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伴随着人类社会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知识经济演进，乡村地区不断受到各种风险挑战的冲击，尤其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外流加剧了广大乡村地区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降低了乡村应对扰动冲击的韧性，由此导致的乡村衰退问题已成为全球性趋势^[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地区的经济社会结构、地域景观、生产生活方式均发生了剧烈变化。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广大乡村地区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社会主体老弱化、建设用地空废化、水土环境污损化等问题，严重影响到乡村可持续性^[2-4]。

作为对乡村衰退问题的响应，进入21世纪以来乡村韧性研究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成为理解乡村内核系统与外界环境系统交互作用的重要工具^[5]。韧性概念起源于物理学，指物体受到压力冲击变形后恢复到起初均衡状态的能力^[6]。1973年生态学家Holling将韧性概念应用到生态学领域^[7]，强调生态韧性是生态系统在演化到新的均衡状态前，最大程度吸收扰动冲击的能力，随着学科发展的深入，韧性研究逐渐由单一的生态学视角向经济、环境、社会和灾害等学科领域扩展。乡村韧性是乡村系统的基础属性，强调乡村通过经济、社会、生态等内核子系统的调整与适应，最大限度吸收扰动冲击而保持自身功能稳定与发展水平不变的能力，从而避免了系统运转不稳甚至瓦解^{[3, 8, 9]}。面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乡村系统抵御各种扰动冲击的韧性对于维持乡村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当前，国内外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乡村韧性理论及其发生机制的探讨，或是对单个乡村社区经济、社会、文化韧性的解析^[10-15]，针对某一特定地域范围乡村韧性的研究相对较少。

以重庆市为代表的我国西南地区，地理环境复杂、交通不便、农业发展的立地条件较差，导致了乡村地区产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不优，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经济基础薄弱等问题凸显，乡村抵御扰动冲击的韧性较低。当前，西南贫困地区乡村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城市化、工业化引发的乡村人口外流与社会主体老弱化；区域竞争与市场波动对乡村经济、农民收入的影响；自然灾害如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对乡村基础设施、公众安全带来的破坏。基于此，文章聚焦于我国西南贫困地区乡村韧性，以重庆市为例评价分析了乡村韧性水平、差异性及其制约因素，提出了旨在提升乡村韧性的政策建议，为科学推进西南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2 乡村韧性理论认知

乡村地域系统是由人文、经济、资源与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功能和区际联系的空间体系^[16]，包括资源禀赋、空间区位等物质性要素，以及人际关系、价值观与态度等非物质性要素。两种要素相互融合构成了乡村地域系统应对扰动冲击的韧性基础，包括自然资本：乡村发展所依托的水、土地、矿物等天然资源；生产资本：乡村经济运转所需的资金、设备、物资等投入；人力资本：乡村劳动力储备、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及健康状态；社会资本：乡村民众、政府、社会组织间的联系与信任、公众态度^[4]；制度资本：乡村地区共同的价值观、标准及制度化治理对公众行为的约束与规范，以此激发乡村系统适应性效率^[17]。乡村韧性理论指出韧性决定着乡村系统与外界环境系统交互作用的方式及结果^[18]，包括乡村应对扰动冲击的抵御能力、适应能力以及实现全新发展的转型能力，三方面能力呈递进关系^[4]。韧性乡村在面对扰动冲击时能够积极主动对系统功能、要素耦合结构做出调整，使得系统更稳固、更具适应性^[19]。乡村发展停滞甚至衰退是扰动冲击超过了乡村韧性阈值，打破了系统原有的均衡状态，导致要素耦合方式与结构发生紊乱，系统演化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18, 20]}。

