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面临的世界性难题，也是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长期挑战^[1]。人类社会从未停止过同贫困作斗争^[2]，消除或者减少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理想。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都把减贫视为首要任务，相继提出了“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和“没有贫困”等全球性问题，并明确在可持续发展中消灭贫困。世界银行报告^[3]指出，全球减贫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极端贫困人口从1990年的19.26亿人下降到2017年的6.89亿人。但减贫速度正在放缓，1990—2013年极端贫困发生率平均每年下降约1%，2013—2015年增速缓慢，每年只有0.6%，2015—2017年进一步放缓，降至每年0.5%，2020年全球极端贫困人数出现30多年来的首次上升，预计仅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将导致全球0.88—1.55亿人重新陷入极端贫困，使全球消除极端贫困的进程至少倒退3年。

中国曾经是世界上农村贫困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4]。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意志力与贫困作斗争。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按照世界银行每天1.25美元（2005年PPP）的贫困标准，1990—2015年全球贫困人口减少10.9亿人，同期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6.35亿人，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减少的成就中有58.25% 来自中国^[5]。中国的减贫工作取得了“当惊世界殊”的伟大成就，这一成就并未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影响。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6]。用40多年时间，成功让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从贫困中脱离出来，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可以说，中国已经消除了极端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7]，为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中国人民在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这是否意味着2020年以后中国将不再有贫困人口？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面临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后，中国的扶贫工作并没有结束，而是进入了缓解相对贫困的阶段。这个阶段需要深刻总结2020年以前针对绝对贫困的治理经验，建立科学的扶贫体系，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深刻总结2020年以前绝对贫困的治理经验对于2020年后贫困治理和接续推进乡村振兴都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本文以现实需要为契机，从跨学科的视角讨论国内学术界关于多维贫困概念、研究议题和分析框架的学科差异，尝试性提出未来研究的拓展方向，为新时代中国贫困问题研究、扶贫实践以及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理论参考。

本文为问题导向型研究综述，主要基于四个具体问题来构建中国农村多维贫困研究的文献回顾框架。（问题1）多维贫困概念是如何发展的？（问题2）哪些学科参与了中国农村多维贫困研究的学术讨论？（问题3）正在讨论哪些议题？（问题4）这些特定的话题在不同学科之间是如何展开的？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通过《中国知网（CNKI）》的高级检索功能，于2022年2月4日分别以“多维贫困”以及“多维”+“贫困”为篇名、关键词或摘要中的内含词进行检索，选择不限时间跨度并将来源类别设定为“核心期刊”和“CSSCI”，共得到922条记录。在详细阅读922篇论文的基础上，对论文进行了手动筛选。由于中国的减贫工作主要在农村，因此本文主要从农村视角来梳理文献。为此，剔除了讨论我国城市以及其他国家多维贫困现象的34篇论文，还排除了仅提到多维贫困但并未对其进行深入探究的64篇论文、6篇期刊目录和会议综述，最终得到818篇论文。从图 1可以看出，最早的文献出现于2005年，但实际上，上个世纪90年代便已有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多维性^[8]，只是尚未使用“多维贫困”这一概念。2005年以来文献的总体演变特征是：2016年以后刊文量出现了强劲增长（2022年预测值211篇）。在818篇论文中，88.75%的论文是在2016年之后发表的。这一增长特征应是精准扶贫实施以来，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的“两不愁，三保障”减贫目标的多维性所致。此外，随着中国减贫历程的发展，困扰我国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的解决，而多维贫困问题愈加凸显，也为多维贫困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契机。

图 1(Fig. 1)

图 1 《中国知网》关于“多维贫困”话题的载文情况 Fig.1 Situ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Themed Journal Papers in CNKI 注：图中分类标准依据为《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

通过对发表刊物进行整理发现（见图 1），多维贫困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因对贫困的研究由来已久，且经济学方面刊物较多等原因，发文数量最多，占比33.74%。其次是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占比22.37%。地理学和统计学也是多维贫困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学科（分别占比8.92% 和8.07%），在多维贫困研究引用率排名前15的文章中，有3篇发表在地理学刊物上，2篇发表在统计学刊物上。在此基础上，后文对经济学、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地理学、统计学的598篇论文进行分类和整理。其他学科发文量较少（总和仅占比26.89%），暂不进行统计分析。

