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国家“三农”工作的重点逐渐从“贫困地区脱贫”向“全面乡村振兴”转变^[1]。乡村旅游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乡村社区居民作为旅游开发的主要参与者、旅游发展的核心利益相关者、旅游影响的直接承担者^[3]，其生计方式的可持续性对于乡村旅游的成功开发、有效经营和长效发展有着重要影响^[4]。业态丰富、服务完善的旅游企业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要素，尤其是由社区居民自创的旅游小微企业对于提升旅游区域产业特色、发挥旅游产业综合效益具有重要作用^[5]。旅游住宿和餐饮行业是乡村旅游小微企业的主要形态，也是旅游生计可能存在代际传承的重点领域，而农家宾馆和民宿作为乡村旅游住宿的主要业态，则是研究乡村社区旅游生计问题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目前，乡村社区旅游生计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和研究，主要表现在：第一，研究或是从宏观角度出发，将旅游视为乡村发展的外部冲击力量，探究旅游影响的作用机制；或是从中观层面研究不同类型旅游目的地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特点与差异，对以家庭为单位的微观主体关注较少。第二，微观角度的研究更多关注物质性因素，如生计资本和生计结果的测量与评价等，而对于非物质性因素探讨较少，尤其对于生计主体“人”的讨论不足。第三，学者多青睐于将户主(即亲代) 视为家庭的代理人进行研究，对于在旅游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旅二代”关注较少，特别是从家庭内部角度，聚焦于亲代和子代双方互动的研究相对寥寥，导致对生计问题的代际传承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基于此，本文结合可持续生计理论、代际理论、父子生命周期传承模型、角色调整模型以及理性选择理论，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乡村旅游生计代际传承的过程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希冀为乡村旅游生计提供有益指导，进而增进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福祉，促进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2 文献回顾 2.1 可持续生计相关研究

随着人们对于贫困和可持续问题理解的加深，作为一种“集成性分析多维贫困”的理论工具，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L) 概念一经提出便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Chambers等^[6]认为“生计是指基于能力、资产和活动的谋生方式或手段”，当面对外部脆弱性环境带来的风险和冲击时，能够采取相应策略抵御风险，能够保持和改善居民发展能力并为子孙后代提供发展机会，生计就具有可持续性^[7]。可持续生计不仅围绕当代人的需求和能力展开，还关注后代人的生存与发展^[8]。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生计理论研究框架是英国发展署(DFID) 于2000年提出的(见图 1)，该框架突出人在可持续生计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强调其参与性与可持续发展，为研究生计的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提供了重要思路^[9]。旅游业在促进居民可持续生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旅游可持续生计已成为政府话语体系中促进地区脱贫、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在DFID框架基础之上，Shen^[10]进一步提出了旅游可持续生计框架SLFT，该框架结合旅游业的发展逻辑和行业特点对脆弱性背景和生计结果进行调整，将旅游活动和非旅游活动纳入其中，在旅游领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推动了旅游可持续生计的进一步发展。

目前，可持续生计理论在国内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背景的学者对此开展了系列研究。赵弘等^[11]聚焦于脆弱性背景以及生计恢复力，选择面临贫困和生态脆弱双重压力的环京津贫困带，探究“生态抑制型”贫困地区脱贫策略。既有的关于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生计资本的测度与评价^[12]、资本类别的划分与比较^[13]、生计策略的选择与转型^[14]。其中，生计策略的转型不仅受到生计资本内在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诸如生态环境、经济环境以及政策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在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部分居民因传统生计惯性产生对新型生计方式的不适，普遍存在文化冲击现象^[15]，尤其是现代化对传统经济体系和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冲击^[16]。在可持续生计视阈下，学者们无论是横向比较不同旅游目的地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差异^[17]，还是纵向梳理案例地生计转型的演化机制^[18]，均对生计主体“人”的讨论不足，表现为见“物(脆弱性环境、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 ”而不见“人(居民生计、代际传承) ”^[19]。既有研究大都关注当代人的生计方式，对于下一代的生计以及代际传承问题重视不足，基于“亲代—子代”视角分析旅游生计传承问题的研究还十分有限。本文针对栾川县重渡村旅游小微企业，以企业经营主体亲代和子代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旅游生计在代际间的传承行为，识别影响传承过程的重要因素。