乡村韧性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包含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生态韧性、工程韧性、制度韧性等多个方面。经济韧性指社区在扰动冲击（如经济危机、价格波动）发生时及发生后所采取应对策略的能力，以避免潜在经济损失^{[21, 22]}。社会韧性指社区应对社会、政治和环境变化产生的压力并保持正常机能的能力^[23]。生态韧性指系统能够恢复到原有状态，并保持其结构和功能不变的能力^[7]。工程韧性指社区应对不可预期灾害冲击的能力，强调灾害发生时的抵御能力与发生之后的恢复重建能力^[24]。制度韧性指乡村制度体系应对冲击，恢复至原有制度均衡状态的能力^[25]。面对不同的扰动冲击，乡村系统展现出不同的韧性水平。洪水、地震、泥石流等灾害冲击通常在短时间内超过乡村工程韧性阈值并对乡村基础设施、经济、人身安全造成致命性破坏。人口外流、老龄化、气候变化等长期、缓慢型的冲击对乡村经济、社会、生态带来渐进式的影响，乡村有一定时间做出适应性调整，但当这种冲击影响累积到一定程度如造成了劳动力严重短缺、长期干旱等问题，乡村系统将出现紊乱，进而影响到系统稳定性（图 1）。已有研究揭示了乡村韧性的影响因素，包括公众社会责任感^[26]、乡村经济及民众归属感^[27]、土地所有结构^[28]、乡村文化、民众信任与主观能动性^[29]。一般而言，乡村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多样性及乡村对各类资本的可获得性决定着乡村韧性水平。乡村各项资本储备充足、强劲或不断增长对于乡村系统应对扰动冲击起到有效的缓冲作用，有助于打造多功能乡村，提升韧性水平^{[30, 31]}。在韧性评价方面，已有研究多采用个体感知的方法，从社区信念、正常准备、应急准备、集体效能、领导力、社会信任等方面综合评价乡村韧性^{[32, 33]}。有学者认为韧性是冲击影响强度及恢复时间的函数，从灾害发生前、作用中、作用后三个阶段，依据居民的行为大数据对社区应对灾害的韧性进行评价^[34]。此外，也有学者从稳健性、适应能力、转型能力的视角，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评价了乡村农场系统韧性^[35]。

本文认为韧性是乡村系统基于自身发展状态，在压力冲击影响下产生的响应过程，以此降低冲击影响，实现系统恢复至原有均衡状态。因此，文章构建了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的乡村韧性评价模型。“压力”指扰动冲击对乡村系统的胁迫，是负效应过程；“状态”指面对压力冲击时乡村的经济、基础设施、人口与生态环境等发展现状；“响应”指乡村系统在压力作用时及作用后采取的应对措施如积极抵御以降低损失、主动作为以加快恢复、自我调整以提升适应性和实现发展转型，“响应”反映了乡村主体对系统状态变化的正反馈过程。基于此，乡村韧性的发生过程可分解为：扰动源，即扰动冲击或灾害作用于乡村系统并产生影响；扰动中，即乡村系统抵抗扰动冲击的能力及在压力影响下的系统状态；扰动后，即乡村从扰动冲击中恢复正常状态的举措，以及在冲击后逐渐适应并寻求发展转型的能力。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区域概况

重庆市位于东经105°11'—110°11'、北纬28°10'—32°13' 之间，地处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是长江上游地区的中心城市，也是我国西南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重庆幅员面积达82402.95 km2，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坡地面积较大，西北部和中部以丘陵、低山为主，东部地处大巴山与武陵山区，地势险峻，海拔较高。受地形因素影响，重庆市的乡村多零散分布于高山山坡或狭窄的河谷地带，农业、林业为农户主要收入来源。

3.2 评价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可得性，文章从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工程韧性的视角，构建了乡村韧性评价指标体系。需要说明的是，乡村生态系统包括农田生态系统、水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等，生态系统功能与服务价值评价主要依赖于定位观测与实时监测，问卷调查不适用于乡村生态韧性的定量研究。此外，由于缺乏表征单个乡村遭受扰动冲击的数据，文章定性描述了乡村面临的“压力”，从“状态”和“响应”角度构建指标体系，对乡村韧性进行定量评价。

如表 1所示，乡村经济韧性面临的“压力”包括经济波动、宏观调控、行业竞争等对乡村经济的冲击。“状态”指标包括：乡村劳动力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乡村大学生数量占总户籍人口比重，表征乡村的人力资本状况；村集体经济收入水平（千元/人）、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万元/人），表征乡村及农户的经济状况；人均耕地面积（十亩/人）表征乡村的农业资源状况。“响应”指标包括：乡村固定资产投入水平表征面对经济波动、宏观政策调控等冲击，村集体、农户能够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并进行固定资产投入；农业信息化水平表征乡村第一产业的现代化水平，精准掌握农业信息，及时规避灾害风险或降低灾害损失。

