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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地理  2022, Vol. 37 Issue (4): 95-104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22.0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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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郭燕, 张志斌, 陈龙, 马晓敏, 赵学伟. 河谷型城市居民生活空间质量特征及社会效应——以兰州市为例[J]. 人文地理, 2022, 37(4): 95-104.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22.04.011.
GUO Yan, ZHANG Zhi-bin, CHEN Long, MA Xiao-min, ZHAO Xue-wei. QUALITY EVALUATION AND SOCIAL EFFECTS OF RESIDENTS' LIVING SPACE IN VALLEY CITY[J]. Human Geography, 2022, 37(4): 95-104.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22.04.01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61029)

作者简介

郭燕(1997—),女,山西忻州人,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规划。E-mail: g212712@126.com

通讯作者

张志斌(1965—),男,甘肃会宁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规划。E-mail: zbzhang@nwnu.edu.cn

文章历史

收稿日期:2021-08-12
修订日期:2022-03-10
河谷型城市居民生活空间质量特征及社会效应——以兰州市为例
郭燕 , 张志斌 , 陈龙 , 马晓敏 , 赵学伟     
西北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兰州 730070
提   要:城市居民高品质生活建设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的有效途径。以兰州市为例,借助步行指数从安全性、健康性、便利性、舒适性和社会性五个维度构建城市生活空间质量指标体系,对兰州市河谷地区1221个居住小区生活空间质量及其产生的社会效应展开分析。结果表明:①兰州市城市综合生活空间质量整体偏低,呈“一主两次”的多核组团式空间结构,且具有“东高西低”的不均衡特征。②舒适性空间呈“高值—分散、低值—集中”;便利性空间呈多中心向外递减的趋势;健康性空间呈“中间高,两头低,高值偏东”格局;安全性空间呈河谷中心向外递减的趋势;社会性空间呈河谷中心高度集聚、边缘低值集中连片分布。③生活空间质量以中等质量生活空间、较低生活质量空间、低质量生活空间为主,较高生活质量次之,高质量生活空间最少。④兰州市生活空间质量分异产生了居民住房不平等与居住分异、资源配置失衡与空间剥夺、社会信任危机与社会隔离,以及居住区有机更新和空间重构等社会效应。
关键词河谷型城市    生活空间质量    居住片区    社会效应    兰州    
QUALITY EVALUATION AND SOCIAL EFFECTS OF RESIDENTS' LIVING SPACE IN VALLEY CITY
GUO Yan , ZHANG Zhi-bin , CHEN Long , MA Xiao-min , ZHAO Xue-wei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Taking Lanzhou city as an example, using the pedestrian index to construct an urban living space quality index system from five dimensions of safety, health, convenience, comfort and sociality, the paper investigated on the living space quality of 1, 221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in the city and its social effec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urban comprehensive living space in Lanzhou was low, with a multi-core spatial structure of "one master twice", and an imbalanced feature of "high in the east and low in the west". 2) Comfort space presented "high value-dispersion, low value-concentration"; convenience space presented a trend of decreasing outwards from multiple centers; health space presented a pattern of "high in the middle, low at both ends, high value eastward"; safety space showed a trend of decreasing from a valley center to the outside; the social space was highly concentrated in the valley center and concentrated in a continuous distribution of low values on the edge. 3) The quality of living space was dominated by medium-quality living space, low-quality living space, and low-quality living space, followed by high-quality living space, and high-quality living space is the least. 4) The differentiation of living space quality in Lanzhou has produced social effects such as inequality of residential housing and isolation from residence, resource mismatch and space deprivation, lack of social trust and social isolation, and accelerated organic renewal of residential areas.
Key words: river valley city    quality of living space    social effect    residential area    Lanzhou    
1 引言

2000—202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由36.22% 增长到63.89%,已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这一比例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增长[1]。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加剧了城市建成环境低水平与居民生活高需求之间的矛盾,针对这一矛盾产生了一系列对空间公正、空间尊严及空间可进入性等城市社会空间问题的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新需求与新期待。关注居民生存和发展的生活空间质量研究既是克服社会不公正空间等现实问题的解决之策,又是落实十四五规划强调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生活质量的概念最早由加尔布雷斯在《丰裕社会》中提出,他认为生活质量不仅仅以个人的富足衡量,还包括人们在生活舒适度、便利度以及精神方面得到的享受与乐趣[2]。追求生活质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阶段[3],可以作为衡量城市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4]。随着城市和地理学者对空间维度的引入,生活空间作为支撑完成生活行为的重要场所被广泛关注[5]。计量地理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兴起为城市生活空间质量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数据支撑。伴随着“新人文主义”理念的不断深入[6],研究方向也逐渐转向人本发展的微观研究,开始聚焦于空巢生活[7]、居民健康[8]、手机渗透[9]、个体运动[10]等方面与生活空间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

