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 南京 211189;
3. 中国旅游研究院 武汉分院, 武汉 430079
2.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3. Wuhan Branch of China Tourism Academy, Wuhan 430079, China
城市滨水地带是城市发展的重要依托,工业革命后,成为重要的制造业、运输业生产空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交通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滨水地区的生产功能逐步衰退。中国20世纪90年代迎来城市滨水空间复兴和再造的浪潮,虽然比发达国家晚了约40年,但发展迅猛。较大规模城市滨水公共游憩空间纷纷建成、开放,使城市滨水地带逐步从生产和防洪空间向游憩、消费空间转型。这种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构筑物相互交融的城市开敞空间既是城市中“人—地”关系紧张的集中体现,也是城市中复杂“人—人”关系的物化表现;既是城市实现“主客共享”的典型场所,也是协调城市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实现居住正义的重要保证[1, 2]。作为城市发展转型和变革的典型代表,城市滨水公共游憩空间的生产经历了什么过程?发生了哪些变化?推动这一过程和变化的主要力量是什么?他们之间存在哪些矛盾?体现了怎样的社会关系转变?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3]。因此,城市滨水空间的游憩化转型已成为规划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的研究热点[4-6]。
目前关于滨水公共游憩空间的研究集中于规划设计[7]、政府决策[8]、治理模式[9]、遗产保护[10]、社会效应[11]、地理过程[4]等方面。虽然城市滨水公共游憩空间的生产过程,既是物质空间的生产过程,也是社会关系的生产过程,但已有研究多从整体上关注其结构和演化及其对游憩福祉、城市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多为实证主义的“物化”空间研究,呈现狭隘的“科学主义”倾向[12];而对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和作用关注不足,对游憩空间发展的现实需求关注不够,缺乏空间价值判断,忽视了塑造“空间”的政治和社会关系。因此,有必要借鉴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社会矛盾分析、空间话语主体微观分析等手段,系统分析和把握这一特殊空间被多种要素和力量重塑的过程和机制。
空间的生产理论(the production of space)旨在通过空间矛盾揭示社会权力,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重要理论[13, 14],也是认识人造空间演化过程和社会结构的重要方法[15]。城市空间的建构是最具代表性的空间生产研究领域[16, 17]。城市游憩空间的生产是城市各种力量对空间的重塑,是城市旅游目的地社会结构和空间关系形成的过程;既包含资本、权力对旅游空间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也包含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等参与游憩系统的过程[18, 19]。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组”(the spatial triad)理论是空间生产研究应用最广泛的经典理论之一;其中,空间的解构成为研究不同属性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基本途径[20, 21],在非常规空间的产生过程[22, 23]、权力与资本对空间[24, 25]的塑造和侵蚀、空间效应分析[14]等领域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生命力。列斐伏尔倡导回归人的价值本真的空间的生产,批判使人异化的文化工业,指出其导致了个人日常生活空间的不断压抑。而中国的土地制度、资本循环等国情孕育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空间生产范式[16, 17],值得关注。
