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掀起了建立民族国家的热潮，彼时东南亚诸国也在该时代背景下逐渐摆脱西方殖民统治体系而纷纷独立。当时东南亚各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但又尚未形成健全的社会治理体系，加之美苏两国在冷战意识形态下不断干涉他国内政，在极端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华人华侨受到当地底层民众和政府的整体排挤。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三个国家先后出现排华浪潮。1978年3月，越南的排华运动到达高潮，该年约有28万越南华侨被越南政府驱赶出境，后进入中国境内^[1]，这部分返回中国的难民型华侨，被中国学界称为归国难侨（简称“难侨”或“归难侨”）。基于自愿原则和人道主义精神，中国政府接收了16万越南难侨，并将其集中安置于云南、广西和广东等多个省份的86个“华侨农场^[2]”中。

难侨是其中一种移民类型，而移民是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迁移的发生主体，其背后隐含着一次在流动性（mobility）框架中的人地关系重构，主要有物理空间中的水平流动和社会阶层中的垂直流动两种形式^[3]。在人地关系耦合的研究范式下，地理学界已开展了不同类型移民的相关研究，如：明清时期中国中原地区的移民活动及其所建造的会馆公所对区域城市化的影响^[4]，中国海外移民的类型及族群特征^[5]，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精英移民及归国精英移民^[6-8]，南南移民之中的劳工和学生群体^[9]等。尽管都在分析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及其在地方空间互动，但事实上对以往的移民群体存在着一种“富裕”的假设：如跨（归）国精英移民、生活方式移民和季节性退休移民等毋庸置疑都是社会的中上阶层，即便是劳工移民和婚姻移民，其核心也是指向追求更小康更富裕的生活。相比之下，难民研究更多是在“生存—生活”框架下开展相关分析，即：相较于移民研究，难民研究需先讨论该群体在创伤空间中的生存状况，进而才讨论其生活转型议题。

目前，学界不同学科已关注到难侨的安置情况^[12]、文化融入^[13]或再流动^[14]的过程。但由于这一群体相对特殊且数量较少，人文地理学对难侨的关注还相对不足。国外地理学者侧重于从人地关系之中“人”的视角关注这一群体，如新加坡地理学者Ho曾探究中国难侨在回归祖国后，其跨国主义身份在保持多元文化主义和实现同化之间的协商实践^[15]，以及在中国特有的国籍和户籍制度下，难侨所遭遇的公民身份窘境^[16]。而中国地理学者目前更侧重于从人地关系之中“地”的视角开展研究，关注华侨农场和归侨社区等特殊安置区的人地关系研究^{[17, 18]}，尤其关注难侨群体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动力所塑造出的文化景观。此外，目前人文地理学较少从动态迁移和空间变迁的视角讨论难侨归国前后的身份改变及协商的问题，难侨是具有实质“难民”和名义“侨民”双重属性的移民，在侨居国和回迁国之间进行了“脱嵌—再嵌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难侨需要重审自我的身份认同，并重新界定我者的群体意义。

再者，空间是移民日常生活的自然环境、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综合体。对于移民研究而言，不能孤立地将其抽离出所处的空间，而是要结合具体空间进行具体分析，以此理解移民在不同空间之中的人地关系特征^[19]。在空间迁移的框架下，身份与认同是一体两面的概念。身份是在特定的政治、社会、文化及时代背景下产生的集体或个体意识^[20]。一般而言，移民的身份有两个层次：一方面，从人的哲学角度，移民是一个完整的人，其自身就在不断探寻生存和生活两个维度之上的存在与界定，而在不同的空间之中移民往往拥有不同的身份。因此，需要一个侧重于从较长时间维度来分析其持续建构与重构过程的观察视角，而身份协商（identity negotiation）即是人们基于不同的生命历程和空间背景所进行的长期身份建构的策略^{[21, 22]}。另一方面，需要将移民身份置于“家国一体”的理念下重新审视——移民的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真正意义上存在一种隐含的共同性，这也是在当代民族国家背景下，移民身份认同的基本面。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是指人们对于自己国家身份的情感依赖和理性认知^[23]，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所回应的分别是国家的公民资格，以及个体所处的特殊族群和文化归属^[24]。有学者从“匹配论”梳理公民（移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人们可以在身份协商过程中确立以政治法律为基础的“赞同性国家认同”或基于文化情感的“归属性国家认同”^{[25, 26]}。由此可见，国家认同毫无疑问成为了量度国家空间之于移民身份重构作用程度的重要标尺。综上所述，空间、身份协商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耦合关系：空间内社会关系、权力等要素的变化促使个（群）体进行身份协商；而身份协商的结果则会反映其地方和国家认同。

