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全球四分之三的极端贫困人口生活在乡村，因而提高乡村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繁荣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当前，在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等多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日益凸显^[1]。城市成为全球和区域经济的增长极，而乡村则面临人口流失、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活力不足、物质空间衰败等危机^{[2, 3]}。全球化进程又加速了各种要素的流动，推动了城乡之间深刻的经济、社会和空间重构，同时也对传统村落产生了剧烈的冲击和扰动。在此背景下，关于乡村的未来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即“村落终结论”和“村落再生论”。前者认为，传统村落不可避免地因城市化转型而走向“终结”；而后者则认为，城市化和现代化力量的入侵为传统村落的重构与再生提供了良好的机遇^{[4, 5]}。面对乡村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乡村韧性成为国内外乡村地理学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其出发点就是回答在乡村地域系统的演化过程中，为何有的乡村会走向衰落而有的乡村却能够得以再生这一问题^[6]。学者们指出，以韧性视角探究乡村地域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过程及其内在机制，科学指导乡村地域系统与扰动冲击相耦合的适应性转型路径，对实现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3, 7]}。

Web of Science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有关韧性(resilience)研究的论文快速增长(图 1)。韧性的本义是指在外界压力与扰动下，系统能够调动可利用的资源，保持正常机能，应对挑战和变化的能力^[8]。自生态学家Holling提出“韧性”这一概念以来，西方学者对韧性内涵的理解经历了由线性、均衡视角下的工程韧性与生态韧性，向非线性、演化视角下的适应性韧性转变的过程^[9]。在市政工程、生态学等领域，相关研究主要以工程韧性或生态韧性概念作为理论基础，探讨城市基础设施、自然生态系统应对地震、台风等突发性灾害的抵抗力(resistance)，或城市与区域经济在金融危机到来时的抗衰退能力^[10]。均衡论视角下，工程韧性的定义假定冲击发生前，系统处于一个稳定的单一均衡状态，相应的韧性水平在于衡量该系统是否、以及花费多长时间能够恢复到冲击之前的这一均衡状态。生态韧性的定义则拓展了单一均衡的假设，认为系统可能存在多个稳定的均衡状态，相关理论侧重于探讨系统维持某一均衡状态所能承受的最大阈值，以及在外界扰动作用下该系统跨越该阈值所达到的新稳态。

图 1(Fig. 1)

图 1 Web of Science收录的以“resilience”为关键词的期刊论文 Fig.1 Total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bout "Resilience" Recorded by the Web of Science

目前，韧性研究逐渐从自然领域向社会科学领域拓展^[11]。郭永锐等学者指出，不同于工程、生态等系统，社会系统是围绕着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的动态系统；在思考社会问题方面，源于生态学的韧性思想难以解释社会系统动态演化的韧性特征^[12]。随着韧性研究在社会领域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社会领域的韧性研究应打破静态、线性、应激变化的工程学思维，更多地采用动态、非线性、演化发展的综合视角^{[13, 14]}，强调如何消解外生冲击的影响，通过系统自身的结构调整更好地“向前发展”(bouncing forward)，而非“回到过去”(bouncing back)^[15]。因此，基于适应性循环理论和演化理论，西方学者又针对社会系统提出了“适应性韧性”和“演化韧性”等概念^[9]。

需要指出的是，工程韧性和生态韧性的相关概念和理论本质上代表了认识韧性的两种视角或方式，并不局限于工程项目或生态系统的韧性^[16]。例如，针对金融危机过后某一地区的经济韧性，若考察该地区的经济运行指标能否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其理论基础就是工程韧性的思想，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抵御韧性和恢复韧性^[17]；倘若考察地方产业响应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环境变化，通过革新与重构实现路径创造，继而增强地区经济的抗衰退能力，则是以演化韧性作为理论基础的经济韧性研究^[18]。因此，有必要对韧性的理论基础与研究话题加以区分，避免造成韧性概念的泛化和混淆。

