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就近城镇化是相对于异地城镇化的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模式^[1]。推进就近城镇化进程是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要求和现实选择。从国家战略要求层面看，中西部地区是推进就近城镇化进程的重点区域。2014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三个一亿人”的重要战略举措，其中“一亿人”是“引导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强调“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和“重点支持中西部和东北城镇化地区县城建设”。从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现实发展层面看，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发展质量相对较差、异地城镇化问题突出，严重制约了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2, 3]}。由此，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推进就近城镇化模式，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社会经济跨越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

中国中西部地区地域辽阔，各地区自然本底、经济基础、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等差异显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呈多种就近城镇化模式和路径^[4-6]。作为人口密集的传统农区，中部地区应适度引导人口向城市群地区集聚，推进“农业人口转移”“农民工返乡就业”“农民工返乡创业”三种就近城镇化发展路径^[7]。方创琳等（2017）提出，西藏应结合自然本底、发展性质、发展阶段、发展动力和发展格局等5大特殊性，采取就近就地镇民化的渐进城镇化模式^[3]。可见，由于中西部地区具有复杂的区域差异，须结合各地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科学判断就近城镇化的空间类型和发展模式，以便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推进就近城镇化进程。

国外学者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关注就近城镇化现象^[8]。国内就近城镇化相关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小城镇发展迅速，大量乡村聚落和人口通过就地转移，实现就地城镇化（in situ urbanization）^[9]。很多学者认为农村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其中县域经济对带动农村城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0-12]。随着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就近城镇化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地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众多领域学者针对就近城镇化的理论内涵、发展模式和空间分异规律进行了大量理论探索，并对河南、湖北、四川和浙江等地开展了典型区域研究^[13-16]。推进就近城镇化进程，需结合各地自然地理环境分异特征和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现状，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就近城镇化发展模式^{[17, 18]}。

综上，已有就近城镇化相关研究集中在理论内涵界定、发展路径探索和空间分异机制研究，但较少关注就近城镇化的分区分类及其发展模式，尤其是对城市群视角下的就近城镇化分类发展模式相关研究相对不足。当前，作为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地域分工的重要地域单元，城市群成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体形态，人口和经济集聚效应越来越强，在国家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 20]}。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以促进城市群发展为抓手，全面形成“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基于此，本文选择地级行政区为基本空间单元，构建就近城镇化空间演变类型划分方法，从整体区域尺度，剖析中西部地区的就近城镇化的空间类型及其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从城市群尺度，进一步探究中西部城市群就近城镇化的群际分异和群内格局特征，以期为新发展阶段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分区分类制定就近城镇化发展路径和战略措施提供科学支撑。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2.1 就近城镇化相关测度指标

本文在参考就近城镇化相关研究基础上，将就近城镇化的空间范围界定为“本省”，即以本省范围内的省会或首府城市、地级市、县级城镇和小城镇为核心，农业转移人口迁移到户籍登记地所在省份的城镇就业和居住的城镇化过程^[13]。依据农业转移人口的迁移尺度，本文将就近城镇化划分为3个空间类型：本镇城镇化、本县城镇化和本省城镇化。其中，本镇城镇化指农业转移人口迁移到本乡、镇、街道的城镇地区就业和居住；本县城镇化指农业迁移人口迁移到本县其他乡、镇、街道的城镇地区就业和居住；本省城镇化指农业转移人口迁移到本省其他县的城镇地区就业和居住。

（1）就近城镇化率

依据本文界定的就近城镇化空间范围，就近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户口在本省范围乡镇街道的城镇人口”，即本省城镇人口、本县城镇人口和本镇城镇人口的总和。就近城镇化率（NUR, nearby urbanization rate），即就近城镇人口与常住总人口的比值，计算公式如下：

(1)

式中：NUP（nearby urban population）代表就近城镇人口；P代表常住总人口。

（2）就近城镇化年均变化率

就近城镇化年均变化率（NUR_AVR, average annual change of nearby urbanization rate）反映了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就近城镇化的时序变动趋势，计算公式如下：

(2)