难侨作为被迫进行跨国迁移的移民群体，置身在侨居国越南和母国中国的不同社会空间中，空间的转换和权力关系变化以及当地社会互动如何促使其进行身份协商？其身份协商反映出其对于中国国家认同的何种变化？基于这些研究问题，本文从移民地理学的空间视角出发，以珠海市原红旗华侨农场越南难侨为研究对象，运用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探究其跨国迁移过程中置身不同社会空间下的身份协商和国家认同变化过程，能从时空动态视角剖析移民的身份和认同问题，为其他移民研究提供理论分析框架。同时在实践上也可以反映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难民安置和帮扶政策的实施成效。

2 研究案例地与研究方法 2.1 案例地情况

本研究选取了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的原红旗华侨农场作为案例研究地。珠海原红旗农场1969年12月成立，1973年12月被广东省农垦管理局接管，易名为广东省国营红旗农场。1978年开始，农场先后安置了6批共2816名归国的越南难侨，并更名为红旗华侨农场，隶属广东省华侨农场管理局管理。经过一系列行政区域调整，红旗镇最终在2001年划归金湾区政府管理^[27]（表 1）。

红旗华侨农场内的难侨在归国前主要聚居在越南东北部的广宁省广河县，位于中越边境位置，东临北部湾，与中国广西防城港市接壤。回国初期，这批越南难侨大多被分配在连排建造的“兵营式”房子里（图 1）。由于接待难侨而赶建的平房数量极为有限，且当时归国难侨家庭人口数量较多，普遍存在住房空间不足的情况。在2006年，珠海市进行危房改造工作，在原红旗华侨农场所在地建设了“金山花园”小区（图 2），以低价、一次性缴清房款的方式向农场内越南难侨职工及本地职工售房。金山花园共三期，提供约1899户住房，原红旗华侨农场内的难侨群体从2007年开始陆续搬迁入内。本次田野调查分别前往越南难侨搬迁前后的住处进行实地考察，大部分访谈在金山花园内进行。

2.2 研究方法和过程

本文采用田野实地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对社区内的难侨群体进行调查，旨在全面深入地了解难侨的迁移过程，及其归国前后的生活状态和群体认知的变化。

（1）在2019年12月和2020年6月，先后7次前往金山花园进行实地调研，了解越南难侨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情况，记录并拍摄照片20余张。与此同时，参加了难侨子弟的奖学助学活动、防疫爱心包派发等各项活动，以此进一步了解越南难侨当前的生活情况。

（2）本研究定义的越南难侨，是指在越南出生，拥有越南生活经历并于越南排华时返回中国的难民群体。采用目的性抽样，共对30名越南难侨进行深度访谈，平均访谈时间为40分钟到1小时，其中男性12人，女性18人，年龄跨度从45至83岁（表 2）。

这批难侨在越南时多为农民及工人，回国时若年龄处于学龄阶段，则继续在农场接受教育；若已经成人，则会被纳为农场职工，负责种植甘蔗等农作物。访谈内容包括：①受访者在越南时的生活情况，对中国的印象和态度，以及对自身作为华人的看法；②回中国以后，与本地居民的互动情况，两国生活方式的对比，对国家侨务政策的态度，以及“难侨”身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等；③在迁移和流动过程中的身份协商和国家认同等。

