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是一种将人的理性、意识等能力置于人类行动的中心以解释和指导其行为的哲学传统，在西方哲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通常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1]。人文主义在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变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自1948年哈佛大学撤销地理系之后，地理学界开始反思地理学的科学性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计量革命及形成的实证主义地理学成为当时地理学的主流^{[2, 3]}。但随着过度的数字化及现实世界社会政治的巨大变化，一些地理学家开始反思和批判实证主义地理学。20世纪70年代起，以段义孚为代表的地理学家将广泛的人文主义作为批判空间科学的重要基础，呼吁地理学家关注情感、价值观、宗教与空间、地方的关系等重要问题，通过发掘科学主义长期忽略的非理性材料，即人的意识、情感、批判性和创造力，并与经验的方法论相结合，产生新的地理学流派——人文主义地理学^[4]。它不仅成为西方地理学的重要流派，而且对心理学、建筑学、规划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强大影响^{[5, 6]}。

人文主义地理学并非只是“坐而论道”的学问，相反，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思想与现实密切关联。步入不确定性极强和多风险交叠的21世纪，缺乏人文主义已经使得世界陷入重重危机。地缘冲突、难民潮、疫情蔓延及生态环境危机等重大事件昭示着现实与理想家园间的巨大差距，有些事件甚至在考验着人类文明和道德价值的底线。从某种意义看，人文主义素养缺乏的后果正在显现。在学术层面，尽管人文主义地理学家重视科学方法及材料的运用，但是人文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仍然紧张，严重阻碍着思想普及、创新及学科交叉融合。在实证主义主导的中国学界^{[7, 8]}，段义孚著作的中译本数量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人文主义地理学面临研究少、起步晚、热度低、影响弱的窘境(见表 1)。近10年来虽有所改善，但人文主义地理学想要获得广泛认可乃至出现新的突破，可说是道阻且长。

表 1(Tab. 1

表 1 段义孚著作及其中译本 Tab.1 Yi-Fu Tuan's Works and Chinese Editions

表 1 段义孚著作及其中译本 Tab.1 Yi-Fu Tuan's Works and Chinese Editions

现实中迫切需要和学术上缺乏传承，成为新时代人文主义(地理学)发展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和机遇。由于欠缺人文主义教育和培养，大众对“人文主义究竟如何发挥作用”感到茫然；在实证主义主导的范式下，国内学界也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价值充满怀疑。然而，这些问题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的争鸣论辩中已讨论过了^[2]，所以，也许归根结底我们欠缺的是历史尤其是思想史的思维。如果没有对历史的深刻认知与理解，又如何判断某种思想与理论的价值，更何谈传承与创新？

2022年，随着段义孚这位可说是近百年来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华人地理学家的逝世，人文主义地理学发展似乎又遭挫折。就段义孚的学术生涯来看，即使在1980年后人文主义地理学不再成为主流甚至有所凋零之时^[2]，段义孚仍然坚持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超过40年，甚至在1998年退休后仍然笔耕不辍，可说是以“孤勇者”的姿态展示了人文主义的精神内蕴和价值坚守。因此，段义孚的经历一方面说明了“中西合璧”在学术创造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昭学术与生活上的现身说法，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理念的始终坚守与身体力行，也许是段义孚最重要的精神与思想遗产。无论是学术上的孜孜以求，还是超越凡俗生活的个人渴望与努力，都反映在其作品中，这也是段义孚论著的一大特点。段义孚漫长人生中的情感与心理变化，在不同地方经验基础上形成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思想结晶，既具有独特的个人色彩，也具有类似家园迷失与追问的现代人普遍情结。这是段义孚及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的难点，也是魅力所在。无论从现实还是学术层面看，人文主义地理学都迫切需要继承、发扬及创新，更需要在国内学界推广。段义孚先生以其亲身经验说明“朝向人文主义的世界”是一件重要的、刻不容缓的事情，这或许是他留给我们的思想和精神遗产中最具影响力和启发性的。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推动现实世界朝向人文主义，那么如何将地理学这门“立地之学”与天马行空的人文主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9]，就成为首要问题。

