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跨国人口数量的快速和持续增长^[1]。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全球化进程逐步加快，开始与世界深度融合。近十余年来，中国完成了新一轮的经济改革，其发展方向也日趋“外向”、国际化和全球化，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引进来”“接轨”逐渐演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中非合作论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等重大发展战略的提出和落实进一步深化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因此，中国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跨国移民，逐渐由移民输出大国转型成为新的移民输入大国。

以广州为例，其2019年在住外国人数量约为8.34万人，同比增加1.6%；常住（居住半年以上的）外国人约为5.50万人，同比增加6.8%，来穗外国人总量仅次于上海和北京^[2]。在穗外国人中，来自非洲国家的人口数量占了较大比重。据出入境管理系统数据显示，2018年在广州白云机场入境和出境中国的非洲国家人口数量分别占全国的45.67%和47.16%，若加上广州的其他出入境关口，这一比例会更大。虽然在广州出入境并不意味着在广州停留，但是在广州出入境中国的非洲人占了全国的近乎一半，可见广州对于非洲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大多数非洲人将广州视为“中国第一站”。在穗非洲移民也因此成为了国内外地理学者高度关注的一种跨国移民现象。但是，目前关于这一现象的学术讨论主要集中于与非洲跨国移民社区相关的社会地理议题。例如，王亮对广州小北非洲人社区的生成和演进路径进行了分析^[3]；李志刚等对广州小北黑人聚居区的社会空间肌理以及地方响应进行了讨论^{[4, 5]}；Liang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切入，剖析了在广州生活的非洲人的日常生活邂逅^[6]；Song等则讨论了在穗非洲移民对城市安全环境的感知^[7]等。也有学者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讨论。譬如，Bodomo就将在穗非洲人的贸易社区视为一个联接中非关系的桥梁，然后去讨论跨国族裔社区在形塑国际贸易网络和国际关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8]。

总体来看，虽然地理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在穗非洲移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关于这一群体与城市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仍然缺乏系统的讨论，比如非洲跨国移民群体对城市物理空间的依赖程度和维度，以及在非物质层面对城市空间的认同和依恋等。这些讨论都涉及到一个概念，即“地方感”。地方感是人的情感与所处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反应，因人的记忆感受与价值等情感因素与地方资源之间的互动而有所差异^[9]。跨国移民对所在城市产生的地方感直接反映了移民群体心中的城市印象、社会文化感知与个人的情感诉求等。因此，对跨国移民及其对城市的地方感特征及影响因素入手，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跨国移民这一特殊群体对于城市的诉求。

所以，本研究将以广州的非洲跨国移民群体及其族裔社区作为核心的研究对象，通过量表和质性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测定其对城市空间的感知。这对于城市治理，尤其是小到市政管理部门大至国家对外宣传部门，打造城市形象、构筑地方特色、彰显世界城市的风范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地方感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受到学界关注。目前来说，国内外关于地方感的研究主要涉及地方感所包含的维度、地方感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地方感的效用分析等几个方面的讨论。

首先，关于地方感的概念与维度划分一直是地方感研究的重点。目前，学术界关于地方感的概念尚无明确定论，尤其是地方感、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地方依赖四者的关系仍有较大争议。戴旭俊^[10]等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对其常见的关系进行了总结（参见图 1）。已有的实证研究多是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具体情况进行增减。本研究将地方感视为一个大的范畴（图 1c），由多个维度构成。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地方感至少包含了“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两个基本维度，其中地方依恋是人对地方的功能性依赖，而地方认同则是人对地方的情感性依恋^[11]。国内早期关注地方感的人文地理学者大都采纳这种二维划分法，比如朱竑等^[9]认为地方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包容性概念，主要包括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两个维度，为后期地方感研究明晰了方向；唐文跃^[12]将地方感分为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探讨了居民地方感及其与资源保护态度之间的关系。但随着这一概念相关研究的逐渐深入和细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加入更多的维度以更全面地对地方感进行解读。有一些学者开始尝试三维划分法。例如，Jogensen等^[13]研究湖滨地产业主的地方感时，尝试从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三个维度来进行探讨；Qian等^[14]对城市移民的地方感研究、Nanzer等^[15]对居民地方感强度的研究、Lim等^[16]对城市儿童地方感的研究都是从上述三个维度来理解地方感的。除此之外，Deutsch等^[17]研究地方感对旅游行为的影响时，将地方感的理解拓展到四个维度：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地方依赖和地方满意度四个维度；而Bricker等^[17]在研究游船旅游者对河流的地方感研究时，甚至将地方感维度的理解分解为六个方面，包括：环境、人与社会联系、景观、游憩、历史遗产和商业服务等。

