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place)是“饱受争议”且相当复杂的概念之一^[1]，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是地理学的核心概念^[2]。选举地理学尽管是围绕着“地方很重要”这一公理发展起来的，但地理学家对其并未产生普遍意义的认同^[3-5]，因为如何定义地方持续困扰着选举地理学家。多年来，地理学家往往在“地方”三要素(区位、场所、地方感)中偏重其一^[6]，但脱胎于生态计量范式的选举地理学却未能从地方中找到可以持续立足的维度或面向。尽管出现过类似术语如语境、邻里，又或对选举地方性的探讨，但对地方概念的学科意义和价值仍处于相当模糊状态^[2]。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自Agnew有关“地方与政治”的开创性研究以来，政治行为和空间的社会建构之间递归与互构的关系成为地理及其相关学科的规范^[7]。但Agnew并没有在选举地理学和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之间搭建有效桥接，这使得选举地理学者对地方政治的关注，在政党国家化(party nationalization)冲击下旋即复归到主流的实证主义逻辑。然而，这种逻辑思维严重低估了选举政治中地方建构的复杂性^{[8, 9]}。特别是近年来，力求超越“例外论”，探索普适性规律的选举研究频频受挫，选举地理学退化到“一潭死水”，这深深刺激了政治地理学者的神经^[10]，许多地理学家试图为这一领域带来新视角：如摆脱选举研究美国中心论，关注非西方国家民主政治^[11]；反对传统实证主义，加入概念性思辨；其中从政治经济学到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新理论视角，唤醒了地理学者对选举地理中地方建构主义，以及地方与政治关系的重新关注。鉴于此，本文尝试对选举地理中地方理论内涵及其相关研究进行讨论，目标有二：一是尝试对现有地方理论成果进行脉络解读，二是借此概念探讨未来应用的可行方向。以下首先梳理出选举地理学中或内隐或显性的地方理论的发展与变型；接着解释地方概念在选举地理中未受到重视的原因；然后归纳出选举政治与地方理论碰撞的研究议题，最后提出研究展望。

本文根据不同时期选举地理学中地方理论特点，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尽管每个阶段之间有时代性，但内容和议题上并非完全割裂，甚至相互穿插，为了阐释的方便，本文暂将其分开讨论。

选举地理学最传统的研究范式是以政治表达(或阶级类型)对地方/地区分类，然后依据其特征或属性进行解释，这肇始于20世纪初的法国地理学者Siegfried和英国学者Krebheil，他们先验的将地方的类型及其相关政治行为作为一般性因素，萌发对政治偏好与地方特征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朴素认知^[11]。到了20世纪30年代，学者们已明确认识到价值观或政治倾向相似的群体会强化特定地方投票模式^[12]，于是他们将选民结构视为一种社会语境，同时援引“行为传染”或“社会共鸣”来解释这一现象^[10]。在选举行为研究中，语境有两种用法：一是制度语境，即正式或非正式定义个体间关系的具体制度结构、规则和程序，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个人行为^[12]。二是社会语境，是指个体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按照这一理解，语境理论是建立在个体行为相互依赖的主张之上的，个体公民的行为应被理解为由环境定义的个体间的交集^{[13, 14]}。因此，个体行为是对该语境下群体行为的真实写照。但遗憾的是，该时期语境模型着重于人际交往、人际影响和“邻里效应”对投票行为的影响，对选民的社会化过程及其群体内部差异性关注较少。

20世纪50年代，受社会经济数据和选举数据易得性的影响，地理学者对选举的生态数学模型越来越感兴趣，其中“生态谬误”成为热点，即与模型预期的离散点被归因于未知的地方因素或者地区狭隘主义^[15]。这反映出选举地理学者对由人口普查定义的“阶级”类型是传统政党政治单一根基的动摇和质疑，政治偏好(或阶级)与地方类别的锚固关系崩解了^[16]。生态计量为研究国家尺度下的某些“语境效应”提供了依据。研究表明，地方残差在解释选举结果动荡现象时确实效果非凡^[17]，可以表现在选民的信息交流模式，也可以体现在选民生活境况，如职住分离，等等，因为这些共同塑造了选民的政党偏好及所附的意识形态^[18]。但值得注意的是，矿工、农民、渔民等是特定于具体时空的^[19]，这些浸染着固定含义的统计类别难以与具有历史沿袭的地方相割裂，因此，Pattie和Johnston共同呼吁重新审视和“回归”Siegfried倡导的研究方法，即将地方类型与政治行为联系起来^[16]，因为相比于计量选举更具现实意义和价值，当然最好是将生态分析与前两者的研究结合起来。

