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绿色空间为载体的城市开发与更新策略不断涌现，“绿色转向(green turn)”成为后工业化时代全球城市关注的重要议题和城市发展的世界性政策趋势。西方国家提出绿色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等各种新兴城市生态规划理念，将绿色可持续发展作为指导城市更新的框架，进一步制定出通过修复/新建城市绿地改善居民生存环境的政策和计划。城市中出现“闲置和废弃用地(vacant and derelict land，VDL)”嬗变为“城市绿地(greenspace/green amenity)”的新现象，许多城市中心区废弃铁路被改建成“线性公园(rail to trail)”，如纽约高线公园、亚特兰大绿环和芝加哥606公园等^[1]。我国自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理念以来，城市生态环境的建设与治理增速，尤其是进入“存量优化”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公园城市”作为城市更新建设模式的新阐释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实践。公园绿地不仅单纯承担传统生态涵养功能，已然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综合实力的体现、城市发展的核心战略资源和参与全球竞争的空间载体。

为什么现阶段城市绿化项目如此受欢迎？通过绿化给城市发展带来什么好处？创造绿色空间的过程如何对邻近地区催生变化进而影响社会变迁？绿化项目实施的对象、方式以及最终绿化空间本身如何反映城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动态？为探究城市绿化中超越物理过程的社会实践意涵，西方人文地理学者开始打破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界限，将环境要素纳入考察城市社会空间重塑的视角，借此剖析城市中物质流动和资源利用与社会变迁的复杂关系，并强调城市环境转型背后的资本运作、政治过程与权利关系。Gould率先使用环境绅士化概念，认为棕地更新、绿色基础设施改善、公园兴建或生态修复等环境改善实践对地方经济发展、衰败地区复兴、社区人口结构变化、社区资产增加等经济、社会、空间的多重重构具有强大推动力，环境改善背后是政府权威机构、企业行动者和利益集团建立的绿色“增长联盟”，对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进行不平等挪用会造成置换与不公平问题^[1]。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传统绅士化理论与环境社会理论进行结合，产生众多围绕绅士化的社会和环境权力关系新观点，弥补以往绅士化研究中尚未将生态纳入社会生产和城市空间运作过程的缺失^[2]。环境绅士化逐渐成为进入21世纪后观察后工业化时代全球都市绿色转向过程中“城市—社会—环境”互动及辩证关系应运而生的新兴理论视角。

伴随我国过去40年经济高速发展，城市中发生大规模、大尺度的环境变迁过程，建成空间的整体面貌日新月异。特别是大中城市进入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以城市绿地建设为载体的环境清理及美化项目大量出现在大都市空间开发与更新过程。政府和市场对优质生态环境空间供给增加同时，居民解决基本住房需求后对绿色宜居性与生活舒适度要求提高，山麓、河滨、湖畔与公园等绿色空间周边显现房产价值攀升与高收入群体集聚现象。然而，在如火如荼开展的都市绿色运动之下，绿色实践的社会空间影响并未经历深入审查，与我国宏大且迅猛的环境跃迁现实不相匹配。迫切需要引入环境绅士化理论，克服城市社会场与自然生态域之间长期存在的二元关系，丰富城市环境正义、自然—社会互动、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理论成果。本文系统梳理近20年西方新兴的环境绅士化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进展，从概念界定、核心内涵、识别测度、形成机制、效益影响以及政策应对等多维度评述相关国际学术前沿理论与方法，以期为未来本土层面环境绅士化的演化路径研究提供借鉴参考。

