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的发展路径并非是单一的、均衡的，而是处于复杂动态过程中的^{[1, 2]}。区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危机的冲击，因此学界越来越关注区域如何面对不良干扰，适应危机冲击，实现经济恢复^[3]。不少学者借鉴了工程学、生态学领域对系统均衡的思考，构建了“区域经济韧性”（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这一隐喻^[4]。此后，区域经济韧性研究经历了演化论转向，逐渐在工程韧性、生态韧性的基础上发展出适应性韧性的概念，即将区域发展视作一个复杂过程，认为区域对危机的反应、抵抗，以及危机后的恢复都有可能使区域发展进入新的路径^[5-7]。

当然，区域经济韧性的理论建构离不开现实世界中各种危机对区域发展的挑战。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大量文献探讨了区域经济系统在金融危机等冲击下的韧性，丰富了学界对区域经济韧性影响机制的探讨。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①，图 1展示了新世纪以来不同国家地区经济韧性研究发文情况。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涌现出大量有关经济韧性的研究。中国对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起步稍晚，早期主要以介绍国外研究进展为主，随后在实证方面取得诸多成果^[8]，尤其是近年来发展迅速，新发文数超过了英、德等国。

图 1(Fig. 1)

图 1 经济韧性研究发文情况 Fig.1 The Publications of Economic Resilience Research

总之，区域经济韧性领域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是相辅相成的。最近爆发的新冠疫情，也进一步要求经济系统中企业、政府等行为主体重视区域经济韧性的构建，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9]。区域经济韧性在均衡论与演化论基础上逐渐发展出动态性、多主体互动性、多尺度融合视角。动态性视角将区域经济韧性视为一个过程，考察区域经济系统应对危机、经济恢复、路径突破等动态特征；多主体互动性视角重点关注经济主体互相作用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多尺度融合视角在探讨不同空间尺度上区域经济韧性表征同时还尝试从微观网络结构研究区域经济韧性的形成机制。在此背景下，本文将系统综述区域经济韧性的基本内涵、理论构建及其演变过程，着重从动态性、多主体互动性、多尺度融合视角探讨区域经济韧性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意义。

“韧性”在力学中的含义是物体受到压力后恢复到初始状态的能力^{[3, 10]}。在后续的研究中，韧性逐渐转化成一种隐喻，开始在生态学、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城市规划等领域的研究中出现^{[7, 11, 12]}。经济韧性是依托韧性的思想与框架，描述不同经济主体在经济周期、外部冲击影响下抵御冲击与重生恢复能力的差异^[10]。区域经济韧性则是具有空间尺度特征的经济韧性，其研究对象是多尺度空间经济系统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13]。从现有文献看，对区域经济韧性研究存在两大主流视角，即以工程韧性与生态韧性为代表的均衡论视角和以适应性韧性为代表的演化论视角^{[14, 15]}。

工程韧性基于物理系统机械运动的原理，认为区域经济韧性表征为系统受到外部冲击后状态调整的均衡稳定趋向^[16]。在工程韧性的思想背景下，区域发展被认为是存在单一均衡状态的。外部冲击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使得某一区域偏离其发展路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区域发展又会回到初始的均衡状态^[4]。然而，工程韧性的思想也遭到了部分学者质疑。Martin等人指出，区域发展并不具有单一的均衡状态，且区域经济发展受到冲击后并不一定会回到初始状态，反而可能产生新的发展路径或是一蹶不振^[5]。类似的，Hassink也认为区域经济发展应当是一个具有多重轨迹的过程，不能简单地用单一均衡进行分析^[14]。

与工程韧性不同，生态韧性在多重均衡的前提上承认了某一系统受到冲击后进入新稳态的可能性^[3]。Simmie等指出，在多重均衡的思想下，区域发展路径被赋予了多元化可能^[7]，即某一区域可能会因为无法抵御冲击而衰退，或是通过内生重组创造新的发展路径，并最终达到相对稳定的状态^[15]。Martin等人结合Hamilton的观点，也认为经济危机会带来稳态转换（regime shift）^[17]。虽然生态韧性对工程韧性有一定的继承发展，但是其始终没有摆脱均衡论的约束，因此相应研究框架下区域发展通常被理解为一个长期均衡、稳态转换的过程^{[5, 18]}。尽管如此，生态韧性的思想为经济地理学者提出“适应性韧性”的概念提供了理论源泉，成为了从均衡论视角到演化论视角发展过程中的桥梁。

