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意象是民众对建成环境特征要素的集体记忆^[1]，意象表达与民众感知直接影响了地域营销策略与城市规划建设^[2]。随着我国城市建设从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转变、全球范围内城市品质与区域形象的需求迭代，城市意象作为民众对建成环境场景诉求的表征，已成为新时期城市设计的重要依据。移动互联网平台、工具以及各类新媒体的快速兴起，为地方宣传城市形象、吸引游客、实现地域营销带来了新的契机^[3]，与此同时，各类互联网媒介以及计算机视觉算法的“机器眼”延伸了人体的感知范围^[4]，个体也可对各类场景意象进行选择性接收。根植于信息技术发轫的网络社会^[5]，正深刻改变民众对城市的遍历式经验认知方式^[6]，针对当前网络意象的分析有助于城市设计从宏大叙事转向非结构化的地方营造，避免国土空间的风貌特色消弭、提升城市空间品质。

实践方面，城市意象的研究是城市设计的基础，人民城市要关注公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以数字化助推城乡发展和治理模式创新，自然资源部在《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设计指南》中设置了城市设计的新技术应用条款，但既有工作未重视互联网环境下城市意象嬗变的理论辨析，现有规划信息平台大多以结构式的思路来理解信息环境下的风貌意象，忽视了信息技术变革引发的意象生成机理。立象以尽意，梳理互联网环境下的多重意象衍化将直接促进城市设计的新技术应用，鉴于此，本文致力于辨析互联网环境下城市意象的生成机理与状态表征，探索城市意象的人本主义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

城市意象属于认识论范畴。感知即意识，是对内外界信息的觉察、感觉、注意、知觉的一系列过程^①；认知是指人们获得知识、应用知识的过程，或信息加工的基本心理过程^②。

林奇^[1]的理论视野中，城市意象是市民对建成环境的集体记忆，地标、节点、道路、边界和区域等建成环境要素建构了特征性的城市结构，可读性的环境意象扩展了包括寻路行为在内的人类经验深度和强度。此后学术界普遍认为意象因市民审美感知而异，是以视觉景观为主的物质化形象^[7]。韦尔施^[8]则将审美感知区分为感觉与知觉：主观的估量构成感觉的焦点，客观的确证构成知觉的范畴。而在城市研究和心理学的视角中，城市意象有着丰富的社会意义，这一种集体记忆的产生既有可能是由于客观环境的独特性，也会因个体经验差异导致选择性建构^[9]。在规划实践中，多以问卷调研、手绘认知地图的方式来提取记忆场所，进而勾勒出城市意象结构的“五要素”^{[10, 11]}。

与此同时，意象建构并不完全依赖于真实环境的遍历式体验，图像和文本媒介传播也能塑造特定的历史意象。岳阳楼因为范仲淹的名篇而成为地方意象，但著者当时并未游历实地，而是基于腾子京寄送的《洞庭秋晚图》感怀述作。林奇虽然强调物质环境体验的重要性，但也在《此时何地》一书中论及雕刻、绘画、文学、电影等艺术作品的意象表达^[12]。印刷技术普及后，名人著作的流传远胜于易散佚的图画孤本，表现为文学容纳的巨幅时间跨度^[12]。另外，虽然实地体验、媒介传递均能促进作为集体记忆的意象感知，但两者的形成机制有所不同：首先，林奇的认知地图调查属于自下而上的环境心理行为统计，而诗词、绘画、电影拍摄等艺术媒介的意象表达属于剧院表演式的创设者—受众关系，其传递过程表现为单向传播型媒介的意象建构^[13]；其次，意象的媒介生成与传播是群体性的社会过程，图拉真之于古罗马记功柱、杜甫之于成都草堂，均是后人主动感知和意象传递而衍生的人物—胜迹关联，这也是林奇阐述历史环境意象^[12]时并未察觉的媒介意象机理。

