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乡村转型是当前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热点，近年来在政府指引、资本下乡、都市居民对田园风光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下，都市郊区乡村旅游呈现井喷发展之势，并成为乡村发展转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不少乡村空间由单一的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和服务功能转变，为市民提供了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具有西方乡村研究学术语境下乡村后生产主义和多功能转型特征。在西方，学者们对后生产主义乡村空间的研究由最初的政治经济学转向社会文化理论，并发展出对自然—文化、空间—社会、结构—行动者、自我—他者等二元关系及乡村性问题的讨论^[2]。Marsden提出，后生产主义乡村的转型既有生产与消费关系的重塑，又有企业等生产性主体进入乡村引发的社会关系重构^{[3, 4]}；Woods解释了此背景下的“乡村性”是由村民、乡村迁入者、游客、政策制定者及学术研究者等共同定义的^[5]；乡村从农业为主的实体性场所转换为以符号为主的建构性场所^[6]，是由参与者的意愿和经验进行社会性建构的异质性空间；由于乡村地区日益多样化的社会表征性，乡村性、乡村意义越来越与乡村地理空间脱节^{[7, 8]}。同时，后生产主义的乡村具有显著的混杂性，复杂的权力关系、话语实践和制度力量在乡村交织重组^[9]。总的来说，西方对于乡村空间的研究实现了从物质层面到社会表征、从客体性空间到主体性空间、从静态空间到动态空间的多维拓展，并涵盖了空间生产理论、社会网络理论、流空间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等视角。

国内学者在借鉴西方研究基础上，较为广泛地运用了行动者网络和空间生产理论分析乡村转型。行动者网络理论用关系网络详细阐述了空间转型的过程，以一种结构化的方式来构建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并将要素流动和网络化互动纳入分析范畴^{[10, 11]}。如杨忍等认为逢简村转型发展实质上是行动者转译过程中的相应环节^[12]，村域空间转型是地方社会关系重构的过程；邹明妍等提出乡村建设是政府、企业等外生力量与村民的内生力量结合之下异质性网络建立、更新的过程^[13]。“空间生产”理论从政治经济学领域剖析空间转型的深刻内涵，因其直面社会问题的独特性和解释力度成为重要的借鉴分析工具^[14]，用以阐明乡村空间是如何被生产和再生产的。如张娟等发现莲花池村经由资本三级循环实现了空间转型，乡村空间本身成为资本增殖元素，易造成空间正义缺失、传统文化消融等多重风险^[15]；高慧智等观察到大山村进行慢城开发后，各方主体相互博弈，不同利益主体基于自身价值关注点进行空间生产，重塑乡村，实现空间的变迁^[16]；另有学者提出，资本介入乡村后，空间生产下的人地关系和社会关系发生变革，以政府和资本为主的主导权利不断侵占空间从而影响乡村格局^{[17, 18]}。总的来说，不同行动主体立场存在差异，乡村转型常表现出符合关键行动者利益的空间演化过程^[19]，并显现出被主导者背后的资本权力等要素所支配的格局。

从已有的乡村转型研究看，行动者网络视角虽然能详细解释乡村转型的现象过程，但对行动者行为动机挖掘不足，无法更深入地解析转型的内在逻辑；而空间生产理论却常常只分析要素（如资本）作用的逻辑和效应，缺乏对具体过程的阐述，视角也较为单一，仅仅侧重于某一要素，不对多种要素的共同空间作用进行整体的路径构建。空间是复杂的关系统一体，只有尝试将“结构”与“因子”结合、将特定社会形态下资本与权力的运作轨迹以及各利益团体的行为动机相结合，才能全面剖析空间转型的机制^{[20, 21]}。鉴于此，本文尝试将行动者网络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互补运用，基于对广州市凤和空港小镇的实证分析，解析异质行动者在促进乡村转型过程中蕴含的空间生产逻辑，揭示两个分析视角的内在关联性，以期丰富乡村研究中对多个理论融合运用的分析范式。

