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体现在物质文明方面，还更多地体现在精神需求方面。城市作为人类生活的主要空间载体，不仅是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逐渐发展成为休闲游憩的中心。城市游憩商业区（RBD，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开始成为城市中一种具有独特功能的公共空间，并对后现代城市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城市游憩商业区这一概念最早于1970年在研究旅游区购物问题时提出^[1]。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RBD的概念被延伸为城市中以游憩和商业服务为主的各种休闲、娱乐、饮食、购物、交往、文化等功能集聚的特定区域。RBD相比于传统的CBD，呈现出四个特点：区位一般选择含有自然或历史文化景点的区域；形态大部分是长条形的步行街；使用主体为旅游者和本地及周边地区居民；功能主要是旅游、购物、休闲和娱乐等^[2]。我国关于RBD的研究自1990年代开始出现，从研究内容看，关于RBD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辨析、形成机制、模式与类型划分、特征以及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等方面^[3-5]，而关于RBD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规划设计、建设方向、空间形态演变和顾客满意度评价等方面^[6-9]。近年来，关于RBD的研究逐渐淡出城市研究的主流方向，但在我国后现代城市的空间实践中，RBD的地位和作用却越来越凸显出来，甚至代表着一种新的城市新区空间生产方式。例如，近年来在全国文旅产业取得重要影响的西安大唐不夜城就是一个典型的RBD空间，因其极具特色的唐风建筑、雕塑以及舞台演艺和行为艺术演出，吸引了大量的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年人流量达1亿人次以上，在国内社交媒体^①上拥有超高人气，成为古都西安靓丽的城市名片。

鉴于RBD对后现代城市物质空间和社会关系建构的重要影响，我们亟需阐述其空间生产的机制。本文以城市游憩商业区为研究对象，以西安大唐不夜城作为研究案例，通过空间三元论的理论视角来剖析RBD空间生产的过程与机制。因为城市政体理论也常常被用于讨论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各种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作用，因此本文尝试构建空间三元论与城市政体理论相结合的逻辑分析框架，分析空间生产的三个过程中，利益相关者是如何推进空间生产的？哪些利益相关者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空间的实践这三个过程是如何相互转化、互为表里的？以期丰富城市游憩商业区空间生产的相关理论研究，进而为全国各大城市同类型空间的生产和发展提供指导。

2 理论引介与研究思路 2.1 空间三元论

1970年代，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书中首次提出空间生产理论，他认为空间是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即“（社会）空间是社会产品^[10]”。列斐伏尔创造性地提出了空间三元论，即将空间生产划分为三个动态辩证关联的过程：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表征的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和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11]。空间三元论的三要素具有同时性和统一性，既不分离又不混同，在逻辑上是递进循环的关系，同时被构想和被感知并存在于生活中^[11]。

台湾学者夏铸九和王志弘等人较早将空间生产理论引入我国地理学和规划领域的研究。2000年以后大陆学者开始在哲学^[12]、建筑学^[13]和文学^[14]等学科领域引介空间生产理论。2009年以后地理学和城市研究领域开始关注空间生产理论，早期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对空间生产理论的引介，并延伸到对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和后现代空间研究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R. Jameson）等人思想学说的理论综述^[15-20]。之后出现了大量应用空间的生产理论解释中国社会现象和空间实践的实证研究。从研究对象来看，有一部分研究对大尺度、综合性的宏观空间，如新城新区等^{[21, 22]}进行研究，侧重于分析形成该类型空间的结构性力量；而更多的研究集中在小尺度的、具体的案例空间，如旧城更新^[23-26]、（跨国）移民社区^{[27, 28]}、乡村旅游空间^{[29, 30]}等，侧重于分析地方社会网络的形成与互动对空间实践的影响。有学者将这两种类型的空间生产分别称为“自上而下的强空间生产”和“自下而上的弱空间生产”^[28]。从研究框架来看，2019年以前的大部分实证文献都仅限于对列斐伏尔“社会—空间”本体论的应用，主要是通过分析社会关系来解释空间的形成与演化机制；而2019年以后出现了许多应用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论的实证文献^{[21, 29-32]}，开始真正地探索空间生产三个过程之间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

2.2 城市政体理论

城市政体理论是一种研究公—私部门之间非正式合作和治理同盟的理论。最初的分析框架仅限于政府和资本结成的“增长联盟”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影响^[33]；之后公众的力量被发现并引入政体理论，从而形成了“政府—资本—公众”的三方参与者分析框架^[34]。城市政体理论的重点，就是研究这些参与者（利益相关者）之间是如何结成同盟的，及其互动关系对城市发展造成了哪些影响。

