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全球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演进，中国正迈入经济社会深刻转型、城乡空间加速重构的新时期^{[1, 2]}。快速城镇化使得人口不断向大城市集中，一些中小城市人口流失，旧城街区出现了空心化、中产化等一系列城市问题。在景观和社会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地方的聚落景观、产业结构、社会组织、文化意象等都发生了急剧变化^[3-5]。这些改变与当地人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产生了矛盾冲突，在旧城更新的背景下，地方的原真性面临挑战。随着创意阶层、政府、资本、游客等利益群体的加入，空间主体日益多元化，并带来了权力边界上的冲突与妥协^[6]。这些群体的地方感存在明显的差异，它不仅与主体的能力和经验有关，也受制于主体同地方的功能性联系^[7-14]。已有研究广泛讨论了游客、原住民、移民群体和商业街经营者的地方感。李如铁等从消极地方感视角出发，探究城乡迁移背景下移民地方感的影响机制^[15]；孔翔等分析了旧城街区商业街经营者的地方感及其形成机制^[7]。这些研究普遍认为地方建构是多种主体相互交织的过程，因此，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不同人群的地方感类型仍值得深入探索。

地方感源于现象学家的思考^[16]，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重要话题，段义孚将其解读为恋地情节（topophilia），其着重强调人地之间的情感关系^[17]。地方是人们的生活空间，也是人们价值观念及经验的汇集点^[18]，代表着人与自然的结合^[19]，人对地方的感受源于人与地方间不断的相互作用, 是基于人的赋予产生的对于地方的一种体验，同时又反作用于人的体验和行为。之后地方感研究不断拓展到环境心理学、符号学、文化研究等多个学科，产生了一系列新理论派别^[20]，例如：环境心理学认为地方感是人对于各种环境要素刺激的心理反应集合^[21]；符号互动论认为地方感是人与地方的互动中两者的符号交互^[22]；社会建构论则通过话语分析认为地方感是一种社会表征并被权力话语所建构^[23]。

尽管地方感的理论争鸣百花齐放，但是近年来实证研究广泛采用了基于量表的环境心理学研究范式。例如，乔根森等^[24]认为，可以从地方依恋、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3个维度理解地方感的内涵。其中地方依赖更多的是一种功能性关系，而地方认同是一种社会文化关系，地方依恋则反映的是一种积极的情感纽带^[24-29]。这一趋势也辐射到国内研究中，唐文跃认为地方感是关于人们对特定地方的信仰、情感和行为忠诚的多维概念^[30]；朱竑等尤其侧重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两个维度^[31]；而盛婷婷等拓展了地方感的多维结构，包括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地方依赖、地方意义、满意度、归属感、安全感、根植性、社区情感、邻里关系、环境与健康、社会联系、对地方的适应性等^[32]。这些结构说明地方感是人与地方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联系，它综合了人对地方的认知、行为与情感^{[33, 34]}。

然而，一花独放不是春，无论是几维结构，环境心理学方法论^[35]不断拆解并还原地方感，具有鲜明的原子论特征，这难免压抑了其它研究范式的表达，例如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瑞尔夫^[36]基于现象学提出的“地方感七阶段论”却鲜有实证采用。这一现象学方法强调对地方感的整体感知和纵向解剖，而环境心理学则强调对地方感多元维度的还原和拆解，从哲学基础上看两种“主义”的矛盾似乎难以调和，但在面对具体问题时是不是非黑即白呢？本文对此持否定态度，并认为：地方的感知是个性化、场景性的，它在不同类型主体间、在同一主体的不同阶段差异明显。例如，街区本土居民“礼遇”地方物质景观，可以将其作为精神空间的物质基础，以及具有情感的“地方”来看待；而外来商户则是基于空间的地理想象，用地方的物质实体去建构游客/消费者的空间之需和心理诉求^[37]。

鉴于此，本文尝试融合上述两种方法，提出了新的地方感分析框架，以江苏省如皋市东大街为例，通过剖析不同主体地方感的形成机理，探究旧城街区的空间变化和社会重构。主要探讨：不同类型主体的地方体验是什么？地方感各自包含了哪些维度？深度如何？与已有研究的三个维度（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地方依恋）的关系是什么？上述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理解地方感的多态性和分异性。