贫困并不是一个凝结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概念，最初仅被视为一种经济现象，即“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维持生存所需的最低基本生活必需品”^[9]。20世纪80年代，Amartya Sen提出了能力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对人的基本可行能力，包括饥饿、教育水平、健康状况、政治参与权等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强调应该将注意力从仅仅关注收入贫困转移到对更具包容性的能力剥夺上来^[10]。Sen的一系列研究吸引了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使他们开始从多维角度重新思考贫困问题^[11]。随着贫困理论的发展，多维贫困的概念逐渐被提出来，从单一的经济层面逐渐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贫”是指收入不足以满足基本需要，对应英文poverty一词的基本含义，也是世界上对贫困定义最为广泛的词；“困”是个体和家庭由于基本能力（如教育、卫生、住房等）不足，陷入难以靠自身力量摆脱的自然、环境、社会等困境，是英文multidimensional poverty对贫困的定义^[12]。在扶贫工作实践中，我国根据中文贫困的内涵所提出的“两不愁，三保障”减贫目标就是多维度的。贫困概念本身的多维性注定了跨学科的研究特征，理应将其置于跨学科的语境下讨论。

（1）区域多维贫困和个体多维贫困是多维贫困研究领域的两大基本内容，因而各学科共同关注的概念。区域贫困瞄准的是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分布的特定地域或空间范围），个体贫困瞄准的是特殊困难群体（如建档立卡户、老年人、儿童等）或家庭^[13]。

（2）随着对贫困认识的深入，贫困不再仅仅是一个静态问题，还具有动态变化的特征，脱贫人口的重新返贫就是动态贫困的一个显著特征，从而衍生出了动态多维贫困的概念。经济学、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和统计学侧重于从个体或农户尺度描述贫困状态和程度的转变过程，地理学侧重于从区域尺度描述贫困的空间格局演变^[14]。

（3）多维相对贫困是各学科密切关注的另一个概念。进入2021年，中国农村原发性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消除，缓解相对贫困成为新时代的扶贫重心，如何制定符合新时代贫困特征的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是扶贫战略首要考虑的问题，也是识别扶贫对象并制定相应扶贫政策的重要依据^[12]。

（1）多维脆弱性贫困是经济学和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相对关注的一个概念。现行标准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但返贫现象始终相伴。2009年3597万贫困人口中，有62.3% 是返贫人口，“这种贫困人口的大进大出现象充分反映了贫困人口的脆弱性”（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2010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讲话）。脆弱性是衡量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是对贫困的事前测度，它可以了解谁现在贫困，哪些当前的非贫困人口未来可能陷入贫困，以及已经脱离贫困的人中哪些由于脆弱性未来可能返贫^[15]。

（2）多维贫困问题需要从一个特定时期来考量，这就涉及到贫困的持续时间问题^[16]。经济学和统计学将时间纳入多维贫困分析中，将贫困分为长期多维贫困和暂时多维贫困。如周强等通过构建长期多维贫困指数来分析教育因素对家庭贫困剥夺深度和持续时间的影响^[17]。

（3）地理学更加关注空间贫困和综合贫困。空间贫困是新经济地理学视野上的多维贫困概念。20世纪90年代，Jalan等学者将地理学“空间”“区域”“地方”等地理因素引入到贫困问题研究之中，提出了空间贫困理论。空间贫困强调贫困的空间分布以及地理资本与贫困之间的交互关系，这里的地理资本是包含经济、社会、环境3个维度在内的一系列指标，这些指标被赋予地理属性而合成一个集合概念^[18]。综合贫困是指个体、家庭或群体所在社区缺乏食物、教育机会、社会服务和参与等，是一个更加广泛监测社会经济运行状况的综合概念^[19]。

（4）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更加关注隐性贫困。隐性贫困是相对于以收入为主的显性贫困而言的，指个体或家庭发展自主性缺失、核心领导力不足、发展能力弱等现象，具有隐蔽性、累积性和后发性的特征，加之致贫因素复杂且不易被发现、识别与测度难度大等^[20]。