段义孚的生活经历、学术生涯与地方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毫无疑问，中国的不同城市、地方及其社会文化对段义孚的思想和学术有强大的影响。但是，在特定的时空情境下，他独特的敏感性促生了复杂的地方感，这是我们在分析段义孚的地方感时尤其注意的。地方感犹如一个复杂缠绕且不断变动的“线团”，与我们的命运轨迹和人生体验交织在一起，打开它的过程其实就是重新梳理和理解我们成长的过程。

1930年12月5日，段义孚出生于中国天津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家中排行第二。其父时任政府多项要职，地位显赫，段氏兄妹因此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但与这种令人羡慕的家境相反，段义孚的童年饱尝亲密关系疏离之痛。他敏感地察觉到父亲也许更爱他的兄弟，因此对父亲产生了“冲突的感情”，母亲又因罹患轻微肺结核不能与他过于亲近，成了一个“更加遥远、威严与富有魅力的人物”，来自双亲的爱的疏远与克制，塑造着段义孚对“家”的最初感受，以至于他后来提起天津，只忆及孩童时奶妈与他的互动和一座冬天常去的滑冰场^[9]。

由于战争影响与父亲工作的特殊性，段义孚举家搬迁数次，在辗转南京、上海与昆明后，最终落脚重庆^[10]。正如重庆含有“双喜临门”之意，它对段义孚来说也有着双重含义。其一，重庆是他在中国真正产生情感认同的地方，与蟋蟀共枕的夏夜、和兄弟姊妹轮流用一个木盆洗澡的时光、生日时收到的崭新画笔……这里承载着他童年的无数回忆；其二，无论从学思历程抑或人生旅途来看，重庆都是他与世界连接的起点：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重庆南开中学作为段义孚思想的启蒙地，为他提供了安定思考的空间，使他受到古今中外知识和文化的滋养^[11]。在此居住三年后，段义孚于1941年随家人自重庆离开中国，踏上漂泊也是探索世界的旅途。

自此，中国便成为段义孚“再也回不去的家”^[12]。由于长期缺乏实地接触和生活经验，对于中国的家园感在段义孚日后的生活中趋于淡化。在情感上，家庭亲密关系的缺失与居住地的不断变更，使生性敏感的段义孚极少感受到“家园的稳定性”。由于依托家庭和具体居所而形成的“稳定地方感”难以获得，段义孚不得不寻求一种自由空间的超越性。因此，他对家园的追求更为偏向精神上的自由自在与心理上的情投意合^[9]。这种对“家园”感觉的持续追寻，又频繁与其身体和思想所到之处互动，深刻影响着段义孚的生活经历与学术生涯。

段义孚的学术志向并非一开始就瞄准人文主义地理学，而是在英美两国多年的学习和工作中历经两次“爱的转向”后确定的。第一次“爱的转向”，是从哲学到地理学。童年时期对“形而上”问题的持续关注，使段义孚首先将学术志趣定位于哲学，但他直言在学习过程中“并未发觉经院式哲学的高度抽象、严密推论以及经验的本质等有吸引力”^[9]，于是便尝试反向格义以攀附哲学的高峰。而作为“立地之学”的地理学注重实践和现实生活，因此成为他学术研究的重要切入点。1948年，段义孚进入牛津大学地理系就读，正式迈入地理学的门径。

第二次“爱的转向”，则是从地貌学到人文主义地理学。这一切都得益于牛津大学热烈的哲学思辨氛围对其学术志趣的激发和培养，鼓励他对“人类实存意义”进行积极反思，但因为二战的影响，地理学的人文传统长期得不到重视，段义孚仅从地貌学的相关文献中找到了他向往的“思想寄托”(intellectual sustenance)^[11]。1951年，为进一步满足对地理学的这种“思想寄托”，段义孚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硕士学位，其间修读了美国文化地理学大师卡尔·索尔的课程，加深了对人文地理学的兴趣。1952年，在沙漠的野外考察正式唤醒了他心中的人文渴望。沙漠的广袤与神秘在给予他震撼和巨大吸引的同时，也在学术研究上为其提供了别样的训练和激励：“它的严酷，粉碎我天生的安逸爱好；它纯粹的边界，净化我蔓延成长的心灵”^[11]。1954年，出于博士毕业论文的需要，段义孚前往亚利桑那州东南部的沙漠进行考察，此时他的研究已初具人文主义的气质：“我享受在野外的时光。半干旱的景观具有简洁之美，温度刚好——白天常温暖，黄昏后凉爽。研究快速推进也使我心情愉悦”^[13]。通过修习地貌学和从事野外考察产生的知识累积，与景观、地方等带给他的身体经验交织互动，共同构成以“融合哲学、艺术与其他科学”为特色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坚实基础，极大地激发了他将具身的地方经验与抽象的人文思想融为一炉的渴望^[14]。所以，在1957年获得地貌学博士学位后，段义孚很快投入到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在新墨西哥大学任教的六年中逐渐实现学术转型。在历经近十年的探索后，1968年，段义孚受任于明尼苏达大学，正式开启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在外人看来，这似乎着实有些突然和冒险，但对照段义孚的学术历程和地方经验来看，则显得顺理成章。