早期的韧性研究以灾害韧性为主，围绕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脆弱性和应急管理等方面展开^{[19, 20]}，研究成果也多发表在工程或环境类期刊。地理学和规划学科对韧性的实证研究自2010年以后逐渐增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期刊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于2010年发表了一期关于经济韧性的专刊，并掀起了地理学者对城市和区域经济韧性的一股研究热潮。剑桥大学地理系Ron Martin教授等学者对区域经济韧性的概念和研究范式展开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包括抵抗(resistance)、恢复(recovery)、再定向(re-orientation)与更新(renewal)的“4R”分析框架^[21]，并指出有关结构多样性(structural diversity)、模块化(modularity)、冗余度(redundancy)、“铆钉效应”(rivet effect)和相关多样性(related variety)等产业结构与经济韧性之间因果关系的假设^[9]，极大地推动了韧性地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随后，西方地理学者开始在社会科学领域开展韧性研究，包括乡村韧性^[22]、社会韧性^[23]、组织韧性^[24]、社区韧性^[25]等，具有多尺度、多维度、跨学科等特点。相较而言，经济韧性侧重于探讨产业结构特征的影响，而社会韧性则更加注重在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社会因素对抵御外界扰动和提升系统恢复力的作用。Peter A. Hall和Michèle Lamont在2012出版的专著《新自由主义时代中的社会韧性》(Social Resilience in the Neoliberal Era)中阐述了新自由主义国家背景下社会韧性的表征及其影响因素，强调集体记忆、地方文化、非正式制度等是解释个体、社区和组织等微观尺度上社会韧性的主要因素^[26]。同时，有关社区韧性的研究大多关注的是特定社区的社会韧性，即社区成员的人力资本、感知能力，以及调动资源以保持、更新或重组社区组织功能的能力。近年来，除了一直备受关注的灾害韧性之外，学界又出现了心理韧性^[27]、供应链韧性^[28]、韧性规划^[29]等新的研究话题，推动了韧性思想在多个研究领域的拓展。

相较于西方，我国的韧性研究起步较晚。杨新军等较早地开展了欠发达地区脆弱性和恢复力的研究^[30]。王群、郭永锐等学者以韧性的视角对旅游地社区的恢复力、脆弱性等展开了实证研究^{[31, 32]}，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尽管上述学者采用了恢复力而非韧性的概念表述，但本质上他们的研究与西方的韧性概念内涵一致，为国内韧性地理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城市韧性、乡村韧性、社区韧性与韧性治理等方面的研究。城市韧性研究以介绍国外韧性城市研究进展^{[33, 34]}、韧性规划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探索^[35]为主。乡村韧性主要测度县域、村域尺度的乡村韧性，探究其时空演变格局及作用机制^{[36, 37]}。社区韧性围绕重大灾害、公共健康危机等外界扰动因素讨论城乡社区韧性评价、空间特征以及国外社区营造经验借鉴与社区建设管理等^{[38, 39]}。相对于其它领域，乡村韧性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颜文涛指出，与城市社区相比，我国乡村社区由于土地归集体所有，以及基于地缘、血缘关系形成的传统“熟人社会”等特质，具有韧性构建的天然优势^[40]。乡村作为一个典型的社会—生态系统，其韧性能够反演乡村系统与外界发展环境的交互作用机制^[7]，为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因而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为深化对乡村韧性的科学认识，本文尝试从乡村韧性的对象、主体和方法论三个维度，即乡村韧性研究所关注的冲击或扰动是什么，村民与村落韧性的差异，以及乡村韧性的评估与测度方法等方面，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并指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韧性的对象，即“针对何种冲击的韧性”(resilience to what)，本质上是韧性的概念内涵问题。以工程或生态韧性为理论基础的韧性研究侧重于探讨短暂、突发性的自然灾害、经济危机、新冠疫情等重大危机事件对乡村社区的冲击与影响。例如，美国新奥尔良地区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后的韧性恢复^[41]，四川汶川地震后的灾害韧性^[42]等。可以看出，这类研究往往有一个较为具体的冲击作为韧性对象，如地震、海啸、台风等外生性风险，它们具有明确的爆发时间、作用范围和影响后果。相应地，相关研究大多基于工程韧性的思想，探讨如何抵御该冲击，保持系统的结构稳定以及各项功能的正常运转。因此，抵抗力(或脆弱性)和恢复力是测度灾害韧性的关键指标。然而，随着韧性研究向社会领域拓展，其研究对象便从急性、突发的外部冲击，向缓慢、隐性和长期的慢性压力与扰动扩展，即所谓“缓慢燃烧”的过程^[9]。适应性循环理论、扰沌理论等韧性理论以及演化经济地理的理论和分析范式为探索地方对外界冲击的响应与反馈机制奠定了基础，相关实证研究不断丰富^{[18, 43]}。