2.2 代际理论相关研究

代际理论是专门阐述“代”以及“代际差异”的形成机理和表现形式的一种理论，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Karl Mannheim提出，他认为一代人指的是出生于同一时间段，因而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占据同样位置、经历过共同的重大外部事件，从而形成了这个群体所独有的价值观、思维模式和行为特征的人群总体^[20]。代际理论本质上反映了社会、文化、政治等环境因素对人类心理、精神品质及其行为模式的影响。由于旅游市场体量庞大、客群复杂、代际跨度大，该理论为研究不同年龄段游客消费特征和行为偏好以及预测未来消费趋势提供了思路。既有研究更多关注不同代际旅游行为的差异^[21]、同一代际旅游消费的特征^[22]等，以游客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对旅游经营者和居民关注较少；大多聚焦于不同代际的对比分析，较少从互动视角关注代际关系，尤其是缺乏家庭内部纵向分析。本文试图拓宽代际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范围，将研究聚焦于以旅游为主要生计策略的社区居民，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探讨亲代和子代的代际互动。

在反思以上可持续生计和代际理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性地对“旅游生计的代际传承”这一概念进行解释和界定。其中生计是指“基于能力、资产和活动的谋生方式或手段”，而代际传承多指家族企业中两代人之间的企业传递与继承^[23]，后被延伸至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本文认为生计的代际传承是指亲代的生计活动影响并作用于子代的过程，即子代从事的生计活动与亲代的生计活动密切相关。旅游生计代际传承是指以从事旅游业为主要生计策略的谋生方式，其核心特征(包括能力、资产、活动) 从亲代转移到子代的过程，主要表现为旅游小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转移、生计资本的过渡、社会关系的传递等。代际传承是促进旅游可持续生计的有效途径，对于保持和增强家庭产出能力，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具有重要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案例地的选取

重渡村坐落于国家4A级旅游景区——重渡沟自然风景区，其农家宾馆有着完整的发展脉络和成长线索，被誉为“中国农家宾馆第一村”，并成功入选全国首批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重渡村所探索的农家宾馆开发经营管理模式，以及辐射带动农民增收的先进经验，曾被业界称作“重渡沟现象”。重渡村农家宾馆起步较早，自1997年景区开发伊始，当地村民就利用自有房屋开办农家宾馆以接待早期的团队游客。经过20余年的发展，当初的农家宾馆实现了由“土房老床无独卫”到“新房新床有独卫”再到“主题民宿多样化”的转变，在环境、设施和服务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生计方式也出现了代际更迭和代际传承现象。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在重渡村常年经营农家宾馆的300余户中，近半数家庭顺利实现了生计传承，其余家庭大多处于父子共营或子代创业阶段，子承父业的现象较为普遍。在传承过程中，子代继承了亲代的生计资本、经营理念以及好客精神，开拓了新的生计思路和生计策略，形成了“新老共建，父子共营”的生计新格局。随着栾川县旅游市场的持续升温以及景区营销的有效开展，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二代青年子承父业将旅游作为主要的生计策略。因此，以栾川县重渡村为案例地，探究乡村社区旅游生计的代际传承问题，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3.2 研究方法与调研过程 3.2.1 研究方法的选择

质性研究是指“研究者将本人视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景下综合利用多种方法收集资料，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24]。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分析、半结构化访谈、非参与式观察法等质性方法，通过地方数据、官方新闻以及相关文献等，梳理重渡村旅游发展的历史脉络，对重要时间节点和关键事件活动进行整理，借助旅游可持续生计、代际理论等相关理论展开研究。旅游生计的代际传承存在受多因素影响的演进机制^[25]，与之有关的系统性研究较少，借助质性方法可以很好地辨识这一复杂过程蕴含的理论逻辑，理解代际传承现象的过程机理及影响因素。

3.2.2 研究对象的选取

本文针对栾川县重渡村旅游小微企业，以企业经营主体亲代—子代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究其生计代际传承的过程及影响因素。亲代作为传承主体，其生计传承意愿、采取的生计策略对子代生计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选取的访谈对象集中于在重渡沟景区旅游参与程度较深的农家宾馆和民宿经营者，年龄从25岁到60岁，涉及家庭中的亲子两代人，以消除“亲代偏向性”或“子代偏向性”可能带来的影响。

3.2.3 调研过程的概述

本研究分三个阶段开展调研，访谈对象共有25人(见表 1)，其中子代经营者12人，亲代13人。每人访谈时长为20—40分钟，访谈地点主要是农家宾馆、民宿或景区公共空间。在被访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录音，累计访谈时间11小时10分钟，整理录音约12万字。