早在环境绅士化概念提出之前，关于邻避设施的研究是城市环境资源空间配置研究的重要内容。邻避研究主要关注暴露于污染和健康风险下的环境不平等现象，强调低收入群体与有毒污染地区的地理临近性。既有全国尺度的基于人口普查的跨地区环境资源与设施不平等研究，又有特定州人口空间隔离研究^[3]。既有研究表明，低收入群体与有色人种，相较于白人社区和富人社区，更多地遭受到废弃物处理场、垃圾中转站、污水处理厂等传统邻避设施的环境危害。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区从城市核心区外迁，原有棕地被重新建设成临河的高档小区，城市中心区废弃的铁路被改建成公园，城市中心区出现原有的棕地空间转变为绿色空间的新现象^[2]。这些环境提升的正面意义吸引了新的投资进入城市的衰败空间，进一步促使了更大规模的城市更新的发生。然而，当环境改善之后，周边地区出现房产增值、物价攀升、产业转型等现象。原本饱受污染的原住民面临房贷加重、就业机会减少的压力，成为第一批被置换的人群。因此，公园和其他的绿色基础设施因为其置换效应(displacement)成为新的“原住民不欢迎用地”类型(locally undesirable land uses，LULU)，引发了新一轮的环境抗议运动^[4]。

从城市棕地到公园绿地的研究脉络反映城市中环境不公正现象发生演变，城市生态环境设施的不均衡配置从污染类设施扩展到品质类设施。城市弱势群体可能面临更高水平污染类环境设施暴露度的同时，绿地、公园与河滨等优质环境商品和服务的获取机会也少于普通人群。高收入社区通常享有公园、绿地、海岸和河滨等场所，获得了城市优质环境空间的特权。更有甚者，原先污染用地修复转变为再投资和新价值诞生之地，由政府部门与私人开发商联合组织的棕地再开发、社区绿化提升等行为的受益者并非是受环境污染侵害的原住民，反而是新迁入该社区的中产阶层^[2]。相关学者开始扩大对城市环境设施空间分布不均衡与不公正现象的探讨^[4]，当棕地更新、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地兴建或生态修复等城市生态环境规划与地方经济发展、衰败地区复兴、社区人口结构变化、社区资产增加等密切关联，环境绅士化这一新兴概念出现在城市地理学研究领域，旨在打破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界限，将环境要素纳入考察城市社会空间重塑的视角，借此探讨城市中物质流动和资源利用与社会变迁的复杂关系，并强调城市环境转型背后的资本运作、政治过程与权利关系(图 1)。

图 1(Fig. 1)

图 1 环境绅士化研究源起 Fig.1 Origin of Environmental Gentrification

环境绅士化是经典绅士化理论进入21世纪后最重要的衍生分支之一。绅士化最早由英国城市研究者Glass于1964年提出，经过半个世纪发展，绅士化概念由原来狭义的中高收入阶层替代低收入家庭住区的内城社会空间演变逐渐走向更为广义的内涵，从西方大城市的邻里变迁发展为遍及全球的社会空间高级化重构现象。进入多元并进的绅士化地理学研究阶段，欧美国家绅士化研究体系和理论框架不断发展成熟。从经典绅士化不断演变出新建绅士化、乡村绅士化、超级绅士化、旅游绅士化等丰富的衍生类型、概念与理论工具以及研究内容体系^[5]。虽然绅士化研究因为概念泛化而饱受争议，但是绅士化始终是国际地理学、社会学和城市规划等学科经久不衰的热点议题。

正如Phillips指出，以往研究通常围绕绅士化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空间层次，却尚未考虑“超社会因素”和自然环境维度^[5]。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城市“绿色转向”中纽约高线公园等绿色基础设施更新触发临近地区高档化重构，证实环境改善事件具有推动绅士化的强大动力，由此拉开了环境绅士化研究序幕。城市地理学、城市政治生态学以及城市规划领域学者逐渐开始探讨城市中环境资源与社会的复杂关系，生态环境因子成为驱动绅士化发生重要因素受到广泛关注。“环境绅士化”、“绿色绅士化”、“生态绅士化”与“气候绅士化”等众多理论打破“城市/自然的二元对立”，将生态纳入理解社会生产和城市空间运作的过程。如表 1所示，梳理既有生态环境因子驱动型绅士化研究发现，生态绅士化是最早提出的；绿色绅士化研究主要针对绿地、公园等绿色基础设施；环境绅士化研究的对象较为丰富，既包含新建公园、绿地、绿道等，又囊括有毒物清除、污染河岸治理、废弃铁路改建、邻避设施搬迁以及棕地再开发等过程。自相关绅士化概念提出后，后续英文文献中倾向使用环境绅士化，故本文将相关概念统一为环境绅士化进行延伸分析。