相较于城市，乡村地域系统的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缺乏充足的人力和物质资本以及完善的通讯网络，因而被认为是更加脆弱的聚落类型。除了自然灾害以外，乡村韧性研究更加关注影响乡村发展的那些“缓慢燃烧”的社会过程，即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等多重力量对传统村落的影响^[44]。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乡村空心化^[45]、人口结构老弱化^[5]、村落物质和文化景观衰败^[46]等现实问题决定了乡村韧性的研究对象有必要从单一、急性的灾害事件向复杂、慢性的社会变革拓展。除了外部因素，乡村自身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的转型与重构等过程则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影响着乡村韧性的空间分异。韧性理论更多地是为研究乡村转型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分析框架，如路径依赖与路径创新、乡村空间的关系视角，以及构建协作网络以实现适应性治理等。从韧性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乡村的多功能转型与演化发展，有助于加强对乡村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的认识，深入揭示驱动乡村衰退与再生的动力机制^[1]，科学指导乡村振兴与城乡可持续发展。

韧性的主体，即“是谁的韧性”(resilience for whom)问题，回答韧性研究是为增进谁的利益而设计^[47]。对韧性主体的思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韧性研究的尺度问题。李红波指出，乡村韧性具有多尺度关联机制^[45]，来自上级尺度的外界扰动随着尺度下移不断积累和强化，而韧性则更多地体现在微观尺度上行为主体的应对措施，及其在中宏观尺度上的集合效果。由此可见，乡村韧性的影响因素是多尺度的，包括微观尺度上的个体或家庭因素，县(村)域尺度上乡村社区的自然资源本底，人力、物质和金融资本及其结构特征，以及区域尺度上城乡联系的方式与程度、区域特征与结构等因素(图 2)。当前，国内外对乡村韧性影响因素的研究普遍存在以下问题：韧性的测度量表与影响因素难以区分；大多数研究只考虑了部分影响乡村韧性水平的要素，指标选取具有较大的主观性，缺乏理论依据；对不同尺度要素之间的关系认识不足，难以揭示关键影响因素，尤其对区域尺度上城乡联系对乡村地域系统的韧性影响考虑不足。对乡村韧性的科学认识应置于城乡互动的背景下，探讨不同尺度上乡村韧性的影响因素及其关联机制。

图 2(Fig. 2)

图 2 不同尺度上乡村韧性的影响因素及其关联机制示意 Fig.2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Rural Resilience and Their Relationship at Different Scales

其次，对韧性主体的思考还涉及发展过程中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回答“是谁的韧性”以及“谁来决定韧性相关利益的分配”等涉及权力、平等、社会公平等规范性的议题。主体的差异决定了韧性评价标准的不同，例如村落的韧性并不一定等同于农户个体的韧性。针对乡村韧性主体的思考决定了从中、宏观尺度对乡村地域系统韧性的综合评价，忽略了个体与组织、整体与局部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制度缺失以及乡村治理体系的不健全，可能出现村落韧性与村民韧性不对等的问题。例如在广州番禺区大稳村，村委会征用农地出租厂房，但并未支付村民相应的租金报酬，以物业租赁提高村落经济抗衰能力的举措并未强化农户的韧性。因此，清晰界定韧性研究的主体有助于明确研究的尺度并选取合适的韧性测度方法。