图 1(Fig. 1)

图 1 地方感、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地方依赖的关系 Fig.1 Five Log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nse of Place, Place Attachment, Place Identity and Place Dependence 图片来源：参考文献[10]。

其次，关于地方感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的研判也是前人关于地方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整体来说，影响地方感形成的因素非常复杂，涉及的范围和主体也极其宽泛。许多学者认为，影响地方感形成的因素与个体差异及其生活的物理空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例如，从个体差异层面来说，Williams等^[19]发现个体的身份差异（如性别和移民等身份）都会对地方感的强度产生一定的影响；从个体生活的空间来说，Ortiz等^[20]认为公共空间和基础设施的利用以及周边社区的态度对居民地方感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此基础上，Williams等^[21]将影响地方感形成的因素从物理环境拓宽到社会环境，认为地方感的影响因素也包括社会经济地位、福利和健康等。譬如，苏勤等^[22]以苏州园林为例，发现旅游涉入、旅游吸引力、旅游功能等因变量均对地方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肖潇等^[23]讨论了书法景观的地方感，构建了书法景观旅游地游客地方感影响因素模型，发现游客年龄、对景区的熟悉度、旅游动机在地方依恋维度上的影响显著。盛婷婷等^[24]对国内外地方感研究进行总结的时候将影响地方感的因素归纳为：个人因素、物理环境因素以及社会环境因素三大类，这说明影响地方感形成的要素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Massey^[25]认为地方是一种路径（routes）而不是根源（roots），地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开放和变动的。在此变动性的基础上，Massey提出了权力几何的观点，认为不同主体以独特的形式都被放置在不断流动和相互连接的语境里。地方的特殊性得以持续再生产，这种特殊性不是内在化历史的产物，而是基于每个地方都是更大尺度的世界性及更小尺度在地性中独特的焦点。所有的关系都是地方历史的积淀，而历史本身也是层层堆砌的产物，它同时与地方和世界保持联系。在世界全球化的背景下，地方感的产生更多地是基于利益驱使，而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情感依附。

最后，关于地方感的效用分析也是已有的关于地方感的文献的一个重要研究维度，主要探讨了地方感在地方营建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产生的社会效应等。从已有的案例分析来说，唐文跃^[26]以游客对九寨沟的地方感作为经验资料，发现旅游者的资源保护态度直接受其对九寨沟的情感依恋的影响；孙上茜等^[27]研究了九寨沟游客地方感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发现地方认同对游客的价格感知和支付意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Tester等^[28]研究了亚特兰大公共住房居民的地方感，发现地方感有利于积极社区特征的形成；Mazumdar等^[29]研究了加利福尼亚州的越南裔移民的地方感，认为移民聚居地在地方认同的过程中起着基地的作用，而地方认同又进一步促进了移民聚居地的发展和圈层扩张。在前述讨论地方感的构成维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这些经验证据进一步讨论了地方感与社会之间的联系。

整体来看，已有的地方感研究文献涉及维度划分、影响因素及效用分析，其概念、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已形成体系。在来华跨国移民迅速增加的时代背景下，研究跨国移民对中国城市的地方感对提升中国城市形象、优化城市服务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国内的地方感研究的研究对象主要聚焦在居民^{[12, 30]}、游客^{[22, 23, 26]}、城乡移民^[31]等，鲜有对在华跨国移民的地方感研究。本文拟结合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为主的质性研究方法和以问卷调查为主的定量研究方法，探讨在穗非洲移民的对广州的地方感特征及影响因素，对已有的地方感研究来说可以起到有效的补充和完善。

