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区域发展重要基础，人口分布、演变深刻影响着区域经济社会格局^[1-3]，且这一复杂过程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2-4]。改革开放以来，在区位、禀赋、政策等要素驱动下，区域发展差距显现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在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中国宏观经济格局。相关研究发现^[5]，区域发展过程中的人口不均衡分布格局，一方面带来要素空间配置不均衡，如人口过多造成资源环境承载力过大、人口过少则难以满足城市发展需求；另一方面，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不一致格局导致区域发展差距扩大，成为制约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破解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难题，成为提升发展质量的重要导向。深入把握人口分布格局及其演变规律、揭示人口时空演变动力机制，对科学引导人口合理布局、实现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1, 2, 5]}。

城市群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核心增长极、新型城镇化推进重要载体、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关键单元^{[3, 6, 7]}，人口集聚能力强、时空演变具有复杂性和典型性，其人口分布及演变成为学者关注焦点。总体上，城市群人口分布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①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分析。基于人口普查、抽样调查数据、流动人口数据、网络大数据等，引入重心模型^{[2, 5]}、空间自相关^[2]、集中指数与不均衡指数^{[4, 8]}、偏移—分享模型^[8]、网络分析^[9]等方法，探究不同区域、不同尺度人口分布、流动与格局演变特征。研究发现：中国人口分布、流动呈现显著空间集聚性，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城市群始终是重要的人口集聚中心；典型城市群研究表明，核心城市作为人口重要增长极，带来人口分布“核心—边缘”格局的稳态，资源环境承载力、公共服务供给下的人口分布不均衡现象突出^{[3, 8]}。②时空格局演变驱动因素研究。人口时空格局演变是多种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5]。实证研究中，学者基于定性分析^{[1, 4]}，或采用多样化模型的定量化探讨^{[2, 5]}，发现自然环境奠定人口分布基本格局，经济社会发展因素成为塑造人口分布格局的关键动力^{[1, 4, 5]}，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8, 10]}、产业结构^{[2, 10]}、就业机会与收入水平^[2]、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能力^{[2, 8]}、市场力量^[5]、政府政策与财政干预^{[1, 5]}等，是中国人口分布格局演变关键驱动因素。总体上，多区域、多尺度的丰富研究，为理清中国人口时空演变规律、制定科学政策优化人口格局等提供了科学指导，也为本文研究提供参考。

理论分析与实践研究均表明，城市群一体化通过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推动区域协同发展，进而对城市群人口分布格局产生重要影响^{[11, 12]}，相关研究仍存在一定补充空间：一方面，城市群一体化是一个时空动态演变过程，现有研究多将城市群作为静态空间单元处理，对城市群空间动态演变如何影响人口时空格局缺乏深入探讨。另一方面，尽管部分学者意识到一体化进程影响城市群人口分布演变，但这一效应的定量探讨相对欠缺，这也是本文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与关键创新点。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6, 7]}，长三角城市群人口分布不均衡格局已成为制约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宏观背景下，该区域在构建中国新发展格局、率先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中必将走在前列，对这一城市群人口时空格局演变研究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前瞻性借鉴价值。基于此，本文引入双重差分模型，立足长三角城市群渐次扩容典型事实，多角度评估一体化进程对长三角城市人口增长的效应，以期拓展人口格局演变规律研究、进一步理清城市群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变特征与发展趋势，为优化人口布局、推动长三角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支撑与经验参考。

2 理论机制、实证模型与数据来源 2.1 一体化影响人口格局的机制

城市群人口分布格局演变是城市人口差异化增长的结果，并受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其中“推—拉理论”成为经典理论之一^[13]。现实情况下，迁移行为往往通过多样的外部环境、个体差异与实现渠道完成^[14]，即人口分布演变是个体与外部环境复杂博弈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城市发展水平成为人口迁移推拉力对比的关键影响因素。作为一个动态演进过程，一体化进程通过作用于城市发展水平及区域发展差距等，影响城市群人口分布格局及其演变（图 1）。