网络社会发轫加速了城市意象的先验/超验感知。在此之前，以Boulding^[6]、韦尔施^[8]、林奇^[1]的理论视野来看，城市意象的生成依赖于过去的经验。然而，部分迁移的候鸟、鱼类拥有超脱感知—记忆的认知能力，寻路并不必然关联于过往记忆^[9]。在胡塞尔^[10]的现象学理论视角下，意象并不全是人类过往经验的映射，在各种媒介传递的作用下，主观性的意象生成不仅依赖于客观性的城市场景，还会受到媒介的传递影响^[11]。在互联网媒介时代，非亲身体验的胜景风光日益成为共识性的城市意象，埃菲尔铁塔、布达拉宫等地标成为全球范围的公众意象，显然超脱了Boulding^[6]意象生成的经验理论范畴。与此同时，谷歌、高德地图的导航功能，加速了对陌生环境的寻路认知。

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新兴媒介拓展了人类先验/超验的环境认知能力，民众的工作生活方式和相应的社会空间形式正在重构，卡斯特^[5]为此提出了网络社会崛起的理论，认为在新的社会结构下流动空间成为了客观物理基础^[14]。对城市意象而言，网络社会的崛起在哲学认识论层面重构了主/客观世界，“主观建造的客观”成为主、客观二元关系之外的第三极，人工智能体的发展催生了不完全的“客观人”^[15]，进而形塑了互联网环境中的城市意象图景。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了自媒体^{[16, 17]}，网络社会的崛起不但消弭了主体和客体间的意象距离，也为主体重塑城市意象提供了可能^[18]，由此，城市意象因受众主体的选择性接触和传播而不再表达完整的物理世界，能让人产生共鸣的场景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

席尔瓦、克拉克^[19]在其《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一书中提出场景的空间环境和社会人文活动共同塑造了独特的场所氛围并赋予城市生活以意义、体验和情感共鸣，并成为城市意象映射的物理基础。更为普遍地，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成为民众对城市空间认知的主要途径，并通过图片剪辑、轨迹展示等多种方式对场景进行选择性的传播，在互联网环境中形成了地域意象的多重叠合。以厦门鼓浪屿风景名胜区（图 1）为例，在移动互联网新媒介如小红书、抖音等平台中，鼓浪屿文艺的实体环境通过“拍照圣地”标签被网络媒介放大，网友手绘“拍照路线攻略”的认知地图在新媒介上获得广泛认可后，游径线路被其他慕名而往的网友重游、拓展，不断以GPS轨迹累叠展现于网络平台，发掘出更多的网红场景并以照片形式标注，多种图文形式的网络媒介叠合增进了鼓浪屿的意象丰度。

图 1(Fig. 1)

图 1 网络社会下鼓浪屿的意象叠合 Fig.1 The Folding Images of Gulangyu in the Network Society 资料来源：小红书APP、六只脚APP。

网络社会的意象生成过程中，实体环境基于信息技术的映射成像，通过网络媒介的传播为非在地、超验/先验的意象感知提供了基础。实体环境、网络媒介与经验世界的意象、网络社会的意象之间发生着“现实—虚拟”多重意象叠合的循环更生（图 2）：首先在格式塔风格完形作用下，遍历建成环境所得的意象提示生成了经验世界的城市认知地图（叠合过程Ⅰ），其次，通过网络获取先验意象的慕名前往者则会根据实体环境的再认知，实现对媒介传播意象的修正和强化，并通过图像识别和文本语义提取而实现意象场景的刻画（叠合过程Ⅱ）；再次，地方发展规划、旅游策划建构的意象并不是已然的实体环境，但依托互联网媒介传播而加速了虚拟环境中的未来意象建构与流变（叠合过程Ⅲ）；进一步地，在城市实体环境意象的媒介传播中，小红书、微博签到、打卡指南等共享行为融合于经验世界的认知地图，通过GPS轨迹和图文媒介的传播而叠合衍化成新的意象场景（叠合过程Ⅳ）。就一般性的机理而言，网络社会下城市意象的生成与多重叠合，是源自于现实世界物候变化、节庆事件和网络媒介的社会感知建构，也意味着互联网环境下的意象建构是不断循环演替的多样性社会过程。

图 2(Fig. 2)

图 2 网络社会下城市意象的生成与叠合 Fig.2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City Image

