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个体会产生外群体贬损和内群体偏好的倾向^[1]，以实现自我尊严和社会地位提升的目的，这导致了污名化现象常有发生^[2]。此外，伴随着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发展，我国社会的信任危机不断扩散和加剧。这导致我国社会的污名化现象不断增加，污名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愈发严重^[3]。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旅游乱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口诛笔伐，如青岛大虾事件、黑龙江雪乡宰客事件、西藏“穷游女”事件、五星级酒店卫生事件以及近几年多起云南导游事件等乱象，导致社会公众对旅游行业产生负面的印象，让整个旅游行业面临着污名的威胁，旅游目的地（如雪乡、青岛）、旅游企业（万豪、柏悦）、旅游从业者（导游、空乘）、旅游者（西藏“穷游女”、泰国医疗旅游者），都面临着污名危机^[4]。

社会强加给旅游业的污名给整个旅游行业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如负面旅游者形象降低出游意愿^{[5, 6]}、职业认同度和荣誉感的缺乏导致高离职率^{[7, 8]}、旅游目的地负面标签影响旅游目的地发展^[9]，并最终会使整个行业发展失去吸引力^[10]。当前，旅游业的负面事件使媒体及社会公众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旅游业和旅游从业者。虽然旅游业的负面事件本身不代表着污名，但由于负面事件而引致的负面刻板印象，若不加以干预，就有可能会发展成为污名。但旅游污名发生之后，被贴上“不良”刻板印象标签的旅游职业从业者将面临地位和身份的损失，造成行业自尊不足和职业自豪感缺乏的负面影响，最终导致旅游行业“招人难、留人更难”等人才紧缺问题。因此，如何避免污名化（stigmatization）现象的加剧以及如何对已被污名的旅游利益相关者进行去污名化（destigmatization），已成为我国旅游业亟待解决的课题，对我国旅游业进一步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学术界对旅游污名研究的重视远远不够，研究十分匮乏。为了弥补此研究不足，本文将在对旅游污名问题进行一个系统的文献述评和梳理基础上，提出旅游污名的未来研究方向。

污名（stigma）是古希腊社会刻在或烙在社会最底层群体的特殊标记。身上带有这种标记的人往往被人们认为是不受欢迎的、需要回避和远离的^[11]。社会学家Goffman于1963年将污名的概念应用到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在Goffman的界定中，污名是社会对某些个体或群体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12]。带有这种标签的受污个体从一个正常有用的人变成了丧失了部分价值的有污点的人。在此之后，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污名概念进行了深化。比如，心理学家Corrigan以主体和客体的视角将污名看作是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组合而成的复杂概念，既包括了社会公众对受污群体的形象贬损，亦包括了受污者由于公众对其的贬损而引发的自我贬损^[13]。Hughes将污名划分为身体污名、社交污名与道德污名三种类型^[14]。在此基础上，Ashforth和Kreiner进一步解释到，身体污名指那些涉及直接接触肮脏或不洁净物体的标签；社交污名的标签象征着个人的堕落或自我自尊丧失；道德污名指那些以某种方式与社会大众道德背道而驰的标签^[15]。这三种类型的污名并非相互排斥，部分污名会同时具有多个层面的污名特征^[7]。此三维度模型划分受到学者们一致认可。

