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地位，将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奋斗目标。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在乡村，需要探索实践和持续推进^[1]。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是实现乡村价值、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环节^[2]。农户是农村生态环境的实践者，形成以农户为主体的多元共治是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根本路径^{[3, 4]}。研究农户参与乡村生态环境治理行为的发生机制对认识其内在驱动因素及作用机理，并以此创新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是多主体参与的公共环境行为，此种环境行为推进难度大^{[5, 6]}，从而得到学界长期关注和研究。学界从农户社会经济属性、外部制度环境因素、农户行为发生过程等三个方面开展研究。首先，不同社会经济属性农户的环境行为存在差异，农户社会经济属性成为探讨乡村环境治理开展较早且传统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相比环境认知，农户的土地面积、受教育程度、年龄等因素与其行为决策间存在更为显著的因果性^{[7, 8]}，文化程度和家庭收入高的农户亲环境倾向性更强^{[9, 10]}。将农户看作理性经济人时，其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与农村生态环境状况的相关性则更加显著^{[11, 12]}。另外一些研究发现，农户的环境质量感知及责任认知等因素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作用^[13]，农户对环境的关心水平与其环保行为呈现更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4]。因此，一些学者通过外部制度环境对个体认知、感知及其行为的影响探讨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发生过程。

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组织和制度环境建设对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模式构建及农户参与水平有显著影响。政府实施的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状况等间接性环境支持计划能够促进农户参与环境治理^[7]，政府和社区组织的直接性环保教育可以有效提升农户参与环境保护的意愿^{[15, 16]}。进一步地，政府质量、市场机制等社会资本和制度环境因素与环境治理绩效显著相关^{[17, 27]}，社会规范通过调节环境责任感、环境知识和技能增强农户的亲环境行为^[10]，社会网络、制度信任、人际信任等社会资本厚度与农户的行为表现为同向性特征^[18-20]。

通过制度、组织及机制建设，构建多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是实现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21-23]。然而，乡村环境治理行动的参与主体是农户，农户社会经济属性及外部环境可内化为个体行为过程及机制^[24]，农户行为过程分析成为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通过细化农户行为发生过程，相关研究揭示了农户参与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影响机理。乡村生态环境治理首先要实现多主体价值理念的突破，价值理念是农户心理感知和行为的首要驱动力^[25]。影响农户行为的心理因素可分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控制，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与农户的行为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6]，心理感知是影响农村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因素^{[18, 27]}，环境态度和内控观是环境认知和环境行为间的正向中介变量^[28]。由此，对乡村生态环境的认知、态度、内控观、价值观、敏感度、责任感以及情景变量等均是探究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发生的关键变量。然而，既有研究仅关注了其中的某个变量，或者关注了几个变量但并未分析农户行为的发生过程和内在机理，农户参与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变量作用机理及行为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探究。

综合已有研究，以群体性农户为样本时，农户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和外部制度环境对其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可内化为农户行为的发生过程及机制。基于此以及当前在农户参与乡村生态环境治理行为过程分析研究上的不足，本文试图在以下方面取得突破：以个体行为的发生过程为逻辑架构，将乡村生态环境的多要素多主体性与之相融合，构建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分析的理论框架；运用该理论框架，剖析美丽乡村建设中影响农户参与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环节和主要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开始从农户的视角研究农业环境问题^{[4, 24]}。伴随着国内社会科学研究从“国家与社会”向“制度与生活”即微观个体生活实践的视角找寻社会现象复杂机理的转向，以居民或农户生活实践的态度和感知为出发点研究乡村社会治理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29]。

在环境行为理论中，计划行为理论较有代表性。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态度产生行为意向，进而驱动个体行为，行为态度的强弱决定行为意向以及行为发生的概率^[30]。Guagnano等认为在个体环境行为发生过程中，外部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31]。受此影响，一些学者借鉴了消费者行为中的认知理论^[32]，将计划行为理论中的行为过程深化为“认知—态度—行为”，并成为环境行为研究的理论框架。Bodur等认为，较好的环境态度仅是环境行为发生的前提条件，个体对将要实施的环境行为进行价值判断，预期其行为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时才会付诸行动，这种价值判断称为内控观^[33]，是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中介变量。张文彬等扩展了行为计划理论，提出主观控制、感知行为控制和生态保护意愿等均属于内控观的范畴^[26]。由此，行为态度及扩展的内控观可表达为“感知”，既体现了对环境的满意度状况，又包括了价值判断后的行为意愿。为准确表达环境行为的参与性行动特征，理论框架中的“行为”用“响应”替代，即形成了“认知—感知—响应”的环境行为过程及逻辑。