从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求学到亚利桑那州的沙漠考察，从哲学爱好者、自然地理学者到人文主义地理学奠基人，段义孚的学术路径绝非偶然的转折，而是其内心世界与地方经验互动产生的必然结果。

自1951年起，段义孚学习与工作的主要地方是美国，他在美国生活长达68年，但他对“稳定家园”的寻找却并未因地理居所确定而终止。1955年，在搭乘灰狗巴士(美国长途汽车)旅行途中，他广泛而真切地感受到美国的土地与生活，因而首度体验到了以广袤且自由的空间为“家”的感觉。这种体验地方与思考空间交织的方式，形成其著作《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中强调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经验方法论^[15]。1983年，段义孚在与麦迪逊的学校公寓(doty school condominium)的邂逅中，再度产生强烈的情感。那些童年未曾有过的视觉与嗅觉体验深刻作用于地方，使公寓成为远超建筑学意义的独特景观存在，而逐渐成为情感的寄托：“要不是在Doty学校公寓中我与香烟气味的意外邂逅，这种回忆应已深深地被埋藏。我在刹那间感到，即使对于一位热衷于保护自身隐私的独身者来说，家的社交可能性仍是一种诱惑力”^[13]。

尽管段义孚已在美国拥有了具体可感的“家园体验”，但在关于自身真正家园的问题上，他的回答是“大体上是地球”^[9]。这是他经历漫长的身份归属矛盾后的最终选择，也许也是无奈(因其在多个国家和地方漂泊不安的生活经历)却必然(因其对人生意义的超越性哲思的天性)的选择，即超越对特定地方家园的认同需求，将自己置于世界乃至更广的空间中，甚至只作为客观世界的一部分去体验：“当肤浅的、社会的层面被剥除，我就是这种人类的客观相关事物”^[10]。由此，他也尝试在地理学研究中，经常加入艺术、宗教、文学等传统地理学弃置一旁的元素。这类艺术的、美学的、道德层面的甚至有些神秘色彩的元素，渗透在人文主义地理学有关家园核心的阐释之中，形成了他独树一帜的风格与特色，并在心理而不是物理层面，引领我们探寻家园更为丰富、广阔且特殊的意义^{[16, 17]}。正如他的自白：“地理学指引我的注意力朝向世界，我从中发现了更多的善和美，足以应对所有的空虚与恐惧”^[13]。

尽管段义孚并未游历许多地方，但他从与地方互动的过程中提炼和抽象出许多精妙的思想，地方因而也强烈地影响了其思想发展(见表 2)。具体地点的家园变迁与他的思想互相影响、互相塑造，凝聚为一股将地理学理论与人生经验结合起来的力量。而这正是当代地理学者所忽略和缺失的。就如洪伯邑在纪念段义孚的文章中所论及的那样：“我曾是那么急切、甚至焦虑的试图顺着所习得的理论工具，把人的生命经历镶嵌到一种集体的、结构的、更大尺度的分析叙事里，以至于段义孚的著作几乎不会出现在我的参考文献里”^[18]。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在研究时，不是机器也不是只有工具理性的“价值中立者”，地理学所面对的人地关系也不是机械的、只能被参数化的客观目标，而是由变化着的、有丰富感情的人及其社会网络与地方构成的复杂世界。这一点对于人文地理学者尤其重要。如果连影响自身的地方经验都缺乏一种敏感性和人文情怀，又怎能寄希望于他(她)能够深刻地认识、体察和关怀更大的世界乃至地球呢？这也许是段义孚为何在专业的论著之外，乐于且不停地分享其自身经验最重要的缘由。一个人文主义者应该是超越的或深具世界主义(宇宙主义)理念，但其实也根植于地方经验和家园情结。我们需要重点思考的是如何在稳定的地方感和自由的空间想象之间觅得平衡。这也提醒我们不要只是把人文主义地理学视为一种理念或“主义”，而应将其理解为面向现实、改变生活并探寻好生活的“实践”。

