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统筹提升的区域经济格局下，强化对城市间空间经济联系和地缘经济关系的判别与优化，是城市战略决策的客观要求^[1]，也是城市群内部协同发展的基本条件。旅游作为一门综合性产业，逐渐成为城市群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行业领域，有助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城市群一体化^[2]。《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以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引领城市群发展、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中国样板。作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节点，粤港澳大湾区有着走向区域旅游一体化特殊优势。那么，从旅游视角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空间经济联系与地缘经济关系，不仅具有迫切的实践价值，也因该区域在政治体制上的特殊性而为构建中国区域协同理论提供经验参考。

近年来，人文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等学科逐渐关注到地区或城市间空间相互作用问题^{[3, 4]}，主要包括空间经济联系、地缘经济关系及两者的匹配分析。在空间经济联系中，学者们多利用GDP和人口等综合指标^[5]或交通业^[6]、物流业^[7]、旅游业^[8]等专项产业指标，采用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揭示空间相互作用强度。但是，相比交通、物流这种抵抗风险较强的产业，具备敏感性、季节性、脆弱性、不稳定性的旅游业^[9]，所表征的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在空间结构上会呈现更多阶段性突变。因此，探讨城市间的旅游空间经济联系能够揭示出旅游业塑造区域城市空间结构的独特价值，但对空间相互作用方式的探讨还存在缺口。于是，有学者开始探讨地缘经济关系，来揭示区域经济发展在竞合关系上的空间格局^[10]。利用欧式距离模型测算地缘经济关系指数是常用方法，能够反映两两地区间在经济发展中的异同点^[11]。而随着研究视角的整合，将上述两种分析进行匹配的研究趋势开始出现^[12]，但在两方面还存在欠缺。首先是缺乏支撑这种分析方法的理论框架，需从新的理论角度进行阐释，以实现理论与方法的整合，由此更好指导实践。其次，这种匹配分析缺乏对旅游视角的关注，并且往往使用单一指标进行测算，忽视了旅游业作为一门综合产业的复杂性和独特性^[13]。尤其是粤港澳三地的统计指标口径与标准还存在差异，更需要构建适用于该城市群的旅游指标体系。因此，本文认为要利用系统性框架统筹城市群旅游空间经济联系与旅游地缘经济关系及其匹配分析，为城市群旅游空间相互作用提供新的理论角。

共生（symbiosis）理论对自然与经济社会中，个体或组织间相互作用现象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共生原指有机体间以不同方式进行物质交换而产生永久联系^[14]。认为群落中生物个体、群体组织之所以不断更新与发展，不是因为“强者为王”所带来的集聚效应，而是与其他个体或群体组织进行了紧密的联合，从而拥有强大的组织能力。这使得共生越来越具有社会含义并不断向社会科学研究中应用^[15]。其中中国学者袁纯清构建了共生理论的分析框架，指出共生关系是分析关键，它强调共生单元间的相互作用既反映强度，即共生组织模式，也反映方式，即共生行为模式^[16]。而由共生单元按照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共生关系的集合就构成了共生系统，这为城市与旅游研究开启了新思路^{[17, 18]}。在城市共生方面，“共生城市”设计观念的提出^[19]，使得国外研究多关注微观视角下的城市与产业^[20]、政治^[21]以及乡村^[22]的共生问题。而国内研究多关注宏观层面如城市群内的城市间的共生问题，包括城市共生的定义^[23]、效应^[24]、影响因素^[25]以及结构模式^[26]，指出了诠释城市共生系统状态变化主要在于对共生组织模式和共生行为模式的探讨^[27]。在实证分析中多表现为将共生理论套用在案例中进行定性描述和战略谋划^[28]，或者采用经济模型对城市共生理论进行检验^[29]。可以发现，城市共生研究多从狭义角度出发，将共生与竞争割裂开来，忽视了普遍存在的反向共生现象^[30]，且没有探讨共生理论在城市研究中的适用性。在旅游共生方面，国外研究关注旅游与环境的共生^[31]、旅游产业与异质产业的共生^[32]以及旅游利益相关者间的共生^[33]。而国内研究更加关注旅游空间共生问题。如钟俊首次提出较为系统的旅游共生理论体系，认为旅游共生表现为旅游企业或旅游地进行基础共建、资源共享、品牌共塑、优势共创、网络互补^[34]。吴泓和顾朝林将旅游共生理论应用到区域旅游竞合关系的探讨上，加强了对竞争现象的吸纳，并提出理想的区域旅游发展模式^[35]。近年来，运用共生度模型^[36]、集聚与联系水平^[37]，以及能级、对外关联与外向功能等定量模型^[38]测算旅游共生关系已经成为了趋势。