20世纪60年代随着媒介技术进步和政治信息传播的全国化，选举地理学者普遍相信在一国之内，政治影响具有地理均质性，现代化造就了选举行为的国家化^[20]，地方与国家政治建构成为关注点。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不仅要有代表民意基础的政党，而且也要有组织地方—国家领土结构的制度，这是因为现代国家的整合需要考虑到领土内不同地方的民众在多大程度上认可并参与到政治生活^[3]。一般而言，无论政党制度如何，民主国家都存在两种政治(图 1)：一是政党提供了一种组织和动员民众的手段，表达了广泛群众诉求，即支持政治；二是政党为国家建设精英和国家本身提供了政治合法性，即权力政治^[21]。这一点在庇护主义国家中尤为突出，例如日韩国家的选举体系是由地方精英和中央政府通过议会互动发展出来的^[22]。Grzymal将其表述为“裙带关系填补了国家行政机构和地方‘社群’之间的空白” ^[23]。但可以明确的是，裙带主义削弱了国家的绝对权力，增加了国家对地方权力的依赖，因为政党政治绩效的衡量标准在于是否成功解决支持者的问题或困境，当支持者在地理上集中时，那么政治绩效便被视为对特定地理的计算。

图 1(Fig. 1)

图 1 选举地理的国家政治模型[21] Fig.1 National Political Model of Electoral Geography

20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中社会运动高涨，为应对该时期“发现”的社会问题，选举地理迎来新视角：“人口—福利主义”，强调通过社会群体及其获取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空间分布，来解释选民政治行为^[3]。研究的基本假设是，政策的制定流程基本不变(即民粹主义vs精英主义)，地方政府间的政策差异被视为人口统计偏差或预算编制程序的因变量，但这些传统方法，并没有将地方考虑在内^[24]，这也导致理论与现实脱节。作为替代，Dawod等^[25]将城市在公共服务上的支出水平，归因于该城市在全国城市体系和经济结构中的地位。Radcliff则将“种族”差异视为城市公共支出水平的决定因素之一^[26]。还有一些研究指向了政党制度国家化对公共政策结果的影响^[27]，如政党制度国家化越“高”越会导致中央政府进行非特定地理目标的预算分配^[28]。这些研究表明地方政治是被赋予意义而非主动消化需求，各政党是在本党意识形态和追逐执政的双重压力下选择公服政策。这种从政治过程转移到对政策产出的分析，引导着学者们重新审视政治过程，并意外地导致了对地方结构化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Agnew ^[3]猛烈抨击选举经验主义，其观点有：“地理被认为是附生现象或残差效应；将经验主义的发现视为‘理所当然’；执着于方法论而非理论讨论”。他强调应从结构主义视角关注选举动态及其历史演变^[3]。据Pred^[29]对地方的定义，可以区分出四个影响选举行为的结构性要素：知识、制度、意识形态和倾向，这些要素间的关系是递归的。为了突出地理内涵，Pred将其与时间地理学相结合，以捕捉“结构化过程的物质连续性和不间断的时空流”。同期，Thrift^[30]的社会行为理论也为将“意识形态，制度，知识与政治行为”联系起来提供了分析框架，他绘制了社会行为三要素之间的三角关系，这些要素构成了社会群体产生政治变化的可能性(图 2左)。Colin进一步将其拓展为选举地理的结构主义模型(图 2右)^[7]，其中知识的来源和内容被解释为政党的政治议程和宣言，人格形成被解释为选民动员，而社交性/群体性被解释为选举场所的创造，这些因素构成了政权更迭或选举重组的或然性。

图 2(Fig. 2)

图 2 Thrift社会行为理论(左)和Colin修订的选举地理模型(右) Fig.2 Social Behavioral Theory and the Colin's Modified Model of Electoral Geography