(1) 2020年11月16—20日，以“旅游生计代际传承”为主题，筛选访谈对象。以“是否为家庭经营”和“是否子承父业/接班/继承家业”作为主要筛选标准，初步确定访谈对象为“已经完成或正在经历代际传承的一代二代农家宾馆经营者”。通过OTA平台查找当地宾馆的电话，采用电话访谈的方式了解村民的生计方式以及生计传承情况。访谈问题包括景区的发展历史，旅游小企业创办和成长的过程，亲代和子代的个人特质、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等。

(2) 2020年12月10—15日，赴重渡村开展实地调研。通过非参与式观察法，了解企业的地理位置、装修风格以及亲代子代的日常经营活动。访谈主要分为两阶段：首先，与有过电话接触的子代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从生计继承意愿、内部职业兴趣、外部社会化经历等角度收集资料；随后，请亲代被访者围绕生计开拓历程、生计传承意愿、子代能力培养等内容进行历史回述。研究者对观察情况以及访谈文本进行记录、对比、分析，当进一步的数据收集无法获得新解释和新思路时，访谈结束。

(3) 2021年11月10—13日和2022年3月4—6日，受新冠疫情影响，研究人员通过电话和微信交流的方式佐证访谈内容，补充缺漏和失真的部分信息。主要包括目前的经营状况、政策变化、传承情况等。

4 重渡村旅游生计代际传承的过程

旅游生计的代际传承是一个复杂的多阶段演进过程，不仅涉及旅游小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传递，还需要考虑亲代和子代角色的调整与转变。本文通过实地调研获得的一手数据以及相关的二手数据对重渡村旅游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整理，结合Churchill构建的父子生命周期四阶段传承模型^[26]、Handler提出的四阶段角色调整模型^[27]以及Murray的传承周期模型^[28]，分析亲代和子代经营者的访谈资料，尝试从时间维度梳理其旅游发展的过程以及生计传承的脉络。如图 2所示，横轴表示时间，以重要时间节点为依据进行阶段划分，纵轴表示影响力，两条曲线分别反映了亲代和子代在不同阶段影响力的变化。根据曲线图反映的影响力和扮演角色的不同，本文将旅游生计传承过程划分为亲代生计开拓阶段(1999—2004年)、子代培养和发展阶段(2004—2006年)、共同经营阶段(2006—2013年) 和生计传承阶段(2013年至今)。

4.1 亲代生计开拓阶段(1999—2004年)

作为典型的深山区贫困村，在旅游开发以前，重渡村人均收入不足500元，村民主要靠卖竹木、种粮为生^[29]。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1998年潭头镇党政领导以镇政府为公司发起人成立了潭州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经过一年的道路工程建设，1999年7月重渡沟景区开始对游客开放。重渡村的亲代生计开拓也始于1999年，即重渡沟景区的起步阶段。此时，景区初创于我国“黄金周”假日制度的红利释放期，正值河南乡村旅游的起步发展期。

营业伊始，景区便迎来旅游的高峰。当地村民(MP09) 回忆道：“国家旅游才兴不是，这山水也好，政府让开发，城市的来农村，那火爆的很”。为解决游客接待问题，促进当地村民就业。在政府号召和指导之下，部分村民率先开办了农家宾馆、饭店等旅游小企业。当时农家宾馆处于初级阶段，正如访谈者(FP01) 所述：“那时候家还是土房子，都没有这白被子，将新被子、新单子铺上，旅游的人就来这住，咱个人种的地，给做顿饭，吃这农家饭，(游客)感觉挺美”。尽管如此，率先经营农家宾馆的村民还是从中得到了实惠，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引起了更多村民的关注和效仿。村民(FP04) 表示：“一开始都没打算弄，这是俺个人住(的房)，后来看这宾馆住的人多，那边房又摞(盖)的”。为了提高农家宾馆的档次和接待水平，当地政府因势利导，鼓励景区出面替村民担保贷款，引导规范农家宾馆建设，并实行评星制度，对农家宾馆的建筑风格、服务水平、价格标准制定了管理章程。“政府牵线支持你贷款，鼓励你搞这农家(MP09) ”。截至2003年底，村内有从业户280家，床位8000张，村民将原有的土坯房和宅基地翻建成150多家蓝墙青瓦、富有地方风情的农家宾馆^[30]。

在亲代生计开拓阶段，亲代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在提高服务效率基础上，接待更多的游客；如何与旅行社等渠道建立良好的关系，争取更高的入住率；如何满足游客需求，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等。在此阶段，亲代既是宾馆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又掌握着企业的所有权，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影响力与日俱增。此时子代年纪尚小，在宾馆经营中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与纯粹的家庭成员无异。

4.2 子代培养和发展阶段(2004—2006年)

