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我国边境地域辽阔、区位条件多样、资源禀赋突出，在国家安全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上占有独特地位。“十四五”规划纲要将边境地区作为重要功能性区域，并明确提出：“切实维护边疆安全，增强边疆地区发展能力，强化人口和经济支撑，以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 ^[1]边境人口作为边境地区的“活界碑”，是维护边境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力量。边境人口的稳定和安全对于保障边境发展、维护边境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新世纪以来，我国人口增速明显放缓，人口迁移流动迅速进入大规模、全方位、多层次的阶段，并成为塑造地区人口分布与存量的主要因素^{[2, 3]}。人口流动对边境地区人口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强，为边境人口研究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实际上，泽林斯基在人口流动转变理论即强调了边境地区在人口迁移空间格局演变中的先锋地位^[4]。随着欧盟和北美自贸区等协定签订，欧美国家边境地区人口流迁一度活跃^[5-7]，相关课题受到广泛关注。有研究认为流动促进了边境地区生产要素流动和社会经济发展，推动了文化交往和福利提高^[8]，但也有研究提出非法移民、族裔群体动乱等为边境社会治理带来了挑战^[9]，移民还加深了边境社会矛盾与不平等^[10-12]。由于我国边境地区历史、政治的特殊性与地理区位、民族分布的差异，流动对我国边境地区人口发展的影响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国内边境地区的人口分布、人口流动、人口安全及社会经济影响等问题已逐步受到地理学、人口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共同关注。但现有研究对边境人口变动仍未达成共识，对人口流动的分析也未全面展开。有研究提出，边境人口整体增长稳定，年均增长率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3]，而更多研究则认为，2000年以来，由于人口外流，人口减少已成为我国边境人口变化的主要特征^[14-26]：东北边境县域、村屯已出现严重的人口“空心化”、“过疏化”现象^[15-21]；广西和云南边境县面临人口减少隐忧，抵边村寨呈现“虚空态势”^{[22, 23]}；新疆、西藏部分边境县域也出现了人口负增长^{[24, 25]}。现有研究普遍通过人口变动与自然变动间接评估人口流动的影响，流动指标没有得到直接计算，净流动背后地区人口流入、流出状况也被忽视，限制了对边境地区人口流动认识的全面性。

随着人口发展的转向，我国陆地边境地区人口发展趋势如何，存在怎样的空间差异？人口流动正怎样影响不同边境地区的人口分布？背后的机制如何？这些问题仍值得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拟厘清边境地区人口变动和流动的内在规律，揭示流动给边境人口变动带来的问题和挑战。本文的尝试将有助于推动边境区域研究和人口空间研究的结合，对相关政策制定也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数据资料来自2000、2010、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公报和汇总数据。边境地区的社会经济、口岸、政策等资料参考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民族统计年鉴、中国口岸年鉴和地方年鉴资料。

2.2 主要概念与研究区域界定

陆地边境地区：陆地边境是边疆的典型区域，也是边疆政策的主要实施对象^{[26, 27]}。我国陆地边境地区一般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单位，通常指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云南、西藏、甘肃和新疆9个省区的140个陆地边境县（市、区、旗）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8个边境团场^[28]。结合行政区划变动和可得人口数据，本文识别出9个边境省（自治区）、45个边境地级市（州、盟、地区）和136个边境县（旗、市），暂不涉及边境团场。为了表述简洁，文中采用边境省统称省和自治区，边境地级市统称地级的州、盟、地区等，边境县统称各县级区、旗、市。

人口安全：人口安全是在本世纪初兴起的国际安全领域新分支，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探讨人口变化对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29]。人口安全内涵极为丰富，包括一定时期内人口规模、结构等人口要素之间以及与人口要素相关的社会、经济、政治、资源、环境等多方面的相互协调^{[30, 31]}。

2.3 研究方法

本研究试图建立“空间—结构”的分析框架，在空间上厘清边境地区人口变动、人口流动趋势和区域差异，在结构上对不同边境地区人口变动和人口流动的动因分别进行分解和机制分析。

首先，本文计算了2000年以来边境省、边境地级市和边境县人口规模和变动状况，并利用shift-share（偏离—份额）方法将边境县的人口增量分解为不同地理层次间的偏差，以此刻画边境县人口增量变化规律及层次间分异。其计算公式如下：