研究组对访谈进行了录音，访谈结束后共转录文字约10万字，其后对访谈文本资料进行逐级编码（图 3）。

3 研究结果分析 3.1 归国之前（1978年之前）：华人身份与中华民族的认同

1978年之前，原红旗华侨农场的越南难侨大多居住在越南广宁省的多个华人社区之中，在空间上慢慢形成了一个族裔飞地。当时的越南华人基本已取得越南国籍，民族属于华族。这部分华人的先辈初到越南时，为了生活上的便利，都会选择集聚而居，以此结成社会关系网络，谋求在异国更顺利地实施在地策略。美国学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曾提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28]”。与以往以血缘、语言和宗教等因素强调民族主义不同，安德森强调主体的能动作用，指出民族身份认同属于一个动态变化过程。越南华人社区构建出一种地理边界感——在边界内的同质文化与边界外的异族凝视的共同作用下，越南华人不断建构和巩固他们对于自身作为“中华民族”“华夏民族”的想象。“我出生在越南，虽然居住了很久，但一直都是住在华人社区，大家都是一起从中国来的，同声同气。我也不觉得我是越南人。我懂的越南话不多，我也不想主动去学。周边都是华人，（越南话）够应付平时的生活就可以了。”（访谈对象5）。在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华人自发形成的族裔社区与侨居国的越南居民不仅形成了一条物理边界，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道产生心理隔离的非物理边界。在排华前，双方即使表面和谐，无明显正面的冲突，但两个群体之间的互动甚少，华人内心对侨居国的越南居民还具有明显的刻板印象。“我们都觉得越南人比较懒，我们华人的男人不喜欢娶‘越南妹’，女人也不想嫁给‘越南佬’。除非家庭非常困难，（否则）都是比较倾向华人之间结婚。”（访谈对象1）。难侨坚持华人与华人联姻的婚嫁策略，一定程度也显示出当地华人保护自身民族的“纯洁性”，对融入越南本地族群有一定的抵触情绪，这也是其对自己“华人”身份的强调。此外，社区中的传统节庆活动也会增强华人族群的自我身份建构^[29]，并通过代际传递的方式重塑下一代人的身份认同。“我们在越南的华人逢年过节都会聚在一起过节，过年、端午我们都会一起包粽。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家烧香、拜祖先，拜祖先的时候父母都会说我们的祖先是从中国逃难过来的，要我不要忘记自己祖先的由来，不要忘记自己的华人身份。”（访谈对象15）。可见，华人社区是华人群体从事各类传统活动包括节庆活动的空间载体，而华人也在各种传统活动和传统习俗的传承中巩固了自身的族群身份想象及认同。

尽管归国前越南华人有着基于“华人”身份的特殊国家认同，但由于当时大多数华人从未回过中国，加上当时的信息传播条件落后，其对于中国这个“故乡”的地理想象相对消极。他们对于中国的认知多数来自祖辈的话语叙事，因为祖辈大多因避难、战乱和饥荒而来到越南，他们对于当时中国的描述多使用诸如“经济条件差、政局不稳定”等评语。“我听父母说过当时在越南的时候有一些讲‘北音（普通话）’的人因为政治运动逃来越南，所以我觉得当时中国的局势比较乱”（访谈对象1）。因此，在祖辈的话语影响下，越南华人对于返回中国生活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抗拒情绪，甚至普遍认为当时越南的生活条件比中国更为优越。“（当时）我们觉得越南比较‘好搵食^①’。当谈到回中国时，我们的长辈都是说中国生活条件差，不如留在越南，不想回中国。”（访谈对象18）。因此，在归国之前，越南难侨都倾向建构自身为“华人”，华人集聚的族裔社区为“华人”的民族共同体想象提供地理边界，社区内难侨之间在日常生活与节庆活动的互动中强化对于华人“我者”的建构。但与此同时，基于祖辈及族群话语体系影响下，大部分难侨认为相较于越南，“中国”是一个生存条件更为艰苦、更为动荡的国度，加上他们很少或根本没有回过中国，对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不了解，因此普遍展现出较为消极的地理想象与国家认同。

