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日益成为老年人追求幸福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形成了规模庞大且消费能力不俗的老年旅游群体，他们因为怀旧、逃避孤独、人生奖励等动机成为各类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客源以及平衡旅游地淡旺季差异的重要力量^[1-4]。在旅游行业与服务产品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以满足旅游者“舒适”意愿，围绕固定异地居住地点活动的旅游流动方式，现有旅游研究将其视作一般的短时旅游到移民之间的旅游活动，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倾向用“旅居”一词来描述该旅游流动方式，老年人是其中的重要参与群体^[5-7]。这里的“旅居”已经不再独指在“异地/异国”的暂时停留及生活^[8]，而成为一种富有旅游活动意义的流动方式表达^[7]。从使用历史来看，养老相关研究是国内最早对“旅居”新赋涵义的，构建了包括旅居养老、候鸟旅居等与老年人群体密切相关的概念，以区别于传统的居家和养老院式的养老模式，并表达出与旅游相融合的内涵^{[9, 10]}。从流动的特性来看，“旅居”与一般旅游流动方式差异明显，它在固定的异地空间中呈现出类似圆心放射式的流动轨迹，既可以参加观光、度假等复杂的旅游活动内容，也可以展现丰富的日常生活内容，能够满足“旅”与“居”的双重需要，这一方式因为具有更“舒适”的体验、相对更“自由”的时间要求等，吸引了大批老年群体的参与，他们拥有相对更加自由的时间^[11]，表现出对旅游中舒适体验的追求^[12]，“旅居”成为重要选项。从新流动范式中对“日常”与“旅游”的融合理解来看^[13]，“旅居”流动方式是“日常需求”与“旅游需求”的内容融合，在旅游体验中“融日常性”；是“日常固定”与“旅游流动”的身体状态融合，其身体状态处于“固定”与“流动”的融合中；是“日常空间”与“旅游空间”的情感融合，通过旅居体验在空间中产生日常的情感依附和旅游情感的满足^{[5, 9]}，并且随着拜访频次的增多，居住设施的“固定性”增强，目的地情感深化，还可能产生“家”空间的迁移^[5]。这种“融合”并非一成不变，新的流动范式弱化了对立，但并非否定了差异^{[13, 14]}，内容、状态和情感的融合持续变化，空间固着性不同，“旅游”与“日常”之间此消彼长(图 1)。

图 1(Fig. 1)

图 1 老年旅居的“日常”与“旅游”融合认识 Fig.1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gration of "Daily" and "Tourism" in Elderly Sojourn

在国内旅游研究领域，目前存在多个不同的“旅居”现象及相关概念，其中涉及老年人的包括候鸟旅居、第二居所旅居等，是对国外候鸟旅行(snowbird)、第二居所(second home) 等相关概念的引用与国内相似“旅居”现象的新解；另外，还提出了乡村旅居、养老旅居等概念，则是对新现象的命名^{[6, 15]}。候鸟旅居、第二居所旅居等目前关注最为广泛，第二居所旅居中的旅居者被定位为周期性的居民，亦有研究将相似的候鸟式流动行为称为候鸟旅居，以凸显这种周期性特点，两概念都更加关注旅居者的身份，主要研究可能产生的各类社会融合现象与问题等^{[5, 9]}。养老旅居研究更关注老年人以养老为目的，通过“旅居”方式在不同季节、不同地方生活和养老，且一般在1个月以上，停留时间长，商业化特征明显，因此相关研究主要进行市场分析和空间的规划^{[10, 15]}；乡村旅居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城市人口出于逃离城市和回归乡村的目的前往乡村区域“旅居”，认为这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新趋势，更加关注“乡村性”的展示和体验，包括前往乡村“旅居”的动机机制、地方影响等^{[6, 16]}。在以上涉及老年人的“旅居”现象中，目前更多被关注到的是那些“精英老人”参与的行为，包括前往温暖滨海区域的第二居所旅居、候鸟旅居，以及商业性的养老旅居等，他们一般以购买或租赁方式获取住所，目的地相对固定，停留时间相对较长，生活行为主导，空间认知更偏向日常，对在地空间的介入性强，并且还可能产生与当地社会缺乏融合、异地医疗社会保障欠缺以及原家乡社会网络缺失等新的流动问题，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老年群体的大众化参与^{[5, 17, 18]}。此时，一种暂时离家且老年人群体可以广泛参与的老年人“旅居”现象在长三角地区出现，不仅具有“旅居”的流动及活动表现，同时较低廉的价格和便捷的往返条件削弱了老年人参与的资金、时间、游伴和身体等限制性因素影响，对地方和老年人日常生活的扰动更小。当前并没有可以完全贴近该老年人“旅居”现象的概念来进行统领，相比于第二居所旅居、候鸟旅居、养老旅居等，该“旅居”现象中旅游者身份更为突出、养老特性不明显、老年人是最主要的参与群体，差异明显。