乡村社会韧性面临的“压力”包括重大公共事件对公众心理、意识形态等方面造成的冲击。“状态”指标包括：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村民之间的融洽程度，表征乡村的社会资本状况；农户家庭移动电话普及率表征农户获取外界信息的能力。“响应”指标包括：村民参与本村公共事务的程度，表征农户互帮互助，增强凝聚力，共同参与治理乡村。

公共危机的处置能力；家庭宽带普及情况表征乡村公共危机发生时，农户及时获得政府发布的指导信息并正确认知危机，开展自救的能力。

乡村工程韧性面临的“压力”包括地震、火灾、强降雨等自然灾害。“状态”指标包括：乡村防洪、防山体滑坡等减灾设施状况、应急避难场所状况，表征乡村预防灾害或抵御灾害影响的设施储备状况。“响应”指标包括：村庄到乡镇或者县城的交通便利程度，表征灾害发生后乡村及时获取外界救援物资的能力；乡村医疗卫生水平，表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后乡村开展救治的能力；乡村是否掌握了灾害信息并及时预警，表征灾害发生后，乡村掌握相关信息并能够及时发布灾害预警，降低灾害影响的能力。

作者于2020年8月对重庆市除主城区外的33个区县120个行政村进行了实地调研与问卷调查，获取了乡村经济、社会、资源等数据。样本村的选取标准包括地理位置偏僻、贫困程度较深、农民人均纯收入和村集体经济收入较低（表 2）。120个样本村代表了重庆市贫困乡村发展状况。

3.3 研究方法

文章采用熵值法来确定评价指标所占权重，以排除人为主观因素干扰。熵是物理学上引申出来的概念，本意是指系统无序状态的一种量度，而在信息论中，熵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度量，可依据熵的特性计算熵值来判断某指标的离散程度，进而确定权重。一般情况下，指标离散程度越大，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

（1）构建原始指标矩阵

设有n个村庄，h项测评指标，建立原始指标矩阵为，X={X_ij}n^*h(1≤i≤n, 1≤j≤h)，X_ij为第i个村庄第j项指标值。

（2）无量纲化处理。

利用离差标准化法将指标体系中各项原始指标转换为无量纲化指标。本研究中涉及的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标准化处理结果Z_ij的计算公式如（1）所示，各评估指标经标准化处理后的值介于[0, 1]区间。

(1)

（3）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

为保证综合评价乡村韧性水平，本文将状态及响应下经济、社会、工程韧性指标权重分别确定为1/6，再利用熵值法对17个指标赋予权重，进而评价乡村韧性水平。

在对指标进行如公式（2）的归一化处理基础上，计算各指标熵值E_j，公式如（3）、（4）所示。

(2)

(3)

(4)

利用公式（5）计算熵值冗余度D_j，在公式（6）的支持下得到权重W_j。

(5)

(6)

（4）确定乡村综合韧性水平

将乡村韧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17个子指标标准化处理结果值与其权重相叠加，得到乡村综合韧性水平R。

(7)

4 结果分析 4.1 乡村韧性的空间分布及要素构成

（1）乡村韧性的空间分布

经测算，重庆市120个抽样村的乡村韧性平均值为0.46（满分为1），整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52%抽样村庄的韧性水平在0.46以下（图 2）。

文章将乡村韧性值按照水平高低划分为三类，介于0.00 —0.40之间的为低韧性水平乡村，0.40—0.60之间的为中等韧性水平乡村，0.60以上的为高韧性水平乡村。同时，为了展示抽样村韧性水平的空间差异性特征，文章以抽样村所在乡镇为对象单元，计算各乡镇抽样村的韧性平均水平，并进行空间可视化处理。如图 3a所示，重庆市北部地区的乡村韧性水平较高，平均值为0.55（如开州区0.55、巫溪县0.50及城口县0.64）。重庆市中西部地区的乡村韧性处于中等水平，平均值为0.45（如渝北区0.45、大足区0.47、南川区0.45）。重庆市东南部地区的乡村韧性水平相对较低，平均值为0.40（如黔江区0.39、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0.36），该地区为少数民族集聚区，距离重庆主城区较远，县域发展综合实力较弱，广大乡村地区的要素集聚能力不高，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乡村的韧性水平整体较低。