如前文所述，相较于互联网环境下的意象传递，前网络社会的意象研究偏重于实地经验感知，并未留意文学、电视等媒介意象的深远影响（例如品牌意象作用下岳阳楼的累代重建、迪斯尼景点的全球扩散）。媒介传播接近于网络社会的意象生成和叠合机制，比较前网络社会、当代网络社会的意象生成机理，具体的区别包括：

首先，在Boulding、林奇的视野中，意象主要建基于个体对于物理环境的过往经验和记忆^{[1, 6]}，是观察者与所处环境双向作用的结果，而媒介意象并非研究重点；但在网络社会，数字化意象传递消弭了主体和客体间的物理距离，实地遍历经验不再是寻路认知的必要前提，城市意象的网络感知具有超脱地理空间束缚的即时共享性。

其次，前网络社会的绘画、文学、电视等媒介意象呈现为单向的创设、传播特征，受众的意象形成取决于创设者的内容表达，意象传递表现为单向扩散过程^[13]；而互联网链接的自媒体具有水平多向的社会传播特征^[13]，创设者与受众的角色区隔日益模糊，超距离互动形塑了多主体的参与式建构与社会认同，由此编织重构了网络状的意象生成与传播体系。

其三，相对前网络时代的城市意象，网络打卡照片、短视频、评论文本、轨迹地图的信息叠合，不但避免了传统图纸媒介的孤本散佚问题，也使得实地体验者的感知表达融合于自媒体的复制传播^[4]并诱发新的网红场景，因此网络社会的意象生成是现实世界/虚拟世界的关联互构；同时，借助网络媒介的即时分享与反馈，地方营造与场景复现均可通过虚拟世界校核、修正，“有图有真相”的网络信息叠合印证，增进了现实环境的场景体验感。

随着互联网的全面渗透，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城市意象的现象特征辨析。国内规划实践领域虽然将其作为城市设计的重要依据，但鲜有针对网络社会的城市意象提出变革性的理论假说。信息技术和交通变革下，个体接触城市环境具有非连续、非直接体验特征，城市意象的表达难再有宏大叙事的结构完整性^[20]，呈现从感知拼贴到认知分异、意象时空重构的特征。

移动互联网在日常生活中的全面渗透以及交通技术的变革，加深了民众感知城市的片段拼贴和碎片化。一方面，可剪辑的道具式布景成为抖音、快手等自媒体的城市意象素材，部分经营主体为了网络传播吸引眼球，实行商业场所的建筑装饰繁复化，并借助网红点提升地段性形象的感知。另一方面，在大都市以地铁为出行方式的习惯导致乘客对城市的认知大多局限在非连续的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地段，同时，TOD上盖物业的地铁站点与写字楼、商业中心的垂直交通系统直接相连也加剧了这种趋势，使得原有的城市设计手法无法套用于超大城市的机场、高铁站等城市门户，凸显了碎片化城市景观的重要性。孙立平^[21]在《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中指出，当前社会正逐渐带有局部性、碎片化的特征，场所空间各自为政、不成体系^[22]。尤其是媒体商业竞争与集中使观众更加小众化与多样化，进一步从社会维度形塑了城市意象感知的非结构化模式，移动互联网世界中的景观意象超脱了区域、地标、节点、界面、区域等传统框架。

以抖音APP地点搜索“成都”，收集成都市中心城区2020年10月不同类型的抖音网红场景打卡视频共计7946条，通过图像识别的要素解译技术，分析成都的短视频图像的场景要素组合可知（图 3），在商圈类场景中室内要素和建筑物、道路联系较密切，说明这些组合对于商圈类场景的构建具有关键作用；文化旅游类场景中自然景观要素关联度较强，与建筑、室内要素组合联系更多，而与道路组合联系减弱，说明抖音用户关于成都的商圈类视频首重设施、室内的消费场景（14.50），文化旅游类首重建筑物、自然景观的有机融合（17.80）。

图 3(Fig. 3)