在各类危机频发的大背景下，众多学者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新的思考，并逐渐意识到区域发展的路径不是单一的、均衡的，而是复杂的、非均衡的^{[1, 2]}。Martin等受演化经济地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影响，提出了“适应性韧性”这一概念，认为区域内部组成部分与结构会随着外部环境变化而变化^{[3, 19]}。以适应性韧性为代表的演化论视角没有受到传统区域分析中新古典经济学均衡理论的限制，进一步认为外部冲击对区域经济发展可能是风险，也可能是机遇。演化论视角重点关注区域经济韧性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多样性（variety）以及迟滞（hysteresis）等概念的关系^{[20, 21]}。

经典的路径依赖理论强调“依赖”与“锁定”的概念，表示一个经济体锁定特定经济发展轨迹的过程^[21]。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看，路径依赖理论指出区域新产业的进入或新发展路径的形成不全是偶然，而是与现有技术、产业基础、历史要素等密切相关的^{[14, 15]}。地区本身的资源禀赋或是历史上的生产经验可能会促使要素发生重组，塑造新的区域经济增长路径^[22]。

适应性视角下的区域经济韧性同样深深根植于区域本身的历史、产业结构、关系网络等^[23]。第一，历史经验是区域经济韧性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即区域经济系统中的经济主体可以通过过去的经验学习如何适应类似的经济冲击。第二，历史偶然性可能会给区域经济系统带来高昂的路径转换成本，从而进一步锁定区域经济发展路径，形成强大的区域经济韧性。Martin等人认为，路径依赖与区域经济韧性构成了“过程—结果”组合体^[7]。区域经济发展路径依赖的“过程”以及抵御经济波动的“结果”是在区域尺度涌现的，很大程度上具有区域依赖性（regionaldependence）。然而Hassink指出，路径依赖有可能导致区域经济结构僵化，使其缺乏对外部冲击的适应能力。区域经济系统由于规模报酬递增出现自强化的现象，从而将发展模式锁定在一个特定路径上^[14]。路径锁定可能给区域发展带来巨大的利益，但如果因锁定形成制度僵化或是过度依赖某种资源，则可能导致区域衰败。因此，仅从路径依赖角度审视区域经济韧性的形成缺乏一定的说服力。一方面，路径依赖从历史偶然性角度解释了区域经济韧性的形成；另一方面，路径锁定可能削弱区域的创新能力，错失路径转换或路径突破的机会，从而更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干扰^[24]。

路径依赖理论着眼于区域产业宏观布局，而更为微观尺度的产业结构本身对区域经济韧性也有重要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多样性是产生经济外部性的源泉，可能调节或放大外部冲击对区域经济系统的作用^[18]。大量学者针对多样性的概念展开了深入探讨。较为主流的观点是Frenken等提出的相关多样化（related variety）与不相关多样化（unrelated variety）^[25]。其中，相关多样化并不仅仅意味着生产多样化的水平，还包括区域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知识流动的互补性。相关多样化能够促进区域关联企业、行业、产业之间的知识溢出，增加技术、思想、实践的跨行业互动、复制、修改与重组，从而促进区域创新，有利于新产业诞生与经济发展^{[25, 26]}。相关多样化有助于增强区域经济韧性，因为技能、能力和技术可以迅速在共享相同知识库的本地不同行业之间重新分配，提高地方系统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27]。

