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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地理  2022, Vol. 37 Issue (5): 8-14, 182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22.0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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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金文纨, 杨博飞, 朱晟君. 西方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的研究进展及启示[J]. 人文地理, 2022, 37(5): 8-14, 182.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22.05.002.
JIN Wen-wan, YANG Bo-fei, ZHU Sheng-jun. PROGRESS ON THE REGIONAL CONSEQUENCES OF INTERNATIONAL HIGH-SKILLED MIGRATION[J]. Human Geography, 2022, 37(5): 8-14, 182.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22.05.00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73127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54,42122006)

作者简介

金文纨(1996—),女,浙江温州人,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区域发展。E-mail: wenwankim@pku.edu.cn

通讯作者

朱晟君(1984—),男,安徽淮北人,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升级、全球化与区域发展。E-mail: zhus@pku.edu.cn

文章历史

收稿日期:2021-09-09
修订日期:2022-04-12
西方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的研究进展及启示
金文纨 , 杨博飞 , 朱晟君     
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871
提   要:随着全球化发展,移民研究在西方成为经济学、地理学和社会学重点关注的主题。国际高技能移民的区域影响是移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利用文献计量方法,从现象发展、理论机制、实证梳理和研究热点等角度系统梳理西方相关研究,得到如下发现:①高技能移民的国际迁移模式随时间变得更多元化与复杂化,引发研究关注点从“人才流失”转变为“人才增益”。②在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背后,移民人力资本、区域关联和知识组合等机制在发挥潜在作用。③国际高技能移民会对目的国与来源国产生不同影响,其相关研究包括移民创业、移民同化、区域劳动力市场和区域宏观发展等热点。并在评述西方国际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结合中国现状探讨国内研究的拓展方向。
关键词高技能移民    区域影响    理论分析    文献计量    西方国家    
PROGRESS ON THE REGIONAL CONSEQUENCES OF INTERNATIONAL HIGH-SKILLED MIGRATION
JIN Wen-wan , YANG Bo-fei , ZHU Sheng-jun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the talent competition among countries has been gradually upgraded.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total amount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has rapidly grown and the number of immigration-related research also has increased. However, there is still no systematic review on the regional consequences of international high-skilled migration in Western research. In order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potential mechanisms and multi-dimensional influences of the high-skilled immigration, this paper has adopted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bibliometrics to complete the systematical review of related research. This paper receives the following main points: 1)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the simple one-way flow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high-skilled migrant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developed regions has changed.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ing return flow from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to emerging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and India. The reverse-flow makes the perspective of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regional effect of high-skilled immigrants has changed from "brain drain" to "brain gain". 2) There are three potential mechanisms of different immigration impacts, which respectively regard immigration as the human capital, the regional linkage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knowledge. 3) High-skilled immigr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n the receiving and sending countries' side, highskilled immigrations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by combining their potential multiple mechanisms. 4) CiteSpace is used to facilitate the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hotspots in existing research. In the end,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hortcomings of Western researches and discusses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domestic researches in the related issues.
Key words: high-skilled immigrant    regional consequences    mechanism analysis    bibliometrics    Western country    
1 引言

21世纪以来,世界进入大规模移民时代,国际移民总量快速增长。其中,高技能移民增长速度显著超过其他移民类型,其背后原因在于许多国家政府通过制定各类政策吸引国外高技能移民。根据《全球移民报告2019》数据,2019年全球超过40% 国家都制定了吸引国际高技能移民的政策[1]。国际高技能移民是一类特殊移民群体。根据联合国定义,国际高技能移民是指居住在出生国或原籍国以外国家的高教育或特殊职业人群,如科学家、工程师和研究人员等[2]。区别于家庭移民和国际难民等,国际高技能移民能够通过引入知识和技能等创新生产要素,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提升区域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因此,现有研究将其作为一类特殊研究对象,予以重点关注。目前,高技术移民的跨国流动已吸引西方学术界中地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学者的注意。以往研究重点关注国际高技能移民的迁移模式和动因理论。近年来,随着高质量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诉求,越来越多研究开始关注国际高技能移民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国际高技能移民的区域影响是指国际高技能人才流动在地理单元层面造成的社会经济发展景观变化。其影响不仅存在于来源国和目的国空间维度,还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至今,西方学术界已对国际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展开广泛研究,从经典的劳动力市场扩展到其如何影响区域贸易、投资和创新[3]。但相较于迁移模式和动因理论已经形成完整研究体系,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研究仍存在内容相对零散、缺乏全面分析和总结等不足之处。