综上，共生理论将共生单元间相互作用的强度和方式进行整合，研究重点包括共生组织模式、共生行为模式及其匹配后所集合成的共生系统^[39]。这使得共生理论将城市间空间经济联系和地缘经济关系有机结合在一起，为空间相互作用研究在旅游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合理的分析框架。因此，通过对空间相互作用、共生理论在城市与旅游的研究回顾，本文对城市群旅游共生进行理论分析。采用城市旅游能级指数改进引力模型，构建基于旅游经济结构指标的欧氏距离模型，改进共生系统分类法，对2006—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旅游共生组织模式、城市群旅游共生行为模式以及城市群旅游共生系统进行分析，力图解决如下问题：第一，城市群旅游共生空间的演变特征是什么？第二，旅游情境下，城市间空间相互作用研究结果是否契合共生理论所展现的特征，符合与否的地方在哪，又产生了哪些新内涵？第三，如何优化城市群旅游共生空间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更好迈向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目标？

2 城市群旅游共生理论分析 2.1 城市群旅游共生研究逻辑

城市群旅游现象的识别。随着个性化的游客观念和复杂化的旅游环境驱动，以城市为主的旅游目的地纷纷开始寻求合作，面临着“空间转向”和“尺度重组”^[40]。城市间的旅游互动效应增强，出现“群落化”发展模式。使得城市群旅游成为城市间旅游关系在空间尺度上的拓展与系统研究的深化^[41]。而城市群旅游注重“城市—区域”的地域关系演化，既强调中心城市旅游功能的对外辐射，又注重各城市通过旅游功能的演变、吸引和互补作用最终形成具有协同效应的旅游地域网络。

城市群旅游到城市群旅游共生的深化。旅游共生强调旅游地在区内和区际间的合作关系模式，从而产生1+1>2的“剩余”效果^[34]，其共生空间格局得形成得益于文化或政治上的联系、空间联系上的便利性以及旅游资源的互补性或相似性^[35]。这正是赋予了城市群发挥出超越城际关系的总和效应，使得共生理论适用于对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相互作用方式和协同发展趋势的判定。因此，本文认为城市群旅游共生是指拥有文化或政治上的联系，出于政府、居民、旅游企业和游客等利益相关者的意愿，按照一定制度和章程，形成以多中心城市、多层级体系为特征的等级规模合理、旅游联系强、旅游经济结构互补或相似，以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为目的的城市间旅游相互作用。

城市群旅游共生关系的重要性。城市群旅游共生表现为城市共生单元在一定的旅游共生环境中按某种旅游共生模式进行演化的旅游共生关系。因此，探讨城市群旅游共生关系是核心内容，它包括城市群旅游共生组织模式、城市群旅游行为模式和两者匹配后的城市群旅游共生系统的演化特征与规律，能够更好地探索共生理论在城市群旅游空间相互作用中的适用性，促成城市群旅游共生空间作用机制，图 1展现了由城市群旅游现象到城市群旅游共生现象的识别，再到城市群旅游共生关系分析的逻辑路径。