城市群一体化旨在推动要素自由流动及产业分工协作，最大化不同城市资源禀赋优势、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进而重塑城市群人口分布格局。从拉力角度看，人口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不一致格局是区域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15]，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驱动的人口向发达城市快速集聚背景下^{[10, 14]}，一体化通过影响区域发展格局作用于人口分布演变。一方面，一体化通过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吸引人口流入^{[11, 16]}。相关研究发现，一体化能够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要素优化配置并提高经济效率^[17]，效率提升对产业空间再分布具有显著影响，特别是促进产业在城市群内向收益最大化区域转移^[18]，从而提升地区专业化水平。在此过程中，一部分城市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劳动密集型产业往往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产业升级过程中第三产业的快速崛起也成为吸引劳动力进入的重要动力^[14]，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中心城市高度集中进一步强化了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在整体上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收入水平，带来人口吸引力的增强。另一方面，一体化促进了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建设与完善，减弱了人口流动障碍，特别是政府力量在引导一体化深入推进、配置公共资源、保障服务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

从推力角度看，一体化进程中产业转移加快，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就业机会等制约城市人口增长。一方面，城市群一体化过程带来的市场规模扩大、要素流动自由化等，是促进产业分工的重要基础，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口资源伴随城市产业再分工进行流动，如一体化的产业升级效应，促进部分劳动密集型等低端产业加快转移，产业转移带动就业机会外迁，加之城市在创新驱动过程中，产业结构差异导致不同城市对人力资本需求存在显著差异^[19]，高端要素的向心集聚降低了就业吸纳能力，并对部分低技能劳动者产生“挤压”效应。另一方面，一体化在扩容过程中，部分城市忽视自身产业基础和优势，盲目追求不符合城市发展道路的产业，带来区域产业同构、恶性竞争等负面影响，破坏了一体化产业分工机制，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城市经济增长^[11]。此外，一体化带来的经济发展伴随着要素成本上升，过高的生活成本与竞争压力也成为驱使人口“出逃”的重要因素。

总之，在外界环境与个人流动“成本—收益”对比综合影响下，一体化进程中发达城市与欠发达城市、一体化城市与非一体化城市复杂对比下的双重“核心—边缘”差距成为影响城市人口差异化增长、集散的重要动力，进而带来城市群人口分布格局的复杂演变特征，因此科学、定量评估一体化的人口集散效应，不仅能够拓展人口分布演变研究视角，对于更好把握人口集散趋势、支撑科学政策制定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2 模型构建

双重差分模型（DID）作为政策评价常用方法^{[16, 20]}，能够剔除时间效应与个体效应造成的误差，得到更为准确政策效应结果。鉴于城市纳入协调会是一个渐进过程，采用多期DID模型以得到更可靠的结论^{[21, 22]}。本文基准计量模型如下：

(1)

其中，y_it为被解释变量，以某城市i在t年的常住人口数量表示。policy为核心解释变量，其系数β₁为政策实施净效应。X_it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即影响人口分布的一系列因素。α_i为城市固定效应，μ_t为时间固定效应，ε_it为随机扰动项。解释变量构建规则为：城市i在t年是否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如果是为1、否则为0。

2.3 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政府作用在长三角城市群发展演变中发挥的尤为显著^{[23, 24]}：一方面，作为宏观政策制定者的中央政府，通过主导城市群规划推动府地利益关系协调、引导制度完善，同时肩负一体化监督、管理重任^{[23, 25]}；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成本—收益”权衡中，推动城市间关系从竞争转向竞合^{[16, 25, 26]}。对于前者而言，城市群范围存在非连续性错乱演变；相比而言，城市间基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的合作，通过分步扩容延伸至江浙沪皖三省一市全域，为本文研究提供了较好视角^{[11, 16, 24]}。