表 1(Tab. 1

表 1 生态环境因子驱动型绅士化研究整理统计 Tab.1 Summary of Case Studies in Environmental Gentrification

表 1 生态环境因子驱动型绅士化研究整理统计 Tab.1 Summary of Case Studies in Environmental Gentrification

环境绅士化是一种由城市环境资源的空间配置触发的社会空间“高级化”过程，是指以环境品质提升为导向、以环境设施(environmental amenities)为载体，城市绿色转向导致特定地区社会空间重构。该概念肇始于中产阶层绿色、自然、生态居住氛围偏好引发对城市绿地、河畔与湖滨等环境优越地带的占有。过程背后是不同参与主体(actor)在城市自然物质和环境资源排布中的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广义绅士化的本质是“为更富裕的居民生产空间”，而对环境绅士化的理解则是“为更富裕的居民生产绿色空间”^[6]。结果会导致城市特定区域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物质景观的升级、社会阶层的重组和居住空间的分异，可能诱发部分社会群体享有绿色福利特权以及低收入阶层被直接或间接驱逐/置换等负面社会效应。与其他绅士化的衍生类型相似，环境绅士化的概念涉及4个关键内涵：物质环境的改善提升；资本的投入与开发；社会阶层的升级；低收入人群直接/间接失所。

其中，环境绅士化核心是绿色改善实践和社会空间升级的相关关系，前置条件是后工业化时代城市绿色转向过程中的“环境改善(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举措。进入去工业化社会，原本不受重视的城市“闲置或废弃用地”成为城市再发展和资本再投资关注的对象，比如城市中的边角空地、受污染河流或湖泊的临水空间、废弃交通基础设施用地(机场、铁路、高架桥等)以及工业或邻避设施迁出后的棕地等。通过对闲置或废弃用地的重新开发利用，将其变废为宝，对城市空间带来生态、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诸多正面效应，被欧美发达国家的后工业化城市广泛采纳^[7]。环境改善举措包括环境清理和环境美化两个过程。其中，环境清理指空地的整理、污染的治理、棕地的清理等；环境美化侧重公园绿地的新建、自然资源的开发和绿化景观的打造。大部分环境改善举措都经历了环境清理和环境美化两个步骤，城市“闲置或废弃用地”转变为“城市绿地”这一用地类型成为环境改善举措在城市物质空间上的表现。

准确识别城市中发生环境绅士化地区是环境绅士化过程分析的首要步骤，目前关于环境绅士化识别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质性分析和空间计量分析两种分析方法。许多较早关于环境绅士化的研究都是基于特定公园绿地的经验范例，通常采用实地踏勘、关键人士访谈、文献资料收集及媒体报道等研究方式。例如美国纽约布鲁克林的展望公园^[1]、美国西雅图河岸地带生态功能提升项目^[6]、加拿大温哥华奥尼公园建设^[8]等，这类研究校验环境绅士化背后的生态，社会、政治和经济驱动力以及参与者，研究发现政府权威机构、企业行动者和利益集团利用重新分区条例和税收优惠来重新开发闲置土地，然后将其转变为与绿地相邻的高端住宅^[25]，揭露城市绿色干预措施创造环境特权飞地、吸引商业和住宅投资并凝集更多具有社会和族裔特权的居民^{[6, 8, 29]}。质性分析聚焦于当地环境绅士化过程中不同角色参与者的过程经历和绅士化转变后的感知影响，其对微观过程的研究与分析细腻地展示和构建出环境绅士化过程在特定地区是如何发生、产生何种影响。