近年来,中国对国际高技能移民的吸引力与日俱增[4]。国际高技能移民规模的增加使其在助力中国转变原有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增添发展新动能中的作用也日趋明显。与西方研究相比,国内专门针对高技能移民与中国区域发展的研究有限。其一方面主要关注普通移民或城乡移民的区域发展影响,尚缺乏针对国际高技能移民群体的分析;另一方面常将中国作为移民输出国,着重论述大规模移民流出的影响,而对高技能移民流入在中国区域发展所发挥的作用讨论不足[5]。因此,梳理归纳西方国际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研究进展,不仅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化和理论化国内相关领域研究,还能为未来研究提供启示。

鉴于此,本文首先利用科学知识图谱方法识别西方国际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研究中的热点,以此为基础从现象发展过程、区域影响理论机制和实证发现等方面系统性地综述西方研究进展。最后,本文简要评述现有西方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研究不足,并基于中国背景为未来国内研究指明潜在方向。

2 基于CiteSpace的知识图谱分析

西方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研究数量众多且多样化程度高。本文基于文献搜索、分析和科学知识图谱方法来理解现象发展、理论机制、研究进展以及辨识国际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的研究热点,以期全景式地描述西方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研究的发展概貌。文章使用数据源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除MEDLINE生物医药数据库外),采用移民、技术和区域三类关键词(排除低技术移民关键词)检索,保留最具实效性和代表性的期刊文献,并限定文献研究类别为地理学、经济学、区域研究以及发展研究等相关主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标题、关键词和摘要逐一对文献进行人工排查,最终获取从2000—2021年符合上述标准的学术文献829篇,限于文章篇幅,本文仅对其中重点引述文献进行引用标注,后述分析也将围绕该部分文献展开。

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以每3年为一个时间切片,遴选每个切片中出现频率排名前15位关键词形成知识网络,通过Pathfinder算法剪裁,以精简网络结构和凸显重要节点与联系,得到图 1所示国际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研究知识网络。该网络包括206个节点和683条连线,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连线表示关键词之间共引关系。为更清晰展示研究热点,本文选择性地隐去部分低频关键词。在图 1中,节点越大表示关键词出现频率越高;暖色节点代表对应关键词在近年内所受关注较多,若节点最外圈层呈现粉色,则表明其所受关注在短期内激增。如图 1,移民(0.28)是频率最高的关键词,并衍生出关于创业(0.10)、收入(0.06)、政策(0.05)、同化(0.05)和就业(0.04)等主题。其中,“企业家精神”是国际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研究近年的研究热点。高技能移民的“同化”主题包括“种族”以及“融合”等关键词,是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社会因素。针对“劳动力市场”的讨论是区域影响研究的经典主题。此外,“人力资本”、“增长”和“绩效”等关键词则在整体上代表一系列关注高技能移民与区域宏观发展的研究。由此可见,在西方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研究发展历程中存在不同热点,其反映移民现象发展、理论机制丰富以及多维度研究的进展。

图 1 基于关键词构造的国际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研究知识网络 Fig.1 Keyword Knowledge Network of the Regional Consequences of International High-Skilled Migration
3 国际高技能移民的现象发展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流动壁垒弱化,国际移民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由于移民平均迁移倾向会随着教育程度增加,高技能移民迁移率一直高于普通移民群体,且其流动速度和规模均在不断提高。例如,目前高技能移民全球流动范围仍在不断扩大、涉及越来越多国家和区域。国际高技能移民的形式还发生了明显改变。在1970年代,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薪资水平、就业机会和社会环境等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国际高技能移民主要表现为从发展中国家到经济发达国家的单向流动[2]。其中,超过三分之二高技能移民选择从拉丁美洲和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迁移至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而到1990年代,国际高技能移民的空间流向不再只是简单单向输出,其回流情况普遍出现,尤其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开始吸引大批高素质劳动力回流。这些回流高技能移民对提升其母国发展水平起到积极作用。此外,高技能移民跨国流动模式还愈发多元化。高技能人群的短期流动替代长期迁移,其跨国流动的目的地更具多样性,呈现在世界各国间循环流动的新趋势[6]

高技能移民跨国流动现象的丰富引发了研究视角的变化。在初始阶段,研究主要关注受高等教育人群从发展中经济体迁移到更富有发达国家的过程,及其导致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brain drain)问题。在该过程中,高技能移民不仅直接造成来源国人力资本损失、加剧其余目的国间贫富差距[7],还可能由于移民在国外的“职业降级”造成“人才浪费”(brain waste)[8]。在发展后期,国际高技能移民“回流”和“环流”等现象的出现使得一些研究开始关注高技能移民流动过程中的“人才增益”(brain gain)[9],即高技能移民通过技能传播、知识共享和移民返乡等形式,将知识、实践和国际网络向来源国转移的过程[10]。这表明随着国际高技能移民现象丰富,其所引致的“人才外流”负面区域发展效应在一定情况下可能转变为“人才增益”的区域发展机遇[11]