(1)

(2)

其中，P₀、P_t为边境县初始时点0和t时的人口规模，r、△P分别为边境县人口在[0, t]时间段的变化率和变化量，r_s为边境省人口在[0, t]时间段的变化率，r_d为边境地级市人口变化率，r_x为边境县的人口变化率。P₀r为边境县按全国人口变化率的增长数量，P₀(r_s-r) 为省份与全国变化之差所带来的差异，P₀(r_d-r_s) 为边境地级市与边境省份变化率带来的差异，P₀(r_x-r_d) 则为边境县与地级市变化率带来的差异。

在结构上，本文根据人口变动平衡公式率的转化和分解，计算人口流动对地区人口变动的贡献。计算方法如下：

(3)

(4)

(5)

其中，B、D分别为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出生人口数和死亡人口数，I、O分别为一定时期内某一地区人口流入人口数和流出人口数，P为期中人口数。CRNI是自然增长率，CRNM是净流动率，前者在统计资料中已广泛使用，后者则是指一定时期内，某一地区净流动人数与年中总人口数P之比，等于该地区流入率与流出率之差。CGR为人口粗增长率。M是净流动率在人口变动中的贡献，为将取值范围限制在[-100%, 100%]之间，本文对自然增长率和净流动率进行了绝对值处理，其数值的正负代表净流动对人口变动影响的方向，其大小表示其影响程度。当其贡献超过50%或低于-50%时说明机械变动对人口变动的影响超过自然变动，对地区人口变动起到主导作用，反之则机械变动影响未超过自然变动。

最后，本文进一步关注边境县背后人口流出、流入状态及影响因素。结合推拉理论与现有研究，目前影响人口流动的区域性因素可以归为经济、交通、人口和政策四类。其中，经济因素是人口流动的主要推力和拉力之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速度最快的地区人口拉力更强，反之则推力更强，现有区域经济发展指标包括总体经济规模、经济发展速度、居民收入水平、财政支出^{[18, 19, 32-34]}等；交通因素是地区对内与对外联通的客观条件，可以减少地区间流动的中间障碍，方便人口迁移流动。对于边境地区而言，完备的口岸设施也会便利跨境流动和边境贸易，从而提高地区人口流动性。这类因素常用的指标有口岸、陆路、铁路、航空运输等^{[33, 34]}；人口因素展示出地区重要的人文特征，影响当地人口流动呈现的整体特征，主要包括少数民族比重、非农业人口比重和受教育水平等^[34-36]；政策要素事关政府对地区的扶持力度，通过引导边境发展建设影响着人口流动选择，我国对边境地区的扶持项目主要包括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沿边改革试验区等，根据扶持政策或项目累加可以构建政策优惠指数^[34]。结合数据可得性，本文在区域层面利用边境县GDP增长速度、口岸数量、政策优惠指数、少数民族比重、非农业人口比重、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等因素分别对不同边境地区流出率和流入率进行了实证分析。

3 边境地区人口变动的基本状况 3.1 边境人口规模稳中略降

2000年以来，我国边境地区人口经历了稳定低速增长向负增长的转变（表 1）。2000—2010年，我国陆地边境省、地级市、县总人口年均增长速度与全国总人口增长速度相当，年均增长率均稳定在0.5%左右，各地理单元总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相对稳定。2010—2020年，边境地区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前期边境县域人口仍保持惯性稳定增长，但2015年后，边境各地理单元都开始呈现不同程度人口负增长的状态，边境县域人口年均增速下降幅度超过0.7%。

边境县人口增速和增量经历了相对持续的下降，但分解结果表明其下降原因已经发生了转变（表 2）：2000—2010年，边境县人口增量减少是由于边境县自身的发展滞后，与地级市、省份的人口增长率存在较大偏差；而在2010—2020年，这种相对弱势已经扩展到整个边境地市甚至省区，边境县域人口增量下降的主因已转变为边境省区和地市整体的人口增速下降，边境县本身的弱势反而不再明显。

