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是构成城市社会空间的细胞，也是居民日常活动的基本地域单元。随着流动性的加快以及现代通信技术的普及与发展，社区居民的构成、日常活动与生活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家和社区在居民日常生活空间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新时期，中国城市社区社会治理的关键更集中在社区内部的邻里交往与社会互动、居民对社区活动的参与和对社区空间的利用与共享等方面^{[1, 2]}。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治理模式不断创新，推动多元治理主体和谐有序参与治理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重心，进而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和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3]。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城市居民从较大空间尺度的、较高物理流动性的、公共性强的生活方式，转为在地的、较高信息流动的、内向型的生活方式^[4]，居民的大多数活动开始回归家和社区，社区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主要空间。疫情冲击下，社区在常态化的社会治理职能上增加了疫情防控的任务，成为联系个体家庭与城市系统的重要枢纽。疫情期间，社区通过动员与整合其内外人力、物力等多方行动主体及资源；协调监督多元主体、调动多方资源来落实信息核查、社会动员、精准防控等防疫职能，并形成了防控疫情的合力^[5-8]。其中，社工是社区防疫任务实施的主体，承担宣传、防治、排查、统计、汇报、监测、消毒和邻里协调等大量工作^[9]。

疫情影响下个体时空行为研究越来越走向家内、关注社区^{[10, 11]}。不仅关注到社区尺度上建成环境变量对个体时空间行为及其社会空间后果的重要影响，如社区公共空间、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等建成环境特征等^[12-14]，也逐渐开始关注在社区内部的日常活动和邻里互动，并进一步证实了居民在社区内部及周边的活动会调节社会经济属性及社区建成环境等对社区社会建设产生影响^[15]。亦有研究从企划视角出发分析活动系统，关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家的活动的地方秩序变化，发现疫情影响下男女家长时间利用更破碎化，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增强^[16]。疫情期间，老年人就医企划的顺利实现取决于家内和社区内部资源的顺利调度和就医活动的地方秩序的成功构建^[17]。然而，将社区组织作为研究对象，探讨社区组织企划实现过程及社区内部多元主体互动过程的地理学研究仍然相对匮乏，亟需从个体行为视角开展社区的地理学研究，为社区社会治理与疫情精准防控及社区生活圈优化提供宝贵案例经验^[18]。

时间地理学中企划与活动的地方秩序等概念为开展微观尺度下的人—地互动过程与地域综合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方法支撑^[19]。例如，已有研究对丹麦医院机构调整背景下康复医疗师的工作企划—活动系统变化过程的研究，从部门合并后新工作章程与考核要求等组织企划的变化、以及康复医疗师在行业理念转型过程中的个人职业追求和日常工作活动安排等个体企划变化两方面，借助新时间地理学方法剖析了组织企划与个体企划交织过程中的制约、活动的地方秩序重构过程，及其对康复治疗工作满意度的影响^[20]。再如，将新时间地理学企划—活动系统的概念应用于斯德哥尔摩高级生产者服务业企业员工的工作活动发生的时空情境，通过对工作活动时空安排、工作企划实现过程及其制约分析，揭示个体工作活动满意度与企业文化构建间的关系^[21]。以上研究均从就业地和工作人群的视角切入，借鉴时间地理学方法分析组织企划和个体企划交织过程中的个体互动。而社区是居民、社工、社区组织、商业服务人员等多行为主体互动的重要场所，对于特定社区组织企划的实现，需要构建一套活动的地方秩序以确保其中必要资源、人员等的时空组合与社会互动的实现，亟需借助新时间地理学方法对社区内部的社会互动与秩序构建进行解读。

本文立足于双井街道社区和社工的案例研究，从新时间地理学企划和活动的地方秩序视角出发，基于活动日志调查、深度访谈、报纸新闻报道等多源数据，将社区这一基本地域单元打开，通过刻画疫情不同阶段社工工作活动时空特征的变化，开展社工工作企划与社区组织企划相交织情境分析，透视社区在疫情防控不同阶段社区活动的地方秩序的重构，社区组织如何动员和协调社区内外部资源、行为主体并重构社区活动的地方秩序以保证组织企划的顺利实现及其对居民日常活动所带来的影响。