（2）乡村韧性各构成要素的指标水平

图 3b、3c与3d显示了抽样乡村的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及工程韧性的空间分布情况。如图 3b所示，抽样乡村经济韧性普遍偏低，平均值为0.02，94%的抽样村经济韧性数值在0.03以下。重庆市广大乡村多零散分布于山地丘陵区，耕地细碎、分散、小规模的特征明显，制约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农户的生产性投入不高。当前，我国农民不再以地为生，乡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严重^[36]。重庆市南部与东部的南川区、巴南区及黔江区、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乡村常住人口占户籍人口比重仅为53%，乡村人力资本流失严重，削弱了乡村经济活力与竞争力。同时，抽样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为5693元，远低于重庆市乡村家庭人均纯收入15133元的平均水平，大学生占乡村人口比重仅为2.77%，明显低于全国13.57% 的平均水平。以上因素导致抽样乡村的经济韧性水平不高。

重庆市抽样乡村社会韧性水平较高，平均值为0.29，且分布较为均匀（图 3c）。随着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互联网的普及增进了乡村与外界的交流与联系。数据显示，67.5%的抽样村庄的家庭宽带普及率达到80%以上，民众的社会联系愈发紧密。同时，村民之间关系融洽，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度高达98%，抽样乡村的社会资本存量充裕。此外，35%的抽样村村民比较热衷参与本村公共事务管理，64% 非常热衷参与本村公共事务管理，积极参与乡村治理与决策，有利于在面对社会危机时形成合力，共同应对危机，降低压力冲击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

如图 3d所示，重庆市抽样村工程韧性平均值为0.15。北部地区（开州区、城口县、巫溪县、巫山县、奉节县）的乡村工程韧性水平较高，平均值为0.23，高于所有抽样村的平均水平。北部地区乡村道路、医疗及防灾设施较为完善，86% 的村庄设有紧急应急避难场所，所有抽样村均能掌握气象变化、自然灾害并及时发布预警，乡村医疗卫生所及村庄至县城的硬化公路的覆盖率均达到100%。乡村工程韧性低值区主要分布于重庆市西南部与东南部地区。位于重庆市西南部的大足区、合川区及荣昌区等区县的乡村工程韧性偏低，平均值为0.13。上述地区仅有30% 的村庄设有完善的防洪、防山体滑坡的工程设施，仅13% 的村庄建有多条通往县城的硬化公路。位于重庆市东南部地区的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黔江区、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等区县的乡村工程韧性平均值为0.13。调查显示，该地区仅17% 的村庄设有完备的防洪、防山体滑坡的工程设施，仅24%的村庄建有多条通往县城的硬化公路。

4.2 乡村韧性的短板因素

文章以雷达图的形式展示了重庆市120个抽样村的乡村韧性构成情况（图 4），抽样村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及工程韧性指数分别为0.02、0.29、0.15。由此可知，工程韧性及社会韧性水平相对较高，为乡村韧性的主要支撑要素，而经济韧性值较低，是重庆市抽样村乡村韧性的主要制约因素。所调研的村庄均位于重庆市山地区，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农户的生产性投入不足，乡村人力资本水平不高，进而降低了乡村地区应对经济波动、竞争等风险冲击的抵御能力。

图 5—图 7进一步展示了重庆市抽样乡村的经济、社会及工程韧性的构成要素。由于各项指标存在较多极端值，雷达图使用了各要素的平均值。如图 5所示，抽样乡村经济韧性存在多重短板因素。除农业信息化水平较高外，村集体经济收入水平、乡村固定资产投入、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乡村大学生数量占户籍人口比重、人均耕地面积、劳动力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六项指标水平均偏低，严重制约了抽样乡村的经济韧性。这些因素也体现了重庆市抽样乡村的经济现状，表现为生产资本投入不足、人力资本水平偏低、土地资源禀赋不优。

如图 6所示，在乡村社会韧性子系统中，各项指标的平均值较高。民众的相互信任、关系融洽、热衷乡村公共事务、乡村宽带及移动电话普及率等因素有效提升了乡村社会资本水平，增进了乡村与外界的联系。在面对重大公共事件引发的社会危机时，乡村能够第一时间获取正确的引导信息，形成共同应对危机的内部合力、决策判断力与化解危机的执行力，进而有效降低公共事件的社会影响。