然而在面对外部冲击时，相关多样化也可能会加速危机在经济系统中的传递^[28]。从微观机制看，本地产业部门间通过投入产出关系、知识共享关系形成致密网络，而网络中某一节点（尤其是中心度较高的节点）受到外部冲击后更容易产生传染效应，使得外部危机对本地网络节点产生普遍性影响^[29]。因此，学者提出区域产业结构不相关多样化有能力分散、吸收不对称冲击造成的影响^[3]。从宏观尺度看，不相关多样化有助于培育新的产业结构，减轻劳动力流失压力，维持区域经济韧性^[30]。从微观网络视角看，不相关多样化的网络结构连结更为松散，在外部冲击下网络间风险传导相对较弱^[28]。由此可见，多样化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渠道具有两面性。宏观视角下的产业结构选择需通过以网络传导为核心的微观机制，作用于区域经济韧性的形成与动态^[31]。

区域经济韧性的形成与表征并非发生在某个特定时点，而是一个区域经济系统长期作用的过程。Martin等人基于演化经济地理视角对区域经济韧性进行探讨的过程中强调了区域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其对外部异质性冲击会产生自组织、自维系等作用^[21]，因此需要借鉴复杂系统科学中“迟滞”的概念加以分析^{[5, 7, 32]}。与此同时，区域经济韧性也通过动态的复杂过程，展现区域的适应能力^[5]。“路径依赖”、“多样化”等概念更多地描述了区域系统的状态，而“迟滞”的引入则将区域经济韧性放入了动态视角。Martin等认为，危机发生后区域经济系统由于经济韧性影响，并不一定会迅速反应，从而在经济发展轨迹上可能出现偏离危机前发展路径的过程。一方面，区域经济韧性影响了区域经济系统发生迟滞的时间；另一方面，其影响到迟滞发生后的经济增长率，从而为区域路径突破提供了可能性^[5]。区域经济发展路径可能存在“正迟滞”与“负迟滞”两种情形。在“正迟滞”中，区域受到危机冲击后进入到增长率更高的恢复过程，而在“负迟滞”中，区域经济系统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如果危机造成的影响无法消除，区域经济系统则可能陷入低增长率负迟滞路径。

区域经济韧性与“迟滞”相结合，重点解释了区域转型升级的能力以及经济发展活力的持续，旨在说明为什么有的区域能够适应冲击，并在冲击后形成新的发展模式，但有的区域则经历了冲击后长期的衰败。两者有效结合推动了区域经济韧性与区域发展研究的进程^{[5, 22, 33]}。

综上所述，韧性研究经历了从均衡论视角向演化论视角的演变。与此同时，“韧性”这一来源于工程力学的术语也在多学科研究中被赋予了独特的隐喻。例如胡晓辉指出，工程韧性更适用于分析物理系统，生态韧性更适用于分析生态系统，而适应性韧性更适用于分析经济系统^[3]。然而，均衡论视角与演化论视角下的区域经济韧性理论仍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第一，区域经济韧性均衡论视角容易锁定于“回弹”，从而简化了社会经济变动的复杂性、无序性，因此其更多被运用于区域经济韧性的测算而非真实现象的全面解释^[34]。第二，区域经济韧性演化论视角在形成之处多借鉴演化经济地理、复杂系统理论，较少考虑不同空间尺度区域经济韧性形成机制，尚未将企业、劳动者、政府等经济主体行为纳入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框架^[9]。近年来，部分学者在演化论视角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框架，着力探讨区域经济韧性形成的动态性过程、区域主体互动对区域经济韧性形成的重要作用以及微观—宏观尺度、空间尺度的区域经济韧性表征。

现有文献综述大多梳理了基于演化经济地理的区域经济韧性研究框架^{[8, 35]}，并没有充分关注到区域经济韧性研究中正在形成的新视角。近年来，部分学者基于适应性韧性的概念对区域经济韧性理论框架进行了深化。第一，动态性视角。例如Simmie与Martin等人在继续吸收演化经济地理学、复杂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域经济韧性阶段性模型。第二，多主体互动性视角。例如Neffeke等人指出以区域经济韧性为代表的区域能力形成依赖于企业、劳动力、政府等经济主体互动过程，以及Hassink、胡晓辉等将区域经济韧性与战略耦合框架相结合。第三，多尺度融合视角。例如Modica等人提出的空间经济韧性，进一步丰富了区域经济韧性的空间尺度特征。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开始从复杂网络视角尝试解释区域经济韧性形成的微观机理，从而推动区域经济韧性研究宏观与微观尺度的统一。