另外，在现有研究的“社会身份”、“市场响应”和“乡村发展”等中宏观视角下，“旅居”更多被视为一种现象背景，聚焦探讨其中的社会融合、养老市场和乡村发展等问题，却忽略了对“旅居”现象本身的分析，未能展现现象的行为内涵，较难体现出现象中关键群体(老年人)的特点，如他们的身体机能变化以及因时间紧迫感而格外追求活动情感意义等，缺乏老年人与行为活动之间的关系探讨。据此，本文选择了更贴近揭示现象本质的“行为体验”视角，以展现该现象的具体内涵和行为表现上的特点，描绘老年人在现象中身、心和环境的互动关系，思考现象更深层次的个体意义和社会作用(图 2)。

图 2(Fig. 2)

图 2 老年人“旅居”现象及研究视角 Fig.2 The Phenomenon of Elderly Sojourn and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对于旅游流动中的现象认识，旅游研究中常以参与主体的体验来揭示其呈现出的特点，通过关注主体行为表现、获取行为感知等来实现更为具体的认知和判断^[19-21]。旅游体验研究呈现出范式地“迭起”和转换，有研究认为，现有的旅游体验研究已经至少经历了本真性范式—凝视范式—表演范式—具身范式的三次转换，尤其是当前的具身范式，将旅游者的身体研究推向了最前端^{[22, 23]}。尽管四种范式各有所长，但具身范式对于解读“旅居”，尤其是老年人的“旅居”具有明显的适宜性。“老年”不仅体现在年龄数字上，也常常表现为身体机能的下降，是人生发展中对身体感知最为深刻的阶段，老年人常在“超越身体”和“过分关注身体”的矛盾之间徘徊，“过分关注身体”成为制约他们参与活动的关键因素，“超越身体”参与合适有利的活动是进入老年阶段后常用的“自我协调”手段^[24]，其中旅游活动受到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欢迎^{[25, 26]}，他们参与旅游活动的动机与结果有着从个人情感、家庭情感到家国情怀等丰富的情感表现^[27]，这些情感又常常受到包括疾病、退休、丧偶等生活经历以及不同的旅游氛围等身体和身体所处环境背景的影响^{[2, 28]}。由此看来，老年人高度的身体感知特性和旅游环境中老年人丰富的身体与情感互动让老年人的旅游体验充满了“具身性”，“旅居”在固定异地空间丰富的旅游、生活展演又让体验的“具身性”有了更加稳定的空间、充分的时间和多样化的展现机会。基于此，研究选择基于具身认识来获取从主体行为体验角度的认知，提出更加吻合文章中老年人“旅居”现象的概念和具体定义。

随着西方哲学对身心一体的关注和思维转向，具身理论成为心理学中认识论的重要发展成果，形成了“现象的身体”认知理念，认为“身体既非作为认识对象的客观化身体，也非主观的意识体验”，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29]。通过对身、心和环境关系的全新解读，身体不再被简单的当做是反射器和存储器，而是具有能动性的认知主体，可以学习和产生身体经验，并与环境始终融于一体^[30-32]，革新了解释旅游活动和旅游体验的思维。旅游领域学者开始在研究中强调旅游者的身体定位，这里的身体包含了物理“身体”和社会“身体”的两重含义^[30]，进一步将旅游研究中“主体”人的探索延伸到了身体及相关层面，形成了旅游者的具身体验研究，强调回到“身体”核心去探讨旅游者的行为表现与体验过程等，此时身体就是“主体”，即“身体主体”(body-subject)，其呼吁以“体认”的方式来认识旅游活动及其在身体产生的体验等^{[22, 23, 33, 34]}。当前，诸多研究中强调探讨旅游体验、身体以及环境之间的关系，如身体与度假体验的互动，身体所处情境对出游决策的影响，障碍性身体以及不同性别身体的体验差异等^[35-39]，主要是将具身理论引入和应用到旅游研究。目前也有研究开始探讨具身理论与旅游体验研究更深度的融合，但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吴俊和唐代剑综合思考具身理论与旅游体验特性提出的旅游者具身体验研究框架，形成了具身理论与旅游体验的“融合”成果，其中身体(身)、感知(心) 和情境(环境) 是这一框架的主要构成，三者间“互为反应”，产生身体遭遇过程、感知处理过程和情境塑造过程^[33]，该框架进一步确定了具身视角旅游体验研究中的主要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据此，文章所探讨的老年人“旅居”现象具身体验研究可聚集为对身、心和环境三个方面表现及其关系的探讨。

