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生态环境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约束更加明显。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冲突矛盾引发了人们对经济与环境关系的重新思考，也成为近三十年来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经济地理学者逐渐关注人类经济活动组织与空间布局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如何科学调控人文要素的结构和空间组织以减少其对资源环境影响等问题，并在经济地理学科形成了环境经济地理的研究方向，重点进行经济活动和环境要素的交互作用、效应及规律、机理和模式分析^{[1, 2]}。

“环境经济地理学”（environmental economic geography，EEG）的概念在2004年科隆大学举办的环境经济地理学年会上被首次提出，但实际上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对经济与环境关系的关注已久。1991年吴传钧先生就提出了地理学要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为核心，研究人口社会经济与自然资源环境两大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和物质、能量传递与转换，及协调发展的优化调控模型^[3]。地理学关注人地关系的研究传统及综合性、区域性和交叉性的学科特点使其研究环境问题具有突出优势^[4]，而经济地理学注重经济活动的空间分析视角，以及对区位、地方、可达性、距离等关键要素的关注都为其研究经济—环境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工具，环境要素的纳入也为经济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5, 6]}。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经济地理学出现制度转向和关系转向，关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对资本主义景观形成与演变的作用，以及区域和地方发展的社会管制与治理机制，集中研究多种地理尺度下的经济变化过程中经济行为者的社会—空间关系^[7]。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济地理学者引入路径依赖和锁定等概念，从过程视角分析经济活动演化机制，强调不确定性、动态性、历史传承性、不可逆性和新奇的作用，并形成演化经济地理学^[8]。这些新的转向或趋势也对环境经济地理研究产生影响，促使学者们关注经济重构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制度建设、不同要素间的关系和环境主体间的网络构建，以及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机理，并出现了从EEG向EEG2（environmental economic geography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的转向^[9]。

回顾过去近五十年经济地理学对经济活动与环境交互关系的研究，需要思考这样的问题：“环境经济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学科方向，还是传统人地关系研究老酒新装？环境经济地理及相关的环境—经济关系研究主题、方向与视角经历过什么样的发展历程？经济地理学的制度、关系和演化转向对于其研究方法和脉络的影响如何？新时期应如何组织环境经济地理的研究？为此，本文以现有环境经济地理相关研究文献为基础，试图通过文献梳理与计量分析相结合的手段，描绘环境经济地理相关研究的形成与发展路径，梳理其研究主题及研究范式的演变过程，并思考其研究前景。

相较于现有环境经济地理综述文章^{[6, 10-14]}，本文的创新点在于：①区别于大部分综述对研究内容的梳理，本文更侧重对研究范式演变的分析，关注不同阶段研究主题、关注重点、思维方式的转向，提出环境经济地理研究出现的制度、关系、演化转向；②除了定性的梳理之外，本文增加了文献计量研究，通过数据结果和梳理归纳的共同呈现，相互佐证了环境经济地理研究主题和范式的演变特点；③相较于国外环境经济地理学经典综述文献，本文更新了综述文章的时效性，对近年研究范式的演变展开分析。

文献研究在不同阶段突显的关键词特征体现出不同理论和时代背景下研究关注主题的变化，并反映其研究范式的转变。考虑到环境经济地理综合性和交叉性的特点，本文采用期刊分类、主题检索和标题检索相结合的方法提取论文题录作为文献计量分析的数据，将地理学科中涉及经济与环境关系研究的文章都作为环境经济地理的研究工作而纳入分析。在科学引文检索数据库（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检索人文经济地理学领域SCI/SSCI主流期刊中^[15]，主题包含经济或产业相关关键词（economic OR economy OR industrial OR industry），同时标题包含环境相关关键词（environmental OR environment OR ecological OR ecology OR ecosystem OR nature OR green OR greening OR sustainable OR sustainability OR pollution OR pollutant OR pollutants OR polluted OR polluting）的文献，再经过人工筛选，删除与环境经济地理无关的文章。检索时间为2020年10月23日，得到1970—2020年环境经济地理相关文献1736篇。将文献题录导入CiteSpace进行分析。

由CiteSpace关键词突变的结果可见（图 1）：从20世纪末到2020年，可以纳入环境经济地理的研究共出现了31次关键词突变，可分为5个阶段。最初，表征环境的关键词开始成为研究热点，包括1996年开始凸显的污染（pollution）、1997年的环境（environment）和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等。污染的产生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引发了经济地理学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研究关注点包括经济活动导致的环境压力增加、自然资源短缺等在内的环境变化问题及引发的安全风险。