如图 7所示，乡村对外交通便利程度是重庆市抽样乡村工程韧性的短板因素，67% 的抽样乡村仅铺设了一条进村硬化公路，在遇到洪水、泥石流、地震等灾害时，道路损毁容易隔断乡村与外界的联系，延缓救灾物资、人员的输送。在灾后重建过程中，相较于铺设一条硬化公路的乡村，修建有多条硬化公路的乡村更易于及时获得救灾物资，有利于灾后重建，帮助乡村快速恢复至正常状态。此外，灾害预警机制及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对乡村工程韧性起到较好的支撑作用，乡村地区能够及时掌握灾害信息并发布预警，积极做好各项准备，为民众提供避难场所与救灾物资，极大增强了乡村应对自然灾害冲击的能力。

表 3展示了重庆市抽样乡村的状态韧性与响应韧性，状态韧性为0.28，响应韧性为0.18，响应韧性水平较低，表明在面对扰动冲击时抽样乡村的响应能力相对较弱。在抽样乡村的经济韧性子系统中，状态韧性、响应韧性均为0.01，水平较低，导致乡村面对经济波动冲击的抵御能力及适应经济冲击并实现发展转型的响应能力不强。在抽样乡村的社会韧性子系统中，状态韧性、响应韧性分别为0.15和0.14，民众信任水平高、对外联系紧密、热衷于村庄公共事务等因素均提升了乡村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在抽样乡村的工程韧性子系统中，状态韧性、响应韧性分别为0.12和0.04，表明重庆市抽样村在面对洪水、泥石流、地震等自然灾害冲击时的响应能力不足。

5 结论与讨论

文章以重庆市33个区县的120个村庄为研究对象，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从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工程韧性的视角评价了重庆市乡村韧性水平，揭示了制约乡村韧性的短板因素。研究显示，重庆市抽样村庄的乡村韧性平均值为0.46，处于中等偏下水平。重庆市北部地区的乡村韧性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乡村韧性处于中等水平，东南部地区的乡村韧性水平相对较低。乡村社会韧性与工程韧性是重庆市抽样乡村韧性的主要构成要素，而经济韧性偏低是乡村韧性的短板因素，体现在生产资本投入不足、人力资本水平偏低、土地资源禀赋不优。以重庆市为代表的我国西南贫困地区乡村发展相对滞后，农业规模化经营程度不高，农民不再以地为生的特征凸显，导致生产性投入不足。同时，伴随着我国快速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农民生计非农化倾向明显，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导致农村地区劳动力短缺、社会主体老弱化、本地市场萎缩等问题凸显，难以有效应对经济波动、市场竞争等的冲击，降低了乡村经济韧性。

研究进一步揭示了重庆市抽样乡村响应韧性水平较低的现状，主要原因为乡村经济子系统与基础设施（减灾防灾）子系统的响应韧性值较低，表明在面对外界经济波动与自然灾害冲击时乡村的响应能力相对较弱，制约了乡村韧性水平。我国西南地区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乡村零散分布，增加了基础设施建设难度，一方面制约了乡村地区与外界的经济往来，如农产品、农资产品的运输成本高，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突发自然灾害时救灾物资、人员的输送，不利于灾后恢复重建。

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旨在提升西南地区乡村韧性的建议。一是要应积极开展农村土地整治，提升耕地的平整度与完整性，鼓励农地经营权流转，提高农地经营的规模与效益，破解土地资源不优的难题；二是加大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包括互联网、交通与减灾防灾设施，提高乡村对外联络通达性、便利性及有效应对灾害的响应水平；三是深入推进农村“三变”改革，鼓励和支持家庭农场、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构建农户、村集体、新型经营主体间的利益联结机制，破解乡村人力资本短缺的困境；四是科学谋划与推动乡村发展转型，提升乡村多功能性，支持和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鼓励社会能人、外来资本到乡村投资兴业，不断增强乡村生产性投入。

乡村韧性理论为科学认知乡村地域系统演化、乡村对扰动冲击的响应及其调控提供了全新视角，对于系统识别不同地域乡村发展的短板因素，有效提升乡村韧性水平，科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意义。此外，乡村韧性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内容，未来研究应聚焦于乡村子系统韧性，深入揭示不同扰动胁迫下的乡村系统适应能力与实现发展转型的能力。

致谢: 特别感谢西南大学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评估研究中心对本文实地调研提供的支持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