2 研究的理论框架

行动者网络理论由法国社会学家卡龙和拉图尔为代表的（巴黎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提出，是指一项社会活动由不同角色的“行动者”共同参与，各类行动者为实现在参与过程中所赋予的利益而发挥不同功用，从而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转译过程是行动者网络研究的核心，包括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和动员，以及异议5个关键构成^{[10, 12]}：问题呈现需要明晰各行动者需解决的问题，由关键行动者将其转化为其他行动者利益实现的共同渠道“强制通行点”（OPP），并赋予各方利益，使异质行动者间形成共识并结成网络联盟，在此过程中不同行动者征召为不同的角色，并通过动员转化为具体行动，最终构建出完整的行动者网络。同时，在行动者网络内部也可能出现异议，即主体之间的争议与背离，使内部出现偏离网络的力量，为维持网络的稳定运行，需要对异议进行处理。通过转译，行动者角色被不断界定并保障利益，行动者网络达到了相互协调的稳定状态，重构空间的多方行动才能得以实现。

“空间的生产”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提出，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凸显了“空间的优先性”，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消费控制和大众文化导致日常生活的支离破碎，空间的组织在支配性的社会关系再生产中发挥着主导作用^[22]，学界应将视线从“空间中的生产”转移到“空间（本身）的生产”上来。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中弥漫着社会关系，是“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三元一体的复杂体系^[22-24]；针对空间生产的背后逻辑及推动因素，涌现出哈维的资本积累与循环理论^[25]、福柯的“权力—知识—空间”论述^[26]、卡斯特尔的空间集体消费理论等经典论述，又有学者将文化、阶层等^[27-30]视为重要因素；基于此，受资本和权力等操控的空间生产显示出以物为中心的经济理性追求，其狭隘的价值取向催生出空间与社会生活的异化，引发了一系列针对空间生产的批判^{[30, 31]}；面对空间生产的负面效应，“空间正义”理念强调要在空间生产和资源配置领域中确保公民空间权益的社会公平和公正^[32-34]，提出了解决空间异化问题的思想方针，指明空间发展的未来方向。因此，目前空间生产理论（群）已经形成了“认识论—生产论—批判论—权利论”这样一套较为完整的空间批判理论体系^[14]。空间—社会的辩证统一是空间生产理论论述的重点，空间既是物质的客观存在，又与资本、权力、文化等涉及社会阶层的话语体系相互交织，其被不同的行动主体生产与再生产，空间现象的背后是多方利益博弈与意志斗争的体现，受某个主导方操控的空间常常不能同时满足多方利益与价值诉求，造成空间—社会异化的消极影响。

空间生产理论的国内外研究颇丰，却依旧缺乏相关应用性分析框架^[17]的创建，而行动者网络提供了互补的视角。从两个理论的侧重点出发，发现，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空间的相关行动者（企业、政府等）所代表的要素对应空间生产理论的作用因子（资本、权力等），并且行动者网络理论继承了福柯的权力理念，认为转译过程实际是关系的建构过程^[23]。基于两个理论，本文将空间实践中的“网络结构”与“作用因子”结合，构建了分析的基本框架（如图 1），空间转型是代表不同要素的多元主体在各自意图之下重构空间的进程。不同主体代表了不同的要素（作用因子），主体的行动目标与要素的实现逻辑相呼应，行动过程暗含着空间生产中的关系交织与话语建构，空间—社会统一体被作用后，空间转型便展现出相应的社会效应。

3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区概况

凤和空港小镇位于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凤和村（如图 2），涵盖凤和村红一社、红二社、向前社、合龙社四社，总面积约43 ha，其北邻白云国际机场，附近建有高增地铁站，交通区位优越。凤和村全村下辖13条自然村、21个经济合作社，现状建设用地约1.3 km²、农用地约2.89 km²，属于规划发展区的城边村。2016年，在政府各部门及国企民企等市场力量介入下，空港小镇项目在凤和村落址，村内开始改造，创建文旅型美丽乡村。2019年，空港小镇示范区（一期）正式对外运营，2020年7月项目二期开始改造，至2021年，项目二期“粤菜师傅一条街”等板块陆续上线。空港小镇项目使凤和村以发展文化旅游业为契机重构了乡村的物质空间，社会经济也发生转型，转型背后既有多方主体的参与，又有资本、权力、文化等要素作用的痕迹，以凤和村为例进行研究，可以为乡村转型的多主体行动过程和空间生产机制的统一解释提供典型个案参考。