（5）经济学更加关注资产贫困。Oliver和Shapiro最早提出资产贫困的概念，主要强调家庭所拥有的金融资产^[21]。随着贫困内涵的深入与发展，资产贫困逐渐发展成一个多维的概念。世界银行认为资产应包括人力、物质、自然、金融、社会五个部分^[22]。多维资产衡量的是一个家庭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与收入或消费贫困相比，具有更强的政策含义^[23]。

（1）多维贫困测量与识别。贫困测量作为贫困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是各国贫困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因此是各个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个议题。在Sen可行能力方法理论基础上，国际学者和组织对多维贫困测量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探索。Alkire和Foster开创性地提出了“Alkire-Foster”多维贫困测算方法（简称A-F法）^[11]。该方法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许多国家采纳，广泛应用于全球的多维贫困测量。从时间分析视角来看，地理学、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主要利用单一年份截面数据进行静态多维贫困测量与识别，或通过时间序列数据先测量后比较不同年份间贫困的动态变化^[24]。这些实质上属于静态分析，或者说是比较静态分析，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动态分析^[16]。经济学和统计学把贫困分为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将时间纳入测量框架，长期动态追踪贫困主体或贫困区域的多维贫困状况。如张全红等结合多维贫困测算方法和跨期持续贫困测算方法构建长期多维贫困指数^[25]，更精准地回答了“谁长期贫困”、“穷多久”、“谁脱贫”和“谁返贫”的问题。

（2）多维贫困影响因素与贫困发生机理。就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而言，各学科主要采用各种数理模型和理论来定量诊断家庭特征、健康状况、地理区位、收入等要素对多维贫困的影响，致贫因素的选择很好地衔接了我国脱贫攻坚阶段“两不愁，三保障”的减贫目标，对于精准分析农村贫困机理具有重要意义。有关中国农村贫困发生机理，各学科初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视角和分析理论（见图 2）。在探讨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发生机理时，各学科在强化自身优势的同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呈现出明显的融合趋势。如刘倩等在地理学空间贫困理论的基础上融合了社会学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理论，以及经济学金融资本视角来分析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发生机理^[26]。总的来说，中国农村多维贫困的发生是经济、社会、文化、制度、自然环境等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图 2(Fig. 2)

图 2 跨学科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形成机理[27] Fig.2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Poverty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3）多维减贫成效评价。对减贫成效进行精准评价，不仅可以准确掌握扶贫成效现状及存在问题，还可以为下一阶段的扶贫工作提供政策指引，创新扶贫工作机制。各学科主要通过对比方法（具有相似自然、社会和经济发展条件的不同案例之间对比，或非实验状态下同一案例模拟前后状况干预对比），从脱贫的角度来定量分析各种扶贫政策或项目等实施前后有关变量的变化，进而探讨其减贫成效。如夏玉莲和匡远配通过家庭年收入、外出就业情况、教育培训等客观指标来衡量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28]。在这些量化研究中，贫困人口主观福利的满足情况是未知的。地理学已涌现通过问卷调查来反映一般居民或贫困人口主观扶贫效应的研究。如谢双玉等以农户感知为视角，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来分析农户对旅游扶贫绩效的感知^[29]。

（4）多维贫困研究回顾和扶贫实践经验总结。该议题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①国内外多维贫困研究进展。虽然中国的贫困内涵和扶贫政策实施长期以来都是多维的，但对多维贫困的理论研究较为缺乏，因此学者对国内外已有理论和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各学科均关注了这一议题，受学科背景的影响，在梳理的视角和内容上存在差异。统计学偏重贫困测算^[30]，地理学更注重区域^[31]和空间视角^[18]，经济学和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在分析视角和内容上都较为综合与广泛，强调不同学科对贫困问题的关注^[32]；②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该议题主要集中在经济学和综合性人文社会科上，立足于我国国情，总结扶贫开发过程中的实践经验与困境、减贫阶段与机制、扶贫现状与成就等；③典型案例的反贫困实践与贫困应对策略。该议题主要集中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上，将国家的各项精准扶贫政策与典型案例进行“在地化”的结合，探讨其脱贫路径与贫困治理等内容。