2 地方感分析框架

综合环境心理学和现象学两种理论脉络，本文提出了新的地方感理论分析框架（如图 1）。首先，环境心理学将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地方依赖、隐私、归属感、社会互动、文化结合/熟悉以及自然结合作为地方感的指标，从而解释了外在物质环境变化过程中的地方感^[38]。其次，Relph则从现象学出发，提出外在性（outsideness）和内在性（insideness）不同的组合和强度构成了不同的地方感，进而探讨了地方感的七个层次^{[36, 39]}：存在的外在性（existential outsideness）、客观的外在性（objective outsideness）、偶然的外在性（incidental outsideness）、代理的内在性（vicarious outsideness）、行为的内在性（behavioural insideness）、移情的内在（empathetic insideness）和存在的内在性（existential insideness）。

新的分析框架将两者结合，生成三种新地方感类型。第一，根植型地方感包含地方依赖、血缘联结、归属感、安全感和身份认同等维度：多年的在地生活经验赋予了主体高度的熟悉感与亲切感，主体依赖于此地所提供的物质功能，并在这里也获得了归属感与安全感。同时联系Relph的地方感七阶段论，这类群体的地方经验属于Relph所说的“存在的内在”。根植型地方感往往是主体通过始于童年并贯穿整个人生的地方经验，以缓慢、微妙且无意识的方式与地方发生共鸣，他们不需要进行反思就能获得完整的地方意义和身份认同。

第二，创造型地方感的生成是一个从外在到内在的过程，其包含美学、经验、地方认同等维度，涉及从存在的外在向移情的内在不断深入的六个阶段：主体通过从耳闻到初访再到进驻的过程对地方进行想象的构建，进而产生共鸣；接着，他们慕名到访，并有着刻意关注地方外观的行为，达到了行为的内在。最终，他们入驻地方，通过将自己的个人经验、美学理念付诸实践从而进行地方营造，对地方的理解更深一层从而达到了移情的内在。

第三，关怀型地方感的生成是一个从内在到外在的过程，其包含重游、思旧、关注、熟悉等维度，涉及偶然的外在、客观的外在、存在的外在三个阶段，它与创造性地方感的生成过程相反，是由内向外逐层退出的：对于生成关怀型地方感的群体而言，他们由于升学、工作调动等原因不得不搬离故地；其对地方的认知多来源于长辈们的口口相传和短暂的生活经历。与地方的社会联系和血缘纽带使他们仍与该地保持着互动，但长期的“不在地”已经使其产生了“外在性”。

3 案例地与田野调查 3.1 案例地

如皋市隶属南通市，位于南通市西北部，下辖三个街道，11个镇，常住人口约124.27万人。在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下，如皋市政府完成了东大街历史文化保护街区等历史文物的保护规划^[40]。选择江苏省如皋市东大街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因素：①如皋市由于人口吸引力不足而导致的人口流失现象使其面临着严峻的城市和社会问题^[41]。②东大街作为如皋的一大旧城街区，其“点缀型”而非“整体型”改造模式充分体现城市财政疲软无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人对地方的感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③历史街区作为城市历史文化的代表性区域，能够较好地反映当地的历史文化遗存，也是地方性存在的基础。东大街不同于少数知名的历史文化街区，其商业化开发程度和内部群体构成均具有一般性，能够代表国内多数旧城街区。另外，东大街位于如皋市中心，处于一个新旧交汇的空间，映射着几代人的更迭与地方记忆的传承，具有研究的典型性。

如皋市常住人口及户籍人口数值在近六年（2014— 2019年）逐年递减，本文则在城市人口流失的背景下，研究与旧城街区有关的不同社会群体的地方感。

如皋市东大街是明、清和民国建筑风格交融的旧城街区，位于如皋市中心，占地约9.6公顷。2004年，东大街被如皋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如皋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以来，如皋市对东大街进行了保护性修复，恢复了大批传统建筑、街巷、商号、当铺等文化遗存，并采取回迁、购买和租赁等多种方式进行后期维护。2021年8月，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认定如皋市东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入选第一批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东大街完成了由居住空间向休闲旅游、创业创新于一体的文化消费空间的转移，其内部也形成了本地居民（以老年人为主）和商店店主、店员们共享的空间（见图 2）。通过实地调研也发现：东大街的改造方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整体式、成片式改造；而是一种点缀式的开发，即零星的商铺与民居共存，街区保留了原始的生活气息（见图 3）。