基于此,本研究以武汉市“两江四岸”为案例地,关注有别于非公益性和非游憩性空间的公共游憩空间的生产,尝试还原和再现城市滨水公共游憩空间生产的过程,分析其机制,揭示城市滨水游憩空间生产的客观特征,把握城市内部大规模公共空间塑造的一般规律,多视角梳理城市内滨水空间的规划、管理所面临的矛盾,为该类空间的建设、管理与城市协同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2 研究对象、方法与过程 2.1 研究对象武汉市是我国滨水公共游憩空间开发与建设最早的城市之一[26],截止2020年末,武汉市内成规模的公共滨水游憩空间至少40多处。案例地“两江四岸”由长江、汉江沿岸的汉口江滩、武昌江滩、汉阳江滩、江汉江滩四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连接的滨水绿化带及毗邻的龟山、江汉关、晴川阁等景点组成。自上世纪90年代末,武汉市政府开始汉口江滩的建设,开启了将长江滨水空间资源进行游憩化开发的历程。2010年后,随着汉阳江滩、江汉江滩等项目的实施,“两江四岸”滨水公共游憩空间串联为一体。2014年4月,武汉市政府决议借用《尚书·禹贡》中的“江汉朝宗于海”,将从鹦鹉洲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的长江段以及从江汉一桥至龙王庙(汉江的入江口)的汉江段及其滨水区域命名为“江汉朝宗旅游区”。该区域面积约17 km2,其中滨水区域面积约4 km2(图 1),是开放的滨水休闲旅游和公共游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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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范围 Fig.1 The Scope of Research Area |
文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首先,于2018年5月10—22日和2020年12月通过实地调研,包括对游客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获取了研究区景观建设和管理现状、游客行为活动的第一手资料——近4万字的调研笔记。其次,针对不同空间生产主体,综合使用访谈法、(非)参与式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和档案研究法[25]等,收集参与研究区规划、管理的单位部门的各种二手资料,将其归类、登录、编码,整理出文本、图文和规划文本数据库。最后,针对不同类属、形式和性质的数据资料,分别采取批判性语篇分析、“循环往返”的资料分析、舆论推断统计、类属归纳分析等方法[27-29]发掘文本和图像资料的内涵,再现滨水公共游憩空间生产的过程,并揭示其机制。
2.3 空间生产主体的界定后现代语境下,社会空间的塑造内化于空间主体之中;这些空间主体交互作用进行或强或弱的空间生产[27]。他们进行空间生产的过程在不同阶段的作用不尽相同,可以说他们在列斐伏尔三元组(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每一组分的形成过程中要么是“主动创造者”,要么是“被动参与者”,相互博弈,互相妥协。因此,可以借鉴福柯的微观权力观察和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将在空间生产过程每一环节中对立的空间主体区分为规训者与反规训者,来清晰阐明这种博弈和妥协过程,明晰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规训”(disciplinary)一词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中表达自上而下的权力传递[30],不仅具有校正、惩戒等色彩,还包含纪律、教育、训练、标准等意蕴;与此相对,“反规训”(resistant)是针对规训力量的个体和集体回应。据此,可以将规训者界定为空间规则的决定者、空间利益分配的最大受益者和空间规划的构成性中心,他们是对空间规划、变更、建设、决策等过程具有支配作用且塑造核心观念的利益主体,如政府、建设单位、开发商、管理机构等规划主持方、规划建设方、空间管理者;他们一般能利用其所拥有的话语权优势,在空间生产的不同阶段,成为对空间起到支配作用的上层力量。同理,将反规训者界定为自身空间权力相对较弱,在生产过程中通过行动彰显对空间的实质诉求的利益主体,如规划执行单位、动迁居民、游客等规划建设方、建设执行冲突方、其他利益相关者;他们可能既是空间规则的首要服从者,也可能是既定空间利益分配的受损者、空间规划的被忽略者和空间利益表达的失语者,在空间的生产过程中成为相对服从的下层角色。