以上定义都有相似的特点，即认为污名是个体所具有的一种不受欢迎的特征，它与特殊外表、行为或群体身份相联系，并存在于特定的场合或情况。这些定义过于强调污名发生的情境性和理解视角的特定性，忽视了社会文化背景在污名化过程的作用。针对此不足，Goffman基于宏观层面，将污名的产生归咎于社会规则和公共秩序，认为污名的存在是社会规则和公共秩序的缺陷^[12]。Kurzban和Leary从进化论的视角指出，在多种族共存的人类社会结构中，污名是不同种族间为了生存需要而抢夺资源的结果^[16]。由于优势的社会地位能够让种族在生存竞赛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人们会使用污名化的方式使其他种族丧失地位，进而帮助自己所在族群获取优势地位。因此，污名化是人们为了种族的生存长期进化的必然结果^[16]。从权力的角度出发，污名化的过程依赖于权力，只有在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的阶层才能污名化相应的弱势群体^[17]。Link和Phelan进一步从群际关系角度系统化地总结了污名的作用过程与影响^[18]，强调污名化是综合了贴标签、负面刻板印象、社会隔离、地位丧失和歧视等多种机制的过程。若此过程各步骤皆先后发生，意味着污名就产生了。社会公众给特定群体贴上某种标签是污名化的起点。根据主流文化，这种标签代表着不受欢迎、不被认可的性格特征或身份特征，即产生负面的刻板印象。被贴上这种标签的群体将会被主流群体隔离出来，避免与其有任何接触。这些被隔离出来的群体往往会面临着不公平的对待，社会地位会逐步丧失，并最终遭到主流群体的歧视。该界定不仅仅强调了施污者（主流群体）与受污者（特定群体）的关系，还强调了这种关系是置身于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的独特关系，系统地描绘了劣势的特定群体被主流群体污名的过程^[11]，受到学者们的广泛认可^[18-20]。

自污名概念由Goffman于1963年正式提出以来，污名问题已经受到了多个学科的重视，包括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地理学。其中，管理学和心理学往往是基于人际关系对污名展开研究，社会学家主要从群体关系视角解析群体污名现象，而地理学者则从人地关系视角来解析与地方相关的污名问题。

管理学和心理学中关于污名的研究主要围绕职业污名展开。职业污名作为污名研究的一个分支，很早就受到了管理学者的关注，如Hughes早在1951年便对肮脏工作（dirty work）进行了论述^[21]。随后，管理学者们沿用了已有污名化的研究范式对职业污名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并得到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7, 10, 15, 19-21]}。其中，Ashforth和Kreiner对职业污名的界定奠定了职业污名的操作基础^[15]。他们指出，职业污名会让人们产生厌恶的心理，并给相关的工作贴上负面的标签，对这类工作的从业者进行社会隔离，并最终产生偏见、歧视等态度和行为，进而导致这类工作被污名^[22]。目前，管理学者在职业污名的概念测量、影响作用、去污化策略上均有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在职业污名的测量问题上，已有研究主要围绕两种思路展开，一是从施污者的角度对职业的污名程度进行判断，二是从受污者的角度对职业的污名感知程度进行测量。以施污者判断为出发点，Ashforth等人让647名MBA学生对提前选定的30种职业的污名程度进行了5点量表评分^[19]。结果显示，身体职业污名的污名得分最低，为3.13，道德职业污名的污名得分最高，为4.10，而非受污工作的污名得分仅为1.78。该方法在后续的研究中得到了支持，受污工作的污名程度远高于非受污工作^[23]。从受污者感知视角出发，Pinel和Paulin以污名意识量表^[24]为基础，开发了10个指标的职业污名意识量表^[25]。Harms等人根据职业污名的定义开发了3题项的职业污名感知量表^[26]，后续研究进一步开发了18个题项的三维度职业污名测量量表^[27]。总的来说，学者们在开发职业污名的测量工具过程中，大多都是针对某一特定情景进行的，量表的外部有效性尚需进一步检验。

关于职业污名的影响研究，分为对施污者（公众）的影响与对受污者（从业者）的影响。在污名过程中，施污者能够通过让受污者地位损失而提升自身地位，进而提高自尊水平^[18]。此外，施污者还可以通过对受污者施加歧视提高自己所在群体优越性，进而提升自我认同^{[10, 18]}。关于职业污名对施污者的影响往往只会作为研究的一部分进行阐述，研究的重点在于职业污名对受污者的影响。