国内实证研究主要围绕生活空间质量评价展开,包括评价框架、指标体系的构建、多维指标的压缩降维处理,以及评价结果和影响因素分析等内容。指标体系构建方面,赵彦云从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出发,强调消费、健康、教育和环境等客观评价指标对生活空间质量的影响[11];易松国等从人的感知出发,强调居住满意度、婚姻满意度等主观评价指标对生活空间质量的影响[12];葛坚等[13]、张文忠等[14]结合客观评价与主观满意度两方面,综合构建了居住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包含居住的舒适性、环境的健康性(空气质量、公园绿地)、生活的便利性(设施可达)、社会的安全性等以“人”为核心的诸多方面[15-17]。生活空间质量评价方面,从不同空间尺度出发对生活空间质量展开分析,如孙峰华等对中国31个省会城市的生活空间质量进行比较[19];曾文等[21]、郭瑞斌等[22]、薛东前等[23]分别以县域、街道和社区等不同空间尺度对城市生活空间质量进行评价。近年来,研究开始关注特定的环境要素以及特定人群,对北京[24]、广州[25]、西安[26]、苏州[27]等城市内影响老年人口、低收入人口和流动人口生活空间质量的小区建成环境、社会资本及居民社区感等要素进行实证分析。

综上,尽管指标构建与评价方面成果丰富,但反映城市生活空间质量方面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是生活空间质量的实证研究大多以典型社区或特定行政单元展开,缺乏对城市整体的生活空间质量差异进行评价;二是面对新时代城市居民对于消费服务与社会交往等生活新需求的增长,指标体系亟待更新;三是重视刻画生活空间质量的分布格局,而对其带来的社会影响研究薄弱。鉴于此,构建城市生活空间质量指标体系,结合ArcGIS空间分析对兰州市主城区的生活空间质量特征进行分析,并从生活空间质量的特征与分异、调研中居民的主观性多方面探讨了社会效应,为兰州城市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2 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范围

兰州为西北内陆中心城市,是甘肃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市内黄河自西向东穿城而过,与南北两山形成典型的东西向、盆地式封闭型河谷城市。现辖城关、七里河、西固、安宁、红古5区和永登、榆中、皋兰3县。截至2020年,市域常住人口435.9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362.25万人,城镇化率达到83.10%。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10年的196.26 km2增长到2020年的313.52 km2,城市人口密度达到7817人/km2。人口的迅速增长使河谷盆地狭窄的地域空间对城市发展的限制也愈加突显。城市发展由高速拓展式建设转变为更细微的更新与修补、提升城市内涵品质的存量发展阶段。鉴于此,以兰州市老城河谷地区为研究区域,包括城关、七里河、西固和安宁四区(图 1),研究其生活空间质量。

图 1 研究区范围 Fig.1 Study Area
2.2 数据来源

数据包括居住小区数据、城市POI数据、空气质量指数数据、基础地理信息空间数据、微博情感分析及调查问卷数据,获取时间2019—2020年。居住小区爬取自“房天下”网站,共1221个,属性包括名称、建成年代、建成面积、房屋结构、价格、绿化率、容积率、经度、纬度、小区环境评价、小区管理工作评价、小区治安评价等信息;城市POI爬取自高德地图,包括交通设施、购物设施、教育设施、生活服务设施和健康服务设施;空气质量指数从兰州市空气质量实时发布平台获得。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包括研究区的行政边界、路网、绿地及水域等。微博情感分析通过获取微博定位签到信息,获得用户签到数据与内容等要素。

生活空间质量应该坚持以人为本,从客观的物质环境和人的主观意识进行一体化评价,为此通过实地调研弥补以上数据主观性的不足。在保证调查数据的科学性、代表性的前提下,按照街道人口密度分布采用随机抽样与交叉控制配额抽样(性别、年龄)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问卷调查。正式问卷调查前,选取邻近小区进行预测试,并根据居民的反馈对调查问卷进行了修改。2020年10月1日—2020年11月25日在社区活动中心和开放空间采取面对面、随机拦截的方式进行了正式问卷调查,对18岁及以上居民对小区管理工作评价、治安评价、邻里熟识度、邻里交往度以及社会经济属性等信息进行记录。在兰州市中心城区49个街道和1个高新区共发放问卷1500份,每个街道尺度单元内发放问卷30份,回收有效问卷共1384份,有效率为92.2%。

2.3 指标体系构建 2.3.1 指标选取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28],城市生活空间质量指标体系既要满足最基础的生理与安全需要,也要满足居民追求更高一层次的情感和归属、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为了指标选取更有针对性和科学性,参考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满足人类基本生活的安全性、健康性、便利性和舒适性[29],又根据居民具有社交属性而增加社会性维度[30],共五个维度建构城市生活空间质量指标体系。其中,舒适性是居民能够进行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小区作为居民生活的主要空间载体,其生活环境与人的生活舒适程度紧密相关,故选取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进行测量。便利性体现配套齐全、功能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对居民进行日常生活服务的方便程度,包括交通设施、购物设施、教育设施以及生活服务设施。健康的身心是居民生活的基础,完备的医疗设施及福利资源是保障居民健康的首要条件,而优美的自然环境能够让居民感到身心愉悦。故采用健康服务与环境质量进行测量。安全是人的基本需求。日常生活中遇到危机事件时,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和日常行为活动的安全是城市生活空间建设的首要任务,故选择社会治安和应急避难等指标。社会性主要考虑居民的社会关系,主要依靠相互信任、团结和公众参与关系等在内的社会资本产生,因此选择社交空间、休闲娱乐以及社会网络三大要素。