3.2 田野调查

研究组于2020年12月—2021年2月三次前往案例地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与参与式观察，同时获取观察笔记和文本照片。对东大街各主体，包括本地居民、商店经营者、外地游客等进行访谈，以此了解不同主体嵌入过程中对地方感的表征。首先，研究者对居民、游客和商户的空间行为、关系和感知进行参与式观察；其次，通过访谈了解街巷内部演变过程，并重点关注人们对东大街的空间感知和情感态度，受访者共计25人，其中男性10名；女性15名，年龄17—75岁，6名本科学历，其余都是高中或初中学历，包括本地居民、商业户和曾经的居住者，平均访谈时间约30 min。通过熟人介绍和滚雪球的方式，注重涵盖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以更好地达到访谈样本饱和（见表 1）。

4 东大街不同人群地方感类型分析

根据实地调研结果，本文总结出了东大街不同主体的地方感，以下分析将分别从这三种地方感依次展开。

4.1 根植型地方感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虽然地方政府对于东大街的这种类似于“点缀式”而非整体式的改造和开发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东大街承载着历史积淀的物质景观，但同样伴随着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的重新构建，也正因如此，与地方相关的地方依赖与身份认同成了留守东大街的老人们首要的情感诉求^[42]。

当问及“您为什么选择继续住在东大街而不是搬去和子女一起住？”以及“在您看来东大街究竟有哪些值得留恋的地方”这两个问题时，老人这样描述：

在这里生活自在，平时出行方便，住在这里清净得很，不像那种一层又一层的楼房，家家大门紧闭，我们这里很多年纪大的人都会坐在一起闲聊，过年很热闹，基本上所有人都会回来过年，在我家后面有一户人家，兄弟八个，往年除夕夜全部都会回来的。（见图 4）

——访谈对象11，东大街原住民

绝大部分东大街的人对在这里生活的舒适感、幸福感持肯定态度，主要原因是环境好、交通区位条件好、邻里间关系和睦；少部分提出“不理解”“不太满意”的，埋怨的焦点是当地政府的动迁效率和政策，但对于东大街这个地方本身具有较稳定、较强烈的积极情感^[43]。例如，访谈过程中一位正在使用煤球炉烧水的老人这样叙述：

我和老伴生活在这里，她平时下午出去打打麻将，我就平时在家烧烧水，看看电视，今年85岁了。要说有哪里不满意的地方，你们看这个正对面的房屋，里面住的人早就搬走了，房子拆了三年到现在还是老样子。

——访谈对象7，东大街长者

在东大街的巷口，从事精修钟表工作37年的南京钟表店老板许先生则见证了东大街从最初方案拟定到规划实施的全过程（见图 5），在与许先生的交谈中也不难看出他对东大街真切的热爱以及对目前改造模式难达成效的无奈：

这里的改造其实依据的是扬州东关街，原则上是不改变它的原始风貌，修旧如旧，政府也是真正希望如皋文化特色能够在这条街得到充分展示，但生意不行啊。

——访谈对象15，钟表古玩店老板许先生

以许先生为代表的这一类东大街住户们无限憧憬着这条街的未来，但却不得不正视实际情况带来的阻难；他们与地方的关系恰恰融合了留守老人与商户们的情感，试图通过多方力量不断提高街区活力让其所依赖的场所变得更好。他们渴望“扎根”于此，但同时希望未来仍“有根可扎”。

对于很多在东大街世代居住的居民而言，东大街是见证人们从出生到成长再到死亡的地方：他们“扎根”于此，形成了一种人与地本真而又亲近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得生活在这里的原住民尤其是留守在此的老年人对老宅有着深厚的眷恋之情，它包含了人们对于长期居住的地方在认知和情感上双重的肯定，这是一种“恋地情结”，也是本文所定义的根植型地方感。根植型地方感是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累积起来的，它是建立在对于环境高度熟悉和认同基础之上的一种地方体验，它一般在本籍地或者是长居地上才会产生^[44]。已有文献多强调恋地情结是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累积起来的，往往会将恋地情结与老年人联系起来，并将其归因于长时间的居住体验；而本文则更侧重于从对“扎根”的解读出发，认为是“扎根”的深度而不是年龄的老幼导致了这种根植型地方感，“扎根”的深度则在于地方依赖和身份认同。首先，在物质功能需求上，老年人强烈地需要该地提供的服务；其次，这类群体在身份认同上同该地方形成了紧密的关联。