式中：NUR代表就近城镇化率；t、0分别表示末期和基期。

（3）就近城镇化优势空间单元

为进一步分析就近城镇化的来源结构，本文提出就近城镇化优势空间单元概念，用以测算就近城镇化进程中发挥关键性主导作用的农业转移人口迁移范围。就近城镇化优势空间单元的计算过程分为以下两个步骤：

第一步，计算本镇城镇化、本县城镇化和本省城镇化对就近城镇化的贡献率，下文简称“本镇贡献率”（CTU, contribution of local town urbanization），“本县贡献率”（CCU, contribution of local county urbanization），“本省贡献率”（CPU, contribution of local provincial urbanization）。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3)

(4)

(5)

式中：NUP_t代表本镇城镇人口；NUP_c代表本县城镇人口；NUP_p代表本省城镇人口；NUP代表就近城镇总人口；t、0分别表示末期和基期。

第二步，比较本镇贡献率、本县贡献率和本省贡献率最大值对应的空间单元即为就近城镇化的优势空间单元。就近城镇化的最大贡献率（MCNU, maximum of contribution of nearby urbanization）的计算公式如下：

(6)

2.2 就近城镇化空间演变类型划分

综合就近城镇化水平、时序变动趋势及其空间结构等3个方面，分别选取就近城镇化率、年均变动率、优势空间单元等3个指标，将就近城镇化划分为18个空间演变类型（图 1）。其中，就近城镇化率依据α和β两个阈值，划分为低水平、中水平和高水平等3个区间；年均变动率依据是否大于0，划分为正增长和负增长两个区间；优势空间单元划分为本省、本县和本镇等3个类型。

2.3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的研究区域包括晋、豫、皖、赣、鄂、湘、桂、渝、川、贵、云、藏、蒙、陕、甘、青、宁、新等共18个省份和211个地级行政区。人口统计数据来源于各省份发布的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由于数据限制，2015年城镇外来人口户籍登记地在“本省其他县”和“本县”的分布比例这一指标，依据外来总人口的相应比例进行推算而出；安徽、内蒙古和西藏等3个省份各地级行政区的就近城镇化数据采用全省平均值替代。为了保持行政区划的一致性，本文未分析巢湖市；将重庆与其他地级行政区均作为基本空间单元，重庆市本省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户口在重庆市其他县区范围乡镇街道的城镇人口”。

3 整体区域尺度：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空间演变及类型 3.1 就近城镇化空间演变格局 3.1.1 空间分布特征

从整体水平看，2000年、2010年和2015年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人口总数分别为1.96亿人、2.91亿人和3.47亿人，就近城镇化率分别为28.16%、40.53% 和46.89%，其中，2000—2010年期间年均提高1.24%，2010—2015年期间年均提高1.27%。

从趋势线格局看，2000年，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率呈“北向高—南向低、东向略高—西向略低”趋势特征，即东西方向趋势线（红线）斜度小、南北方向趋势线（蓝线）斜度大，表明就近城镇化率呈东西方向差异较小、南北方向差异较大的趋势（图 2a）。2010年，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率空间格局呈“北向略高—南向略低、东向高—西向低”趋势特征，即东西方向趋势线斜度增大、南北方向趋势线斜度减小，表明就近城镇化率呈现出东西方向的差异逐步拉大、南北方向的差异逐渐缩小的趋势（图 2b）。2015年，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率空间格局呈“北向略高—南向略低、东向高—西向低”趋势特征，即相比于2010年，2015年东西方向趋势线斜度进一步增大、南北方向趋势线斜度进一步减小，表明就近城镇化率呈现出东西方向的差异进一步拉大、南北方向的差异进一步缩小趋势（图 2c）。这与我国区域城镇化差异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2]。