3 滨水公共游憩空间生产的过程再现案例地滨水公共游憩空间的生产经历了三个阶段——游憩化规划、水岸重塑、流动秩序实践(表 1)。在这三个阶段中,权力与资本互相角逐,多元主体对空间关注、控制的能力与作用交织变化,即在同一个阶段,不同主体的主观诉求和社会角色不同,同时,相同主体在不同阶段出现身份转换和话语转移。因此,可以通过分析不同主体发言或发声的文本、资料等,重现案例地“构想的空间”、“感知的空间”与“生活的空间”生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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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列斐伏尔空间三元组在滨水公共游憩空间生产过程研究中的应用方式 Tab.1 The Application Model of Lefebvre's "The Spatial Triad" |
空间规划是概念空间的生产,在本案中是对滨水空间原有自然要素和特征进行重新定义并整合形成规划文本的过程,是规划经营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对空间进行表征的集体活动。在此过程中,空间规划的主持单位牢牢把握将滨水地带游憩化的构想,呈现出一个休闲化的滨水空间蓝本,而水利、交通等部门和规划执行方作为反规训者,表现出了与规划主导相矛盾的空间构想。
3.1.1 规训者:构想“江汉朝宗”“两江四岸”游憩化转型的规划历经近30年,由最初的尝试、探索到专门的规划、设计,游憩化思想逐步明朗。在此过程中,武汉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是主导空间权力的主体,充当规训者的角色,具有支配空间构想的力量,通过制定一系列规划和出台相关政策法规(表 2),引领和主导了滨水空间的游憩化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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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武汉市“两江四岸”构想过程中的规划和相关政策 Tab.2 Related Planning and Policies about Liangjiangsian Waterfront Public Recreation Area |
“两江四岸”的游憩化转型缘起于生态功能提升改造规划。区内的汉口江滩、武昌江滩和汉阳江滩原本分属不同码头、内河航道和仓储管理部门①。历经1954年、1987年、1998年等多次长江沿岸大堤加固工程后,《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20)》明确提出,要将武汉建设成为具有滨江、滨湖特色的现代城市,并明确了在主城区发展包括旅游在内的第三产业的目标,但此时确定的发展旅游的重点水域是东湖、龙阳湖、南湖,而将“两江四岸”区域定位为武汉金融贸易区,重点设置金融、贸易、保险、信息咨询机构,配套开辟绿化用地和建设公共广场;但同时提出将一环以内的工业、仓储外迁,强化“龟蛇锁大江”的城市意象中心,保护山水景观轴线,体现山河交汇、人文荟萃的城市特色。1999年武汉市对城市滨水区的开发利用进行立法,拉开了“两江四岸”绿化和生态建设的序幕。这时,政府首次将长江两岸列为生态、城市绿地,着重进行生态保护式的“花园城市”建设,逐步形成了滨水地带游憩化开发的思路。
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分别于2001年、2002年主持完成了《汉口江滩一期工程详细规划》《汉口江滩二期工程详细规划》的编制,这标志着“两江四岸”地区进入探索性规划过程。在这两个滨江工程规划中,更多游憩要素被纳入景观规划中,如厢廊式防汛墙、三级防汛可浸入式景观带、江滩夜景等;这些当时国内领先的设计理念成为武汉市滨水空间游憩化改造探索的重要标志。此后,武昌江滩和汉阳江滩的详细性规划分别于2001年和2005依次出台②,而且注重突出各自的特色,如武昌江滩突出历史文化,汉阳江滩主打运动休闲;这样,逐步在“两江四岸”形成了一个“拼图式”的游憩化规划区域。
2008年,国务院《关于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1996—2020)》明确要求“将武汉建设成为具有滨江、滨湖特色的现代城市”,开启了武汉市政府利用滨水资源塑造城市形象、发展城市旅游的新篇章。2014年2月,武汉市政府宣布启动酝酿已久的“两江四岸”地区文化旅游资源整合规划,打造江汉朝宗旅游区,建设以长江游览为主题的开放式国家5A级景区,并于11月成立了江汉朝宗景区管委会。规划涉及23个责任单位和40余项工程,其中,原武汉市旅游局和旅发投集团牵头客运码头改造、长江实景演绎等近半工程项目。2015年底原武汉市旅游局、国土规划局联合编制了《武汉市两江四岸旅游总体规划》和《两江四岸重点旅游区控制规划》,2018年原武汉市旅游局组织编制了《江汉朝宗旅游区总体规划》。至此,完成了“两江四岸”到“江汉朝宗”游憩化构想的全过程。在历时20余年的规划过程中,旅游局及相关单位逐步从配合地位转移到支配地位。