在结构化理论中，社会实践是沟通宏观结构和微观行动的中介。受此影响，选举地理的实证研究把焦点从选民的心理及人口属性转向政治实践的建构。Williams为此提出社会活动是一种话语，地方是决定政治表达的社会情境^[31]。这一理念源于将地方视为一个历史偶然性的过程，与Agnew ^[2]呼吁关注选举行为的历史地理背景不谋而合。Agnew认为投票发生在一个由历史进程和与其他地方的联系所界定的空间环境中，地方被人类能动性所创造，而人类行为也被栖居地方所塑造^[8]。如19世纪末的Lancashire，选民的政党倾向与当地的工厂所有制及劳动结构属性密切相关^[32]，20世纪初法国Var省葡萄酒生产公社与社会主义者在选票地理的巧合也是建立在一套由集体主义和民粹主义构成的迁延性制度上^[33]等。而Limoges选举政治中的资本主义和君主主义独特组合，也可归因于屠夫和瓷器工人的团结、忠诚和利益^[34]。这一思维同样体现在苏格兰北部矿工的选举“复仇”，因为关闭煤矿不仅给当地社区留下心理创伤，更是形成了一种对抗中央政府的集体叙事^[35]。在这些采用历史回溯法诠释当前政治行为的属性、结构和实践的案例中，语境是前提和基础，实证素材被安排和筹划，但问题在于历史因素可以随着时间被淡化，甚至被湮灭，当地方特性随着时间轨迹趋于同质，又如何看待地方的价值与意义。

有趣的是，全球化学者率先接受了挑战。在全球化背景下，技术的不断更新克服了很多地理限制，行动者和社会结构的互动日益“同质化”^[36]。但这些趋势并不意味着地方失去连贯性或意义，国家和全球之间的力量碰撞仍然是由地方来调和，所有问题也只有置于特定语境下才具备意义^[37]。例如在欧美国家频繁上演的恐怖主义事件，让人们认识到日常暴力并非来自本地，而是来自遥远的“宗教中心”^[38]，又如具有浓厚地域性的族群并未因迁徙流动而丧失身份认同，反而通过参与不同选举政治改变了移居地的政治光谱。因此，地方是社会结构化的产物，不同地方持续以不同形式变化，面临着不同问题。

20世纪90年代，地方理论的粒度和广度的层级关系逐渐吸引选举地理学者的关注。从粒度上，选举地理学者热衷于将“地方”作为一种比“国家”更“真实”的政治形式^[39]，尤其是学界普遍将民族国家作为攻击标靶或不公正的根源，“地方”被视为一种“无垢”政治生活和无介导的尺度^[40]。事实上这种“后现代差异化政治”源于对20世纪自由民主国家经典假设崩解的迷茫^[19]，主要表现在基于贫富差距和阶级对立的“怨恨政治”，以及基于特定问题(如性别政治)的“新”社会运动的政治，两者都有鲜明的地理集聚特征。具体来说，全球化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向加速推进并将其触角延伸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的同时，也对民族国家的领土结构进行了全面改造和重构。新兴地带和全球性都市的崛起，加剧核心区和边缘区之间的地理断层，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引发边缘民众对现行体制的强烈反抗^[7]。但实际状况也可能更加复杂，例如不同边缘地区对新运动或新政党态度可能存在很大差异^[41]；新社会运动因关注焦点与价值观而引发内部持续分裂，从而呈现出迥异的支持者地理^[42]等。尽管结构化地方理论有助于理解选票分布的“社会分裂模型”，但区位、距离邻近性和要素组合的作用往往具有尺度变异性，即很多知识和规律仅适用于某些尺度，因此，选举地理学者应该探求合理的分析尺度而非仅仅证明多尺度效应的存在。

事实上，Agnew ^[2]早就指出“选举地理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地理/空间理论，它的主要挑战是变得更加地理化”，沃勒斯特世界体系为这种地理化做出了理论贡献。作为全球化的拥趸，Taylor ^[43]一再强调在“西方”民主国家之外寻找自由选举例子的重要性，以检视自由选举传播的时空规律和异化。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到世界体系与地方政治之间的知识联系和类比，尽管前者侧重于全球问题，后者强调地方关切，但两种尺度政治都与资本派系间以及劳资间的矛盾紧密相关。世界体系将空间结构化为核心—半边缘—边缘三级模型，自由民主社会中所有选举政治都受到世界经济运行的限制。在地方尺度上，资本派系间的竞争模式凸显在土地利用或空间资源争夺中。因此，与地方相关的语境信息有助于解释选区和地区的冲突对国家选举结果的影响^[39]。尽管世界体系框架使得地理学者有机会在更大尺度化过程的背景下探讨投票决策，但他过于强调政党作为非阶级分裂的动员者的角色，对支持政治中的阶级冲突认识不足，换言之，Taylor更多是在论述全国性政党如何通过议题吸引选民，而没有用清晰逻辑讲清楚这些群体的实际分布。

