈能在与孩子的亲密互动中产生喜悦与骄傲,但是这种成就感难以修复她们受伤的物质身体和抵抗传统习俗的压迫。产后的生理创伤阻碍了女性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实践自由,于是她们在家人、母辈与护工的照料下遵循着中国传统“坐月子”习俗。并且她们作为职业女性身份的“自我要求”和社会环境的“性别期待”也时刻压迫着她们的心理和精神健康。于是这些饱受困扰的城市职业女性跳出家庭的“舒适圈”转向公共商业空间进行产后康复。
第二,无论是物质空间中规章制度、健身器械以及装修环境,还是与教练、学员之间互动的情感规训,她们在瑜伽空间的具身体验都被商业科学健康话语所建构,痛苦的身体实践反向提升她们在心理上的“康复”效果的认同,呈现出“痛并快乐着”的状态。空间中流动的注视和自我对身体的凝视使得参与瑜伽运动的产后女性被公共商业空间的话语所规训,在康复后主动循环下一个身体康复实践。事实上,产后女性的康复身体与实践是家空间与商业空间之间彼此纠缠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商业空间的健康话语伴随着服装、器材、腹式呼吸和教练的日常督促浸入到家空间的身体康复实践,产后女性的身体在家空间受到商业空间话语的规训。另一方面,产后女性在家空间的康复实践面临独立女性转向母亲身份的过渡以及兼具母职工作和职业工作的双重危机与冲突,通过商业瑜伽空间中与同为产后女性的学员和教练的互动得到部分缓解、认同和支持。总之,家空间和商业空间的要素都影响着产后女性的身体康复实践,使得城市职业女性在这个过程中重获自我效能和自我认同。
第三,研究还探讨了社会性别规范与消费社会对于产后女性的身体康复实践和健康话语选择的影响。一方面,社会性别对女性身体客体化使得绝大部分的产后女性对自我身体进行物化,所以她们寄希望于追求更加健康的身材来遵循着社会性别规范的安排。但是,职业工作空间中对女性的要求又需要隐藏和消解她们的性别气质,这就导致城市职业女性的身体在公共商业空间与工作空间的性别要求是矛盾的。在这个过程中产后女性的身体康复目的和实践充满混杂且具有张力。另一方面,正因为她们受到社会性别的行为规范和消费社会的引导,自发产生了产后康复消费行为。所以,身体变成了物质消费载体刺激这些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城市职业女性,操控着她们追求“自我”欲望和需求,成为性别与消费社会规训下的产物。
本研究的贡献在于结合身体的空间性与空间的身体性二者视角更全面探究女性的意识、身体与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回应过往对融合两视角研究的缺失与不足。研究从地理学视角对特殊生命历程中女性身体、空间实践与健康话语三者关系进行思考,同时解构了产后女性的身体康复实践过程,为中国现代城市职业女性在不同空间中的身体康复路径提供实践参考。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对于城市中产阶级女性的产后康复而言,怀孕、分娩、康复是一体化的,商业空间与家空间的产后康复并不是割裂的,而具有空间上的交叉重叠性与时间上的衔接性。而本研究主要关注产后女性在产褥期这一情境下的身体实践,未能考察在更大尺度范围内不同情境之间对女性身体规训的异同和关联,未来可深入挖掘产后女性在家空间、医院、月子中心、城市公园等公共空间以及网络虚拟空间中的身体康复机制;第二,身体不仅仅是影响女性主体体验的有形物体还包含了无形的社会关系,本研究未能充分地展现城市职业女性康复背后的职业与身体之间的矛盾。事实上,这些女性对母性身体和母亲角色的看法、感受和体验应置于性别张力背景的职业工作环境中才能深刻理解城市职业女性身体的具身体验和实践逻辑;第三,在“坐月子”传统康复习俗较为根深蒂固的乡村地区,乡村产后女性的康复实践受到现代城市的消费影响已悄然发生改变,乡村产后女性的康复多样化和发展也亟需更多的研究探讨。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大众点评“产后康复”“产后瑜伽”等相关主题词搜索,截至202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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