均衡论与演化论视角下的区域经济韧性均蕴含了时间变量，即考察经济系统从危机发生前的准备，到危机发生中的应对，以及危机发生后的恢复过程。基于演化经济地理以及复杂系统理论，Simmie等于2010年提出了区域复杂适应性系统四阶段循环模型^[7]，进一步深化了区域经济韧性的动态性视角。该模型包括开发阶段（exploitation phase）、维持阶段（conservation phase）、释放阶段（release phase）以及重组阶段（reorganization phase）。在四个阶段之间，存在两个适应性循环（adaptive cycle），其一表示区域经济系统会经历从重组阶段到开发阶段再到维持阶段的累积增长，其二表示该系统也会经历从维持阶段到释放阶段再到重组阶段的经济衰退或转型过程。当区域经济系统从重组阶段走向维持阶段时，区域内部资本、技术、制度的厚度加深，系统内部要素关联程度提高，区域经济韧性也达到峰值；而在区域经济衰退或转型过程中，系统内部已有关联被打破，开始对原有的要素进行重组，此时由于经济韧性的减弱，系统更易受到外部冲击；一旦区域经济系统能形成发展新路径，进入新一轮的重构阶段，那么区域经济韧性又将提高。该模型揭示了区域经济系统的复杂演化过程，强调了区域经济韧性非线性变化特点^[3]，也说明区域系统是在危机影响下不断进行要素重组实现动态演化的^[19]。

Martin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更关注区域经济韧性本身的维度，提出了区域经济韧性四维度分析模型^[5]。在相应模型中，区域经济韧性通过抵抗能力（resistance）、恢复能力（recovery）、重生能力（renewal）、重定向能力（reorientation）来衡量。在后续的研究中，Martin等人对已有框架进行了修改、完善^[6]，认为区域经济韧性表征为脆弱性（vulnerability）、抵抗力（resistance）、稳健性（robustness）以及恢复力（recoverability）四个维度。与Simmie等人提出的模型有所不同，该模型结合了经济韧性研究中均衡论与演化论的思想，既看到了经济系统抵御冲击、实现恢复的过程，也看到了其产生新发展路径的可能性。

区域经济韧性并不是孤立于区域特征存在，而是在区域系统中由于多经济主体互动形成的。Martin等人所提出的区域经济韧性动态性模型融合了产业结构与行业特征、劳动力市场、金融制度安排、区域发展政策等区域特征，并进一步强调了上述四大要素及其对应的如企业、劳动者、政府机构等经济主体在互动中塑造了区域经济韧性^[6]。Neffke等人进一步指出^[36]，包括韧性在内的区域能力不是天然给定的，而是依赖于企业、劳动力、政府等主体引进新的生产能力，并让旧的生产能力退出。在这个过程中，区域主体需要不断获取区域资源；其获取区域资源的能力与该主体在当地经济中的嵌入程度密切相关。

区域经济韧性与企业行为密切相关。一方面，企业密切关注区域经济韧性动态。企业面临广泛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其内部与外部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是不断变化的市场调节以及技术、社会变革的不连续性^[37]。因此，具有韧性的市场环境有助于企业提高对风险的容忍度和主动适应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38]。另一方面，企业组织的行为也塑造了区域经济韧性。通过合理利用资源，提高创新能力^[39]，增强组织管理与风险防范^[40]，企业行为能够有效抵御、切断产业网络间的风险传导。