2.2 城市群旅游共生组织模式

城市群旅游共生组织模式表征城市群内城市间旅游相互作用的强度。根据共生理论对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的特征描述^[16]，本文认为，由点共生向一体化共生演化所具备的条件逐步提高，各城市在旅游资源、信息、能量的相互交流与影响更加充分，强度越来越大，稳定性、连续性和选择性更强，专一性越来越高，共生发展介质更加多样化，共生界面愈发稳定，发展阻力越来越小。其中，点共生与间歇共生作为较不稳定的组织模式，往往会发生相互转换和替代，而一体化共生作为最为稳定的发展模式，较为符合“区域旅游一体化”的特征。

2.3 城市群旅游共生行为模式

城市群旅游共生行为模式表征城市群内城市间旅游相互作用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具有包容性的、多样的，竞争和合作同时存在。因此，以广义共生为基础，按作用方向重新对城市群旅游共生行为模式进行界定与分类。当城市a对城市b产生正向作用，用“+”表示，产生反向作用，用“-”表示，作用方向不明确，用“0”表示。在此基础上，参照相关文献对城市共生行为模式的划分^[29]，根据相互作用的竞合性质分为六种共生行为模式（表 1）。正常的，共生行为模式的优化方向是向互惠共生方向演化，但在不同共生组织模式影响下，具体演化路径和演化特征会有所差异。

2.4 城市群旅游共生系统

本文在借鉴竞争型、互补型和供需型生态系统的共生系统分类方法^[16]基础上进行改进，将共生组织模式与共生行为模式进行匹配分析，以便综合探讨城市群旅游共生系统的总体状态。当城市组合处于一体化共生组织模式、竞争共生行为模式时，称为特级双向竞争型旅游共生关系；表现为偏害共生行为模式时，称为特级单向竞争型共生关系；表现为寄生行为模式时，称为特级反向型共生关系；表现为无关共生行为模式时，称为特级调整型共生关系；表现为偏利共生行为模式时，称为特级单向互补型旅游共生关系；表现为互惠共生行为模式时，称为特级双向互补型共生关系。连续共生、间歇共生和点共生分别称为高级、中级和初级，行为模式命名与上述分类相同。

3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区域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2区9市。2020年GDP总值达11.6万亿元，占包括中国大陆与港澳地区在内GDP总和的11.4%。近年来，区内11个城市的旅游收入占全国的20%以上，超过1万亿元，接待旅游人数超过5亿。

3.2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07年、2011年、2015年和2019年《广东统计年鉴》、《香港统计年刊》，2006年、2010年、2014年和2018年《澳门统计年刊》、《香港旅游业统计》、《澳门旅游统计年鉴》以及珠三角9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7年、2011年、2014年和2019年广东及周边地区公路里程手册，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官网发布的公告，世界经济论坛（WEF）旅游竞争力报告（2017）》等。

3.3 研究方法

（1）基于城市旅游能级的的引力模型

城市旅游能级是指某城市旅游功能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影响强度，对外辐射影响强度越大，则能级越高^[42]。城市旅游能级指数能够表征各城市旅游总体发展水平和旅游辐射强度，可作为城市群旅游共生组织模式的测量基础。因此，本文建立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能级指标体系（表 2），利用熵值法^[43]确定权重进而计算城市旅游能级指数，公式为：

(1)

式中：E_a为城市a的旅游能级指数；w_j为j指标权重；y_aj为城市a的j指标的无量纲化值。

城市间空间经济联系往往通过引力模型进行表达，虽然与城市群旅游共生组织模式的定义高度相关，但原引力模型所包含的单一指标无法全面反映城市旅游综合实力，因此引入前述城市旅游能级指数，以城市间最短交通距离代表实际通达距离，修改后的引力模型为：

(2)