新千年以来，Colin提出并完善了一种新地方理论^{[8, 37, 44]}，即关注于具有“语境的空间层级概念化”的地方尺度，通过将邻里效应和力—场域偏见(forced-field bias)等理论与全球背景下的选举行为相结合，揭开了微观尺度与宏观尺度交互的“黑箱”。2010年，在Leib、Warf、Shin、Webster等新锐学者的倡导下，后结构主义逐渐成为选举地理学探寻地方理论的重要轨迹^{[5, 10]}，这是由于其两大核心思想可以为选举地理研究带来非凡活力^[11]：一是空间与地方生产中的权力关系，二是权力传播的多样性渠道。在选举过程中，立场、中心、边缘等空间的隐喻及概念的运用表现出更为开放的主体性特征，并以此来创造出政治实践的新地方，尽管受到各种异议，但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些讨论中，提出了有关权力体制、身份认同的代表及政治的重大问题^[11]。遗憾的是，多数研究的目标似乎只是了解所考量的特定情况，其结果是一连串零碎的孤立发现，未能形成一个连贯的新地方理论知识体系。

在选举地理学中，尽管部分学者发起数轮将地方理论与选举研究联系的思辨，但并未推动选举地理理论的发展，反而陷入“猖獗的实证主义”。尤其是政治行为的国家化模式已经完全取代曾经流行的地方或区域模式，深刻变革了地理学者对选举政治的研究范式，以至于90年代后在多元化、复合化和人文化的政治地理学科趋势下，选举地理学被贴上“痴迷于方法论”、“缺乏对社会理论关注”的标签，并呈现出式微态势^[11]。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地方在选举地理中非常重要，但是鲜有理论解释为何地方不被广泛采用，本文认为可以通过讨论“地方”知识的贬值撕开选举地理执着于实证主义的外衣，激活与其他领域的对话。从人文科学的学科背景下梳理地方贬值的“解释链”，可归为三点：一是地方与“社区”概念的混淆，现代社会中“社区衰落”削弱了“地方”的重要性；二是选举制度的国家化；三是西方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和对世界类别的认知。

“社区”的现代意涵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即作为社会关系的物质背景，以及有道德标准与价值评判的生活方式^[45]，但“社区”的道德维度远早于地理意义，这使得“社区”研究深陷纯粹的行为主义和意识形态方法论中^[46]。在选举地理学中，“社区”和“地方”两者经常交替使用，以描述次区域一级的投票率和投票选择。例如，在探讨投票行为时，很多地理学者对社区界定并不明确，甚至将社区效应等同于地方效应^[3]。即使有地理学者认识到两者差异性，即地方强调地理意义的邻近性，而社区强调功能意义的可进入性^[47]。但问题是，在现代都市中，人们也会因共享领域而采取一致行动。可以说导致地方和社区混淆的关键在于“社区”内涵的历史遗产，即有道德的生活方式和地理环境下社会关系的构成，两者通常被混为一谈，特别是前者超越了作为场所的社区的一般意义，这使得在选举地理学中，混淆地方和社区成为一种常态。此外，“社区/社会”二分法是讨论人类关系和社会变化的主要框架，对社会进化的信仰使众多学者认为，集体忠诚和情感联结已经让位于功能性和统一法则的理性联系^[45]，现代世界是由以地方为基础的社区向一个无地方或全国性社会过渡的产物，社区在社会现代性下已经消失^[45]。然而，学者对这场从传统到现代、从社区到社会转型的反应不一，传统主义者认为经济逻辑、政治集团、大众选民以及基于市场关系的新秩序代表了对精英政治和等级制度的破坏，激进分子则指出社会克服了社区固有的有界性和排他性，将不同群体从有界空间融合到统一时空坐标系中^[48]。无论何种倾向，“社区”研究已然“衰落”，因为要实现国族认同、领土完整或国家现代化，需要以整个国家从社区(或部族)走向社会的运动为核心。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取代了社区，而地方与社区紧密交织，因此，地方研究也随之贬值。