图 1(Fig. 1)

图 1 1970—2020年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突变性关键词 Fig.1 Keywords Burst Detection of Literature on Environmental Economic Geography from 1970 to 2020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也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内容，1998年后经济（economics）、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等关键词凸显，显现出学者在分析环境问题、环境保护的同时也关注经济增长问题，并更注重发展的质量（quality，2001年凸显关键词）。同时，1998年凸显的政策（policy）、1999年的环境规制（environmental regulation）等关键词体现了学者们开始关注政策和管制手段对经济增长下环境污染问题的调控，环境经济地理相关研究出现制度转向。

在经济全球化扩张及其导致的环境问题全球化的背景下，2003年后贸易（trade）、全球化（globalization）、尺度（scale）等关键词陆续凸显，表征在环境经济地理研究中，学者对经济活动与资源环境关系的讨论范围从本地要素开始向区域间关系和全球视野拓宽，注重探讨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地关系，关注环境问题中不同区域、不同尺度主体的相互关联。这一阶段环境经济地理相关研究出现关系转向。

到2010年代，2010年凸显的可持续旅游（sustainable tourism）和2015年的生态旅游（ecotourism）等关键词表现出环境经济地理研究更关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间的协同机制，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探索产业转型路径。而从生态经济视角，2011年凸显的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体现了学者们对生态系统、生态环境价值及生态补偿问题的关注。之后，在政治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地理的影响下，2014年后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市场（market）、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视角（perspective）、权力（power）等关键词逐步凸显，反映出学者们开始逐步打破工业代谢的“黑箱”，试图解释背后复杂的空间和数量变化过程，并重点关注经济—环境互动过程中多元主体行为，对经济、社会、政治要素进行综合考虑。由此该时期环境经济地理相关研究呈现演化转向。

近年来，环境经济地理研究视野也在进一步拓宽，新凸显的关键词包括脆弱性（vulnerability）、适应性（adaptation）以及韧性（resilience）等，体现了环境经济地理研究更为注重区域环境经济系统多元性和交互性。

同时，梳理突变性关键词的时间脉络还可以发现（图 1），随着时间的推进，环境经济地理研究在不断出现新关键词的同时，过去高频使用的关键词也仍然保持凸显状态。尤其是传统的污染（pollution）、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等关键词，以及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等关键词至今具有持续的活力。这表明，环境经济地理研究演变的过程中，新旧研究主题间并没有形成冲突与替代，而是在传统话题的基础上不断融入新的关注点、扩展研究范畴，演变过程逐步呈现多元融合、共同发展的状态，这也与经济和环境问题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有关。

环境经济地理研究关键词的丰富与拓展，一方面是基于学者对新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不同时期新增的关键词与当时对应的社会背景和经济—环境关系相符；另一方面，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的形成与发展也在不断纳入地理学理论探索新成果，综合更多元的研究视角，不同阶段新突变性关键词的出现表现出学科研究范式的演变。

一个领域研究范式的变化既与学科理论思潮的演进相关，也是不同时代背景下现实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的反映，而不同的研究范式又表现出研究内容、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基于主要文献的梳理和回顾，发现环境经济地理作为经济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在经济地理研究思潮发生制度、关系和演化转向的背景下，环境经济地理研究范式也随之发生转变，在传统的经济活动与环境影响因果耦合关系刻画的基础上，发生了以经济—环境互动的社会和制度要素为关注点的制度转向，以互动主体间关系和网络构建为重点的关系转向，和以互动动态过程和可持续转型研究为特点的演化转向（图 2）。

图 2(Fig. 2)

图 2 环境经济地理研究范式的转变 Fig.2 Transition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Geography Research

面对发展过程中愈发凸显的负面环境结果，经济活动的环境效应成为早期环境经济地理相关研究的关注点。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刻画了环境退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16, 17]}，是经济发展对环境影响效果研究的重要理论。基于EKC理论，学者借助数量模型刻度经济增长与环境水平之间的关系，表现经济活动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变化特征，对EKC的探索和验证也是早期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18]。