式中：TC_ab为城市a和城市b之间的城市旅游关联指数；E_a、E_b分别为城市a和城市b的城市旅游能级指数；D_ab为两城市间最短交通距离^②。

（2）基于旅游经济结构指标的欧式距离模型

城市间旅游相互作用的方式通常由旅游经济结构决定，旅游经济结构一般由旅游市场结构、旅游产业结构和旅游区域结构等组成^[44]，城市群内各城市在旅游经济中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不仅要通过获取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要素，从而有实力生产各类旅游产品，又要通过扩大自身旅游外向服务规模与水平，争夺旅游市场从而利于输出旅游产品，这导致城市间在旅游经济结构上出现差异。因此，竞争关系还是合作关系取决于城市间在旅游经济结构上的相似性或差异性。本文采用V、W、X、Y、Z反映旅游经济结构指标：

，反映某城市旅游在大湾区旅游发展中的地位；

，反映某城市旅游对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影响程度；

，反映城市旅游发展水平、旅游产业地位及对外区域流动的能力；

，反映城市旅游从业人员的规模与流动；

，反映城市零售业发展水平和商品资源的流动。

欧式距离模型常被用来测度地缘经济中的相互作用方式。因此可通过该模型测度旅游经济结构差异，反映城市间旅游相互作用行为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一般来说，距离越小，相似性越大，产生竞争行为的可能性越高；反之，差异性越大，互补性越强，产生合作行为的可能性越高。计算步骤如下：

运用SPSS23.0软件对指标V、W、X、Y、Z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标准化值V^′、W^′、X^′、Y^′、Z^′。设V₀^′、W₀^′、X₀^′、Y₀^′、Z₀^′为目标城市在指标V、W、X、Y、Z上的标准化值，与其他城市的欧式距离计算公式为

(3)

式中：ED_a为除目标城市之外的其他城市的欧式距离，V_a^′、W_a^′、X_a^′、Y_a^′、Z_a^′为该城市在指标V、W、X、Y、Z的标准化值。

接着再用SPSS23.0软件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欧式距离的标准化值ED_a^′。

地理学强调空间距离对城市间互补性或竞争性的影响作用。在借鉴相关文献^[45]的基础上，按照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间的最短交通距离对标准化后的欧式距离进行调整：规定距离60 km以内为紧密城市，给予权数2.0；60—120 km为邻近城市，给予权数1.8；120—180 km为较邻近城市，给予权数1.5；180—240 km为较远城市，给予权数1.2；240 km以上为远离城市，给予权数1.0。从而得到：

(4)

欧氏距离测算结果中，ED_ap^′越大说明城市间的旅游差异性越大，互补性越强，越小说明城市间的旅游相似性越大，竞争性越强。通过借鉴相关划分标准^[46]，并结合表 1，进行如下判定：当ED_ap^′ ≥1时，认为某城市a对城市b有正向作用；当ED_ap^′ ≤-1时，存在城市a对城市b有反向作用；当-1 < ED_ap^′ < 1时，作用方向不确定。

4 实证分析结果 4.1 城市群旅游共生组织模式特征

本文试图依据城市群旅游共生组织模式类型的特征，将城市旅游关联指数进行分类，以便能清晰反映不同城市群旅游共生组织模式下各城市间的旅游经济联系水平。考虑到一体化组织模式的理想化特征^[47]。因此，做出如下判别：历年城市间旅游关联指数大于0.0050为一体化共生模式，处于0.0010—0.0050之间为连续共生模式，处于0.0003—0.0010之间为间歇共生模式，处于0—0.0003之间为点共生模式。如图 2所示，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旅游共生组织模式呈现以下特征：

大多数城市组合旅游共生组织模式为间歇共生，组织水平处于中级阶段，并有逐渐向连续共生演化的趋势。表现在大多数城市组合在多个方面存在旅游相互作用，虽然有个别城市组合如惠州和珠海、中山和肇庆演变成更初级的点共生模式，但大多数城市组合因具备对内开放度的增加以及共生界面稳定性的增强，而向连续共生组织模式演化，尤其是珠江西岸城市组合旅游共生组织水平极大提高，广州、佛山与江门之间形成了紧密联系，使得大湾区旅游共生组织水平空间分布更加均衡。

