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前我国已进入加强遗产展示利用与对外开放的新阶段，“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成为了当前的时代主题^{[1, 2]}。大遗址是我国从遗产保护与管理工作角度提出的概念，与一般文化遗产相比具有占地广、级别高、影响力强的特征^[3]。我国150处大遗址中约120处位于城郊或郊野地区，保护及旅游利用工作对遗址周边乡村经济、社会、空间结构产生多维度的影响。文物保护区划圈层式管控及旅游利用中资本不均衡流动引发大遗址区乡村的地理不平衡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如何利用好文化遗产的资源价值，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如何发挥乡村载体的优势，解决好大遗址区乡村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实现遗址区共同富裕成当前的难点。

近年来，已涌现大量关于遗产地乡村发展与转型的研究成果。研究内容涉及遗产地聚落空间重构与功能转型^{[4, 5]}、居民生活质量与生计^[6]、产业转变与资本流动^{[7, 8]}等内容。一方面，从顶层设计角度对遗产地的空间、土地、制度等问题进行全面溯源，将土地与遗产保护的制度性冲突^[9]、补偿策略失衡^[10]、城乡二元壁垒^[11]归结为遗产地乡村社会矛盾与非均衡发展的根本成因；另一方面，在微观层面解析遗产保护利用后乡村生产方式调整^[4]、生计模式转变^[12]与适应性^[13]等人地关系问题，从而揭示遗产地乡村转型发展的路径与机制。以上研究为揭示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转型、优化空间功能结构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宏观性的政策与制度分析掩盖了遗产地乡村社会在空间功能重构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大遗址占地广，与一般文化遗产相比具有极强的区域性特征，在文物保护制度性框架下对保护区、建控地带、环境协调区乡村实施差异化管控，导致资本在区域内不平衡流动引发大遗址区“不平衡地理发展”，进而产生遗址区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以空间、社会等单一视角审视大遗址区乡村发展转型，难以切入遗址区空间矛盾、社会冲突以及社会与空间问题交织所产生的深层次矛盾的症结。在全面实施大遗址对外开放、解决乡村非均衡发展问题导向下，将多种社会经济属性在空间上叠加分析将有利于解析大遗址区各乡村空间功能的联系与分异，从“社会—空间”互馈视角揭示大遗址区乡村发展转型的动力机制及其地理不平衡发展的成因，并构建多位一体的科学转型路径。

乡村地域功能是划分乡村地域格局的决定性因素，明确不同乡村的地域功能对于准确定位乡村发展状态至关重要^[14]。20世纪初芝加哥学派将空间视为社会的载体，通过社会空间结构视角解析了城市地域功能结构，并提出同心圆、扇形、多核心等空间结构模型^[15]。此后谢夫凯在总结美国城市社会分异的关键因素后，采取种族、家庭、收入、用地等指标通过因子生态分析法划定社会分区，通过多年发展该研究方法已相对成熟并被广泛应用^[16-18]。面对空间资本化过程中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传统的“社会—空间”二元对立分析范式略显单薄，列斐伏尔将唯物辩证法空间化提出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空间既是社会的产物也反作用于社会结构^[19]。哈维将马克思关于资本在产业间、部门间的不平衡投入扩展到空间领域，以劳动空间分工和时空压缩视角揭示地理不平衡发展的资本动因，从资本增殖驱动角度揭示空间发展规律^[20]。大遗址区乡村既受到文物保护约束也受到旅游利用的带动，从而呈现出独特的地域功能结构。本研究引入“社会—空间”综合交互视角，以秦始皇陵、乾陵、桥陵、雍城遗址、耀州窑遗址五处大遗址区为研究案例，从社会、空间两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并提炼8个主因子，通过聚类分析进一步划分功能片区，提炼总结大遗址区乡村地域功能结构特征，揭示大遗址区乡村不均衡地理发展成因，构建遗址合理利用、空间高效开发、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遗址区乡村发展模式。