由此可见，城市政体理论的本质就是分析“政府—资本—公众”三者之间互动的社会关系对空间实践的影响。这与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本体论是内在地一致的。因此，多数研究空间生产的实证文献，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城市政体理论的分析框架。尤其是研究我国“强空间生产”的文献，不可避免地将影响城市空间实践的结构性力量归于权力和资本^{[21, 28, 35]}，这与我国城市政体研究文献的结论不谋而合^{[36, 37]}。除了关注到形塑空间的结构性力量以外，无论在城市政体研究领域，还是在空间的生产研究领域，都已经有文献注意到公众（或地方微观行为主体）与结构性力量的互动对空间形成与演化的重要作用^{[28, 38, 39]}。但就目前来看，空间的生产研究和城市政体研究尚未打通各自研究领域的界限。

2.3 逻辑框架体系

城市游憩商业区是一个功能混合的、尺度较大的空间，类似于城市新区这种宏观的“强空间生产”类型。实际上，西安大唐不夜城早已被认为代表了一种城市新区商业化、游憩化的趋势^[40]。本文希望以空间三元论作为研究的理论视角，分析大唐不夜城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及空间实践三个过程的相互转化辩证关系；同时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城市政体理论的分析框架，对空间生产三元过程中的参与者互动关系分别进行阐述。

首先，空间的表征过程。权力和资本等结构性力量主导了大唐不夜城的空间开发，此时对空间实践起主导作用的是城市增长联盟。在此过程中，由于RBD空间特别重视对游憩景观的塑造，大唐不夜城明确地表现出后现代符号空间的特征。其次，表征的空间过程。公众作为大唐不夜城的使用者，在实体和虚拟空间中同步建构起对大唐不夜城的空间想象^②[41]和身份认同，并通过网络社交媒体传达给政府和资本，引起空间的进一步情景化和空间的重塑。此时，由于公众力量进入大唐不夜城的治理结构，城市增长联盟发展成为完整的城市政体。最后，空间的实践过程。主要表现在大唐不夜城从城乡结合部向城市游憩商业区的转化，以及大唐不夜城影响力的尺度跃迁。全文逻辑框架体系如图 1所示。

3 城市游憩商业区空间生产机制的实证分析 3.1 大唐不夜城空间的表征

空间表征是社会结构性力量主导构建的指引实践的概念化空间，主要通过制定政策、制度、文化符号和规划等来体现强者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对表征空间和空间实践具有一定的主导性。空间的表征强调的是空间的构想层面，具有主观性和意识形态性等特征，是主流的空间秩序^[42]。在大唐不夜城案例中，空间的表征就是由当地政—商增长联盟主导的充满盛唐文化符号的RBD空间的形塑过程。

3.1.1 政—商增长联盟主导城市游憩商业区的空间生产

在大唐不夜城将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有政府部门、市场部门和公众等三方利益相关者参与了该空间的治理结构，如图 2所示。首先，政府部门中市政府主要承担着重大事项决策、优惠政策支持以及统筹协调各部门等职能，管委会全面负责新区的规划、建设、开发、管理等工作，曲江文投承担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融资工作^③。其次，市场部门主要承担经营性用地的开发建设及运营管理的任务，与政府部门一起组成了物质空间建设的结构性力量。最后，公众主要指大唐不夜城的游客以及当地市民，既是这个RBD空间的使用者，也是其文化的传播者。公众的“以脚投票”决定了大唐不夜城RBD的运营是否成功，因此公众也成为大唐不夜城城市政体的重要参与者。上述三方参与者的相互作用关系决定了大唐不夜城空间形成与演化的机制。

最初主导大唐不夜城空间生产的是由政府和市场组成的政—商增长联盟。1990年代，西安的旅游综合收入开始迅速增长，促进了以大唐不夜城为代表的城市游憩商业区的发展。西安市政府给予曲江新区管委会大力支持，全面助推曲江新区文旅产业的发展。大唐不夜城总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投资总额高达50亿元人民币^④。政府部门不具备独自开发建设的资金和能力，必须依靠市场部门的支持来完成建设，而市场部门则看好政府部门对大唐不夜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公共建筑投资后所带来的市场升值空间，于是政府部门和市场部门形成了以利益增长为导向的联盟，互相配合来满足各自的需求，共同将大唐不夜城塑造成集游憩、文化、商业、娱乐等功能为一体的城市游憩商业区。