本文以广州的非洲移民为研究对象，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讨论其对广州的地方感。首先，本文采用的定量研究方法是问卷调查法。问卷的调查的量表设置以William等^[21]、吴蓉等^[30]、朱竑等^[31]、Kaltenborn^[32]、关于地方感及其涉及的各个维度评价指标为基础，结合非洲移民这一对象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正。其中，William等^[21]将地方依恋的维度分为“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两者均包含6个问题。本研究在设置量表时，充分借鉴了其分类思路和问题设置；Kaltenborn^[32]在评估挪威斯瓦尔巴群岛居民的地方感时，设置了7个问题，分别为“我对斯瓦尔巴有依恋” “我对斯瓦尔巴有归属感”“我感到斯瓦尔巴是我的一部分”“发生在斯瓦尔巴的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斯瓦尔巴对我有意义”“我会致力于将斯瓦尔巴变成更好的居住地” “我会贡献时间和金钱让斯瓦尔巴更好”等，本研究对其进行了取舍与归类，放置于不同的量表中；朱竑等^[31]的地方感量表包含“地方感”“文化资本”“植根性”“社会融合”和“居住环境”5个分量表，本研究借鉴了其部分内容；吴蓉等^[30]在对广州城市居民地方依恋的测度时，将地方依恋分为了“社区信任”“社区满意度”“社区依恋”“城市依恋”4个维度，由于非洲移民对城市的认知是基于城市整体而建立的，对于社区的感知度较弱，因而此研究将其研究中对“社区”的测度改为对“城市”的测度，择取了其中的“地方信任”“地方满意度”“地方依恋”3个维度。对上述研究所设计的量表进行整合并结合实际情况，本研究设置了一套从地方依恋、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地方信任和地方满意度等五个维度对地方感进行评价的指标体系（见表 1）。

表 1(Tab. 1

表 1 在穗非洲移民地方感的五个维度的评价 Tab.1 Five-Dimensional Evaluation of African Migrants in Guangzhou

表 1 在穗非洲移民地方感的五个维度的评价 Tab.1 Five-Dimensional Evaluation of African Migrants in Guangzhou

其中，本文所采用的地方依恋是指联系个体与其所在环境之间的积极纽带^[33]，是人与环境之间交换的一般性概念，强调人在心理上对于地方积极的情感依附，而不强调客观环境本身；地方依赖是人与地方间特殊的依赖关系^[34]，意味着一个地方比起同等条件的竞争对象，更加具有满足个体的需求的潜力。与地方依恋强调情感依附相比，地方依赖更强调客观环境本身；地方认同是指个人或群体与地方互动从而实现社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了信仰、喜好、感受、价值等多种复杂的过程^[34]；地方信任是指个体对某地的居民、社会的信任程度；地方满意度是指个体对地方周边服务水平的满意服程度，与地方依赖相比，地方满意度侧重于对周边物质或非物质环境的评价。在此基础上，我们于2019年12月期间在广州小北和三元里两个主要的非洲族裔聚居区派发了问卷，对非洲跨国移民群体的地方感进行了评估。研究共计派发了90份问卷，回收了76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84.4%。

其次，除了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还结合了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两种质性研究方法对在穗非洲跨国群体对广州的地方感情况进行了调查和评估。其中，对非洲移民的参与式观察包括：参加社工组织、参加基督教会活动和体验非洲商铺经营三种形式。笔者于2019年12月加入了登峰街社工服务组织，参与定期组织的面向非洲移民的公益活动，这些公益活动包括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节日、宣传外国人在穗就业政策、提醒警惕电信诈骗等。后受部分调研对象邀请，进入其所经营店铺进行生意体验。其中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的基督教徒邀请笔者参加他所在的基督教会的圣诞节晚会。通过以上参与式的调研，得以亲自观察非洲移民与周围居民和环境的相处方式。除了参与式观察之外，研究成员还以面对面的方式访谈了11位在穗非洲移民，在选择访谈对象时综合考虑了受访者的性别、国籍、年龄、职业等属性。质性研究是通过与研究对象的切身体验和具身互动，关注研究对象的主观活动与感受，挖掘现象背后的特征，其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定量研究的不足。因此，通过对在穗非洲移民进行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能够更加具体地了解其地方感的形成和特征。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见表 2），在我们建立的五个维度的地方感评价指标中，在穗非洲跨国移民对广州的地方感整体来说是相对比较积极的，其中“地方满意度（PS）”（均值为4.46，标准差为0.748）和“地方依赖（PR）”（均值为4.45，标准差为0.754）两个维度的评价最高，其次为“地方信任（PT）”（均值为4.20，标准差为1.016）和“地方依恋（PA）”（均值为4.05，标准差为0.894），评价最低的是“地方认同（PI）”（均值为3.85，标准差为0.823）。整体来看呈现出“PS>PR>PT>PA>PI”的态势，从各个维度的评价细节来看：

表 2(Tab. 2

表 2 在穗非洲移民地方感五个维度的评价调查结果（n=76） Tab.2 The Results of Five-Dimensional Evaluation of African Migrants in Guangzhou