民族国家是17世纪西方的发明，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在全球制度化。民族国家使得社会不再是一种抽象或理想类型，而是与主权、领土融合为现代政治的组成部分，Smith曾提出“方法论国家主义”的概念来诠释民族国家时代下社会生活的制度化^[49]，其中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崛起为地理学提供了机遇和平台，地理学者通过提供“殖民社会”知识为国家服务，同时以地缘政治，为国家领土划分，甚至扩张提供学科支撑^[21]。在公民权利意义上，现代国家被赋予了“双面神”角色，既是个人自然权利的创造者，又是保护者^[50]。于选举地理学而言，尽管社区和地方仍然很重要，但难以对当前追求国家层面的选举政治产生有效对冲，加上国家层面选举数据易得性及地理分异规律可察性，民族国家被视为选举分析的“天然”单位，最直接体现是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国家兴盛的选举制度国家化^[51]，即媒体、交通及其他沟通形式的迅猛发展，可以将感官效果同等传递至全国各地，创造出一个全国性政治环境，进而形成一套超越地理划分，以议题和立场为基础的文化分裂社会^[52]。在这个模型中，公民的政治忠诚从地方转移到“国家共同体”，选举不再是国家领土各单元间的冲突，而是全国性政党组织动员和宪法构想间的竞争^[20]。在某种程度上，选举国家化是基于一种先验信念，即特定地方或区域政治表达形式被国家形式所取代，作为政治表达基础的地方或社区的重要性逐渐在衰弱。

在对美国选举政治的研究中，Tocqueville提出通过对“一般性思想(general ideas)”的接受度来区分民主与专制国家^[3]，这为通过类型学简化复杂社会提供了重要视角。冷战期间，为了更加深刻理解殖民主义和国际秩序，Pletsch ^[53]提出“三个世界”概念：第三世界是一个传统落后、政治混乱的世界，第二世界是现代先进，但却可能是专制主义，并在意识形态驱动下最终形成低效和贫困。第一世界是纯粹的现代世界，是科学高效、民主自由的世界^[54]。这一理论可溯及“传统—现代”二元论，传统社会必然会演化到现代社会，但第一、二世界却形成迥异的现代性模式，意味着第三世界属于竞争地带^[55]。这种西方中心论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展示出其西方文化霸权的傲慢，不仅利用话语权优越将“西方”空间的文化规范强加于“非西方”空间，还通过对“西方”与“非西方”在空间上的差异进行表征，使得非西方在西方话语体系下被规范化和合理化地表述。这种世界观直接决定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分工，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一大批学者投身于探讨第三世界的人文图式和社会现象，而另一批则沉迷于第二世界的异化与归秩，事实上这隐喻着一种观念，即西方社会是最标准性、普适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对浸染着异域、他者色彩的“地方及地方性”的探讨是不恰当的^[3]。这也解释了欧美世界的学者为何热衷于“一般性观念”，换言之，自由、民主、发达的西方国家已经超越了地方，国家和自然法则已将其排除在外，选举地理学沉迷于所谓的“规范化学科研究方法和分析范式”也就不足为奇了。

政治地理学的文化转向使学者们能够拓展被视为政治议题的内容，但也导致后结构主义学者对“常规”政治主题的拒绝，如选举和政党^[4]。Cupples ^[56]就曾犀利指出这种拒绝“冒着抛弃对政治仍在运行的领域关切的风险”，选举对“权力与空间”思辨依旧具有理论价值。传统上有关权力的地理研究聚焦于统治/抵制的二分法，这种思维在政治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但选举可以超越二元体系，因为选举依赖于一系列具有不同语境效应的空间安排，通过这些安排可以行使不同权力模式^[57]。相关研究中，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概念，以及Guattari和Deleuze的褶子概念^[56]，为理解现代自由民主国家选举的权力地理提供新知。首先选举很符合福柯对权力全景式的理解，某种意义上，选举的存在是为了“保障权利体系和自由平等”，但也包含着“不平等和不对称的微观地方权力”，这一体系旨在约束和固定个人。为促进和确保民主参与而举行的全国选举，不可避免的给日常生活带来褶子。根据Deleuze和Guattari，褶子空间是由规则、惯例和固定关系结构来秩序化的。选举受到选举法和选举程序的制约，前者强调规则性，后者强调时效性^[56]。然而，这些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可以通过选民的地方实践(平滑空间)加以消除。例如游说政治家，改变政治立场，谴责不公，损毁选票或拒绝参选等。正如Deleuze和Guattari所言，平滑空间和褶子空间不应视为对立范畴，因为“平滑空间不断被转译，被横切成褶子空间；褶子空间不断被逆转，回归到一个平滑空间^[58]。褶子空间往往与平滑空间并存或共生。这种思考空间和权力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十分有效，因为人们不必在中心化或去中心化的权力观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可以关注在不同且变化的层次中共存的褶子和平滑。因此，选举地理有可能提供新颖的、非二元的视角，让人们了解在纷繁复杂选举现象下的空间—权力，以及文化地理和政治地理之间的新联系。