图 3 成都抖音视频的图像要素组合：商圈类场景（左）、文化旅游类场景（右） Fig.3 Image Combination of Chengdu Tik-Tok: Commercial Scenes (left) and Cultural Tourism Scenes (right) 注：数值表明要素间的共现相对频率。

在此环境下，一方面碎片化的网红景点可能造成整体意象的偏失，致使民众对城市的感知缺乏深度和历史厚重感，另一方面，自媒体以及融合AR/VR片段化拼贴的网络意象也有其合理性，事实上形成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平行的元宇宙类环境。网络社会进阶中，购物中心、游憩设施及网红打卡点的复合拼贴在吸聚人气的同时，也使得部分传统街道、商业街区门可罗雀。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不断深入，消费社会表现为场景符号的全球化、城市特色的趋同发展、临时性建筑的大量运用、拟像场景的不断出现等^[20]，走向单向度的消费主义设计^[22]。新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地域性建筑材料的式微，地铁、书店咖啡屋等“胶囊状”场所从物理维度导致网络社会的场所意象趋同^{[23, 24]}，在客观上加剧了千城一面、丧失风貌意象等城市问题，特别地，建筑设计和文艺创作可以任意整合来自不同人或地方的任何符号，临时建筑以夸张的形态活跃在城市空间，地域性脱离了文化、历史、地理的意义^[25]。民众通过非在地性的网络媒介传递和感知，形成了以现代趋同性流行文化为背景的虚实结合的空间审美观念。

更为一般地，地域的消费性重构成为取悦网民的营造工具。对成都中心城区642个抖音网红场景研究发现，网红场景偏好有地域特征的元素，如宽窄巷子、锦里、太古里。对比抖音的短暂性网红场景意象与规划未来意象（图 4），抖音上对成都认知区域范围收缩，网络空间的地标分布集中、不均衡；路径结构不完整但有其他相近路径凸显；节点显著扩增并发生了明显的区位漂移，尤其是成都东北区域的大熊猫繁育基地成为新的网红景点，可见从其他地方迁入的珍稀动物种群加速了四川特色符号的重新拼贴。由此，在互联网媒介主导下不但建构筑物的地标意象发生区位漂移^[26]，高活力的意象场景节点也偏离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峰值区域（图 2的叠合模式Ⅳ）。

图 4(Fig. 4)

图 4 成都的抖音短视频场景意象（左）与规划文本意象结构（右） Fig.4 Scene Image Structure of Chengdu Tik-Tok and the Spatial Planning for City Image 资料来源：右图改绘自《成都市中心城总体城市设计》城市总体控制分区图。

可识别的地方场所是可意象性的基础，段义孚^[27]认为地方感来自两种地点：透过公共符号而构建的地点，以及经由长期的接触及日常经验而熟悉的地点。但在实践中，基于城市设计的人本主义维度，地点符号的拼贴传递与“机器眼”虽能延伸人体的感知范围^[4]，却无法替代真实的场景感知，毕竟触觉、嗅觉难以通过手机屏幕感受。就一般的价值观而言，聚焦于个体可感知的网络场景虽然有助于规避大而无当的规划蓝图，却不应只重屏幕效果而忽视地方特色的具身感知。

互联网迅速普及后，一方面，民众可以将照片、视频和文本实时共享传播，点赞和评论赋予受众即时性的彼此愉悦或共情，众多个体在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的同时在场，共同构建了集体的日常生活场景，由此编织了超验的城市意象叙事与虚拟社会^[28]。另一方面，建筑规划方案、城市设计的竞赛和公示效果图也可藉由互联网实现光速传递，尚未建成的虚拟场景也成为新的特征性意象，并构成了林奇^[12]在《此时何地》所说的“未来意象”。不同的是，林奇的未来意象以欧洲教堂建筑师持续数百年的建造方案为着眼点，而网络社会的虚拟意象虽然同样反映了未来场景，但互联网参与的公众人数远远超过中世纪教堂的建筑师数量，同时这种叙事性的未来意象具有瞬时性、易变性，网络媒介的非在地性增加了建筑和规划方案的不确定性，例如，恒大集团的“莲花”状体育场方案甫一发布，即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中引发群嘲而变更方案。叙事性的规划意象并不等于已然的实体环境（图 2的叠合模式Ⅲ），但虚拟世界中未定方案意象的审美、审丑反映了公众的社会文明程度。