4.2 创造型地方感

个人经验是地方创造的关键，, 创造型地方感是由原本不属于该地方的社会群体或角色（本文中指东大街的商户）凭借个人经验通过在地方上的人为活动，在对该地方在空间结构、人文要素、经济收入、邻里关系等方面造成改变的过程中所塑造的地方体验。创造型地方感不同于居民的扎根型地方感，它使东大街充分体现了由商户们所营造的具有“我者”意义的地方独特性^[14]。人既是感知地方的主体，又是地方感知的创造影响者。

调研地东大街街区不甚喧闹，建筑风格古朴，书屋、书画院、茶艺馆、沉香店和汉服店等店铺相继入驻；商户们把自己的个人经验与审美情趣具身实践；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充分融入了地方，理解并认同了地方的丰富意义，因而达到了Relph所提出的“移情的内在”。

在塑造地方特色的过程中，经营者不仅可以通过主营商品选择和铺面文化设计来改变特定空间的文化氛围，也可以通过与游客的交流传播地方文化知识；而游客则可以通过对商品的选购以及与经营者的交流，传递需求信息，并影响到经营者对地方文化的情感。例如，东大街巷口的书画院，店主专门分出供孩子们书画学习的空间和店主自己书画的空间，在给当地人提供书法及水墨画体验的同时，商铺经营者也能维护自己的私密空间和创作场所（见图 6）。

东大街的经营者创造了一种个性化的文化场域和文化空间，它作为一种艺术文化区别于其以往的历史文化，其内部植入了新的文化符号，从而构建了新的地方精神。在大量游客造访的过程中，东大街已是开放的空间，除了原住民以外，商铺经营者和游客则是这个空间里最主要的活动主体。街区公共空间的意义正有赖于这类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表达与互动，而这些空间使用者也在悄然赋予空间以社会文化内涵。

4.3 关怀型地方感

关怀型地方感是指人在过去某个较长的时段内与地方保持不断的互动，当人从地方的抽离互动被迫中止后，其仍然对地方保持着关注且在情感上与地方维系着联结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地方感维度。这种情感体验一般在过去曾经在地方工作生活过，后来又搬离但是却经常重回地方的人身上产生，本文将这类人称为“乡邻”。与本文4.1根植型地方感不同的是，这类群体虽与地方一直维持着互动，但经过搬离后，往往与地方存在着分离或疏远，在重访的过程中对部分区域表示陌生甚至一无所知，即体现为Relph地方感模型中所提出的“外在性”。

本文作者之一T曾经在老城求学，其对老城怀有深厚的情感，毕业后经常重回老城。本文以T及其有着相似老城生活经历的发小X，同学L，同学W作为关怀型地方感实证研究对象。

从产生过程看，关怀型地方感是人与地方在过去某个时段不断互动的产物。人以点状的方式感知着地方，重要的地方节点承载着特殊的个体记忆，T在介绍老城的概况时，他没有从整体上描摹老城的面貌，而是选择从特殊的地点展开他的回忆：

我上过的幼儿园就在老城内，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当年幼儿园的样子和上学的经历。幼儿园是两排古色古香的平房，一排是教学区，一排是食堂和住宿区。两排房子内的院子里有一棵歪脖子松树，下课了我们就在树下做游戏，有些顽皮孩子还会爬树（笑），学校旁边有一条窄巷子，当年上学的时候我爸走这条路用自行车接我上下学的。

——T

他的描述里出现了几个特殊的地点，这些地点也对应着他过去经常发生的活动：幼儿园对应着求学，歪脖子松树对应着游戏，窄巷子对应着上下学；作者发小及同学三人的回忆同样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对X和W而言，老城的街巷是他们上下学的必经之路；L从他在老城的旧宅展开回忆。他们的回忆更多的是对过去生活经历的再现，地方以场景的形式出现在他们破碎的记忆中，并暗示着过去。