劳动者行为关系到企业发展，影响区域经济韧性；与此同时，劳动者根据外部就业环境变化作出就业选择。Diodato等人将其影响机制归结为根植性（embeddedness）、技能相关性（skill-relatedness）以及区域连通性（connectivity）^[41]。根植性被定义为一个地区的活动组合通过买方—供应商关系的紧密程度。当危机发生时，劳动力供给与本地需求结合更紧的地区能够表现出更强的经济韧性^[42]。技能相关性以及区域连通性与危机后经济恢复程度密切相关。其一，本地劳动力多样化技能组合能够使得危机后失业规模下降。其二，跨区域劳动力流动也能弥补部分行业劳动力缺口，从而增强区域经济韧性^[43]。

区域对外部冲击作出的反应及后续的恢复往往需要依托政府治理、政策干预。公共管理^[44]、行政管理^[45]等领域已经注意到政府效能在区域经济韧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公共管理框架强调构建集企业化、掌舵性、顾客服务型一体的协同政府，通过综合视角下的政府决策、合作包容的社会治理等提高区域经济韧性^[46]；行政管理框架则进一步聚焦政府本身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强调政府应急能力、治理方法多样性、自治性、冗余性等对区域经济韧性的积极作用^{[45, 47]}。政府治理能力是多主体互动的重要纽带。Ezurra等人的研究指出，政府表现能够影响区域经济所受冲击的类型、频率与强度；宏观经济中不确定性水平进一步影响投资与就业的动态路径，从而影响私营部门的活力^[48]。Rios等人的研究进一步补充，认为政府治理能力也体现在公共财政的有效性中。有效的公共投资能够从区域硬实力（基础设施等）与区域软实力（金融与司法效率、生活保障等）方面综合提高区域经济韧性^[49]。除政府行政因素外，政府内部微观主体如地方官员也处在多主体互动循环中。考虑到中国特有政治体制，周黎安提出了“官场+市场”理论模型，即政府与企业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其互动效果受制于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外部市场竞争环境^[50]。在此框架下，“把事做对”、“防止做坏事”、“做对的事”相互制约，能有效削弱市场竞争风险与政府治理风险。

最近，部分学者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韧性作为切入点，尝试将关系经济地理（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与经济韧性研究相结合，强调战略耦合（strategic coupling）与演化范式的互动^{[35, 51, 52]}。胡晓辉等认为，战略耦合演化视角动态审视了区域主体的互动关系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摆脱了“均衡论”将韧性视作一种结果的“区域主义”思想，从而能够更好地解释区域经济韧性的特征与机制^[53]。战略耦合下的区域经济韧性研究框架突出区域主体“战略性求变”、“语境应对”等互动行为，其秉持的区域能动性视角也符合区域经济韧性的核心概念^[54]，体现出区域经济韧性形成过程中的多主体能动以及多要素互动机制。

区域经济韧性作为一个地理学、经济学交叉领域内的概念，应当具有地理上的空间尺度性与经济意义上宏观—微观尺度统一性。然而Martin等人提出的框架虽然看到了时间尺度变化下区域发展的演化机制，但是其缺乏对区域经济韧性空间尺度的关注。基于Christopherson等人的研究^[2]，Modica等提出了空间经济韧性（spatial economic resilience）这个概念^[13]。他们认为，不论区域被视作行为发生的容器（action container）或是人类社会交往（social interactions）的产物，它自然地受制于时间的流动，在时间尺度上产生持续的转型。Modica等人并不反对适应性韧性的提出，他们认为区域经济韧性同样是一个动态过程，即从危机发生，到空间经济系统反应、区域动态演化，再到政策制定形成反馈，整个过程塑造了区域经济韧性。与此同时，空间属性是研究区域问题中必不可缺的，即“区域”是具有地理尺度特征的，在具体的研究中可以表现为地区（region）、地方（local）乃至更小尺度的社区（community）、集群（cluster）等。