3.1.2 反规训者:矛盾的话语差异尽管地方政府计划在滨水地带发展旅游,但由于长江及其岸线兼具城市交通、生态、航运等重要功能,因此,水利、商业、交通等部门对这一空间的认知和诉求有所不同,从而充当了与规训者构想相左的具有“间接竞争”关系的反规训者角色。一方面,受到定势甚至僵化思维的影响,这些部门可能不仅不支持而且会反对“两江四岸”地带游憩化发展的思路,形成与游憩化规划截然不同的空间表征。如在《武汉市两江四岸旅游总体规划》及控制性规划评审过程中,交通主管部门对规划提出的长江大桥游憩步道、长江两岸水上巴士线路等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认为这些规划如果执行有可能隔断城市通勤;又如生态保护规划将长江沿岸划为限制建设的滨水生态缓冲区;正如武汉市水务局总工程师丁心红所说的“当初规划建江滩首先考虑的是防洪保安,其次才是给市民一个休闲的好地方”。这致使旅游、游憩相关设想在众多不同类型规划中,一直处于相对次要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滨水空间的权属复杂,涉及港务、航运、码头、市政建设等多部门,如水务局、航道局等单位在长江中设有众多航道和水利设施,汉口滨江部分地区属于军事管理区交通部长江航运局等上级权力机构等;因此,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强有力的机构或机制实行统一构想,致使游憩化规划落地困难。另外,在游憩化规划编制的过程中,乙方规划单位会把一些自我意识和偏好融入规划之中,给景观、布局等蒙上少许个人色彩,形成“直接合作”式的反规训。
3.2 水岸重塑:“感知的空间”的生产工程建设单位以构想的空间为蓝本,完成有形物理空间——水岸的发掘与重塑,实践现代空间的生产,是空间生产的规训者。而该空间中原有的渔民、工人等“空间原住民”的利益受到影响,诉求得不到满足,成为空间建设实践过程的反规训者。
3.2.1 规训者:“有形的生产”依据上述规划构想的空间蓝本,武汉市政府牵头组成拆迁专班,在城建局、水利局、城投公司等二十多家单位的共同努力下,于2001—2006年实施了汉口江滩防洪及环境综合整治一、二、三期工程,经历了从“探索式建设”到“示范式建设”,再到“拼图式建设”“缝合式建设”的渐进过程(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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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规训者的空间构想与行动 Fig.2 Spatial Conception and Action of Disciplinarian |
汉口江滩综合整治一期工程于2001年11月至2002年9月完成,为“探索式建设”,完成了土地征迁及近12万m2的建筑物拆除以及18家企事业单位和301户居民的外迁,建成了全长1.04 km、面积达42万m2的江滩一期,在确保城市防洪安全的基础上,塑造了一个文化、旅游、休闲的新空间。汉口江滩一期建成后,多次被《人民日报》《长江日报》等重要媒体报道(表 3),成为全国同类滨水区改造关注的焦点。如“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视察汉口江滩,给予高度赞扬,称赞汉口江滩体现了水利建设、城市建设的新理念,值得全国其他城市学习和借鉴……”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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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汉口江滩一期建成后的一些重要媒体报道 Tab.3 Some Key Media Reports on the Initial Construction of Hankou Jiangtan |
受到一期建设的鼓舞,汉口江滩二、三期于2002年12月至2006年1月完成,成为引领全国滨水空间的“示范式建设”;完成了从粤汉码头至后湖船厂全长6.0 km、面积达182万m2的水岸空间建设,涉及22万m2建筑物、79家企事业单位、近4万人和5座货运码头的拆(动)迁以及一系列亲水平台、休闲广场、体育设施、文化小品、生态游园、湿地景观的建设。而后,汉阳江滩、武昌江滩、青山江滩相继建成,构建起一个集防洪、休闲、社交、游憩、健身于一体的大型城市公共游憩空间,形成了江城独具特色的“城市客厅”。