2 研究方法与研究案例 2.1 研究方法

空间生产理论转变传统的社会与空间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认为社会过程决定空间形式^[21]，提出联系社会再生产与空间再生产的“第三空间”^{[22, 23]}。当前研究关于三元空间的具体指代尚无统一标准^[24]，无论从何种角度对三元空间进行解析，其核心思想都是在于建构真实与想象、具体与抽象、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互动关系。本研究将空间生产三元分析框架与大遗址区现实情况相结合，将其理论体系中实践的空间、构想的空间、生活的空间三元辩证分析法进一步具化（图 1）。

实践的空间是承载着社会个体与群体行为的外部物质环境，属空间范畴。本研究指由于生产方式调整或功能转型而对环境施加的改造，如农业生产、居住与生态条件等，体现“人地关系”。构想的空间是概念化的空间想象，属社会范畴。具体通过政策、制度、规划、资本等形式表征出文化与意识形态，体现出利益关系与合作方式，如就业与收入状况、土地权属等，是“人人关系”的集中体现。生活的空间即“第三空间”，是社会与空间的综合辩证，表征出社会与空间的交互影响关系。以社会空间的视角看来，大遗址区乡村的地域功能是当地居民为实现再生产、获取生产生活资料而对物质环境进行实践改造而形成的。物质环境是生产方式的体现，社会空间则是生产关系的体现。

研究首先以实践的空间与构想的空间两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包括两大类49小类（表 1）。进而明确各村庄功能主因子并进一步划定地域功能分区。最后通过“第三空间”进行“社会—空间”辩证分析揭示地域功能结构成因。研究采取的具体方法如下：①因子生态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提取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主因子，解析主因子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聚类分析划定功能区、明确空间结构；②统计学分析，从保护区划、旅游接待量、交通条件等方面解析不同功能区空间类型及数量，进而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③“社会—空间”辩证分析，通过问卷访谈、参与式评估等方式，增强在宏观数理分析之外的微观解构，解析大遗址区地域空间功能背后的社会经济成因。

2.2 研究案例

关中地区作为周、秦、汉、唐等朝代古都和京畿要地，集中分布着以汉唐帝陵与古城址为代表的大遗址。中国大遗址名录中150处大遗址共有11处40个遗址点位于关中地区。关中大遗址数量多、等级高、种类全、分布密集，在全国乃至世界都较为罕见，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25]。本文基于以下原则选取典型案例地：①考虑案例地在关中地区分布的均衡性，关中各地级市选取一处大遗址区；②游客接待量与大遗址区居民收入、经济发展相关，选取不同游客接待量或影响力的大遗址；③选取实施展示利用时间长，大遗址区得到充分发展的案例地；④选取城市近郊型、远郊型不同城乡区位的大遗址。

综合以上因素本文选取秦始皇陵、乾陵、桥陵、雍城遗址、耀州窑遗址五处大遗址区作为典型案例地（图 2）。首先，五处大遗址隶属于关中五个地级市，空间分布均匀；第二，案例地游客接待量差别较大，体现不同区域影响力；第三，包含有古城址、古墓葬、古窑址等多类型；第四，实施展示利用时间至少十年以上，大遗址区乡村得到充分发展。本研究涵盖5处大遗址区的保护范围、建控地带、环境协调区以及部分非遗区村庄（图 3），涉及2处街道办、5个建制镇、60个行政村。

2.3 数据来源

研究中数据主要来源于村委统计资料、调查问卷及半结构式访谈。村委统计资料包括村庄种植与用地面积、人口与家庭结构、村庄企业统计、村史资料及村庄规划等。调查问卷主要涉及家庭年龄及劳动力构成、社会联系、家庭经营状况与生计模式等方面。半结构式访谈重点了解村庄发展过程、人口变动与主导产业等方面变化。2019年6月24日—8月6日以及2020年1月10日—20日，课题组前往乾县城关镇与阳峪镇、蒲城县桥陵镇、临潼区秦陵街道、铜川黄堡镇、宝鸡凤翔县南指挥镇、城关镇、彪角镇辖区60处村庄发放家庭访谈问卷。同时按门牌号尾数对农户进行抽样，保证各村庄样本数在20份以上，回收有效问卷1244份，每村选择1—2名主要领导进行访谈，收集录音共65份。以此形成本研究的主要依据。