表 2(Tab. 2

表 2 段义孚的学思历程及其地方经验 Tab.2 Yi-Fu Tuan's Career and Place-based Experiences

表 2 段义孚的学思历程及其地方经验 Tab.2 Yi-Fu Tuan's Career and Place-based Experiences

地理学始终聚焦于“人居世界”，也就是由人及各种生物、景观构成的地球表层系统，探究人类的本质并非只研究人类本身，而是涉及人在世界中与他人、它物构成的关系。这也是海德格尔“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的哲学宗旨^[19]。人文主义地理学深受现象学及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核心思想也是关注人与地方的互动，“存在”的本质和意义也展现在此过程中。

人文主义的“经验”方法论在人地互动与耦合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段义孚根据情感与思想丰富程度，将经验划分为感觉、知觉与观念三类^[15](见图 1)，情感性强而思想性弱的直接经验是人对地方的感觉，基于视觉、触觉、嗅觉等直接体验，往往伴随对稳定地方的依恋^[20]。情感性弱而思想性强的概念化经验是人对地方的观念，基于宗教、神话和历史，是尚在远方的理想居所、乌托邦和桃花源，也是人类对稳定地方永不满足的寻找^[21]。

图 1(Fig. 1)

图 1 经验的构成[15] Fig.1 Composition of Experience

由于人类经验极其复杂，传统地理学者在研究时通常将其忽略，仅以书籍、地图或田野调查此类外部“实验”来认知世界：“地理学者与建筑、规划者倾向于假定熟悉性，而非描述与试图去了解‘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究竟像什么事物”^[15]。段义孚在认可科学地理学传统的同时，强调人对世界的完整感知离不开经验，但是经验是复杂多变且因人而异的：“经验可以是直接的和深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和概念性的，即由符号表达的。我们熟悉自己家中的一切，但是，如果我们的国家非常之大，那么我们可能只对自己的国家知道一丁半点。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常住居民熟悉该市，一个出租车司机可以学会在该市找到自己的路，一名地理学者可能因研究明尼阿波利斯而在概念上了解该市，这些就是三种不同的经验。一个人可能既在概念上又在现实上熟悉一个地方，他可以清晰的阐释思想，但是难以通过触觉、味觉、嗅觉、听觉甚至视觉表达他所知道的”^[15]。

人文主义地理学方法论的要旨在于强调经验与实验在人类感知世界中起同样重要的作用。而这一点未能在地理学内部达成共识的原因是多数人并未明确经验与实验的差别与联系，经验因其“观点性”和“不可验证性”而不被认可^[2]。为对经验方法论的可靠性正名，段义孚曾饶有兴致地比较这两个词，提出实验(experiment)是经验(experience)的延伸与深化，是经验更为审慎的版本^[22]。更为重要的是，两词都以“ex-”为词根，带有明显的外向性，不同之处在于“实验”强调将人置于外部向内观察，而经验强调将人置于内部向外观察(见表 3)。从内向外和从外向内两者的结合，是探索“在世存在”不可或缺的步骤。因此，执着或迷信实验的精确性，忽略了人的经验的丰富和复杂性，也就丧失了对世界的深入感知和体悟；而只沉溺于具身的经验感触，摒弃实验的一般性法则，则会失去对现实世界的整体认知。面对或处于人与时空频繁互动的人居世界，经验与实验必须结合起来。

表 3(Tab. 3

表 3 经验与实验的联系与差别 Tab.3 The Connec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Experience and Experiment

表 3 经验与实验的联系与差别 Tab.3 The Connec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Experience and Experiment

地方价值源自人类对稳定地方的归属与依赖，而普世主义则是人类对自由空间的向往与追求。在地方与空间之间，人类的家园究竟是什么？《浪漫主义地理学》中，段义孚这样回答：“如果我们仅把自己看作是在生存压力下苦苦挣扎的生物，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地球。但如果我们也把精神层面考虑进去，将其视为人的精髓所在，那么我相信，正如弗朗西斯·培根第一个指出的那样，为了避免幽闭恐惧症，人类也许需要将整个宇宙当成游乐场”^[23]。对地方价值的过度看重抑制人的发展，而对普世主义的过度追求有可能因人的雄心过大而遭致毁灭^[17]。所以，实践或现实生活的关键在于寻觅两者之间的平衡点。

