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存，也是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城乡一体化、乡村旅游化等冲击下，传统村落面临着诸多威胁和挑战，如受环境的影响而逐渐自然消亡，或不断遭受空心化、商业化、建设性破坏等而慢慢丧失文化基因等。传统村落面临的风险特征、程度及如何进行风险防范是当前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进程中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之一。目前，传统村落的研究主要涉及传统村落价值^[1-3]、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4-7]、景观格局^{[8, 9]}、脆弱性^[10-13]、产业开发适应性^{[14, 15]}、传统村落保护^[16-19]等方面，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认识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揭示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传统村落的特点及内部景观结构，为有效实施传统村落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参考。其中，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多以空间分布及驱动因素分析切入，也有以实地调查为基础，选取典型村落研究其外部或自身脆弱性，从村落自身特征出发提出保护策略。但鲜有从宏观角度分析区域传统村落空间系统特征，从外部压力、内部脆弱性及响应机制等多方面揭示区域传统村落风险特征，以提出针对性的保护建议。而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既需要关注其外部的影响，如地形、坡度、气候、自然灾害等自然要素，城镇化率、人口密度等人文要素，又要考虑村落内部结构、形成年代及建筑材料等自身脆弱性；既要保护传统村落的建筑、景观风貌等硬件，又要保护其文化、习俗等软件。到2019年，我国传统村落有6819个，其中，有3679个（54%）传统村落分布在山地地区。山区具有明显的气候垂直带，适合作物的生长，且可以因时、因地的安排农耕，是传统生产、生活的主要物质空间^[20]。但山地地区地形复杂，自然灾害频发，经济发展相对滞缓，保护资金缺乏，传统村落破败较严重；加之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山区青壮年进城务工，众多偏远山区传统村落逐渐“老龄化”，甚至出现“无人村”，成为其发展演变的显著特征之一^[21]，山地传统村落的保护面临更大挑战。空间系统风险既可以表征传统村落所受到的周边环境干扰（风险源），又可以表征自身的暴露特征（风险受体脆弱性），已被应用到城市^[22]、生态^[23]、景观^[24]、自然灾害^{[25, 26]}、乡村空间系统^{[27, 28]}等各个领域。

本文在分析山地传统村落空间系统特征基础上，以自然、人文两类要素10个指标表征风险源，以村落久远度、建筑结构、建筑材料3个指标表征风险受体状态，以村落的民俗活动丰富度、潜在传承人数、文化遗产等级3个指标表征风险响应，构建了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综合评价体系，对典型山地地区重庆的110个国家级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进行了评价，并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传统村落给出了差异化的保护建议，以促进村落的精准保护，提高保护效率。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以东，以山地地貌为主，占总面积72.85% ^[29]。多年平均气温15—18℃，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150 mm，雨量充沛，空间分布不均匀；重庆自然灾害类型多样，分布广，发生频率较高。近几年来，重庆经济发展迅速，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空间分布不均，在渝西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区集聚。到2019年，重庆境内国家级传统村落110个，面积在0.05—30 km²之间，小于10 km²的传统村落占80%以上，多分布于东南部武陵山地地区（图 1）。重庆传统村落多形成于清朝，木质材料居多，以苗族、土家族民居为主，且地处复杂地形区，交通不便，村落空心化严重，传统文化保护与农村经济发展矛盾相对突出，文化资源及物质空间破坏严重。另外，重庆乡村经济基础较差，教育资源匮乏，村民的村落保护意识欠缺^[30]。

图 1(Fig. 1)

图 1 重庆市传统村落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ongqing

研究涉及重庆市传统村落、自然要素及人文要素等数据。其中，110个传统村落来源于2012—2019年《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并通过百度地图API获取村落坐标；传统村落的面积、形成年代、建筑材料以及建筑结构来源于中国传统村落网和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高程（90m精度）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并借助Arcgis10.5提取地形起伏度；34个气象站点的多年平均降雨数据（1980—2014年），多年平均气温数据（1980—2014年）来源于重庆市气象局；地质灾害危险性数据来源于重庆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局；城镇化率、GDP、乡镇人口数据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2019）》、《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卷）（2019）》；2019年重庆市1 km格网人口密度、1 km格网人均GDP数据均参照相关文献^{[31, 32]}，利用夜间灯光数据生成。为了方便运算，将所有空间数据重采样为100 m，投影均采用Albers等积投影。传统村落的建筑、民俗文化等相关数据为村落点属性数据。