3.2 研究方法及调研情况

本文主要运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通过实地调研记录、相关文本转译、访谈内容解读进行数据收集整理，深度分析乡村转型的内在机制。一方面，笔者从村委及开发商获取了有关空港小镇规划设计的相关文本、建设运营的影像札记（其中，《凤和村改造札记》较为完整地记录了凤和村改造前后的状况以及改造过程中各方主体的互动），以及社会经济数据资料，并梳理了相关的新闻报道和制度政策。另一方面，2021年3月至5月期间，笔者在凤和空港小镇进行了多次实地调研，对39位不同身份的相关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包括村社干部4人、开发商工作人员3人、普通村民19人、入驻商家及员工6人、游客7人，涵盖了与本次研究相关的各种类型主体。在访谈问题的设计上，主要预设了涵盖当地发展历程、建设运营状况、日常生产生活、相关意见建议等方面的问题，根据被访者的回答进行展开提问，并对未完善的内容二次调研。

4 文旅型美丽乡村创建：空港小镇行动者网络分析

空港小镇建设是一项多元主体行动，从行动者网络视角出发，为应对多样问题诉求，不同主体达成创建文旅型美丽乡村这一共同的核心目标，在找出强制通行点（OPP）、排除障碍、赋予利益后，多方共同参与，构建行动者网络并通过建设美丽乡村重构空间，最终实现乡村转型。

4.1 空港小镇行动者网络的形成

凤和空港小镇，以创建文旅型美丽乡村为形式，通过融合航空元素与岭南文化，规划打造涵盖空港产业服务、商务办公、公寓民宿、文化艺术、观光农业等业态的商业小镇。参与文旅型乡村建设运营的相关行动主体多元，其中人类行动者包括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白云区政府、人和镇政府、广州迅和港文化旅游公司（以下简称“迅和港公司”）、入驻商家、凤和村村委、村民、游客、外来租客等，非人类行动者包括土地与房屋、耕地与基塘、村落文化等。在行动者网络中，不同行动者拥有不同的解决问题的诉求（如图 3），只有找出强制通行点（OPP），排除行动障碍、实现各方利益、达成一致共识，才能结成网络联盟。

文旅型美丽乡村创建过程中，主要行动主体呈现出多样诉求。①广东省、广州市政府：城乡发展差距大、乡村风貌落后的现实不符合高质量发展时期乡村振兴的战略要求，通过建设美丽乡村促进城乡统筹是重要的任务目标。②白云区、人和镇政府：道路、给排水等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缺乏辐射带动能力强的现代产业园是白云区亟待解决的发展短板，人和镇位于空港区范围内，现有空港经济发展水平低，如何充分发挥白云机场这一大型基础设施的带动作用成为核心关键。③凤和村村委：村容村貌落后、配套设施不全，现有产业低端，如何改善乡村环境，利用现有的基塘、老屋、耕地等空间资源，促进村庄产业升级是发展的难题。④凤和村村民：房屋整体出租率不高、村物业经济效益低下、村民收入微薄。⑤其他行动主体：如机场旅客面临就近体验好的住宿选择不多、务工人员面临交通方便且环境好的便宜租房较少、企业面临城市投资饱和但缺乏乡村投资渠道等问题。对非人类行动者，村内现有的土地房屋需要开发利用、基塘耕地需要提升优化、村内景观及文化有待挖掘和临近机场的区位有待发挥价值。在此背景下，为满足众多行动者的诉求、解决各方问题并实现彼此的期望，“创建文旅型美丽乡村”成为核心目标，OPP为改善乡村环境、开发现有资源、促进旅游发展。

4.2 空港小镇行动者网络的构建

达成共识只是形成联盟的第一步，接下来需要将共同目标转化为实际行动。文旅型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各级政府和开发商（迅和港公司）成为关键行动者，他们通过赋予其他行动者利益与下达可接受的任务，使得异质行动者在多样化的征召与被征召中能采取相应的行动。各级政府给予优厚的政策资金支持、开发商通过创新的合作开发模式实现行动的征召动员，一方面运用行政力量自上而下对各行动者进行征召，另一方面借助经济利益动员异质行动者，村委、村民、入驻商、游客、外来租客等其他行动者受到征召或吸引，通过利用自有资源、对标产业需求等形式参与到行动之中（如图 4），在行动者网络中各司其职，最终建立起协调的网络关系。