重渡沟景区原属政府管辖的乡镇企业，政府主导的管理模式在发展初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随着形势的转变，单一的政府主导模式以及有限的资财难以适应旅游业快速发展的需要。2004年，在县委县政府指导下，重渡沟景区完成了股份制改革，以4100万元的价格，整体将景区经营权出让，原来景区的人员被全部接收，并于2004年8月10日顺利改制成功，注册为重渡沟风景区有限公司，市场机制和企业经营理念的引入带动了景区品牌形象的提升和经营户接待水平的提高，景区逐渐步入培育发展时期。尤其是2005年，重渡沟景区获得“中国农家宾馆第一村”的美誉，旅游带动村民脱贫致富的“重渡沟现象”一时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在子代培养和发展阶段，亲代经营者已经完成或正在经历农家宾馆的升级改造，其影响力在农家宾馆经营中达到峰值，主要任务是持续优化经营，保持竞争优势。受访者(MP06) 回忆道：“那时候政府说咱这房子不中，得弄整洁，要有卫生间，后来咱就改”。随着子代逐渐步入人生阶段的关键成长期^[31]，他们的独立意识和社会化需求开始觉醒，主要通过内部技能培养和外部社会化实践两个渠道实现。此时亲代开始有意识向子代传授基本的服务技能和经营理念，提早挖掘和发展子代相关的服务能力、沟通能力和社交能力，正如受访者(MP11) 所述：“那时候正赶上店里忙不是，我家大儿子一放学就回来帮忙，带着客人住店，我也教他算账，教他怎么向客人学舌(沟通)”。在亲代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影响下，在主客互动与人际交往过程中，子代的内部技能获得提升。受访者(MC01) 提到：“放假回来或者说周末回来，都会在家帮忙，打打下手什么的”。除此之外，子代也开始了其外部社会化过程，或是外出求学、务工，或是做生意、参加外部培训。受访者MC11在经营农家宾馆之前，一直在外求学。正如他谈到：“在干这个之前，一直都在外面上学，头两年也在外面打过工，就在隔壁镇子上”。此时亲代仍是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和主体经营者，子代较早接触宾馆业务，开始承担宾馆的部分经营职责，帮助亲代处理一些基础性事务，主要充当协助经营者的角色。

4.3 共同经营阶段(2006—2013年)

2006年1月，重渡沟景区被正式评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进入了农家宾馆建设的第二个高峰期，越来越多的村民在自有房屋基础上进行改造或重建。随着景区游客量的激增，原来“四统一”(统一接团、统一结算、统一价格、统一促销) 的管理方法已经不再适用，2006年景区公司和村委会共同成立了农家宾馆自治联盟和管理协会，启动了农家宾馆的星级评定工作，引导农家宾馆向乡村民宿转型，景区快速步入发展建设阶段。”受访者(FC03) 早期经营农家宾馆，后来根据形势做出转变：“看这政策、大趋势让开民宿，手里钱不够，12年就贷款盖了新房子开始搞民宿。”

在共同经营阶段，亲代由经营者退居管理者身份，主要任务是把子代“教会、带出来”。在传承过程中，亲代不仅把宅基地、资金等有形资本，还将好客精神、责任心、服务意识等无形资本和隐性知识转移给子代，从而维持旅游生计的家庭绵延性。受访者(MC01) 辍学后，便回家接手父业：“一方面家里有资金的支持，再一个从家里学到那种对待客人的态度和热情，使我非常感动。因为本来不是非要挣他钱才对他好，感受到那种山里人的朴实、好客。”受访者(FC02) 也表示：“一开始没法上手，手忙脚乱的，就慢慢跟着学，待人接物啊、沟通啊，差不多一两年就可以了。”此阶段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亲代逐渐退出旅游生计，影响力和参与程度逐渐淡化。与此同时，子代开始逐步参与宾馆的整体运营，承担部分管理责任并开始做出重要决策。

4.4 生计传承阶段(2013年至今)

随着市场形式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廉价低档的农家宾馆难以满足游客的住宿需求，景区开发理念随即调整为“绿色休闲会所，生态快乐车间，自然健康家园”。在这一理念指导下，部分农家宾馆由普通间改为标准间，在服务设施配备、服务程序优化、服务质量提升等方面制定了具体标准，同时对外部环境进行平面和立体绿化。2013年5月19日汪洋副总理在河南考察乡村旅游时，专程到重渡沟景区调研乡村旅游工作，对其农家宾馆的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谈到“重渡沟是养生度假的好地方，这里的农家宾馆更诱人。将来退休后，我要领着祖孙三代再来重渡沟，就在你们的农家宾馆里住上一段时间”。然而，随着重渡沟景区影响力的扩大，一时间质量层次不齐的农家宾馆大量涌现，与之相伴而生的是安全、卫生、服务等问题，景区逐渐步入规范管理阶段。

