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化与旅游化是地方文化记忆在特定知识话语体系中重塑的过程及解构地方文化记忆的重要力量^{[1, 2]}，并生产新的遗产和记忆^[3]。一方面，文化遗产特别是活态文化遗产的保护核心是保护地方的文化记忆、构建与稳固地方文化身份认同^[4]。另一方面，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核心是包装地方文化记忆来建构旅游目的地形象、吸引游客并激发游客情感认同^{[4, 5-8]}。然而，遗产化与旅游化在不断更新地方文化记忆系统要素的同时^[9]，也会导致文化记忆系统要素遭遇“保护性破坏”^[10]或主体被权威话语边缘化^[11]，甚至威胁到文化记忆的存续。具体地，遗产化和旅游化对地方文化记忆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仍未清楚。

文化记忆作为扎根于地方且受到多种媒介和社会框架影响不断演变的复杂文化系统，是人与地方建构身份认同的基础^[12]。目前，旅游地理学的记忆研究仍以集体记忆的社会属性为主要特征^{[5, 13]}，较少关注遗产化与旅游化双重情境对文化记忆系统的整体影响。这不利于人们全面、正确地认知地方文化记忆系统在遗产化与旅游化情境下的变迁及其影响，进而威胁到地方文化身份及其认同的传承^{[14, 15]}。伴随着记忆研究与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如何以文化记忆为切入点，结合旅游人地关系系统加强文化记忆与地方文化的深度融合研究应引起重视^{[16, 17]}。为此，本文拟从系统的视角分析遗产化与旅游化对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地文化记忆的影响及其具体的建构路径，以便更全面地认识与理解遗产化、旅游化和地方文化记忆的关系。这不仅有助于遗产保护、地方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也能够为我国培育国民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文化记忆的根基。

遗产是文化记忆和集体记忆的产物^[18]。近年来，遗产偏向于被视为一个过程来研究并被概念化为“遗产化”（heritagization）或“遗产化过程”（processes of heritagization），一个具有全球性、变革性且高度选择性的过程，即通过利用过去作为一种资源，选择性地塑造当下的观念和价值观^[19]。本质上，遗产化是普通遗存官方化同时构建排斥性身份叙事话语的过程^[20]，旨在通过权威遗产话语阐释操纵现在对过去的理解以建立相关群体成员间的凝聚力、对公众实现政治控制^[21]，容易忽视非权威主体的遗产话语与身份认同叙事的合法性^{[2, 14]}。基于此，本文的遗产化指某项历史遗存被官方机构认定为遗产并进行保护、利用与管理的过程^{[1, 22]}，也是重塑文化记忆的过程^[1]，主要受权威遗产话语的控制与建构^{[2, 22, 23]}。

自上世纪末以来，旅游在地理学领域愈加被视为一种“复杂的过程”并被概念化为“旅游化”（touristification, tourismification）^[24]。具体地，旅游化指一种将各类文化资源转变为旅游景观的过程或结果^{[25, 26]}，或由旅游者活动引起的现象总和^{[26, 27]}，或一个地方演变为旅游（区）/旅游目的地的过程^{[22, 28]}。旅游地理学者主张旅游化是限定于特定地域空间与情境的过程，即旅游化是旅游业在特定地理空间上引起领土转变的复杂过程^[24]。基于此，本文的旅游化指地方演变为旅游地的过程^[22]，也是形成记忆、情感与认同的过程^[5]，主要受市场话语的主导。

记忆是编码和存储经验记录的一套复杂相互关联的过程^[29]，其研究经历了个人记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等理论的演变。其中，以艾宾浩斯为代表的心理学家将个体记忆视为一种存在于个体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实在，与大脑海马结构以及内嗅皮质区域的化学成分变化有关联^[30]。“集体记忆”由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提出，指个体的记忆是在社会建构中形成的而非既定的，且通过集体互动得以塑造^[31]。基于此，康纳顿提出社会记忆概念，将社会群体而非个体作为记忆的主体^[32]。20世纪80年代，扬·阿斯曼与阿莱达·阿斯曼在批判性继承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文化记忆概念，指一种由某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抽象文化体系作为记忆主体，通过特有的、可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仪式系统、意象系统保存和传承的记忆^{[12, 33]}。阿斯曼提出的文化记忆主要依托抽象的文化符号媒介进行传递，关注文化层面的记忆在过去、当下和未来的建构与传承^[12]，强调记忆的文化认同与储存功能^[34]。