主要的行动机制包括：①政策资金支持。在广州市《美丽乡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年）》、白云区“1358”发展战略等引导下，2017至2019年，空港小镇项目先后被列入白云区、广州市、广东省重点项目，获得诸如市城市更新局2000万城市更新资金等各种名目的财政支持，以及周边地铁站、空港产业园区的规划配套，为空港小镇提供了各项政策利好和支撑条件。②改造建设。迅和港公司创新地采用“整租土地+代建物业”的模式与村民进行土地开发合作，签订协议后，项目按程序报批镇政府、经区规划局等部门准许，之后利用母公司恒健集团合作成立的美丽乡村基金和建设银行专项贷款投入开发建设。迅和港公司对村内房屋分类改建，分出部分空间满足村民自住，其余房屋则全部作为经营空间，并打造了艺术馆、公共书屋等公共建筑，且以修旧如旧的手法保留了原来的青砖老屋；同时，在住建、水务等政府部门支持下，对原来的市政设施全面重建，引入符合需求的商业用水、用电、煤气、排污等管道，新建电房、蓄水池、停车场等设施，并扩宽村道为消防车道，配套了完备的消防系统。③环境整治。迅和港公司通过委托设计施工，对地块内耕地、基塘、街道、建筑立面进行整治：将种植蔬果树木的耕地重新翻整，改种观赏花田草坪，铺设景观栈道，打造都市公园景观；将原本污浊的风水塘放水清淤、底部硬化，置入水生植物打造核心的“星湖”水景；对街道重新铺装，结合景观小品等打造特色风情街道；对建筑立面进行统一规划，以白色为主色调粉刷墙面，用金属、竹子等材质加以点缀分割，打造现代化的建筑风貌。④经营管理。空港小镇改造完毕并交付后，迅和港公司接续空间运营维护及招商引资工作。一方面，利用空港小镇现有空间引入常规业态，如迅和港公司通过招商吸引创业公司、民宿酒店、品牌餐饮等商家的入驻；建设银行以建信住房系统为平台，投资加盟打造长租公寓；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支持创立作为省级平台的广东乡村振兴文化服务产业园。另一方面，通过举办广州空港双年展、非遗品牌大会、农民丰收节等多项大型活动，以各式传媒手段宣传空港小镇，收获如潮客流，丰富了空港小镇的旅游业态。

4.3 乡村转型作为网络运作结果

凤和村是有近300年历史的古村，其位于流溪河冲击平原，土地肥沃，村落形成早期，曹、冯几大家族在此耕读诗书、世代传承，建造具有本土文化的岭南传统建筑。改革开放后，凤和村内建起成片的楼房，传统民居老化空置，加上人口流失，逐渐成为了空心村。新白云机场搬迁至附近后，凤和村部分土地被国家征用，余下的集体出租或自留耕种，在此期间，村内基础设施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村屋整体出租率不高，村物业效益低下，村民多从事传统农业或非正规就业，收入微薄，至2016年，凤和村依旧是贫困村。空港小镇项目为凤和村带来生机，通过盘活土地资源、改善物质环境、重置空间功能、发展文化旅游，至2019年，凤和村成功实现脱贫摘帽。通过改造建设，凤和从原本的空心村、贫困村转型为环境优化、多元混合的现代商业社区，实现空间与社会的转型。

（1）空间转型。①空间多功能化。改造前村内主要是与村民生产生活相关的宅基地和农用地，改造后村民的土地、房屋等转向商业经营用途，单一的居住空间变为集商业、办公、展览、居住等业态为一体的混合商住空间，农用地变为种植观赏植物的公园绿地，乡村空间从传统农业生产生活功能转向现代都市消费功能。②建成环境改善美化。通过改造，原本“泥多过路、污水横流”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泥泞小路变成平坦的水泥路，水、电、气、排污等公共设施配套齐全，如红一社公厕于2019年被区文广旅体局评选为AA级公厕，大部分房屋得以翻修，环境改善得到村民的一致好评。同时，建成环境改造也让传统乡村风貌转变为具有城市特色的景观（如图 5），成为市区游客消遣的场所。