区域经济韧性的“多尺度”性还包括其宏观、微观尺度表征的丰富性。在宏观尺度上，如前文所述，区域经济韧性表现为特定空间尺度经济系统在危机发生前后的反应，如抵抗、回弹、衰退、路径创造等，其可以视为区域核心竞争力的一种表征。然而从网络科学角度，不同空间尺度单元的区域经济韧性表征具有统一的微观组织机制^[55]，即复杂网络中的风险扩散与传染。一些学者从物理学、复杂科学引入网络韧性（有时也称网络鲁棒性）的概念，指出经济活动网络中特定节点、特定边受到冲击可能诱发网络结构崩溃^[56]；其反映到宏观层面可能表现为经济衰退、恢复缓慢等^[57]。网络韧性的测度以及外部冲击在其中的扩散传染可以借助经典的传染病模型加以模拟。由此一来，以往多在宏观尺度探讨的区域经济韧性能被解构为高度抽象的微观过程^[58]。

综上所述，现有区域经济韧性理论研究已不仅仅局限于“回弹”的思想或过度依赖演化经济地理有关路径依赖、多样化、迟滞的理论基础。在力学、生态学、演化经济地理、复杂系统理论、战略耦合等基础上，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越来越关注韧性形成的动态性视角、多主体互动视角，并逐步尝试在多空间尺度、宏观—微观尺度进一步识别区域经济韧性的表征与机制（图 2）。这些理论视角的演变也为区域经济韧性领域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

图 2(Fig. 2)

图 2 区域经济韧性理论分析框架 Fig.2 An Analysis Framework from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6, 13]整理绘制。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大量文献围绕区域经济韧性这一主题展开了实证研究。早期区域经济韧性领域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指标构建及影响因素分析上，但近年来逐渐开始关注区域经济韧性演变的动态过程、多经济主体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能力、多空间尺度区域经济韧性表征以及微观层面区域经济韧性的形成机制。本节将以区域经济韧性研究动态性、多主体互动性、多尺度融合视角为基础，梳理区域经济实证研究的进展。

区域经济韧性是一个动态过程，即通过区域发展路径演化动力机制对区域经济系统进行反馈，同时区域经济系统也不断实现动态调整。区域经济韧性的建构并非一尘不变，在不同危机背景下，不同经济主体作用下，区域经济韧性的表征、影响因素，也会发生动态变化。

关注到区域经济韧性动态性视角的实证研究多从时间维度探讨区域经济韧性影响因素的变迁。第一，由于经济危机的特性与影响范围不同，区域应对不同类型危机的韧性表征也具有多变性。例如，谭俊涛等人的研究表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第二产业专业化程度有助于提升区域经济韧性，加快经济恢复力；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第三产业专业化程度对区域经济韧性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59]。第二，区域经济系统抵御风险能力也是动态演化的。以城市群为例，2011至2018年间，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对外部风险的适应能力逐年递增，而珠三角城市群的适应调整能力则波动上升^[60]。第三，区域经济系统存在内生动态变化过程，因此区域新增长路径形成或外部政策干预可能会对区域经济韧性产生长期影响。例如，王鹏飞等人基于“迟滞”理论的实证研究表明区域经济系统中新增长点的形成以及增长点的持续扩大能有效提升区域经济韧性；但是如果刺激增长点的行政手段过猛则可能导致产业结构异变从而不利于长期保持区域经济韧性^[61]。

Martin等人认为以产业结构特征、区域劳动力市场、金融制度安排、区域发展政策为表征的区域经济系统多主体互动会对区域经济韧性产生重要影响。实证研究中，大多文献从人力资本^[62]、劳动力结构^{[63, 64]}与劳动生产率^[65]、金融约束^[66]、区域创新^[67]、空间集聚^[68]等视角探讨了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并没有具体分析区域经济主体互动对区域经济韧性的重要作用，较少关注政府、政策制定者、企业等经济主体的行为。

在以金融危机为大背景的区域经济韧性研究中，部分研究关注了企业与劳动力互动下的区域经济韧性形成。例如，Diodato等人基于荷兰数据的研究指出如果企业本地化的大部分供应链更不容易受到外部需求冲击带来的影响；与此同时，下岗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被重新吸收的速度显著影响了区域经济恢复能力^[41]。其研究回应了区域经济韧性框架中市场主体间的互动，即区域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相互作用，如果劳动者技能组合更契合与本地产业组合，区域经济系统也倾向于表现出更强的经济韧性。Billington等人基于挪威企业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企业—区域关联通过强烈的区域认同得到体现。企业通过培养区域劳动力增强区域经济韧性，并获得该地区其他企业、政府机构等参与者认可^[39]。