在国外，学者强调文化记忆的过程性与身份认同功能，即文化记忆不仅是一个积极参与当前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过程^[35]，也是个人和群体不断建立与巩固身份认同的过程^[3]。在国内，地理学视角下的文化记忆概念强调文化记忆的社会与空间属性，即文化记忆作为阐释历史空间和地方情感的特定载体，其建构与延续是基于地点、事件、活动、历史和社会价值观等共同作用的结果^{[8, 36]}，本质上是一种“具有连续性、多元性、地域性的符号，是物质空间通过记忆媒介对精神空间的客观映射，是依托于物质世界对历史形态、价值、情感的回忆^[36]。”可见，文化记忆具有复杂系统和动态建构的特征，内含多个相互关联作用的维度，其形成不限于单纯的社会结构且关涉社会、政治、文化、权力的选择、控制和管理等因素^[37]，是一个依赖不同主体基于具体文化场所空间与文化符号媒介动态建构与传承的过程^{[16, 17, 38, 39]}。文化记忆概念关涉到不同社会情境下各种社会因素如权力关系、利益群体、不同媒介在记忆形成与延续过程中的交互作用，意指一种文化与社会多要素互动的文化系统^[12]。

遗产与记忆均是一个流动的过程^[35]。在遗产化过程中，权威遗产话语的介入给文化记忆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从积极意义上看，遗产化进程中的遗产保护与管理有助于文化记忆的存续^[40]；遗产化对文化记忆媒介的传播与阐释有助于提高公众对记忆遗产的保护意识^[41]；遗产化带来的统一叙事能够强化社区内部、不同地区对文化记忆的认同^[41-43]。从消极意义上看，遗产化作为权威遗产话语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需求选择文化符号的过程^{[44, 45]}，难免存在遗忘、隐藏、虚构、美化等认知和行为偏差^[46]，致使部分文化记忆走向边缘化甚至逐渐消亡^{[44, 45]}。

关于旅游化对文化记忆的影响在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有学者认为旅游化在提高公众对文化记忆认同的同时也会带来负面影响^[47]。文化记忆的仪式、文本和意象在旅游化的生产和重构中可能呈现出商业化、工具化的倾向进而消弭其文化意义^{[7, 48, 49]}。而未被识别出的文化记忆，则可能会在旅游化的过程中被选择性遗忘^{[16, 38, 39, 50]}。因此，旅游化往往被批判为导致文化衰落的原因。但同时，也有学者认为旅游化主导下的文化记忆仪式、文本与旅游地演化互构协同、彼此协调^[8]，有助于复兴与传承文化记忆^[51]。即使是旅游商业表演也会恢复原住民的原真文化表达^[52]。此外，旅游化进程也会催生出新传播媒介进而推动文化记忆在当代社会的传承^[50]。

综上述，文化记忆既是记录、保存与延续记忆与身份认同的过程，也是被选择、建构与解构的结果^{[3, 35]}。尽管记忆研究已成为遗产地记忆研究的热点领域，但文化记忆与旅游地理相结合的研究才刚起步^{[16, 17]}，具体到文化记忆在遗产化与旅游化情境下的社会关系内化研究也处于探索阶段。已有的研究较少关注文化记忆具有的复杂系统特征，多数探讨单一遗产化或旅游化情境对文化记忆的影响，或者从媒介系统^{[50, 38]}、时间维度^{[40, 46]}、功能维度^{[44, 45, 53]}、空间维度^{[8, 16, 17, 39]}、时空维度^[51]等某一具体维度考量。这不仅割裂遗产化与旅游化双重情境的交织影响，也割裂多重情境对文化记忆的整体性影响。为此，本文研究遗产化与旅游化对地方文化记忆的系统影响，对于地方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地方文化认同的延续具有重要意义^{[7, 8, 16, 17, 39]}。