与其他污名研究相一致，职业污名往往会给从业者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10]。张燕和李贵卿^[28]认为，现有的职业污名对从业者的影响研究可以归纳为从业者的职业身份认同、工作压力以及社会退缩行为三方面。第一，职业污名与从业者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是目前研究的重点^{[8, 10, 15, 18-20]}。总的来说，伴随着负面刻板印象的职业污名会给从业者带来认同威胁，导致较高的负面感知和消极的职业认同^{[8, 20, 29]}。虽然学界基本形成了职业污名会降低职业认同的共识，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职业污名亦能产生正面的结果。部分污名职业的从业者会表现出对他们工作的赞美和自豪，并通过塑造高尚的职业意识形态来缓解自尊威胁^{[7, 22]}。第二，职业污名对从业者工作压力的影响是另外一个研究重点所在。从资源保存理论角度出发，张燕和李贵卿指出，职业污名带来的职业认同威胁是从业者的一个重要压力源^[28]，会造成直接或间接的资源损失^[23]。此外，污名职业的从业者还会由于社会歧视的存在而感到压力。这是由于污名职业的从业者常被贴上肮脏的、低等的、无道德的等标签，进而遭到公众的疏离和歧视^{[10, 15, 18, 19, 20]}，进一步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工作压力^[26]。第三，职业污名对从业者社会退缩行为的影响。大量实证研究显示，在经历了污名职业带来的负面情绪和工作压力之后，从业者会展现出高工作倦怠、低工作绩效和高离职意愿^{[8, 24, 30]}。职业污名的存在，让从业者不可避免地面对自我挫败的感知。这种自我挫败感会让污名职业从业者处于不受认可和不受尊敬状态，使得他们在人际交往中产生焦虑和恐惧，影响其正常的社交活动。当这种自我挫败感超出从业者的可承受范围时，便会产生社会退缩行为，如离职、逃避等^[21]。

职业污名的应对策略也是研究的重点之一，近十年该主题在管理学顶级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上发表的文章超过5篇^{[10, 19, 20, 31, 32]}。总的来说，职业污名的应对策略可以归纳为三种，回避^[33]、降低^[20]和根除^[10]。职业污名的回避策略（shielding）指通过远离和隐藏污名来减少或消除污名的消极影响^{[33, 34]}。当个体知觉到刻板印象威胁时，重视印象管理的被污名者会采用否认策略来应对。通过回避方式，受污者能有效降低刻板威胁带来的压力^[35]。职业污名的降低策略（reduction）指受污者通过各种努力降低污名带来的负面影响^[36]。以管理者为研究对象，Ashforth等人^[19]使用扎根理论对54名污名企业经理的访谈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受污职业可以通过塑造正面的职业意识形态、社交缓冲、直面公众和顾客、防御战术等四种方式降低污名带来的负面影响。职业污名的根除策略指通过努力根除（eradication）污名。Hampel和Tracey对世界上第一个旅行社“Thomas Cook”的150多年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发现Thomas Cook旅行社经历了公众的敌意、敌意降低和认同三阶段^[10]。进一步地，他们发现降低污名是去污名化的第一阶段，当前大部分研究仅停留在此。更为重要的是去污名化的第二阶段，通过根除污名的方式获得认可。他们指出，企业可以通过与施污者结盟和向社会证明能力两种方式根除污名，从而获得公众认可。

除了个体层面，社会学家还从群体关系视角解析了群体污名现象。基于权力、社会分层、社会结构等视角，Link等学者将污名视作为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的产物^[37]，并强调处于上层优势地位的群体对相对弱势社会群体的权力实践和污名建构过程^[17]。典型的例子是，拾荒者、美甲工作者、性工作者等社会边缘群体被污名化和排斥在社会系统之外^[38]。更为隐蔽的是，这种污名还时常冠以进化论的头衔，成为种族歧视、群体污名的依据^[39]。此外，正文前文提到的，社会学家还从族群互动的视角，解剖了污名化的一般过程。其中，贴标签是对群体进行污名的起点^[11]，而负面标签的来源既可以是职业、外貌、社会地位等，也可以是归属地、来源地等地理依据。