基于此，借鉴相关研究^{[19, 20, 27, 28]}，本文设计了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分析的理论框架（图 1）。框架中，社会资本包括社会规范、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等因素，通过提升农户环境价值观和环境责任感，增强农户生态环境治理的认知和响应；环境敏感度、环境影响及容忍度、环境满意度等体现了个体环境感知；农户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响应通过行为意愿、行为自觉、政策评价等情境性变量体现。基于这一理论框架，分别从农户生产生活角度设计问题，作为环境价值观等9个观测维度的观测变量。

图 1(Fig. 1)

图 1 人口社会经济属性特征及分布 Fig.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Research on Farming Households' Eco-environmental Behavior Mechanism

农户参与乡村生态环境治理行为的发生逻辑是进行机制分析的首要假设。首先，农户生态环境治理认知是其生态环境治理行为发生的基础。其次，农户乡村生态环境治理认知一方面直接驱动其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即农户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响应；另一方面，农户的认知能够强化其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关注，并对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效和现状进行客观评价，形成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感知。最后，在生态环境认知的基础上，农户的生态环境治理感知驱动其进行自我行为规范并参与有组织的生态环境治理，即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响应。

农户参与乡村生态环境治理行为机制分析需要假定变量间的作用关系。一般地，当农户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现实价值和长远意义时，就具有了较强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意识。同时，较好的社会规范、社会监督及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条件下能够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治理认知。此时，一方面，农户能够自觉地保护生态环境，响应政府的环境政策，积极地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另一方面，农户关注生态环境变化及其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农户的环境敏感度得到提升，并形成更为客观的环境满意度和生态环境治理感知。农户良好的生态环境治理感知促进其积极响应并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₁：农户的生态环境治理认知正向影响其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响应；

H₂：农户的生态环境治理认知正向影响其对生态环境治理的感知；

H₃：农户的生态环境治理感知正向影响其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响应。

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机制分析的理论框架即是农户行为影响变量结构关系假设模型。模型中，生态环境治理认知和生态环境治理感知是农户最直接的心理认识和感知，是驱动其生态环境治理响应的外在直接因素。农户对生态环境治理的感知既受到生态环境治理认知的影响，也会进一步影响其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的发生。以上三个潜在变量及其相互作用路径构成了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行为机制分析的结构方程模型变量影响路径假设。

山东省2019年和2020年公布了两批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名单，日照市共有39个村庄入选。日照市地处山东省东南部，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生态环境基础好^[34]，居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强，适于开展本研究。2020年12月—2021年1月，调研人员前往日照市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农户、乡镇政府和村庄管理人员开展问卷调查及访谈，发放问卷430份，筛选获得有效问卷388份，有效率为90.2%。

调查问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被调查农户的社会经济属性特征和参加生态环境保护培训的情况。第二部分是对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认知、感知和响应的调查，共设计23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法设计问答题目，作为观测变量，各问题按“非常赞同/满意”“比较赞同/满意”“一般”“比较不赞同/不满意”“非常不赞同/不满意”分别赋值5—1分。第三部分为对农户、乡镇政府和村庄管理机构和人员的半结构式访谈。

整理样本社会经济属性发现（表 1）：年龄结构上，50岁以上样本占比为63.9%，可能与青年人外出务工有一定关系；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和初中学历为主，高中及以上学历人群也占有一定比重；不同人数的家庭均有涉及；在乡镇或村庄从事公共管理的农户占比达到17.5%；样本以家庭务农人员为2人的农户为主，能够保障基本农业生产活动的开展；家庭年可支配收入总体偏低，可能与被调查对象回答问题时持谨慎保守的态度有关；农户使用化肥和农药的年支出在各设定等级中均有涉及，且普遍倾向于通过增施化肥提高产量，而对于农药的使用相对慎重；另外，56.2%的农户参加了生态环境保护培训。总体上，样本包含了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类型的农户，多样性较好，随机性强，分布合理，数据可信度较高。