从具身认知的理解和实际研究需求来看，当前研究框架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首先，身体依然被视为信息处理的载体，与感知相分离，没能脱离具身所反对的视认知为符号运算的观点，身体的能动性被忽视，这更类似“弱具身”的改良主义观点^[29]；其次，“感知”(心) 未与“身体” (身) 一同成为认知的基础，难以体现具身的身心一体理念基石，也缺少了由“身体”产生的“经验”结果^[31]；另外，心理学的“具身”理解中虽有探讨“情境”的意义，但实际研究中“情境”的流变性会让这一发生过程难以表征，因此，在具身认知中多用更为综合稳定的“环境”来指代身体所处的背景^[40]。针对现有研究框架的不足，文章尝试改良，选择以“身体”、“情感”与“空间”来表达“身”、“心”和“环境”三个主要元素，以“融合交互”思维弥补现有框架中“互为反应”式的理解偏差(图 3)。首先，深化了现有两种“身体”表达，采用“机体身体”彰显“物理身体”概念，以凸显机体感官的理解；以“经验身体”来表达“社会身体”，依据“具身”中身体的学习与经验保存特点，相对“社会身体”的综合意义，“经验身体”更突出对过往身体经验的表达，影响旅游体验。其次，以“情感”优化了“感知”对“心”的表达，相对“感知”的动作聚焦，“情感”可以反映身体在环境中体验的多重结果，随着地理学及旅游研究的“情感转向”，“情感”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主观精神问题，而是与社会—文化空间相互关联，这其中身体作为情感发生最紧密的空间尺度，形成以“我”感知为核心的“身体情感”，以表达身体对环境的情绪变化、与他者的联系与区分等^[41]；更大尺度的“空间情感”，则主要是表达身体所处位置以及与环境之间的情感联系，并产生相关情感表征^[42]。最后，以“空间”代替“情境”，既有身体所处氛围环境的理解又可以彰显环境的稳定性，共有“身体空间”和“在场空间”两种“环境”理解，“身体空间”即是情感与身体融合的紧密尺度，可以理解为身体及与身体紧密联系的周遭空间，是一种处境性的空间^[43]；而“在场空间”的理解则概括了身体所处位置与背景的意义，强调背景性和稳定性，是身体、情感在时空中依托的位置性空间^[44]。在新的研究框架下，将针对上述老年人“旅居”现象，聚焦老年人的“具身”体验，探索体验过程与结果的特征，解读相关行为的表现与内涵，形成具身认知。

图 3(Fig. 3)

图 3 旅游者具身体验的三元融合交互框架 Fig.3 Three-dimensional Integration Interactive Framework of Tourists' Embodied Experience

在长三角地区承接此类老年人“旅居”服务的目的地中，目前发展较好、规模较大的是湖州市长兴县水口乡(以下简称水口乡)。对水口乡政府旅游办工作人员的访谈结果和由其所提供的数据资料显示，2019年水口乡共有587家接待企业，主要以农户所经营的“农家乐”或“民宿”等形式出现，服务价格集中在100—200元/晚，年住宿接待量达450万人次，其中绝大多数为老年人，据政府工作人员初步统计，老年人占比在90% 以上，其余非老年人群主要是陪同的家人以及极少量的其他游客；此外，水口乡承接相关服务已有十多年历史，由承接上海退休工人的度假休闲服务发展而来，服务能力、服务产品、服务管理等方面发展较成熟，已经成为周边城市老年人参与此类“旅居”体验的重要目的地，因此是进行相关现象研究的适宜采样地。考虑中国退休年龄55/60周岁的一般现状，结合国际、国内常用的老年旅游者划分年龄^[45]，研究选择以55岁作为采样年龄的最小标准，通过结构式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来采集相关数据及文本资料，使用随机抽样方法，在老年人居住农家乐和主要活动空间中发放问卷及进行深度访谈，另外，访谈资料的获取还采用了成员推介的“滚雪球”方法。文章主要使用的是深度访谈的文本资料，问卷的统计数据只展示了部分内容，其中包括来源地、出游时间、接受服务内容、活动内容等，417份老年人调查问卷数据显示，主要来源地为上海、常州、无锡、湖州等周边城市(图 4)，其中上海老年人的占比最高，这与前期主要针对上海老年人的发展历史有关，水口乡曾被称为“上海退休工人的后花园”，他们年龄主要集中于60—75岁之间。与其它老年人“旅居”相比，初步分析表明该“旅居”现象主要有以下特点：①老年人为消费者身份并主要接受旅游服务，包括接受旅游交通服务、餐宿服务和游览服务等，在异地没有购买或租赁固定住所，主要参与各类休闲旅游活动；②老年人结成各类“旅居”群体参与休闲旅游活动，依托旅游服务获得便捷的食宿供给，受到生活劳务的影响小，活动时间更加“自由”；③老年人多选择重复拜访而不是长期停留，单次停留时间在2晚至半个月，最长不超过1个月，年平均参与3—5次(不限于水口乡)，较少受到居所固定性以及主客关系的影响，氛围轻松自由。

图 4(Fig. 4)

图 4 来源地分布图 Fig.4 Source Distribution Map

需要说明的是，水口乡在此只作为现象发生地和样本采集地，目的地本身并不是研究的重点，同时为了在分析过程中可以更好的探求空间共性和行为共性等，需要过滤掉水口乡地方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深度访谈对象的筛选中，要求除水口乡外，样本人群还在其它地方有过类似体验，结果显示主要有上海崇明、江苏太仓、浙江安吉、浙江临安、浙江桐庐、安徽黄山等地。前期预调研中老年人表现出了对电子录音的“抗拒”，在正式资料收集阶段则主要依托纸面记录，资料收集和整理共2步，第1步是访谈内容的现场纸面速记；第2步是访谈当晚将速记中的关键背景信息、关键话语和现场神态进行回忆与电子整理。共收集深度访谈样本38个，其中2019年11月正式调查32个，2020年10月补充调查6个，分别编号为lj1—lj38，单个样本的访谈时间至少在50分钟以上，采用进入农家乐内，与老年住客“促膝长谈”的形式，逐渐获取老年人的相关信息、个人生活史、“旅居”体验感知等关键信息。融入改进的研究框架，采用样本叙述内容识别—构建编码体系—将编码内容赋予类别属性—按编码类别对材料归整排序的既定程序文本分析方法进行资料分析^[46]。通过三角验证法与反馈法(补充调查阶段) 进行验证，判断样本基本达到了饱和要求。