“乡邻”倾向于从过去与地方的互动经验中抽离出对地方“功能”的认识，且这种认识存在“功能固着”效应。对于T而言，老城是他母校所在的区域：

老城就是我上学的地方，我在这里上学的时候这里还没开发呢，就是普通的居住区，就算后来这里开发了，我仍然觉得这里就是上学的地方。

——T

在L的印象中，老城是他家老宅所在的地方，他有些旧邻仍然住在这里：

我8岁之前都住在这里，老城就是我老家，即使被开发了也是我老家，老街坊还在旁边住着呢。

——同学L

X、W认为老城是他们上下学的必经之地。在老城的街巷里，几个同学结伴而行，嬉戏玩耍，在繁忙的学业生活中偷闲。尽管现在的老城与他们记忆中的老城不管在功能还是形态上都已经有了很大的出入，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坚持自己原有的老城印象。既不同于原住民生于斯长于斯，对地方有不同层次的体验与理解，也不同于商户试图改变地方的内涵。乡邻已经离开了老城，不再在老城内工作生活。老城“功能”印象作为一种简单清晰的标签出现在他们的回忆中，用以锚定他们与老城之间的情感联结。

“重游”是“乡邻”保持对地方关注的主要方式。“重游”表明此时“乡邻”不再是完全参与地方活动的人，而是作为外来者的身份再次进入地方。不同于普通游客，再入前“乡邻”就已经基于之前与地方的情感互动产生了对地方的理解。如果说原住民对地方的感情是“依赖”，那么“乡邻”对地方的感情则是“思旧”。他们倾向于选择曾经对自己有特殊意义的地点进行重游，而对地方的其他区域则表现出漠然。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研究基于地方感、地方意义和街区治理的理论和概念框架，采用了半结构式访谈与参与式观察等方法；从不同主体角度出发，探析了如皋东大街这一旧城街区对地方感的塑造作用，兼之讨论了多主体与东大街的互动及地方建构。本文作为街区尺度下的实证研究，丰富和发展了人文主义研究路径，提出的三种地方感类型为社区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当然，本文所划分的三类地方感不是一种固化的结构，更多地希望通过三类关联人群在街区动态演化的过程中去理解和挖掘地方感更多的内涵和类型。另外，已有研究在讨论地方感维度时大多是在一个相对平行的结构层面；而本文则反映了地方感的不同维度在不同情境和社会群体中，某些维度将充当主导作用，并且不同维度发挥主导作用时，会形成不同的地方感类型。

首先，在地方依赖充当主导作用时，群体与地方存在着较强的功能联系，从而形成了以本地居民为代表的根植型地方感。居民不仅对东大街生成了深刻的恋地情结，更依靠地方提供的功能维持日常生活。

其次，当地方认同主导地方感形成时，群体对地方更多的是一种融入适应的过程；他们在此过程中不断评价地方，并丰富完善自己的地方感知，形成以商户为代表的创造型地方感。产生创造型地方感的人群不仅对地方产生情感联系，更是依靠地方产生自我认同，实现自我价值。

最后，地方依恋主导形成的地方感，是区别于本地居民及商户的“乡邻”为代表的关怀型地方感。他们虽与地方不再产生直接的物质联系，但积极的情感联结仍使其关注并思念着地方，并在一次次重访中加深对地方的感知。

5.2 讨论

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主要产生以下新的启发：一方面，本文融合了“现象学对地方感的整体感知与纵向解剖”和“环境心理学对地方感多元维度的还原与拆解”，从而提出了新的地方感分析框架。另一方面，以往对历史文化街区的地方感研究主要关注游客和本地居民群体，忽视了商户和周边居民的地方体验，然而商户群体对于地方的重构别具意义。本文中提到的商户们在日常商业活动中都在极力重塑一种独特的地方经验，为东大街提供了独具特色的文化表征。

但是，本文仍有一定不足。本研究虽在分析框架中指出了不同主体地方感的联系与区别，但着重将各主体作为孤立的点进行分析，未考虑各主体间的交互作用对地方感塑造产生的影响。此外，地方感作为人地主观情感对时间与空间的波动较为敏感，特别是对从时空抽离出主体的研究仍有欠缺。

对于旧城街区来说，人口流失现象在短时间内无法得到缓解，并且政府的刺激开发也对地方原真性带来一定威胁。在此背景下，如何保留地方记忆、促进地方各主体间和谐发展？这是社区空间治理的艰巨挑战。诚然，塑造地方感、营造地方性是社区治理的可循路径，但该路径的实施及内部结构协调问题仍然值得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