受访者(FP04) 作为早期农家宾馆的经营者感叹道：“俺房子(宾馆)老瞎，(游客)都嫌这房间小，说要住民宿，这都木(没)啥人住了，好些农家宾馆都被淘汰了，都不中了。”受访者(MC08) 作为新型民宿经营者认识到：“档次提升了，客人们不仅要吃喝住，还要服务，要品质，更注重情调”。由于市场竞争和生命的自然规律，亲代在精神、体力、知识构成等方面出现了难以应对市场需求的情况，旅游生计传承问题迫在眉睫。代际传承的触发因素主要是时间(年龄) 警报、健康危机、环境压力、知识结构老化、市场敏锐度退化等^[32]。正如受访者(MC06) 所说：“现在年轻人主要是在网上、微信上订民宿，俺爸俺妈他们年纪大了，网络这些又不懂，智能手机也不会玩，给他们说也说不明白。”受访者(MC08) 也认为：“慢慢的父母年龄大了，干不动了。”此时，亲代往往以资金支持、知识转移等形式向子代表达生计传承的意愿和要求，正如受访者(FP08) 谈到：“二女儿、二女婿一开始都在外面打工，老累还挣不了几个钱，俺就说要不搞农家吧，老两口拿点钱，他们再补点钱”。子代出于行孝和遵从父母的心理，综合考虑经济利益、情感需求、家庭责任以及机会成本等因素，选择接过父母手中的“权杖”，承担家业延续的责任。受访者(C07) 表示：“老两口腿脚不利索，俺爸又中风了，哪儿也去不了，咱不得回来照顾着”、“再一个干民宿也饿不死不是”。受访者(C10) 也谈到：“之前俺俩人都在外面跑(打工)，一年到头的也回不了几趟家，现在咱至少能在家看孩子”、“之前孩子也害怕他爸爸，他爸爸有时候还怪难过哩”。

在生计传承阶段，亲代基本退居二线或完全退出宾馆经营，扮演着监督者和协助者的角色；旅游小企业的经营权、管理权和所有权实现了代际转移，子代成为实际的“掌权人”，全面控制企业运营，并独立做出重要决策。该阶段标志着旅游生计代际传承过程的完成。

研究发现，重渡村的乡村旅游大体上经历了起步、培育、快速发展以及规范管理阶段，而旅游生计代际传承的过程与目的地生命周期存在高度的适应与吻合，大致可以分为亲代生计开拓、子代培养和发展、共同经营和生计传承四个阶段，不同阶段面临着不同的任务(见图 3)。其中，子代培养和发展阶段是子代知识习得的关键成长期；共同经营阶段是一个过渡环节，亲代和子代在此阶段建立了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支持关系，形成了信任和反馈的良性循环，有效促进了知识转移和资本过渡；生计传承阶段是“权杖”交接的核心环节，意味着整个传承过程的完成。乡村社区旅游生计的代际传承表面上是一种职业的传递，其本质是亲代将未尽事业向子代的传递。

5 重渡村旅游生计代际传承的影响因素

本文通过对传承过程进行分析发现，诸多因素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其中，文化因素、主体因素和规制压力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如图 4)，而且这种效应在不同阶段表现不同。“家文化”对主体产生稳定且深远的影响，并贯穿传承过程始终，主要表现为行孝、慈爱、基业长青等观念。传承过程的主体双方受自身理性的影响，在不同阶段表现了不同的生计需求层次，亲代更加侧重单纯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性目标^[33]，将开办农家宾馆视为“生意”与“求财”的“利润追求”；对于子代，尤其是民宿经营者而言，呈现一种“生活方式导向”的创业动机，更加侧重在“求乐”过程中寻求工作和生活的平衡。规制压力在不同阶段的诱发作用表现不同，较为典型的体现在亲代生计开拓阶段政府的动员与鼓励以及退耕还林和旅游扶贫政策的实施。在“家文化”背景下，受政府、景区以及行业协会因素驱动，亲代和子代综合生计资本，考虑内外部发展条件做出合乎理性的生计选择，这种理性选择整体上表现为四阶段的传承过程。