胡塞尔^[29]的现象学语境中，无论是未来的期许还是过去的记忆均与感知的信念模式如影相随；安东尼·吉登斯^[30]则认为时空分离是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特征。信息传播突破了传统社会中的长时空限制，真实、虚拟的文化整合在多媒体中，以两种不同的形式促成了社会时间的转化，即同时性与无时间性^{[31, 32]}，意象超越并包纳了历史传递及再现系统的多种状态。

同时，地方意象的网络热度与节令性事件活动和生物性景观的生命周期有关。采集上海东方明珠、衡阳南岳大庙、洛阳牡丹花会2021年3—6月微信指数（图 5）可见：洛阳牡丹花会的指数峰值在4月初，南岳大庙上半年的微信指数峰值时段为“五一”小长假，前者表现出明显的生物季节性、后者反映了社会节假日特征；上海地标东方明珠的微信指数在90天内有5个峰值时段。显然，在互联网媒介下意象的去时间化过程既与景观的生命周期特质相关，也与集体观演的社会节假活动密切相关；网络平台和商家策划更多的事件活动并频繁发布叙事性的景点“打卡指南”，反映了大都市中各类景观意象营造的时间切片重组。

图 5(Fig. 5)

图 5 地方意象的微信指数 Fig.5 Weixin Index for the Teritorial Images

城市意象不仅是以视觉景观为主的物质化形象，还是各类特定群体对空间环境的一种表达，这也意味着意象不可避免地存在主体的认知分异。以松山湖地区华为终端总部的城镇意象为例，基于专业文献、网络评论文本的高频词分析可以发现，专业人员、普通民众对华为欧洲小镇存在明显的语义差别，专业人员、民众的文本内容虽然有一定的重合度，但专业人士会探讨诸如“总部”“问题”“建筑”“文化”等话题；公众会给出诸如“大”“好”“新” “不错”等形容词，反映了专业人员、公众对特定企业地域形象塑造的语义差别。针对建筑和规划专业人士对异域景观提出的异议，微信公众号《有方建筑》专门征集建筑规划领域众多专家的评论意见，矛头直指无法容忍的“山寨”行为以及华为高管的审美倾向；另一方面，欧洲小镇建成后不仅一般民众大多表达出新奇、褒扬的感知评价，华为集团作为业主方也有其市场考量，任正非在欧洲小镇建成后签发电邮讲话，再次明确华为“争做全球领袖”的综合战略，反映了企业为招揽国际专才而施行“立象以尽意”的设计营造。

显然，新媒体的跨越式发展和业主的地域品牌再造诉求，导致建筑规划精英阶层垄断专业知识信息的原有体系难以维持^[33]，各类公共或者半公共论坛以及信息共享平台促进了部分民众的集体行动^[34]，进而催化了风貌意象的认知分异。哈维认为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能通过语言建立一个长期的历史记忆，文本和图像作为建构意象表达的媒介载体，反映了社会维度的美学偏好；意象既取决于实体的建成环境变迁，也是各类非在地性社会群体与网络媒介的叠合所致，网络民主与“群氓现象”往往一墙之隔，如何在网络空间实行沟通理性、约束非专业性群体偏见和过激言语^[35]，则已经超越了城市意象的公共美学范畴，民众的非理性评论也在互联网空间中埋藏了民粹化隐忧。

多重媒介素材的网络叠合触发了人类认知世界的时空重构，以此阐释的意象研究扩展了人本主义的城市设计理论体系。传统意象研究中，林奇建构了认知地图并依此衍生了问卷调查数据为主的意象分析方法^[10]。互联网环境下，先验甚至超验的意象叠加于物理环境的直接体验，各类网络媒介的兴起使得受众可以利用图片、游记、GPS轨迹共享数据等方式表达自己的偏好，自媒体平台成为市民评价目的地印象的重要渠道，城市意象提升的规划技术和空间对象大为扩充；另一方面，互联网媒介不但反映和传递现实世界，更会凭借打卡点、网络影视、短视频和直播的意象投射而塑造现实世界以迎合更广泛的民众，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不但平行共存，更呈现为关联互构的叠合演进，由此也增进了面向特定人群意象愿景的内容研发。