相对而言，在快速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学者侧重于探讨政策、规划和资本力量对乡村地域系统的影响，而对乡村社会网络、社会个体行为、群体行为等方面的研究相对不足^[48]。龙花楼指出，当前中国实行的政府主导的乡村发展政策缺少在地方的嵌入和自然化过程，对当地居民自愿参与以及协作组织的建立重视不足，因而使得政策在基层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49]。因此，对乡村韧性的研究亟待从宏观到微观、从乡村地域系统到乡村社会主体的深化，加强对地方性、社会经济演化过程，以及个体的认知与行为等方面的研究。相较而言，西方的韧性研究更加关注农户的决策过程和行为^[50]，但对如何解构村民行为与乡村韧性之间的逻辑关系尚未指出明确的方法和路径，由此也说明了乡村韧性研究仍然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针对何种冲击的韧性”以及“是谁的韧性”两个关键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乡村韧性的评价与测度方法。针对韧性的测度，西方学界存在着对“韧性是结果还是过程”这一问题的广泛争议。持均衡论视角的学者认为，韧性是受到冲击后系统表现出来的一种结果，而这一结果可以由冲击发生之前，该系统具有的固有属性及其结构性特征所预测。演化韧性理论则强调韧性反映了系统应对不确定性的不断调整与适应过程，难以被事先预测。这一争议本质上决定了韧性研究的方法论，即能否通过实证检验，发现系统的要素及其结构特征与该系统面对危机时呈现的韧性结果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有关经济韧性的研究普遍认为结构的多样性、冗余度、各子系统之间的相对独立性、相关多样性等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是决定其韧性的关键要素，但这一观点也因忽略了地方文化、价值观、制度与政策等非结构化因素而受到学者批判^[51]。然而，社会系统的韧性研究难以延续以往的研究范式。不同于工程、生态等客观物质系统，社会系统是围绕着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的动态系统，具有动态性、复杂性和非线性等特点，其韧性较难用客观指标量化和比较^[13]。正如郭永锐等学者指出，基于客观指标的社区恢复力测度忽略了行动者对于灾害和危机的感知，以及行动者的能动性^[12]。

总体来看，国内对乡村韧性的研究成果还比较零散。乡村韧性的测度主要是构建社区恢复力量表，从乡村生产、生活、生态、治理等子系统选取描述其要素禀赋、发展水平、结构特征等方面的客观变量，形成一套综合复杂的指标体系^[30-32]。此外，还有少数学者对乡村韧性的机理进行了探索性分析，如颜文涛等对比了绅士化和草根化两种乡村复兴模式对乡村韧性的影响差异^[40]；Li从资源要素的视角，探讨了河南兰考县农户生计韧性的形成机制^[52]；李红波提出从韧性视角对乡村转型发展进行研究，并挖掘多功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45]。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乡村地理学哲学范式从实证主义、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转变，乡村韧性更加关注乡村社会组织、社会形态、社会问题的研究，具有较鲜明的社会和文化转向^[53]。与国内研究相比，西方研究更多以微观视角关注行为主体对冲击的认识与整合、调动资源所形成的积极反馈^[54]。基于演化思想的适应性转型与重构，有助于解释“要素—结构—功能”视角所无法解释的“新奇”(novelty)现象，即人们应对危机和扰动时所激发出的创造力及行动。正如文军指出，对于村落研究的本体论讨论一直存在实证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分野。前者将村落理解为具有实体意义的存在，聚焦考察村落转型的结构性特征；而后者则将“个体”置于现代化研究的中心，将村落理解为具有建构意义的非实体存在，并聚焦于考察由村民个体或群体建构的社会文化特征^[5]。笔者认为，乡村韧性研究应结合实证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科学范式，基于演化韧性、社会资本等理论，加强对乡村发展主体、社会组织、社会制度、地方知识、地方文化等要素的分析，突破以结果为导向的韧性评价体系和研究方法，加强对“衰退—重构—适应”这一演化过程的分析(图 3)。