3 大遗址区社会空间主因子分布格局 3.1 主因子提取

将5处大遗址区村庄的49类指标通过主成份分析法进行降维处理，最终确定主成份数量为8个，旋转后的8个主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70.3%，保证能够反映大部分数据信息。将8个主因子分别命名为：（Ⅰ）文保限制因子，（Ⅱ）旅游带动因子，（Ⅲ）工业与商贸因子，（Ⅳ）农业商品化因子，（Ⅴ）征地安置因子，（Ⅵ）种植规模化因子，（Ⅶ）传统农业因子，（Ⅷ）退耕还林因子（见表 2）。

3.2 主因子空间分布特征

本研究对5处遗址区60个村庄8主因子得分进行定量分级并采取符号化显示（图 4），以解析各主因子分布的空间特征。

3.2.1 文保限制主因子与保护区划相关

文保限制主因子载荷中显著要素体现出文物保护对遗产地乡村生产、生活的限制影响。空间维度上，村庄产业发展局限性大，以农林企业为主（0.551）；村庄建设受限导致居住条件差，一层平房居多（0.852）。社会维度上看，虽然村庄劳动力人口多（0.844），但是贫困发生率高（0.616）；村庄发展受限多，外出务工人口比例高（0.736）。主因子得分的空间分布上看，得分较高村庄多位于保护区内同时又远离景区及主要交通线。

3.2.2 旅游带动主因子与景区距离相关

旅游带动主因子载荷中显著的要素体现出大遗址旅游利用对遗址区村庄的带动作用。空间维度上，受景区建设征地影响导致人均耕地面积少（-0.418）；村集体的三产企业（0.926）与个体旅游企业数量多（0.888）；空间资本化程度高，二层楼房居多（0.582）。社会维度看，被征用土地面积大（0.419），征地与拆迁补偿原因导致分户现象频繁、户均人口少（-0.488）；居民多从事农家乐经营（0.847）、摆摊（0.837）、工艺品制作（0.946）等产业活动。空间分布上看，得分较高的村庄多位于遗址景区、博物馆周边。

3.2.3 工业与商贸因子与保护区划相关

工业与商贸因子载荷中显著要素体现出乡村工业化发展水平。空间维度上看，村庄企业占地面积广（0.507）且二产相关企业较多（0.634）。社会维度上看，村庄外来人口多（0.845）、本村就业人口也相对较多（0.555），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农村人口回流现象；就业形式多为商品售卖（0.77）及餐饮服务（0.84）。空间分布上看，高得分村庄多位于建设控制地带及环境协调区等大遗址区边缘地带，且邻近大遗址区交通性干道。

3.2.4 农业商品化主因子受自然和交通条件影响

农业商品化主因子载荷中显著要素体现出农业商品化发展水平，村庄依靠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包装、物流能够形成完整的农业产业链。空间维度上看，村庄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粮食作物比例低（-0.431）；农产品加工企业（0.786）、包装物流企业（0.848）、停车场数量（0.422）数量较多。社会维度看，从事运输物流业人口（0.419）比例较高。空间分布上，该类主因子得分较高村庄多分布于大遗址区内主要道路两侧。

3.2.5 征地安置主因子与景区距离相关

征地安置主因子体现出遗址区征地与搬迁安置对乡村物质环境与社会结构的影响。空间维度上，村庄居民被征用的土地面积大（0.676），居民住宅普遍较新，多在2010年后建设（0.406）。社会维度上看，为获取更高安置补偿导致家庭分户现象普遍，户均人口少（-0.728）。空间分布上，该因子得分较高的村庄一方面分布于景区、博物馆周边，另一方面受城镇化影响多分布在大遗址区边缘且邻近县城或镇区。

3.2.6 种植规模化因子受用地及交通影响

该类主因子体现出农业规模化与机械化水平。空间维度上，村庄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0.629）且村庄农林企业数量多（0.752）。社会维度上，受规模化种植或机械化耕作影响村庄土地流转现象较多（0.872）。村庄通过土地流转发展观光农业、设施农业。得分较高村庄分布既分布在遗址区主要道路沿线又分布于地形平坦、日照充分区域，如秦陵骊山洪积扇地区，唐陵陵山南侧，耀州窑大遗址区东侧台地塬面之上。