4 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的理论机制

国际高技能移民产生的区域影响与移民自身特性有关,可以划分为三类理论机制:人力资本机制、区域关联机制和知识组合机制,具体见表 1

表 1 国际高技能移民的理论机制梳理 Tab.1 The Main Mechanisms of High-Skilled Immigration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4.1 人力资本机制

高技能移民是一种稀缺且不可再生的人力资本。自选择理论认为移民迁移决策需要平衡未来风险和预期未来回报,这使其会在智力、创造力、风险倾向和创业精神等特征方面进行自我选择[12]。因而移民群体,尤其是高技能移民往往比本地劳动力具有更高创业和创新能力。作为人力资本,高技能移民能通过增加高质量劳动力供应数量直接降低目的国劳动力供给成本并提高劳动生产率。此外,高技能移民空间集聚还将形成规模经济优势,减少区域高质量劳动力的搜寻、匹配和培训成本,促进区域内知识溢出,对区域在投资、知识创造等方面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13]。相应地在来源国方面,高技能移民则可能降低劳动生产率和减弱规模正外部性等。

4.2 区域关联机制

高技能移民的跨国流动会形成区域间关联。高技能移民的复杂流动网络是区域间知识溢出和资金流动的重要渠道。知识存在于具有特定文化、语言或宗教背景的区域中,具有较强空间粘性[14],尤其是复杂知识传播和交换需要通过专业化生产网络和面对面交流。因此,以“人”为载体的移民现象能够通过增加区域间非正式、面对面交流机会,加速复杂缄默知识在空间中扩散,实现区域间知识信息交换[15]。与人力资本机制不同,区域关联性质关注高技能人才跨国迁移实现区域间不同技术优势的双向扩散[16],有助于来源国获取非本地知识和资源,并不必然会导致来源国损失。

4.3 知识组合机制

高技能移民的多样性还具有知识组合效应。区域内移民来源构成差异会影响不同类型知识相互作用,可能对目的国发展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高技能移民多样性的知识组合机制对区域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其负面影响主要源于不同来源国移民群体语言、品味、规范和价值观差异。这会增加群体间沟通成本,引发信任和协调问题,降低日常互动有效性,甚至破坏社会团结和增加社会冲突[17]。积极影响则主要指不同来源国移民群体具有不同技能、经验和能力,其互动过程可能潜在地创造组织协同效应,通过重组想法提高区域整体生产和创新能力[18]

5 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的研究进展

高技能移民对国家竞争力有重要作用。如上所述,现实中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是多种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基于上述机制,本文试图从目的国和来源国两方面梳理现有研究进展。

5.1 目的国的影响

讨论目的国发展是现有移民区域影响研究的重要主题。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区域生产力提高与经济增长。基于人力资本机制,高技能移民规模增加有利于目的国发展。研究表明,高技能移民存量或比例较高区域的生产率会相应提升[21]。欧洲与美国研究表明,高技能移民集聚能加强区域专业化程度,促进新企业进入、实现收入增长和提高创新概率[22, 23]。Hunt和Gauthier-Loiselle [24]发现美国高技能移民申请专利比率是本地劳动力的两倍。Fassio等[25]和Bosetti等[10]则发现高技术移民数量越多,区域越可能在专利合作和文章引用等方面表现突出。

基于区域关联机制,高技能移民流动还能为目的国带来非本地知识信息,增加目的国具有技能和产品种类。Ganguli[26]以及Choudhury和Kim[27]等学者分别发现由于俄国和东亚科学家不断向美国移民,提高了美国引用苏联文章数量以及东方草药专利的申请数量。Miguélez和Moren[28]也表明发明家跨区域流动能增强区域间合作。一些明星科学家还可能引发“追随者现象”,通过跟随人群流动来加速区域间知识转移。目的国通过学习非本地知识技术,模仿和发展移民来源国优势产业,从而突破区域原有发展路径[15]。此外,高技能移民多样性组合也可能影响目的国发展。当前,大部分研究发现高技能移民多样性对区域发展的积极作用。在跨国尺度中,Alesina等[20]以及Bove和Elia[29]发现高技能移民组成多样性有利于提高目的国经济发展水平,如人均GDP和经济复杂性等。类似地,欧盟和OECD等区域性组织案例中也同样展现了高技能移民多样性的积极影响[10]。次国家尺度研究以美国为主,其大都市地区和州级尺度研究均证实移民多样性的积极作用[19]