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于1997年由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等15个城市联合成立，2003年吸纳台州进入，16个城市成为后续长三角一体化的核心，在城市发展的多个领域展开交流合作，率先建立起长三角地区城市间的合作协商机制，是一体化政策的积极探索与实践基础。随着区域合作的不断深化，协调会在2010年、2013年进行两次扩容，吸纳合肥、盐城、马鞍山等城市加入。这种基于市场规律与城市间自然联系的合作机制既扩大了长三角城市群的规模，也大大强化了城市群竞争力，其演变历程较好地表征了长三角一体化本质，这一界定方法也得到诸多实证研究支持^{[11, 16]}。

本文以城市为研究基本单元，研究期限为1990—2017年，数据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综合已有研究成果、数据可得性、指标共线性等^{[1, 2, 5, 8]}，选择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政府影响等控制变量，以进一步科学测度一体化进程对长三角人口分布格局影响。对相关数据进行如下处理：①以2010年行政区划为基准，对涉及区划变化的相关数据进行调整。②为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调整为以1990年为基期的可比价格数据。③考虑到长周期、连续年份相关数据获取的困难性，空缺数据参照往期数据采用年均增长率等方法进行估计补充。此外，基于多重共线性的定量检验表明，VIF值为1.32，表明相关指标选取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表 1）。

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2所示，表明加入协调会能够显著促进城市人口增长。列2显示了一体化对城市人口增长的平均效应。已有研究发现，由于城市要素禀赋、发展水平、制度环境等差异，参与一体化的收益也存在明显差距^[16]。对于本文而言，一体化过程中的人口集聚水平是否存在差距？借鉴已有研究^[16]，以城市就业人口规模为划分依据，在列3加入解释变量与就业人口（labor）交互项，考察不同就业规模城市在一体化中的人口增长效应差异。解释变量系数与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一体化过程中城市就业规模越大、一体化带来的人口集聚能力越强。相关机制分析如下：一方面，较大就业规模能够显著提升人口流动“收益”，且规模经济使得城市分工进一步专业化，从城市群协同发展中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率提升^[16]；另一方面，就业规模较大的城市，往往也是经济体量较大的城市，在基于协调会的城市合作、谈判过程中，有更大话语权、自主决定权，以制定出更符合自身发展利益的政策，同时通过对周边城市产生较强的虹吸效应、较弱的扩散效应^{[16, 19]}，进一步稳固自身增长极的地位。但是，这也给部分城市资源环境带来巨大压力，需要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作为渐进式一体化过程，基于协调会的一体化呈现“探索—融合—深化”演变态势^{[16, 25]}。为进一步分析加入协调会的人口增长动态效应，自1997年协调会成立起，以五年时长作为一个观察单元，测度不同阶段分批次加入协调会的人口增长效应。列4回归结果表明，P_1-5、P_6-10、P_11-15影响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一体化带来的人口增长效应伴随一体化合作的由浅入深而增强，第四个五年P_16-20影响系数已不再显著，究其原因：一方面，随着一体化合作的逐渐深入，长三角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城市体系，政府合作、区域协同、资源共享等多方面机制进一步完善，人口流动成本降低使得异地通勤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型等，特别是2008年以来以往依赖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对创新等高端要素需求增强，加之一体化协商成本增加、合作深度进展缓慢，红利弱化等，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影响系数不再显著这一现象。

控制变量表明城市经济发展、就业机会、产业转型始终是人口增长集聚的重要动力，特别是近年来产业服务化带来较强的就业创造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城市人口吸引力^[8]。但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效应的不显著，表明在工资性等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较为明显的生产成本增加。教育水平显著为正，印证了城市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事业，在集聚人口中的重要作用；但与之不同，户籍制度限制下的医疗服务本地化供给现象，以及医疗设施向部分发达城市高度集聚、人口向部分边缘城市扩散^{[5, 8]}，二者的不一致演变导致医疗卫生机构数这一变量呈现显著负效应，具体机制有待后续进一步深入研究。此外，地方财政支出显著为正，表明财政水平提升通过提供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支持政策实施等增强人口集聚能力。