在政治地理学中，选举地理是女性化程度最低的分支学科，为此，不少学者呼吁女性主义选举地理^[10]。选举地理学的女性化转变并不仅仅指选举政治议题聚焦在女性代表权、不同语境下性别分裂，性别差异的政治效应，又或者女性代表的政治心理和行为，更重要的是选举研究背身呈现的女性特质^[59]：立场性和反身性。前者是指研究者自身的立场和位置，不可能完全客观中立，传统的、男性气质占主导的选举研究总是强调结果的客观性、规律性，与例外和地方无关。但女性主义的立场性强调揭示而非掩饰选举政治中权力与地方的复杂关系^[4]。反身性是用来描述选举研究者的一种批判性的自我意识，一种对研究者在研究行动中所处位置自觉、内省的反思，从而对研究背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进行审视，例如对选举政治的重要性以及西方民主强调公/私领域分隔的质疑等。正如Wusten等^[4]指出的女性主义地理与地方语境密切相关，因为它促进了更加在地化、更具代表性的选举地理，这与Agnew倡导的地方—微观社会学相一致，即强调公民嵌入在对其重要的地方中。近年来，最具开创性的是Schurr ^[59]在女权主义地缘政治和情感地理学的基础上，研究“情感性的竞选活动如何展演式地生产政治共同体”，从而构建了情感选举地理学。顺着这一逻辑，一些学者将视觉民族志与定性访谈相结合，开始捕捉候选人的肢体语言是如何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语境中形成情感空间，进而构成政治空间的，并试图寻找出在公共空间中集体共享政治氛围的普适性框架^[60]。尽管这类研究尚不多见，但女权主义研究方法对选举研究的实证主义的确带来新鲜气息，并且对地方民族志表达了强烈关注。

选民构成问题始终是地方理论关注的焦点，政党支持地理的差异是人口组合或“组合效应”的结果。面对选举研究中日益显著的地理变量，学界提出了很多应对方法，其中将地方特性作为选民构成的残差函数是较为认可的方法^[61]。例如英国选举政治在地区尺度上呈现出南北分化，即北部支持工党，南部更倾向于保守党。然而，两党在南北部地区的地方尺度上的“交叉支持(即工党获取中产阶层选民的票数，保守党获取工薪阶层的票数)”则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境况。Johnston等^[62]将其解释为不同空间层次(地区、选区、片区等)内不同的信息交流模式，使得基层拉票或“政治劝导”呈现出不同效果。这说明选民投票行为的空间差异无法用选民的个人特征来解释，而且由于空间层次彼此嵌套难以确定各层次的相对重要性及其影响^[63]。此外，在一国的框架之内，当人口、宗教和族群等结构性因素相对单一和稳定，不同族群和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排斥、既有政治体系的张力或许不那么凸显，在选举政治中表现为指导选民投票决策，确保政治稳定性的党派偏见(partisanship)^[10]。但当经济全球化将现代民族国家卷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之内，一国内部原有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组织和个体的社会结盟方式及社会冲突方式就会发生深刻变化，全国范围内整体和个体层面的政党认同波动撕裂，职业、阶级与政党之间联盟关系加速瓦解，这种现象被称为“党徒解盟”^[64]。尽管党徒解盟对选民投票行为产生广泛影响，但仍有很多学者质疑党派偏见是否真的发生变化，一个解释是若干具有政治意义的新分裂出现并成长，横切了过去主流分裂，对部分人口产生了交叉影响。例如学界普遍将种族多元化社会中政治的显著性归因于交叉分裂的存在，即同一族群的成员可能有不同效忠的身份或利益^[65]。这衍生出另一问题，即选举中“族裔冲突”和“阶级冲突”对各国党徒解盟的影响差异性，Siroky等^[66]认为在族群间不平等度高，族群内不平等度低的地方，族群性是党派解盟的主导原则，反之阶级冲突是主导原则。如在丹麦和荷兰，移民地区的原住选民投票支持激进右派的可能性更大，而这一状况在奥地利、比利时、法国或挪威则更加复杂，这意味着党徒解盟深受地方影响^[65]。诚如上述案例，尽管解盟论学者仍执着于对职业、阶层、种族等社会分裂的探讨，但在分析党徒解盟对单个政党或政党制度影响方面则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党徒解盟是不同“党派偏见”时序交替的过渡阶段^[66]。但社会运动研究者坚称政党已经过时，应追求新民主政治，例如当投票权被国家政党地理框定时，通过社会运动可以实现超出国家范围的政治^{[41, 58]}。事实上，尽管党徒的“结盟”和“解盟”始终贯穿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但在政党容错空间愈加狭仄的背景下，西方政党政治陷入“政党解盟—转向政治个人化—政党空心化/领导人变更—加速政党解盟”的恶性循环，因此，新政治分野与政治个人化趋势将是未来观察西方国家选举政治的重点。