3.1.2 城市游憩商业区空间形态的符号化建构

大唐不夜城位于西安曲江新区著名的大雁塔脚下，1980年代还属于城乡结合部，直到2002年西安市政府开始进行曲江新区的开发建设，提出要将其打造成“西安未来新的城市中心区”。在此背景下，2002年8月大雁塔北广场启动修建，正式开启大唐不夜城的空间开发历程（图 3）。规划精英在政—商增长联盟的引导下融入大量的唐文化符号，将其建构成一个饱含盛唐风韵的文化型游憩商业区。如今的大唐不夜城主要由一条盛唐文化商业轴、两大绿地公园（陕西民俗大观园、唐大慈恩寺遗址公园）、四大文化广场（大雁塔北广场、玄奘广场、贞观广场、开元广场）、四大文化场馆（西安美术馆、西安音乐厅、陕西大剧院、太平洋影城）和五大文化雕塑（大唐佛文化、大唐群英谱、贞观之治、武后行从、开元盛世）等组成，以盛唐文化游憩体验活动为特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年人流量达近1亿人次，并且在社交媒体平台有极高的播放量，成为了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城市游憩商业区。这种经由政—商增长联盟引导规划精英构建出的唐文化的符号化空间，即空间表征的过程。

3.2 大唐不夜城表征的空间

表征的空间是指使用者与环境之间互动的社会关系生产出来的空间，体现了复杂的象征作用，是空间的使用者想要试图调整改变的空间^[42]。在大唐不夜城案例中，这种互动的社会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众在实体和虚拟空间中同步建构的空间想象和身份认同；二是政府和资本为满足公众的空间想象而主动进行的努力，包括空间的情景化和空间的重塑。

3.2.1 公众建构的空间想象和身份认同

大唐不夜城通过空间的表征生产出的充满盛唐文化符号的物质空间，对早期的游客产生了震撼性的吸引力。它所表现出的对中国历史上国力最强盛、文化最灿烂辉煌的时代的讴歌和赞颂，唤醒了游客心中对“盛世大唐”的热情和向往，产生了极大的民族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感。可以说，公众对政府和资本主导的空间表征的结果，基本上是喜悦和接纳的——来自结构性力量的空间规训，因为满足了游客对于“盛世大唐”的空间想象而被自觉地悦纳了。

不仅如此，随着网络时代社交媒体的发展，游客将自己在大唐不夜城的游玩经历发表在社交媒体上，又进一步构建了虚拟空间中对大唐不夜城的空间想象。这些空间想象既有对真实空间的记录和展示，也糅合了游客自身的喜好与情感。旅游领域的研究指出，旅游行为的发生与游客对地方的空间想象有关^[43]。早期游客在网络虚拟空间中构建的空间想象，进一步吸引了大量新游客前来游玩。前往大唐不夜城“打卡”并发布游览经历，甚至成为了一种“国潮文化”群体的身份标签。

3.2.2 政府和资本的回应：空间情景化与空间的重塑

对于公众自觉地建构的空间想象和身份认同，政府和资本是乐见其成的。不仅如此，他们还要进一步提供与游客的空间想象一致的形象和空间，以满足游客的凝视^[41]。

（1）空间的情景化。2019年以后，大唐不夜城在空间符号化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空间情景化的努力。街区内增加了众多常态化的唐文化行为艺术演出和主题演出，来增强空间使用者的体验感。例如“不倒翁小姐姐”、“奋斗在路上”、“盛唐女神（画中人）”、“武士雕刻”等一系列行为艺术演出以及“花车斗彩”、“贞观之治”、“戏演壁画”等舞台演出（图 4）。这种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娱乐相结合的演出方式将古老的大唐在现实空间中情景化了。游客对“盛世大唐”的空间想象变成了眼前活生生的现实，瞬间引爆了社交媒体。2019年大唐不夜城“不倒翁小姐姐”的牵手视频在抖音的播放量超23亿次，同年大唐不夜城游客量达1.2亿，位列全国5A景区游客量第一。据抖音2019年度报告显示，抖音点赞最高的国内城市TOP10中西安排第八，成为西北地区唯一入榜的城市，大唐不夜城也成为抖音年度播放量最高的景点。这种为满足游客空间想象而刻意雕琢的空间形象，被称为“舞台化的真实（staged authenticity）”^[44]。

（2）空间的重塑。一旦大唐不夜城提供的实体空间与游客的空间想象不一致，它将立刻做出调整，重塑实体空间。例如，因为“不倒翁小姐姐”在网络上受到了极大关注，导致前来观演的游客太多而降低了体验舒适度，引起游客的不满。为此，大唐不夜城特地将不倒翁的表演地点进行了调整，并新增了一处“开元不倒翁”表演。另一个例子，是“喊泉”的诞生。在某处喷泉旁，游客误以为喷泉的水柱会随着声音的高低而起伏，总是对着喷泉大声吆喝，于是大唐不夜城干脆把这个喷泉改造成了“喊泉”。这是政府与资本对空间使用者的“集体叙事^⑤[41]”的积极回应。