尽管数量有限,一些研究仍指出高技能移民流入可能增加目的国资源竞争压力,加剧住房等资源性问题,冲击到目的国中部分群体。一些研究发现在落后经济体中,高技能移民多样性常常会降低群体间信任,不利于区域生产力和创新潜能[3]。这可能是由于落后经济体无法提供充足公共品来消除移民多样性造成的分离和差异,使区域难以从异质技能和知识资产中获利,从而增加了整体消极影响[30]

5.2 来源国的影响

相较目的国,目前关注高技能移民外流对来源国影响的研究数量较少[7]。人才外流不利于来源国的收入与就业。从人力资本机制角度分析,高技能移民外流可能会对来源国产生中性或负面影响。基于标准贸易理论框架中的福利分析,Grubel和Scott[31]强调自由移民对世界经济的好处,认为尽管高技能移民流出可能减少来源国人力资本,但其留存资产和国内汇款能补充本地剩余劳动力,并补偿来源国实际损失。而Bhagwati和Hamada[32]则引入国内劳动力市场僵化、信息不完善以及外部性因素,发现人才流失并不利于流出地的剩余劳动力。具体地,高技能移民外流会降低来源国人才集聚正外部性,造成来源国教育投资流失,剥夺本地劳动力福利。部分实证研究结果也支持该论点。例如,Miyagiwa[33]将高等教育规模效应引入人才流失模型,发现高技能移民外流会降低本地劳动力收入。而Haque和Kim[34]也发现人才流失会降低来源国有效人力资本增长率,强化国际层面的不平等。

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还发现高技能移民对来源国的积极影响。高技能移民的预期回报会促进来源国加强教育投资,通过加强技能与知识代际传递加强人力资本积累。Batista等[35]以及Gibson和McKenzie[36]证实了人才流出对来源国人力资本积累存在净积极影响,例如产生对国家教育激励影响,促进低收入国家人力资本积累。另外基于关联视角,高技能移民跨国流动还能实现“目的国—来源国”之间的反向扩散。高技能移民,如一些返回母国的研究人员和国际留学生等能通过社会网络实现资金和知识回流,提高来源国专利申请数量和加速国际技术转让[37]。这能增强从目的国到来源国间知识流,促进来源国创建跨国贸易、资本流动和知识传播网络,缩小国家间发展差距[38]

6 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的研究热点

基于图 1的国际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研究知识网络,本文将重点论述创业、同化、劳动力市场和宏观发展四大研究热点。

6.1 高技能移民创业效应

创业是高技能移民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渠道之一。高技能移民创业机会成本较低且更容易注意到潜在机遇,这使其相对普通移民具有更强创业倾向。创业效应研究通常围绕以下两个主题:其一,高技能移民创业行为对区域的影响。大部分研究表明高技能移民创业有利于目的国,同时造成来源国损失。在目的国中,高技能移民创业直接为当地创造大量销售额和工作岗位,强化企业竞争,短期内提升区域生产力[39]。移民企业还更容易与外国企业建立战略关系,有利于目的国开展国际业务,改变区域经济结构[40]。而对于来源国,目前研究主要认为高技能移民创业行为会弱化其与来源国间联系,阻碍来源国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加剧目的国与来源国间发展差距。

其二,讨论高技能移民创业对区域影响的空间差异。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高技能移民的创业倾向低于本地劳动力[41]。有研究认为移民创业行为会受区域种族多样性和移民嵌入性影响[42]。例如在嵌入性高的区域,移民企业家不仅可以获取区域社会资本和潜在客户群体,还能受益于区域内其他移民企业家的榜样作用,提高创业的成功概率。此外由于金融危机影响,一些发达国家的移民迁移到新兴国家,促进新兴市场中的移民创业现象[43]。未来预期以新兴国家为背景的高技能移民创业研究会越来越多。

6.2 高技能移民同化效应

作为外来者,移民与本地劳动力之间在就业机会、失业风险以及文化政治倾向等方面存在差异。移民同化是指其通过积累语言技能和获取市场信息,逐渐缩小与本地劳动力差异的过程。对于高技能移民,同化过程会弱化其与母国的社会联系,并增强与目的国的关联[44]。该部分存在以下重点:一方面是关于高技能移民同化如何影响目的国发展。同化问题可能造成移民群体就业和收入降低,加剧区域内收入不均[45]。移民同化问题一般会随时间改善,呈现如美国和澳大利亚案例中的“U形模式”[8]。但德国和西班牙等案例发现,一些高技能移民只能长期从事低收入和低技能密集型职业,且该影响将延续至移民后代[46]。移民同化可能受区域制度特征、经济结构与种族多样性等影响[47]。在管制放松的区域或自由劳动力市场,高技能移民找到就业机会并实现向上流动的概率更高。