在规划的技术层面，回应《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设计指南》在信息采集与数据管理过程中开展大数据分析的要求，首先可开展以微博、点评、新闻、户外图片等多源数据为素材的意象分析，关注公众用脚投票的结果，通过沉浸式体验场所的研究，揭示城市意象呈片段化、碎片化的空间特征，未来还可采用行车记录仪、无人机、城市摄像头等图像数据^[32]，辅助城市设计的意象叠合研究而优化空间环境设计；其次，可加强对自然山水的研究，分析地标、节点与城市几何重心的关系，探索旅游人群地点偏好与网络策划宣传的关系，挖掘本土特色文化的现代表达方式，进而整合经验性的现状资料、规划文本和事件活动素材，实现叙事意象的空间叠合分析，确定城市意象定位与规划策略；再次，可在城市设计中融合GPS轨迹数据探索景观眺望格局，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信息平台深度应用的未来城市意象框架（图 6），划定重点片区与一般性地区，使市域—县域—乡镇级规划设计一脉相承，同时应对不确定性推行弹性规划，提高GIS系统“一张图”规划管控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图 6(Fig. 6)

图 6 基于网络意象研究的城市设计应用框架 Fig.6 The Frame of Urban Design by the City Image in Internet

在空间对象维度，“全球地方感”^[36]强调人们对城市的理解无法脱离与外部的联结，地方性意象的塑造需要考虑宏观的全球化、中观的地区及微观的个体。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重新建构了当代城市的新社会形态^[5]，融合新技术、新媒体的节庆活动有助于塑造各类沉浸式的主题式景区；同时，信息社会发展在增加市民闲暇时间的过程中，也为非结构化的体验区域带来新的机会。

总体来看，互联网环境下的城市设计技术创新并不是对传统经验主义的完全背离，相反，城市意象作为认知世界的一种社会循环过程，既有方法论、规划对象议题，也带来新的发展价值观，相应地，意象的认知分异过程也是国土空间城市设计周期性修编的根由。

网络社会的不断进阶，使得市民栖居和感知的现实/虚拟空间日益融合，网络意象依托互联网用户的共享行为融合于经验世界的认知地图，通过GPS轨迹和图文媒介的传播而叠合衍化成新的意象场景。就其机理而言，网络社会下城市意象的生成与多重叠合，既源自于现实世界中城市建成环境、物候变化、节庆事件，更密切关联于网络媒介的参与性建构；互联网环境下的意象叠合表征了循环演替的多样性社会过程，并导致部分热点意象偏离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峰值区域。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日益深入，无论是借助于腾讯和ZOOM软件的工作会议、平常居家的生活网购还是融合VR/ AR的沉浸式游憩体验，民众不自觉地涉入各类泛在的移动互联网世界；在意象的参与式建构过程中，互联网环境下的审美感知突破了传统的实体空间界限，形成了现实存在与虚拟建构之间的元宇宙类交互联系。对网络社会的城市意象而言，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感知表达超脱了单向的媒介传递而嬗变成关联互构的客观存在。

规划实践中，随着互联网环境下图片、文本和GPS轨迹等城市意象分析素材的深入应用，新的规划方法和工具不断涌现，丰富了人本主义的城市设计理论。同时，随着民众网络参与规划的日益深入，精英阶层垄断专业知识信息的既有体系难以维持^[33]，有必要警惕互联网时代的民粹化与意象符号拼贴。总之，网络社会下的城市意象营造，应注重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进阶，这也是新时期规划设计的重要课题。

注释：

① 来源于汉典“感知”。https://www.zdic.net/hans/%E6%84%9F%E7%9F%A5.

② 来源于汉典“认知”。https://www.zdic.net/hans/%E8%AE%A4%E7%9F%A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