3.2.3 发展型城市政体的社会关系互动

公众在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同步建构的空间想象和身份认同，是大唐不夜城空间的使用者与环境互动的社会关系，即表征的空间。其后出现的空间的情景化和空间的重塑，虽然由政府和资本主导进行，但是促使他们做出空间改变的不是其自身的意志，而是来自空间使用者的意志表达，因此也可以认为是表征的空间。

我们用城市政体理论可以解释此时政府和资本与公众的互动关系。在大唐不夜城开发之初，政—商增长联盟就是以获得旅游利益、带动城市经济发展为目的。大唐不夜城作为RBD的物质空间形成以后，产生了基于盛唐文化符号的、以游憩活动为基本行为指向的社会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公众可以用“用脚投票”的方式决定政—商增长联盟的运行成效。因此，公众成为了三方利益相关者中举足轻重的一方，公众的意志在治理结构中得以自由表达，并能得到正向的、积极的反馈。可以认为，政—商增长联盟已经发展成为完整的城市政体。因为公众是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平台获得话语权而进入城市政体的，因此，本文将其称为基于网络营销策略的发展型城市政体。主导空间的表征的结构性力量，因为发展型城市政体的存在，必须对空间使用者进行积极的回应，由此印证了表征的空间与空间的表征互为表里、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

3.3 大唐不夜城空间的实践

空间实践是指空间的知觉感知层面，是指涉一种外部的、物质的、能够感知的物理环境^[42]。城市游憩商业区空间实践的显著特征是乡村或城市的一般空间在政—商增长联盟的快速推动下促使空间性质发生转变，演化为城市游憩商业区。大唐不夜城的空间实践贯穿了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的整个过程，具体可以划分为以下2个阶段：

3.3.1 开发阶段：城乡结合部转化为城市游憩商业区

大唐不夜城在1980年代时期属于城乡结合部，人们主要从事农业劳动，对于地理环境的干扰力度较小。大唐不夜城作为RBD的空间生产源于2002年开始进行的曲江新区的开发建设。曲江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历史和人文资源，成为西安市确立的以文化和旅游产业为主导的城市发展新区。因此，大唐不夜城在开发之初就具有“空间规模大、投资力度强、配建规格高、功能设置全”的特点。开发完成后，该地域主导的生产关系从农业活动转变为游憩商业活动。这一阶段，主要由政府部门和市场部门之间形成增长联盟，主导完成了基于盛唐文化的符号化物质空间的生产。公众在这一阶段的话语权较弱，体现出结构性力量对空间生产的主导作用。

3.3.2 运营阶段：城市游憩商业区的尺度跃迁

在政府和资本成功完成符号化空间的生产以后，一旦公众进入、使用这个空间，就开始在实体和虚拟空间中同步建构起自身的空间想象和身份认同。为了获得旅游经济利益，网络社交媒体中的公众言论得到政—商增长联盟的充分重视。政府和资本为满足公众的空间想象，主动进行了空间的情景化和空间的重塑。所有这些城市政体参与者的互动关系，形成了极具体验感和吸引力的盛唐文化游憩空间，引发大唐不夜城在虚拟和现实空间的双重火爆。大唐不夜城从众多普通的、以满足当地居民需要为目的的RBD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实现了尺度的跃迁，也实现了政—商增长联盟的初始目标。在这一阶段，公众的意志借助网络社交媒体对政—商增长联盟产生影响、重塑空间。大唐不夜城的空间治理结构也从政府和市场双方构建的增长联盟，转变为基于网络营销策略的政府、市场和公众三方组成的发展型城市政体。

在短短的二十年间，政—商增长联盟促进城乡结合部向符号化的城市游憩商业区转变，发展型城市政体又促进了城市游憩商业区的尺度跃迁。在多方参与者的共同作用下，改变了大唐不夜城原本的生产关系，构建了新的空间实践活动，从而完成了大唐不夜城RBD空间的生产。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城市游憩商业区是后现代城市中重要的空间类型，其发展伴随着复杂的城市地域空间的人地关系演变，是政府、市场和公众等多方力量对空间作用的结果。本文以西安大唐不夜城为例，尝试将空间三元论和城市政体理论引入到城市游憩商业区空间生产的研究中，对其空间生产的机制以及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了阐述。主要结论如下：

