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是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环境与行为则是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在工业革命前，人类面临的环境危害主要为天灾与过度消耗自然资源造成的灾害，伴随工业化进程，资本家追逐利益而大肆生产，使得污染物排放成为危害人群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推动了学者对环境与健康关系的关注，并形成了早期环境地理学和医学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前者关注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影响，研究区域环境污染、评价、治理等^[1]，后者关注环境与人的生理健康之间的联系，研究疾病的地理学分布、特点等^[2]。二者共同探讨了宏观尺度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生理健康间的协调发展机制^[3]。同时，个体行为方式与生理健康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机制得到了关注并在临床医学方面也得到了关注和验证^[4]，“环境—行为—健康”的分析框架初步形成。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研究框架中环境的外延不断的扩大，从自然环境扩展到社会环境^[5]、建成环境^[6]等层面，健康的内涵则从原来的生理健康逐步扩展到了包括身心健康^[6]、社会健康^[6]以及幸福感^[7]在内的“大健康”层面，行为则从早期的个体行为习惯逐步扩大到了包括通勤^[8]、社交^[9]、锻炼^[10]等多种行为在内的健康促进行为。“环境—行为—健康”的研究内容进一步丰富，成为健康地理学和行为地理学共同关注的焦点。健康地理学主要关注社会环境、建成环境、自然环境等对人的身心健康、社会健康等维度带来的健康影响及医疗资源的空间可达性及均衡性等内容^[11]。行为地理学结合行为主义地理学与时间地理学内容，解释了地理环境与人类行为的互动关系^[12]，且更加注重微观个体主观视角与差异，引入了时间维度^[13]，关注行为对个体的幸福感^[14]、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影响^[7]。对于环境暴露^[15]的研究属于两学科的交叉领域，主要探究时空行为背景下地理环境暴露对健康的影响^[16]。

在近年的研究中，“环境—行为—健康”的研究日益深入：柴彦威通过引入时空行为调查，丰富了国内行为地理学的研究模式^[17]；周素红则对建成环境、环境暴露、时空行为及身心健康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拓展了环境与健康领域的研究，并提出群体差异及环境公正问题的重要性^{[15, 18]}；袁媛梳理了近年国际社区研究成果，总结出社区管治、参与、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等内容为研究热点，为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社区规划研究提供了方向和借鉴^[19]；王兰在城市规划领域探索建成环境与公共健康的互动关系，并总结出城市可通过土地使用、空间形态、道路交通、绿地及开放空间四方面规划要素的优化实现健康城市的建设^[20]。伴随“环境—行为—健康”理论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不仅发现不同类型环境对于健康促进行为影响的差异，还进一步关注到了不同尺度建成环境对于健康促进行为也具有不同的影响。研究视角也从早期的区域、城市尺度的健康促进行为向居住区和社区尺度的健康促进行为转变，健康社区研究成为健康地理学和行为地理学关注的重点。

健康社区是通过社区内所有组织和个体一起努力而形成的健康发展的整体^[21]。在“环境—行为—健康”框架下，学者们围绕环境对健康促进行为^[22]及身心健康^[23]的影响机制、居民行为对身心健康的影响机制^[24]以及促进健康的环境优化策略^[25]等方面进行了广泛地研究与实证，逐渐明晰了健康社区保障^[26]、包容^[27]、可持续^[28]的发展理念，并逐步形成了健康社区建设维度、健康社区建设的引导与实践、健康社区建设效果评价以及健康社区建设影响因素研究等几个方向。健康社区的建设维度研究为健康社区建设提供了基本框架，健康社区建设的政策与实践为健康社区建设指引了方向并提供了有益探索，健康社区评价研究能够对健康社区的建设成果进行科学、系统的检验从而为健康社区建设提供依据，健康社区建设影响因素研究通过对健康社区建设关键主体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的识别为健康社区建设策略提供支撑。

尽管围绕社区尺度的环境、行为、健康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作用机制已经开展了较多的研究，但对健康社区的规划建设、评价及影响因素仍缺乏梳理和总结，这成为制约健康社区建设的重要瓶颈。中国近年出台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等健康指导文件中明确提出要把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镇建设作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且在健康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健康社区发挥着“细胞工程”的作用。故本文将通过梳理健康社区的规划建设研究、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明确在社区层面系统研究及实践研究的优势及不足，进而为健康社区的规划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社区最早是社会学概念，在理论界和城市管理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西方对于社区的界定主要强调社会互动、地理区域、共同关系这三大特征。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将社区引入城市管理领域并成为基层建设的重要环节。《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定义社区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健康社区的建设包含由政府自上而下发起与社区居民协会自下而上发起两种形式。本研究中的健康社区是一种空间概念，指一种城市行政管理下的地域单元，如国内的社区是指街道下级的行政区划。