3.2.7 传统农业因子受保护区划及交通影响

传统农业主因子表明该地区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农业发展水平相对较弱。空间维度上，村庄粮食种植面积大（0.461）。社会维度上，劳动力人口多（0.404）且外出务工比例低（0.447）。空间分布上看，该类主因子得分较高村庄多分布于大遗址保护区内并且远离核心景区和交通线。

3.2.8 退耕还林主因子与自然条件相关

退耕还林因子体现出村庄生态资源本底或是植树造林状况。该类主因子载荷中显著要素为村庄林地（0.821）、荒坡地（0.808）。该因子得分较高的村庄多分布于地形起伏较大地区，如唐陵陵山周边、秦陵骊山北麓等区域。

4 大遗址区乡村地域功能结构

将60处样本村庄的8类主成分建立[60×8]的得分矩阵，运用SPSS软件采取系统聚类法进行聚类分析，通过反复比对树状图确定6种乡村类型，并划定功能区。最后，分别计算出各类功能区中村庄主成分相互之间的关联系数γ_ij，得出关联系数矩阵，通过各主因子间关联系数高低判断各类型区主要功能特征（表 3）。关联系数计算公式为：

(1)

式中，R为关联系数均值，K代表主因子数，γ_ij表示关联系数。各类型区选取与其他主因子相关性最高的两类主因子表征各类型区功能特征。第一类中，与其它主因子相关性最高的是旅游带动因子Ⅱ（0.166）与工贸服务因子Ⅲ（0.129），根据特征将其命名为旅游服务片区。第二类是农业商品化片区，相关性最高的因子是旅游带动因子Ⅱ（0.259）与农业商品化因子Ⅳ（0.294）。第三类是退耕还林下人口外流区，相关性最高的是文保限制因子Ⅰ（0.223）与退耕还林因子Ⅷ（0.210）。第四类是传统农业生产区，相关系数最高的两类因子为征地安置因子Ⅴ（0.234）与传统农业因子Ⅶ（0.154）。第五类是现代农业及观光农业生产区，相关系数最高的两类主因子为文保限制因子Ⅰ（0.244）与农业规模化因子Ⅵ（0.178）。第六类是工贸服务片区，相关系数最高的两类因子为征地安置因子Ⅴ（0.535）与工贸服务因子Ⅲ（0.366）。各功能区空间分布如图 5所示。

4.1 保护区划产生圈层式地域功能格局

保护区划影响下大遗址区乡村地域功能结构呈圈层特征。①内圈层既是保护范围也是遗址公园及景区所在区域，这一区域主要分布旅游服务片区、农业商品化生产片区、传统农业生产区。一方面，遗产旅游带动了这一地区乡村旅游业发展与农业土特产销售。另一方面，保护区内对打井、灌溉、耕作深度以及工业生产均采取严格管控，现代农业、设施农业、乡村工业化均无法开展。这一地区仅能进行旅游活动及传统农业种植。②中圈层是建设控制地带区域，分布着多种类型的农业生产区，包括传统农业生产区、观光农业生产与现代农业生产区、退耕还林及外出务工区。相较保护区而言，建设控制地带管控相对宽松，部分村庄通过机械化与规模化种植实现农业发展。但这一区域的工业发展仍受到制约，也难以受到遗产旅游的外溢辐射，是大遗址区贫困发生率较高区域。③大遗址区边缘地带体现工贸服务、退耕还林及外出务工特征的村庄占比较高。这一地区受文物保护限制影响较弱，部分村庄依托区位与交通优势实现乡村工业化发展，且邻近城区的村庄在城镇化带动下发展商品售卖、餐饮、房屋出租等第三产业（图 6）。

地域功能的圈层特征很大程度上是文物保护区划产生的结果，文物保护工作以遗存本体为核心由内而外地划定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环境协调区，对不同地区提出不同级别的管控要求以协调文物保护与区域发展的矛盾。由内而外管控逐级放缓的影响下，其产业类型由内而外地形成“服务业—农业—工业”的地域功能圈层格局。