1 调查、数据与方法 1.1 案例地区概况

北京市朝阳区双井街道位于东二环与东三环之间，面积约5.08 km²，包含12个社区（图 1）。双井街道新旧社区混合、人员构成复杂、流动性高，不同社区在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公共空间使用、社区治理模式等方面的问题各有不同。从住房与建成年代看，既包括城市更新改造后的新建商品房社区如广泉社区、九龙社区，也不乏20世纪50— 70年代建成的混合单位社区如广和里社区、垂东社区。从人口构成来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较大，如广和里社区和九龙社区均高达30% 以上。在社区内部建成环境方面，老旧小区普遍存在公共空间缺乏、健身休闲设施缺失，并且经常出现居民公共空间使用的矛盾。由于双井街道各社区在建成环境、产权构成、人口与社会构成等方面具有混合性与复杂性，是北京在城市化和城市更新过程中大量新旧混合居住区的代表，该案例地区在社区社会治理、社区生态环境与社会可持续转型方面将为北京大量老旧社区的更新改造提供经验借鉴。

1.2 调查与数据

本研究采用多源数据进行案例分析。首先，为了解社区疫情防控的组织企划变化，对双井街道报纸《今日双井》中新闻进行文本分析^①其中，第一条关于疫情的报道是在2020年1月22日，结合北京市疫情防控形势与政策^②，本文梳理案例社区疫情防控的四个重要阶段：①1月22日至2月13日期间为疫情防控初期阶段；②2月14日至4月30日为复工复产阶段；③5月1日至6月10日，进入疫情常态化时期；④6月11日至6月30日为疫情反弹时期。该时期共有新闻报道485条，以此建立本研究文本分析数据库，归纳描述社区在疫情不同阶段主要的组织企划与活动。

其次，本研究采用2020年6月至8月期间对双井街道居民和社工开展的疫情不同时期^③典型工作日和休息日的回顾式活动日志调查数据和深度访谈。其中共调查14位社工，其工作地分布在广和里、垂东、九龙、广泉等四个社区（图 1），案例社工基本信息如下（表 1）。此外，本研究还对案例社工围绕社区疫情防控不同阶段工作活动调整及对社区常态化与应急态治理的经验体会，以及对案例居民围绕社区疫情防控相关措施调整对其日常活动和出行的影响等进行深度访谈。

2 企划交织情境下社工工作企划—活动系统的调整 2.1 疫情影响下社区组织企划的变化

已有研究提出社区治理的三个维度：公共福利、自治与社群关系和宜居环境^[22-24]。根据《今日双井》文本内容分析，平常态下社区开展较多的活动包括：老旧小区的环境改造等环境建设类；处理居民楼道安全、企业生产安全等安全保障类；商超、药店、养老机构等基本保障等社会服务类；社区举办文娱活动类。在疫情爆发以来不同阶段，社区组织开展活动明显发生变化，包括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入户宣传动员、招募志愿者等防疫宣传动员类；敲门行动、逐门入户排查等风险排查上报类；合并出入口、管理门岗点位执勤等社区封闭化管理类；对返京人员的闭环管理与服务等返京人员管理类。综上，本文梳理平常态与应急态下社区组织的企划—活动系统，进一步针对新闻文本内容开展描述性统计（表 2）。

首先，疫情期间平常态与应急态下社区组织企划交织进行，平常态下社区环境建设、安全保障、社会服务及文化娱乐活动等组织企划在应急态下仍占有较高比例。但由于疫情影响，平常态组织企划的形式与内容会发生一定变化。例如活动由线下转移到线上进行、主题与防疫抗疫相结合。如举办线上朗诵会、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之“厨艺大师”、折纸鹤为逆行者加油、亲子共同制作抗疫手抄报等。“今年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大部分在线上进行，比如“厨艺大师”活动中，邀请孩子们在疫情期间来解锁厨艺新技能……”（2020年3月26日第458期8版）

其次，在疫情防控初期、复工复产以来和疫情反弹时期，宣传动员、风险排查、封闭化管理、返京人员管理等不同组织企划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社区大力开展防疫宣传动员工作，包括发放《致居民一封信》等入户宣传和志愿者招募等，尤其在复工复产阶段最为集中，占所有活动报道数量的67.44%。而疫情反弹时期，风险排查上报任务明显增加，占42.86%。封闭化管理相关报道主要集中在复工复产阶段，占比高达75.68%。在复工复产阶段返京人员管理共报导34条相关内容，占比100%。