传统村落空间系统是村落人口及其各种生产、生活、生态组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具有较强的内聚性和排它性，与城市有着明确的界限，主要包括地形、地貌、气候等自然条件要素，传统建筑、景观风貌、民风民俗、乡土情结等人工、人文要素。传统村落从选址、空间整体布局到单体建筑结构均体现较强的生态意识、民俗信仰和地缘关系，延续着“街巷——组群——院落——建筑”的空间序列和完整的空间形态^{[27, 33]}。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是指村落在外部不确定事件即风险源的复杂作用下，风险受体难以抵御外部压力影响，或者缺乏应对和控制外部压力的能力，而产生的破败或灾难的可能性或严重性^[28]。山地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源是村落外部环境对内部的干扰，包括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的作用，山区地形条件复杂，降水丰富，易引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传统村落自然破坏；另外，城镇的扩张、乡村交通逐步便捷，经济条件好，居民出游需求增加，农家乐、民宿等旅游产业的发展触发乡村经济发展与村落保护间的矛盾，易对传统村落建筑、文化等造成破坏。由此，选取高程、地形起伏度、多年均降雨、多年均气温、地质灾害危险性5个指标表征自然风险源，人均GDP、路网密度、人口密度、城镇化率、与中心城镇距离5个指标表征传统村落人文风险源。其中，与中心城镇距离为负向指标^[29]，其余均为正向指标，数据按照自然断点分为5级，并根据影响程度由小到大赋值为10，30，50，70，90（图 2）。风险受体脆弱性是传统村落空间系统自身特征对外界压力的抵御能力，具体表现为建筑形成年代越久远越脆弱，建筑材料和建筑结构稳定性越差越脆弱。故选取村落形成年代（久远度）、建筑材料和建筑结构等表征山地传统村落脆弱性。风险响应是直接或间接的应对传统村落空间风险的措施或行为，山地传统村落民风习俗越丰富，文化遗产等级越高，潜在传承人越多，村民保护意识越强，村落保护投入越大，村落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选取民俗活动丰富度、村落非遗文化潜在传承人数以及文化遗产级别等表征风险响应，并参考相关文献^{[10, 13, 34]}对指标分级（见表 1、表 2）。

图 2(Fig. 2)

图 2 重庆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评价因子图 Fig.2 Risk Assessment Factors of Chongqing Traditional Village Space System a.高程，b.地质灾害危险性，c.地形起伏，d.多年平均降雨，e.多年平均气温，f.人口密度，g.路网密度，h.与中心城镇距离，i.城镇化率，j.人均GDP (a. Elevation, b. Geological Hazard Risk, c. Topographic Relief, d. Average Annual Rainfall, e. Average Annual Temperature, f. Population Density, g. Road Network Density, h. Distance from Central Town, i. Urbanization, j. Per Capital GDP)

表 1(Tab. 1

表 1 山地传统村落脆弱性分级 Tab.1 Vulnerability Classification of Traditional Mountain Villages

表 1 山地传统村落脆弱性分级 Tab.1 Vulnerability Classification of Traditional Mountain Villages

表 2(Tab. 2

表 2 山地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响应水平分级 Tab.2 Classification of Risk Response Level of Mountain Traditional Village Spatial System

表 2 山地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响应水平分级 Tab.2 Classification of Risk Response Level of Mountain Traditional Village Spatial System

为了消除数据量纲差异，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35]；运用改进序关系法^[36]确定指标以及三个风险维度的权重，该方法通过比较相邻指标标准差大小，把主观序关系法和客观标准差赋权法结合起来，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1）确定序关系。参照相关文献^[37]，并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确定山地传统村落空间系统外部风险源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高程>自然灾害危险性>地形起伏>与中心城镇距离>城镇化>路网密度>人均GDP>人口密度>多年平均降雨>多年平均气温；风险受体脆弱性：久远度>建筑材料>建筑结构；风险响应水平：文化遗产等级>民俗活动丰富度>潜在传承人数。

（2）确定重要性标度。确定好各指标的序关系后，定义各相邻评价指标X_i-1与X_i的重要程度之比为r_i，即其重要性标度公式（1）。

(1)

式中，σ_i表示各指标的标准差。

（3）根据重要性程度之比r_i，计算v_n公式（2），并得到各指标权重v_i-1，公式（3），指标权重具体结果见表 3。

(2)

(3)

(4)

表 3(Tab. 3

表 3 山地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指标体系及权重 Tab.3 Risk Index System and Weight of Spatial System of Mountain Traditional Villages

表 3 山地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指标体系及权重 Tab.3 Risk Index System and Weight of Spatial System of Mountain Traditional Villages