3.2 不同批次效应异质性分析

对不同批次城市加入协调会的人口增长效应进行测度（表 3），表明一体化的人口增长效应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第三批次表现为不显著负效应。

深入分析发现，不同批次效应差异原因主要如下：①第一批次包含城市为长三角核心区，近邻上海的良好区位优势、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现实基础、城市合作深化的完善机制等，致使城市在一体化过程中获得更多红利，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11, 16]}，因此始终是人口强流入地区。②台州作为第二批次中唯一新进城市，受上海、苏南和环杭州湾地区的影响，与核心区城市分工关系良好，人口增长效应显著。③协调会在第三批次逐渐扩容至苏北、浙西南、安徽等城市，新进城市诸如衢州、金华、马鞍山近邻核心区，但区域发展水平处于核心区发达城市与外围欠发达城市的过渡带，在发挥区域联动“二传手”过程中，城市发展受到核心城市较强虹吸效应，且对欠发达城市的要素集聚能力相对较弱，总体上人口增长效应并不显著。④第四批次边缘区城市得益于自身成本优势，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实现人口集聚^[8]。不同城市的差异化效应，不仅与城市区位、发展水平有关，更是经济发展结构差异的表征，区域发展差距的固化，成为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中的负面效应之一。

3.3 稳健性检验 3.3.1 政府自选择的控制

现实中，加入协调会并非随机选择，在地方政府申请、协调会审核过程中，当满足一定条件时地方政府才能够加入协调会，即政府自选择也会带来样本选择偏差^[12]。已有研究表明，城市能否加入协调会受发展水平这一关键因素制约，尽管这一制度并未明确写入协调会章程^[21]。

政府自选择偏差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可能导致结果偏误。对此，参考相关研究方法，采用Heckman两步法^{[12, 27]}，引入逆米尔斯比率（imr），对地方政府是否选择加入协调会进行控制（表 4）。结果表明，逆米尔斯比率在1%的显著水平下取值24.21，即回归模型中确实存在政府自选择问题。但是，控制地方政府自选择后，加入协调会对人口的增长效应仍在1%显著水平下为正，进一步表明模型结果具有较强稳健性。

3.3.2 基于流动人口集散的再检验

流动人口的增长状况已成为塑造经济发展、人口分布格局的重要动力与表征^[8]，作为率先发展的长三角城市群始终是中国流动人口重要集聚地。本文将流动人口（ldpop）^①这一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表 4），检验加入协调会是否对城市流动人口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结果表明，加入协调会的人口增长效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即在将流动人口这一长期具有影响力的变量加入模型后，融入一体化进程仍然对人口有吸引作用，说明模型结果具有较强可信度。

4 一体化影响城市人口增长的机制检验 4.1 要素集散的中介效应检验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是吸引人口集聚的重要因素^[10]。在一体化过程中，要素差异化集散驱动的城市发展差距，成为引导区域人口流动、分布格局演变的重要机制。为验证协调会能否显著提升外资吸引力以带动城市经济增长，进而促进人口集聚水平的提升，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5)

(6)

(7)

其中，Med为中介变量，以实际利用外资流量为表征^[28]。其余变量含义与前文一致。

表 5汇报了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模型5、模型6、模型7解释变量系数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为正，中介变量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中介效应存在，且中介效应为2.179（φ₁γ₂），即通过强化外资吸引能力有助于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长三角，也是中国利用外资较为集中的区域。在一体化推进过程中，加入协调会带来的城市合作深化、要素自由流动提升与城市发展环境优化等，为外资向“收益最大化”区域集聚提供了可能；于非协调会城市而言，协调会城市拥有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成为吸引外资集聚的重要优势，并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岗位等，带来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对于欠发达城市而言，更好地提升城市要素集聚能力，成为吸引人口“回流”、增长的重要举措；但随着经济由外资拉动向内需、创新驱动转型，如何更好地吸引高质量投资，也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4.2 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检验