从人地关系视角，归属地、来源地、产品出产地等地理因素，都可能成为人们判断某个群体或某个产品的外部依据；而来源地也因此可能成为某个群体的空间身份和标签，成为其蒙受贬损和污名的地理因素。例如，食物的出产地可能成为人们判断食物品质和属性的地理依据，川菜被普遍认为是香辣的，粤菜被视作为清淡健康的，星巴克、哈根达斯可能被视作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而印度菜则可能被污名化为肮脏、不健康的^[40]。地理学界对“被污染的地方”（blemish of place）的早期研究集中在社区尺度，比如巴西的贫民窟、纽约的黑人区等边缘群体社区被贴上素质低下、野蛮、不文明等标签，继而造成居住隔离和社会隔阂^[41]。类似地，不同的地理尺度会影响人们的身份建构，并成为负面标签的重要依据。例如，东北人的直爽性格近年来被污名化为“嗓门大脾气暴”、“戴大金链子”等形象。然而，国内外现有的地方污名研究以社区尺度为主，较少涉及跨尺度的污名化原因比较，跨地区流动下地方污名的形成机制尚不得而知。

总结而言，现有的污名研究主要是以管理学和心理学基于人际关系视角为主，从群体关系视角较少，极少以人地关系展开污名研究，特别缺乏基于地理因素对污名现象的解释。

旅游业作为一个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复杂现象，污名的对象不仅仅是旅游职业，还包括其他参与到旅游活动的利益相关者。通过对文献的系统回顾可以发现，目前关于旅游污名的研究集中在基于人际关系的旅游职业污名、基于群体关系的旅游者污名与基于人地关系的旅游地方污名三个领域。以下将会分别对这3类旅游污名展开论述。

与管理领域的研究趋势一致，旅游职业污名是目前关于旅游与污名研究较多的领域。Wildes较早对旅游职业污名问题展开了跟踪研究^[30]，分析发现，餐饮服务工作者普遍感知到职业污名，且其污名感知与餐饮业留职意愿和职业推荐意愿呈负相关。在此基础上，Wildes进一步发现通过提高餐饮企业对服务员的内部服务质量，能有效地降低员工的污名感知，进而提高他们的留职意愿和职业推荐意愿。针对国内的旅游职业污名问题，黎耀奇等人构建了导游职业污名的形成过程^[42]及分析了职业污名对导游队伍带来的影响^[43]。他们通过对导游的深度访谈发现，从施污者的角度出发，实体感知、社会认知和信息认知是公众对导游职业形成负面刻板印象的三个组成要素。而作为职业污名的承受者，缺乏话语权的导游群体目前只能被动承受污名。此外，他们还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探讨了旅游职业污名对旅游从业人员离职意愿的作用机制、边界条件以及对应的管理策略。

在旅游职业污名的应对策略方面，孟威通过对广东海陵岛的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持续跟踪观察，提出了非正规就业者的应对策略^[44]。其研究发现，公众对非正规就业者的污名普遍存在，其中职业特征和日常行为是最显著的污名特征，且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偏见特征。此外，研究指出，旅游非正规就业者在应对污名的自我建构过程中，拥有了选择能力和对抗公众污名能力，保持了相对积极的状态。因此，公众污名的压力并没有为其带来“高自我污名”，而是形成了一种“低污名、高自尊”的状态。Li等人结合刻板印象内容模型和BIAS Map模型指出，自媒体产生的新闻和职业讨论对职业形象产生了双重影响，不仅可以通过正面新闻和行业讨论提高职业声誉，还可以通过负面新闻和讨论导致职业污名，并探究了职业刻板印象的中介以及信息来源的调节作用^[45]。

在旅游情境下，地方与旅游者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地方往往赋予旅游者独特的空间身份，旅游者也会作为地方的外在表征，因此旅游者污名与旅游地方污名有着很强的联系。基于此，旅游者污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来自于污名地区的游客被贴上不受欢迎的标签之后，旅游者污名便产生了，比如来自于疫区的旅游者被强加的污名。第二类是由于到存在地方污名的目的地进行旅游而被贴上负面标签，比如到泰国的康养旅游，可能会被贴上性爱旅游^[46]的标签，旅游者因此遭受到污名。