从等级分异格局看，2000年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率空间格局表现出低水平等级（NUR≤20% 和20% < NUR≤30%）“连片覆盖”，中水平等级（30% < NUR≤40%）和高水平等级（40% < NUR≤50% 和NUR>50%）“零星点缀”的分布格局。其中，NUR≤20%主要连片分布在西部的西藏、青海和云南等省份，20% < NUR≤30% 主要连片分布在中部的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以及西部的陕西、甘肃、贵州和广西等省份；高水平等级零星分布在内蒙古、青海、湖北和广西等省份；而中水平等级零星分布在重庆、内蒙古、新疆和湖北等省份（图 2a）。2010年，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率空间格局表现出低水平等级“西部连片、中部零星”，中水平和高水平等级“中部连片、西部带状”的分布格局。其中，低水平等级在西部的西藏、青海、甘肃和广西等省份呈“连片状”分布特点，在河南、安徽和湖北等省份呈“零星式”分布特点；中水平和高水平等级在中部地区呈“连片状”分布特点，而在西部的内蒙古、甘肃和新疆等省份呈“带状”分布特点（图 2b）。2015年，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率空间格局表现出低水平和中水平等级“团块相融”，高水平等级呈“T”型的分布格局。其中，低水平仅分布在西藏和青海呈“团块”状分布，在新疆西北也分布一小“团块”，中水平等级在新疆、甘肃、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毗邻区域等形成3个“团块”状分布特点，而高水平等级在西部的内蒙古、陕西、重庆以及中部城市群地区构成了“T”型格局（图 2c）。

3.1.2 空间演变特征

2000—2015年期间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率变化率呈现出“中高西低”分布格局。其中，中部地区以1%—1.5% 和大于1.5% 两个高增长等级为主，而西部地区以0—1% 和小于0%两个低增长等级为主（图 3）。

具体来看，小于0等级和大于1.5% 高增长等级呈“零星式”分布特点，其中，小于0等级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北部和西部、新疆北部、西藏东南部，由于这些城市面积大，类似团块，且分布散，所以呈“零星团块式”分布特征；而大于1.5% 高增长等级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中东部、新疆西部、陕西北部、河南中东部和安徽中西部、湖南中南部、重庆等区域，每一片区域由若干个城市连在一起呈“簇状”，且这些“簇状”区域分布分散，呈现出“零星簇状式”分布特征。0—1%中低增长等级和1%—1.5%中高增长等级呈“片状+零星混合式”分布特点，其中，0—1%中低增长等级在西部的西藏、青海、新疆和四川等省份呈“片状”分布特征，而在中部的湖北、湖南和安徽等省份呈“零星式”分布特征；1%—1.5% 中高增长等级在中部城市群地区以及西部的陕西南部、宁夏、甘肃东部和云南等区域呈“片状”分布特征，在西部的内蒙古、西藏、新疆等省份部分区域呈“零星式”分布特征。

3.1.3 优势单元格局特征

基于2000—2015年中西部地区本镇、本县和本省贡献率计算结果，利用就近城镇化优势空间单元计算方法，得到就近城镇化的优势空间单元，代表着该层级空间单元人口迁移对就近城镇化发展的作用程度最大。图 4显示，从数量分布看，2000—2015年期间，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以县域为主要空间载体，占总数的比重为63%，省域和镇域分别占总数的19% 和18%。从空间分布看，2000—2015年期间，①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本县优势型空间单元分布面积最大，呈“连片状”分布特征，主要分布在中部省份大部分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青海、甘肃、陕西、云南、贵州和广西等省份大部分地区、内蒙古中部，以及重庆和宁夏全部。②本镇优势型空间单元分布面积最小，呈“零星状”分布特征，主要集中在四川全部、新疆西部，以及云南、河南、贵州和广西等省份部分地区。③本省优势型空间单元分布面积介于两者之间，空间分布呈“团块+零星”混合状分布特征，在西部地区的西藏、新疆和内蒙古西部和东部呈“团块状”分布，在中部地区呈“零星状”分布在省会城市。

3.2 就近城镇化类型分异特征 3.2.1 空间演变类型划分

综合就近城镇化水平、时序变动趋势及其空间分异特征3个方面，分别选取就近城镇化率、年均变动率和优势空间单元等3个指标，对2000—2015年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进行空间演变类型划分。其中，就近城镇化率选取2015年数值，利用自然断裂法确定α和β两个阈值分别为38.48% 和53.44%。空间演变类型划分结果表明（表 1），2000—2015年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空间演变类型集中在中水平正增长本县优势型、低水平正增长本县优势型、高水平正增长本县优势型和低水平正增长本镇优势型等4个类型，城市数量占总数比重分别为29.22%、16.44%、13.70% 和11.42%，累计比重达到了70.78%。从人口吸纳能力来看，中水平正增长本县优势型和中水平正增长本省优势型的人口吸纳能力最强，两个类型合计吸纳中西部地区78.03% 的总人口，71.97% 的城镇人口，即七成以上的中西部人口和城镇人口集中分布在中水平正增长本县优势型地区和中水平正增长本省优势型地区。