“领土政治”建立在国家建构的“中心—边缘”张力上，强调中心—边缘关系的多维性^[67]。根据这一理论，学者力图深描欧洲选举政治地图，旨在探讨“边缘”在从属或合并过程中的政治反应。Allardt将其与政党政治概念化为一种坐标系统，即横轴表示经济和文化的交替重要性，纵轴表示核心—边缘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这一坐标体系，可依据政党在经济利益或文化取向的表达程度，验证支持地理在核心—边缘光谱中的位置^[68]。地方政党虽然关心地方事务，但为了与全国性政党竞争，必须选边“左—右翼”，Massetti提出可以用地区在领土结构中的位势来解释地方政党如何权衡两者的关系^[69]，如富裕地区的地方政党多为右翼，而贫穷地区则多为左翼。然而，近年来，西方国家历史上形成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政党，因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重组，其价值标签和思想特性日益模糊，新兴政党和极端政党不断崛起。这种情况下，单纯从“中心”和“边缘”两个宏观单元探讨政党政治，难以剖析政治光谱内的地理差异，这也间接启发了学界重新厘清邻里/语境效应。

“邻里/语境效应”是选举地理学较为成熟的研究视角，其基本假设是社会互动会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传统上，地区内主流政治观点的“说服效应(persuasive effects)”会削弱全国性“阶级效应”对地方均质化的影响力^[70]，但最近研究表明邻里效应在社区和区域层面同样具有显著影响^[62]。当前验证邻里/语境效应存在的研究以数据类型可大致分为四类：基于不同地理尺度的生态数据，基于个体的调查数据，基于生态数据的空间分析，以及基于GIS对个体选民数据的地理编码^{[5, 10, 11]}。这种数据类型的多元化至少表明，尽管邻里效应可以作为解释地区或地方差异的原则，但在探讨具体政治环境或地区语境时，不应轻易地归因于任何单一解释，近年来文化冲突、经济政策转向以及传统领土—种族分裂依旧是诠释地方和区域差异的主要解释。此外，新地理也为语境效应的探讨开辟了新路径。新地理是用于描述地理和地图知识的生产和流通空间民主化的现象。随着制图技术的速度加快，难度降低，在线和按需制图成为可能^[5]。在语境效应方面，候选人和政党和公民可以通过在线地理信息系统掌握本地或区域的政治动态。在欧美国家，新地理也对竞选融资意识产生重大影响，通过在线工具可以找到特定候选人或公投提案竞选的捐赠者/赞助者^[4]。如此，互联网本身就成为一种语境因素，而且特别难以概念化和理论化，直接促成了选举行为的全球化、国家化和本地化，而这一切都取决于个人参与的网站。但需警惕的是，新技术加剧了西方政党政治碎片化和民粹化：一方面，传统媒体营造的共识性话题空间变小，导致政治常识缺乏和党徒解盟在西方民众中成为普遍现象；另一方面，过度自由的网络舆论空间滋生着反建制情绪，大量涌现的非政府组织、“非政治党派”部分替代了西方传统政党作用。因此，在政党格局高度波动和不确定性的今天，如何根据语境效应正确调适政治路线，找到政党传统特色与地方性现实的平衡点，是西方民主政治能否走出选举困境的关键。

在多元化、复合化和人文化的学科趋势下，选举地理由于研究面窄、特殊且小众而逐渐走向衰落。但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其实践和学术价值不可小觑。本文的贡献在于跳出国内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描述性阐释，立足于选举地理学的理论和学科发展需求，系统梳理选举地理中关于地方理论的研究，归纳出地方理论模式的变型及其存在困境，指出最新研究焦点。尽管选举地理的地方理论的基本框架不清晰，内在机制有待厘清，但本文认为，建立选举地理与其他政治地理分支学科对话的关键在于恢复选举的历史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及其包含的权力—知识结构，而地方理论对于指导和解释目前选举现象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可为以下三方面的应用提供参考。