（2）社会转型。①人口结构多元化。空港小镇内的人群由原本村民为主体的单一人口构成转变为外来人口与本地村民混合的人口构成，办公员工、旅游商客、入驻商家、外来租客等人群为原本的空心村注入人气。②经济业态非农化。改造前，凤和村产业结构基本以第一产业为主，改造后，凤和村从传统农村转变为文旅型乡村，产业结构转向一三产融合，并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项目优先聘请村民从事保安、保洁、绿化、家政等工作”（K03，迅和港公司工作人员）。不仅如此，空港小镇带来的土地合作收入提高了村民的经济水平，“我的个人年收入至少翻了一番，（出租的房子）每月每平方可以收10.5元租金，还有每人每年5000多元的分红。”（C02，红一社村民），“参与合作后，部分家庭买起了小汽车，村里一下多了十几辆。”（W04，凤和村干部）。③社会生活城市化。一方面，空港小镇内的主要社会关系由村民间的血缘、地缘关系，转变为以经济利益为主的业缘关系；另一方面生活习惯也有所改变，乡村转向都市文明与都市消费，“来凤和村休闲消费的客人多了，村民们的行为习惯也发生变化，最起码说话不要那么大声粗鲁，要斯文一点”，“以前村里面的活动比较少，现在多了图书馆、艺术馆这些去处，精神生活更丰富了”（C14，红一社村民）。

5 内涵剖析：行动者网络背后的空间生产机制

探究空港小镇项目的本质内涵，可以发现，凤和村乡村空间被不同行动主体进行社会性建构，主体之间存在关系不对等的问题，导致异议的出现，空间博弈过程便展现出行动者网络的动态化和多样化特征；而乡村空间在多方主体关系交织与话语建构之下，乡村转型便呈现出相应的错综复杂的社会效应。最终，以空港小镇为名目的文旅型美丽乡村建设表明了主要行动主体通过空间重构将传统村落“生产”为消费空间的空间生产机制，空间生产逻辑下的空间商品化行为由于弱化日常生活的真实需求、空间权益分配不均等非正义性导致空间—社会的异化并引发弱势主体“日常生活的反抗”。

5.1 交织重组的主体关系

多方主体重构空间所形成的空港小镇行动者网络中，不同行动主体之间联盟与分化，呈现差异化的力量与地位。在创建文旅型美丽乡村目标引领之下，发展旅游成为首要之义，地方政府与开发企业作为空港小镇的生产者，结成增长联盟，掌握了主要的话语权，相应地，在招商引资、招徕顾客的行为动机之下，这种满足消费需求的供需关系成为行为主体关系重组的基本出发点。在供需关系成为主导关系时，受制于资源与空间的有限性和排他性，打造的消费空间对村民的生活空间造成挤压，导致顾客作为空间消费者与村民作为空间使用者之间的竞争关系，村民的空间权益不可避免地受到侵损，由此引发一定的抵制情绪。在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绩或盈利目标之下，经济利益之外的空间权益处于次要地位，为使村民配合，生产者们通过行政规训、利益拉拢等方式来维持利益联盟。而村民作为这片土地的所有者，囿于力量不对等、信息不对称、资本匮乏，在激励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选择服从，处于弱势的一方，表现出被权力和资本支配的边缘化特征：“同样的房子去申请改建，我们自己去就是比打惯交道的公司要慢，各种流程不清楚，还容易被这个部门那个部门卡住，说我们这不符合改建标准，没办法，只能按政府的规定走。”（C10，凤和村合龙社村民）。“我们也想自己搞，这样赚得更多，但是光装修费就几十万你怎么出得起？更何况整体环境的打造我们也不太会，很多门道我们不懂，交给专业的公司干，不用自己出钱，公司帮你装修还给你租金，公司赚钱也是应该的。”（W03，凤和村村社干部）。