3.2 归国初期（1978年—2000年）：难民身份下制度认同的缺失

1978年前后，越南开始出现排华浪潮，部分越南华人被迫放弃积攒的家业，以各种方式迁移到欧美，另有部分选择回到中国，成为难侨。当时中国政府根据难侨的母语、祖籍和自身意愿，采取集中安置的方式将其分配到不同省份的华侨农场，并给予中国国籍。法律层面而言，难侨在归国初期已经得到公民身份，但当时其在个体身份认知上仍处于“游离”状态，感觉与周边的本地居民格格不入。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基于苦难的跨国迁移集体记忆，是难侨难以摆脱“难民”身份协商的内因；而诸如口音不同，以及遭到本地居民的反复凝视等难侨有别于本地居民的外在特征和行为实践，则是外因。

难侨在被迫迁移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段特殊的创伤集体记忆，每当被唤起时，群体内部成员会产生共同的感知^[30]。另外，中国政府将难侨群体集中安置在华侨农场的方式，虽为难侨给予安身之所且便于管理，但也从客观上导致难侨群体与本地居民的空间隔离。难侨和当地居民虽然都属于中华民族，但因为不同的生命历程，双方还是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我者”和“他者”之区分。由于难侨的社会网络和社会交往一直局限于华侨农场之内，在“侨与侨”之间的互动当中不断唤起创伤的集体记忆，强化了自身关于“难民”的身份建构。“刚回来时和本地职工无大矛盾，但也没有什么交往，我们难侨都是生活在农场里面，都是难侨和难侨聊天比较多，（和本地职工）没有什么共同话题。我们通常会叫他们‘中国佬’，有时他们也会叫我们‘越南佬’、‘越南婆’。”（访谈对象5）。难侨往往因其独特的外在特征和生活实践而被本地居民贴上“他者”的标签。“我们讲话会有一种口音，听到这种口音就知道是难侨。回国后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有些本地同学会在我们面前装我们的口音说话，虽然觉得他们没有什么恶意，但是听到的时候心里面都不是很舒服，感觉好像受到歧视。”（访谈对象25）。

在相对强烈的“难民”身份认知的驱动下，难侨群体往往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自卑情绪，使得他们采用较为保守的空间实践和交往策略，如婚姻上的“侨内婚”策略。有受访男性就表示曾听其本地同学的父亲说，不想自己的女儿嫁给难侨男性，认为难侨家庭经济条件困难、文化水平低下。“我听高中同学的家长说过：‘我女儿打死都不会嫁给难侨仔’。的确，我们难侨家庭普遍都没有什么钱，很多财物在排华时都已经留在越南。所以我们在娶老婆上还是会有点自卑心理，不敢主动去追本地女孩，还是比较倾向娶难侨的女孩。”（访谈对象23）。可见，在难侨的归国初期，中国对于难侨而言虽然是“故乡”，但回国后经历居住空间隔离、通婚歧视以及生活习惯等的不适应，反而让难侨一度觉得中国是“他乡”，对中国的归属感、认同感皆不强。“刚回到中国时吃得不习惯，一个家庭挤在政府安排的屋仔（小屋）里。过了好几年都还是不习惯，心里面还想念越南。”（访谈对象3）。由于难侨归国初期中国的经济条件比较落后，不少难侨表示归国后的生活条件比在越南时更加差，这也成为难侨群体实施跨国再迁移策略的巨大推力。农场内所有受访难侨都表示曾经考虑偷渡，甚至曾经实施偷渡前往港澳地区或其他西方国家的计划。“刚排华回来的时候，真是太不习惯了，感觉中国比越南还穷。当时难侨偷渡出国是一种风气，很多其他农场的难侨都走来我们这边，想要再坐船偷渡，因为我们这边近港澳。另外，我们是难民，就算被人抓到也不会拉去坐牢。”（访谈对象15）。难侨渴求利用“难民”身份实施跨境再流动的空间策略，实质上是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缺乏信心，体现出其对于祖国中国的模糊或消极认同。他们把自己的难民身份想象为一种不属于任何国家的游离状态，渴望再次去到一个生活条件更为优越的国家。