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升，是城市群一体化深化的重要内涵，也是一体化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关键机制。为定量探讨市场化水平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效应，参考相关研究^[29]，采用地区私营部门的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衡量市场化进程，数值越大表明市场化水平越高，构建如下调节效应模型：

(8)

其中，Reg_it为调节变量，policy^* Re g_it为解释变量与调节变量交互项。为保证调节效应的准确性，对调节变量及交互项进行中心化处理后纳入回归模型，其余变量含义与前文一致。

相关回归结果如表 6所示。整体来看，市场化水平对人口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市场化程度削弱了加入协调会对人口集聚的正向影响，且在市场化程度较低时，加入协调会所发挥的正向效应比较明显，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加入协调会的积极作用逐渐降低，显示了市场化水平与加入协调会两者在城市人口集聚过程中存在明显替代关系，即政府合作与市场机制在人口增长中存在替代关系。究其原因：伴随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要素流动带来的规模报酬效应、城市合作带来的效率提升等，在推动城市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发达城市意识到产业转型的迫切性，政府与市场协同引导下产业转移加快成为市场化水平提升过程中的典型现象，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带来人口结构的优化、人口集聚效应的弱化。一体化的正向效应与市场化水平的负向调节效应，在部分发达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压力较大的背景下，有利于城市群人口空间结构的优化，也表明在实现经济更高质量增长过程中，应重点关注一体化深化过程中的结构转型，特别是通过加强城市群合作等，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和效率提升。

5 结论与讨论

人口分布作为区域发展格局重要表征，深刻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进程。科学探讨一体化的人口增长效应，优化城市群人口空间布局，对于更好支撑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1）检验结果表明，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能够显著促进城市人口增长。长三角人口集散的“马太效应”，是城市群人口分布“核心—边缘”差距始终呈现较强稳定性的重要因素^[8]。从时间演变看，一体化人口集聚效应的由正转负，表明作为由易入难的渐进式一体化过程，未来城市群发展重点不在于空间范围的持续扩容，而应该通过更深层次的改革、制度协同等，强化一体化质量。

（2）不同批次人口增长效应有所差异，主要表现为解释变量影响系数先增长后下降，且第三批次表现为不显著负效应，这是城市间要素竞合作用的结果。总体上，尽管一体化过程能够强化城市要素集聚能力，但在区位条件、发展状况、要素禀赋等差异基础上，不同城市间的效应也存在明显差距，表明城市融入一体化过程中，应通过强化与其他城市联系，在区域竞合中实现自身发展质量提升。此外，政府应加大对一体化过程中负面效应的关注，通过协调市场机制与政府力量双重作用，推动产业分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享等一体化目标，进而提高人口分布与经济活动、社会发展协调度。

（3）城市群一体化渐次扩容过程中，伴随着要素差异化集散带来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是推动城市人口更快增长的重要动力。基于外资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一体化过程中的要素集聚，通过发挥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等效应，能够显著提升城市人口吸引力。因此，对于部分欠发达城市而言，应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提升要素集聚能力，吸引人口回流；对于发达城市而言，应发挥自身禀赋优势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集聚高端要素，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则显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优化城市群人口空间结构。未来，在一体化深化过程中，不仅要发挥政府“有形的手”的调节机制，更要注重强化市场“无形的手”的效率最大化机制，更好均衡市场、政府力量^[25]，采取多样化举措实现精准施策，实现人口布局优化、区域协同发展和效率提升。

此外，本文仍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内容：如研究忽视了一体化对区县尺度的效应；控制变量选择的全面性不足等，这些都是研究亟待深化的方向，未来可通过进一步积累、补充相关数据，对相关问题开展深入探讨。

注释：

① 对于连续年份而言，获得城市真实的流动人口数据存在较大难度，本文以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差值表征城市流动人口规模，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城市人口吸引力演变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