Moufakkir较早关注到了第一类旅游者污名的问题^[47]。Moufakkir基于摩洛哥妇女到荷兰探亲的社会处境发现，发达国家的政府及居民会对来自欠发达国家旅游者产生滞留不归的刻板印象，使得他们遭受与移民有关的污名。而在针对女性阿拉伯/穆斯林旅游者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女性阿拉伯/穆斯林旅游者在发达国家旅游过程中面临着移民污名和宗教污名的问题^{[48, 49]}。对此，旅游服务提供者可以通过塑造旅游目的地“友好感知”的形象，帮助阿拉伯/穆斯林女性游客赢得身份认同。在新冠疫情的全球大爆发情境下，来自疫区的旅游者同样会蒙受污名。疫区居民的身份会使得旅游者的身份受损，并会受到严重社会隔离，最终产生旅游者污名^[50]。He等人通过对754名旅游从业者进行问卷调研，发现了旅游者的疾病标签会显著的降低从业者对旅游者的身份认同，并最终增加从业者对疫区的旅游者污名。研究还尝试提出了基于从业者移情水平及社会距离感知的旅游者污名治理策略，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示作用。

Neal针对第二种旅游者污名展开了研究^[5]。他以西方男性到泰国进行性旅游产生的道德问题为研究对象，沿用肮脏工作的逻辑首次提出了肮脏的顾客（dirty customers）这一概念，用以描述性旅游者在与性工作者接触中可能产生的道德污名问题。研究发现，尽管性工作可以被认为是肮脏的工作，但性旅游者会通过抵制这种对性工作及其角色的描述从而获得道德上的合法性。此外，已有研究发现，到裸体旅游目的地进行旅游的裸体旅游者在社会交往过程同样会遭受到歧视和污名。Monterrubio和Valencia以墨西哥滨海裸体浴场的旅游者为例，分析了当地居民对裸体旅游者的污名认知^[6]，他们发现，施污者（stigmatisers，当地居民）和受污者（stigmatised，裸体旅游者）的社会互动过程会显著影响和改变旅游者污名。随着当地居民与裸体旅游者的直接接触的增加，他们对旅游者的污名会逐渐被解构，裸体旅游者离经叛道的行为也逐渐被接受。

地方污名源自于人们强加给地方的不良形象，是旅游地发生的负面现象的产物，比如种族偏见地区、高犯罪率地区、环境污染地区^[51-53]。根据Goffman的污名理论^[12]，Pearce从城市社会学和城市地理学的角度提出了地方污名的概念^[54]。Pearce认为，地方污名可以解构为个体层面与社会层面两种类型。其中，个体层面的地方污名指那些由于居住在“堕落的地方”^[55]而使得个体身份认同受损进而导致地位丧失^[56]，比如居住在贫民窟的人会由于生存环境而被贴上低社会地位和缺乏综合素质的标签。与此相对应，社会层面的地方污名被认为是社会不公平的产物^[55]，其揭示了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意义语境下一个地方被污名的结果^[9]。被污名地区居住者会被社会公众强加不受欢迎的刻板印象、偏见，甚至歧视，进而降低他们作为当地居民的自我认同^[57]。

旅游地方污名作为地方污名中的一种，特指那些会引起旅游者负面评价及行为意愿的地方污名^{[4, 9, 50]}，如慢性病旅游康复地广西巴马、艾滋病流行的南非、被蒙上宰客污名的青岛与雪乡。目前针对旅游地方污名展开的专门研究极其缺乏。Wang等人^[9]是为数不多对旅游地方污名展开专门研究的学者，他们以广西巴马县这一慢性病康复旅游目的地为研究对象，探讨当地居民如何感知、体验和管理慢性病康复旅游带来的地方污名（巴马被部分社会公众称为“癌症村”）。通过对旅游部门官员、当地居民、企业家、游客等多个利益相关者进行深度访谈，发现当地居民普遍意识到巴马已经受到外界的污名。他们强烈反对外界给长寿村巴马贴上“癌症村”的标签，并从社会上和空间上与潜在的癌症等慢性病患者（康养旅游者）进行区隔。该研究较好的揭示了旅游地方污名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但局限于单样本案例研究的制约，其普适性有待进一步检验。