3.3 归国后期（2000年后）：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加强

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国营农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自此华侨农场开始了或改为综合经济开发区，或撤场成镇的改革路程^[31]。1990年，红旗华侨农场转制为红旗管理区，虽仍保留华侨农场的管理体系，但“侨”的意味逐渐减弱。2001年，红旗管理区改制为红旗镇，翌年设立金湾区管辖红旗镇，华侨农场的色彩进一步减退。城市领域的变迁不只是政治层面上行政区划的变动，也深刻地影响着空间内居民的情感，并重塑城市内的人地关系^[3]。2007年，珠海市政府开始危改房计划，农场难侨职工和本地职工都可以以优惠价格购入保障房。这不只改善了难侨的生活环境，也推动了其与本地居民的生活联系，削弱了两个群体之间的区分。“农场改制之后，华侨农场就好像变成一个历史符号了，现在我们聊天都没有讲到‘华侨农场’，都说‘红旗镇’。”（访谈对象23）。“自从搬进新社区之后确实和本地居民的联系密切了。平时经常聊天的本地居民和朋友多了，（两个群体）有一定程度的融通。”（访谈对象29)。撤场建镇实现了空间上的再分配，在政府针对原华侨农场职工的房屋政策引导下，难侨居住空间被重新安置，其生活关系网络得以重构，这使得难侨对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等多方面的感知也随之变化。“我觉得这几年国家对于难侨的政策是越来越好，有新屋住，有退休金，国家还是没有忘记我们这一群人。”（访谈对象5）。越南难侨回国初期热衷于再迁移到欧美或其他国家，但现在这股热潮已然冷却，绝大部分受访难侨表示当下他们在中国国内的生活比较舒适，没有意愿再迁移他国。