4.2 高附加值功能空间沿交通线嵌入

博物馆、景区、遗址公园作为文化传播载体，通过旅游利用将遗址文物价值转换为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其价值外溢具有距离衰减特征。受溢出效应影响最强的区域具有旅游接待服务功能，这些村庄距景区的平均距离为1.4km，依托景区发展餐饮住宿、农家乐、导游等相关产业。受溢出效应影响较强的区域体现农业商品化特征，这些村庄距景区平均距离2.4 km且邻近旅游路，依靠沿路摆摊售卖土特产实现原始资本积累。此后吸引大量外来人口并逐步形成农产品生产、包装、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受溢出效应影响较弱的村庄距景区平均距离3.1 km，这些村庄发展有观光农业、现代农业。距景区距离在4.2 km以上地区为人口外流片区以及工贸服务片区，该地区产业类型与遗址旅游利用相关度不高。

大遗址展示利用产生的价值外溢以交通线为媒介向外辐射，高附加值功能空间多分布在大遗址区主要道路沿线。旅游服务片区中85%的村庄，土特产品包装销售片区中80%的村庄，现代农业生产区中60%的村庄均位于主要交通线两侧，这些高附加值的功能类型是遗址文化价值外溢的重要体现，其空间功能与同圈层内其它功能区相比具有对外联系性与旅游依附性，呈现扇形嵌入式的空间格局（图 7）。

4.3 遗址影响力及城乡区位影响核心与边缘区功能构成

景区、遗址公园、博物馆作为大遗址区发展的内核，其游客接待量或遗址影响力关系到大遗址区内圈层功能构成。雍城大遗址、耀州窑、桥陵、乾陵、秦始皇陵游客接待量逐级提升，旅游服务片区、农业商品化片区的村庄在各遗址区中所占比例逐渐提升（图 8）。从功能类型上看，伴随遗址影响力提升导致现代农业观光区消失而农业商品化片区出现。表明高影响力遗址文化旅游价值外溢已带动了农业的产、供、销多个层面，而低影响力遗址展示利用仅带动现代农业、观光农业发展。从哈维的三轮资本循环理论看来，高影响力大遗址区已体现出文化资本化特征，而低影响力大遗址区乡村仅体现商品资本化或空间资本化特征。

依城乡关系将案例地划分城市近郊型、远郊型两类大遗址区。远郊型大遗址区发展仅受到景区、遗址公园等内核带动，近郊型大遗址区发展受到外部城镇化与遗址旅游利用的内外双核带动。秦始皇陵、雍城遗址属近郊型，遗址区紧邻临潼城区与凤翔县城。其遗址区边缘靠近城区的村庄发展有商品售卖、餐饮娱乐、房屋租赁、加工制造等产业，其工贸服务功能的村庄构成比例高于其它大遗址区（图 8）。远郊型大遗址区传统农业生产区及退耕还林人口外流区的村庄占比相对较高，而这类型村庄多分布与遗址区边缘。城乡区位差异主要体现在大遗址区边缘地带的空间功能构成上，并未影响大遗址区扇形同心圆空间功能格局。

4.4 各功能片区并未形成产业联动

遗址展示利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大遗址区乡村发展，一方面实现了景区、博物馆、遗址公园周边核心区域村庄由传统农业生产向旅游服务、农业商品化生产的转变。另一方面，虽然带动中圈层交通线周边村庄观光农业、现代农业的发展，但各功能片区自成体系，尚未形成空间联动和一定的产业规模。其同心圈扇形的地域功能格局说明当前大遗址区乡村产业发展严重依靠展示利用核心，也体现出交通依附性特征。大遗址区中圈层与外圈层地带存在大面积的传统农业种植与人口外流区域，是大遗址区空间价值的洼地，也是文化遗产价值低效利用的表征。当前大部分景区实行企业化经营尽管获得了较高旅游经营收益，但对于整个大遗址区域提升却收效甚微。调研了解到周边居民表达出共同开发的意愿，如桥陵、乾陵等地区村庄自发修建了菊花园、万亩金银花等项目，希望与景区合作实施通票制或免票制模式，但是受多方因素影响一直未能实现。因此需要从政策、资本等多层面寻求突破，保证大遗址区各村庄均有机会参与大遗址保护、管理和利用过程。加强与核心区的空间联系，促进产业片区间的联动，让更大范围内的居民共享大遗址展示利用的成果。