现有的旅游污名研究已经在以上几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人际关系的旅游职业污名，关于群体关系下的旅游者污名与人地关系下的旅游地方污名研究较少。旅游职业污名可以看做职业污名的一种延伸，有较好的研究基础，因此较容易展开研究。与此相对，旅游地方污名和旅游者污名缺乏研究基础，但更能体现旅游特色，更有益于做出理论贡献。第二，目前关于旅游污名的研究，过于强调旅游污名的影响结果，对旅游污名的形成机制关注不够。如前文所述，现有的旅游污名研究往往将污名作为既定事实，研究污名带来的负面影响，缺乏对旅游污名的形成机制展开研究。第三，对污名化核心过程的负面刻板印象重视不够。在污名化过程中，负面的刻板印象是导致社交隔离、地位损失及歧视行为的关键因素，是污名化过程的核心因素。然而，目前关于旅游污名中的负面刻板印象研究主要以质性研究的方式，缺乏对负面刻板印象的结构进行精细刻画及量化实证检验。此外，去污化策略仅针对污名化过程的歧视环节，尚未有研究专门针对负面刻板印象这个核心要素展开，导致了去污化策略治标不治本的问题。

总的来说，关于旅游污名的研究虽然在近几年已经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开始出现若干针对性研究，但总体来说，依旧是较为匮乏，亟需开展旅游污名研究。笔者在系统的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人人关系的旅游职业与旅游者污名形成机制、基于人地关系的旅游地方污名的流动性分析及旅游综合治理等3个研究方向，供旅游学者参考。

无论是基于人际关系的旅游职业污名，还是基于群体关系的旅游者污名，都有着共同的污名形成机制，均以负面刻板印象为起点，并最终导致个体的身份受损。结合现有关于污名的研究进展，笔者发现可以使用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CM）和污名三维模型，对旅游职业与旅游者的刻板印象和污名现状进行刻画。刻板印象是污名化过程的关键要素，是人们有关某一群体成员相对固定的观念或期望所构成的认知结构以及特定的社会认知图式，它对人们的社会认知和行为有着重要的指导性作用^[58]。在诸多刻板印象结构维度中，最有影响的是Fiske等人^[59]提出的SCM模型。Fiske等人使用能力和热情两个维度去描述和预测某一群体在既定社会分类中的框架结构。其中，热情指的是真诚、道德、乐于助人、值得信任等意图判断；能力则是关于技能、创造性、职能等实现意图的能力状况的判断^[60]。大量实证研究表明，SCM模型具有很好的文化普适性和群际关系预测性，在不同群体、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的研究中都得到了验证^[61-63]。

在后续研究中，Leach等人从美德的角度出发，指出道德对于内群体印象形成的重要性，并进一步发现刻板印象中的热情维度应该进一步细分为热情和道德两个维度^[64]。原热情维度中与社交相关特征，如友好、热情、可爱应归属于热情维度。而和道德水平相关的诚实、可靠和正直等特征应归属于道德（moral）维度。他们通过一系列实验检验了增加了道德的三维度模型的确比两维度模型具有更高的适配度。后续越来越多的相关研究认可了道德在SCM中的独立地位，且在中国情境下具有非常强的适用性^[65]。