5.1 “家文化”是旅游生计代际传承的基本文化背景

中国文化是“家的文化”，“家文化”具有血缘性、内聚性等特征，特别注重家庭内部的信任和亲情，倡导“父慈子孝”的互动逻辑。对于父母来说，将希望和梦想延续的最好方式就是将半生奋斗的事业传承给子女，基业长青并代代相传。基于对子代能力的认知，亲代对子代继承旅游生计表现出一定的期待、信任和支持，鼓励子女继承家业，从而保障家庭不断绵延发展。正如受访者(MP02) 所表述：“女儿女婿为了养我跟着干，我挣的这家业也是为了留给他们，一代代能传下去”。受访者(MP11) 也有同感：“俺老俩干了这么多年，给孩子留下这么一个活计，有这山水，有这现成的房子，就想着让他继续干”。第一代农家宾馆经营者的“慈”也体现在对子代经营策略的尊重、支持和不干涉。受访者(FP03) 表态：“娃子们他们自己去干，年轻人头脑灵活，网络啊、民宿啊俺们也不懂，有时候看个家、做个饭”。子代自然选择“接着经营”，“这个房子盖起来我接着经营，他们就不再过多干涉，基本不过问了” (MC01)。

亲代经营者由于日渐年迈和健康原因而难以维系经营时，会以资金支持、知识传授等形式向子代表露出生计传承的意愿和要求。“孝”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家文化”的核心范畴，也是子女善事父母的基本准则^[34]。驱动子代继承家业的主要动力是行孝，这种“孝意”建立在报答、补偿亲代的经济付出、情感支持以及养育之恩基础上，表现为子代往往选择遵从亲代的建议和要求。当被问及为什么会子承父业时，受访者(MC01) 表示：“父母年纪大了，自己就该接过担子来，上完学就回来，减轻一点负担，开始自己干”。受访者(MC08) 也表达了相同的原因：“原来在外面打工，慢慢的父母年龄大了，需要人照顾，我们就回来了，接着他们干”。

相较于亲代知识技能的匮乏，子代教育水平普遍较高，具备丰富的外部实践经历，对于市场动态反应灵敏。部分子代在接手农家宾馆后，对其进行更有效的升级改造，改善整体服务质量，在“守业”基础上“持续创业”，推动传统农家宾馆向现代民宿转型。受访者(MC01) 在接手父母经营的农家宾馆后，持续优化经营理念，“经过几代升级，最初农家(宾馆)里没有卫生间，然后改改有卫生间，房间面积再大一点，现在有单独的休息区，包括大厅、独有公共区域这方面，环境也好了”。

与受访者(MC01、MC08、MP02等) 类似，其他被访者也表现出一致的生计传承思路：为家庭整体利益而创业经营的原动力和责任感成为重渡村亲代经营者创办农家宾馆的强大精神动力^[35]，为维护家业和事业延续而子承父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推动了子代经营者继承旅游生计，亲子两代人在家庭整体利益驱动下始终坚持家庭本位思想，在“父慈子孝”的代际互动中顺利完成了生计传承。在此过程中，子代基于亲代积攒的“家业”进行“持续创业”，以期实现家庭延续和事业永续的美好愿景。“家业永续”构成了亲子两代生计传承的朴素逻辑：对上，安身立命挣下一片家业，对得起祖宗；对下，毕生心血构建事业，给子孙留下庇佑^[36]。

5.2 亲代和子代是旅游生计代际传承的内在主体

借鉴社会学视角，辨明亲代和子代的行为逻辑是进行主体分析的有效方式。重渡村旅游生计的代际传承是亲代和子代基于现有的生计资本，充分考虑外部发展条件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理性选择即人依据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不同的行动或事物间进行有目的的选择，这种选择往往囿于自身资源以及社会因素。重渡村旅游生计代际传承的理性因素主要体现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和发展理性^①。

5.2.1 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是亲代开拓旅游生计的主要驱动力

重渡村地处贫瘠山区，生产生活条件恶劣，农田是村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在旅游开发前，全沟百姓一直以务农为生，社会生态系统较为稳定。然而，重渡沟景区的开发、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对这种生存稳态产生明显扰动，务农难以维系基本生活。出于生存理性的考量，部分村民开始利用自有房屋进行旅游接待。受访者(FP03) 表示：“十几年都是干这个，别的也没法”。受访者(FP05) 感慨：“别的没有事。你要工作，你就得干这！”保证家庭基本生存成为经营农家宾馆的主要动机，生存理性驱使当地村民开始了从农业向非农(旅游) 生计的转型。

随着重渡沟景区日益发展，第一批经营农家宾馆的村民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并对其他村民的经营活动产生了示范带动作用，越来越多人开始经营农家宾馆以谋取经济利益。受访者(FP08) 提到：“俺这人当时想不通，后来看南沟(金鸡河景区)第一年有人来住不下，赚了不少钱，后来这底下的生产队才开始干”。开办农家宾馆成为当地村民重要的收入来源，经济理性成为选择旅游生计的内在动力。