已有研究中，国内健康社区的范围是由街道下级社区这一行政区划所确定的，健康社区的建设工作多由上级政府进行组织开展，下级街道社区配合实施。西方社区并非行政区划，而是由较大的市镇被官方或民间习惯划分而成。西方健康社区的建设工作由政府发起，但社区居民协会在其中会发挥重要作用。关于健康社区的建设，吴一洲等提出健康社区建设包含住宅、环境、交通、设施、活动、社会六个维度^[29]，张国钦等从景观生态学角度出发提出健康社区建设包含健康生态系统服务体系、健康行为意识引导体系、健康社区趋善化管理、健康智能感知体系四个层面^[30]，Bunnell等从预防社区慢性病角度提出通过政策、制度及环境三方面干预措施以建设健康社区^[31]。本研究认为健康社区的建设可以从硬环境建设与软环境建设两个维度来进行总结。

硬环境建设是指对客观环境中实际存在的构筑物、配套设施等的建设。具体来说，硬环境建设主要包括：①健康的活动空间。包括建筑内部空间以及建筑外部空间。建筑内部空间需要关注御寒及避暑能力、节能装置、安全楼梯及通道的布置、弱势群体的亲和度、报警与监控系统等。建筑外部空间则主要考虑健身活动与休憩空间、邻里交往空间、有无较封闭区域、监控布置、报警系统、安全标识等^{[32, 33]}，同时关注社区内部的环境质量，如绿色空间、屋顶及墙壁绿化、绿化植被搭配、空气质量、水质量、声音质量、光质量^{[34, 35]}。②健康的服务设施。包括交通设施、养老设施、残疾人护理设施、商业娱乐设施、垃圾分类设施、物流配送服务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儿童日间看护机构等^{[36, 37]}。

软环境建设是指是物质条件以外的诸如政策、文化、制度、法律、思想观念等外部因素和条件的建设。主要包括：①健康的文化氛围。包括健康的医疗卫生、体育及地区特色文化氛围。实施中可通过公众号、抖音、微博等新媒体途径进行宣传，以体育、地方文化活动、社团等为载体进行^[38]。②健康的心理环境。包括心理健康的监测与护理。可以通过心理健康知识普及讲座、社区定期心理健康测试、成立社区心理健康护理中心等方式进行，旨在提倡社区居民共同经历以增强社会纽带^[39]，帮助心理疾病患者走出困境。③健康的服务机制。社区的服务、管理应充分体现健康的理念，如智慧化管理模式、实时的反馈机制、组织居民成立自主管理委员会等服务以引导社区居民进行健康的活动^[40]。④健康的政策及项目。包括具体的社区建设指导、设施配建以及针对弱势群体的帮扶措施等方面。良好的政策及项目应当组织开发商、投资者与社区居民一起参与到社区的规划与建设中^[41]。

健康社区规划建设及治理实践基于宏观政策的引导，以社区内主体的需求为出发点展开。其关注对象由早期面向全体社区居民逐渐演变至关注社区中弱势群体的需求，如老年人、儿童、女性、残疾人、精神病患者等群体(表 1)。

表 1(Tab. 1

表 1 健康社区规划建设治理的对象及建议引导对照表 Tab.1 Comparison of Objects and Suggestions for Planning,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of Healthy Communities

表 1 健康社区规划建设治理的对象及建议引导对照表 Tab.1 Comparison of Objects and Suggestions for Planning,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of Healthy Communities

面向老年与儿童群体的治理政策主要强调二者的社区参与及权益保障，并在实践层面提出提升外部环境的友好程度、公共区域识别等操作性建议^{[25, 42, 43]}。面向女性群体的政策治理引导方面强调支持社区的“适女性化”并确保女性的参与，在实践引导上结合女性群体日常生活习惯，从安全、活动、出行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设指导^{[44, 45]}。对于残疾群体的政策治理引导重点关注社区对这个群体的包容度及对其教育、出行上的支持，在实践引导上主要对出行工具的支持、公共空间无障碍化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46, 47]}。针对精神病患者群体的政策治理引导上关注定期随访、精神支持机制建设等，但在实操层面呈空缺状态^{[48, 49]}。面向全体居民的政策治理引导主要围绕社会公平、资源共享等方面，实践引导层面则关注用地功能、公共空间可达性、公交规划、校园选址、社区智慧化等方面的建设^{[50, 51]}，另外针对新冠肺炎等“小概率，大代价”的传染病在政策与项目以及规划引导在研究中均有阐述^[52]。