2.3.2 指标测度与权重确定

指标采用多源数据,样本量大、精确度高、预测性强,进行定量与定性的综合性指标评价城市生活空间质量(见表 1)。其中,建筑年代、建筑面积、容积率、绿化率、停车位等指标居住小区属性已有,其他指标通过计算获得:①距离类指标基于步行指数测算小区质心至设施的路径距离。运用GIS网络分析模块中的OD成本矩阵分析得出每个小区至某类设施的路径距离,再根据日常生活服务设施距离衰减规律(表 2)对路径距离的长短赋值[31]。②环境监测数据通过ArcGIS反距离权重插值的方法将各监测点的监测数据转换为连续的数据曲面,进而通过采样工具,获取每个小区所在点的空气质量数据。③居民对小区管理工作评价、治安评价、邻里熟识度、邻里交往度等调查问卷数据为定性指标。根据李克特五级量表按照满意、比较满意、一般、比较不满意、不满意五项进行划分,并赋予100、80、60、40、20的分值,得分赋予每个街道尺度的小区内。其中“邻里熟识度、邻里交往度”分别对应受访者“小区内熟识人数”、“邻里间主动帮助程度”及“参与小区集体活动频率”。④因居民居住需求的实际感知与客观物质建设有差异,居民的实际期望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进而加剧居民对生活空间质量的不满。选取对居民居住满意度影响较大的居住条件、配套设施和交通出行[32]等方面(表 1)运用调查问卷数据所得分值“100、80、60、40、20”分别对应衰减率(%)“0、1、2、3、4、5”,修正后的小区生活空间质量分值为客观生活质量测度结果*(1-衰减率)。为消除各指标因不同量纲而无法进行综合测算的问题,采取极差标准化方法将各项指标等比例统一归于[0, 1]区间内,实现各指标的可比性。用熵值法对39个指标进行赋权获得综合生活空间质量得分。

表 1 城市生活空间质量评价指标 Tab.1 Urban Living Space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表 2 距离衰减规律表 Tab.2 The Law of Distance Attenuation
2.4 主要分析方法 2.4.1 生活空间质量指数

对每个居住小区指标按照权重加权求和,得到生活空间质量的综合得分,公式为:

(1)

式中,Qi为第i个小区的综合得分,Xij为第i个小区第j个指标标准化后的得分,Wj为第j个指标的全局权重,n是指标个数。同理,计算各小区生活空间质量每个子系统得分。

2.4.2 全局空间自相关

生活空间质量得分空间分布仅能反映生活空间质量的空间分布特征,不能反映空间事物的空间依赖或空间关联特征。对生活空间质量得分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以反映生活空间质量的空间关联特征和集聚状况,计算公式为:

(2)

式中,n为研究对象的数目,Xii空间单元属性值,XXiXj的均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Moran's I的取值范围为[-1, 1],其绝对值越大表示空间自相关程度越高。

2.4.3 热点分析

热点分析(Getis-OrdGi*)法能够识别出空间聚类格局,是一种具有统计显著性的高值(热点)和低值(冷点)的空间聚类统计方法,公式为:

(3)

式中,ij代表不同的居住小区;n表示所有居住小区的数量;X表示居住小区生活空间质量得分;X为所有居住小区生活空间质量得分的平均值;Wij为空间权值矩阵。Gi*值高表示高值的空间聚类,Gi*值低表示低值的空间聚类;z得分越高(或越低),聚类程度就越大;如果z得分接近于零,则表示空间聚类不显著。

3 河谷型城市生活空间质量特征 3.1 生活空间质量的总体空间分布特征

兰州市整体城市生活空间质量偏低,最高得分为0.47,平均得分为0.20。总体呈“一主两次”的多核空间结构,具有“东高西低”的不均衡特征(图 2)。空间上存在显著差异,高质量生活空间相对集中,主要分布在西固区以外的各行政区区政府为主的组团中心。低质量生活空间较为分散,遍布于河谷盆地。其中,城关区内以东方红广场为中心的集聚范围较大且生活空间质量得分高,成为高质量生活空间的主中心;以西站什字为中心的七里河区、以海关为中心的安宁区集聚范围及生活空间质量得分相对较小,成为高质量生活空间的次级中心;西固区并没有形成高质量生活空间的集聚。这与总体规划坚持的“带状组团分布,分区平衡发展”的原则相悖。究其原因,与兰州独特的河谷环境容量小且封闭的带状城市空间格局紧密相关。因此,第三版城市总体规划为解决老城区集聚发展和单中心城市结构所导致的社会空间问题,提出建设新城区、构筑城关与安宁双中心的城市结构,七里河区、安宁区接应了城关区部分功能的外溢,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城市建设等方面发展迅速,促进新的高质量生活空间形成。

图 2 生活空间质量的总体空间分布特征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iving Space Quality
3.2 生活空间质量的分维度空间集聚特征