5.2.2 社会理性和发展理性是子代选择子承父业的主要影响因素

对处于择业期有迫切就业需求的子代而言，子承父业可以先于他人完成初始资源积累，具有很强的便利性。在进入农家宾馆前，子代多处于在外学习、务工或其他社会化活动中，不顺利的外部经历(如升学失败、生意赔本等) 促使很多子代回家经营。受访者(FC02) 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例子：“上学的时候就在家帮忙，后来下学了也找不着啥好工作，就跟着在家搞民宿。”受访者(C06) 认为：“之前在厂子里上班，一干就是一整天，老累！家里、孩子都顾不上，回来吧能照顾家里，还能轻松一点。”在社会网络结构中，同辈间的示范作用对子承父业产生了积极影响。当被问到“为什么会回家经营”时，被访者表示“之前就是在外打工，看其他人都回来干宾馆就开始干了”(FC05)。“看朋友圈大家都干这个，响应国家政策搞民宿，然后想着我也搞吧。”(FC06) 子代所处的社会网络、拥有的社会资源以及社会化经历，共同影响其生计继承。

由于对城市外部环境、工作状态、文化习惯的不适应，很多年轻人更倾向于“回家”寻求心理安慰和精神寄托。“俺是部队转业回来的，在外面奔波好些年，就记挂着家里。”(MC12)。相较于外出务工、经商等谋生方式而言，经营农家宾馆不仅可以避免父母、夫妻、子女间的分离，还可以维系家庭内部情感，促进家庭稳定和谐。正如受访者(C05) 所述：“结了婚之后就没有出去，孩子才4岁，家里老人也需要我们，在家开宾馆还能维持家里的生活”。相对自由的经营时间和较小的工作压力也成为吸引年轻人返乡经营的重要原因。受访者(MC08) 提到：“自己的房子，住着也舒服，挣多挣少都是自己的，一年干半年歇半年。”子代选择子承父业并非单纯考虑经济利益，而是注重家庭和谐与整体发展，受家庭情感、责任认知、地方依恋等因素即发展理性影响。

5.3 规制压力是旅游生计代际传承的外部驱动力

规制压力通常指政府、行业协会制定的法规、政策等具有法律权威的各种文件产生的约束^[37]。Porter^[38]在1991年提出了著名的“波特假说”理论，认为恰当地实施环境规制可以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因为企业会抓住监管的契机，在技术、产品或服务上进行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服务水平和产品质量。

在重渡村不同的生计传承阶段，规制压力的诱发作用表现不同，较为典型地体现在亲代生计开拓阶段政府的动员与鼓励，以及退耕还林和旅游扶贫政策的实施。重渡村位于偏远的乡村地区，在1999年发展旅游之前，村民基本以耕地、木材等农副业为生。随着重渡沟景区的开发，为满足游客吃住购等需求以及乡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当地政府广泛动员村民开办农家乐和餐馆，受访者(FP01) 谈到：“一开始不是，谁也没想搞(农家宾馆)，那时候马海明挨家挨户的动员，说搞旅游，谁懂旅游啊，俺不懂，也没敢搞，都叫他(马海明)一个马大煽，南沟不是，有几户胆子大的，就搞了”。为了给景区发展提供环境保障，该村实施严格的退耕还林政策，加之旅游开发对土地占用加剧，重渡村耕地面积急剧下降，迫使多数失地少地村民生计策略出现转变。作为第一批经营农家宾馆的人，受访者(FP08) 谈及：“那时候为啥干呀，为啥，主要是俺家穷，咱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不是”。受访者(MP07) 回忆道：“山区里不让你毁竹子、种庄稼，山要回归原状，地呢退耕还林，不让你种，给你一些补贴。”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重渡沟景区凭借优美的自然风光，整合成为集休闲、观光、乡村风情体验、购物为一体的生态旅游胜地，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享农家乐”为主题的旅游产品成为重渡沟风景区独特的品牌。此时，年轻子代逐渐成长起来，开始面临谋生立业的艰难选择。受访者(MC12) 回忆道：“下学之后没有啥活计可干，年龄又小(19岁)，俺爸也舍不得让出去”。当地政府进一步推出关照当地村民的扶持政策，景区和企业继续为村民担保以使一些农户在家庭宾馆改造时获得贷款支持，也对无力经营农家宾馆的村民在用工和摊位经营上优先照顾。受访者(MC11) 表示：“17年政府鼓励搞民宿，当时觉得很有意思，在外面打工看人家都住民宿，不住这农家院，咱就想着家里的老房子是不是也可以搞一搞”。受访者(C10) 也表示：“当时盖房子村里都给你投资，国家给你放款，给你贷款，盖房给你拨钱”。随着重渡沟乡村旅游发展，农家宾馆规模的大量增加，随即在管理上出现了诸多问题。