另一争议话题是关于高技能移民同化如何影响来源国发展。高技能移民的同化问题可能导致其在初期无法通过技能水平和教育程度获得对等收益,弱化其与母国间的资本和知识流通。因此,同化程度上升能提高移民收入以及其向来源国资金、知识和物质等回流的概率。但相反观点认为高技能移民的本地同化程度加深可能使其将更多资源投入本地,弱化与来源国的联系。Barrett和Durden[48]发现随着墨西哥移民在美国同化程度提高,其汇向墨西哥的可支配收入反而减少,导致“汇款衰减”,而这会增加来源国人才流出的损失。

6.3 区域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是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研究的经典主题。目前研究仍存在关于高技能移民流入对区域劳动力市场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的争论。高技能移民与本地劳动力之间存在“替代”与“互补”的关系。其中,替代效应是指高技能移民流入增加区域中同一技术水平的劳动力供应,降低本地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数量和工资水平,相对提高低技能劳动力工资。例如实证研究发现,美国移民流入以替代效应为主,会降低本地劳动力的相对经济地位[49]。互补效应则是指高技能移民通过与本地劳动力的互补关系,扩大劳动力市场规模,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移民教育程度越高,其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也会越大。这使得高技能移民能同时扩大区域对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减小劳动力工资所受冲击,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积极效应[50]。Behrens和Sato[51]发现高技能移民会抵消大量劳动力供应的负面禀赋效应。Lin [52]以及González和Orteg[44]均证实高技能移民流入会增加相应劳动力使用强度,提高区域中同一技术水平劳动力的需求。此外,高技能移民流入还有利于区域构建更大的差异化技能库,促进区域间有效专业化分工。

6.4 区域投资、贸易与创新

除劳动力市场,现有研究还将对高技能移民的关注拓展到区域宏观发展的其他方面,例如投资、贸易与创新等。大部分研究证实了高技能移民对区域宏观发展的积极影响。在投资方面,Javorcik等[53]发现一个国家拥有熟练移民数量与其外国直接投资水平之间为正相关关系。在贸易方面,Kerr等[54]证实高技能国际移民能增加区域贸易,成为来源国和目的国获取全球知识、资本和商品的渠道。创新影响也是一个富有潜力的研究方向。Chellaraj等[55]以及Wadhwa等[56]研究发现通过自身创新及其对本土劳动力创新溢出,高技能移民对美国科学发展创造了巨大贡献。在该类主题中,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的知识传播和多样性机制是研究热点。以区域创新为例,一些研究将高技能移民对目的国的创新影响与来源国联系起来,关注美国侨民创新行为与母国,如印度、中国、爱尔兰和以色列等之间的联系[57]。另外,现有研究还试图在区域层面证实高技能移民多样性与区域创新水平间的关系,并发现随着目的国收入水平、研发强度和吸收能力增强,高技能移民对区域创新影响也会更明显[58]

7 研究不足与启示

20世纪90年代,高技能移民成为西方移民研究的新热点,而有关其引发的区域影响研究则是从近几十年才开始积累。本文从现象发展、理论机制、实证梳理和研究热点等方面梳理了西方国际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指出西方现有研究不足,并结合中国现实背景与研究现状,为国内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的研究提出建议。

7.1 研究不足

基于回顾现有西方研究,本文认为其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不足:

(1)缺少关注区域的发展基础。目前大部分西方研究在分析移民区域影响时,常将区域视为接受外部物质与知识的“真空”容器,较少将高技能移民的影响与区域发展基础结合。事实上,区域发展是一个涉及本地与非本地要素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高技能移民所引入的非本地要素,会与本地要素相互作用进而最终反应到区域层面。因此,现有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研究需要加强对区域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和发展基础等方面的关注。

(2)缺少关注移民网络的结构性质。现有大部分西方实证研究采用移民规模指标,对移民网络结构特征的关注不足,使得从网络角度探讨高技能移民区域效应存在较大潜力[59]。信息传递是高技能移民网络的重要功能之一,而移民引发信息流通并不局限于直接相连区域。例如,高技能移民网络可以通过其人际网络、历史轨迹或地理邻近性等方式,将知识信息以来源国为核心扩展至该区域以外[60],而该过程很可能会受高技能移民网络结构影响。因此,未来有必要在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研究中增加对其网络结构的关注。

(3)缺少不同主题下的异质性讨论。现有研究表明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包括创业、贸易和投资等多方面,但既有研究对不同主题下的异质性讨论并不充分。例如在创新相关研究中,较少涉及创新活动复杂性与激进性等异质性讨论[61]。在投资与贸易研究中也缺少针对不同类型资本与商品的异质性研究。扩展移民区域影响异质性的实证研究,有助于揭示其潜在机制[62]。未来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研究的多个主题都需要扩充异质性讨论。