兰州城市生活空间质量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表 3),通过热点分析得到兰州城市生活空间舒适性、便利性、安全性、健康性、社会性的空间集聚特征(图 3)。

表 3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iving Space Quality Tab.3 Results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oran's I)
图 3 全局空间自相关性检验结果 Fig.3 Results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oran's I)
3.2.1 舒适性空间呈“高值—分散、低值—集中”格局

舒适性空间总体表现出分散式格局,舒适性高值空间仅在七里河区的三滩、城关区的北面滩等临近黄河区域有小范围集聚,即沿黄河轴线呈零星对称式分布。低值空间则集聚于以西关什字、火车站、九州开发区及小西湖为中心的邻近区域,即河谷中心区域。由于城关老城区建设时间较早,包含多个上世纪政府机关单位老公房、简易房以及城中村内的自建房,建筑密度高,设施配置较差,居住小区多临街矗立,没有明显的边界,如张掖路街道的益通小区、兰东小区、火车站街道的兰铁春园小区及西园街道的林家庄小区。而黄河沿岸的永新华世界湾小区、恒大名都小区及中广宜景湾尚城小区均为2010年以后新建小区,内部环境优美、管理现代化,因此舒适性较高。

3.2.2 便利性空间呈多中心向外递减趋势

便利性空间具有三个高值集聚区,分别为城关区、七里河区及安宁区。其中,集聚规模最大的分布于老城区内黄河以南、白银路以东、天水路以西及五泉山以北的区域,其内部地上、地下交通方式相互贯穿,与城市街道、商业网点形成丰富多变的城市空间,如鸿运金茂城市综合体、西关什字、东方红广场等。并且,周边集中了行政办公、商业金融、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配备完善的服务设施,便利性优势显著。相比之下,七里河区西站什字至小西湖地铁沿线的曦华源小区及阳光家园小区周边的生活服务设施及交通设施的便利性略逊一筹。安宁区兰州海关至省科技馆地铁沿线的中海凯旋门御园小区及桃花苑小区因位于公交、地铁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交通枢纽处,便利性较高。

3.2.3 健康性空间呈“中间高、两头低、高值偏东”格局

健康性的高值空间集中于小西湖黄河大桥到雁滩黄河大桥滨河路沿岸地区以及公园绿地附近,低值空间主要位于河谷中心区域两侧,整体呈“中间高,两头低,高值偏东”格局。河谷中心区域集聚了各种综合医院与卫生服务中心,如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甘肃省人民医院等。配套的医疗诊所及社会福利设施密集,保证居民具有较高的医疗服务可达性。围绕小西湖黄河大桥到雁滩黄河大桥滨河路的荣达花园小区、欣月湖小区与河谷盆地黄河沿岸亲水廊道、公园绿地相连,为休闲活动提供较充足的健康场所与高品质的空气质量,有利于居民身心健康、缓解工作压力。

3.2.4 安全性空间呈河谷中心向外递减趋势

安全性空间呈河谷中心向外递减趋势,单中心特征显著。高值空间集中在河谷中心区域,形成西至西关什字、北至水车博览园、东至五里铺、南至五泉山公园的“蜂窝状”集聚区。低值空间则主要分布在河谷边缘区域,分布相对分散。高值地区内的派出所与避难点的设置比较多,位于省政府周围的大教梁、省政协家属院等。而对于河谷城市特有的、位于河谷边缘的山城居住区模式的居民,安全设施配置较为稀疏,安全性生活空间质量低于河谷中心区域。随着社会发展、生活水平升级、居民素质提高,犯罪率降低,城市社会中的安全保障有所提高,低值空间集聚不显著。

3.2.5 社会性空间呈河谷中心高度集聚、低值集中连片格局

社会性的高值空间整体集中在河谷中心区域,与周围地区质量得分差异显著,形成单中心极化格局,低值空间集中连片分布在河谷边缘区域。社会性主要是对社会信任与支持及社会参与度、交往度的考量。河谷中心区域内老旧小区大多为单位房,企事业单位内部同质性高,住户之间相互了解,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邻里文化关系,社会交往频繁,熟识程度及交往程度高于新建小区。并且其附近集聚各类娱乐设施,如茶座、电影院、艺术场馆等,居民可以在多元化的交往空间内进行互动交流,增强区域融合性。

4 河谷型城市生活空间质量分异及社会效应

生活空间质量的实质是居民对生活行为资源的获取过程。虽然不同居民对生活资源获取具有高度的选择性,但生活行为资源在城市空间具有多重梯度集聚,使得不同城市生活空间的质量分布不均,生活机遇的不平等促使居民在城市生活空间质量中存在差异,形成了人的阶层性与城市生活空间的等级性,产生了资源失衡、居住空间分异等一系列社会空间后效(图 4)。以生活空间质量的空间分布特征为基础,辅助问卷与访谈获得的居民基本经济属性信息及自身对生活空间质量感知的数据,分析生活空间质量分异及社会效应。

图 4 The Classification on the Different-Type Areas of Lanzhou Fig.4 Distribution of Living Space Quality in Residential Districts
4.1 生活空间质量分异