表 1(Tab. 1

表 1 访谈样本情况简介 Tab.1 Brief Introduction of Interview Samples

表 1 访谈样本情况简介 Tab.1 Brief Introduction of Interview Samples

在所获取的样本中，男性20人，女性18人；年龄分布在57—81岁之间，其中59岁及以下3人，60—70岁27人，71岁及以上8人，36人已退休，2人预备退休；单次停留时间不一，其中32人平均停留时间在3—5晚；每年平均参与次数中，1次的有1人，2—4次有24人，5—9次7人，10次以上6人；退休前的职业身份多样，包括工厂工人、企事业单位领导、小学教师、政府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等，主要是一般职工，有29人；来源城市主要为上海，其它还包括杭州、常州、嘉兴、湖州等地，与问卷调查的结果一致；群体出游为主，群体规模和成员多样，主要包括老年骑友团群体、工厂同事群体、社区邻里群体、老年互助群体、老年抗癌群体、戏曲爱好者群体和家庭群体等。过往经历丰富，包括参军、上山下乡等。

舒适是老年人在“旅居”体验中的共同追求^{[5, 6]}。样本分析显示，在本文所探讨的“旅居”现象中，老年人同样有此表现，并主要呈现为对身体舒适和空间舒适的追求。身体舒适是老年人选择参与该“旅居”的重要考量，一方面老年人对观光旅游的劳累表达出了反感，促使他们选择在固定地点“旅居”，一个资深老年旅游领队表示老年人的身体因素是他们考虑目的地的依据之一，“一般在选择地方的时候，不要太劳累，一天换一个住宿的地方，老年人受不了”(lj25，男，72岁)；另一方面他们还表现出对“不想爬山”、“跑不动了”等较强体力付出活动的厌倦，希望活动更具休闲与放松属性，所有样本均提到休闲放松目的，其中超过半数认为这是重要目的，通过组成“旅居”群体参与休闲活动的方式逃避日常生活的烦扰，享受舒适时光，实现身体和情感的休闲与放松。在空间舒适的追求中，一是表现为对住宿、餐饮和服务等日常生活处境的要求，这些与身体空间密切相关，与老年人出游目的地决策影响因素相一致^{[38, 47]}，“出来玩价格会考虑一些，200—500都能接受，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服务好，吃的好，干净卫生” (lj21，男，68岁)，而要求能否满足又同家庭长期生活处境有关，老年人倾向选择与日常生活习惯相近的旅游生活环境^[38]，“这里比家里还好一点，这里房子大”(lj8，男，62岁)，“这里跟家里差不多”(lj23，女，64岁)，“这里比家里还是要差一些，住的我自己会带床单被罩”(lj5，女，65岁)，但有时因为群体的需要，可以适度容忍不满，“这次因为是小姐妹一起，要是我自己出来，我肯定住更好一点的民宿跟酒店，价格贵点也无所谓”(lj5，女，65岁)；二是在更大尺度的在场空间中表现为对自然生态和气候舒适性等的要求，相对舒适的春秋季节是老年人参与此“旅居”的高峰期，他们关注目的地的自然环境，倾向拜访自然类的旅游景点，受访对象中有24位都将自然环境作为“旅居”目的地选择的重要因素，其中13位将自然环境列为首要因素，“爱人是抗癌病患，经常和他一起出来，主要觉得(水口乡)环境好”(lj29，女，73岁)，此外，他们还会依据季节不同调换“旅居”地点，“平时来长兴(水口乡)比较多，一般夏天的时候我就去安吉了，那边比这里要凉快” (lj9，女，69岁)。