图 3(Fig. 3)

图 3 基于两种不同范式的乡村韧性研究框架 Fig.3 A Research Framework of Rural Resilience Based on Two Different Paradigms

韧性研究对“后疫情”时代地理学的理论创新和政策研究具有鲜明的理论和实现意义。我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乡村受城市化等外生冲击的程度和作用方式有所不同，乡村地域系统对冲击的反馈和响应机制也存在较大差异。落后地区的乡村普遍存在人口外流、土地低效利用、传统农业生产活动较脆弱、深度贫困等问题，同时受发展机会和资源短缺的局限，往往难以打破既有的发展路径。沿海发达地区乡村大多经历农村工业化进程，乡村受城市的辐射影响较大，呈现出显著的混杂性，其发展路径和模式都较为复杂。同时，发达地区的乡村受到外界的冲击和扰动更为显著，新事物、新因素的大量涌现，进一步加剧了该类地区乡村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为此，应分区、分类开展乡村韧性评估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揭示不同类型乡村适应城乡融合发展的适应性转型动力与机制，以韧性理论视角深化认识乡村转型发展的内、外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指导发达地区“后乡村”的转型与重构，同时也可为中西部地区传统乡村的振兴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为进一步深化对韧性的科学认识，本文在梳理韧性基础理论和实证研究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从韧性的研究对象、韧性主体、测度方法三个方面，系统阐述了国内外乡村韧性的研究进展及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

第一，演化视阈下的韧性概念，综合集成了脆弱性、恢复力等传统概念的内涵，其适应性转型的概念内涵不仅包含了系统应对冲击的抵抗和恢复能力，还强调从灾害中学习、适应、寻求新路径以强化自身韧性、更好地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动态过程。工程韧性、生态韧性、演化韧性是韧性研究的三个基础概念(理论)，与工程系统、生态系统、社会系统等研究领域之间并没有绝对的一一对应关系，在研究中应根据研究的对象和目的选择合适的理论基础，同时避免韧性概念的泛化。

第二，我国乡村发展的现状和特征决定了乡村韧性的研究对象有必要从单一、急性的灾害事件向复杂、慢性的社会变革拓展。同时，应以城乡联系的视角研究乡村韧性，跳出就乡村论乡村的局限，这就要求重视乡村韧性研究的多尺度特征。乡村韧性的影响因素包括农户个体、家庭要素，乡村社区的资源禀赋和物质、人力、社会资本等要素，以及区域尺度上的城乡联系等要素。乡村地域系统在多个尺度上的要素及其结构特征，都可能对不同主体的韧性产生影响，未来研究应区分村落与村民不同主体的韧性，同时深化研究多尺度影响因素的各自作用及其交互影响。

第三，乡村韧性的研究方法大体可分为基于“要素—结构—功能”的实证主义范式和基于“衰退—重构—适应”的人本主义范式。前者以工程韧性、生态韧性为理论基础，采用基于客观指标的测度方法，注重抵抗力、恢复力等传统的韧性内涵；而后者以演化韧性作为理论基础，强调基于主观感知与行为的测度方法，注重考察行动者的能动作用。乡村作为人地关系最紧密的地域空间，乡村韧性具有社会系统的动态性、复杂性和非线性等特点，动态适应与转变是乡村韧性理论内涵的核心。未来应强化乡村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交叉，开展基于乡村发展主体差异的韧性研究，并深入探讨社会资本、社会组织、制度与政策、地方知识、地方文化等因素如何影响农户的适应性转型策略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