2004年，国务院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明确“三侨生^②”报考国家举办的非义务教育学校，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给予照顾^[32]，难侨子女（即“侨眷”）参加高考可获加分。国家通过教育上的倾斜政策，促进越南难侨的阶层向上流动。此外，社会支持的有效参与也使难侨感到备受保护。珠海市的社会企业和越柬老归侨侨眷联谊会等相关组织通过举行联谊会，向侨眷发放奖助学金。国家权力与社会支持的介入，促进难侨趋向积极的身份协商，认为自己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中国公民，更是较本地居民获得更多国家政策扶持的“受保护公民”。“现在国家对我们的政策都是越来越好，我的子女都考入大学，有政府帮助，其他本地人都没有这种福利。我们得到国家更多的关照和保护，国家对我们难侨的政策的大方向是好的。”（访谈对象17）。积极的侨务政策也促进了难侨群体与国家的良性互动，众多侨眷声称在国家的帮扶政策下，激发了自己努力学习和工作的意志，希望自己学有所成之后能够报效社会和国家。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少难侨以组团的方式重返越南旅游或探亲。有受访者表示对比留居越南的亲戚的生活情况后，深深感受到当下中国的优越性，这种具身体验促使难侨重新审视排华的经历，增加了自身对作为中国公民的身份认同和对中国的国家认同。“这几年退休了，有退休金，我就和其他人一起回越南看一下。原来留下来的小部分亲戚现在还在农村里生活，还要出来摆摊卖菜，更加不要说退休金之类的。现在回想起来，可能真的要感谢那一次排华。”（访谈对象15）。显然，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提升，以及地方政府大力加强其对难侨的住房、教育投入以及社会的各种帮扶政策，难侨的身份协商逐渐完成从“难民”到“公民”、“受保护的群体”的转变，实现对“华人”身份的文化血缘认同与“公民”身份国家政策认同的统一，其国家认同程度也随之大幅提高，不再对他国抱有与现实错位的地理想象。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将难侨的身份协商过程置于一段较长的时空背景中讨论，分析难侨在归国前后约半个世纪的身份协商与流动过程。研究发现，上世纪70年代归国之前，难侨群体在族群意识极强的族裔社区中生活，主动对越南本土居民实行“区分”策略，并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自觉维系华人身份。基于祖辈话语的影响，难侨把当时的中国想象为生活艰苦、政治动荡的国度，对返回中国表现出消极情绪。而在20世纪80年代归国初期，基于被迫跨国流动的集体记忆和集中隔离式的安置政策，回国的难侨与本地居民产生隔阂，强化了自己作为难民的身份建构，并尝试利用难民身份实施跨国再迁移策略。进入21世纪初期以来，即归国后期，随着撤场设镇和危房改造等侨务政策的实施，华侨农场对于难侨的空间意义逐渐消减，在新社区中其与本地居民的互动联系得以加强。国家倾斜政策与社会支持对难侨家庭教育的介入促进了难侨对“国家公民”的积极身份认同，进而提升了其对于祖国的国家认同，实现了族群文化归属认同与公民身份认同的统一（图 4）。

相较于以往的移民地理学研究，本文更多以动态的时空变化视角分析移民群体在迁移前后的身份协商和国家认同变化过程。越南难侨身份协商过程的变化伴随着空间环境的变化，不同时期空间内的权力关系重置和社会网络变化都促使其不断重审身份，孕育出基于一定时空关系的置地身份（place-based identity）。与人文地理学更为聚焦的城乡移民相比，难侨移民的独特性表现在其是典型的被动移民（forced migration）。被动移民与主动移民的最重要区别是其移民动机源自外部，往往是受到外部权力的影响。事实上，“身份”概念尤其适合于考察那些明显在不同“文化历史设定”的裂缝之间游逸的主体，尤其是该主体必需面对的生活重建的经验^[33]。移民包括难民迁入新的空间后，面对的不只是居住环境、学习工作和饮食差异等实际生存价值问题，更是内心深处关于“过去我是谁”、“现在我是谁”乃至“未来我是谁”等身份和生活意义的拷问。被动移民需要面对更多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以致于其更为迫切地思考这些问题。他们必须迅速响应不同空间内的变化，继而完成其身份的协商和锚定过程，明确实施何种空间策略才能为自身及其家庭维持安全和稳定。华侨农场与东南亚归国难侨都是特定时期的产物。中国接受安置归国难侨的时间恰好为中央政府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元年。因此，本文也从侧面角度反映了国家侨务政策的实施成效。研究表明，通过40多年的各项侨务政策，整体上已经促使越南难侨重新嵌入中国的社会体系，增强了其对中国的归属感，这是中国政府在国际难民治理问题上的“中国故事”，也展现了中国在侨务问题上的大国担当。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东南亚部分国家政局不稳和国际局势的变化，未来的移民包括难民问题仍然值得学界和政策制定者持续关注。

注释：

① “搵食”为粤语词汇，字面意思是“找食物”，往往引申为工作、谋生。

② “三侨生”是指考生本人属归侨，或归侨子女，或华侨在国内的子女。

致谢: 感谢珠海市越柬老归侨侨眷联谊会副理事长李月华先生在调研中给予的帮助。感谢广州大学朱竑教授在此研究中给予的指导，感谢广州大学硕士研究生陈婵在制图上给予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