运用自然断点法把生活空间质量划分为五个等级(表 4):高质量生活空间,较高质量生活空间,中等质量生活空间,较低质量生活空间与低质量生活空间(表 5)。根据居住片区集聚代表街道命名,共划分为20个居住片区(图 4)。生活空间质量空间分布主要沿黄河谷地东西向伸展,形成城关组团、七里河组团、安宁组团和西固组团,生活质量由组团中心区域依次向外降低,多中心组团空间结构形态基本形成。具体来讲,形成以中等质量生活空间、较低生活质量空间、低质量生活空间为主,较高生活质量次之,高质量生活空间最少的空间分异格局。

表 4 兰州市不同等级生活空间质量得分情况 Tab.4 Quality of Living Space Score at Different Levels in Lanzhou
表 5 兰州市不同居住片区类型划分 Tab.5 The Classification on the Different-Type Areas of Lanzhou

高质量生活空间总分为0.356—0.479,仅有酒泉路居住片区,主要以张掖路街道、广武门街道、酒泉路街道、皋兰路街道为主。片区内共127个居住小区,占总样本数的10.47%。在构成生活空间质量的五个维度中,便利性、安全性与社会性最高得分均为五个等级生活空间中最高值。酒泉路居住片区位于市中心,在中小学教育、综合医院、公园绿地等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方面较为完善,但因拆迁成本高、社会冲突大等问题,居住片区内仍保留多个外部环境较差的老旧小区,舒适性空间质量得分较低。

较高质量生活空间总分为0.356—0.479,涉及临夏路居住片区、敦煌路居住片区及孔家崖居住片区。临夏路居住片区主要以临夏路街道、白银路街道、铁路西村街道、东岗西路街道为主。敦煌路居住片区主要以敦煌路街道、建兰路街道为主。孔家崖居住片区主要以西路街道、孔家崖街道为主。片区内共223个居住小区,占总样本数的18.39%。在集聚范围上,各片区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临夏路居住片区集聚范围最大,敦煌路居住片区、孔家崖居住片区集聚范围较小。这说明兰州市的生活空间质量高值仍以河谷地区居民点最初发育的城关区为核心集聚。

中等质量生活空间总分为0.179—0.260,包含渭源路居住片区、西站居住片区、银滩路居住片区、西固城居住片区。渭源路居住片区主要以雁南街道、渭源路街道、嘉峪关街道、团结新村街道、铁路东村街道为主。西站居住片区主要以西园街道、西湖街道、西站街道为主。银滩路居住片区主要以培黎街道、银滩路街道为主。西固城居住片区主要以西固城街道、福利路街道、先锋路街道为主。片区内共300个居住小区,占总样本数的24.75%。该类型居住小区数量最多,从侧面反映出兰州市生活空间质量整体不高。

较低质量生活空间总分为0.112—0.178,含有拱星墩居住片区、草场路居住片区、龚家湾居住片区、刘家堡居住片区、四季青居住片区。拱星墩居住片区主要以雁北街道、高新区街道、拱星墩街道、焦家湾街道、火车站街道、五泉街道为主。草场路居住片区主要以草场路街道为主。龚家湾居住片区主要以龚家湾街道为主。刘家堡居住片区主要以刘家堡街道、安宁堡街道为主。四季青居住片区主要以四季青街道、西柳沟街道为主。片区内共127个居住小区,占总样本数的24.33%。拱星墩居住片区、龚家湾居住片区、刘家堡居住片区聚集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土地被征收的农业人口,而四季青居住片区分布着旧时重工业配套小区,小区内物质环境衰退严重。

低质量生活空间总分为0.018—0.111,共7个居住片区,分别为东岗居住片区、盐场路居住片区、晏家坪居住片区、土门墩居住片区、十里店居住片区、沙井驿居住片区、陈坪居住片区。东岗居住片区主要以东岗路街道为主。盐场路居住片区主要以靖远路街道、盐场路街道、青白石街道为主。晏家坪居住片区主要以伏龙坪街道、晏家坪街道为主。土门墩居住片区主要以土门墩街道、彭家坪街道、秀川街道为主。十里店居住片区主要以十里店街道为主。沙井驿居住片区主要以沙井驿街道为主。陈坪居住片区主要以陈坪街道、临洮街街道为主。片区内共127个居住小区,占总样本数的22.03%。七个居住片区均位于城市边缘,城市交通便利性、健身体育场所与文化艺术类场馆远低于其他片区。其中,盐场路居住片区、土门墩居住片区为新建楼盘集中区,周边配套设施建设尚不能满足居民需求,居民生活空间质量不高。

4.2 社会效应 4.2.1 加剧住房不平等与居住分异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土地有偿使用机制后,城市中心让位于第三产业,居住用地向外延伸至环境质量档次各异的居住小区。依据舒适性空间质量得分显示,在区位较好的西关什字、南关什字、西站什字等地建设的是高档商品房,而在各区边缘为低舒适性的经济适用房及安置房。通过自然断点法将居住小区住房价格分为五类,五类住房生活空间质量平均得分分别为0.127、0.181、0.238、0.286、0.322,表明经济条件良好的居民选择购买高品质住房,而经济状况较差的居民只能选择生活空间质量较低的经济适用房。不同住房的选择无形中形成与自己社会地位、社会财富相近的群体,同质群体在同质区域生活,形成生活空间质量驱动下的居住隔离及城市人口、社会空间分层极化。如酒泉路居住片区的大教梁、敦煌路居住片区的兰石豪布斯卡多以月薪过万的居民为主,拱星墩居住片区安居小区、刘家堡居住片区康居小区、盐场路居住片区九州合作新村大多居住着城中村改造后的低收入安置居民。