（1）城市游憩商业区的空间生产过程可以分别表述为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和空间的实践三个方面。空间的表征是政—商增长联盟主导符号化空间构建的过程。表征的空间主要体现在公众与建成环境互动而构建的空间想象和身份认同，以及政—商结构性力量对使用者空间想象的回应，即空间的情景化与空间的重塑。空间的实践表现在地域空间生产关系的转变，以及城市游憩商业区影响力的尺度跃迁。

（2）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空间的实践三元过程并非顺序演进关系，而是三位一体的辩证统一关系。这种辩证关系可以通过城市政体理论进行解释。政府、资本、公众三方是大唐不夜城旅游利益的相关者，政府和资本为了获得城市发展的效益，公众为了获得身心的愉悦和满足，相互结成了发展型城市政体。政府和资本为了更好地满足公众的空间想象而改变了空间的原有形态，这个行为本身由主导空间生产的结构性力量完成，但其实际体现的却是空间使用者的意志。由此可见，空间的表征与表征的空间相互生成、相互建构。空间的实践既是空间的表征与表征的空间发生的媒介，也是其结果。在最初的空间的表征之后，表征的空间引发了新一轮空间的表征，共同构成循环往复、螺旋递进的空间的实践。

（3）在发展型城市政体中，三方参与者的目标基本一致，这使得表征的空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以悦纳为主，抵抗并不明显。来自空间支配者的唐文化符号化规训，因为满足了公众对独特地方的空间想象而受到欢迎。空间的支配者甚至主动情景化和重塑空间，只为了更好地迎合公众的空间想象。这与许多研究弱势群体发起的“弱空间生产”的案例中^{[45, 46]}，表征的空间主要表现为抵抗的社会关系有很大不同。究其原因，应该是本案例中公众的力量在政体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从而能够指挥空间支配者来表达自身的意志，而不需要抵抗支配者。公众在政体中议价的权力，一方面取决于本案例是一个以公众游憩行为决定经济效益的RBD空间；另一方面则得益于网络时代蓬勃发展的社交媒体，成为了公众与政—商增长联盟讨价还价的新路径。可见，在本案例中，RBD空间和发展型城市政体是表征的空间以悦纳的社会关系为主的前提。不同的空间类型和不同的政体类型，将引致不同的社会关系表征。

4.2 讨论

列斐伏尔的思想学说十分复杂，主要包括空间的生产理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和城市社会学理论^[12]。在他之后，地理学和城市研究领域掀起了“空间的社会转向”理论风潮，许多符合“社会—空间”本体论的理论得以诞生。例如，城市政体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就是其中的代表，它们都在关注社会关系对社会空间的建构作用。早已有学者指出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以用于研究空间的生产^[17]，也有学者应用该理论进行过对大城市地方的社会建构以及乡村的社会空间重构研究^{[47, 48]}。但是将城市政体理论与空间三元论相结合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认为，相较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弱空间生产”类型中地方微观行为主体互动关系的分析，城市政体理论在分析“强空间生产”类型的空间生产过程中更具有优势。

鲍德里亚认为，在后现代城市中，“世界已经全面符码化”^[49]。有学者在微观地方建构中观察到，地方的情景化可以促进形成空间的地方性^[50]。大唐不夜城的案例也表明，空间的表征不光可以表征无生命的空间环境，还可以表征具有时间性的空间场景，即历史的、生活化的人物、事件、行为等，共同构成符码化的高级表现形式——情景化。大唐不夜城就是兼具符号化和情景化的后现代消费空间。并且，符码化不一定只在实体空间中产生，在网络时代，在虚拟空间中构建的空间想象对地方建构的作用往往更加重要。因此，在未来对空间的社会性的进一步研究中，研究的理论视角需要更多地与日常生活批判、社会文化地理学等后现代空间研究理论结合起来；而消费空间，因其代表了后现代消费社会的逻辑，将成为我们观察社会空间生产的重要场所。

注释：

① 国内社交媒体主要指“两微一抖”，即微博、微信和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

② 空间想象指个人或群体对某一特定地点的所有客观知识、印象、偏见、想象和情感想法的表达。

③ 曲江文投是由曲江新区管委会投资成立的大型国有全资企业，与管委会在人员设置上采用的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因此也被视为政府部门。

④ 数据来源：经济日报2020年5月17日刊发报道《融汇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文明：“盛唐天街”常变常新》。

⑤ 集体叙事是指特定群体对某一事情的一致性表述，主要表达特定集体的群体意愿，可以使其找到集体身份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