表 1(Tab. 1

表 1 样本人口社会经济属性特征及分布 Tab.1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s

表 1 样本人口社会经济属性特征及分布 Tab.1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s

探索性因子分析。为保证数据信息的全面性，模型中每个变量均设计了多个题目作为观测变量。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正态分布和信效度检验，确保数据的有效性。之后，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观测变量进行适用性检验，剔除异常数据和旋转因子载荷＜0.5的变量，初步精简模型，以保证结构方程模型的信效度检验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的运行。

结构方程模型是行为与社会领域量化研究的代表性方法，融合了数理统计分析中的因素分析和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广泛应用于群体态度、感知、动机等抽象问题的研究。本研究中，农户对生态环境治理的认知、感知和响应等3个潜在变量包含多个观测变量，形成多元回归矩阵，适宜于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

结构方程模型包括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部分。测量模型反映的是潜在变量和观察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模型反映的是潜在变量和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公式为：

(1)

(2)

(3)

式（1）和（2）为测量模型，（3）为结构模型。式中，x为外因关系变量组；Λ_x为外因观察变量在外因潜在变量上的因子负荷矩阵，反映外因观察变量和外因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y为内因关系变量组；Λ_y为内因观察变量在内因潜在变量上的因子负荷矩阵，反映内因观察变量和内因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η为内因潜在变量，B为内因潜在变量之间的影响，Γ为外因潜在变量对内因潜在变量的影响，ζ为外因潜在变量；δ、ε、ζ为测量模型的残差项。

检验数据信效度并修正假设是结构方程模型运行的前置步骤。通过信度检验，筛选与数据样本一致性较差即项目—总体相关系数（ITC）＜0.3的观测变量，对其核对或剔除。最终，各潜在变量Cronbach's α系数达到0.738以上，表明样本信度较好。效度是指观测变量对潜在变量测量的真实度。各潜在变量KMO检验值均达到了0.864以上，效度较好；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达到了0.000，拒绝各变量相互独立的假设，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观测变量因子载荷累计解释方差均达到65%以上，高于60%的标准，表明效度较高。信度和效度检验剔除2个不达标的观测变量，模型观测变量精简为21个。

运用AMOS17.0软件对样本数据及预设模型进行拟合，依据报告的“model fit”和“modification indices”中的数据，建立部分观察变量残差项之间的联系。整理修正模型输出的“model fit”部分代表性拟合度指标（表 2），除反映模型契合度的规范拟合指数（NFI）略小于标准数值0.9外，其他指标均达到了统计学标准。表明假设模型与样本数据的适配性、模型各变量间的适配度以及变量和模型的简洁度等均达到了统计学要求，具有统计学意义，构建的模型可靠，输出的结果具有分析的价值和意义。

表 2(Tab. 2

表 2 修正模型各拟合度指标结果 Tab.2 Test Results of Goodness-of-fit Indices of Modified Model

表 2 修正模型各拟合度指标结果 Tab.2 Test Results of Goodness-of-fit Indices of Modified Model

核校模型运行输出数据，整理各观测变量与潜在变量及各潜在变量间的影响路径系数估计并制图（图 2），分析观测变量与潜在变量以及潜在变量间的作用机制。

图 2(Fig. 2)

图 2 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机制结构方程模型变量影响路径系数估计 Fig.2 Parameter Estimation of Variables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1）生态环境治理认知的分析。各观测变量的显著性大体可分为3个层次，环境治理对村庄未来发展的认知（X₂）和对农户本身受益的认知（X₃）等两个变量对农户生态环境治理认知的正向影响较强；生态环境治理地位的认知（X₁）和生产生活排污的认知（X₆）对生态环境治理认知呈稍弱的正向影响；农药化肥地膜等土壤污染的认知（X₅）和农户应主动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倡议的认知（X₇）等两个变量对生态环境治理认知的正向影响最弱；路径系数为负值的变量仅有X₄，表示对村庄生活环境整洁性需要治理的认知。