虽然从总体上看，行动者网络主体间关系不对等，但并非是一个始终不变的静态过程，在此过程中会出现异议，行动主体间围绕不对等关系映射的不均衡权益展开多轮博弈，空间博弈过程实际也是行动者网络转译过程中的异议处理环节，这引发了行动者网络的动态化演变。在增长联盟主导空间生产进程中，村民对侵害自身权益的行为予以反抗（比如不同意砍掉自家院子的树、不愿意把菜地改为草坪），作为回应，开发商对异议进行积极反馈，或选择妥协让渡“最终设计师还是尊重村民的意愿，一版又一版地调图，让村民的情感在村里得到保留。”（《凤和村改造札记》，迅和港公司），或通过持续沟通坚守要求“经过十多次的沟通，村民终于同意将菜地以种植绿草的方式美化环境，也让顾客观感得到改善。”（《凤和村改造札记》，迅和港公司）。对异议的有效处理最终使得行动者网络能以相对稳定的形式维持下去，但引发主体之间争议与背离的不稳定因素并未完全消除，行动者网络内部依旧处在一个动态的、需要不断转译的过程中。因此，在空港小镇行动者网络中，主体关系相互交织与重组，各类话语力量碰撞与混合，呈现出多样化的运作结果，并保持了对立与统一之间的张力。村民虽然总体上处于被压制的地位，但并非单向的支配—服从关系，反抗是存在的，有些村民在耕地被改造为草坪后依旧会在地块边角抠出小块菜地，或在后门花坛里播下种子，以保持日常耕作的生活习惯。开发商也并非是刻板印象里大拆大建的拆迁方，而是将破败的青砖老屋用传统工艺保留了下来，并与市图书馆合作布置了公共书屋；在小镇广场开展看电影等活动，丰富了村民的集体生活；改造房屋时尊重村民的意见，充分协商沟通，进行“一户一方案”的定制化设计。“房子的改建公司会跟我们商量，我们的一些意见他们也会听取，总的来说公司挺友好的。”（C01，凤和村红一社村民）

5.2 错综复杂的社会效应

以空港小镇之名，凤和村空间被关系交织重组的不同主体重构，多方话语与力量在乡村混合并进行社会性建构，作用于空间—社会统一体上，空间转型便展现出错综复杂的社会效应，既有多方获益的积极作用，又有潜藏在表面的民主之下的空间非正义现象。

5.2.1 正面效应

在空港小镇内，环境风貌的改善与多类空间的营造满足了大家日常的消费需求、提升了空间的体验感：宅基地上的物业大多数用于商家经营，但餐饮、展览、科普等商业服务也会惠及本地村民，同时开发商在原来的房屋内留下了村民自住的空间并辅助装修；街道焕然一新，丢荒的耕地改为小公园，污浊的风水塘变成漂亮的景观湖，村民和游客都有了休憩的去处，此时彼此的空间权益得到满足，展现出和谐统一的社会关系。同时，空港小镇的建设具有更广泛的示范效应：作为乡村振兴的一个试验区，“整租土地+代建物业”展示了一种新型的乡村土地（尤其是宅基地）入市的途径，使村民获得稳定的财产性收入、促进村庄经济发展；作为广州市和建设银行积极响应国家“租购并举”要求的政策性租赁住房实行点，长租公寓的打造充分利用凤和村的空置房，助力解决外来人口租房问题，促进城乡要素流动；作为全省农业产业园的文化服务平台，小镇内的乡村振兴文化服务产业园集聚优秀的文创机构、负责160家粤字号农业产业园的宣传，致力于利用平台推动广东现代农业市场体系建设......以点带面的区域影响，使得这里的乡村转型不再局限于本地发展，更能作为可推广的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实践示范。

5.2.2 负面效应

（1）空间符号化

空港小镇被规划者们构想为一个融合传统地方文化与现代空港经济的商业小镇，并运用各类景观、标签、文字去体现其设计理念：原有的乡村生活场景和本土文化要素被提炼出来，以“岭南传统文化”为卖点，空间被重新加工包装，比如青砖老屋修复后被用作高档餐厅，并加入传统庭院式设计、放置非遗文化小品来打造出一个雅致的消费空间；而不论是“广州翼”“飞行派”等文字，还是草坪中放置的飞机模型等景观，处处都弥漫着构想的空港符号。符号重构了空间，使其原有的性质发生了转变——祠堂改为艺术馆后不再是原本的村社集会祭祀场所，变为顾客的参观场所；公共书屋的功能并不纯粹，它既作为传统的阅读空间，又作为橱窗式的彰显开发商弘扬非遗文化、展现政府乡村振兴政绩的展览空间：“这个书屋你看上面那些舞狮和灯饰，是运用非遗文化来打造这里，通过文化振兴乡村...... 还有最好不叫深夜书屋，领导说我们这是示范工程，要叫农业书屋。”（K01，迅和港公司工作人员）；艺术家等外来者的墙绘设计，部分赛博朋克风格并不符合村民的品味：“大花脸、不好看，我不是太懂这种现代艺术，可能也就你们年轻人喜欢，我们中老年人都不太喜欢。”（C05，凤和村向前社村民），原本的传统村落被现代化的、城市化的异质元素充斥，向大众展现出来的是一种被解构与抽象表达的景象：“这不像一个‘村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受年轻人喜欢的网红打卡地，你看我不是专门来拍照吗？”（Y01，来自广州市区的游客）。