（1）多维贫困瞄准与经验检验。贫困瞄准的目的在于将有限的扶贫资源精准地分配给目标群体，实现扶贫资源和项目减贫效应的最大化^[33]。经济学和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主要关注贫困人口或特殊贫困群体（如低保户、建档立卡户等）以及扶贫资源、扶贫政策和项目的瞄准问题。地理学不仅关注贫困人口瞄准，也关注贫困区域的瞄准问题，如刘艳华等将识别出的贫困县与国家认定的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进行对比，发现有71.79% 的国家重点贫困县与识别结果重叠^[34]。目前，学界基本形成了贫困瞄准偏差的研究共识，但地理学并未揭示是何原因导致的瞄准偏差及其解决措施。经济学和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通过定量或定性方法分析各项扶贫资源、项目和政策的瞄准效率后，同时指出其投放偏离的原因，但多认为是外部结构性原因造成的瞄准偏差，较少考虑农户的角色，忽略了农民的主动性和实际需求，将扶贫瞄准看作是一种与农民无关的、纯粹的政府行为。

（2）后2020中国贫困问题探讨。对2020年后中国减贫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经济学和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该议题包括2个方面的内容：①宏观层面上对2020年后中国减贫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的判断和应对。②除了宏观层面的思考之外，也有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回应与探索，如对后2020贫困人口识别标准的讨论。有关贫困标准设定的讨论主要有3种：第一种不建议采用相对贫困标准，认为它不能体现扶贫的实际成效^[35]。第二种建议取人均收入（人均消费/人均资产）中位数的固定比值（40%—60%）作为相对贫困线^[36]，这一设置方法与国际贫困标准制定经验较为类似。第三种建议在考虑“两不愁、三保障”的基础上，制定与2035年发展战略目标相符的多维相对贫困标准^[14]。目前关于我国2020年后究竟采用何种贫困标准尚未有定论。

（3）多维贫困时空分析与贫困地图绘制。贫困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科学揭示农村贫困的分布格局及其形成机制，一直以来都是地理学贫困研究的基础内容。目前，中国农村贫困分布格局研究主要关注宏观或中观层面，利用多种方法来研究“面上”的多维贫困特征，通过绘制贫困地图来可视化描述人类福祉在地理分类层次上的空间差异。如陈烨烽等利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多尺度多视角测算出中国贫困村呈现出东部和西北部稀疏、中部和西南部密集的“夹层”形，且同时存在多个不同量级、呈“星点”式贫困核心的的空间分布特征^[37]。总的来说，现有研究已绘制了不同尺度的贫困地图，为扶贫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差别化、针对性和看得见的地图式减贫政策，发挥着贫困地理学服务社会的能力和作用。

对贫困的多维度理解催生了多维贫困的分析框架，其中应用最广的是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脆弱性分析框架和社会排斥分析框架。在诸多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F）因最具代表性而被普遍接受和采用。SLF由脆弱性背景、生计资产、转型结构与过程、生计策略以及生计输出五大要素，通过一个二维平面图形来展示要素间的结构与关系，进而指导减贫实践。与从生计视角分析贫困不同，脆弱性分析框架将贫困与风险紧密联系在一起，将穷人应对风险的能力作为衡量其脆弱性及反贫困干预的核心，主要探讨脆弱性的成因以及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38]。社会排斥分析框架的核心内容是“排斥出何处”，更加关注边缘群体（如老年人、女性、农民工等）如何被排斥于社会生活标准之外，即排斥机制。三种分析框架均将抽象的贫困概念转化成具体的可操作性框架，但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别（见表 1）。

表 1(Tab. 1

表 1 多维贫困三种分析框架[39] Tab.1 Three Analytical Frameworks for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表 1 多维贫困三种分析框架[39] Tab.1 Three Analytical Frameworks for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虽然都是用来分析多维贫困问题的有效工具，三种分析框架仍存在各自的缺陷。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主要基于“人”的微观层面的分析，忽略了制度不平等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脆弱性分析框架未能阐释清楚风险应对能力的形成机制。社会排斥分析框架对社会排斥与贫困的因果关联机制解释不充分。此外，三种分析框架均未能阐明结构性致贫因素（外因）和个体性致贫因素（内因）之间的耦合机制，未能摆脱“结构主义”或“个人主义”的贫困研究传统^[39]。