红河哈尼梯田是我国唯一以民族命名和以农耕文明为特点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一个遗产化与旅游化交织进行的典型遗产地。哈尼梯田从2000年启动世界遗产申报工作到2013年正式登录世界遗产名录，是哈尼梯田从本质遗产到认知遗产转变的过程，即遗产化过程，以获得官方遗产标签为目的，主要受权威遗产话语主导。哈尼梯田的旅游化过程从2000年政府启动地方旅游开发活动开始到2008年引进旅游企业管理，再到2013年世界遗产申报成功成为世界遗产旅游地，以满足旅游市场需求为目的，主要受消费市场话语主导。

本文的数据收集以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方法为主。研究者于2016年2月16至2016年4月17日、2016年12月30日至2017年1月4日、2019年8月19至25日三个时间段在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地开展实地调研。一方面，研究者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并参与遗产地不同族群的节庆活动，如彝族的传统婚礼、清明节，傣族的泼水节，哈尼族的昂玛突节等。另一方面，研究者通过观察、摄影、访谈等方法考察遗产地多个村寨以收集遗产地文化记忆的相关信息，如胜村、阿者科、普高老寨、多依树上下寨、麻栗寨、全福庄、哈尼小镇、箐口村等。三次实地调研的深度访谈样本共有46人，具体概况见表 1，一般访谈的样本数据未计入其内。

表 1(Tab. 1

表 1 深度访谈样本数据概况 Tab.1 Overview of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Samples

表 1 深度访谈样本数据概况 Tab.1 Overview of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Samples

如前所述，文化记忆是一种文化系统，具有复杂系统特征与明显的社会和空间属性。而遗产旅游地并非一个静态的物理空间，而是一个受权力、意识形态及社会情境等多种力量不断叠加重塑的有机体。旅游地理学者将旅游地视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54]，由主体系统、旅游吸引物系统、旅游服务设施系统和外部环境系统四个部分组成，并通过多个适应性主体相互作用而形成^[55]。基于文化记忆系统的复杂性，本文结合旅游目的地复杂适应性系统的分析框架将遗产旅游地的文化记忆理解为一种嵌于特定社会框架、历史时期和空间场域中，由多个行动主体相互作用形成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意象、仪式等媒介系统，以服务于稳定和传达所在社会的自我形象与认同的复杂适应性系统（图 1），涵盖过去、现在、将来多代际的记忆信息，主要包含主体系统、媒介系统和空间系统三部分。其中，主体系统从原初的原住民记忆主体卷入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如政府、企业、游客、专家学者等，成为构建与延续文化记忆的核心主体并基于媒介与空间制造意义；媒介系统主要通过文本、意象、仪式等载体成为文化记忆的依托符号，从而在文化记忆系统中储存记忆信息并赋予空间意义与向记忆主体传播其承载的意义；空间系统包括物理空间与人文空间，不仅为文化记忆系统存储信息也是其承载空间，为记忆主体提供栖居场所与媒介提供创造意义的条件。概言之，在权力、意识形态、情境等社会框架作用下，媒介、空间为主体制造、储存、传播文化记忆提供条件，同时被构建与延续的文化记忆为主体的身份固化提供依据。

图 1(Fig. 1)

图 1 遗产旅游地文化记忆系统框架 Fig.1 The Framework of Cultural Memory System of Heritage Tourism Sites