表 2 在穗非洲移民地方感五个维度的评价调查结果（n=76） Tab.2 The Results of Five-Dimensional Evaluation of African Migrants in Guangzhou

（1）从“地方满意度（PS）”的评价维度来看，在穗非洲移民对广州的公共服务（PS1）、卫生条件（PS2）、公共安全（PS3）、休闲娱乐（PS4）和居住环境（PS5）都有很高的评价（均值位于4.03—4.66之间），其中对休闲娱乐（PS4）的评价稍有偏低（均值为4.03），其它指标均值均在4.42以上；

（2）从“地方依赖（PR）”的评价维度来看，各分项评价指标的得分都比较高（均值皆介于4.24—4.64之间），这说明广州提供的资源和基础设施等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非洲跨国移民在广州的生产生活活动需要，并且广州在这方面比其他地方更有优势；

（3）从“地方信任（PT）”的评价维度来看，在穗非洲移民对广州政府（PT2）、当地人（PT1、PT3）的信任程度都比较高（均值分别为4.54、4.24、4.34），但拥有的当地朋友（PT4）相对较少（均值为3.88），一部分非洲移民认为自己在广州有遭遇过被欺诈的经历（PT5，均值为3.99）；

（4）从“地方依恋（PA）”的评价维度来看，在穗非洲移民对广州的情感诉求（PA1）较低（均值为3.95），也很少关注关于广州的新闻（PA3，均值为3.38）。但是他们对广州的生活方式（PA2）评价相对较高（均值为4.05），认为有必要和当地人建立关系（PA5，均值为4.53），并且想长期居住在广州（PA4，均值为4.34）；

（5）从“地方认同（PI）”的评价维度来看，非洲跨国移民对广州的地方认同的评价相对来说比较低。虽然他们对广州城市的喜欢程度（PI1）较高（均值为4.45），且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想学习中文或粤语（P13，均值为4.80），但是对于广州的文化认同度（PI2）较低（3.93），很少参加当地活动（PI4，均值为2.62），对广州的归属感（PI5）比较低（均值为3.47）。

上述分析结果说明，在穗非洲跨国移民对广州的地方感的评价维度中，其对广州有较强的地方依赖，对广州的城市建设和管理有较高的满意度，但是对广州的地方认同和地方依恋评价较低。地方依赖和地方满意度的评价体系更加侧重于对物质环境和资源环境的评价，而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的评价指标更侧重心理和感情上的评价，这说明在穗非洲移民更关注广州的物质层面以及能提供的资源诉求，但对广州的情感归属较低，并不在内心深处认同广州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所以，广州的物质和资源环境主导了在穗非洲跨国移民积极地方感的形成；相反，广州提供的心理和情感环境则主导了他们消极地方感的形成。下文将结合针对在穗非洲移民的质性研究结果对这两个不同的地方感形成过程进行进一步的解释。

上述问卷分析显示在穗非洲跨国移民对广州的地方感评价最高的两个维度分别是“地方满意度”和“地方依赖”，均值分别为4.46和4.45。其中，两个维度的各项评价指标也都维持在一个非常积极的程度。从“地方满意度”和“地方依赖”的评价细节来看，这两个维度地方感的评价更加侧重于物质环境、资源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考量。这说明，在穗非洲跨国移民对广州积极的地方感的主要是由广州（能够）提供的物质、资源和社会环境等条件主导的。根据对在穗非洲移民群体的观察与访谈，结合问卷分析的结果，本文总结了在穗非洲移民积极地方感形成的几条核心路径如下。

首先是广州的物质环境。尽管大部分在穗非洲移民群体没有打算长期定居于此，但是他们作为“栖居者”仍然长期生活在这个城市，对广州物质环境的认知成为他们对这个城市感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是中国最大的、最国际化和最开放的城市之一，其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和基础设施状况都处于全国甚至是全球领先的地位。这成为在穗非洲移民群体积极地方感形成的重要动因之一。许多在穗非洲移民受访者在访谈中都提到广州的城市绿化，认为广州的绿化做得很好，让人感到心情很愉悦；也有受访者提到空气质量问题，比如有一个受访者表示他去过中国北方很多城市，但是空气污染都比较严重，广州的空气质量保护的很好；也有受访者提到广州的国际化环境，表示在广州可以遇见来自任何国家的人，这让人觉得其国际化程度非常高；还有受访者提到广州的非裔族裔社区，认为广州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有专门的非洲社区，其中可以感受到很多非洲独特的服务；还有受访者提到广州强大的基础设施服务，包括建筑和公共交通等，认为一个拥有比其它某些国家整个国家人口还要多的城市能够井然有序的运行是非常令人震撼的。这些物质层面的城市环境对于在穗非洲群体来说，有效地增强了他/她们对城市的积极感受。