呈现“2+3+4+2”城市群旅游共生层级体系。由香港、广州组成了一南一北的绝对旅游中心城市，强大的综合旅游能级以及在大湾区中较为优越的区位优势，其关联指数高居前两位，与大湾区内其他城市的旅游关联指数普遍较高，成为连续共生模式的集聚城市。澳门、深圳、佛山形成了次高级旅游中心城市，与大湾区内其他城市的旅游关联具有较高提升潜力，成为间歇共生模式的集聚城市。珠海、东莞、中山和江门形成了与前述城市合作发展的次低级旅游中心城市，发挥着承接游客转移和基地服务功能。惠州、肇庆作为边缘区成为低级旅游城市，与其他城市的旅游关联程度低，有望成为间歇共生模式的集聚城市。

形成了三大旅游共生城市组团。由2006年的港广深莞、港珠澳等两个旅游城市组团，扩展为2018年以港广深莞、港珠澳、广佛江等三个旅游共生城市组团，它们之间基本处于连续共生模式，城市间旅游联系紧密，初步形成了都市旅游核，具备带动低级城市进行旅游资源配置、精细分工的联动发展实力。

4.2 城市群旅游共生行为模式特征

大多数城市组合旅游共生行为模式为偏利共生和互惠共生，整体向互惠共生方向演化（图 3）。如2006年，无关共生明显广泛分布于网络中，但到2018年，无关共生在网络中明显稀疏化，偏利共生与互惠共生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主要的旅游共生行为模式。表现为大多数城市间旅游相互作用的方式多为双向互补或单一互补，使得城市组合中的两座城市或其中一座城市受益，促进了城市组合可持续合作，形成休戚与共、协同发展的旅游共生体。

从空间网络中可以发现，互惠共生和偏利共生在内的高级行为模式多分布在大湾区中心区域，而偏害共生和竞争共生在内的低级行为模式多分布在边缘区域，证明了地理邻近性对城市群旅游共生行为模式的影响。另外，通过梳理各城市所表现的行为模式，发现大湾区内部城市多为互惠共生和偏利共生关系的是澳门、香港、广州、东莞和江门，它们凭借与群内较多城市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且能弥补自身的不足，奠定了在大湾区旅游发展中的关键地位。然而，包括佛山、惠州、中山和深圳则恰恰相反，尤其是它们之间的竞争关系成为了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发展的软肋，抑制了旅游经济结构的协调与优化。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旅游共生行为模式的演化路径呈现五种分异（表 3）。正向演化路径表现为城市组合在旅游经济结构上由竞争共生向互惠共生方向演化。如香港与中山、广州，澳门与中山，广州与东莞，它们正从偏利共生向互惠共生演进。稳定演化路径表现为城市组合在旅游经济结构上始终处于某一特定行为模式。如澳门与东莞，常年处于互惠共生，表现为稳定的互补关系。而东莞与深圳、佛山之间的行为模式更多的表现为竞争共生，反映了两城间旅游经济结构存在较大相似性，竞争态势凸显。逆向演化路径表现为城市组合在旅游经济结构上具有逆向发展规律性。如澳门与佛山、广州与江门分别从互惠共生行为模式演化为偏利共生与偏害共生行为模式。往复演化路径表现在城市组合在旅游经济结构上存在往复性循环特征。如江门与香港、澳门的行为模式处于在互惠共生与偏利共生、寄生之间的循环演化中，但总体表现为互补性大于竞争性。随机无序演化路径表现在城市组合在旅游经济结构上存在随机性、无序性、不规律的演化特征。如香港与佛山，从最初的偏利共生演化为互惠共生后又演化为无关共生。