SCM模型有效地界定了刻板印象的结构，但尚无法得到不同内容刻板印象带来的情绪反应和行为反应。Cuddy等人通过建立刻板印象与群际情绪及其行为反应间的联系，构建了群际情绪—刻板印象—行为趋向（behaviors fromintergroup affect and stereotypes, BIAS Map）系统模型^[66]。BIAS Map模型认为，刻板印象中不同的能力和热情组合，会产生相对应的情绪与行为结果，包括主动伤害、主动助长、被动助长与被动伤害等四种^[67]。如图 1所示，在热情和能力两个刻板印象维度中，热情首先发挥作用。当人们对他人产生高热情判断时，会主动地提供帮助，即引发主动助长行为。反之，当对他人产生低热情判断时，会产生攻击，即引致主动伤害行为。能力在热情之后产生作用，当人们对他人产生高能力判断时，会产生主动合作意愿，即诱发了被动助长行为。反之，若对他人产生低能力判断，则忽略其存在，即表现为被动伤害行为。BIAS Map模型弥补了SCM模型无法描绘刻板印象与行为倾向之间关系的不足，将个体的刻板印象认知、态度、行为有机联系在一起，系统地刻画了从认知维度到情感维度再到行为维度的过程^[66]。

图 1(Fig. 1)

图 1 SCM情绪反应与BIAS Map行为模式结合图 Fig.1 The Combination of SCM and BIAS Map 注：黑色箭头表示行为倾向；灰色箭头表示情感。

笔者发现，BIAS Map对污名化过程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度，能有效地对污名化过程进行实证检验。污名化过程包括了贴标签、刻板印象化、社交隔离、地位损失及歧视五个成份^[18]。贴标签和刻板印象化对应着BIAS Map中的刻板印象环节。在BIAS Map模型中，个体在使用热情、能力两个维度对认知对象进行分类之后，对其进行情感评价。对于低能力或低热情群体，会产生被轻视或可怜等情绪，并被归类到较低社会地位群体，对应污名化过程中的社会隔离与地位损失。在唤起情感偏见之后，刻板印象会进一步对刻板群体产生行为倾向，对低社会地位群体产生攻击倾向，对应污名化的歧视行为。因此，BIAS Map模型可以十分有效地解读和剖析旅游职业和旅游者的污名化过程（图 2）。然而，在研究旅游职业和旅游者污名的形成机制中，BIAS Map模型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并未将道德要素纳入到模型，其情绪反应及行为倾向都只是基于能力维度和热情维度展开。在加入道德维度之后，情绪反应和行为倾向会发生什么变化，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因此，旅游学者宜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境，将道德维度纳入到BIAS Map模型，并以SCM三维模型为基础，结合污名化过程和BIAS Map模型，对旅游职业和旅游者污名的形成机制进行系统的量化分析，探讨污名的形成机制，明确负面刻板印象对旅游职业和旅游者污名的影响作用。

图 2(Fig. 2)

图 2 污名化过程、BIAS Map模型与旅游职业和旅游者污名形成路径关系图 Fig.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igma Formation Process, BIAS Map Model and Tourism Stigma Formation Process

在最近30年的研究中，研究者对旅游污名的综合治理展开了十分有价值的尝试。如前文所说，现有的关于旅游污名的治理研究主要是以案例研究^{[10, 20]}或是理论推导方式^[68]，从企业和从业者的视角论述污名化应对策略。但是，现有研究存在两方面的研究不足：第一，现有研究往往将旅游污名作为一个已经发生的既定变量，仅研究降低旅游污名负面影响的方式，关于如何通过改变刻板印象进而从根本上去除污名的研究极为缺乏；二是仅从企业和从业者的视角研究污名的应对策略，缺乏从政府、媒体、社会公众等其他利益相关者角度的分析。