在舒适的身体情感偏好下，访谈和现场观察发现，老年人参与的活动不仅有旅游休闲活动，还延续了日常生活的丰富休闲内容，并呈现出一定的节奏特点，如图 5所示(图中的条块指活动的时间跨度)。首先，活动内容偏向日常，主要活动有周边游憩(参观景点、散步、摄影、拍摄短视频等)，广场舞、戏曲、合唱等文娱活动，购买农特产品，羽毛球、飞盘等室外休闲运动，棋牌、KTV唱歌、闲聊等室内休闲活动，以及乘车外出休闲观光等。除乘车外出观光外，活动基本围绕居住场所进行，强度较低、内容相对熟悉且容易实现，而有研究表明，在出游期间，参加强度较低且相对简单的活动是实现放松的基础^[48]，因此，这些日常化的简单休闲活动有利于老年人实现放松目的。其次，活动安排形成了一个较为规律的时间周期，在一次完整的“旅居”周期内，因到达和返程当天都算作一天费用，多数会选择第一天上午达到，最后一天午饭后离开，大致可以分为到达(第一天)、行程中和返程前(最后一天) 三段，其中外出游览一般在行程中段出现，白天和晚上均有参与，最远参观距离需要保证能够当天来回，采买农特产活动主要集中在返程前或当天的早晨，前往集中的菜市场或街区采购农特产品，这样可以保证部分农特产品的鲜活；而每日的活动因所有农家乐都统一餐饮服务供给时间，可以依据午饭和晚饭时间划分为上午、下午和晚上三个时间段，在天气、季节等因素适宜的条件下，周边游憩和室外休闲运动主要在上午9—10时和下午15—16时左右，身体的活跃度最高，尤其是下午天气晴朗时是摄影、拍摄短视频等活动的高峰，而早饭后和晚饭后是两个重要的散步活动时间，广场舞、戏曲和合唱等文娱活动一般集中在晚饭后，与成规模的饭后散步群体重合，可以获得更多观众，也吻合居家的日常生活习惯。这样的节奏特点让休闲活动成为“旅居”期间的日常惯例，相关研究证实这是在出游过程中实现休闲放松的最高层次，在固定空间的一定时间停留则是保证活动呈现出日常节奏特点的关键^[48]。总的来说，该“旅居”中强度较低、简单易得以及具有节奏特点的活动内容及安排促使体验呈现出较强的休闲放松感，证实了“旅居”中固定空间和一定停留时间两要素的必要性，而且本文中的“旅居”现象还在活动内容和时间组织上显示出了独特的“日常”性。

图 5(Fig. 5)

图 5 老年人日常行程活动安排 Fig.5 Arrangement of Daily Travel Activities for the Elderly

人与人共同在场是互动的前提^[44]，而经验身体对实现身体共同在场发挥着重要作用。结伴是老年旅游的重要特点^[3]，这一表现同样出现在了该“旅居”现象中，并且结伴对象更加多元复杂，其结伴群体的组成与经验身体有着密切联系。因为相熟或亲密的过往，为他们构建了心理上的互信基础，尤其体现在结伴成员的选择上，他们倾向于选择家人、朋友、老同学等存在一定情感基础的对象；另外，还展现为对亲友和行程组织者的信任，在所有样本中，均表示第一次来这里或者知道这里是因为亲朋好友等的推荐与相邀，“我去过很多地方的农家乐，这些地方都是亲朋好友推荐一起来的”(lj1，男，81岁)，而老年旅游团队的组织者也颇受信任，形成了围绕这一“核心人”的组织网络，这一“核心人”一般是原单位的领导、老年旅游领队(一般由组织中能力较强的人担任)、老年人相关协会的会长等，与之相熟且具有较高信任度，是在过去交往过程中所形成认识、记忆的经验展现，“我每次都是等我们领队的安排，这次去的地方我觉得可以，就报名参与，其它都不用管了”(lj30，女，67岁)。基于经验身体还会促使他们形成怀旧和增进情感的身体共同在场动机，老友、老同学、老同事聚会等是重要组织目的，共同的经历促使他们寻求共同在场以实现记忆的重新回溯，“老同学出来农家乐聚会，感情更深一些，体验一起过集体生活的日子”(lj33，男，63岁)。经验身体还为老年人与陌生他人的身体共同在场塑造了新的“人际吸引”，同样的经历、认识等相似性因素是产生“吸引”的重要原因^[49]，其中包括癌症、残疾等病痛经历。在调研中出现了老年人抗癌群体，老年聋哑人群体等，共同经历促使他们加入到同一个队伍中，“活动经常有抗癌俱乐部组织，主要是和好朋友(俱乐部)一起出来”(lj6，女，63岁)。另外，生活阅历以及生活认知的相似对于促进他们与陌生人实现在场互动也具有一定作用，“我愿意多和其他人交流，在这里也认识了一些人，主要是爱好相同，志趣相投的人，经历相似的一些人，能聊的来”(lj17，男，68岁)。

这种身体共同在场是身体空间的交织与亲密接触，研究发现其展现出了角色轻松性、自我维护性和一定心理边界性的内在特点。老年人退休后大多摆脱了工作中强制角色的限制，可以依据自己的个体需求组织游伴，从而更好的体验人际关系的真实性^[50]，因此，他们的群体内关系和身体处境更加轻松，“和自己的老朋友们在一起，很轻松” (lj15，男，69岁)；而且共同经历还有利于减轻疾病原因造成的社交心理压力，“大家都是抗癌的群体，心里的压力要小很多”(lj29，女，73岁)。但在群体中，老年人并不会因为身体的共同在场和从众心理而明显的弱化“自我察觉”，依旧会关注和维护自我需求和意愿。“经常和小姐妹组织一起出来，她们喜欢打麻将，一天到晚的打，但是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因为上了年纪的人总是坐着不太好，需要出去走一走，所以很在乎农家乐附近有没有玩的地方，觉得这里有逛的地方很好”(lj19，女，62岁)，但有时他们也会因为“合群”的需要而选择妥协，“自己其实不太愿意这么多人的聚会，吃素有时候不方便，但因为大家需要所以也还是会帮忙组织出来，以后还是希望能和家人等小团体出来”(lj37，女，69岁)。虽然老年人的身体共同在场，但老年人对社交对象的边界性有着清楚的认识，老年人出于自我保护和交友习惯等原因，多数都拒绝和团体外的陌生人建立新的社交关系，“我不和其他人七搭八搭的(指不与陌生人攀谈)，只和队里人来往，不想认识其他人，现在什么人都有”(lj33，男，63岁)，或者仅与团队外陌生人进行在场的简单沟通，“也认识了一些人，但是都不会加微信”(lj18，女，62岁)。