2008年以来,武昌、汉阳江滩开始了连接整合水岸的“拼图式”与“缝合式”建设,包括:打破工程之间的隔断,实现交通连接;在江滩各段新建公共运动和休闲设施;对沿岸场所和设施进行去生产化改造,如将武汉客运港建筑改造为武汉科技馆等。2014年初,为了创建“江汉朝宗” 5A级旅游景区,改造了江滩、武汉科技馆、江汉关、晴川阁,建造了横渡长江博物馆、江滩大舞台等设施,实施了长江、汉江沿岸亮化和绿化工程。2016—2018年,又取缔非法码头122个,关停堆砂场364个,借2019年武汉举办军运会的契机,拆除了武昌江滩的大型广告牌,配备了14座游船码头,实施了长江两岸灯光秀改造和“沿江三公里”亮化工程。
这一系列建设产生了非同寻常的社会效应,大大提升了武汉的“江城”形象。独具特色的“城市客厅”在长达数十公里的水岸铺开,从视觉上、功能上赋予城市居民崭新体验,使长江从城市地理中心进入城市心理中心。正如边沁所言“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建成的水岸以有形的形式给予原本处于这一空间权力边缘的大众在新空间开展新活动的可能性。
3.2.2 反规训者:行动与回应“江汉朝宗”管委会于2014年挂牌成立,使空间内原本分散的权力得到了规训。被规训的各类“空间原住民”对这个空间的意义具有独有的理解和感知,更有自己的诉求,成为被重塑新空间的反规训者,传达着自身话语下的表征空间,并通过具体的微观空间实践,对上述空间的生产进行回应、抵抗、甚至反噬。主要有三类群体:
一是长江沿岸渔民、码头工人及生产单位员工和家属。他们有的以船为家,以江为生,以水岸为心理边界,对水岸空间和水上生活难以割舍。正如汉江上最后的“水上人家”船主所说:“码头、趸船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8年了,真的舍不得”④。但大部分都能顾全大局,如前述船主所说:“为长江保护这个大家,必须要舍得我这个小家。”④
二是建于江滩内的商业地产投资人及业主。如作为江滩建设的“试点”建成于1993年的宏光大厦位于汉口粤汉码头江滩内,虽为“五证”不全的违法建筑,市政府2001年下达拆迁通知后,直到2004年8月才爆破拆除,长期横亘在汉口江滩一、二期之间,与江滩美景极不协调,因为个别业主提出的拆迁费过高,延迟了该楼的拆迁⑤,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汉口江滩二期和三期的竣工周期。这样非公性质的资本和权力力量参与其中与规训话语之间产生了临时性博弈,最终反规训空间被公共力量所湮灭,但也让建设单位付出了代价。
三是武汉市本地居民等游憩主体。他们身处岸上,与水岸疏离,广泛存在与规训者项目建设意图相悖的空间感知,表现为对景区空间概念的认知缺失或模糊。调查发现,近七成游憩者身处“江汉朝宗”这一概念空间内却不自知;少数通过网络或新闻等听说“江汉朝宗”的游憩者对其位置、范围和意象的认知也很模糊⑥。
3.3 流动秩序实践:“生活的空间”的生产根据列斐伏尔,一个公共空间的最终形成既缘于社会性的表征过程,也与个人“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分不开。各级政府、新闻媒体和社会群体作为规训者,引导和传播价值观,实施“有声的生产”;而广大空间使用者则通过日常生活中的集体活动、节庆、仪式等身体实践,以自身的逻辑生产表征空间[31],表达“无言的生产”,传递出与规训空间或吻合或不吻合的话语表达;最终共同在这个空间上形成一种流动的日常秩序。人的活动让空间活化,让“两江四岸”从一个冷冰冰的建筑工程变为具有烟火气息的生活着的空间和开放的“民众乐园”。
3.3.1 规训者:“有声的生产”武汉市政府将“两江四岸”塑造成一个传达区域文化精神的符号空间,即通过江滩“两型”社会展示区、节水博物馆、大禹文化园、江滩大舞台、长江诗廊等项目建设,构建代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祖国建设新成就的景观与新时代的价值符号,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的成就。这些景点频繁被宣传报道,成为武汉向世界展示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和气魄的窗口,成为规训者所构建的“公共秩序”的根本(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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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近年来“两江四岸”所举办的重要节事活动 Tab.4 Some Important Events Recently Held in Liangjiangsian, Wuhan |