新冠疫情大流行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波动使得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政府行为对区域韧性的重要作用^{[51, 69, 70]}。现有研究表明，政府治理能力显著提高了区域经济韧性^{[48, 49]}水平。具体的政策制定也直接关系到政府与其他经济主体的互动，从而影响区域经济韧性。例如，Gong等将战略耦合与区域经济韧性相结合，分析了浙江省提出的“链长制”供应链管理模式对新冠疫情下区域经济恢复的重要作用^[51]。“链长制”强调政府主体对企业主体的定制化政策服务。研究表明，由地方政府主导、协调的“链长制”能够从价值链调整（value chain adaptation）、价值增益与捕获（value enhancement and capture）以及市场形成（market formation）三大角度整合战略耦合与适应性韧性分析框架。在战略耦合过程中，“链长”需密切关注企业动态、劳动者动态以及劳资关系动态，从产品生产、进出口贸易、劳动力匹配、惠企政策、央地关系等角度实现区域经济系统的完善、重构，提高价值链韧性，从而更好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

不论区域被视为一个各种行为发生作用的容器，或是人社会活动的集合，其都是有空间尺度概念的^[13]。现有区域经济韧性实证研究已经涉及大尺度的国家、区域^{[71, 72]}，到城市群^[73]与城市^{[74, 75]}，再到更小尺度的社区^[76]、产业集群与工业区^[77-79]等。在国家与地区层面，宏观经济因素对区域经济韧性存在显著影响。例如Crescenzi等人发现对欧盟国家而言，经常账户财政盈余是国家经济韧性的重要保障。但如果着眼相应国家内部的重点地区，人力资本以及核心产业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71]。相关结论在针对中国省份经济韧性的研究中具有一致性^[80]。在城市群与城市尺度，区域经济韧性的分异更为显著。例如，李连刚等人以黄河流域91个地市单元为研究对象，发现相关多样化、政府治理能力、第三产业比重等因素能够显著提升区域经济韧性^[81]；黄若鹏等人对黄河中下游地区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则发现第三产业比重影响为负向效应，其强度呈自西向东的递增趋势。由此可见，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具有地理空间上的异质性，这也为探讨特定地区经济恢复策略、创新能力提升等提供了可能^[82]。例如，一些学者相当关注老工业城市与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问题，提出这些城市适应能力及适应模式的差异造成了长期以来不平衡的区域经济韧性水平^[83]。资源密集型城市在应对不同的危机时其表现也有较大差异^{[53, 84]}。通过区域经济韧性分析，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资源密集型城市转型发展中的瓶颈与障碍^[85]。

除空间尺度外，现有研究也开始从网络韧性角度挖掘区域经济韧性的微观基础，以实现宏观—微观尺度的统一。第一，网络韧性代表区域内部要素相互联结的能力，重要节点承担了串联全局作用。Tóth等人基于欧洲269个大都市区的研究发现，区域专利合作网络韧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区域经济韧性；如果在仿真过程中抹去特定节点，区域知识合作网络将瓦解，严重破坏当地经济内部的相互依赖关系，从而阻碍经济表现^[29]。相似结论在交通网络^[86]、电力网络^[87]等对区域经济韧性影响作用研究中也有体现。第二，复杂网络本身的结构对区域经济韧性有显著影响。基于上市公司股权网络^[88]、交通与信息网络^[89]、城市经济网络^[90]的实证研究均表明层级性、异配性、连通性等网络特征通过影响危机、风险的传递方式，从而对区域经济韧性形成与维持具有重要作用。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学界涌现出大量区域经济韧性研究文献，且中国学者在其中的贡献越来越显著。从现有理论进展看，区域经济韧性研究逐步从均衡论视角下的工程韧性、生态韧性，转向演化论视角下的适应性韧性，并且产生了区域经济韧性动态性、多主体互动性以及多尺度融合视角。在理论基础上，本文梳理了区域经济韧性的内涵以及视角转变，发现区域经济韧性研究具有人文地理学典型的多视角特征。区域经济韧性研究在工程学、生态学、演化经济地理等理论框架基础上形成了多元研究视角。在实证研究上，大量文献以金融危机为切入点，系统分析区域经济系统在危机冲击下的抵抗力与恢复力，并探讨了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地方制度等因素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在以新冠疫情为背景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需要重视政策制定者对区域经济韧性的作用。他们通过将经济韧性与战略耦合等框架相结合，为经济韧性研究提供了新的活力。总之，区域经济韧性领域的理论、实证研究正呈现出动态性、多主体互动性、多尺度融合等新视角。