单一的个案研究无法捕获环境改善过程引起城市社会空间中的广泛变化，近年来，环境绅士化开始从对特定地点的关注(通常是单个公园或某个社区)转向在环境提升背景下测度整个城市现有环境绅士化范围与程度的识别^{[11, 34]}。更多定量分析的技术被应用于环境绅士化研究，尤其是用于识别人口统计学变化与公园距离之间存在统计学显著关系的方法，如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28]、地理加权回归(GWR)技术^[11]、双重/三重差分法^[39]和典型相关性分析^[24]等。例如，Pearsall等人2020年的研究利用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和2011年至2016年美国社区调查统计数据对2010年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创建的18个新公共绿色空间与绅士化模式进行讨论^[28]。她们首先将社区划分为“不可绅士化”和“可绅士化”两类，后者进一步包含“正在绅士化”和“未绅士化”。然后通过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社区可达性与绅士化的关系。最后得到4种模式，即不临近绿地且正在绅士化、临近绿地且未绅士化、不临近绿地且未绅士化、临近绿地且已绅士化，并对第二类和第四类社区的绅士化模式进行进一步分析探讨。Auguelovski等人首先检验了18个新公园周边的住房和人口统计指标的变化，然后使用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分析，以到公园距离为自变量，以既定社会人口统计指标为因变量，探究统计指标变化是由到公园可达性改变引起，还是仅为更大范围社会人口变迁的结果^[11]。研究人员强调纯粹的定量分析在研究绅士化过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经常是不同标准、不同口径或不精确数据。但是，定量数据仍然是衡量大尺度区域变化特征的基础方式^[40]。城市尺度的研究对整个城市中环境绅士化的发生与否和发生程度进行更细致地分析，亦解释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而不是在其他情况下发生环境绅士化的置换/驱逐效应。

其中，环境改善引发的社会空间升级如何量化表征是环境绅士化计量分析的关键，尽管哪种量化方法最能反映环境设施引发绅士化进程的争论仍在继续，但研究人员长期以来一直同意避免过于简单化，采用多个指标更有可能代表环境绅士化过程的复杂性^[2]。既有研究常采用人口普查变化、与经济财产相关数据及其他新指标等3种类型(见表 2)。首先，人口普查数据是最常用于识别居民阶层变化的指标，包括收入、族裔、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贫困率、移民率、犯罪率、从事一/二/三产人口比例等。这些指标的确定亦会根据不同地区的社会特征进行特殊的调整，比如Anguelovski认为在巴塞罗那房屋自有率较高、住宅流动性较低的背景下，独居老人是唯一会因绅士化而流离失所的群体，因此选取独居老年人人口比例作为环境绅士化判定的关键变量^[11]。此外，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这些指标通常是在相对粗略的普查区域或等效水平层面进行测度；其次，与经济财产相关的数据，特别是住房属性数据被应用于绅士化的识别，如房屋售价、租金、住房面积、卧室数量、自由住房比例、家庭居住年限等；第三，少见的量化指标亦会被使用，比如咖啡店等新业态数量、社交媒体使用率^[17]、当地媒体报道中的文字描述^[28]等。Maia使用地理定位的社交媒体数据评估巴塞罗那18个城市公园中环境绅士化进程^[17]。Pearsall的文献中采用社区中白人比例、家庭收入中位数和女性中取得本科以上学历比例的3个指标分析1329个街区后，对目标街区进一步结合当地媒体报道中的文字描述进行绅士化的判别，即在当地媒体《费城问询报》上同时查找社区名称和“绅士化”一词，通过对社区居民和居委会成员的访谈判断该社区是否发生绅士化^[28]。

表 2(Tab. 2

表 2 环境绅士化中社会空间升级判定常见指标 Tab.2 Indicators of Socio-spatial Upgrading in Environmental Gentrification

表 2 环境绅士化中社会空间升级判定常见指标 Tab.2 Indicators of Socio-spatial Upgrading in Environmental Gentrification

环境绅士化概念提出后，学者们对环境绅士化现象背后动力机制进行了理论化探索(图 2)，这些观点共同指出应根据本地环境景观的变化解读谁在使用、为什么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其形成机制研究大致有三种脉络：①延续古典租差理论，强调城市绿色转向政策导致土地利用价值变化，从而产生“环境租差”；②基于消费社会、文化资本等理论，中产阶层群体利用环境话语来构建阶层属性与认同；③引入政治生态学视角，资本累积流动、阶层结构变迁和城市政治体制等一系列因素被纳入对城市绿地等环境要素变迁因果关系的理解。