经济活动会对资源环境形成压力，而资源环境水平也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制约作用，二者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协调对地区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稳定和优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在计量革命的影响下，许多经济地理学者采用定量方法对经济和环境指标之间的关系强度进行刻画，如计算资源环境消耗与经济产出的比值关系^[20]、经济—环境耦合协调水平^[21]、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2]等。并分析协调状态的时空演化格局和影响因素^[23]，预测未来的协调状态^[24]，从而对区域发展模式与路径提出建议。

地理学关注空间要素，学者结合地理学空间思想，采用经济地理学中的理论与方法分析环境要素，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11]。从方法论的角度，GIS、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也被用于环境问题研究和可持续发展决策的理论框架和案例示范中^{[25, 26]}。同时，环境经济地理学者还从产业集聚和扩散角度研究经济活动空间布局对环境的影响。鉴于产业集聚的环境外部性效应较为复杂，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产业类型都存在差异，因此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不一^{[27, 28]}。而产业在地区之间的转移或重新组织也通过影响地方的产业规模、结构造成环境污染的转移和扩散^[29]。但也有学者发现地方可以通过模仿示范、人力资本流动及产业供应链调整实现绿色生产、排污技术或管理技能的扩散或外溢，从而优化地方环境^[30]。反之，环境要素也会影响产业布局的空间形态，如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产业布局的约束条件之一被用于分析判断产业规划适宜性^[24]，而环境污染也对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模式产生影响^[31]。

可以看出，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凸显的背景下，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逐渐得到学者的关注。经济地理学空间思维的引入和对空间布局的关注，为环境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方向。但传统的环境经济地理研究更多将经济活动与环境水平作为两端，只关注经济规模、产业布局等经济要素作用下环境变化的最终结果，而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仍是“黑箱”。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作用过程是复杂的，对经济与环境结果之间关联的刻画不一定能反映其因果关系^[18]。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既可能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等内生因素产生作用^[16]，也可能受政策、全球化环境等外生因素的影响，还可能是内外生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为环境经济地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区别于传统研究对经济要素本身的考虑，制度转向下学者更多关注人地关系背后的社会要素和政治要素，从权力、政治经济、环境规制角度寻求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方案^{[32, 33]}。如Zuindeau将制度累计、规制形式、制度形式等规制理论的核心概念引入环境领域，从跨历史的形式、一般资本主义形式和特定资本主义形式思考经济与环境的联系^[34]。贺灿飞等指出，经济转型造成的环境政策制度的差异和不确定性显著影响了中国城市和区域环境，由此建立中国经济—环境关系研究的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研究框架^[2]。

在现有研究中，环境规制通常作为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的切入点，学者们从宏观和微观尺度对环境规制与经济活动的关系进行研究。在宏观尺度上，学者们主要关注环境规制对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控作用。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可以调控区域经济与环境关系^[35]，但其调控效果受规制类型^[36]、规制执行强度^[37]及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38]。而在微观尺度，学者们主要关注环境规制对企业布局和企业经济行为的影响。前者以“污染避难所假说”、“环境逐底竞争”为理论基础，关注环境政策干预对企业布局的影响，尤其是对绿色企业和污染密集型企业进入和退出的作用^{[39, 40]}。而后者基于“成本假说”、“波特假说”的理论，认为环境规制对企业的生产模式、污染排放、环境治理等生产及经营过程中的环境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学者们从制度环境等角度研究了企业环境行为的差异^[2]，分析了环境管制的作用^[41]，并认为这种影响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存在企业、区域和阶段性差异。

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德国的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规制有利于解决环境问题，协调经济与环境关系。Gibbs结合规制方法和生态现代化，考虑不同尺度的环境规制，认为生态现代化与规制方法的结合有利于明晰后福特主义时代的不确定性，强调要将经济和社会进程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42]。基于生态现代化理论，学者们也就环境管理实践对经济的影响展开实证研究^[43]。

制度转向下，环境规制的相关研究和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解释，都表现出环境经济地理研究不再局限于对经济要素和环境结果的考量，而开始注重社会、政治环境等对经济—环境交互作用的影响，对多元影响要素和作用机理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的发展。

1990年代中期以来，“关系视角”、“关系转向”或“关系经济地理学”成为西方经济地理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也促使环境经济地理研究逐步注重不同行为主体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及网络的构建。