其次是广州的商贸环境。广州自古以来都以商贸著称于世，也是中国历史上对外贸易历史最悠久的港口之一，每年举办的中国商品交易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广州的地方文化也以务实和重商为核心，广州成为名副其实的商贸之城。而另一方面，大多数在广州的非洲移民从事的都是商贸活动，故广州的商贸资源和环境对于非洲移民来说是形成其地方感的最核心原因之一。具体来说，广州的商贸环境对于在穗非洲移民群体地方感形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①品种众多的商品；大多数在穗非洲移民受访者都提到，几乎没有在广州找不到的商品。广州位于珠三角的核心区域，而珠三角又是世界知名的世界工厂之一，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聚集于此，成为全球商品链当中最末尾的一环——商品组装。这也成就了广州或珠三角区域可以提供琳琅满目的商品种类的客观条件。②价格低廉的商品；除了商品种类繁多之外，商品价格低也是在穗非洲移民群体选择广州的原因之一。广州有各式各样的批发商城，几乎全世界的零售商都会考虑在此批发商品。甚至有在穗非洲移民受访者提到，广州的商品甚至比中国内陆城市的商品价格还要低，这成为吸引他/她们的核心原因之一。③赚钱机会多。部分在穗非洲移民受访者还提到，广州不仅能够提供大量的廉价商品，对非洲移民来说，在广州从事商业活动能够得到比在其他国家更多的机会。这种机会成为他/她们对广州的一种城市想象和渴望，他/她们渴望在这里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且不乏成功的案例。为了得到这种机会，甚至有些非裔群体不惜通过教育移民的方式来达成其商业目的。比如，有一位尼日利亚籍的受访者，他在访谈中提到他是通过申请留学的方式来到广州的，其来留学的目的并不是学习知识，而是积攒社会关系以更好地在广州从事商业活动，因为他认为广州是中国最好的“做生意”的城市：“这里很适合做生意，能找到很多商品。整个城市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每个国家的人都来这里买东西。”总的来说，广州的商贸环境不仅是吸引非裔群体的核心原因之一，也是其建立起对广州地方感的最重要的路径之一。

最后是广州的区位优势。非洲移民对广州评价高的另一个原因是其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大多数非洲移民获得的中国签证只允许其在中国大陆停留一段时间，一般是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然后需要出境中国大陆一次，然后才能继续合法滞留。广州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几何中心，毗连港澳的区位优势方便了非洲移民出境中国大陆。大部分非洲移民表示他们会每隔一段时间选择前往香港或者澳门以出境中国大陆，然后再返回广州，这方便了他们在广州长期合法滞留。比如研究的一个受访者提到：“因为我有时候要去香港，广州离香港近一点。毛里求斯人来中国不需要签证，但是每60天要出境中国（大陆），所以要去香港。”

上述分析表明，受访的在穗非洲移民对广州的积极地方感的形成主要来自广州的物质环境、商贸环境及其区位优势等要素。这说明广州（能够）提供的各种有形或者无形的资源和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非洲移民的需求，广州所具有的功能性作用也迎合了非洲移民的需要。非洲移民选择在广州进行相关活动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此，并且他们认为能够在广州达成自己的目标。当然，非洲移民对于广州的积极的地方感也可以从反面论证，即倘若存在某个地方（譬如温州）能够提供和广州一样的资源和环境，那么他/她们也有可能放弃广州，更换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这些话题是值得我们未来去深入探讨的。

从问卷分析和质性调查结果来看，“地方满意度”和“地方依赖”等维度的测算指标描述了在穗非洲移民对广州积极的地方感的形成路径。而“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和“地方信任”三个维度则构成了在穗非洲移民消极地方感的形成。诚然，这三个测算维度的均值分别为4.05、3.85和4.20，属于一个相对比较积极和正面的水平，但是一些具体的测算指标是相对比较负面的。结合问卷分析结果与质性分析结果整体来看，在穗非洲跨国移民对广州的消极地方感的形成路径主要有如下三条。