（2）空间分异化

空港小镇只是凤和村村域内得到充分开发的很小的一部分，而不少其他的村庄依旧面临着空心、破败的境况，空港小镇崭新整洁的面貌与周边陈旧杂乱的乡村景象形成鲜明对比，一边是配套齐全、整洁繁华的商业空间，一边是三线未下地、巷道杂草丛生的村庄，核心—边缘的差序格局容易让人产生空间落差感：“你看小镇那边环境多好！这里还破破烂烂！羡慕啊，你看他们（红一社村民）有些人都当包租婆咯，但是人家老板都不来这里投资我们有什么办法？”（C12，凤和村东一社村民）。地缘关系的瓦解、经济收益的参差共同叠合在空间的分异中，也触发了社会分异的深层次矛盾：“其他村民……就是觉得自己命苦，没有生在好地方，开发的不是自己的地，有的村社地是基本农田根本不能动，有的村社却能租屋经商，同一个村子差异怎么这么大。”（W02，凤和村村社干部）。

（3）空间错位化

空港小镇项目带来的乡村转型过程遵循“政府引领，企业运作，村民参与”的模式，是一种外来者主导的空间实践，政府和开发商取代村民成为空间的主要规划、建设、管理主体，顾客取代村民成为空间主要的被服务者，生产消费取代生活交往成为空间的主要用途。而世代生活于此的村民由原本的空间主体变为边缘人群，他们缺乏改造乡村空间与改善日常生活的话语权：“负责小镇建设的主要是（迅和港）公司，比如说房屋改建其实主要还是公司直接向镇政府申请。”（W01，凤和村村社干部），“我们家人多了，想盖新房子，但是政府不给批地，也不让我们加建，（19年之后）说什么不能超过3层半，那为什么隔壁那个商品房（安置区）可以盖10层楼呢？”（C11，凤和村合龙社村民）；同时对于一些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基本诉求难以得到解决：“政府搞雨污分流要装新水管，说什么按着规划的图纸安装的，你装这个新水管把原来（同住一间房但已经分家的两户）两个水表变成一个水表，会搞得有一家没有水……跟上面反映过啊，但是没有解决……”（C04，凤和村红二社村民）。

5.3 空间生产的逻辑内涵

空港小镇作为被社会性建构的场所，其错综复杂的社会效应与行动者的行为意图密不可分，蕴含着多种要素实现逻辑之下的空间生产内涵。空间转型由异质行动者推动，不同行动主体有各自的利益诉求，代表不同的要素：政府作为权力的代言人，企业作为资本的代言人，顾客则是现代消费文化的需求端。在生产—消费供需导向下，资本为实现增殖，一方面不断寻找新的空间，将投资从逐渐饱和的城市转向尚待开发的乡村，通过时空修复缓解过度积累的危机，另一方面从传统的一般商品生产转向消费性建成环境的主动营造，获取垄断地租并实现盈利，达到资本的循环积累；权力为彰显政绩，会通过制度、规划等手段进行地方营销、吸引资本落地以实现经济增长，也会通过投入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提高社会福利来收获民心声望；文化虽然不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但其通过传播现代生活追求与消费主义理念，不断刺激消费端的需求来为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买单，在大众消费文化熏陶之下，精致化、抽象化的商品与景观逐渐成为消费群体中流行的消费追求与“美的享受”。故而在空港小镇的生产者们，除了提供常规的商品和服务，还运用各式符号去营造一个满足消费者的场所：在这里打造娱乐场所与都市公园，满足城市人的消遣需求；设计具有特色的景观与吸引眼球的艺术品，迎合到访游客的视觉品味；贴上“空港”“高端”“时尚”等标签，彰显消费者的身份地位。最终，以空港小镇为名目的文旅型美丽乡村建设表明了主要行动主体以建成环境为载体，通过空间重构将传统村落社群“生产”为都市消费空间的运作机制，乡村转型本质上是空间商品化的空间生产过程。