企业资本和社会团体也参与其中,使广告、宣传、文体活动在这一空间内竞相开展,把“两江四岸”变为塑造城市生活价值的展示空间。2003年后,汉口江滩迅速取代洪山广场等成为城市集会的重要场所和城市价值的展示空间,吸引大量定期和不定期的重要活动在这里举行。列斐伏尔指出,表征空间不仅是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空间,也是艺术家、作家和哲学家的空间[32]。仅2020年,“武汉解封仪式”“最美的夜2021bilibili跨年晚会”等一系列重要活动均在江滩举行,使“两江四岸”成为武汉向全世界传递城市价值的最佳场所。市民自发地在此参加或举行各种节庆、艺术活动,生产出独特的日常社会文化空间;这种生产不仅是“有声”的,更是有力度的。
3.3.2 反规训者:“无言的生产”根据德赛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居民在使空间充满活力和具备某些特殊功能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31, 33],他们通过个人具身实践和群体身体实践塑造空间的社会价值。
对近200篇“两江四岸”游憩者的网络游记进行的话语和情感分析表明,这一游憩环境中的个人具身实践不同于主题乐园和其他消费性场所,呈现高度平民化、日常化特征,而且游憩者感知和情感都以正面、积极为主,但较为平和;这说明“两江四岸”已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休闲空间,也表明自上而下由政府等规训者主导的空间表征在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同时,也迎合了个人和集体的空间和日常活动需求,从而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促进了“日复一日”、动静结合、节奏明显的公共秩序的逐渐形成(表 5)。这样,政府等规训者与居民个体共同将城市公共空间“生产”为市民日常生活的第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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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两江四岸”动态和静态的群体实践的时空联结 Tab.5 The Spatiotemporal Connection Between Dynamic and Static Group Practices in Liangjiangsian, Wuhan |
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群体活动在公共游憩空间的生产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相比个人具身实践行为的随机性、差异性和价值观多样性,群体活动更具时间和空间的节奏性,如静态的群体实践集中在广场和游憩小品周围,而动态的群体实践集中在运动场、交往空间,而且随季节变化呈现空间转移和节奏变化;同时,群体活动具有一定的空间尺度特征和一致的价值观倾向,集体表达了居民对社会空间的主流文化表征和价值判断。
可见,不同社会尺度的身体实践在空间中交织,形成流动的秩序,构成“无言的生产”。
4 滨水公共游憩空间生产的机理阐释近30年间,武汉市“两江四岸”完成了从传统城市制造业、航运生产空间向滨水公共游憩空间的转变,这一转变是规训者与反规训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空间自身再生产的结果。武汉市政府作为普遍的规训者,为了凸显城市个性和精神文化,增加城市财富和经济利益,从而彰显城市综合竞争力,利用规训力量,不仅通过“有形的生产”完成了物理空间的建设,实现了“概念”空间向“现实”空间的转变,而且通过媒体官方话语、仪式、节庆活动等搭载的“有声的生产”引导规划方、社会资本、原住居民、游憩居民、社会群体在此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实现了自上而下的趋同性空间再造。在空间生产的不同阶段,这个主导力量作为“明线”促成了规划乙方、社会资本与社会群体的直接合作(图 3)。而全球城市竞争发展的趋势、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两型社会”建设的时代背景是推动这一过程的外部力量,武汉市政府作为“传声筒”利用一系列地方历史和文化符号表达、群体身体实践等多种手段引导大众的游憩需求和城市价值观,并将其推崇的城市个性和精神文化贯穿于并渗透到“两江四岸”公共游憩空间的生产中,实现权力规训的作用。