3.2 边境人口变动存在明显空间差异

2000—2010年，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中东部的边境县以及广西部分边境县就早早地步入了人口负增长阶段，2010年后这些县域人口负增长水平仍在不断提高。相比之下，2000—2010年，新疆、西藏以及云南大部分边境县都处于人口增长状态。2010年后，云南一半左右的边境县人口由极低增长速度（1%以下）转变为了负增长。西藏和新疆北部少数边境县也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状况，两地边境县域人口年均增长率基本都有下降，但新疆东部、南部部分县域以及西藏一些县域人口年均增长率仍能达到2%以上，远高于同期全国平均（图 1）。

4 边境人口流动及对人口安全的影响 4.1 边境地区人口净流出日益普遍

边境地区人口净流出状况已日益普遍。2000—2015年^①，9个边境省级单位中人口净流出的省份从0个增加到了6个，净流出的边境地级市由1个增加至26个，我国七成以上边境县已成为净流出地区，边境县的净流出水平普遍与所在边境地级市相当或更高。

与人口变动相似，边境县域净流出现象发生时间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2000—2010年，东北三省、内蒙古东部和中部以及云南、广西个别边境县即已呈现净流出状态，其净流出水平在2010年后仍继续提高。相比之下，新疆南部和西藏部分边境县在2010年后才开始出现净流出现象，但净流出水平远低于同期其他边境地区。在人口净流出日益普遍的形势下，个别边境县仍保持了净流入状态，且净流入水平仍在提高（图 2）。

4.2 人口流动逐步成为边境地区人口变动主要因素

人口外流对各边境地区人口变动的负向作用也正在不断增强。根据流动在人口变动中贡献率计算，2000—2010年我国仅四成左右边境县人口变动受到净流出的主导作用，2010—2015年我国七成以上边境县人口净流出对人口变动的影响已经超过50%。

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中东部边境县的净流出对人口变动影响愈演愈烈的同时，新疆与西藏边境人口流动影响仍十分有限。2000—2010年，东北三省、内蒙古中部东部和广西部分边境县等毗邻东部发达地区的人口变动就已由人口净流出主导，2010年后这些地区流动对人口变动贡献率持续提高，流动主导的区域也有明显扩大。相比之下，2010年后，新疆北部、东部以及云南部分边境县的人口变动才率先进入人口外流主导的阶段。新疆南部、西藏以及云南部分边境县人口流动的影响虽有所增强，但人口净流出对人口变动影响仍十分有限。此外，部分边境县的人口变动还受到人口流入决定性影响（红色部分），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部分边境县（如肃北县）本身常住人口规模小，自然增长率较低，人口变动易受到波动或短期人口流动的影响；另一方面，一些边境县域确实具有自然资源、对外贸易、生态旅游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极具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

4.3 边境地区人口发展类型

为了更好地把握不同边境地区人口变动和流动的特征，本文根据2000—2015年我国边境县年均增长率和流动对人口变动贡献程度这两项指标，将各边境地区人口变动状况划分为人口外流风险型、人口相对稳定型、人口相对封闭增长型三种类型，见表 3与图 3。

第一类人口外流风险型地区，主要分布于东北三省与内蒙古中部和东部，人口已进入负增长阶段且净流出对人口变动起主导作用。这类边境地区人口负增长和外流现象出现早且发展迅速。在人口负增长和外流加剧的双重影响口由极低增长速度（1%以下）转变为了负增长。西藏和新疆北部少数边境县也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状况，两地边境县域人口年均增长率基本都有下降，但新疆东部、南部部分县域以及西藏一些县域人口年均增长率仍能达到2%以上，远高于同期全国平均（图 1）。

第二类人口相对稳定型地区，其特征是年均增长率处于稳定增长状态，净流出影响相对有限。根据净流动的方向，可细分为人口净流出稳定型与人口净流入稳定型两小类。其中，人口净流出稳定型地区主要分布在广西、云南和新疆北部，净流出对当地人口的影响相对有限，人口规模整体保持稳定，但这类地区人口净流出对这些地区人口变动的负向贡献正不断提高，有向人口外流风险型转化的趋势。人口净流入稳定型地区则在维持人口稳定增长的同时处于人口净流入状态，这类地区较为分散，数量极少。

第三类人口相对封闭增长型地区，主要分布于西藏和新疆南部，人口年均增速较高，流动对人口变动的影响极为有限。2010年以来，这类地区的人口年均增速已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较高水平。这类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并伴有较高的贫困发生率，人口过快增长可能会持续加大资源环境和经济压力，而人口流动性弱可能会阻碍这些压力的释放。