身体空间交织与接触的互动效果主要体现在老年人的身体情感和空间情感上。在身体情感中，会产生情感抚慰、情感怀旧和情感互助的功效。丧偶、疾病等重大事件是迈入老年阶段后的常见困扰，缺乏调节可能会对老年人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9]，在场交际是他们得到情感抚慰的重要机会，尤其是对发生了重大家庭变故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消除心理应激负面影响的手段和实现问题应对策略的有效途径^[27]，“先生去世，这次是家里的朋友请客过来的，自己也想的比较开，先生在世的时候也是这么劝我，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是小姐妹大家一起聚聚”(lj5，女，65岁)；老友、老同学等群体的再次相聚，对于老年人还产生了情感怀旧作用，在场的熟悉情景、记忆人物等“条件刺激物”^[27]，带来身体情感上的感怀和情绪变化等(图 6)，“这次同学聚会里面有自己的初恋，这次出来特别开心”(lj32，男，60岁)；在场交际还是情感互助的重要途径，通过交流和互相劝慰，能够达到调节情绪的目的，“很多生活上的事情，周边有人劝劝你要好多了”(lj29，女，73岁)。身体空间以外，老年人所涉及的更大尺度的在场空间主要包括所依托的食宿空间、村落空间以及外围的游憩空间等，其中产生空间情感的主要体现在了密切接触的食宿空间中，通过与服务供应商(农家乐企业主) 产生接触，将交际情感投射到了在场空间中，“这里的老板人很好，是(来这的) 主要原因，老板用心做服务，到这里有了感情，给自己家人的感觉”(lj24，男，70岁)。

图 6(Fig. 6)

图 6 同学会、协会等组织活动 Fig.6 Alumni Associations and Associations Organize Activities for the Elderly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老年人的出游并不都是那么简单从容。虽然在退休后有机会获得更多的闲暇时间以及更加宽松的财务条件，但相对工作阶段，大多数人退休收入是相对有限和固定的，还需要用于维持生活和预防风险，收入也有可能成为约束条件之一^[28]。同时，在中国的社会责任伦理环境中，承担照顾亲长和帮助照顾孙辈等家庭责任较为常见，影响了老年人对时间的支配自由^[1]，“出去玩主要看组织去哪里，时间能不能排的开，自己还需要照顾妈妈”(lj6，女，63岁)。而且随着年龄增长，由于身体衰弱和疾病等原因也较容易形成身体限制。另外，还包括缺少游伴、新电子技术使用障碍等人际限制和内在能力的限制等因素，这些也会对老年人的出游形成约束^[28]。而本研究中“旅居”现象所呈现出的空间易得性，恰恰是对老年人出游限制因素影响的削弱，促成了老年群体在空间中的轻松集聚。

在毕生发展观的影响下，Heckhausen提出的毕生发展动机理论(motivation development of life span theory) 认为动机的调节是人们适应能力的核心体现，而能够实现适应性发展的关键指标在于人们于不同生活领域和生命周期下对环境的控制程度，这种控制可以分为初级控制(指向外部世界的行动) 和次级控制(指向内部自我的认识)，两者之间存在先后顺序，在指向外部世界的行动受到阻碍或无法实现时，会启动对内部自我的认识调整^[51-53]。对于老年人的旅游行为而言，不同旅游行动的达成难度意味着对内部自我认知调节启动的必要性和程度差异。出于老年人对身体的深刻感知现实，导致相关次级控制主要展现在对身体不适的容忍，面对必须实地拜访的旅游目的地，在身体机能的影响不可避免时(如长途旅行的身体限制)，他们只能采取次级控制策略，提高对身体不适的容忍度，以促进行动实现。但从本文中“旅居”现象的表现来看，日常休闲活动是他们的主要体验内容，这些休闲活动可以找到无需流动的替代空间，而且没有候鸟旅居目的地温暖环境、特色景观等的吸引，初级控制的实现更容易，流动的必要性降低，次级控制(容忍身体不适) 介入必要性下降。而现实结果是他们依然选择了离家，这是因为异地环境还可以增加他们寻求快乐的程度以及降低遵循规范和履行责任的倾向，这也是旅游区别于居家休闲的重要特征之一^[26]，“出来主要是轻松，不用烧饭了，在家待厌了，出来走走，换个环境”(lj11，女，57岁)，“在家里要端着长辈的风范，出来玩都是平辈，不那么严肃了，出来和朋友们一起玩就很轻松”(lj10，女，69岁)。这样的结果表明，他们在低流动必要性和对异地空间的渴望之间形成了协调，离家但需要选择相对舒适的流动方案，让他们倾向避开辛苦的、复杂的行程安排，在身体情感上形成了对时空距离的要求，“选择长兴(水口乡)，主要是距离近，来回方便，坐车也就两三个小时，不累人，再远就有点累了”(lj31，男，67岁)；“距离太远就不想去了”(lj36，女，65岁)。