3.2.2 空间演变类型分异特征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呈现出泾渭分明的格局特征（图 5）。中部地区以中水平正增长本县优势型为主体的“连片状”分布特点，城市数量占总数比重高达55.17%；另外，还零星分布有高水平正增长本县和本省优势型、中水平正增长本省优势型和本镇优势型、以及低水平正增长本镇和本县优势型。与中部相比，西部地区则呈“碎片状”分布特点，其中，低水平正增长本省优势型主要“连片”分布在西藏和新疆大部分地区；高水平正增长本县优势型在内蒙古中部、青海北部和甘肃西部呈“簇状”分布特点，并零星分布在重庆、广西和云南部分城市；低水平正增长本县优势型在青海和甘肃、贵州和广西呈“簇状”分布；低水平正增长本镇优势型主要集中分布在四川；低水平负增长本省优势型主要分布在新疆北部和西藏东南部；其余类型则零星分布在西部地区。

4 城市群尺度：中西部城市群的就近城镇化空间演变及模式

根据整体区域尺度下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的研究结果，城市群地区的就近城镇化水平和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是就近城镇化发展的核心支撑。由此，本文将进一步从城市群尺度对中西部城市群就近城镇化进行深入剖析，探究城市群地区的就近城镇化空间演变格局，刻画城市群的群际差异和群内格局。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中西部地区将重点建设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关中平原、北部湾、山西中部、黔中、滇中、呼包鄂榆、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和天山北坡共12个城市群，因此，本文以这12个城市群为研究单元，分析城市群的就近城镇化空间演变及模式。

4.1 城市群的就近城镇化空间演变格局 4.1.1 群际演变特征

2000、2010和2015年中西部城市群地区的就近城镇化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远高于其他地区。从发展水平来看，中西部城市群地区的就近城镇化率从2000年的31.82%增长至2010年的41.73%，到2015年攀升至46.08%。2000年中西部非城市群地区的就近城镇化率为27.21%，比城市群地区低4.6个百分点；到2010年二者就近城镇化率差距扩大至5.7个百分点；2015年非城市群地区的就近城镇化率增长至40.48%，比城市群地区低5.6个百分点。从增长速度来看，2000—2015年中西部城市群地区的就近城镇化率年均增加0.95个百分点，而非城市群地区年均增加0.88个百分点，比城市群地区低0.07个百分点。

图 6显示，中西部地区12个城市群的就近城镇化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呈较大分异。从发展水平看，天山北坡城市群就近城镇化率始终位居首位，2000—2015年平均就近城镇化率高达62.01%；成渝城市群的平均就近城镇化率最低，仅为32.63%。从增长速度看，中原城市群就近城镇化的增长速度最快，年均增长1.43个百分点；其次是滇中和长江中游，年均增速超过1个百分点；天山北坡是唯一呈负增长的地区，就近城镇化率年均降低0.27个百分点。由此，天山北坡和呼包鄂榆等资源型城市集中的城市群就近城镇化率较高，但增长速度缓慢、发展后劲不足；与此相反，中原和长江中游等综合性城市带动的城市群就近城镇化率较低，但增长迅猛、发展势头强劲。