2.2 疫情影响下社工工作企划—活动系统分析

社工工作企划与其所属社区的组织企划相关联，而社区组织企划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社工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活动。疫情前，社工基本上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惯常性的工作活动安排；而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的惯常性，随着社区组织企划的改变，社工工作活动也发生显著变化（图 2）。

疫情影响下，社工工作时间延长且更加破碎化，经常有突发事件需要处理，疫情前早九晚五的规律时间段被打破。“工作可能就变得不太规律，比如说区里下发数据，……很多时候就晚上10点11点，最晚一次就是工作可能快12点了……。”（62-JL-01）“工作时间肯定是长了，经常值班，……就是没点儿，什么时候都要有人在，大家轮着值班。”（26-GH-01）

此外，社工工作地点大多数由室内转向户外，工作重心发生变化，疫情期间社工工作主要围绕疫情防控开展。例如，在疫情初期社工进行的大量宣传动员与排查上报等工作，其中包括发放《致居民一封信》、入户宣传摸排等；“疫情一开始之后我们就要去每个卡口值班，工作性质就变了，以前我们在屋里工作，疫情发生之后基本上就在户外工作，我们日常工作就改成防疫了。”（08-GH-01）

为了更全面地分析社工工作—企划活动系统，采用时间地理学多维情境路径分析。图 3展示了07-JL-01号社工在三个不同时期段日常活动的地理情境和活动情境。

疫情期间，社工工作在时空间上都发生显著变化。空间上，在“门岗执勤点位—办公室—隔离人员家”等三个驻点间频繁移动。在时间上，由疫情前早9晚5变为早8晚8，有时因24小时防控值守，还需要值夜班、在各个卡口处值守巡逻，在疫情较为严重时期24小时都留在工作地。同时在疫情最严重时期，休息时间不断被压缩，由原来的双休变成单休。“如果是赶值班的时候睡在单位……。”在工作内容上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工作企划变成疫情防控，而围绕企划有关的工作活动主要有门岗执勤、信息上报、居家隔离人员管理服务等。

图 3（中）展示了疫情严重时期案例社工的多维情境路径。该社工一般早上8点赶到社区门岗点位处执勤，下午1点30开始工作，给居家隔离人员送快递、倒垃圾等，晚上6点—8点则继续门岗执勤。复工复产时期，与常态化相关的工作内容也逐渐增多，例如统计报表、清理楼道以及社区日常宣传工作等。

3 疫情影响下社区的地方秩序变化 3.1 社区封闭化管理的影响 3.1.1 社区出入口调整

疫情爆发以来，双井街道通过出入口合并的方式对社区进行封闭式管理。一则是为了一定程度切断社区与外界联系，降低人员流动带来的风险，二则方便对进出人员信息与健康风险进行统一管理。双井街道中多数社区都存在许多老旧小区，住房产权单位构成复杂，很多没有物业。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广和里社区，曾是典型的混合单位居住区，也是“选择性”更新后残留下的“空心化”老旧社区。该社区占地面积0.12 km²，共包括17栋楼宇、11个产权单位，大都为20世纪70—90年代建成的单位居住区，而社区中心的大片新建住区是更新后的新商品房与部队保障房社区，不属于社区管辖范围。

如图 4所示，疫情前广和里社区有15个出入口，可见住房产权单位构成的复杂性。疫情期间社区实施封闭化管理，对出入口进行合并调整，仅保留8个出入口（图 5）。例如，“2月18日，广和里社区工作人员在广和南里二条外整体加装了一层防护栏，只在南侧路边留了一个出口……这一道防护栏，让几个紧邻主干道的老旧小区多了一重保护。与此同时，三方物业聚集合力，积极配合，与街道、社区工作人员24小时不间断地值守在这处点位”（2020年2月27日第454期6版）

3.1.2 对居民日常活动的影响

社区封闭化管理在不同时期的要求有所不同。在疫情最严重期间几乎完全封闭，为社区居民营造相对安全的环境，但同时对居民日常活动和出行带来严格的权威制约。最突出的矛盾是快递、外卖、物业、家政、商业服务等无法进入，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为解决这些问题，社区充分发挥了资源调度的作用，与社区物业、周边商超、快递公司等联动配合，顺利保障了社区封闭化管理组织企划的顺利实现。

社区联合物业在出入口处设置快递置物架集中收取快递。“目前，双井街道已在各个社区推动‘无接触’取件便民措施，全力解决疫情期间居民快递取件难题。为各社区配备了快递置物架，安装在各小区封控出入口……同时，社区和物业公司定时对置物架进行消毒，避免了交叉感染的机会。”（2020年2月27日第454期6版）