推动选举地理学人文化，激发理论生命力。通过上文分析可知，在选举地理学中，采用地方社会建构主义有着诸多优势，它是将选举政治的范畴建立在对日常生活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弥补了计量实证主义选举地理的缺陷。实证主义的核心宗旨是寻找与时间和空间无关的经验法则，从中推断出因果关联，然而诚如前述，生态计量方法在各种“黑天鹅”选举事件中的冲击下频频遭受到学界质疑，Warf和Leib曾犀利指出“当人文地理学越来越沉浸于通过概念性问题揆度各种形式的社会理论和政治经济时，选举地理学家却痴迷于技术和数据，反映出顽固不化的实证主义或天真的经验主义，他们对理论和社会背景的研究忽视，使得这门学科无法对当代的概念辩论做出实质性贡献”。地方理论似乎可以为选举地理学提供理论思辨，这种方法考虑到地方的历史特殊性和唯一性，通过将能动性与选举时态及逻辑结合起来，形成“一对多”的因果关联，进而分析地方社会和政治发展及转型的基础与动力及其条件与路径，相关研究议题的发展趋势与国际上政治地理学的学科发展趋势是极其吻合的，这无疑有助于选举地理重新融入政治地理学的大家庭。

洞察选举政治动态，服务于“走出去”战略。随着西方政党制度的功能性失调，许多边缘化选民和众多政治诉求被主流政治所忽略，党徒解盟和低投票率成为普遍现象，更严重的是政治功光谱两端出现真空地带，不仅给了激进民粹政党崛起的空间，而且由于左右两翼势均力敌且政策主张差别不大，总体得票率往往十分接近，因此，只需影响小部分人或地方就足以改变政治的天平。当前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国家利益已遍布全球，但对东道国选举政治动态监测却是短板。“一带一路”的成效既与投资国家民主政治的特点有关，又可能进一步放大选举政治对东道国“一带一路”政策的影响，这种无法通过军事经济手段而解决的问题，彰显出洞悉选举地理的重要性。目前基于选举政治国有化的传统预测手段愈发效果不彰，政治整合的撕裂和碎片化成为主流。基于地方理论的选举地理对于揭露地方性与选举政治的互动规律、瞬变民意中的情境性、选举结果隐喻的历史性，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其研究将有助于国家和企业在纷杂选举表象中做出更理性判断。

基于地方理论建构中国选举地理研究框架。目前选举研究在中国人文地理学界尚未得到关注，这不仅使得中国的某些日常选举现象难以被诠释，也不利于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完整性。选举地理学之所以在中国难以生根，根源于中西方选举制度的巨大差异，照搬西方空间科学范式无异于削足适履，难以建构符合国情的研究框架。本文的一个贡献就是结合西方选举地理中对地方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理解视角。笔者认为地方社会建构主义对于中国选举地理研究十分重要。在选举研究中，地方是能动阐明社会结构的地理语境或地理区位，而政治行为则是这种能动性的产物，并由人们所栖之所的历史构成的社会环境所结构化，这意味着不同地方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模式会产生特定的政治思维模式。例如国内基层选举强调选举程序合规性，将选民的选举参与等同于一场特定于时间和场所的政治事件，试图将选举从村庄社会生活的整体结构中单独分离出来，缺乏对社区环境、选民目标的恰当理解，因而不能科学解释选民政治参与的特点。这是因为社区选举是一个有着自身发展逻辑的事件，选举过程是由若干小事件构成的“事件流”，牵动了社区的整个历史和各种社会关系，亟需用一种地方“总体的社会事实”来看待。又如在中国，宗族、派性常常被具象化为一种现象或普遍性精神，促使人们以某种方式行动，在地方结构化理论中，这些可以被视为一种历史、经济或关系的范畴，强调群体的自我意识，对当前基层选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限于篇幅和问题复杂性，本文难以对相关研究予以全面归纳，更无法提出替代性选举地理研究框架，而是希冀能够吸引更多学者对地方理论的关注。未来工作开展过程中，一方面对国内选举地理实践需要进行更多实证，尤其是对内源性实证和理论的发掘，另一方面，也要结合国际选举地理学发展趋势，借鉴它们的研究方法，寻找契合点积极融入国际选举地理学研究。藉此，将选举地理学经世致用之能置于中国当下不断发展的综合国力及其不断增强的国际事务参与能力等社会历史背景下，倡导中国选举地理学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