依照遗产旅游地文化记忆系统框架，本文首先通过一手与二手数据厘清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地遗产化与旅游化前的文化记忆原初的系统要素。然后，按照时间顺序对访谈数据进行编号（如20160323A），再结合二手数据逐步进行文本分析梳理文化记忆系统要素的遗产化与旅游化过程及结果（表 2、表 3），从而分析遗产化与旅游化对元阳哈尼梯田地方文化记忆系统的影响。具体地，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地文化记忆原初系统包括：①空间系统有元阳遗产核心区82个与缓冲区154个村寨、新街等乡镇、南沙县城三部分；②主体系统为哈尼族、彝族、壮族、傣族、苗族、瑶族、汉族等7个世居民族；③媒介系统表现为文本（如哈尼古歌、哈尼多声部、哈尼四季生产调、哈尼语、家谱等）、仪式（如万物有灵、森林崇拜、稻神崇拜等宗教信仰；昂玛突、开秧门、苦扎扎、新米节、扎勒特、长街宴、泼水节、火把节、踩花山节、盘王节、三月三等多民族节庆；鋩谷舞、乐作舞、棕扇舞、木雀舞等）、意象（如磨秋、祭祀坊、梯田、蘑菇房、水碾、图腾柱、民族食、服饰等）。可见，基于空间地缘的亲近性，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地文化记忆原初系统是七个世居民族主体长期以来与地方不同尺度空间、媒介共同互动作用演变形成的文化记忆系统，具有明显的多元民族共享性。

表 2(Tab. 2

表 2 元阳文化记忆系统的遗产化过程与结果 Tab.2 The Process and Result of Heritagization of Yuanyang Cultural Memory System

表 2 元阳文化记忆系统的遗产化过程与结果 Tab.2 The Process and Result of Heritagization of Yuanyang Cultural Memory System

表 3(Tab. 3

表 3 元阳文化记忆系统的旅游化过程与结果 Tab.3 The Process and Result of Tourismification of Yuanyang Cultural Memory System

表 3 元阳文化记忆系统的旅游化过程与结果 Tab.3 The Process and Result of Tourismification of Yuanyang Cultural Memory System

权威话语主导的遗产化主要通过遗产价值要素识别、筛选、认定、命名的方式建构元阳遗产地的文化记忆系统要素的核心—边缘结构（图 2）。在主体方面，遗产化后的“哈尼梯田”以民族之名打破了遗产地文化记忆的多民族共享的主体系统。在遗产化建构下，梯田被冠以“哈尼族”之名，并以第一个以民族名称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进行宣传推广。如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展览馆的解说词描述：“哈尼梯田是以哈尼族为代表的各族人民共同开创的人间奇迹……是哈尼族文化身份最重要的象征，是哈尼人与哀牢山大自然和谐相处，追求天人合一的杰出范例，是文化与自然巧妙结合的产物……确立并维系着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和自我认同感”。实际上，元阳梯田是以哈尼族为主的彝、傣、苗、瑶、壮、汉等七个世居民族共同开垦出来的，但“哈尼梯田”的单一族群归属命名方式打破了遗产地原初文化记忆系统多元主体共存、共享的关系。随着遗产化不断强化梯田的“哈尼”族属性，遗产地哈尼族走向核心主体的同时，也使得其他族群在文化记忆系统的主体地位逐渐被边缘化。如遗产地社区居民反映“在这里的彝族人也耕作梯田，像胜村、老虎嘴阿勐控那边有大片也很漂亮的梯田呀，都是我们彝族种的。申遗把梯田命名为‘哈尼梯田’，别人不知道以为梯田都是哈尼族种的”（160220A）。后续围绕着哈尼族文化记忆其他要素的遗产化更是削弱了其他族群在遗产地整体文化记忆系统的主体性，如哈尼哈巴、哈尼多声部、昂玛突节、祭寨神林等（见表 2）。

图 2(Fig. 2)

图 2 遗产化对文化记忆系统的作用路径及其影响 Fig.2 The Path and Influence of Heritagization on Cultural Memory System 注：“-”表示负作用。