图 2(Fig. 2)

图 2 由城市环境设施引发的绅士化现象形成机制 Fig.2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Gentrification

首先，生产端视角强调资本和土地供给在环境绅士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探讨在土地竞租和住宅市场化原则下，环境资源价值和成本变化如何加速城市空间重构^[6]。研究认为城市中“绿色转向”快速拉大“潜在环境地租”和“实际地租”之间的“环境租差(green rent gap)”^[8]。这类“绿色转向”包括城市政府的环境提升战略导致土地利用价值变化、污染治理技术进步后环境治理成本下降、环境景观偏好的住房消费者购买欲和购买力上涨等。当“环境租差”达到足以支付污染治理、城市更新、景观投资所需要的各项成本，并可以为投资者带来可观的利益回报时，在利益效率最大化的资本增值逻辑下相关开发集团便会进入原先的污染地区，对其投入资金进行污染治理和环境品质提升。资本的回流过程推动人的回流，最终推动环境绅士化现象发生。特定地区因为环境租差引发资本回流和绅士化过程后，地区物质环境景观得以提升、环境租差得以填补。高档化环境景观限制该地区进一步价值挖掘开发的同时，引发其他地区随时间的折旧贬值，形成一种环境不平衡的状态。环境不平衡发展在地理空间上的“区位杠杆”，诱使资本从一个地区转向另一地区，寻找下一个具有可观环境租差的地区进行下一阶段的环境开发或再开发。城市地域空间出现由环境品质引发的开发、贬值、再开发的循环过程^[30]。

其次，基于消费社会、文化资本等理论，支持绅士化需求端解释理论的学者认为，社会变革和经济条件变化所催生出新兴中产阶层群体，其对美好优质生活环境的追求是社会群体景观权力的空间表达。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使他们倾向于优质环境设施与品质，居民环境公共产品选择与其社会阶层与经济能力匹配，环境质量成为影响居住决策的重要因素，环境绅士化现象由此出现。中产阶层作为个人消费者购买高品质的环境设施，开发商利用绿色理念打造可持续社区等产品，“绿色消费”成为一种新的阶层划分方式，环境设施与美学、价值观和自我实现融合，成为了中产阶层特征^[41]。环境绅士化肇始于城市中新兴中产阶层群体的居住选择中出现更高的“绿色偏好”需求，从而引发其对河滨、湖畔、江岸等环境优渥地区的占有，过程背后是不同参与群体在城市自然物质和环境资源排布中的不对称权力结构，自然环境资源要素在阶层中流动转换体现个人身体和身份的社会和文化建构过程^[42]。

第三，政治生态学视角侧重于城市中物质流动和资源利用与社会变迁的复杂关系，并强调城市环境转型背后的资本运作、政治过程与权利关系。进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生态意识与环境活动融入到城市的再开发之中。在可持续发展的政治正确的议题下，环境绅士化在物质和话语正确的基础上，服务于高档空间的再开发^[2]。对可持续发展的强调不是资本累积的障碍，反而与新自由主义结合，转变为一种新型的管治方式，并成为资本累积过程自我更新的途径。其中，政府主导或规划主导的环境绅士化是第3波绅士化现象的代表。将政府的角色纳入环境绅士化的语境中，研究者认为政府通过城市分区管制、金融市场监管等方式，不仅参与了环境空间的治理，也参与了新空间经济、社会属性的转变。特别是在强政府国家，如韩国首尔清溪川的修复项目，就是由国家主导的环境绅士化过程^[33]。Quastel认为，竞争日益激烈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下，房地产开发与城市政府的环境整治、棕地改造，甚至区划法、公共设施供给组成“绿色增长联盟”，一方面实现生态现代化，一方面提升房产价值、推动城市空间资产的增值、提升城市的品质与形象以应对激烈的全球化竞争^[46]。