4.2.2 导致资源配置失衡与空间剥夺

将居住小区建成时间划分为7个时间段(图 1),结果发现兰州市生活空间逐渐从河流阶地、河漫滩与部分坪地、台地向高坪地扩展,土地进入减量供应阶段,且生活空间中公共用地与生态用地不足。通过对七个时段的居住区便捷性空间得分统计得到平均质量指数,分别为0.110、0.095、0.104、0.095、0.089、0.088及0.067,连续下降趋势表明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滞后于居民需求。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向各行政中心集中,远离城市中心的居民对医疗设施、购物娱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等具有较低可获性,产生空间资源与获取机会双重剥夺现象。调查访问中,54.35%的居民表示公园绿地与居住区距离较远,53.15%的居民表示体育、健身场所建设有待改善。居民需求与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不对称性导致供需匹配矛盾突出。采访中居民表示优质教育资源多集中于城关区与西固区,而刘家堡居住片区、土门墩居住片区中小学少,教育质量差异较大。晏家坪居住片区、土门墩居住片区处于生活空间规划后期发展建设主要地段,东岗居住片区、盐场路居住片区、沙井驿居住片区以及陈坪居住片区处于城市边缘地区,居民入住率低,后续配套设施跟进缓慢。

4.2.3 催生社会信任危机与社会隔离

通过对七个时段的居住区社会性空间得分统计得到平均质量指数,分别为0.042、0.041、0.045、0.038、0.035、0.029及0.026,下降的趋势表明随着“单位制住房制度”逐渐瓦解,以1998年实施的住房货币化政策为分界点,传统内向型居住空间的居民身份同质性被打破,住房流动加剧。居住的不稳定性导致了社区归属感减弱,邻里交往的意愿降低。调查访问中41.8%的居民表示认识五户以下居民,48.2%的居民表示不会向小区住户求助,51.1%的居民表示从不参加社区活动。社会交往场所不足与工作压力繁重造成邻里之间相处机会减少,交往程度降低,社会网络内部封闭。此外,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因长期生活于城市,与农村的联系有所割裂,又因国家政策无法顺利实现市民化导致社会认同程度低,引发社会融合困难的问题。大量的失地农民与低收入外来流动人口分布于拱星墩居住片区、龚家湾居住片区、刘家堡居住片区、四季青居住片区,由于在户籍、学历、所获得的薪资以及社会保障状况方面存在差异,在城市生活中逐渐被边缘化,生活轨迹局限于居住地与工作地,生活环境封闭,加剧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的底层锁定,久而久之形成社会隔离。

4.2.4 加快居住区有机更新和空间重构

为了改变居住分异与隔离现状,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实现共同富裕的美丽兰州。兰州市政府从2010年开始,对7.4万户棚户区及100个老旧小区进行改造,为2000年以前的老旧小区配套电梯、停车场以及垃圾分类回收等设施,居住条件与居住环境得到改善。而棚户区改造及新的土地空间开发使得建成环境以及土地利用效率提升。以位于酒泉路居住片区的兰州灯泡厂棚户区为例,经拆除重建后成为集居住、商业、休闲与生活功能为一体的鸿嘉国际广场。棚户区改造拉动了生活空间的物质景观与功能升级,推动空间重构与再生产。而棚户区的拆迁补偿款通常不足以购买原址新建商品房,居民向河谷边缘城市远郊地区搬迁,新建的高档小区吸引了原居住于老旧小区的高收入群体,居住片区内部人口结构发生转型。位于2000年以前的老旧小区居民在访问中表示,小区内除部分不愿移居的老职工以及无能力支付高昂房价的居民,剩余闲置房屋出租给外来人口,比例已超过一半。在追求高生活空间质量的目标下,不同地区的物质环境升级促进了居住区的有机更新,推动了城市空间重构与再生产。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兰州市城市整体生活空间质量偏低,城市生活空间质量呈“一主多次”的多核空间结构,且具有“东高西低”的不均衡特征。其中高质量生活空间分布较为集中,低质量生活空间分布比较分散。

(2)各维度生活空间质量集聚分异特征明显。舒适性空间呈“高值—分散、低值—集中”格局。便利性空间呈多中心向外递减的趋势。健康性空间呈“中间高,两头低,高值偏东”格局。安全性空间呈河谷中心区域向外递减趋势。社会性空间呈河谷中心高度集聚、低值集中连片分布格局。

(3)生活空间质量以中等质量生活空间、较低生活质量空间、低质量生活空间为主,较高生活质量次之,高质量生活空间最少。兰州市生活空间质量分异产生了居民住房不平等与居住分异、资源配置失衡与空间剥夺、社会信任危机与社会隔离以及居住区有机更新和空间重构等社会效应。