而在权力的另一端,游憩居民、原住居民和社会群体作为反规训者,面临城市空间功能转型和国际化旅游消费兴起的双重变迁压力和影响,为了维护或实现自身利益和权利,通过抵制、博弈、调适、顺应、消费进行着异质性的空间实践;这条自下而上的“暗线”引导了日常环境和表征空间的形成。因此可以说,正是不同空间生产主体相互作用、相互博弈形成的两种不同力量在协同、抵抗和融合中达到平衡,推动了“两江四岸”滨水公共游憩空间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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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武汉市“两江四岸”滨水公共游憩空间生产的机制 Fig.3 The Mechanism of Production of the Waterfront Public Recreational Space in Liangjaingsian, Wuhan |
具体来看,在“两江四岸”滨水公共游憩空间的生产过程中,政府、新闻媒体、社会群体、个人(居民)四类权力主体之间存在明暗交织的“诉求—行为—策略”的作用关系(表 6),不同主体在同一空间中表现出了差异化的关系形式。除却前述两条线中关键的政府和居民外,新闻媒体与社会群体成为空间概念传播并促成社会认知的重要力量,在政府与居民之间扮演了“中介者”的角色,传递了官方“打造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公共休闲旅游目的地”的空间意图。同时,通过报道权衡竞争者与合作者的关系,为其发声,并引导居民通过自下而上的多种途径参与到这个物理空间的日常建构中,推动了公共空间从物理空间向具有生命力的社会和文化空间转换,使之成为反映本地文化精神和公共日常生活状态的“活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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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武汉市“两江四岸”各主体“诉求—行为—策略”作用关系 Tab.6 Different Subjects' "Appeal - behavior - strategy" Relationship in Liangjiangsian, Wuhan |
结合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和福柯的空间权力学说,以武汉市“两江四岸”为研究案例,利用质性研究方法,建立起贯穿空间规划、建设、管理和使用全过程的解构思路,从“规训者—反规寻者”对立统一的视角分析了武汉市滨水公共游憩空间生产的过程和机制。结论如下:
第一,武汉“两江四岸”公共游憩空间的生产并非一蹴而就、一帆风顺,而是规训者与反规训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空间自身再生产的结果。首先,这是一个在规训力量主导下的不断探索过程:游憩化规划(空间的表征主导)经历了从尝试到探索再到明确的过程;水岸重塑(空间的实践主导)历经了从探索式到示范式再到拼图式和缝合式建设的过程;流动秩序实践(表征的空间主导)是不断通过媒体力量传达地方文化精神和空间社会价值的过程;才将相对封闭的生产、生活空间转变为完全开放的具有符号、展示和休闲功能的公共空间,促进了空间中流动秩序的形成。其次,这是一个在多种反规训力量作用下的博弈协同过程:游憩化规划过程中遭遇水利、交通等其他部门有别于游憩化发展的矛盾话语;水岸重塑过程中,遭遇动迁居民、游客等进行的博弈式空间实践和不同空间认知的表达;但流动秩序实践过程中,获得了游憩群体和本地居民通过个人具身实践和群体身体实践对该公共游憩空间的广泛认可。可见,只有对多元主体利益诉求和作用的关注对比分析,才能深刻理解公共游憩空间生产过程中所体现的空间政治和社会关系,才能透过表象看到本质。
第二,虽然武汉“两江四岸”公共游憩空间的生产既受到政府等规训者自上而下趋同性空间再造的驱动,也受到居民等反规训者自下而上异质性空间实践的回应,但政府作为强势的规训力量始终主导着这一空间的生产过程,不仅主导了空间的表征和实践过程,而且通过媒体宣传和引导主导了表征的空间实现过程;也只有政府主导,这一空间的公益性、游憩化方向才能在较漫长的过程中得以一以贯之。这是因为,城市滨水区域人地关系矛盾集中突出,承载了防洪、生态、交通、休闲游憩、景观营造、形象塑造、历史文化记忆等多重功能,涉及水利、交通、渔民、工人、游憩居民等多样利益群体,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这一代表广大人民利益和城市整体利益的规训者,才能协调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在保障基本公共安全需求的前提下兼顾多重功能,并不计投入(当然不一定完全合理或科学)地提供公共游憩空间这样的公共产品。