段义孚的人生历程其实是寻找地方价值与普世主义平衡点的典型案例。他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思想也不断指引人们追寻这个平衡点。现实层面，人类应放弃对家园或世界极端化的追求。从过去有关地表的文字或地图记载中，人们洞悉家园中的种种不稳定因素——资源匮乏、灾害频发或是战乱不断。对稳定家园的追求使人们倾向于超越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不仅是自然的栖息地，还有由自身创造的保护壳，从鞋子、房子到思想^[24]。适度的超越带来稳定，但过度的超越定会招致崩坏。正如现代城市公共空间的覆灭为奥斯曼、土地开发商、投资客、金融家以及其他市场力量带来发展机遇，但留给广大人民的不是更为稳定的家园，而是无家可归的失落感与剥夺感^[25]。

学术层面，人文地理学者需要更自觉、更深切及更积极地投入探寻地方价值与普世主义平衡点的过程之中。西方地理学在经历系统地理学与区域地理学的二元论以及计量革命后，迎来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等“百家争鸣”的时代，而中国地理学界对此缺乏响应，也缺乏学术史和方法论讨论的兴致^[26-28]。与层出不穷、变化剧烈的现实问题相比，地理学哲学和方法论研究更显滞后^[29]，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缺乏认知和重视，甚至持有怀疑和否定态度是重要表现^[30]。无论是从学术研究还是现实层面来看，在地方价值与普世主义之间其实也还存在着多种复杂思潮和重要实践，人文或社会科学的学者需要将这种复杂性揭示出来。人文地理学既然冠以“人文”之名，就更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地方价值与普世主义的实践中，进而寻求平衡二者关系的理论。

学科本位主义的关注点在学科而不在人，在知识而不在核心素养^[31]。它加剧了学科的保守性与封闭性。地理学之所以会陷入学科本位主义，是因为人们对人文主义的科学性与价值依然抱有怀疑。

有关人文主义科学性的争论从未停歇，其讨论的重点在于人文主义的研究范围及方法论。实证主义者大都将人文主义视为对立方，认为其所关注的地理知识、领地与地方、群体与个体、生活与经验以及宗教等主题因过于强调“人类意识”而缺乏客观性与科学性^[32]。而段义孚强调人文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它之所以被视作游离于科学之外的存在，是因为其所研究的“人类的意识、情感、批判性与创造力”长期被科学所否定或忽视，但正因如此，人文主义才得以“揭开科学家或因局限于其概念框架而未意识到的事物”^[4]。人文主义与科学其实密切相关，互为补充。

在世俗层面上，人文主义地理学被视作“无用之学”。大航海时期，地理学的价值由研究某地“在哪儿”“有多少人”来评估，因此地图学、人口学都可被认为是“有用的”；现代的评判标准则更为鲜明，那就是通过“报酬”来衡量^[4]。人文主义地理学虽然不像某些工具性的、功能性的学科那样“有用”，但它能够通过把人的本质及其意义与地理学的实际问题(如地方、社区)紧密联系起来，进而更深刻、更接地气地理解人的存在^[33]。这些思想长期存在并影响着现实生活。

科学发展的历程提醒我们学科之间其实存在紧密联系，理论与现实之间也不是一条鸿沟分割的楚河汉界。因此，狭隘的学科本位主义一方面割裂了一个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互，另一方面割裂了理论与现实的密切关联。对地理学这种交叉属性和“落地”属性极强的学科来讲，学科本位主义就更为有害。从某种意义看，人文主义地理学并非全新的建构，而是复归并重拾地理学中人文、艺术的传统，并结合科学知识将其发展延伸为一个主要流派。无论是从百年未有大变局的现实出发，还是学科交叉融合日趋频繁的学术态势来看，走出狭隘的学科本位主义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段义孚及其所倡导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地理学虽然是看重“落地”效果、讲求实际的学科，但同时也是一门追求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学科。追求艺术，往往意味着超越凡俗生活的渴望和努力。因为与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关系密切，所以人文主义地理学更加追求这种“超越性”。不同于地球上其他生命对生存与繁殖的单纯需求，人类的复杂意识指引其超越生存的需要，于是有了创造力与破坏、善与恶的行为^[34]。而这种“超越”的意识来自于人类内心与思想境界，正如段义孚在《浪漫地理学》中所论及的那样：“驱使他们的还有什么呢？一抹神秘主义气息？何尝不可！毕竟，在被问及为什么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乔治·马洛里的回答充满了禅宗的意味：‘因为它在那里(because it is there)’”^[23]。