针对居民日常生活中“买菜难”等问题，社区与物业联合社区附近的商超，在小区建立网上蔬菜站，由超市员工统一配送货物进社区，顺利解决了“买菜难”的问题。“针对买菜不便的问题，富力横富物业则联合了距离较近的物美超市，在小区建立了一个网上蔬菜站……在业主群中宣传，建立了一个菜站群……由物美超市接收、挑选蔬菜、派送到其在小区内设置的物美多点社区抗疫自提站。”（2020年2月27日第454期6版）

此外，社工们也开始充当着购物员、送水工等多种角色为独居老人和一些行动不便的居民提供帮助。“由于小区严格管控，社工们最近没少干各式各样的活。帮失独老人买菜，帮腿脚不便的老人取药，给无人照顾的老人订餐，为身体不适的居民取快递……社工们成了行动不便的居民的手和脚……。”（2020年3月12日第456期3版）

此外，封闭化管理对普通居民的日常出行也带来一定困扰，部分居民需要绕道出门，增加了出行时间。“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儿不方便，习惯性的家门出去一拐弯儿我就能上三环了，现在我必须得走到出口去……。”（15-CD-01垂东社区居民）“出去肯定走远了，但是对于社区的工作得支持啊，因为设的岗多了，他们人手也不够嘛，管理起来也不好管。”（20-JL-01九龙社区居民）

在疫情常态化以后，社区逐步恢复部分中介、快递人员进小区。社区和物业为固定的快递员办理相关手续，严格把关；而快递公司则需要将人员健康信息、配送物品及车辆等消毒情况及时向社区、物业报备，多方协作配合方便服务。“随着疫情不断向好，双井的各个社区正逐渐恢复中介、快递人员进小区的措施，……根据规定，快递公司要安排相对固定快递人员对接小区投递物品……快递公司要与社区居委会和物业公司在疫情期间建立日常联系机制……。”（2020年4月30日第463期2版）

总的来说，社区封闭化管理组织企划的实施，有效地保护了社区居民的安全，降低人员流动与交互的风险性。通过社区、物业、快递公司等多方主体联动合作，高效调配和利用社区内外资源，保障了社区疫情防控任务的顺利完成和居民生活的正常运转。

3.2 返京人员管理的影响

为了降低居民流动接触带来的疫情感染风险，社区实施对返京人员管控的组织企划。“咱们疫情期间做的日常工作，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境外回来和中高风险地区回来的这些人的管控工作。”（26-GH-01）春节过后，大量返京人员回归社区并进行居家隔离，广和里与九龙社区自2020年2月至6月期间返京居家隔离观察人员总数分别占社区常住人口数的11.2%和13.7%（表 3）。

社工不仅需要对其进行风险信息排查、登记上报，还需为其居家隔离提供相应服务，已形成一套闭环管理流程。“自3月25日开始，滞留在湖北的北京人员陆续返京。双井街道每日派遣专人接送并与社区对接，做好安置工作，整个过程闭环管理、安全有序。”（2020年4月2日第459期1版）在离鄂返京人员管理中，街道工作人员、社工等前往朝阳公园转运中心将返京人员接回相应社区。“……湖北武汉返京人员……他是归朝阳区管，……朝阳区政府就会派人和车把它接到朝阳公园儿……属于双井街道归我们社区，我们的人就得去那个隔离点儿去接人。”（36-GH-02）随后，社工进行返京人员信息登记、签订相关承诺书并告知相关居家隔离要求，接着在其家门口张贴居家观察告示以便居民们知晓，直到隔离期结束后再为他们办理出入证等相关证明。在返京人员居家观察期间，社工们负责为其配送基本生活必需品同时取走生活垃圾、负责隔离期间的监督与沟通。“针对返京人员啊，要进行居家隔离，我们是帮助他们进行生活必需品的采买……会给他们送到家门口，然后他们再开门来拿，定期保证生活用品。”（12-CD-01）“我负责在社区给他装报警器的，就是门口装红外报警器，一开门我手机就会有报警。”（36-GH-02）

此外，社工们还需要向社区居民不断宣传并解释相关政策来缓解其对返京人员产生恐慌心理等。“部分居民可能会恐慌啊，但是也都通过沟通，解释相关政策，也都稳妥的进行处理了。（居民）可能会有害怕……随着我们向居民加大宣传，然后居民也会逐步的去改变他们对外地返京人员的一个认知吧。”（12-CD-01）