4.3 城市群旅游共生系统特征

高级旅游共生关系主要以互补型为主、竞争型为辅。表现在连续共生组织模式下，各城市组合或持续或间断地处于互补型旅游共生关系，也有不少城市组合处于竞争型共生关系。这说明，当城市组合旅游关联较高时，连续共生作为较高水平的共生，其选择性和必然性成分较大，专一性水平随之提高，互补型共生关系和竞争型共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较为合理的状态。如澳门和广州，广州和东莞处于高级单向互补型向高级双向互补型旅游共生关系的演化过程，说明它们正迈向最优的旅游共生关系状态。广州与深圳经历了由竞争向互补发展的正向演化路径，今后两城之间的旅游合作发展态势将会更加优越。香港和澳门、深圳，江门和东莞等城市组合近年来则表现为高级单向竞争型和高级双向竞争型旅游共生关系，体现出了高级别共生关系中允许存在竞争。

中级旅游共生关系包含了复杂多样的演化类型。中级旅游共生关系表现在间歇共生组织模式下，各城市组合或持续或间断地处于互补型、调整型、反向型与竞争型交替演化的旅游共生关系。这说明在城市旅游关联一般的情况下，间歇共生作为中等水平的共生，其选择性和必然性成分一般，专一性水平较低，各种复杂旅游共生关系并存。如澳门与东莞处于中级双向互补型旅游共生关系，拥有较为理想的稳定型行为模式。香港与江门、中山、东莞等处于中级双向互补型与中级单向互补型旅游共生关系之间演化的共生关系。香港和澳门对其配对城市所起到的正向作用较大，而江门、中山则很少起到较好补充作用。珠海与中山处于中级互补型与中级竞争型旅游共生关系之间演化的共生关系，它们在旅游合作上的关系变动较大。珠海与江门、肇庆、惠州，深圳与惠州、中山、佛山等处于中级调整型与中级单向竞争型、中级双向竞争型旅游共生关系，该类城市组合存在着向竞争型旅游共生关系发展的趋势。佛山与惠州、东莞，东莞与中山处于中级单向竞争型与中级双向竞争型旅游共生关系，该类城市组合长期存在较强竞争关系。

初级旅游共生关系以竞争型占主导。较少城市组合处于初级旅游共生关系中，且大多数城市组合皆处于初级调整型与初级单向竞争型、初级双向竞争型旅游共生关系之间。这说明点共生组织作为低水平的共生，其选择性和必然性成分较差，共生的专一性水平极低，往往倾向于竞争型旅游共生关系。该类城市组合多为低旅游联系城市，它们之间形成这种低水平的竞争型旅游共生关系容易产生内耗，不利于进一步演化。

5 结论与讨论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旅游共生空间的演变特征表现为：①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旅游共生组织模式整体处于由间歇共生向连续共生组织模式演化阶段，香港、广州、深圳等大城市间及其与邻近城市的共生组织模式发育较好，各城市都参与到了间歇共生组织模式下的旅游关联网络，在空间上呈现出“2+3+4+2”城市群旅游层级体系，初步形成了三大旅游城市组团，显示出了多层级、多中心组团的旅游空间特征。②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旅游共生行为模式整体处于由竞争共生向互惠共生行为模式的正向演化阶段，高级行为模式多分布在大湾区中心区，香港、澳门、广州、东莞和江门受益较大而成为主要互补节点，佛山、惠州、中山和深圳获益较少而成为主要竞争节点，演化过程出现了正向演化、稳定演化、逆向演化、往复演化、随机无序演化等五种路径分异。③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旅游共生系统状态整体表现为高级旅游共生关系以互补型为主、竞争型为辅，中级旅游共生关系存在复杂多样的演化状态，初级旅游共生关系以竞争型占主导。