4.4 人口流动对边境人口安全的影响

整体上，人口外流正逐步成为影响我国边境地区人口安全的主要因素。人口外流将导致边境人口安全缺乏数量和质量保障。数量方面，边民在守边固防上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口负增长和外流将不利于有效组织群众参与边境管控工作和应对突发事件，可能弱化边境地区的安全管理。根据笔者调查，2018年云南边境部分县域、乡镇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常住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云南边境的地理状况复杂，非法越境、走私、毒品买卖等社会问题始终难以根除，熟悉当地的水文地貌特征居民不断减少，无疑削弱了群众对于边境偷渡人员和违法行为的监督作用；质量方面，边境地区外流的主体是青壮年劳动力，这将造成当地劳动力缺乏、人才流失，进而降低地区创新能力和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削弱地区经济发展活力。另一方面，边境县域和乡镇也将逐步成为留守儿童、留守/空巢老人的聚集地，增添社会养老与医疗服务的压力。调研中，东北和云南等人口外流严重的边境县均面临着这些问题，尽管当地政府已大力号召边境地区产业结构转型，但往往收效甚微，养老配套设施建设也相对滞后。

长期来看，人口流动性还会影响到边境人口要素与社会、资源、环境等多个方面的协调。首先是社会治理问题。人口外流风险型和人口稳定净流出型地区的基层政府和组织中，中青年缺位的现象已经日益明显。调研中，东北地区部分边境乡镇基层组织已面临着无人可用的尴尬境地，现任书记、干事超过60岁的情形十分常见。由于精力和观念限制，他们已经很难全力带动当地经济建设和发展。相对封闭增长型边境地区则面临其他社会治理的挑战。调研发现，云南多数边境县域中少数民族占比可达50%以上，部分乡镇可达95%以上，青壮年民族的人口流动参与相对滞后，中老年流动性低，这类地区仍基本保持着传统习俗和文化，乡镇基层组织的会议一般都采用民族语言而且相对封闭。这种情况一定程度将不利于社会治理现代化，也会阻碍民族间交流交往交融。

流动也带来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关系的变动。一方面，人口外流影响边境地区资源环境的保护。人口流出导致老年人成为部分边境乡镇、村屯主体，由于力不能逮，他们不得不将土地承包给专业种植户和养殖户。一些种植、养殖户不顾生态肆意地种植和饲养，严重破坏了耕地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此外，由于人口监督薄弱，边境地区资源的盗采和盗挖案件也时有发生。另一方面，人口流动性弱、增长速度过快也会对边境地区资源环境造成压力。近年来，新疆南部边境县域由于人口增长较快，人均耕地减少明显^[25]。若不能引导当地居民有序流动，资源环境压力可能会继续增大。

最后，人口流动具有累积效应，即人口的流动行为会受到父代、同期群和社区的影响^[37]。若人口外流地区的流动趋势得不到及时调整和控制，随着迁移网络进一步成熟和成本降低，人口外流规模可能会继续扩大，甚至走向无序化。另一方面，若相对封闭增长地区的人口流动得不到有序引导，其流动性可能会保持在较低水平，不利于地区人口发展和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

5 边境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5.1 不同类型边境地区人口流入与流出状况

各类边境地区不同的人口流动情况是由人口流入和流出共同塑造的。根据2000—2015年边境县域人口流入率和流出率的特征（图 4），可以发现，人口外流风险型的边境县域普遍呈现流出率持续提高，流入率则维持在较低水平。这类地区中，部分边境县域（如珲春市、绥芬河市）流入率也处于较高水平，虽不及流出率，但仍有较强的人口吸引力。人口相对稳定型地区中净流入的边境县人口流入率高而人口流出率较低，兼具吸引外来人口和留住户籍人口的优势。而净流出的人口相对稳定型的边境县人口流出率已出现大幅提高，但人口流入水平偏低且提高有限。随着人口转变进一步完成和流动对人口变动影响程度的增强，它们很有可能转变为人口外流风险地区。人口相对封闭增长的西藏、新疆边境县域人口流出率与流入率略有增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与其他边境地区相比，这些地区本身人口跨县流动参与积极性相对不足，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也有待提高。