7.2 研究启示

相较于西方国家,中国移民现象受关注的时间较晚。中国移民现象的盛行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在初期阶段,中国主要是移民流出而鲜少有国际移民流入。这也导致国内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的研究起步较晚、数量不多,且在理论建构和实证分析方面均与西方研究存在较大差距。目前,国内国际移民区域影响研究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采用案例分析和问卷调查等方式分析移民聚居区的社会空间特征和族裔经济,例如广州的黑人、日本人聚居区和北京的韩国人聚居区[5]。这类研究往往并不针对于高技能移民群体。另一部分研究倾向于通过计量模型分析国际人才引进和人才流失对中国区域进出口贸易与投资的影响。例如,国际人才流入对于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区位的影响[63, 64]。国内此类研究多集中于贸易和投资,很少涉及其他主题。

近年来受全球化影响,人口跨界迁移势愈发明显。中国也通过经济发展和国际知名度吸引了大批国际高技能移民涌入[65],实现从“智力流失期”向“智力回流期”的过渡。高技能人才是复杂和缄默知识技术的载体,也是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因此高技能移民很可能成为中国调整劳动力市场、转变现有发展方式的新影响因素。基于上述中国现实背景与研究基础,结合西方研究不足,本文建议未来加强对以下议题的关注:

首先与西方研究相同,国内高技能移民区域影响研究需要更关注区域基础。在中国背景下,不同区域间经济水平、发展速度和发展路径存在较大差距,这使得分区域并结合区域发展基础具有必要性。其次,国内研究同样需要加强关注高技能移民网络结构指标,尤其针对华人网络。现有研究已证实华人移民网络可通过信息共享影响中国对外投资和贸易等,但其分析均缺少考虑高技能移民的网络结构。因此,利用网络分析方法从网络角度的讨论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现实情况。除以上议题外,中国研究的现有基础决定了其还需要学习西方研究。一方面,以贸易和投资为主的国内研究未来可以拓展到创业、创新和社会融合等更多元的区域发展主题,并丰富异质性讨论[4]。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正在国际高技能移民网络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虽然目前一些国内研究考察了中国的海外人才回流,但是大部分都偏向政策制度和动因分析,很少针对区域影响[66]。鉴于此,国内研究还需关注在特定制度背景下,高技能移民流入对中国发展所产生的特殊影响。