首先是关注物质流的研究。Bakker等将资源地理与物质性（materiality）结合，认为可以从物质的关系和分布视角分析社会的持久性和稳定性，解释不同活动和要素之间的关联^[44]。物质流将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联系起来，将不同行为主体加以关联，为环境经济地理的关系转向提供一座桥梁。与环境相关的物质流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资源的流动，影响着自然资源的空间布局和价值流动^[44]。如Bridge运用全球生产网络理论（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GPN）框架对天然气行业的生产网络格局与演化展开分析，认为GPN关于领土性、物质性和物料转向、网络的研究对资源行业的分析非常有益，并借助这些概念构建了系统分析资源环境全球化及对全球生产网络影响的框架^[45]。二是废弃物的流动，影响着污染物的分散、再利用及地方环境^[46]。如部分学者运用工业生态学方法，研究物质在生产中的循环利用，并在微观生态工业园和宏观的区域产业集群构建方面进行了实践尝试^{[47, 48]}。此外，除了对物质商品流动的研究，还有学者关注生态服务的全球网络^[49]。

在关系与制度转向影响下，部分学者关注了区域内不同部门^[50]、不同层次主体^[51]以及不同区域间^[52]的环境协同治理与利益博弈，认为环境问题上多主体的协作能更有效地适应和解决系统的复杂性、变化和不确定性^[53]。如Urzedo等将GPN框架应用于森林景观修复，关注全球环境治理的混合系统，而由此产生的多尺度网络化的环境治理模式被呈现为一种由机构演化、特定参与者的策略以及企业和非企业行动者之间互动共同创造的类似网状结构^[49]。多主体的环境协同治理研究关注环境协同治理中不同层次主体间的自组织过程、跨域环境治理方案与分析框架、政策工具与适应性环境规制等问题^[54-56]。

关系转向将经济—环境关系中各个作用主体加以联系，借助物质循环和价值链的流动，对不同区域、不同尺度主体进行统筹研究，搭建以网络为核心的研究框架，推动了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系统性和理论性的建设。

20世纪90年代，重视经济系统动态过程的演化经济地理学出现，也推动环境经济地理研究从静态结果向动态过程转变，呈现演化转向。Bridge于2002年就提出只有在揭示潜在过程的前提下才能反映结果。他通过因果关系、尺度转换和过程分析，将经济全球化进程与环境结果联系起来，从过程视角分析具体的机构主体采取何种行动产生何种影响，并强调对现有工具进行创造性、关键性的结合^[57]。Patchell等建立了一个联系环境经济地理（EEG1）和演化经济地理（EEG2）的概念框架：EEG2，从共同演化的社会—生态和多尺度过程进行解释，进一步强调了路径依赖、创新、跨国企业和价值链的作用^[9]。结合制度与演化转向，Hayter将制度演化作为环境经济地理的概念框架，分析环境制度惯例的含义及其时空异质性^[58]。Huber也对环境政策的传统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提出挑战，指出可持续转型需要将制度和技术纳入对结构变化的系统和动态理解中^[59]。

区域可持续发展与产业绿色转型均试图协调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关系，认为其本身是一个长期、多层面和根本性的动态变革过程。演化转向则为该过程分析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理论视角。一些学者对可持续转型的地理学视角（geography of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GOST）进行探索。如Coenen等、Hansen等、Binz等在经济地理学制度、关系、演化转向背景下，结合尺度、空间生产、空间性等概念，关注转型过程的区域异质性，和多尺度、多层次社会关系和网络对地方转型路径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地理学相关多样化、基于自然资源的飞地、多层次治理、资本多样性、价值创造和邻近性等理论概念有助于可持续转型的研究，并建议关注转型的制度动态^[60-62]。Bridge构建了能源转型空间性的地理研究框架，介绍和解释了分析切入的六个概念：位置、景观、领土性、空间分化、尺度性和空间嵌入性，并指出路径依赖可能是低碳转型的一个主要挑战^[63]。

在可持续转型过程中，技术进步通常被认为是实现环境可持续的核心驱动力^[64]，绿色技术有助于减轻或扭转人类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成为企业改善环境绩效的途径^[65]。由此环境技术革新、企业创新活动对环境影响的研究也是环境经济地理关注的话题。一方面，技术创新体现在现有产业清洁生产和污染控制技术的提升；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可能促进环保等相关新产业的形成，同时为产业的多元化创造机会，也有利于产业的转型^[66]。但产业是否向绿色生产模式转变也与技术变革方向有关^[67]。社会技术转型（social-technical transitions，STT）视角的核心观点认为包括技术、行动者、网络和机构的社会技术系统在共同演化中相互作用，且强调技术创新、系统稳定性、变革和社会网络的作用，是绿色转型分析的有力工具^[68]。此外，Geel还提出了多层次视角（multi-level perspective，MLP）转型框架，从利基（激进创新的核心）、被锁定并稳定在几个维度上的社会技术制度、外源性的社会技术景观三个层面的相互作用理解转型，核心逻辑是利基创新通过学习过程、价格或性能改进和来自强大群体的支持建立了内部动力，景观层面的变化为制度带来压力，制度的不稳定为利基创新的扩散创造了机会窗口，这些过程的协调使主流市场的绿色创新得以突破^[69]。