最后，运用各指标加权求和公式（4）得到山地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并将结果按照自然断点分为5级，即高（0.622—0.791）、较高（0.526—0.621）、中等（0.412—0.525）、较低（0.254—0.413）、低（0.102—0.253）五个等级。

运用上述方法和重庆市相关指标数据（图 2），同时，考虑风险的作用范围，并参照区域内80%以上传统村落面积小于10 km²，将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源数据确定为以村落点为中心的3 km范围平均值，计算重庆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表 4，图 3，图 4，图 5，图 6)。

表 4(Tab. 4

表 4 重庆传统村落风险水平等级 Tab.4 Risk Level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ongqing

表 4 重庆传统村落风险水平等级 Tab.4 Risk Level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ongqing

图 3(Fig. 3)

图 3 重庆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源分布图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isk Sources of Chongqing Traditional Village Space System

图 4(Fig. 4)

图 4 重庆传统村落空间系统脆弱性分布图 Fig.4 Vulnerability Distribution of Spatial Syste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ongqing

图 5(Fig. 5)

图 5 重庆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响应机制分布图 Fig.5 Response Distribution of Risk Control Mechanism of Chongqing Traditional Village Space System

图 6(Fig. 6)

图 6 重庆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分布图 Fig.6 Risk Distribution of Spatial syste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ongqing

重庆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源指数为0.090—0.536，值越高，影响越大，村落风险越高。处于风险源压力较高及以上等级的村落42个，占比38.18%，较低及以下等级村落32个，占比29.09%（表 4）。高风险源村落主要分布于渝东南武陵山区一带，如酉阳县（40%），该区海拔相对较高，地形起伏大，山高坡陡，降雨充沛，传统村落面临潜在的地质灾害风险大；另外，随着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区域路网密度增加，乡村旅游业发展，一定程度增强了人类旅游活动对村落保护的负面影响。低风险源村落呈零星分布特征，如中部的涪陵，西部永川、大足等。该区地处丘陵、河谷地带，海拔较低，地形起伏度小，地质灾害敏感度低，自然风险源压力较小，但区域距核心城市近，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存在城镇扩展及乡村旅游发展对传统村落景观、民居、文化、民俗等人为破坏的潜在风险（图 3）。

重庆传统村落空间系统脆弱性指数为0.083—0.922，值越高，传统村落空间系统越脆弱。处于高脆弱及以上等级的村落71个，占64.54%，较低及以下等级村落21个，占19.09%（表 4）。高脆弱性村落集中于酉阳、忠县、秀山等区县，这些传统村落形成年代相对较早，主要为清代以前的元代、宋代，建筑材料以高脆弱的竹、木质材料为主，结构以中脆弱的木结构和极脆弱的土木结构为主，村落总体状态差。低脆弱性村落主要集中于潼南、永川等区县，村落多形成于清代及以后，形成年代相对较晚，建筑材料以石质为主，结构采用砖石、砖木为主，村落总体状态好（图 4）。

重庆市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响应机制水平为0.132—0.992，值越高，风险响应水平越好，传统村落空间风险越低。其中，风险响应处于较好及以上等级的村落52个，占47.28%，较差及以下等级村落33个，占30%（表 4）。风险响应好的村落主要集中于忠县、石柱、黔江等地，该区传统村落非遗潜在传承人数相对较多，有利于村落建筑和文化保护和传承，一定程度上可避免村落因人员流失而出现“空心化”现象；区域村落民俗活动丰富，数量总体大于3个，如秀山前进村的跳花灯、舞龙灯、上刀山、上梁号子，石柱县坝坪村的演龙灯、板凳龙、玩花灯等，丰富的民俗活动有利于村落文化“活化”，保存和维护其“文化基因”；且村落多数具有市级或国家级文化遗产，受保护程度高，如彭水担子峡村国家级文化遗产“高杆舞狮”、酉阳县青龙寨市级文化遗产“打绕棺”等，体现了少数民族间聚居团结的文化习俗。风险响应水平较差的村落多位于渝东南酉阳西部以及秀山南部等地，区域村落潜在传承人数少，民俗活动的丰富度低，且文化遗产等级低，多为区县级，总体控制效力低，风险应对能力差（图 5）。