参考文献
[1]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19 Report[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9: 3-28.
[2]
刘晔, 刘于琪, 沈建法. 西方高端人才跨国流动研究述评[J]. 人文地理, 2013, 28(2): 7-12. [Liu Ye, Liu Yuqi, Shen Jianfa. Transnational mobility of the highly skilled: A review[J]. Human Geography, 2013, 28(2): 7-12.]
[3]
Nathan M. The wider economic impacts of high-skilled migrants: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J]. IZA Journal of Migration, 2014, 3(4): 1-20.
[4]
魏浩, 袁然. 国际人才流入与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J]. 世界经济, 2018, 41(12): 144-166. [Wei Hao, Yuan Ran. International talent inflow and R&D invest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18, 41(12): 144-166.]
[5]
周春山, 杨高. 西方国家移民聚居区研究进展及启示[J]. 人文地理, 2017, 32(1): 1-8, 36. [Zhou Chunshan, Yang Gao. Progress on immigrant communities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udies in China[J]. Human Geography, 2017, 32(1): 1-8, 36.]
[6]
马海涛, 张芳芳. 人才跨国流动的动力与影响研究评述[J]. 经济地理, 2019, 39(2): 40-47. [Ma Haitao, Zhang Fangfang.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impetus and influence of transnational mobility of talents[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39(2): 40-47.]
[7]
Gibson J, Mckenzie D. Scientific mobility and knowledge networks in high emigration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the Pacific[J]. Research Policy, 2014, 43(9): 1486-1495. DOI:10.1016/j.respol.2014.04.005
[8]
Chiswick B R, Lee Y L, Miller P W.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immigrant occupational mobility: A test of the immigrant assimilation hypothesis[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05, 39(2): 332-353. DOI:10.1111/j.1747-7379.2005.tb00269.x
[9]
Baruffaldi S H, Landoni P. Return mobility and scientific productivity of researchers working abroad: The role of home country linkages[J]. Research Policy, 2012, 41(9): 1655-1665. DOI:10.1016/j.respol.2012.04.005
[10]
Bosetti V, Cattaneo C, Verdolini E. Migration of skilled workers and innovation: A European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5, 96(2): 311-322. DOI:10.1016/j.jinteco.2015.04.002
[11]
Kim M S, Kim D, Mcneely N A. Race, inequality, and social capital in the U.S. counties[J].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020(4): 1-19. DOI:10.3969/j.issn.1001-5981.2020.04.001
[12]
Borjas B. Self-selection and the earnings of immigrant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7, 80(1): 305-308.
[13]
Cowan R, Zinovyeva N. University effects on regional innovation[J]. Research Policy, 2013, 42(3): 788-800. DOI:10.1016/j.respol.2012.10.001
[14]
Ott H, Rondé P. Inside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black box: Evidence from French data[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19, 98(5): 1993-2026. DOI:10.1111/pirs.12446
[15]
Bahar D, Choudhury P, Rapoport H. Migrant inventors and the technological advantage of nations[J]. Research Policy, 2020, 49(9): 1-15.
[16]
Miguelez E, Noumedem Temgoua C. Inventor migration and knowledge flows: A two-way communication channel?[J]. Research Policy, 2020, 49(9): 1-13.
[17]
Platteau J P, Seki E. Heterogeneity, social esteem and feasibility of collective act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7, 83(2): 302-325. DOI:10.1016/j.jdeveco.2006.03.005
[18]
Orefice G, Santoni G. Exporting creative and cultural products: Birthplace diversity matters![J]. World Economy, 2018, 41(7): 1867-1887. DOI:10.1111/twec.12649
[19]
Cooke A, Kemeny T.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immigrant diversity: Disparate impacts and new directions[J]. Geography Compass, 2017, 11(11): 1-14.
[20]
Alesina A, Harnoss J, Rapoport H. Birthplace diversity 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16, 21(2): 101-138. DOI:10.1007/s10887-016-9127-6
[21]
Peri G. The effect of immigration on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U. S. states[J].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12, 94(1): 348-358.
[22]
Caviggioli F, Jensen P, Scellato G. Highly skilled migrants and technological diversification in the US and Europe[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20, 154: 1-16.
[23]
Bettin G, Bianchi P, Nicolli F, et al. Migration, ethnic concentration and firm entry: Evidence from Italian regions[J]. Regional Studies, 2019, 53(1): 55-66. DOI:10.1080/00343404.2018.1432852
[24]
Hunt J, Gauthier-Loiselle M. How much does immigration boost innovation[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0, 2(2): 31-56.
[25]
Fassio C, Montobbio F, Venturini A. Skilled migration and innovation in European industries[J]. Research Policy, 2019, 48(3): 706-718. DOI:10.1016/j.respol.2018.11.002
[26]
Ganguli I. Immigration and ideas: What did Russian scientists "bring" to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15, 33(3): 257-288.
[27]
Choudhury P, Kim D Y. The ethnic migrant inventor effect: Codification and recombination of knowledge across border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8, 40(2): 203-229.
[28]
Miguélez E, Moreno R. Research networks and inventors' mobility as drivers of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Europe[J]. Regional Studies, 2013, 47(10): 1668-1685. DOI:10.1080/00343404.2011.618803
[29]
Bove V, Elia L. Migration, diversity and economic growth[J]. World Development, 2017, 89: 227-239. DOI:10.1016/j.worlddev.2016.08.012
[30]
Stolle D, Soroka S, Johnston R. When does diversity erode trust? Neighborhood diversity,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interactions[J]. Political Studies, 2008, 56(1): 57-75. DOI:10.1111/j.1467-9248.2007.00717.x
[31]
Grubel H, Scott A. The international flow of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966, 56: 268-274.
[32]
Bhagwati J, Hamada K. The brain drain,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of markets for professionals and unemployment: A theoret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74, 1(1): 19-42. DOI:10.1016/0304-3878(74)90020-0
[33]
Miyagiwa K. Scale economies in education and the brain drain problem[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91, 32(3): 743-759. DOI:10.2307/2527117
[34]
Haque N, Kim S. Human capital flight: Impact of migration on income and growth[J]. Staff Paper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5, 42(3): 577-607. DOI:10.2307/3867533
[35]