首先，从地方依恋的维度来看，在穗非洲移民在广州的社会融入问题构成了他/她们消极地方感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社会融入问题首先表现在在穗非裔群体面对的来自本地人的警惕心理和表现。本研究的非洲移民受访者大都提到一些令人不舒服的“被当地人戒备”的经历，大都是因为自己的外貌特征。比如，本研究的一个受访者这样提到他的一段令人不愉快的经历：“举个例子吧，我在成都的时候，假如有小朋友来给我打招呼，他的父母也会对我微笑。但是刚才我在星巴克门口等你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来给我说‘你好’，他妈妈就把他拉走了。成都就不一样，他们看到我不会走开，也不会在背后窃窃私语，让我感到不舒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以为我不会中文，在我面前说一些很难听的话，都是评论我的外貌的，这样很不礼貌，让我很生气。如果没有这些，广州真的是一个很完美的城市。”

此外，在穗非洲移民群体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管制和限制也阻碍了他/她们积极地方感的产生，包括外国人管制条例、住房选择挑战以及网络使用选择等。例如，许多受访者表示，因为自己作为外国人，在融入广州的过程中遇到了较大的阻力，这些阻力主要来自一些限制性管制措施，比如通婚的文化限制、开公司需要提供的支持材料等，这些很难让他/她们对这个地方产生积极的情感依恋；也有受访者提到非裔群体遇到的住房选择挑战。对于非洲移民来说，在广州寻找合适的住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外国人管制政策和广州实行的严格措施，一些房东对于外国人群体的警惕会深化非洲移民住房选择问题，另一方面，酒店价格昂贵也是非洲移民得到住房困难的原因之一。诚如本研究的另一位受访者提到的：“大多数中国酒店或者房东不愿意给外国人提供住宿，尤其是我们非洲人。这是因为政策的原因，一旦收留了外国人，他们就需要去警察局和政府报备，然后警察会来查验。酒店和房东也是怕麻烦的，他们不会让自己冒这个险。即使我是一个博士生，出示了学生证，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除此之外，网络使用限制也构成了在穗非洲移民群体消极地方感的生成。一些受访者明确表示不太适应使用“百度地图”或“高德地图”，因为它们没有英文版，这给他们在广州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其次，从地方认同的维度来看，在穗非洲移民群体在身份、社会和文化认同方面的“他者感”也构成了在广州生活的非裔群体消极地方感的主要生成原因之一。地方认同代表着某个群体对社会空间的归属感，个体得以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该空间文化和社会团体的一份子，据此来定位自己的角色。非洲移民对广州的地方认同感主要来源于将广州与故乡进行对比，利用已有的经验与在广州的经验之间的差别来塑造对广州的地方认同感。由于广州在语言、饮食、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方面与非洲各国有着较大的差异，习惯了自己母国文化的非洲移民对广州的地方认同感并不强烈。大多数非洲移民仍然将自己的身份定义为外国人，并没有真正地认同广州的社会。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身份认同。虽然非洲移民在广州停留的时间有长有短，但是他们在对自己身份的定位上却高度保持了一致性，即把自己定义为“在广州的非洲人”；②文化认同。在文化认同方面，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提到了语言和饮食两部分，这是因为语言和饮食是非洲移民在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也是最直接的文化表现形式。由于广州的语言和饮食与非洲相差甚远，导致非洲移民对广州的文化认同程度普遍较低。就语言来说，几乎所有的非洲移民都认为中文是在广州生活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加上广州的地方语言（粤语）与普通话之间的巨大差异，更是令其难上加难。就像研究中一位受访者提到的：“我是前年来中国的。首先去了北京，在北京学了四个月的中文班。我们学习了一些中文词汇，但是即便这样，语言也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在北京说‘哪儿’，在广州说‘边度’，还有粤语发音的差异，更难了，所以语言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此外，就饮食来说，食物是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同样也是区分和重构种族界限的要点之一^[35]。在广州，吃粤菜被视为尊重和愿意接受当地文化的一种表现。但是大多数非洲移民更倾向于选择自己母国的餐厅，而不会主动选择中国餐厅或粤餐厅。遍布于非裔聚居区的众多非洲餐厅可以代表着非洲移民在广州的饮食独立。他们对广州的饮食文化认同度较低，并通过选择非洲餐厅来延续本国文化，塑造对非洲的文化认同；③社会认同。相对于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来说，非洲移民对于广州的社会认同是比较复杂和模糊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其积极的一面来自于广州开放的社会氛围、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繁华的都市风光（前文在积极的地方感的论述中已经提到）。而非洲移民对广州消极的社会认同主要来自于本地居民对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大多数非洲移民认为广州本地居民排外，这让他们觉得自己在广州是被孤立的对象，从而对广州社会产生了消极的看法。