在空间生产的逻辑里，村民代表的日常生活要素，并不在空间生产的主要考虑范畴之内，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性排在商品生产服务之后，他们所重视的空间的使用价值在空间的交换价值之下，日常生活意义次于被表征的消费文化符号，而上述的创造地方社会的需求，即使在某种程度上被顺便满足了，依旧是一个被忽略的空间行动。因此，乡村转型实际上是被强势行动主体背后代表的资本、权力、消费文化所主导，这种将空间商品化的空间生产逻辑弱化了日常生活的真实需求，无法保障对地方社会空间权益的充分赋予，呈现出空间非正义性，引发了空间符号化、空间分异化、空间错位化等空间—社会异化的问题。但在空间的实践中，并不是单一的被主要行动主体所构想的消费空间，村民们作为弱势主体，为维护自身的权益会进行“日常生活的反抗”^[32]，使实际结果表现为主导打造的消费空间与村民博弈所争取的生活空间并存的景象。以凤和空港小镇为例，乡村转型的空间生产机制与行动者网络的构建机理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如图 6）。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1）凤和空港小镇乡村重构行动中，地方政府、村委村民、开发商、游客等人类行动者和土地房屋、耕地基塘等非人类行动者对各自问题提出多样的解决诉求，并凝结为发展文旅型美丽乡村这一共同目标，通过强制性通行点（OPP）组成了网络联盟。在创建文旅型美丽乡村行动者网络中，政府和开发商通过给予优厚的政策资金支持、提出创新的合作开发模式等利益赋予形式实现对其他行动者的征召动员，在之后通过对乡村空间改造建设、环境整治、经营管理，实现空间与社会的转型。通过行动者网络的运作，凤和从原本的空心村、贫困村转型为环境优化、多元混合的现代商业社区。

（2）凤和空港小镇的乡村转型，本质是将空间商品化的空间生产过程，政企增长联盟以建成环境为载体，将传统村落社群“生产”为都市消费空间，以迎合消费主义导向下的顾客需求，这种供需主导的不对等关系引发异议，在空间博弈过程中展现出行动者网络的动态化和多样化特征。同时，由于空间承载着社会关系，以资本、权力、消费文化为主导的空间生产弱化了日常生活的真实需求、空间权益赋予不均衡等非正义性导致空间符号化、分异化、错位化等空间—社会异化问题，引发“日常生活的反抗”，最终在多方关系交织与话语建构之下表现为错综复杂的社会效应。

（3）以凤和空港小镇为例，本研究发现，乡村转型既是行动者网络中政府、企业、游客、村民等异质行动者互构空间的过程，也是代表权力、资本、文化、生活等要素的不同行动主体为实现各自空间权益而进行空间生产或展开博弈的过程。因而，本文证实了空间生产的运作机制与行动者网络构建过程的内在关联性，综合分析了凤和空港小镇乡村转型的具体过程与逻辑内涵，实现了两类理论的互补应用。

6.2 讨论

本文基于“网络结构—作用因子”互补视角综合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与空间生产理论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通过空间生产理论剖析了乡村转型的深刻内涵，表明了空间生产理论的“认识—批判—解释”与地理学的“格局—效应—机制”分析范式具有内在统一性。然而，研究依旧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本文对乡村转型的视野主要局限在乡村本身，没有对城乡关系演变、全球—地方交互等多尺度的空间作用范畴展开详细探讨；第二，本文没有对过去乡村发展历程与空间演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弱化了历史遗留问题等时间维度的影响；第三，促进乡村转型的作用因子是多元的，除本文提及权力、资本、文化、生活等要素，可能存在其他类型的关键要素，对不同乡村转型因素的分析需要因村而异，也要注意到“行动者网络”或者“空间生产”的分析框架并非适用于所有的乡村转型。

借助空间生产等批判性视角，我们在肯定今日乡村转型取得的成就的同时，应该更深刻地意识到，当前的乡村振兴实践依旧有许多深层次的复杂问题需要攻坚克难。比如凤和空港小镇实践是一种政府和企业主导的外生型发展模式，也是一种常见的乡村振兴模式，对于土地、劳动力等长期流出及“去组织化”之后的乡村，该如何探寻发展的内生动力？在此情况下，外界力量的介入不可避免，但要如何平衡好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关系、既防止乡村空间增值收益被“精英俘获”^[35]又充分发挥多主体的能动性？在经济增长之外，又该如何培育转型后的新型乡村社区、实现地方社会和谐发展呢？所以，实现“以人为本”理念的乡村实践，许多难题依旧悬而未决，乡村振兴，未来可期，也任重道远。

致谢: 图 5航拍图由迅和港公司友情提供，特别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