Batista C, Lacuesta A, Vicente P. Testing the "brain gain" hypothesis: Micro evidence from Cape Verd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7(1): 32-45. DOI:10.1016/j.jdeveco.2011.01.005
[36]
Gibson J, McKenzie D. The micr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emigration and return migration of the best and brightest: Evidence from the pacific[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1, 95(1): 18-29. DOI:10.1016/j.jdeveco.2009.11.002
[37]
Jonkers K, Cruz-Castro L. Research upon return: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n scientific ties, production and impact[J]. Research Policy, 2013, 42(8): 1366-1377. DOI:10.1016/j.respol.2013.05.005
[38]
Breschi S, Lissoni F, Miguelez E. Foreign-origin inventors in the USA: Testing for diaspora and brain gain effect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17(5): 1009-1038.
[39]
Anderson S, Platzer M. American Made: The Impact of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and Professionals Arlington[M]. Arlington: 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 2007: 21-27.
[40]
Hart D M, Acs Z J, T racy S L. High-tech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J].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2011, 25(2): 116-129. DOI:10.1177/0891242410394336
[41]
Schuetze H, Antecol H. Immigr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Venture Start-up Process[M]. Boston: Springer, 2007: 107-135.
[42]
Tavassoli S, Trippl M. The impact of ethnic communities on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Sweden[J]. Regional Studies, 2019, 53(1): 67-79. DOI:10.1080/00343404.2017.1395007
[43]
Szkudlarek B, Wu S. The culturally contingent meaning of entrepreneurship: Mixed embeddedness and co-ethnic ties[J].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2018, 30(5/6): 585-611.
[44]
González L, Ortega F. How do very open economies adjust to large immigration flows? Evidence from Spanish regions[J]. Labour Economics, 2011, 18(1): 57-70. DOI:10.1016/j.labeco.2010.06.001
[45]
Mussida C, Parisi M L. Immigrant groups' income inequality within and across Italian regions[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2018, 16(4): 655-671. DOI:10.1007/s10888-018-9381-2
[46]
Bernardi F, Garrido L, Miyar M. The recent fast upsurge of immigrants in Spain and their employment patterns and occupational attainment[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11, 49(1): 148-187. DOI:10.1111/j.1468-2435.2010.00610.x
[47]
Fellini I, Guetto R. A "U-shaped" pattern of immigrants' occupational career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taly, Spain, and France[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19, 53(1): 26-58. DOI:10.1177/0197918318767931
[48]
Barrett B W, Durden T. Banking on remittances? How opening a bank accou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ffects Mexican migrants sending money back to Mexico[J]. Mexican Studies Estudios Mexicanos, 2018, 34(2): 165-190. DOI:10.1525/msem.2018.34.2.165
[49]
Borjas G J. The labor demand curve is downward sloping: Reexamining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the labor market[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118(4): 1335-1374. DOI:10.1162/003355303322552810
[50]
Naveed A, Javakhishvili-larsen N, Schmidt T D. Labour mobility and local employment: Building a local employment base from labour mobility?[J]. Regional Studies, 2017, 51(11): 1622-1634. DOI:10.1080/00343404.2016.1223284
[51]
Behrens K, Sato Y. Migration, skill formation and the wage structure[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011, 51(1): 5-30.
[52]
Lin G C. High-skilled immigration and native task specialization in US cities[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19, 77: 289-305.
[53]
Javorcik B, Spatareanu M, Neagu C. Migrant network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 2011, 94(2): 231-241.
[54]
Kerr W. Ethnic scientif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8, 90(3): 518-537.
[55]
Chellaraj G, Maskus K, Mattoo A. The contribution of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to US innovation[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0, 16(3): 444-462.
[56]
Wadhwa V, Saxenian A, Rissing B, et al. Skilled immi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J]. Applied Research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2008, 5(1): 6-14.
[57]
Kerr W. Breakthrough inventions and migrating clusters of innovation[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10, 67(1): 46-60.
[58]
Enkhtaivan B, Brusa J, Davaadorj Z. A gap in brain gain for emerging countries: Evidence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on non-resident patents[J]. Journal of Risk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2020, 14(1): 1-23.
[59]
Aleksynska M, Peri G. Isolating the network effect of immigrants on trade[J]. The World Economy, 2014, 37(3): 434-455.
[60]
Chaney T.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11): 3600-3634.
[61]
Giovannetti G, Lanati M. Do high-skill immigrants trigger highquality trade[J]. The World Economy, 2017, 40(7): 1345-1380.
[62]
Briant A, Combes P P, Lafourcade M. Product complexity, quality of institutions and the protrade effect of immigrants[J]. The World Economy, 2014, 37(1): 63-85.
[63]
魏浩, 袁然, 苏航. 国际人才流动对中国消费品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国际留学生视角的考察[J]. 国际贸易问题, 2021(10): 67-81. [Wei Hao, Yuan Ran, Su Hang. International talent mobility and China's consumer goods export: A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studen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2021(10): 67-81.]
[64]
陈瑛, 李芬英, 马斌. 移民对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J]. 地理科学, 2018, 38(9): 1483-1490. [Chen Ying, Li Fenying, Ma Bin. The impact of Chinese immigrant on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38(9): 1483-1490.]
[65]
刘云刚, 陈跃. 1990年代以来在华跨国移民动态特征[J]. 世界地理研究, 2014, 23(4): 1-13. [Liu Yungang, Chen Yue. Dynamics and features of transnational immigrants in China since 1990s[J].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4, 23(4): 1-13.]
[66]
陈程. 大陆海外新移民的回流模式与空间特征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106-132. [Chen Cheng. A Study on the Return Mode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Overseas New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D].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16: 106-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