最后，从地方信任的维度来看，在穗非洲移民对广州的信任感整体上是非常高的，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相对比较负面的情绪，后者占了比较小的一部分比例。从地方信任的测算指标来看，在穗非洲移民对广州的信任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对政府的信任，对生意伙伴的信任和对社会人士的信任。在对广州政府的信任上，由于广州政府及其各部门曾给非洲移民生活、工作等各方面提供了形式不一的帮助，例如广州政府出台了对外籍居民的管理要紧紧围绕“底数清、管得住、服务好”的方针，对解决在穗非洲移民的问题态度非常积极，使得非洲移民对广州政府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好感，因而他们信任广州政府；对于生意伙伴的信任上，在穗非洲移民对广州的生意伙伴普遍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即使是和他/她们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也会认为只是沟通不畅和语言不通导致的，或者认为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对生意伙伴的信任程度普遍较高；而对社会人士的信任上，由于广州一部分社会人士对非裔群体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满情绪，甚至是歧视，这一点在安宁等^[36]关于广州非裔社区的公共形象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加上非裔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如乘坐出租车等）遇到的一些欺诈行为，导致非洲移民对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社会人士信任度普遍偏低。所以，从地方信任这个维度整体来看，非洲移民对广州地方信任的构建充斥着矛盾：他们相信广州政府和生意伙伴，但是对于广州社会上的人却略显无奈，虽然也有部分非洲移民表示当地人很友好，但整体情况并不乐观。这个因素也构成了在穗非洲移民形成了对广州的消极地方感的原因之一。

总体来看，在穗非洲跨国移民对广州的消极地方感主要来源于“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和“地方信任”三个不同维度。与“地方依赖”和“地方满意度”评价指标所强调的物质性和功能性依赖相对应的，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和地方信任更加强调在穗非裔群体对广州的情感性依恋。在地方依恋层面，在穗非洲移民虽然有融入广州社会的渴望，但是其外国人的身份放缓甚至阻碍了他/她们融入广州的进程。此外，政府实施的严格的外国人管制措施以及本地居民对非洲移民的偏见也使得他们在融入的过程中遇到极大的挑战和困难，对广州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地方感。同时，在地方认同层面，由于非洲和广州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在穗非洲移民对广州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感普遍偏低，对广州的社会认同比较模糊。在广州生活过程中，他们会试图寻找母国文化基因，比如组建团体、选择母国餐厅就餐、参加宗教活动等，通过这些活动去构建对母国的认同，同时这也阻碍了其对广州地方认同的产生。另一方面，在地方信任层面，在穗非洲移民大部分都相信广州政府和生意伙伴，但是对于社会人士却普遍不太信任，这与他/她们在广州遭遇到的日常生活欺诈行为以及受到的歧视有关，这也构成了在穗非洲移民形成了对广州的消极地方感的原因。

尽管前文分别从积极地方感和消极地方感讨论了在穗非洲移民对广州的地方感的形成路径和特征，但是不难发现积极地方感和消极地方感之间并没有非常明显的边界。从本研究设计的五个维度的地方感测算指标以及相关的质性调查结果来看，地方依恋、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地方信任和地方满意度五个维度对在穗非洲移民的地方感形成起到了不同的积极或消极作用（见图 2）：在地方依赖维度中，广州具备的优质的商贸环境以及区位优势使得非洲移民产生了积极的地方依赖感；在地方满意度维度上，在穗非洲移民对广州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都有较高的满意度；除了这两个在物质和资源评价维度上一边倒的积极评价之外，其它三个维度的测算指标都存在积极地方感和消极地方感交织纠葛的特征，譬如在地方依恋维度中，尽管在穗非洲移民有强烈的依恋愿望，但受制于严格的管制措施以及非裔移民群体外貌特征所带来的社会隔离，导致他们难以对广州产生依恋感的实际情况；在地方认同维度上，由于中国和非洲有着较大的社会文化差异，导致在穗非洲移民在身份认同、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上很难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而在地方信任维度上，在穗非洲移民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结构，即对生意伙伴和广州政府有较高的信任度，但对当地社会人士的信任则出现了危机。