重庆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指数为0.102—0.791，值越高，风险越大。风险较高及以上等级的村落42个，占38.18%，较低及以下等级村落39个，占35.45%（表 4）。高风险村落分布于酉阳、江津、黔江、忠县等区县，其中，黔江和忠县占比最高，达总数的75%。该区域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面临着复杂的地理环境，快速城镇化、商业化等风险源压力；村落形成以元代、明代为主，年代久远，建筑以易腐蚀的木材料为主，结构较脆弱，稳定性低，导致传统村落脆弱性高；且村落青壮年的流失，村落建筑和文化得不到保护和传承，风险控制响应机制有效性低。低风险村落在巫溪、合川等地占比高，形成年代多为清代，相对较晚，依托砖、石建筑材料，以砖木结构为主，相对稳定；且村落依托古建筑、古文物等优势人文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开发特色文化产品，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留住了人，促进建筑、文化持续保存（图 6）。

（1）合理规划传统村落的发展，提升村落主体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同时避免对其过度城镇化和商业化，以减轻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源压力^[28]。重庆市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不均，风险源压力差异明显，需重点关注风险源压力大的村落，如地处武陵山、大巴山地区的秀山、酉阳、巫溪、城口等区县，以提升村落主体自然灾害的风险防治意识，加大投入，维护村落建筑，避免其自然衰败；而万州区、潼南区等城市、重点城镇的周边村落，应划定一定范围的开发限制和保护空间，避免城镇无序扩张和乡村全域旅游开发等带来人为破坏。而对处于风险压力小的地区，应充分利用村落的优势资源，在保护优先的原则上，适度的发展经济，如梁平县聚奎镇席帽村依托年画、雕刻、竹编等工艺产业为其传统村落的保存和修缮提供一定的经济来源。

（2）及时修缮加固被破坏建筑，维护村落原貌，降低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受体脆弱性。如渝西江津区中山古镇渔湾村、潼南县双江镇金龙村，渝东北万州区太安镇凤凰村、忠县永丰镇东方村、石柱县黄水镇金花村等地，建筑以宋朝、元朝为主，建筑材料多见竹、木等，脆弱性高。对此，应制定详细的保护规范，成立专项基金，跟踪记录村落状况，及时修缮和加固被破坏建筑^[38]；强化村民保护意识，避免村落受人为磨损和破坏。

（3）积极申报传统村落中具有独特性的文化遗产。如酉阳、秀山等地的土家、苗等少数民族特色村，应结合其建筑风貌、土家民族风情、花灯文化、茶文化等，发展“武陵山区”乡村旅游产业，开发高品质文旅产品。在保护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村落经济，留住青壮年，保护村落民俗民风，加强公共文化活动，增强村落的活跃度，挖掘民族文化，培养文化传承人，提高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响应机制能力^[38]。

（1）山地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是由风险源、风险受体状态、风险响应机制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构建山地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评价体系，并以重庆为例，对其进行风险评价，结果能够较全面的反映山地传统村落空间系统外部压力、内部脆弱性，并从宏观上体现村落空间系统风险差异性。

（2）重庆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属较高及以上等级的有42个，占比38.18%，主要分布于东南部武陵山中山地区的酉阳、秀山等地，且风险源起主导作用。

（3）对处于不同风险等级的传统村落需实施差异化的保护；同一村落，在风险源、风险受体脆弱性、风险响应机制三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差异，需对传统村落进行针对性的风险防控和保护，合理规划村落的空间系统妥善处理好乡村空间与国土空间规划间的关系，促进乡村整体发展。

在乡村转型、城乡融合、城镇化快速发展等趋势下，传统村落和文化遗产有效保护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文章从风险视角，探究山地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从宏观揭示山地传统村落外部自然、人文环境压力，从微观反映村落内部脆弱性和响应措施，有效识别了传统村落保护中的短板并提出针对性保护建议，以促进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乡村脆弱性、乡村空间治理等研究与本文相近，但侧重不同。乡村脆弱性作为乡村系统风险组分，是在外部经济干扰和社会变革压力下乡村系统偏离平衡状态而形成的，侧重研究乡村社会及生态系统内部对环境压力变化的承受和恢复能力，判别乡村内部空间结构、景观、文化、人居环境等要素抵御外界干扰的差异性^{[39, 40]}，是乡村系统风险研究的重要支撑。乡村空间治理与国土空间规划作为防范乡村系统风险的重要手段，主要解决乡村发展空间受限、乡村空间权属关系不明等空间利用问题，侧重整合乡村各类资源、挖掘乡村公共空间开发潜力、激活乡村创新活力等，从空间上保证了乡村系统的完整性，增强乡村系统应对风险的内生动力和恢复力^[41-43]。

传统村落空间系统是一个复杂开放的人地关系系统，其风险涉及系统内部与外部、宏观与微观、自然与人文等各领域，未来考虑将政策推行绩效、系统韧性属性、保护主体特征等方面的指标加入山地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评价体系，进一步细化、完善传统村落空间风险的源、受体和风险响应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