在宏观政策及学者研究的共同推进下，针对居民需求进行的健康社区治理政策及规划建设实践呈现出考虑社区全体居民而推行的普适性管理建设及面向弱势群体的特殊社区模式、设施两个层面并行的态势。政策治理引导内容既体现了社区群体的多元化、对不同群体的包容性、持续优化的可持续性等理念，又辅以匹配的操作性建议。除去健康社区的日常管理与建设内容研究外，学者还考虑到了特殊时期的社区管理模式及其应对性建设研究。

健康社区评价的研究对改善社区居住环境、促进居民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29]。现有的健康社区评价研究众多，随着研究的深入，关于健康社区的评价在层次和维度上始终在不断地丰富。本文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53]对评价层次进行划分，WELL健康社区标准指标^①，Frey^[54]、谭少华^[10]、谢劲^[55]等学者的研究涵盖了社区居民最基本的生理与安全需求，而Reed^[56]、李新娥^[57]等的研究则涉及更高层次的社交、尊重及自我实现需求。关于健康社区的评价维度方面则从硬环境和软环境评价(LEED-ND绿色社区认证体系^[58]、台湾健康社区六星计划^②等)逐步拓展到了参与度评价和效果评价，如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所制定的健康社区计划^[59]、北京市健康社区指导标准细则^③等。

为梳理国内外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进展，本文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中外评价指标进行分类，期望通过横向及纵向的对比整理分析当前评价体系研究的方向、趋势及不足。伴随低层级需求的满足，居民的需求会由最初满足温饱逐步提升为安全保障，最终提升至精神层面需求的满足。本文根据社区环境评价、参与度评价及效果评价三大类对现有评价体系进行整理，对应每一项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见表 2。

表 2(Tab. 2

表 2 健康社区评价指标及各需求层次对照表 Tab.2 Comparison of Health Community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Demand Levels

表 2 健康社区评价指标及各需求层次对照表 Tab.2 Comparison of Health Community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Demand Levels

综合来看，国际评价体系研究较国内研究更为成熟，覆盖面更广。其评价体系更侧重于对社区环境与管理的优化，社区文化的构建以及对社区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提升这几方面，且存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发起形式，强调自下而上的参与度。国内的评价体系主要是对医疗、体育、文化等方面的构建，且多以由政府发起的健康社区建设评价体系为主。

纵向比对可以看出：伴随着需求层次由低到高，指标的丰富程度整体呈逐级下降态势。结合不同需求层次细化来看，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及社交需求作为层级靠前的三项，对应指标相对完整但各层级指标数量呈倒三角趋势；尊重需求层级中国内外指标均缺少软环境评价、参与度中的知晓程度及执行程度指标；自我实现需求层级中国内外指标均缺少了对社区的硬环境评价。当前研究现状反映出已有研究主要偏重于低层次需求的评价，本文认为这是由于低需求层级的指标有着便获取、易统计的优势，而居民对健康社区建设的高层级需求方面则有所欠缺，主要反映在尊重需求与自我实现需求两个层级上，高层级的指标难以界定其有效性，且统计结果的代表性有待商榷，因此数量较少。

随着实践进程的推进，对健康社区建设影响因素的关注逐渐增多。健康社区建设的影响因素与多个主体的权益及主体间的博弈密切相关，其中影响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房地产开发商、社区物业及社区居民(图 1)。

图 1(Fig. 1)

图 1 四主体的相互影响作用机制 Fig.1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the Four Subjects

政府在健康社区的建设中发挥着宏观引导的作用。与政府相关的影响因素有：政府与行业部门出台的发展战略及政策规范、城市政府指导编制的规划(公共基础设施^[57]、住房配比^[57]、人口密度^[57]、土地利用模式^[60]、通勤交通环境^[61])、政绩目标等。中央、省政府出台的发展战略、政策、规范及意见会决定城市发展的主旋律，并在宏观层面影响社区的建设，如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等对健康理念在城市、社区层面的普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城市政府主持编制的规划内容则会落实于城市建设中，如公共服务设施布置、土地性质、人口密度等，并通过开发商的建设间接影响到社区内部及周边的环境。