在媒介方面，权威遗产话语对世界文化遗产核心要素的建构聚焦于意象要素，即“森林—村寨—梯田—江河水系”四度同构的生态系统。四度同构系统被视为哈尼梯田世界文化景观的核心文化特征，其在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展览馆的描述为：“茂密的森林植被吸纳了水气，汇成溪流、泉水，流入水沟，灌溉了哈尼人的梯田；低海拔‘干热河谷区’因高温使河水常年蒸发，巨量的水蒸气随着热气团层层上升；热气团到了高山低温的‘阴湿高寒区’，遇到冷气团而冷却，凝聚成浓雾，再形成雨水降落；水顺着梯田，层层下注，被水土涵养，再注入河流，形成了周而复始，循环无尽的生态系统”，强调梯田的生态环境价值。在遗产化过程中，梯田被提取为整个遗产地文化记忆媒介系统的核心要素。随之，遗产地的信仰、民居建筑、节日庆典、服饰、歌舞和文学诗歌等仪式、文本、意象要素均以梯田为核心进行遗产价值阐述与展示，处处体现着梯田的主导地位，着重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这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遗产地文化记忆系统文化价值的深层次展现，忽视人与人、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在空间上，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不在“红河”。实际上，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景观区遗产区包括红河州元阳、红河、金平、绿春四县区域，申报的核心区面积为16603公顷、缓冲区面积为29501公顷。在遗产化过程中，元阳县被划分为核心区，使得红河、金平、绿春其他三县在哈尼梯田遗产空间认知框架中被边缘化。据遗产地居民反映，“申遗期间，红河县和元阳县为了核心区地位争论了好长一段时间。虽然文件上是红河哈尼梯田，但是因为核心区的划分大家来看梯田还是来元阳，其实红河的梯田也很壮观。”（160218A；160313A）“我们元阳这边是核心区，所以发展机会比红河那边多。目前政府在建设中的机场和高速公路，将会有效改善交通条件，特别是昆明到元阳，蒙自到元阳的交通变好了，就会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和资金”（160313C）“现在对外打的招牌都是元阳哈尼梯田，如果当年红河县被划分为核心区，红河的旅游发展也很好”（160329A）。这反映了遗产核心区的空间划分导致不同县域知名度和旅游经济发展潜力的失衡。元阳哈尼梯田核心区内涉及3个乡镇、18个行政村、82个自然村，缓冲区内共有村寨154个，但仅有上主鲁老寨、全福庄中寨、牛倮普、阿者科、垭口等五个最能代表哈尼族原真性的村寨被列为重点保护村寨。同时，政府为保护核心区提供不同层次的制度保障，如《元阳县哈尼梯田遗产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方案》、《元阳县哈尼梯田核心区15个传统村落改造项目建设指导方案》、《红河哈尼梯田核心区水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进一步，红河州政府明确规定重点保护元阳县（多依树、老虎嘴、牛角寨片区）、红河县（甲寅、撒玛坝片区）、绿春县（腊姑、桐株片区）、金平县（阿得博、马鞍底片区）等4县域内10片区20万亩梯田，并以此作为哈尼梯田保护的底线。

市场话语主导的旅游化主要通过多方参与、多元利用的方式结构文化记忆系统的主体、媒介、空间等要素（图 3）。在主体方面，2000年地方政府正式启动梯田旅游发展计划，并成立旅游局指导遗产地社区旅游发展与居民参与工作。2008年后，地方政府引进云南世博集团并成立元阳世博公司负责梯田景区的旅游经营、开发、管理。申遗成功后，越来越多的外来资本进入遗产地以餐饮、住宿的方式参与旅游发展。2015年元阳县政府成立元阳旅游投资公司负责梯田景区内哈尼小镇的管理。同年，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和上海伴城伴乡城乡互动发展促进中心联合发起《关注阿者科计划》，指导阿者科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旅游利用。2018年，中山大学旅游学院保继刚教授研究团队编制《阿者科计划》，并派出博士生驻村指导计划的执行，旨在通过技术与当地政府的支持、依靠村民的能力建设与主动参与实现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发展。可见，元阳遗产地的旅游化主体经历了“政府主导+社区参与”到“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社区”再到“政府引导+企业+社区+专家学者”多方共营共建的主体格局。同时，社区旅游发展使得越来越多不同族群的社区居民通过多元方式参与遗产地梯田、传统村落、民俗等文化记忆要素的解构，从而增强居民与游客互动并丰富其经济收益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不同族群社区居民对地方文化记忆要素的认同及地方文化身份的认同。