5 结论与讨论 5.1 主要结论

本文在分析大遗址区社会空间主因子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综合性地划定了大遗址区乡村地域功能结构并从“社会—空间”综合辩证视角解析其成因性规律，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1）大遗址区地域功能结构呈圈层特征。在文物保护区划圈层式梯度控制影响下，对保护区、建控地带、环境协调区的工、农业生产活动管控力度逐步放缓，从而形成大遗址区由内而外“旅游业—农业—工业”的地域功能格局。

（2）大遗址区高附加值功能空间沿交通线分布，形成同心圆扇形地域功能格局。旅游利用产生的价值外溢以交通线为媒介向外辐射，进而带动沿线村庄发展转型。旅游服务片区、农业商品化片区、现代农业与观光农业片区村庄多位于连接至大遗址核心景区的旅游路沿线。

（3）遗址影响力关系到大遗址区核心地带空间功能，而大遗址区的城乡区位则影响到大遗址区边缘地带空间功能。从遗址影响力上看，游客接待量大、影响力强的遗址区其内圈层与中圈层的旅游服务片区、农业商品化片区、现代农业与观光农业片区等高附加值空间类型的村庄占比较高。从城乡区位上看，位于城市近郊的大遗址区，既受到景区、遗址公园等大遗址展示核心的旅游带动，也受到大遗址区外部城镇化与工业化影响，是一种内外双核驱动发展模式，其大遗址边缘地带工贸服务功能的村庄、农业商品化与现代农业型村庄构成比例高于远郊大遗址区。

（4）大遗址区各功能片区未形成明显的联动效应，遗址核心景区旅游利用仅带动周边乡村功能转型提升，整个大遗址区尚未形成空间功能的有机联动和一定的产业规模，且大遗址区乡村发展依赖于核心地带，大遗址区中圈层、外圈层大面积传统农业生产区、外出务工地区是空间价值、文化价值低效利用的体现。

5.2 对策建议

乡村地域功能的划分是开展乡村振兴与空间规划的重要依据^[26]。遗址区受文物保护与旅游利用双重因素影响，文保部门、城建部门、旅游企业与地方社区等多利益主体博弈产生了遗址区乡村地域功能特殊性与复杂性。以社会空间视角审视遗产地乡村地域功能对于调整空间布局、优化利用遗址资源及空间资源、解决遗址区非均衡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就目前的研究结论看来，大遗址区客观存在着社会差异，就意味着不同村庄在获取资源方面存在着差异，也使得贫富差距鸿沟更为明显。如何整合区域资源、实现遗址区各功能片区空间与产业联动是实现均衡发展的关键。

（1）各村庄实施差异化发展定位是遗址区良性发展的前提。保护区划对大遗址区各村庄管控不同，同时各村庄发展的资源与区位条件也不同，应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避免一刀切地发展“乡村旅游”造成同质化竞争。

（2）保证文化价值外溢途径与渠道的畅通。交通设施是遗产价值外溢与辐射的重要介质，也是促进大遗址区乡村发展转型的关键因素。旅游路的开通带动了沿线村庄旅游服务与观光农业发展，也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发展，国道沿线村庄实现了乡村工业化。大遗址区道路系统的建设对于文化资源价值外溢辐射以及实现产业联动具有重要意义。

（3）加强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展示利用工作，提升景区、博物馆、遗址公园的展示利用水平与质量。游客接待量大、影响力强的展示利用核心，将提升大遗址区内高附加值功能空间占比。同时也将促进经济产业由第一轮资本循环向第二或第三轮资本循环的演进。

（4）实施多层次、多节点、差异化的资源利用模式。当前遗址区发展过度依赖遗址展示利用核心的外溢辐射，造成乡村产业低端化、同质化，参与形式多是农家乐、导游、包车、手工艺制售等低技术含量工作，也导致同质化竞争与生产过剩问题。未来需要由“依赖核心”提升为“创造核心”，实现多层级、多节点的空间模式，推动各功能片区的空间联系与辐射，确保遗址资源的外溢价值能够充分转化，实现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