4.1.2 群内演变特征

从城市群内部结构看，中西部城市群的就近城镇化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在核心城市与一般城市之间存在明显分异。以2000—2015年就近城镇化率平均值为X轴，以就近城镇化年均变化率为Y轴，绘制中西部12个城市群各城市就近城镇化发展演变分布图（图 6）。以就近城镇化率等于50%和年均变化率等于0为阈值，将就近城镇化发展演变分布图划分为4个类型：第一象限（NUR>50%，NUR_AVR>0）是强势型区域，第二象限（NUR < 50%，NUR_AVR>0）是成长型区域，第三象限（NUR < 50%，NUR_AVR < 0）是衰退型区域，第四象限（NUR>50%，NUR_AVR < 0）是成熟型区域。由图 6可知，大部分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属于强势型区域，即同时拥有较高的就近城镇化率和年均增长率。与核心城市明显不同，大部分城市群的一般城市属于成长型区域，即就近城镇化率较低，但年均增长率较高，未来将是持续推进就近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增长点。天山北坡城市群的一般城市与其他城市群具有较大差异，大部分一般城市属于衰退型区域，即就近城镇化率和年均增长率均很低，对整个区域就近城镇化的支撑作用极为薄弱。综上，大部分城市群拥有1个或2个强势型的核心城市以及多个成长型的一般城市，就近城镇化发展呈良好态势。

4.2 城市群的就近城镇化优势单元格局特征 4.2.1 群际优势单元格局特征

中西部城市群地区就近城镇化的优势单元以县域为主，占总数的比重为69%，省域和镇域分别占总数的11% 和19%。对比中西部其他地区，城市群地区本县优势型和本镇优势型城市所占比重大于非城市群地区，而本省优势型城市所占比重小于非城市群地区。这主要是由于新疆和西藏大部分地区城市规模较小、联系较弱、分布稀疏，属于非城市群地区；同时，县城和小城镇发育不足、人口吸引力小，导致县域和镇域人口迁移在就近城镇化发挥的作用有限，省会和地级城市成为就近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

中西部12个城市群的就近城镇化优势单元具有较大分异。长江中游和中原城市群的本乡镇内部、本县跨乡镇和本省跨县市等多重尺度城乡迁移均对就近城镇化产生重要作用，即小城镇、县城和地级城市均是就近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关中平原、山西中部、黔中、呼包鄂榆和天山北坡城市群的本县跨乡镇和本省跨县市等中长尺度城乡迁移的作用较大；成渝和兰州—西宁城市群的本县跨乡镇和本乡镇内部等中小尺度城乡迁移的作用明显；北部湾、滇中和宁夏沿黄城市群的本县跨乡镇城乡迁移的作用较大，其他尺度城乡迁移的作用较弱。

4.2.2 群内优势单元格局特征

从城市群内部结构来看，核心城市与一般城市的就近城镇化优势单元既存在共性，同时也存在不同点。共性在于大部分核心城市与一般城市的优势空间单元均为县域，63% 的核心城市与71% 的一般城市以县域为就近城镇化的优势空间单元。不同点在于核心城市的另一重要优势空间单元是省域，占总数的31%；与此不同，一般城市另一重要优势单元是县域，占总数的21%。这表明，在就近城镇化进程中，核心城市的辐射范围和吸引半径远大于一般城市，本省范围内的农业转移人口均是核心城市就近城镇化的主体人群；而一般城市就近城镇化的主体人群仅局限于本县范围内的农业转移人口。

进一步分析各个城市群核心城市就近城镇化优势空间单元的分异。长江中游、中原、关中平原和山西中部城市群核心城市（武汉、长沙、郑州、西安和太原）的优势单元是省域，本省跨县市城乡迁移对就近城镇化的贡献率最大，核心城市具有强劲的人口集聚能力。成渝城市群核心城市重庆的优势单元是县域，成都的优势单元是镇域，这表明本省跨县市城乡迁移对成渝城市群就近城镇化的贡献不大，相反，本县跨乡镇和本乡镇内部城乡迁移的贡献较大。北部湾、黔中、滇中、呼包鄂榆、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和天山北坡城市群核心城市（南宁、贵阳、昆明、呼和浩特、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的优势单元均为县域，核心城市就近城镇化的主要增长来源于本县市内部的农业转移人口，辐射范围和吸引半径较小，对整个区域的带动和引领作用有限。