图 3(Fig. 3)

图 3 旅游化对文化记忆系统的作用路径及其影响 Fig.3 The Path and Influence of Tourismification on Cultural Memory System 注：“+”表示正作用。

在媒介方面，遗产地文化记忆要素的旅游化以梯田景观意象为核心吸引物、村寨景观与民俗节庆为附属吸引物。在梯田景观方面，地方政府与旅游企业开发了箐口、坝达、多依树、老虎嘴等核心梯田景区进行统一管理，主要提供大众梯田观光旅游产品与少数人的专业摄影旅游产品。景区内，大众团队游客的经典旅游路线是“老虎嘴日落—多依树日出—村寨民俗餐饮体验—坝达日落”两天一夜的环线游览。而摄影爱好者除了以上开发较为成熟的景点，偏好未建观景台的村寨梯田景观，如麻栗寨、胜村、阿者科、硐浦村等地梯田景观。在民族村寨方面，政府、企业、社区居民等主体主要采用就地改造和异地模拟两种模式向公众展示核心区内的民族传统村落，如箐口、大鱼塘、普高老寨、全福庄中寨等开辟为乡村旅游空间，在满足旅游及商业功能的同时也促进传统文化的保护。在民俗节庆方面，政府、企业、社区居民旅游化的仪式符号要素以哈尼族的传统节庆为主，以彝、傣、苗、瑶、壮、汉等其他六个世居民族的传统节庆为辅。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哈尼族的传统节庆按时间顺序以昂玛突、开秧门、苦扎扎、新米节、十月年等5个节日为主，其中昂玛突、苦扎扎和十月年是最大的综合性传统节庆活动，而长街宴是庆祝众多节庆活动的主要庆典形式。此外，其它民族的节庆也成为行动主体旅游化的重要资源，如南沙镇傣族泼水节和新街镇彝族的火把节。为了实现梯田景区节庆旅游的常态化发展，遗产地旅游企业还纳入春节、中秋节、清明节、元旦节等汉族节日开发新的文化旅游产品，以保证月月有节庆、延长游客逗留时间。如在地方旅游开发公司就业的居民反映：“我们这里民族多，可以结合各民族节庆和梯田文化开展旅游文化活动，让旅游月月有节庆。比如说接下来的4月是我们南沙傣族泼水节，我们现在就要准备策划泼水节的旅游线路和旅游活动，然后开始推广营销”（160326E）。旅游化使得其他族群的文化记忆系统符号可以在公众视野内进行展演，获得更大发展延续的空间。

在空间方面，元阳遗产地文化记忆的旅游化主要围绕着核心区的三大梯田片区及其周边村寨开展。2000年，箐口村是最早由政府主导就地改造、居民高度参与开发的哈尼族民俗文化旅游村，作为哈尼梯田文化“四素同构”生态系统的活态展示区，逐渐发展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2004）“云南省首批旅游特色村”（2008）。然而，随着其它传统村落的改造与旅游开发，箐口村的旅游地位逐渐被替代，如周边大鱼塘民俗村的改造和新建的哈尼小镇及核心梯田景点周边民族村寨的开发。其中，哈尼小镇是申遗成功后，2014年由当地政府依据哈尼民族村寨原型新建的旅游小镇。与传统民族村寨的改造相比，阿者科作为核心村寨改造较晚，相继由专家学者编制的《关注阿者科计划》（2015）与《阿者科计划》（2018）指导推进。依托核心梯田片区发展起来的特色旅游村，不仅激活了社区的发展活力，并随着农家乐、民宿等旅游业态的注入一定程度上扭转梯田要素主导的记忆符号意象。此外，彝族聚居的村寨如勐品、胜村也卷入遗产地旅游化进程中，如胜村旅游小镇与勐品彝族歌舞文化村的打造。而缓冲区作为重要的梯田旅游接待区建设大量的旅游接待设施，如新街镇的梯田文化广场与“云梯大酒店”（三星级）及南沙红叶温泉度假酒店、金湾梯田大酒店等。旅游化使得文化记忆要素栖居的不同空间获得不同程度的利用与发展，缓解了遗产化带来的文化记忆空间的核心—边缘圈层效应。然而，居民认为并非所有村民都能参与或共享申遗带来的旅游经济发展效益（160313A；160323B；20190821A；20190822 A）。因为申遗后的核心与非核心村寨空间地位划分使得旅游资金和项目投入分化差距大，而且遗产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化使得社区的利益分配参与地位逐渐被边缘化。例如，箐口村最早（2000）发展哈尼民俗村旅游，继元阳哈尼梯田景区转给世博集团经营与管理及申遗成功后发展衰落：“因为这边景点没有别的地方好看，游客基本上不会来这边看风景，现在基本上那些政府和投资商集团什么的不会来我们这边开发了”（20190822A），“居民在旅游发展中可获得收益逐渐减少”（160313A）。