本文具有一定理论贡献。首先，利用共生分析框架，为旅游领域中空间相互作用的理论整合做出了有益尝试。表现在提出了城市群旅游共生的概念，将共生组织模式、共生行为模式以及共生系统状态分别与空间经济联系、地缘经济关系以及两者匹配分析进行有机结合。其次，拓宽了共生理论在城市与旅游研究中的理论边界。本文发现了部分研究结果得到原有理论支持，如城市群旅游共生组织模式大体符合共生理论中共生组织模式正向演化特点^[16]，个别城市组合由间歇共生模式退化到点共生模式，在旅游视角印证了间歇共生与点共生反复替代的不稳定性^[47]。而有些研究发现如城市群旅游共生行为模式多种演化路径的分异，揭示出旅游业突变性的发展特征，挑战了传统狭义的共生关系的正向演化规律，展现出了共生系统相变类型的复杂性^[39]。意味着城市虽然懂得“趋利避害”^[24]，但是敏感、脆弱和不稳定的旅游现象会使得各城市无法“独善其身”，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点，拓宽了共生理论在城市群旅游研究中的理论边界。第三，阐明了城市群旅游空间相互作用的新内涵，为中国区域协同理论的构建提供经验。发现城市群旅游共生关系在稳定发展之余，部分出现升级、衰退和突变的态势，导致初级旅游共生关系单一且稳定，中级旅游共生关系混沌且随机，高级旅游共生关系分异且稳定的演化规律。有意思的是，高级别的城市群旅游共生组织模式也存在着竞争型为主的城市组合，这种竞争型共生系统中城市间是通过竞争获得共同发展、创造性的合作关系。体现了城市群旅游共生组织模式与城市群旅游共生行为模式并不是孤立存在、孤立演化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反馈。表现出了城市群旅游共生空间作为复杂的社会系统，既具有线性、稳定的和可预测变化的特征，也可以是具有动态的、全新的、不可预测的甚至是象征性意义的特征。总的来看，城市群旅游共生作为时空耦合的复杂社会系统，存在着复杂机理且又具有规律性的自组织过程。

因此，本文认为应针对不同级别的旅游共生关系状态，来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第一，要深化高级旅游共生关系，如继续加强广州和佛山、香港和东莞以及澳门和中山的差异化合作，完善互补型旅游发展模式，而香港和澳门、深圳之间的竞争态势应该得到容许，它们应该参与到国际旅游市场的开拓中，发挥鲶鱼效应，激发旅游创新能力，在相互竞争与激励中发展。第二，要调整中级旅游共生关系，如要加强香港与东莞、澳门与江门等城市的人才、技术与资源的互补；珠海与中山应该在共享旅游资源基础上形成文化主题上的错位发展，形成差异化合作；而佛山与惠州、东莞与中山等应在加强它们之间的旅游联系基础上，放弃内耗，找到自身的比较优势，形成错位发展。第三，要引导初级旅游共生关系逐渐转向初级调整型，再谋求进一步得合作。在此过程中，首先要落实顶层设计，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联盟的组织机制，做好政策保障。其次，创新多元治理平台，营造良好的共生环境，旅游企业应敢于创新、积极承担责任，引导与非政府组织、当地居民与游客进行价值共创并做到相互监督。最后，注重旅游要素流动，搭建稳定的共生界面，包括完善旅游基础服务设施、立体交通、通讯服务、资源流通、技术手段等。第四，加强旅游人才培养，组建旅游创新智库。第五，增强旅游宣传营销，形成统一的旅游品牌和形象基础上打造特色鲜明的子品牌联动战略。

注释：

① 曾考虑各城市A级景区数量，但香港、澳门并没有参与A级景区评定，故舍去；曾考虑到铁路里程、公交车数量和出租车数量等指标，但部分城市缺乏数据，故舍去；曾考虑到PM2.5指标，但因《粤港澳珠江三角洲区域空气监测网络检测结果报告》自2015年才开始纳入统计，故舍去。

② 考虑到游客的出行方式，城市间的最短交通距离中，香港和澳门之间采用水上距离，其余各城市之间采用陆路距离，通过百度地图测算得出。

致谢: 本文的写作得到暨南大学刘人怀院士和文彤教授的指导和支持，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