4.3 城市群的就近城镇化类型分异 4.3.1 群际类型分异特征

中西部城市群地区就近城镇化空间演变类型集中在中水平正增长本县优势型、高水平正增长本县优势型和低水平正增长本县优势型等3个类型，城市数量占总数比重分别为37.1%、15.32% 和14.52%，累计比重为66.94%。从人口吸纳能力来看，中水平正增长本县优势型地区对城市群农业转移人口的吸纳能力最强，吸纳了城市群地区40.77% 的总人口，36.88% 的城镇人口，人口集聚能力远高于上述两个主体空间演变类型。

中西部12个城市群就近城镇化的空间演变类型具有明显分异（图 7）。长江中游、中原、山西中部、北部湾、滇中等5个城市群均集中在中水平正增长本县优势型，此类型城市数量所占比重接近一半，吸纳常住人口和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超过40%。关中平原、黔中和兰州—西宁等3个城市群均集中在低水平正增长本县优势型，此类型城市数量所占比重超过1/3。成渝城市群超过80%的城市集中在低水平正增长本镇优势型，吸纳了城市群41.39% 的总人口和31.93% 的城镇人口，人口吸纳能力较弱。宁夏沿黄城市群一半的城市集中在高水平正增长本县优势型，吸纳了53.59%的常住人口和70.86%的城镇人口。呼包鄂榆和天山北坡城市群的城市数量较少，在空间演变类型上分布也极为分散。

4.3.2 群内类型分异特征

比较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与一般城市，核心城市就近城镇化的空间演变类型集中在高水平正增长本县优势型和高水平正增长本省优势型两类，城市数量占总数的81.25%；一般城市集中在中水平正增长本县优势型和低水平正增长本县优势型，城市数量占总数的58.93%（图 7）。总体来看，核心城市与一般城市在就近城镇化进程中呈现“核心—边缘”结构，即核心城市具有较高的就近城镇化水平、较大的就近城镇化吸引人群范围但较慢的就近城镇化增长速度；与此相反，一般城市具有较低的就近城镇化水平、较小的就近城镇化吸引范围但较快的就近城镇化增长速度。

从核心城市的空间分异看，中西部城市群大部分核心城市，包括重庆、南昌、南宁、贵阳、昆明、兰州、呼和浩特、西宁和银川等9个城市均属于高水平正增长本县优势型，即具有就近城镇化水平较高，但就近城镇化增长来源主要是本县市范围内的城乡人口迁移，人口集聚范围较小。长沙、郑州、西安和太原属于高水平正增长本省优势型，具有较高的就近城镇化水平，对整个区域农业转移人口均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武汉和成都两个核心城市拥有较强的省外人口吸引力，跨省人口迁移对城镇化的贡献率日益增强，导致就近城镇化水平呈下降趋势，分别属于高水平负增长本省优势型和高水平负增长本镇优势型。乌鲁木齐由于自身较高的就近城镇化水平，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省外人口的不断涌入，就近城镇化水平也出现下降，属于高水平负增长本县优势型。

4.4 就近城镇化空间模式与发展导向

基于中西部城市群的就近城镇化空间演变类型划分结果，将城市群视作一个整体、各个城市视作节点，可以把中西部城市群就近城镇化空间演变简化为5种模式：多峰—全维尺度、多峰—中长尺度、多峰—中小尺度、单峰—中长尺度、单峰—小尺度（表 2）。

（1）多峰—全维尺度结构。即拥有多个就近城镇化高值区，地级市、县城和小城镇均是就近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以中原城市群为代表。中原城市群拥有郑州和晋中两个就近城镇化高值区，本省跨县市、本县跨乡镇和本乡镇内部等多个尺度城乡迁移类型对不同城市就近城镇化增长起着关键推动作用。“多峰多重尺度”的就近城镇化空间结构有利于城市群不同规模、功能城市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完善有序的人口集疏网络，进而推动就近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这类城市群应持续增强核心城市的区域中心地位，带动周边城市形成新的跨区域人口集聚中心，提高城市群的人口吸纳能力。