5.2 各类边境地区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区域特征描述统计（表 4），三类地区在经济、政策、人口特征上有明显的差异。2000—2015年，三类地区中人口外流风险型地区人口平均流出率和流入率均最高，非农人口比重、平均受教育年限也明显高于其他两类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最小。人口相对稳定性地区的流出率和流入率均低于外流型地区，但人均GDP增长速度要高于其他两类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达到了一半以上。人口封闭增长地区的流入率和流出率均处于较低水平，人均GDP增长速度也明显慢于其他两类地区，非农业人口比重、平均受教育年限与人口相对稳定型区域差异不大，少数民族人口达到了该地区人口的近80%。

经计算，所有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且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3，没有明显共线性问题。根据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的散点图，可发现其存在一定线性关系，因此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方法（OLS），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5所示。

从模型结果来看，在人口外流风险型地区，人均GDP增长速度对提高流出率和削弱流出率均有显著的作用，人口城镇化水平能显著减低人口流出率。然而，在人口相对稳定型地区和人口封闭增长地区，经济增速的影响并不显著，仅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两类地区人口流出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相对封闭增长型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高的县域流出率显著较低。政策优惠指数和城镇化程度分别对人口相对稳定型地区和相对封闭增长型地区的人口流入率有显著正向影响。

除了上述一般性因素外，边境人口的机械变动还受到如行政规划、资源开发和跨境民族等因素影响。我国长期重视改善边境地区民生条件，2000年以来，边境九省均对居住在生态保护区或高寒山区的边民进行过生态移民，西藏边境地区还出台了边境小康村建设规划，重新建设规划了边境一、二线行政村。在规划变革的影响下，大批常住人口发生了迁移，也吸引了外出边民回流。其二，边境地区的自然资源开发也会影响人口流迁。如2000年后巴彦淖尔就多次发现铜矿，一度吸引了大量矿商和劳动力，但获得利益后这些人又会离开，造成了地区人口流出和流入率的波动。其三，跨境民族因素也是引起当地人口流动，尤其跨境流动的重要原因，例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每年都有大批朝鲜族凭借地理和语言优势跨境流动到韩国务工。云南边境县域则不仅有跨境民族人口流出，还有大量越南、缅甸人跨境流入经商、探亲或婚嫁。以上这些因素对边境人口机械变动也有重要影响，但囿于相关信息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难以对这些因素进行详细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关注典型地区的相关研究。

6 对策与建议

人口资源是最重要的战略性资源。边境地区作为特殊地带，其人口状况事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与区域未来发展。结合各类边境地区人口变动状况与流动作用机制，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多措并举加强人口外流风险边境地区经济建设。要努力提高整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及时调整经济结构，重振特色优势产业，构建有持续竞争力和支撑力的产业体系，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提高保障待遇，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潜能。此外，要有力监督兴边富民政策落实状况。保障人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的逐步改善，稳定当地人口存量。

第二，继续完善人口相对稳定地区政策扶持。一方面，重视将脱贫攻坚和兴边富民紧密结合，巩固贫困边境县域脱贫成果，补齐民生短板，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减缓人口外流规模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重视高学历人才培养，切实提高自身综合经济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外，在继续鼓励这类地区对外开放的同时，要从国家安全的高度对边境人口进行正确引导，强化国防主体意识。

第三，进一步提高人口相对封闭增长型地区教育和城镇化水平，有效推动民族融合。首先，国家政府需要重视这类边境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提高当地人口受教育水平，鼓励青壮年打开视野走出去，再把先进思想带回来。其次，要提高城镇化水平，加快交通等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推进城镇产业发展和集聚力。最后，要注重推动民族互嵌社区和社会结构建设，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

第四，加强边境地区人口监测和流动管理，防控潜在风险。现有边境人口数据调查间隔大，跨境人口统计尚不完善。政府相关部门亟需尽早建立健全边境常住人口和跨境人口的数字化监测和预警体系，为边境人口管理提供科学的决策研判依据。

注释：

① 第七次人口普查县级的人口流动相关数据资料尚未公布，因此这里仅能用2000、2010年人口普查和2015年全国1%抽样调查的公报和汇总数据进行分析。2015年人口变动和流动可能与七普人口变动结果存在一定出入，本文尽量结合七普结果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