什么是“它在那里”？一方面，珠穆朗玛峰在登山者或其他人眼中是一个客观的自然景观与事物，是其探险的目的地；而另一方面，或许更重要的则是因为登山者的“心”在那里。正如禅宗大师惠能那句很有名的“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35]。段义孚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探索，也是在获得多种地方经验后，接触沙漠的心动。而人类对世界的探索，何尝不是源自对世界万物与景观的心动？心动后的行动——勇敢的求索，是人类能够超越生存本能或能力局限的创造，是真正的人文主义精神。所以“直到今天，都有登山家、极地探险者和深海潜水员心甘情愿冒着危险克服困难，只为实现那些几乎没有经济或科学研究价值的目标”^[23]。

地理学是一门注重道德且有着“美学愿景”的学科(aesthetic aspirations)^{[14, 36]}。在《制造宠物：支配与挚爱》一书中，段义孚提出权力的不同形式与结果：“支配作用可能是残酷的与剥削的，在它之中并无挚爱的暗示，它所产生的事物则是受害者。另一方面，支配作用可能与挚爱结合，然后它所产生的事物就是宠爱物”^[37]。传统地理学家出于经济需求对前者进行使用，而忽视了后者作为取乐权力的履行^[38]。而后者所承载的美学愿望足以代替剥削关系——“不是套上牛轭而去犁田的牛或是被砍伐用来建房屋的树木，而是体型娇小的贵宾狗、盆栽的花园，以及君主的宠爱的下属”^[13]。正是由于在道德上、在审美上对此类日常生活中常见问题的反思和批判，使人文主义地理学具有了一种超越凡俗观念的批判的力量。

人文主义地理学并非只是“坐而论道”的清谈之学或“玄学”，更是激励人们自足自省、由心动朝向行动的“实践”。因为指向并一直探讨和实践“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所以人文主义地理学不仅是思想，更是实践；不仅是世界观，更是构成世界的现实部分。对人文主义思想的体悟，不能仅停留在思想层面，更重要的是像段义孚所呼吁和践行的那样，积极投身其中。因为，“思想即道路”^[39]。

段义孚的学思历程与其地方感紧密关联。在不同的地方和时空情境下，段义孚产生了不同的经验和体悟，总体上都在指引他趋向并坚守人文主义地理学。身处这个变化莫测的义孚之后的时代，我们提出“朝向人文主义的世界”这一号召，既是向义孚致敬，也是希冀将人文主义地理学落实到实践和行动中。通过分析段义孚的地方经验和思想特点，我们也得出了将经验与实验紧密结合的方法论，总结出朝向人文主义的世界的几条主要路径：构建真实自我与世界的联系；既关注稳定的地方又追求自由的空间，把握地方价值与普世主义间的平衡；破解人文与科学的对立困境，走出狭隘的学科本位主义；积极探讨人类的良善之道与“美学愿景”，为超越凡俗生活而不懈努力。

面向未来，人文主义地理学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首先，为满足人类对地方与空间价值平衡点的找寻，需要探索能够真实刻画“地方感”与“空间感”的方式。其次，既然经验—实验、人文—科学密不可分，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需要找到能够使两者互相融合的方法。再次，在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兴起的当下，“人类”作为理解社会生活参照物的特权地位被动摇，人文主义者应该反思、行动以化解人类自身的发展危机^[40]。最后，正如克瑞斯维尔(Tim Cresswell)在其著作中高呼“人文主义长存”一般^[2]，人文主义在现实与学术层面都是人类重要的基础和必修课。人文主义已成为地理学非常重要的传统。人文主义地理学不仅是价值所在，而且提示着我们不一样的实践路径。地理学者应当深入理解并长期坚守这一领域，因为它不仅关乎我们对人居世界或自然的理解，更关乎我们对自身及生活本质的真正理解与积极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