图 2(Fig. 2)

图 2 在穗非洲移民地方感的特征及形成机制 Fig.2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Features of African Migrants' Sense of Place in Guangzhou 注：灰色填充框代表该感知维度对地方感形成的主导作用。

随着全球贸易的深化，中国逐渐由移民输出国转型成为移民输入国，广州因其独特的商贸环境以及位处对外贸易前沿的区位优势，成为外国移民最为积聚的城市之一，尤其是在穗非洲移民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地理学者高度关注的一种跨国移民现象。本文从“地方感”这一核心概念出发，系统地探讨了在穗非洲移民群体与广州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广州非裔群体为研究对象，在已有研究^{[21, 30-32]}关于地方感以及地方感的各个维度评价指标的讨论的基础上，本文整合出从地方依恋、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地方信任和地方满意度等五个维度对地方感进行评价的测算指标，结合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质性调查方法，评估了在穗非洲移民对广州的地方感路径和特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研究建立的五个维度地方感评价指标中，“地方满意度”和“地方依赖”两个维度的评价最高，均值分别为4.46和4.45；其次为“地方信任”和“地方依恋”，均值分别为4.20和4.05；评价最低的是“地方认同”，均值为3.85。从各个维度的评价细节来看：在穗非洲移民积极地方感的形成路径主要是通过广州提供的物质和资源环境来建立的，主要是基于地方满意度和地方依赖两个维度，而在穗非洲移民消极地方感的形成路径主要是通过与广州精神层面的交流和互动而形成的，主要是基于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和地方信任等三个维度中的部分测算指标的评价。整体来看，在穗非洲移民地方感形成的路径和特征有积极地方感和消极地方感的区别，但是它们之间的边界并不是很明显，也有比较强的流变性，具体体现在每个个体受自己在广州遭遇不同的影响，会形成不同的地方感，这尤其在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和地方信任三个偏向于心理的维度。

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穗非洲移民在过去十几年里已经成为国内的一个热点研究议题^[3-8]。虽然这方面研究颇丰，但是关于这一群体与城市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如地方感）仍然缺乏系统的讨论。本研究首先对在中国的跨国移民这一新兴群体及其地方感的经验进行了有效的拓展；其次，关于地方感的研究也非常成熟，从地方感的概念与维度划分^[10-17]、地方感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的研判^[20-25]以及关于地方感的效用分析^[26-29]等都是前人重点关注的研究方向。但是，目前国内的地方感研究的对象主要聚焦在居民、游客、城乡移民等上，对跨国移民这一群体的地方感研究却尚未触及。研究结合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为主的质性研究方法和以问卷调查为主的定量研究方法，探讨了在穗非洲移民的对广州的地方感特征及影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地方感的研究范畴，其研究结果可以为在华不同跨国移民的居住分布、生活空间、社会经济活动、生活情绪等现实境遇提供替代性的解释，也可以在全球流动加速背景下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后续研究可以在全球化背景下，结合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国家间关系的变动、移民管控政策的变化等，继续对跨国移民地方感的生成机制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此外，从方法论上来说，研究采用了混合研究方法，对已有的要么以定量研究方法为主的要么以质性研究方法为主的地方感研究来说可以起到有效的补充和完善作用。在定性研究中，穿插定量研究则有利于揭示更多隐匿的内容；笔者通过切身关注研究对象的主观活动与感受，挖掘现象背后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定量研究的不足。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没有体现群体内部的多元性。本研究将在穗非洲移民作为一个整体，对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关注不足。实际上，不同的非洲移民个体受社会经济背景、文化水平、在广州遭遇等的影响，对广州的地方感会有不同特征，若只关注整体性则会忽略群体内部的差异性。

第三，没有体现个体的历时性。本文侧重于即时性，及研究在某一个具体时间点，非洲移民对广州的地方感特征，忽视了非洲移民在广州的时间跨度。同一个体在广州生活一个月、半年、一年及以上其对广州的地方感会有怎样的变化，抑或是新冠疫情前后，同一个人的地方感特征是怎样变化的，这些问题都值得跟踪调查研究。

第二，没有开展对比研究。在穗外国移民群体除了非洲移民外，人数比较多的还包括韩国移民、日本移民等。他们对广州的地方感有怎样的特征，与非洲移民有何不同，以及形成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假如能对之开展研究，并与非洲移民形成对比，会更加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