房地产开发商在健康社区的建设中主要担任硬环境塑造角色。与房地产开发商相关的影响因素有：项目定位及理念、项目编制与实施(街道设计^[55]、商业配套完整度^[57]、场地安全^[57]、医疗卫生条件^[57]、开放空间^[62]、水环境^[63]、空气环境^[64]、犯罪率^[65]、绿色空间^[66]等)、政府调控、上位规划等。作为社区建设方，在政府及城市规划的限制下，开发商需要顺应当前城市的发展理念，在发展战略、规划等框架内结合定位进行项目的编制与实施，该流程中社区道路、公共场所、绿色空间、水环境等的建设直接参与到了社区硬环境的构成，并会对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心理健康等方面产生影响。

社区物业是社区的管理维护者。与社区物业相关的影响因素有：公益服务^①、社区教育培训^①、日常及紧急情况下的管理机制与体系^[67]、政府部门管理与支持^[71]、业主物业关系^[68]等。政府部门的管理与支持对物业工作的开展有着积极作用，如组织员工进行工作技能培训、督促社区物业服务管理标准化等，这也为健康社区的服务管理提供了保障。物业良好的社区管理模式能够通过多元的方式满足居民的需求，如借助线上平台为双方构建一个交流反馈的平台，从而提升居民满意度与对物业的信任度。另外，物业积极开展面向居民的知识讲座、心理辅导、定期体检、文体活动、教育培训等软环境建设活动能够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增进业主与物业的关系从而促进健康社区建设。

居民是社区中体量最大的主体，同时是社区的使用者与反馈者。与居民相关的影响因素有：社会阶层^[57]、活动参与度^[69]、邻里关系^[70]、生活方式^[71]、自我评估^[72]、心理健康程度^[73]等。在健康社区的建设中，上至社区的空间布局，下至户前的卫生状况，居民通过不断的体验及反馈推进社区优化。居民主体间的个体异质性对健康社区建设影响较大：在相同的社区环境中，不同主体的社会阶层、生活习惯、身心健康程度、社区活动参与度、邻里关系等方面的差异都会直接影响到社区的健康水平。

近年来，关于健康社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存在提升空间。首先，已有实践研究多以社区更新视角展开，对于健康理念结合的社区物质环境规划研究较少，完整的实践案例更是少见，导致健康社区实践研究缺少全面性。其次，健康社区建设研究多围绕生理、安全等低层级需求进行，在高层及需求方面的建设内容较为匮乏。另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体系完善，层级丰富，但是多停留于客观层面评价，鲜见主观层面评价研究，使得评价结果可能与实际情况相左。最后，健康社区影响因素研究结果丰硕，学者在社区尺度对环境暴露、交通出行等要素与个体健康的作用机制、影响因素方面造诣颇深，但对于社区内多主体间的博弈、影响关注不足，容易忽略主体间的潜在影响作用。

关于未来研究，在理论方面，需要不断完善健康社区研究在地理学与规划学中的理论体系，促进宏观与微观视角下的“环境—行为—健康”框架研究，促进暴露地理学、行为地理学、健康地理学与城市规划学等学科的交叉，增加新的研究领域，拓宽研究深度。在实践方面，一方面需要增加实践社区研究的比重，结合社区个体行为、环境暴露研究内容，探究个体与社区在不同需求层面的关系，填补健康社区实践研究中对心理健康及社会健康方面的空缺，同时可以考虑社区所在地的地理、文化背景，为不同地域的健康社区建设提供针对性的方案及优化建议。另一方面，应开拓健康社区建设维度，在保障低层级需求满足的基础上围绕社交、尊重、自我实现三个高层级需求进行针对性建设，并辅以人性化、智慧化管理等制度、模式上的创新，凸显以人为本的理念。在评价与影响因素方面，拓展健康社区评价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广度与深度。建议在评价研究中引入主观评价模式，采用主客观结合的评价模式，全面的反映社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同时选取更多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支撑效果评价层面的内容，完善评价体系。在技术方法上，可利用便携GPS、便携健康检测设备及便携式环境质量监测仪等技术手段，基于社区个体的时空视角将环境、行为及健康进行直接关联研究，进一步探明“环境—行为—健康”框架在社区层面的健康研究。

注释：

① Well Community Standard-a global benchmark for healthy communities [EB/OL]. (2017-09-05)[2019-12-10]. https://www.wellcertified.com/certification/community/。

②“行政院”院台文字第0940084226号函核定, 台湾健康社区六星计划推动方案[EB/OL].(2015-11-13)[2019-12-10].https://safemyhome.npa.gov.tw/NPAGip/wSite/ct?xItem=43402&ctNode=11505。

③ 北京市“六型”社区指导标准细则(试行)[EB/OL]. (2011-10-19) [2019-12-10].http://www.beijing.gov.cn/zfxxgk/110009/tzgg53/2011-12/28/content_28886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