5.2 讨论

以居民需求为主,兼顾城市公平正义,从五个维度出发构建城市生活空间质量指标体系,借鉴步行指数对兰州市整体生活空间质量特征进行探讨。与以往研究指标相比,不仅考虑到传统生活空间质量评价的共性指标,还考虑到彰显地方特色与适应居民新生活方式的个性指标。不仅有定量的客观数据,还有居民自我感知的主观数据,调查问卷弥补了大数据存在的人群代表性不足与属性信息少的问题。

通过多源数据分析发现,与北京、西安、郑州等平原城市相比,兰州市南北两山的阻隔与内部黄河的分割导致土地资源有限且不连续,生活空间质量高的空间分布均位于发育较好的河漫滩平原区域,形成河谷地区以城关、七里河、安宁和西固的区政府所在地为中心的多中心组团结构,并依次向外扩展形成低一级质量的生活空间。目前,兰州市河谷地区的居民生活质量整体偏低,从生活空间质量不平等分布以及实际调研中居民对居住环境的不满意得知:兰州市存在与居住分异与空间剥夺、社会信任危机与社会隔离等社会问题。

为提高城市生活空间质量,缓和因生活空间质量差异带来的社会问题,提出以下建议:在外延式扩张的城市发展基础上重视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加强城市用地紧凑建设的同时注重城市更新与存量住房改造;加强低质量生活群众的住房保障工作,合理塑造高质量租赁空间促进混合居住,如人才租赁住房、蓝领公寓住房等;注重小区与服务设施配套建设,打造就近高质量宜居生活圈,做到空间资源公正配置;考虑到居住小区周边开放的绿色空间能为居民互动与健康生活提供场所,直接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应注重生活空间向集中式、混合式、多元式发展,在步行良好的环境中建设灵活、离散分布的街心花园、口袋公园,与慢行交通系统交织构建城市停驻空间,通过空间与功能融合满足居民精细、多样的发展需求,实现社会与空间的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
邱霈恩, 黄静晗. 把新型城镇化从新起点推向新高度[N]. 中国建设报, 2021-08-30(4). [Qiu Peien, Huang Jinghan. Push the new urbanization from a new starting point to a new height[N]. China Construction News, 2021-08-30(4).]
[2]
Schuessler K F, Fisher G A.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and sociology[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85, 11(1): 129-149. DOI:10.1146/annurev.so.11.080185.001021
[3]
Rostow W W. Politics and the Stages of Growth[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86-92.
[4]
Boyer R, Savageau D. Places Rated Almanac: Your Guide to Finding the Best Places to Live in America[M]. Chicago: Rand McNally, 1985: 46-48.
[5]
杨卫丽, 王兴中, 张杜鹃. 城市生活质量与生活空间质量研究评介与展望[J]. 人文地理, 2010, 25(3): 20-23, 4. [Yang Weili, Wang Xingzhong, Zhang Dujuan. Research evaluation and prospect of urban quality of life and quality of living space[J]. Human Geography, 2010, 25(3): 20-23, 4.]
[6]
王兴中. 城市生活空间质量观下的城市规划理念[J]. 现代城市研究, 2011, 26(8): 40-48. [Wang Xingzhong. Urban planning concept under the quality concept of urban living space[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1, 26(8): 40-48.]
[7]
Wang C, Zhang B, Oláh J, et 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empty nester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Southwest China[J]. Sustainability, 2021, 13(5): 2662-2677. DOI:10.3390/su13052662
[8]
Picavet H S J, Milder I, Kruize H, et al. Greener living environment healthier people? Exploring green space,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 in the Doetinchem Cohort Study[J]. Preventive Medicine, 2016, 89: 7-14. DOI:10.1016/j.ypmed.2016.04.021
[9]
Adam I O, Alhassan M D. The effect of mobile phone penetration on the quality of life[J].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021, 45(4): 36-46.
[10]
Choi J I, Cho Y H, Kim Y J, et al. The relationship of sitting time and physical activity on the quality of life in elderly peopl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1, 18(4): 1459-1468. DOI:10.3390/ijerph18041459
[11]
赵彦云, 王作成. 我国生活质量的国际比较[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03, 18(4): 9-15. [Zhao Yanyun, Wang Zuocheng.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the quality of life in China[J]. Journal of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2003, 18(4): 9-15.]
[12]
易松国, 风笑天. 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结构探讨[J].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99(1): 136-144. [Yi Songguo, Feng Xiaotia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indicators of urban family life quality[J]. Quarterly Journal of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999(1): 136-144.]
[13]
Ge J, Hokao K.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index system and evaluation model established by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methods[J].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ience, 2004, 5(9): 1028-1034. DOI:10.1631/jzus.2004.1028
[14]
张文忠. 城市内部居住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方法[J]. 地理科学, 2007, 27(1): 17-23. [Zhang Wenzhong. Index system and method of residential environmental evaluation in inner cities[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7, 27(1): 17-23.]
[15]
冯健, 钟奕纯. 基于居住环境的常州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空间结构[J]. 地理学报, 2020, 75(6): 1237-1255. [Feng Jian, Zhong Yichun.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urban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in Changzhou based on residential environment[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75(6): 1237-1255.]
[16]
张文忠. 宜居城市的内涵及评价指标体系探讨[J]. 城市规划学刊, 2007(3): 30-34. [Zhang Wenzhong. Study on intrinsic meanings of the livable city and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livable city[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7(3): 30-34.]