由于传统文化对贫困的理解是多维度的，中国在脱贫攻坚实践中将两种研究范式进行融合，走出了一条超越结构与个体的中国特色多维扶贫开发道路^[40]。在理论研究上，经济学、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地理学在以上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如生计方式与可行能力分析框架^[41]、脆弱性—抗逆力分析框架^[42]、“行动—结构”分析框架^[38]、区域贫困分析框架^[31]等，尝试融合两大研究传统来分析中国的扶贫实践。这些分析框架对跨学科贫困集成创新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但尚未在学界形成共识。接下来需要在继续修正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选择不同层面合适的维度和指标，在贫困测度、致贫机理分析、减贫机制、贫困干预与治理等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探索^[32]。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经济学、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地理学、统计学对中国农村多维贫困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从概念、研究议题和分析框架而言，各学科对多维贫困的理解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共同的衍生概念（如“动态多维贫困”等）、共同的研究议题（如“多维贫困测量与识别”等），以及对3种分析框架的广泛运用。各学科在强化自身研究优势的同时，开始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如对多维贫困发生机理的分析等），呈现出明显的融合趋势，这也再次说明了“多维贫困”的跨学科属性。

除了共通之处，各学科还具有各自特色的研究路径。在衍生概念上，经济学衍生出了“资产贫困”，地理学衍生出了“空间贫困”和“综合贫困”，而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衍生出了“隐性贫困”；在研究议题上，经济学和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涉及面较广，且研究相对具有前瞻性，对2020年后多维贫困的一系列问题探讨较多，为国家扶贫战略提供了指引性理论支撑。经济学和统计学在多维贫困动态研究上更具特色，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进行突破。地理学更具有空间思维和综合思维，对多维贫困时空分析与贫困的可视化表达等方面特色鲜明；在分析框架上，经济学、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地理学在传统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已经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但仍处于设想和检验阶段，尚需不断完善。

此外，未来中国农村多维贫困研究在以下几个议题上值得深入探索：

深入探讨主观多维贫困概念，全面认识贫困。贫困有两种定义方式：一种定义强调贫困对研究它的人意味着什么，另一种侧重于贫困对经历过它的人意味着什么^[43]。前者帮助我们理解和把握贫困的趋势和程度，即“谁贫困”和“多少人贫困”。但这仅为我们提供了一半的贫困事实，我们仍然不知道的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如何定义和理解贫困的，而这恰恰是制定反贫困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成分^[44]。主观视角下多维概念的缺失，影响了对贫困的全面认识。

立足中国贫困实际，完善多维贫困测量维度。尽管多维度审视贫困已成为学界共识，但由于缺乏高质量的国际可比数据，贫困维度仍存在许多缺失，尚未被多维贫困测量所涵盖，这些缺失的维度具有明显的内在价值^[45]。伴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我国的反贫困工作进入了缓解相对贫困的阶段，迫切需要立足中国贫困实际，补充能够反映新时代相对贫困状况的维度，完善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前提。

多维减贫成效评价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亟待从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视角加以衡量。贫困不仅仅是一个客观概念，也是个人主观福利的满足情况。农户是脱贫攻坚的主体，他们对脱贫的实际需求与感受、满意度、认可度等主观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扶贫效应的实际值，最终决定着“真扶贫”“真脱贫”的质量。从贫困人口微观视角出发来衡量减贫成效是扶贫质量的重要指示器，其评价指标体系及定量评价方法对于提高中国反贫困工作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需进一步提高纵深化、精细化的微观研究。纵深化和精细化是贫困问题研究的必然趋势^[27]。目前，在多维贫困研究的方法论层面上，基于宏大叙事的实证主义研究是主流，而人文主义层面上基于质性研究方法的一手田野调查和案例分析的微观研究相对较少。贫困人口的所思、所需通过数字的“转译”被简单“打包”到各种测量指标中，往往“遮蔽”了一些有血有肉的事实，这就需要通过具体案例去反映他们带有“体温”的贫困现实。通过对有意义的细节进行微观、精细化的深描，挖掘当事人背后的宏大叙事和固结的偏好结构，重新构建主体研究者与客体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实现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的良性互动^[46]，方能洞悉贫困这一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综合性。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研究需进一步集成各学科现有研究成果，以胜任新时期减贫实践的需要。多维贫困本身并不具有学科之分，研究的目的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贫困治理与发展上，而非厘清学科之界限。因此，如何突破原有学科壁垒，集成各学科优势特色建立起更加科学的研究机制是形成跨学科“多维贫困”研究体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今后多维贫困问题研究的重要趋势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