后工业城市的开发与再开发策略转向绿色环境设施的改造或新建，从更广阔的视角去检验这些策略显得至关重要。对于环境绅士化的效益与影响，多数学者从生态环境、公共健康、经济发展及社会效应等方面展开研究。

首先，在生态环境方面，环境绅士化带来更多的绿色空间，显著改善城市局部地区大气、水、声等环境质量与功能^[43]，比如：①通过释放氧气、吸收污染物来改善空气质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②通过蒸腾作用影响调节城市湿度与温度，增加环境热舒适性，减少城市热岛效应；③增加雨水的渗透率、补充地下水、降低城市雨洪风险；④隔离和减弱城市噪音。

其次，在公共健康方面，城市环境品质的提升从生理性和心理性两方面使周边居民受益。城市居民长期处于高密度的建筑、拥挤的交通环境之中，更多的绿地空间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户外活动的场所，增进了居民的互动，加强了社区的关联度，一定程度上提升周边居民的健康水平，降低许多慢性病的风险^[44]等；心理学研究认为，绿色景观可以缓解紧张与焦虑的情绪，降低人们的孤独感，增加社会的和谐度^[15]。

再次，在经济发展方面，侧重于引导衰退地区复兴、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等。高品质的环境空间强化了地区的景观特征，使得老城区衰败空间、低收入区、旧工业区转变为更具魅力与吸引力的生产、生活空间，从而提升了当地房地产的价值与地区经济发展潜力^[45]。研究发现，在2003年至2011年期间，金融危机引发美国各大城市经济严重衰退。但纽约高线的环境绅士化现象使得附近的房产价值增加了103%，并新增投资20亿美元用于空间的开发^[46]。Tajima采用特征定价模型进行评估，认为波士顿将高架公路搬迁并新建城市公园后对周边房地产价值产生了积极影响，增加了地方的财税收入^[47]。

最后，在社会效应方面，突出地区社会结构改变、中产阶层空间化、被置换原住民的边缘化等城市社会空间问题。比如对Superfund地区的研究表明，污染物的清理后，1公里范围内的住宅价格上涨18.5%；社区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大学生的比例提高了31%，住户的平均收入提高了26%^[48]。Immergluck认为，在亚特兰大将废弃铁轨改建成城市绿环过程中，半英里内房价持续升高，低收入家庭陆续搬出，邻近社区变得越来越富裕、高档^[34]。Helen Cole等对巴塞罗那的研究认为，环境绅士化对居民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绿色空间的受益者发生变化，城市中低收入人群被边缘化。这有可能导致弱势居民的生活空间降级，并进一步影响其身体与精神状况，从而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降低城市的包容性^{[11, 15]}。Eckerd对波特兰的污染物清理项目带来的环境绅士化效益进行计量分析后发现，环境质量改善的同时，并没有发现低收入人群的置换效应，并指出环境绅士化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帕累托改进，有利于社会各阶层，尽管受益程度可能不尽相同^[30]。

对环境绅士化的争议主要集中可能存在“绿色悖论”问题，即出于追求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正义的绿色倡议，结果可能会造成局部环境非正义与社会不平等^[28]。在城市绿地周边出现“富进穷出”造成部分社会群体享有“环境特权”以及低收入阶层被直接或间接驱逐/置换，导致城市整体绿地资源不均衡配置和优质环境资源享有的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环境不平等和社会非正义。针对环境绅士化的负效应缓解与政策响应，学者们开展广泛的讨论后从政府调控、社区空间赋能以及规划设计手法等角度贡献诸多优化策略。

Curran和Hamilton提出“足够绿色就好(just green enough)”策略^[31]。他们倡导污染物的清理、绿色空间的补充，而不是房地产投机性开发；倡导受污染河流的清理，而不是临水商业空间的新建；倡导绿地的共享性，而不是富人的花园；倡导民主协商的过程，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规划。对纽约布鲁克林某社区环境绅士化过程研究发现，工人居民和中产阶层在“足够绿色就好”的战略目标上达成共识，在环境清理政策实施的同时，促成部分生产性工业用地的保留，以此为蓝领工人提供就业机会，从而保持了社区的原有社会结构^[6]。这类“足够绿色就好”策略要求规划者和当地利益相关者在设计绿色空间项目时，从传统的城市设计建模与生态修复策略转向对当地社区的需求与愿景的关注。