[17]
李兆中, 甄峰. 多源数据结合的城市生活空间质量评价——以南京为例[J]. 人文地理, 2019, 34(6): 53-61. [Li Zhaozhong, Zhen Feng. Evaluation of urban life space quality based on multi-source data: A case study of Nanjing[J]. Human Geography, 2019, 34(6): 53-61.]
[18]
陈静, 尹卫红, 张景秋. 宜居城市与北京城市居住适宜性评价[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4(2): 15-19. [Chen Jing, Yin Weihong, Zhang Jingqiu. Amenity city and evaluation on Beijing city[J]. Journal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6, 4(2): 15-19.]
[19]
孙峰华, 魏晓, 王兴中, 等. 中国省会城市人口生活质量评价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05(1): 69-75, 98. [Sun Fenghua, Wei Xiao, Wang Xingzhong, et al. The quality of life in China provincial capital[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05(1): 69-75, 98.]
[20]
Harris R, Dong G, Zhang W. Using contex-tualized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to model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land prices in Beijing, China[J]. Transactions in GIS, 2013, 17(6): 901-919.
[21]
曾文, 张小林, 向梨丽, 等. 江苏省县域城市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及其经济学解析[J]. 经济地理, 2014, 34(7): 28-35. [Zeng Wen, Zhang Xiaolin, Xiang Lili, et al. The spatial pattern of quality of urban life in Jiangsu province on county scale and its economic mechanism[J].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7): 28-35.]
[22]
郭瑞斌, 薛东前, 暴向平, 等. 西安市主城区客观生活质量空间格局研究[J]. 人文地理, 2015, 30(5): 43-48. [Guo Ruibin, Xue Dongqian, Bao Xiangping, et al. Spatital pattern of objective life quality of downtown areas in Xi'an[J]. Human Geography, 2015, 30(5): 43-48.]
[23]
薛东前, 吕玉倩, 黄晶, 等. 城市贫困群体主观生活质量研究——以西安市典型社区为例[J]. 地理科学, 2017, 37(4): 554-562. [Xue Dongqian, Lv Yuqian, Huang Jing, et al. Urban poverty groups' subjective life quality: A case study on Xi'an typical community[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4): 554-562.]
[24]
程雪洁, 刘志林, 王晓梦. 职住分离背景下小区公共空间对小区融合的影响——以北京市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9, 26(12): 28-36, 45. [Cheng Xuejie, Liu Zhilin, Wang Xiaomeng. Effects of neighborhood-scale public spaces on social cohesion in the context of home-work separation: The case of Beijing[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9, 26(12): 28-36, 45.]
[25]
刘义, 刘于琪, 刘晔, 等. 邻里环境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广州的实证[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7): 986-998. [Liu Yi, Liu Yuqi, Liu Ye, et al. Impacts of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s on migra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China[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7): 986-998.]
[26]
段兆雯, 王晓强, 张婷伟, 等. 城市公租房小区生活空间质量研究——以西安市为例[J]. 人文地理, 2019, 34(4): 81-88. [Duan Zhaowen, Wang Xiaoqiang, Zhang Tingwei, et al. Study on the quality of community living space in urban public rental housing: Taking Xi'an as a case[J]. Human Geography, 2019, 34(4): 81-88.]
[27]
冯健, 林文盛. 苏州老城区衰退邻里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J].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2): 159-170. [Feng Jian, Lin Wensheng.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level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clining old town residents in Suzhou[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7, 36(2): 159-170.]
[28]
刘润芳, 董文. 陕西省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模糊综合评价[J]. 未来与发展, 2012, 35(1): 95-98. [Liu Runfang, Dong Wen.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n the 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 for residents in Shaanxi province[J]. Future and Development, 2012, 35(1): 95-98.]
[29]
Higasa T. Urban Planning[M]. Tokyo: Kioritz Corporation Press, 1977: 161-162.
[30]
杨婕, 陶印华, 刘志林, 等. 邻里效应视角下社区交往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北京市26个社区居民的多层次路径分析[J]. 人文地理, 2021, 36(2): 27-34, 54. [Yang Jie, Tao Yinhua, Liu Zhilin, et al. Associations of social interaction with life satisfaction under the Notion of neighborhood effect: A multilevel path analysis for residents from 26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in Beijing[J]. Human Geography, 2021, 36(2): 27-34, 54.]
[31]
Xu D, Bian Y, Shu S. The walking distance decay law of amenity selection based on binary logistic model[J]. Journa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2020, 36(1): 88-97.
[32]
湛东升, 孟斌, 张文忠. 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与行为意向研究[J]. 地理研究, 2014, 33(2): 336-348. [Zhan Dongsheng, Meng Bin, Zhang Wenzhong. A study on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and its behavioral intention in Beijing[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2): 336-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