5.2 讨论本研究对城市滨水公共游憩空间生产的案例分析,是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在城市旅游/游憩空间生产中的应用和拓展,同时,结合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提出并明确了“空间三元组”每个过程中的“规训—反规训”主体及其间存在的矛盾统一的相互作用关系;这是对一般认为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是由规训力量支配的观点的反驳。同时,本研究通过“构想的空间”与“现实中的落地”的对比将空间规划与项目落地的具体过程区分开来;这与大部分运用列斐伏尔“三元组”的研究认为空间是资本主导下自发形成的观点和做法不同[27, 31],而如前说述,认为政府在公共空间的生产中起主导作用,强调空间生产领域公益性空间的正义性、合法性和特殊性,也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提供公共产品的优越性。
文章初步把握了城市滨水公共游憩空间生产的时空脉络、主要特征和社会动力,描绘了“两江四岸”地区城市日常生活、空间认知与人地关系的主要特征,将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纳入城市研究体系,为相关管理和规划人员进行旅游产品规划和设计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不仅有助于深化当代城市人地关系的理解,而且有助于合理评价城市公共空间生产中资本和权力的作用。同时,文章准确把握了滨水空间规划和管理面临的矛盾,也为城市针对滨水空间、公共空间、游憩空间开发的主要问题寻找社会力量、优化开发模式提供了参考依据。据此,在其他滨水空间改造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应注重媒体宣传、目的地推荐,引导本地居民参与游憩活动。同时,要坚持空间正义,拓展服务人群,以城市服务为切入点,给予景区更多自主权。
最后,文章以武汉市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特定空间的生产的案例研究,但研究区有一定特殊性。未来研究可结合访谈材料,使用对比研究和实证手段进行不同案例背景的人类学深描和民族志分析;同时,武汉市的滨水公共游憩空间形成了一种“拼图式”的生产格局,经历了相对复杂的生产阶段,今后可将传统的空间生产理论研究与社会网络分析、博弈论、场域理论等空间理论和方法相结合,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在不同阶段空间具象认识的变化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注释:
① 根据《武汉市城市规划志》等材料,两江四岸滨水空间一部分由交通航运设施、市政管道设置、建筑仓储设施占据,分属江岸港埠公司等单位,另外一大部分属于半开发和待开发的自然状态。
② 武昌江滩和汉阳江滩的规划分别于2001年和2005年进行详细性规划操作。
③ 来源:《武汉江滩建设纪实》,武汉文史资料2012年4月。
④ 来源:《“最后的水上人家”从汉江消失》,长江日报2019年3月19日刊文;《宏光大厦爆破:扫清江滩建设最后障碍》,楚天都市报2004年8月29日刊文。
⑤ 宏光大厦原属武汉市港务局在江滩上的违章建筑,1.2万m2的拆除任务于2004年8月进行,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汉口江滩二期和三期过程中的竣工周期。
⑥ 通过2018年5月在“两江四岸”滨水游憩空间进行的主要针对本地居民的实地访问问卷调研发现,在景区挂牌近四年后,近七成受访者尽管身处“江汉朝宗”这一概念空间的范围内,但既没有听说过“江汉朝宗”旅游景区的概念,也不知道自己正身处这个景区之中,几乎没有游客可以指出景区的确切位置和范围。相反,相比整体性的“江汉朝宗”,游客对于分割状态下的汉口江滩、武昌江滩和汉阳江滩认知更为准确、广泛。“汉口江滩”的关注度、认知度也要明显高于汉阳江滩和武昌江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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