目前的区域经济韧性研究也存在继续发展的空间。第一，区域经济韧性研究文献对于危机本身性质的讨论不够充分，导致区域经济韧性的形成机制尚未厘清；尤其是现有实证研究面对不同的外部冲击往往采用相似的方法测度经济韧性。例如，Martin等人提出的反事实分析法（counterfactual analysis），能够通过就业数据、GDP数据等较好地反应区域经济韧性，但是在不同冲击（如金融危机与新冠疫情）背景下，经济数据变化背后的逻辑也是不同的。因此，未来的区域经济韧性理论、实证研究需从危机本身性质着手，在当前危机管理、风险管理、行政管理研究对危机分类的基础上探讨区域经济韧性的形成与作用机制。第二，现有文献对区域经济韧性框架下行为主体互动的探讨相对较少，大多文献倾向于从市场角度阐释区域经济韧性的决定性因素，但少有文献集中在政府治理能力对经济韧性的影响作用上，没有系统性展现政府、政策作用在区域经济韧性问题上的影响效力。未来的研究需加强对行政主体等非市场主体的关注，继续挖掘战略耦合视角下区域主体相互作用。尤其是在探讨中国区域经济韧性问题时，需着眼于中国特殊的行政架构及其背后的央地关系。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政府部门视为代理人不同，中国特殊的政府组织体系、官员晋升制度等或将为区域经济韧性形成、发展、影响提供新的路径机制。第三，现有研究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动态性、多尺度融合视角关注不够。部分研究虽然指出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随宏观经济大背景变化，但较少聚焦区域主体本身对危机的学习与防范，也没有厘清特定尺度下微观网络层面韧性形成机制。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将区域经济韧性视为一种区域资产，分析区域经济系统及其内在网络结构如何在危机下自组织、自调节，并积累防范危机的经验。结合上述三点，本文认为，经济韧性研究应系统借鉴关系经济地理、公共管理、行政管理、企业管理、复杂网络等分析框架，在对多种外部危机异质性分析的基础上探讨行为主体通过风险识别、危机应对、事后学习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动态影响机制，更好地将区域经济韧性作为一个过程加以审视。

最后，区域经济韧性研究对中国发展意义深远。第一，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经济韧性差距较大，面临的风险挑战不尽相同。多尺度区域经济韧性形成要求各尺度单元系统研究如何通过区域产业重构、全球—地方互动实现地区经济韧性提升。第二，当今全球化时代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多，尤其是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国际摩擦等突发事件带来的连锁波动破坏力极大。新冠疫情、逆全球化趋势等带来的经济风险波及面广，复杂性强，中国尚需提高区域经济韧性水平，吸收负面冲击，并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形成具备调整能力的产业结构布局。第三，中国特有的制度优势能充分发挥政府治理与政策制定在提高韧性过程中的作用。以政府为主要参与者的多主体互动过程或将系统提高区域经济韧性水平，增强中国经济在不确定环境下的稳定性。

注释：

① 具体筛选条件如下：主题选择“economic resilience”, 将精炼依据设为“Business Economics”, 文献类型选择“论文”，按国家地区筛选后以年为单位汇总。需要注意的是，国家地区的是文章作者设定的，并不代表行文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