这样的空间特征减轻了身体不适，还产生了相应“附加效应”。首先，不仅减轻了对身体风险的焦虑和担忧，与居住地的便捷往返还可以减轻情感上的某些顾虑，“这里主要距离近，太远的话，时间可能会有影响，万一有事的话，来往路程不方便，怕赶不及”(lj31，男，67岁)。其次，便捷的通勤组织和适宜的距离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选择与家庭责任的协商策略，从而获得更多的可利用时间，“现在都是周末过来，暑假的时候我可以把孙子一起带着，多住一段时间”(lj38，男，70岁)。再次，舒适的流动还具有方便不同身体条件老年人聚集的优势，使他们拥有更广阔的“游伴”选择。因此，在水口常见稍“年轻”的老年人推着车中(轮椅和婴儿车)头发花白的长辈或者年幼的孙辈(图 7)。

图 7(Fig. 7)

图 7 轮椅中的老人与婴儿车中的幼儿 Fig.7 Old People in Wheelchairs and Children in Strollers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群体性出游是该“旅居”现象的重要表现，除了舒适的时空流动距离，相对经济的基本消费价格也是促成多样化老年群体集聚的重要条件，“组织大家出来玩，首先一个就是要考虑价格，考虑大家的平均收入”(lj25，男，72岁)，这既是对空间的要求，也是空间具有群体吸引力的优势。虽然整体上老年人出游的平均消费水平甚至已经超过了年轻人群体^[54]，但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福利条件下，其相对经济的基本消费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仍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不用烧饭，不用买菜，价格不贵，90块钱每天很划算”(lj9，女，69岁)，也有利于减轻老年人在经济方面的情感顾虑，“退休金不高，主要是看中这里的安静和吃、住便宜，没什么压力”(lj32，男，60岁)。

场所的食宿服务为老年人提供了暂时摆脱日常家务劳动的机会，这也是老年人出游的重要动机之一，对日常生活的厌倦和家务劳动的疲倦促使老年人渴望走出家庭^[1]，“出来主要是想换一种生活，可以不用做家务，吃住能有(别人)照顾，还能和朋友们聚聚”(lj7，男，69岁)。相对于第二居所旅居等的“自我照顾”^[5]，该“旅居”现象中对日常劳务的“暂避”条件可以让老年人更加全心全意的投入到休闲中，“在家都是给他们(家人)烧饭，出来别人烧饭，觉得轻松了，可以安心的玩”(lj11，女，67岁)。这样的“休闲主导”和“劳务回避”吸引了渴望放松的老年群体。

老年人在该空间中的集聚，不仅将这里“培育”成了老年人的休闲和社交场所，而且逐渐强化了空间的老年人“主导”特性，形成了一些新的优势。在城市公共空间资源紧张的背景下，老年人的一些休闲行为遭到偏见认识，如广场舞^[55]，但这里因为老年人的广泛聚集，他们可以更为便捷的获取空间，“在这里我们可以比较自在的跳广场舞，在家里怕扰民”(lj14，女，64岁)；还可以在相关行为上弱化“隐性规范”的压力，“在这里可以随时随地的在农家乐里唱歌，在家里去KTV不方便(怕被人指责)”(lj16，男，64岁)。并且相对于养老院等其它老年人聚集场所，又表现出了更加自由和轻松的特点，“不想去养老院住，常州本地也有高档的养老院，也没有考虑现在去养老院，养老院给人的感觉不好，有自理能力就不愿意去养老院”(lj2，女，75岁)。

与其它老年人“旅居”现象和概念相比，文章所探讨的现象一般主要接受旅游服务，活动内容具有高度的休闲性，以及目的地选择和氛围更加轻松自由等直观表现，但仍难以揭示出该现象的核心内涵。因此，研究从具身体验角度，通过优化的身体、情感与空间三元融合交互框架，探讨该现象的关键特征，对其形成更为具身的认知，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图 8)。

图 8(Fig. 8)

图 8 框架实证应用图谱 Fig.8 Empirical Application Atlas of Framework

(1) 这是一种老年人的休闲旅居。研究结果表明，该“旅居”现象中老年人注重身体舒适和休闲体验，呈现出了强烈的群体情感氛围，承载空间则表现出易得的优势，形成了区别于一般老年旅游和居家休闲的独特表现。首先，围绕固定地点的流动比一般老年旅游的线性流动过程体力付出更小，出游的休闲倾向明显，与一般老年旅游中观光的核心目的不同^[45]，身体受到接近观光吸引物的影响更小，景物性资源的吸引力下降，异地环境和氛围的吸引力上升，老年人实现“舒适”出游要求的主观动机和客观环境条件更加充足；其次，异地环境和氛围拥有居家休闲所欠缺的放松感和自由感，同时相对固定时空的共同在场及日常休闲活动也让注重情感体验的老年人拥有了比一般老年旅游更多的群体情感交流机会和更加适宜的时空环境，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异地休闲需求，塑造出强烈的群体情感氛围；最后，目的地空间拥有一个让老年人可以感到舒适流动的时空距离，还能够让老年人在空间中较为轻松的集聚，包括相对经济的基本消费、基本的生活照顾和相对轻松自由的环境氛围等，既减轻了一般老年旅游的身体疲劳，又有居家休闲所不具备的低负担照顾条件，从而可以实现全身心的休闲投入，更加自由的选择游伴，形成群体集聚。