根据污名化过程理论，由能力、热情、道德组成的刻板印象是污名化的核心环节，是引发旅游污名现象的根源^{[59, 66]}。因此，此部分应重点考察刻板印象中的能力维度、热情维度及道德维度对不同类型的旅游污名在去污化过程起到的作用。根据SCM三维模型，可以推导出去污化的三大策略：能力提升策略、热情提升策略、道德提升策略。能力提升策略指通过提升社会公众对旅游从业者的能力感知，从而实现去污化。事实上，Hampel和Tracey^[10]最新的研究成果已经体现了这个思路。他们在对Thomas Cook旅行社案例分析的结果显示，向社会表明旅行社的价值和能力是去污名化的核心所在。对于部分职业，并不具备较高的能力要求，如餐厅服务员、旅游小商贩。此时，可以通过提升热情维度，降低污名的可能性，此为职业热情提升策略。热情提升策略，能有效地解释欧美国家的服务业比国内的服务业具有更多行业尊重和更少污名这个现象。Li等人验证了职业热情提升策略在旅游服务中的作用^[45]。他们的研究表明，旅游服务提供者可以通过热情提升策略有效提升旅游者感知到的服务质量。此外，针对部分高声誉职业同样面临着污名的问题^[29]，可以通过提升其职业道德感知，重塑职业形象。如对于旅行社领队、空乘人员等高能力高热情群体，可以通过强化其职业道德形象，实现去污化，此为职业道德提升策略。在检验能力提升策略、热情提升策略、道德提升策略的有效性之后，还应进一步分析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职业污名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受污对象去污名化过程中可能的积极作用，确定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于不同的旅游污名提升策略的适配性。通过以上研究，明确政府、媒体、企业、从业者、社会公众在污名综合治理过程应该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构建旅游污名的综合治理策略。

正如前文指出，现有研究主要基于人际关系的视角来分析污名现象，很少从人地关系视角来解析污名现象，特别缺乏基于地理因素对污名现象的解释。事实上，地方与人相互交织，地方往往赋予人们独特的空间身份，并成为外部群体推测其性格特征和施以污名的地理依据。人也会作为地方的外在表征，成为外部群体判断地方属性的文化依据。如若不从人地关系视角对地方污名现象进行阐释，将不足以解释该现象背后复杂的内在过程和文化地理机制，也难以形成对该现象的深刻理解。

在现代社会中，流动性常常以多种多样的形式来具体实践。移民流动、异地就学、旅游流动、康养流动、自驾流动、骑行流动等，都是流动性的具体实践方式，而流动性也融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日常生活世界的核心特征^[69]。从地理尺度来看，流动性既可以聚焦到身体这一最细微的尺度，也可以在地方、区域、国家等不同尺度来展开^[70]，这意味着流动性会牵涉到不同空间尺度中的多重行动主体，其结果则是流动性裹挟着不同主体并将其编织进庞杂的流动网络，而地方的意义则在这一网络中被重新定义和建构^[71]。

流动性隐含着跨地方主体性，促使人地关系更为凸显，有可能引发地方文化的多元建构和放大不同群体间的矛盾冲突，成为形成地方污名的核心驱动力。地方现象学的领军人物之一西蒙提出“地方芭蕾”，指人们在地方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特殊节奏^[72]。地方芭蕾和族群文化、社会经济因素综合作用，形成属于地方的文化性格。在流动性加速、时空压缩的背景下，地方的特质在族群相遇的过程中反而成为“地域黑”等污名化的基础。具体而言，人们在从流出地向流入地的流动过程中，会携带着流出地原有的地方文化基因，并在与流入地的地方文化进行互动时，协商或重塑着关于地方的文化意义和价值^[72]。特别是文化距离较大的流出地与流入地中，不同群体对于地方意义的建构和地方具体的利用方式上存在着差异，并且由于文化距离较大而难以协调，引致不同群体对地方意义和地方认同的矛盾冲突^[73]，并极有可能演变为混杂的地方文化认同冲突，使得地方空间中的多重行动主体之间相互污名。例如，Wang等人探讨了患癌的病人群体流入到巴马等地方开展康养旅游的现象，并分析了当地居民对该群体进行空间区隔的社会文化过程^[9]。由此，流动性放大了不同群体与地方之关系的差别与冲突，有可能激化地方空间中内部群体关于地方认同的矛盾，引致混杂的地方文化和多重形式的地方污名。

在流动性的影响下，人地关系趋于凸显，并放大了不同群体关于地方认同的冲突和矛盾，演变出地方的多元混杂性和地方污名现象。由此，流动性成为理解和解释地方污名现象的重要视角。现有研究尚缺乏从流动性视角来剖析地方污名现象，也未能揭示流动性所引致的多元地方文化冲突和地方污名微观过程，亟待从流动性视角来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