为了对农家宾馆实施有效管理，使其有序发展，当地政府联合景区、企业成立了农家宾馆自治联盟和管理协会，定期对村民开展服务技能、标准规范等方面的培训，让游客对入住宾馆的环境卫生、饭菜质量进行量化打分。受访者(C03) 曾多次参与政府组织的外部培训，他提到：“政府组织服务员、厨师、家里人去外面培训学习，这几年焦作、洛阳、郑州都有去”。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随着时代的发展，乡村旅游日益成为现代人回归自然的重要载体和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居民可持续生计问题备受关注。重渡村是乡村社区旅游生计代际传承的典型案例地。本研究通过对亲代和子代农家宾馆经营者的访谈调查，将乡村旅游生计传承分为亲代生计开拓、子代培养和发展、共同经营、生计传承四个阶段，在分析传承过程的基础上，剖析了旅游生计代际传承的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①文化因素、主体因素和规制压力是影响旅游生计代际传承的主要原因；②中国家庭“父慈子孝”的互动逻辑，成为影响亲代生计传承和子代继承家业的主要驱动力，“家业永续”成为家庭内部不断传承的核心指向；③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是亲代开拓旅游生计的主要驱动力，社会理性和发展理性成为子代子承父业最主要的影响因素；④土地政策、旅游扶贫等政策因素对生计传承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6.2 讨论

乡村是乡村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国内对于乡村地理学研究侧重于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需求，对学科理论的探讨相对较少，尤其是对于乡村旅游可持续生计的关注不足。重渡村因其农家宾馆发展的经验引起学界的关注，已有学者对重渡沟景区旅游扶贫模式^[39]、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40]等展开研究，但缺少对旅游生计传承问题的探讨。本研究采用质性方法开展探索性的研究，分析其生计传承的过程及影响因素，丰富了现有的可持续生计研究视角。此外，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能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尤其是旅游小微企业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为制定持续、稳定、完善的旅游政策和制度，确保乡村旅游经营者持续参与乡村旅游发展与目的地建设中来。

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形态的旅游企业而言，以农家乐、民宿为代表的乡村旅游小微企业更多强调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以居民自由房屋作为经营场所，经营者与所有者均为家庭成员本身。乡村旅游目的地“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高度重合以及家庭内部的经营主要依托血缘、亲缘和地缘等非正式性纽带，使得乡村旅游代际传承与其他旅游企业存在先天的差异。研究也表明，乡村社会环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为代际传承提供了外部条件。在梳理重渡村传承过程中，本文也识别了影响代际传承的因素，其中，主体理性因个体差异而呈现不同的特征，对于亲代而言，经营农家宾馆以维持生存和谋取利益是主要目标，而子代在考虑经济利益之外，更多呈现一种“生活导向型”的经营动机。在代际传承过程中，规制压力在不同阶段以不同的政策和规定的形式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代际传承，早期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对亲代生计的开拓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子代面临就业选择时，已有的社会网络资源和更加宽松的扶持政策更是促进了子代继续经营农家宾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不断创新。

6.3 不足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的结论主要基于定性访谈数据，虽然数据本身可能带有“深描”的特点，能够展示影响两代人代际传承的驱动因素，但鉴于样本量较小，基于这些资料所得出的结论，其普适性仍有待验证。未来有待进一步采用定量方法对更大样本量数据开展实证检验，佐证影响因素划分的科学性。其次，本研究仅是针对重渡村这一景区依托型乡村社区展开的个案研究，未来有望在采用不同经营模式和拥有不同资源禀赋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开展研究。最后，文章从亲代和子代积极互动的视角探究生计传承问题。未来，可以围绕“子代”即“旅二代”这一主体展开研究，探讨“旅二代”生计方式的选择受何种因素的影响，呈现怎样的发展特征，背后蕴含何种理论逻辑等。在积极互动视角之余，进一步关注传承失败可能存在的矛盾、冲突以及价值共毁问题，以阐明亲代和子代代际传承问题的复杂性。乡村社区旅游生计的代际传承关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相关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注释：

① 文军等认为生存理性是指对维持生存的追求，经济理性是对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追求，社会理性是对社会整体效益最大化的追求，发展理性则是指为谋求更好发展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