总之，社区疫情防控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社区封闭管理和对返京人员管理这两个组织企划的顺利实现。其中，社区通过调动社区内包括社工、物业、居民志愿者等在内的内部资源，联动社区周边商超、快递、家政、养老机构等外部主体和资源，促进多元主体在疫情不同时期有序、紧密的互动，从而保障了社区组织企划的顺利开展（图 6）。疫情期间社区的地方秩序逐步发生变化，社区组织“保护伞”的网络中心地位日益凸显。疫情期间社区的社会动员能力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不仅动员社区居民，同时还包括多样化的社会单位联合参与。

4 结论与讨论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基础单元，是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最前沿阵地^[25]。本文借助新时间地理学理论与方法来解读新冠肺炎疫情不同时期社工工作活动的时空行为特征，通过对社工个体的活动日志与访谈、社区组织代表访谈、街道报纸新闻报道文本等多源数据的案例分析，以社区封闭化管理和返京人员管理两个典型的社区组织企划的实施过程为例，透视了疫情不同时期社区内部活动的地方秩序变化，及其对居民日常活动的影响，深化对社区疫情防控中存在的问题的认识及其应对策略。

首先，疫情影响下，社区组织企划与社工工作企划—活动系统发生显著变化，且在疫情防控不同时期社区响应的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社工工作时间延长且规律性被打破，工作地点由室内转向室外，工作活动更加多元化、破碎化。

其次，在重要时间节点上社区活动的地方秩序发生重构，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区推动多方行为主体联动、二是整合社区内外部资源。社区疫情防控须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协调互动，整合社区内外部资源^[8]。社区内居委会与社工、社区居民和物业人员三方形成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社区周边商超员工、快递员等与社区内各主体间的互动性也大大增强，共同保障了社区组织企划的顺利实现。总之，疫情影响下社区的封闭与开放、与周边商业服务等之间的互动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不断动态调整。

此外，本文对后疫情时期社区生活圈规划有重要的启示。社区生活圈规划的目标不仅是物质空间优化，更重要的是提高“软”服务和组织动员能力，促进社区内外多元主体与资源的时空组合，构建高效、韧性的社区生态系统^[26]，构筑社区安全生活圈让社区成为城市系统之下、居民家庭之上的疫情防控的基本空间单元^[27]；继续积极培育社区交往生活圈以促进社区居民自助、他助、互助的能力^[28]，尤其需要关注社区弱势群体、困难群体的日常生活需求。

此外，本文丰富新时间地理学在组织企划和社区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案例。一方面，已有的基于新时间地理学的个体时空行为研究多以居民及其家庭相关企划为研究对象，而本文拓展到社工的工作企划—活动系统，并通过社工个体工作活动与社区组织企划的交织来揭示疫情不同时期社区组织企划的变化过程。另一方面，在疫情不同时期组织企划的实现过程中，通过社区封闭化管理、返京人员管理等一系列措施、资源、人员、空间、时间等安排的调整实现了社区内部的活动的地方秩序重构，以保证社区疫情防控这一组织企划的顺利实施。这对于后疫情时期社区安全生活圈构建与社区生活圈优化有重要现实意义。总之，新时间地理学可以有效用于对微观个体行为的刻画，并延伸至个体与组织互动、多行为主体互动过程的解读。如何将新时间地理学运用于对其他行为主体的正面分析，探讨不同居民主体及其日常活动与设施间的交互过程，需要在未来社区生活圈的规划建设中给予更多关注^[29]。此外，由于活动的地方秩序是时间地理学开展人地关系综合地域研究的重要概念，目前在其符号系统表达以及研究方法上仍未成熟，未来还需要进行方法上的创新并开展更多的应用案例研究。

注释：

① 资料来源：双井13社区融媒体平台网址http://www.shuangjing13.com/. 《今日双井》社区报于2002年创刊，2016年10月在“掌上双井”公众号平台为报纸设立菜单。

② 从2月14日起所有返京人员到京后，均应居家或集中观察14天，2020年4月30日北京市一级响应机制调至二级，6月11日，新发地市场聚集性疫情爆发。

③ 疫情前典型一天的时间段在1月1号到1月15号，疫情严重时期典型一天的时间段在1月24号到2月7号，复工时期典型一天的时间段在5月15号到5月3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