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动态理念及路径依赖与锁定的概念，诸多学者也对区域转型路径展开讨论。如Grillitsch等从路径发展、升级、多样化和新路径创造等视角对周边地区、绿色产业集聚区、污染型产业集聚区、大都市区等不同区域绿色转型路径的差异进行理论分析，并针对不同路径提出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70]；Trippl等将演化经济地理与区域创新系统方法相结合，提出了一个将现有的产业结构、组织结构、机构设置和自然资产等区域先决条件转化为各种类型绿色发展道路的途径，路径更新、路径引入和路径创造是绿色转型的主要类型^[71]。

此外，在经济全球化深化的背景下，将演化与关系转向相结合，学者也将环境问题引入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中，探讨产业的转型或升级。Marchi等提出“环境升级”的概念，将其定义为经济行动者向避免或减少环境损害的生产系统转型的过程，构建综合战略管理和全球价值链的理论框架，以丰富价值链层面的环境管理战略研究^[72]。沈静等进而提出“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概念，并建立开展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研究的基本框架，包含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驱动机制、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绿色化和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治理模式等三方面，并对不同空间尺度下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研究进行辨析^[73]。演化经济地理学关注的动态性、过程性与环境研究相

结合，一方面将研究环境问题的视角从“结果”转向“过程”，以更好地分析经济—环境互动的机制，另一方面也在经济环境冲突的现实背景下展开对区域和产业可持续转型路径的探索。过程性的研究和机制的解析有利于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的深入，寻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从而为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理论支撑。

本文借助文献计量分析和梳理归纳，总结环境经济地理相关研究的主题演变和范式转向。发现，环境经济地理研究是在传统人地关系研究中经济与环境关系的“老酒依存”，但通过将环境要素与经济地理研究范式的有效结合加入了“制度、关系、演化”等“新酒”使其对经济和环境关系的分析更为深入和全面。传统研究与制度转向、关系转向、演化转向下的研究并不是相互取代，相互割裂的。伴随着生态环境现实问题和经济地理理论思潮的演变，环境经济地理在不断包容和吸收新的研究议题和研究范式的过程中，显现出多元并蓄的特点，并愈加关注经济和环境关系表层现象背后的机理与动态演化过程，考虑经济、社会、制度等不同要素和不同尺度、不同层次主体的共同作用。

然而，虽然这种研究转向得到学者的倡导，但从数量上看，现有的研究中依托制度、关系和演化转向，对经济—环境互动机制和演化过程进行深入解析的实证文章还是远远少于对影响结果的探讨。一方面，经济地理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本身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新主题和新范式的吸收需要学习和磨合的时间；另一方面，可能是受研究数据来源的制约，与经济指标相比，社会、政治、网络等要素难以进行刻度，演化过程对主体行为动态追踪的长时间尺度数据资料也难以获取，限制了多元化和动态性的研究。但不能否认，经济地理学的转型为环境问题的分析提供有力的视角。在复杂而多元的经济—环境关系中，要协调人地关系，寻求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关注经济活动是通过哪些因素和什么样的方式对环境产生什么作用、作用过程如何，更有利于寻求协调二者关系的突破口。

与国外研究相比，中国的环境经济地理研究多集中在传统的关系耦合、全球化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以及环境规制的方式及其作用分析，多着重于影响因素或特定要素的作用方式探索，而对不同尺度、不同主体行动者间相互作用及经济—环境关系动态演化过程的探究相对较少。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五大体系，其中就包括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而产业生态化转型和治理体系的改革除了环境规制外，也与多元主体的相互作用、发展历史路径依赖与锁定、环境技术和全球化等相关。在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经济全球化深化、生态价值观转变的背景下，集成现有理论基础，综合多元的研究方向，对经济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仍有较大的深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