研究者们还提出通过“社区赋能”增强当地社区与绿色空间的关联，规划设计中倡导多点、小规模更新，进行经济策略激励、第三方介入等具体方法规避市场驱动的环境绅士化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①Newman发现多伦多非营利组织鼓励规划者摆脱推到重建的方式，强调城市农业、社区花园、街头绿地也可以作为城市景观^[49]，使更新项目更好地与当地生态安全、儿童教育、就业机会和居民健康相关联；②Schauman和Salisbury通过关注矿山和炼油厂的改造认为，应将宏伟、大规模集中的区域性生态功能再造转化为多点、小规模、分散化的绿色空间干预，以便可以更均匀地分配自然资源的空间可达性，而非仅仅造福房地产开发^[50]；③可以利用包括住房信托基金等金融政策手段，激励房屋所有者和共享权益者参与环境提升。增加当地居民参与度与话语权的同时，通过控制租金、限定所有权等方式保护本地商品经济与就业，维护原有功能结构，稳定当地住房市场^[31]；④通过基层社会组织、NGO等非营利组织、环保志愿者等团体介入到绿色空间规划、建设与更新过程，向当地居民宣传绿色空间价值，向规划决策者合理表达当地诉求，促使绿色实践更加高效而公平的发展^[51]。

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绿色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公园城市”与“生态文明”建设等规划理念愈发流行，以环境清理/美化项目为载体的城市空间开发与更新在各大城市层出不穷。给城市环境功能带来提质的同时，引发特定地区建成环境与社会结构高档化重构。重点探讨环境改善实践与城市社会空间高档化重构的耦合关联的环境绅士化研究逐渐成为观察后工业化时代全球都市绿色空间开发/更新过程中“城市—社会—环境”互动及辩证关系应运而生的新兴范式。环境绅士化理论将环境要素的空间不均衡配置研究从邻避设施等环境公害转向公园绿地等环境福祉。聚焦城市环境资源开发与再开发诱发社会空间高档化动态持续演进的新表征与新动力。以生态环境因子驱动型绅士化为主题的相关文献深描城市各类环境要素与居住主体间的互动过程，剖析环境改善措施与社会空间升级的相关关系，揭示优质环境资源在社会阶层之中差异性分配以及背后成因与驱动机理。将政治生态学理论融入经典绅士化“生产端—消费端”框架，深度检验大都市绿化运动中社会空间高档化重构效应。通过空间计量分析深描大城市环境绅士化的时空格局演变与特征，实现研究方法从个案实证向城市尺度、精细化、高分辨率量化研究跨越。探索缓解环境绅士化负面效应的城市规划建设响应，为绿色福祉更均等地为全民享受，实现环境公平正义提供可行之径。

与之相比，我国生态环境规划的社会空间影响研究尚处起步阶段，绿色基础设施的研究讨论集中在生态环境领域、公共健康效益以及城市绿地规划设计方法等方面，部分文献关注到城市绿地的空间不均衡配置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不公平分配^[52-57]，但缺乏关于城市绿地的空间、社会、文化影响的整体性研究，特别是缺少城市绿地的空间建设和分配如何与居民经济能力分化、社会文化分层和政治经济转型背景发生互动的关注^[58]。中国进入快速城镇化阶段后，在实现高速经济建设发展和城市规模急剧扩张的同时，已然出现城市绿地服务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间不平等配置现象。已有学者指出，优质环境要素的外溢效应诱发城市社会空间变化，环境绅士化进程正在加剧城市绿地可达性的不平衡发展^[52]。