身体、情感与空间所表现出的特征相互关联，进一步放释放了相对其它老年人“旅居”现象的独特优势。舒适流动距离的异地空间，拥有低负担照顾条件的异地空间，削弱了老年人的出游障碍，更容易结成多样的“旅居”出游群体，促使日常生活中的休闲活动和社交群体可以较为便利的“转入”到异地。相对而言，其它的候鸟旅居、第二居所旅居和养老旅居等因为较远的距离、较大的投入和较强的空间固定性等因素限制了出游群体和行为活动^{[17, 18]}。尽管其它“旅居”现象同样可以满足老年人“旅”与“居”的双重需求，但本研究中的“旅居”现象不仅实现了相对固定时空的“异地”，还能促使日常休闲内容以及群体的轻松“易地”，减少了其它“旅居”现象中高投入、远距离等因素给老年人带来的身心负担和空间切换的不安感，让“异地”休闲的需求可以呈现出“易地”休闲的表现。

总体而言，围绕着“休闲”的核心目的，该“旅居”现象在具身体验中表现出了区别于一般老年旅游的休闲需求之异、不同于居家休闲的环境条件之异以及相对其它“旅居”的空间获取之易。因此，研究认为该老年人“旅居”现象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存在，这里将其命名为“老年人休闲旅居”，并对其作出如下定义，“老年人休闲旅居是老年人日常休闲生活在异地空间的延续与发展，且这种异地空间获取难度较小、生活适宜、便于聚集”。

(2) 该“旅居”中的身体、情感与空间融合交互。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现象的特征与内涵，还证实了所提出的三元融合交互框架。一方面，身体、情感与空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体验过程是三者融合并共同呈现的。空间的易得特点是由身体情感的轻松和机体身体的低负担流动来呈现的；群体情感氛围是由经验身体的相似性和情感基础引发的身体空间交织，产生了身体情感和空间情感；身体的舒适体验是身体情感舒适意愿的呈现与要求，包括休闲行为表现和舒适的“旅居”要求等。另一方面，身体、情感与空间之间有着交互作用，群体情感的满足对空间的易得性提出了要求，而空间的易得特点又会对群体的集聚产生促进作用；异地的身体休闲会更倾向于选择易得的空间，易得的空间也有利于满足异地休闲的需要；身体休闲与群体情感间的交互则产生了独特的“休闲群体”和“群体休闲”。

(3) 该“旅居”表现出“日常”与“旅游”的融合与平衡。本文中的老年人“旅居”现象研究结果证实了在新流动范式的理解中，可以打破“日常”与“旅游”二元界限，形成融合。主要呈现出了明显的日常休闲需求和观光旅游需求的内容融合；围绕着异地固定居住场所，实施相应的旅游休闲流动，形成了身体状态融合；空间既有旅居中的放松情感，还有日常生活群体情感的易地展现，表现出了空间的情感融合。此外，其融合相对固定性更强的第二居所、候鸟旅居等老年人“旅居”，因为场所选择上相对自由，空间获取相对便利，生活照顾条件良好，让老年人可以在异地空间中实现全身心投入的休闲放松，并且可选择的空间更广，内容更为丰富，日常休闲异地重现的难度较小，较少承担空间切换带来的情感适应影响。因此，其需求可以实现日常休闲与异地旅游的内容平衡，释放异地休闲的独特需求；身体可以达到日常安全与旅居自由的状态平衡，享受“舒适”的体验状态；空间可以形成日常居所与旅居场所的情感平衡，弱化空间切换的负面影响，并在居家与旅居两空间中形成情感链接。

研究结果展现了老年人休闲旅居的内涵和特征，明确了这种老年人“旅居”现象的独特性，不仅如此，研究还为推动对现象个体意义和社会作用的探讨奠定了基础。首先，现象的内涵分析在老年人的“旅居”生活与“日常”生活之间找到了衔接点，从行为表现来看，休闲活动和休闲群体的异地重现与发展，能够沟通起居家养老生活和异地旅居，并且空间相对易得，或可成为老年人居家养老生活的有益补充，这对于我国以居家养老为主的老年人群体来说具有现实意义，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探讨该方面的积极意义及其实现路径。其次，研究从体验的特点角度提炼了服务和活动承载空间的基本属性，包括满足舒适流动的距离，满足轻松停留的环境和大众化支出等，而空间对体验的影响是复杂的，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化研究空间积极响应老年人休闲旅居的协调引导力量与作用机制，找到释放老年人休闲旅居现象经济价值的关键，为更多的适宜空间提供承接相关服务的指引。最后，研究从体验的需求角度形成了对老年人休闲旅居活动内容和所需服务内容的基本认知，但老年人出游选择偏好独特且复杂^[1]，因此，需要深化探讨老年人休闲旅居的目的地选择及其偏好，这对于了解老年人休闲旅居的需求特点以及为承载空间的资源配置提供建议等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