（2）多峰—中长尺度结构。即拥有多个就近城镇化高值区，地级市和县城是就近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以长江中游、关中平原、天山北坡、呼包鄂榆和宁夏沿黄城市群为代表。这类城市群拥有多个就近城镇化高值区，本省跨县市和本县跨乡镇的中长尺度城乡迁移是就近城镇化主要来源，而本乡镇内部城乡迁移类型对就近城镇化的贡献率较小。这表明，这类城市群的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发育不足、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较弱。这类城市群应依托核心城市，辐射带动节点城市发展，重点培育中小城镇，促进多峰值、网络化的就近城镇化空间发展格局。

（3）多峰—中小尺度结构。即拥有多个就近城镇化高值区，县城和小城镇均是就近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以兰州—西宁城市群为代表。这类城市群拥有多个就近城镇化高值区，本县市跨乡镇和本乡镇内部的中小尺度城乡迁移是就近城镇化主要来源，而本省跨县市城乡迁移类型对就近城镇化的贡献率较小。这表明这类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对整个区域的辐射带动较小、人口集聚能力较弱。这类城市群应重点增强核心城市的区域竞争力，扩大社会经济辐射范围，增强人口集聚能力。

（4）单峰—中长尺度结构。即仅拥有1个就近城镇化高值区，地级市和县城是就近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以北部湾、山西中部、滇中和黔中城市群等区域性城市群为代表。这类城市群仅拥有1个就近城镇化高值区，即核心城市，本省跨县市和本县跨乡镇的中长尺度城乡迁移是就近城镇化主要来源，而本乡镇内部城乡迁移类型对就近城镇化的贡献率较小。这类城市群的特点是城市群发育成熟度较低，核心城市首位度偏高、节点城市发育不足。未来这类城市群应持续增强核心城市的区域竞争力，辐射带动节点城市发展，进而提高整个区域人口集聚能力。

（5）单峰—中小尺度结构。即仅拥有1个就近城镇化高值区，县城和小城镇是就近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以成渝城市群为代表。这类城市群仅拥有1个就近城镇化高值区，本县跨乡镇和本乡镇内部城乡迁移是就近城镇化的主要来源，本省跨县市城乡迁移类型对就近城镇化的贡献率较弱。这类城市群的小城镇发展迅速，成为吸纳本地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要空间，极大推动了就近城镇化进程。作为“单峰中小尺度”结构的代表区域，成渝城市群的中小城市人口集聚能力较弱，未来应以县城为重要载体，推动节点城市的就近城镇化进程。

5 结论与讨论

从整体区域尺度来看，2000—2015年期间，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率从28.16%上升至46.89%，呈现出“北向高—南向低、东向略高—西向略低”的地带分异特征，且东西方向的差异持续拉大、南北方向的差异持续减小。综合就近城镇化水平、时序变动趋势及空间分异3个特征，将2000—2015年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划分为17个空间演变类型。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呈“泾渭分明”的分布格局，中部地区以中水平正增长本县优势型为主的“连片状”分布，西部地区低水平正增长本省优势型、低水平正增长本县优势型、高水平正增长本县优势型等多类型“碎片状”分布。

从城市群尺度来看，中西部城市群地区的就近城镇化率从2000年的31.82% 增长至2015年的46.08%，年均增加0.95个百分点，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远高于非城市群地区。中西部城市群地区就近城镇化空间演变类型集中在中水平正增长本县优势型、高水平正增长本县优势型和低水平正增长本县优势型等3个类型，存在明显的群际分异和群内分异。在此基础上，将中西部城市群就近城镇化空间演变类型简化为5个模式：多峰—多重尺度、多峰—中长尺度、多峰—中小尺度、单峰—中长尺度、单峰—小尺度。

本文系统剖析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的空间类型分异特征，为中西部地区分区分类制定就近城镇化发展路径，精准高效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进程提供决策支撑。研究发现，2000—2015年期间，中西部地区以县域为主要空间载体的地级行政区占总数的63%，省域和镇域分别占总数的19% 和18%。这表明对于大部分地区，亟需大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进程。但必须认识到，对于部分区域，地级中心城市的集聚力和竞争力远超县城，显现出强大的虹吸效应；同时，部分区域的小城镇具有强大的发展活力和竞争潜力，是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因此，中西部地区应尊重城镇化发展规律，精准高效推进不同类型区域的就近城镇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