然而，目前针对中国环境绅士化的理论研究几近空白，已开展的实证探索屈指可数。刘彬、楚晗等人通过文献综述将西方生态环境因子驱动型绅士化引入国内^{[53, 54]}；姚娜等人以长春南溪湿地公园为研究对象，对特定公园绿地的环境绅士化进行个案分析，探讨政府权威机构打造绿色基础设施后引发的物质景观、人口、经济和社会空间效应^[55]；Chen等人利用典型相关性分析对杭州市新建绿地引发的绅士化效应进行深描^[24]。此外，另有两篇硕士学位论文分别对杭州和广州两个城市尺度的环境绅士化尝试探讨^{[56, 57]}。较之欧美国家地区，我国本土绿色绅士化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偏少，但也已显示我国大城市绿色绅士化现象崭露端倪，学者呼吁应加强对环境要素的社会空间影响和环境绅士化现象的关注，为城市政府在绿色治理成为后工业化城市环境问题解决和环境质量提升重要战略的背景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共同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政策借鉴与参考^[58]。故此，我国亟需借鉴国外有关环境绅士化的成果与理论，结合城市发展的具体实践开展本土化探索研究，具体建议如下：

丰富实证研究，检验环境绅士化内涵的本土适用性。环境绅士化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美，多元背景下持续追踪性研究缺乏，发展中国家经验范例较少。正如绅士化研究肇端于欧美，并经历了西方背景向全球化研究的扩张与转变，环境绅士化的研究也面临着范式转变的挑战。较之欧美国家，社会分化、居住分异与阶层隔离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虽初露端倪但尚未凸显。然而，中国城市人口基数大，对绿色空间的需求量高，城市绿地的稀缺性问题更加突出。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加强，双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城市居民之间绿色空间资源分配差距不可避免地逐渐扩大。特别是在以“公平”、“和谐”为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这些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预防。既不能狭义地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典绅士化经验简单地移植到全球其他地方性研究中，亦不能忽视否认中国城市正在经历的环境绅士化过程。未来，在中国语境下对环境绅士化的理论研究可与西方发达国家经典绅士化理论经验展开对话探讨，拓展中国绅士化理论研究的新领域。

拓展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对环境绅士化现象的规模与效应进行精准评估。运用社交媒体、手机信令、街景影像等多源大数据，利用新的空间分析和统计方法，发展识别绅士化的方法范式，加强我国环境绅士化现象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对其现象发生时间节点与发展过程、规模与程度、影响地理范围与边界、空间格局特征、物质景观变化、人群变迁特征进行追踪、分析与归纳；不仅要从产业振兴、土地/房产增值、物质景观升级等宏观层面把握环境绅士化的经济效益，还应融合日常实践、地方依恋和地方感等视角，探讨环境绅士化对居民社会交往和身心健康等的间接影响，构建生态环境保护、城市经济发展、社会空间包容等多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来正确评估、引导环境绅士化过程中城市绿色空间生产。

立足异质性，剖析环境绅士化进程本土城市语境层面异化的演化惯性。将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土地利用演变、资本介入、空间开发及社会分异等综合纳入分析框架，从土地、户籍、住房等政策制度，居住偏好、支付意愿等群体文化与社会结构、规划主管部门与相关法律法规等特定维度探索环境绅士化动力机制的本土解释理论。深化对转型期国家角色的分析，总结地方政府、开发商在环境绅士化过程的意图和行为以及相互作用关系。辩证分析当前我国大城市中产阶层群体绿色消费需求转变，以及消费行为对绅士化绿色空间的再生产作用。

结合城市绿色发展策略与绿化规划实践，探索优化环境绅士化的调控策略。当前，我国很多大城市处于公园城市的建设热潮，绿色空间引导的城市更新/开发被普遍推行。需要通过财税补贴、土地管理、责任分配等规划管治方式的政策性研究，对环境绅士化进行科学引导，减少可能存在的绿色不平等现象，探索兼顾环境正义、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绿色空间实践路径。城市政府在拥有规划建设的决定权，享有环境绅士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经济增速、环境提升等诸多利益的同时，应履行对城市绿色实践的投资与经营主体的监管职责，做好公共利益的“守门人”，使得城市绿色实践真正意义上成为使城市更具韧性、更可持续与更宜居的新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