从各维度来看，农户的环境价值观（X₂、X₃）对农户的生态环境治理认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生态环境治理对美丽乡村建设意义的认识上（X₁）仍有待加强。农户的环境责任感（X₅、X₆）对提升其生态环境治理认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体现在生活排污的浅层次认知上，在与农业生产收益相关的土地污染以及可能造成生活不便的生活环境治理（X₄）等方面的认知上有待提升。环境治理的社会资本（X₇）对提升农户认知的正向作用较弱。

访谈中发现，在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的过程中，农户对生态环境治理的认知首先基于该活动对其生活的便利性和生产收益带来的影响，不能积极主动地认识其对村庄未来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的长远意义，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人翁和主体责任意识有待加强。农户对政府、社区、村庄等制定的相关制度和开展的组织工作了解不足。表明环保倡议、社会监督、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本在提升农户生态环境治理认识上的作用仍有待强化。

（2）生态环境治理感知的分析。系数估计显示，村镇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体察民意（X₁5）和对生产性污染认识的感知（X₁₀）等两个变量对生态环境治理感知的正向影响较强；其次，生活环境变化（X₉）、生活方式自觉性（X₁₃）和村庄生态环境的满意水平（X₁₄）等变量对农户感知的影响为强度稍弱的正向影响；而环境整治对生活生产带来的影响（X₁₁、X₁₂）等变量对农户感知的正向影响显著水平较低。

各维度分析发现，环境敏感度（X₉、X₁₀、X₁₃）与农户感知之间呈现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农户对于自身生活方式与生态环境治理关系的感知较弱；环境治理的不利影响（X₁₁、X₁₂）与农户感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较弱，说明生态环境治理并未对农户生活生产带来较大的不便；环境治理满意度方面，生态环境状况（X₁₄）和政府主导性行为（X₁₅）等两个方面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随机访谈显示，美丽乡村建设以及生态环境治理带来了村容村貌的提升，农户对生活环境改善的满意度水平较高，对政府及相关人员的工作方式也较为满意。由此，农户生态环境敏感性有待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治理并未引起农户对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思。由此，进一步改进生态环境治理模式，提升农户环境敏感度，能够进一步提升农户的感知。

（3）生态环境治理响应的分析。模型中所有观测变量影响路径的显著性水平均达到了1%，说明各变量影响显著且均为正向，农户对于村庄生态环境治理的响应水平总体较高。但各维度间存在一定差异，对政府环境政策和倡议的评价较高（Y₆、Y₂），且显著地提升了农户参与的积极性，但农户对于美丽乡村建设与生态环境治理关系的理解上仍有待加强（Y₁）。其次，农户环境行为意愿较高，农户能够积极遵守村规民约（Y₅、Y₇），为了环境的改善，能够积极打破既有社会关系，形成了较好的社会信任和社会监督氛围。相比之下，农户生态环境治理的自觉性仍有待提高，在生活习惯（Y₃）和生产活动（Y₄）中仍表现为思想上的懈怠和行动的滞后性。

随机访谈发现，乡镇政府和村庄制定了具体的政策制度，且经过多年的调整，农户表现出了较好的参与性和适应性，对相关政策措施较为满意。但由于注重结果而忽视了过程，农户尚未认识到生态环境治理对于美丽乡村建设的意义，对生态环境治理的科学性仍有待提升。虽然积极参与社会监督，但政府、社区、农户合作组、农户个体等多主体参与的组织机制尚未建立，由此进一步导致农户在生产生活中开展生态环境治理的自觉性不足。

模型拟合结果显示（图 2），生态环境治理认知、生态环境治理感知、生态环境治理响应等潜在变量间的影响路径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达到了1% 水平，研究假设成立。路径系数显示，生态环境治理认知既可以直接正向作用于生产环境治理响应，也可以通过生态环境感知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生态环境治理响应。