基于遗产化与旅游化双重情境对遗产地文化记忆的系统性影响分析，本研究表明遗产化与旅游化是交织建构与解构地方文化记忆系统的动态过程与相互作用力量。一方面，权威遗产话语主导的遗产化通过遗产归属族群、核心区与核心要素选取与认定的路径，不断建构地方文化记忆系统，使地方原有的文化记忆“空间—主体—媒介”系统呈现出哈尼化特征的核心—边缘圈层，将地方的文化记忆系统浓缩为“哈尼族”和“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生态文化系统共同组成。这不仅削弱了其他非哈尼族群在新文化记忆系统的主体地位及其对遗产的认同感，也导致了地方其他文化记忆空间与媒介要素发展的失衡。但另一方面，市场话语主导的旅游化通过多主体参与、核心景点与周边村落协同发展及多元媒介要素展演的路径，不断解构权威话语建构的地方文化记忆系统，一定程度上消弭了遗产化带来的核心—边缘圈层效应，使得在遗产化中遮掩住的其他记忆主体、空间与媒介承载的记忆意义得以呈现。

在理论意义方面，本文厘清了遗产化与旅游化对地方文化记忆系统的具体影响与作用路径，弥合了当前旅游地理文化记忆研究中遗产化与旅游化情境的割裂性及其系统分析的单一性^{[16, 17, 50]}，同时有助于解决遗产化与旅游化带来地方文化记忆系统的核心—边缘化负面效应。在“文化转向”思潮的引领下，新文化地理学要求更加注重地理现象发生的过程及其内化在特殊地域系统中的社会关系^[56]。本文提出的遗产旅游地文化记忆系统的结构框架为旅游地理的文化记忆研究提供了系统分析新视角，是对地理学记忆研究“文化转向”的回应。遗产化与旅游化作为当今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活动，也是遗产地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不可避免地与地方文化记忆交织作用，成为持续建构与解构地方文化记忆系统的重要力量^[35]。鉴于遗产化与旅游化对文化记忆系统的影响，本研究对遗产旅游地的文化记忆遗产保护、旅游发展与地方认同融合的启示有以下几点：①在遗产化过程中，我们要构建具有多元包容性的遗产身份认同体系，防止过度强调遗产价值的排他性话语带来的遗产身份认同失调与冲突问题；②在旅游化过程中，我们要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文化传播与旅游利益共享机制，妥当处理多元利益相关者对文化记忆符号价值的利用与构建可能产生的失真、商业化、创意性或建设性破坏、社区利益边缘化等负面问题；③在后申遗时代，元阳梯田遗产地核心利益相关者要关注梯田文化景观的“哈尼性”的过度展示与阐释，合理利用“旅游+”模式传播多民族群体在不同尺度空间与媒介载体上的共享意义，以克服在国家与国际遗产认同体系下遗产地文化多样性的标准化与去地方化的双重挑战，进而铸牢和延续多民族地区文化记忆系统的共享性及共同体意识。未来，研究者将深入研究遗产化与旅游化情境下地方文化记忆系统的主体、媒介、空间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探索基于文化记忆系统的文旅融合路径以延续地方文化记忆和增强地方共享景观的文化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