生态环境治理认知对生态环境治理响应的影响路径。各影响路径中，这一路径的系数估计值最大，表明二者间的正相关作用最强，说明提升农户对生态环境治理的认知能够促进其积极响应并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结合前文分析，环境价值观、环境责任感和环境社会资本均能够有效促进农户积极主动地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但农户的环境责任感以及政府主导构建的社会资本仍有待提升。通过提升农户环境责任意识并强化多主体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社会组织，有利于提升农户生态环境治理的自觉性。

生态环境治理认知对生态环境治理感知的影响路径。系数估计表明，生态环境治理认知对生态环境治理感知正向作用显著。表明提升农户在生态环境治理的意义和价值上的认知有利于促进农户关注生态环境变化及其对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进而客观地评价生态环境质量。结合前文分析，环境价值观、环境责任感和环境社会资本均能够有效促进农户的生态环境治理感知，通过增强农户环境责任感并加强环境社会资本的建设，能够提升农户生态环境敏感性，促使农户融入多主体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

生态环境治理感知对生态环境治理响应的影响路径。与其他变量间的影响路径系数相比，这一影响路径的显著性水平虽然稍弱，但表明生态环境治理感知对生态环境治理响应有正向促进作用。结合前文分析，农户对生态环境的敏感度能够提升农户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响应和参与性行为的发生概率。而当前农户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较高，缺乏对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思，不利于主动参与生态环境治理。通过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强化集体性组织和学习，提升农户的生态环境期望，能够提升农户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自觉性。

访谈发现，在美丽乡村的建设中，农户感受到了村貌村容的改善，对垃圾收集、卫生保持及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满意度较高；政府的相关制度措施考虑了农户的实际情况，农户的认可度较高。但由于政府未能充分结合新生代农民对知识、信息、技术的接受和学习能力，多主体参与的模式和体制机制尚待健全，农户的被动性较为明显，社会组织、社会监督等社会资本有待加强，农户的环境责任感、环境敏感度以及生态环境治理行为的自觉性需要提升。

基于对山东省日照市39个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的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分析了美丽乡村建设中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的发生机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遵循“认知—感知—响应”的发生模式。其中，生态环境治理认知是基础，生态环境治理感知为正向中介变量。②环境价值观、环境责任感、环境社会资本等因素对生态环境治理认知的正向作用逐次减弱；环境满意度、环境敏感度、环境影响等因素对生态环境感知具有依次减弱的正向作用；环境政策评价、行为意愿、行为自觉等因素对生态环境治理响应的正向作用逐次减弱。环境社会资本、环境影响敏感度、行为自觉等因素分别是制约生态环境治理认知、生态环境治理感知、生态环境治理响应的因素。③以农户为中心的多主体参与模式和机制有待健全。政府发挥了主导性作用，虽然农户对政策制度及生态环境改善的满意度较高，但由于社会监督、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本建设不足，农户一定程度上较为被动，责任意识不强，环境期望不高，缺乏对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思，未能形成日常自觉，其主体性和中心性的作用尚待激发。

本文构建了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机制分析理论框架。该框架以农户为中心，基于“认知—感知—响应”这一行为路径，不仅能够体现农户环境行为的完整发生过程，而且将环境价值观等多维度变量纳入分析框架，能够更为全面地筛选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的障碍性因素并分析其影响机制。这一理论框架通过实证检验，具有一定普适性，能够为其他地区或类型的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研究提供借鉴。但在研究过程中，为了能够体现农户行为的发生过程以及变量的统一性，未能充分考虑农户社会经济属性的差异以及不同社会经济类型村庄对农户行为的影响，相关探讨有待深化。

基于模型变量分析，应从以下方面进一步加强乡村生态环境治理：①基于新生代农民的特点，运用多种新媒体，宣传生态环境治理的意义，推广生态环境治理知识，推送日常生产生活中注意事项和经验做法。增强农户的环境价值观、责任感和敏感度，形成高水平环境期望，形成行为自觉。②构建以农户为中心、多主体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政府及相关人员要在体制机制构建中的发挥主导作用，构建多主体组织构架。通过制度约束、社会监督、信息反馈等措施形成互动机制，形成以农户为中心，政府、社区等多主体参与的利益共同体。同时，通过协商沟通以及激励性与约束性政策制度的协同作用，使农户行为由约束性向主动性转变，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的常态化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