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期，随着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开始进入后工业时代，传统的工业遗迹、贫民窟、空心村和城中村等现象日益凸现成为城市和乡村更新及再生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地区因其破败的、与繁华都市环境格格不入的环境反而吸引了大批艺术家到此展开创作。街道、建筑和公共空间经艺术改造后成为新的地标。这种带有强烈社会属性的介入性艺术（engaged art）逐渐替代激进的抗议、游行等政治运动，成为彼时连接人际交往、修复断裂的社会纽带，以及激发对话、增进认同的社会与艺术综合体^[1]。此后，受“城市美化运动”与“（公共）艺术百分比计划”（percent for art program）的影响，以建筑、街巷、墙壁、灯光的艺术化为代表的艺术手段正式走上历史舞台，成为城市景观营造的重要方式，在国际范围推广开来^{[2, 3]}。与此同时，在规划师的影响下，艺术手段的使用也逐渐由建筑等微观视角拓展到城市绿地与城市格局等中、宏观尺度层面上来，城市在功能及审美上的相互作用被重新厘清与强化^[4]。相较于艺术手段在城市景观生产中的广泛应用，艺术介入乡村景观的生产则要滞后得多。具体来说，公共艺术由早期“建筑里的艺术”“公共场所内的艺术”和“城市设计中的艺术”三个发展阶段逐渐过渡到当下“新体裁的公共艺术”，其中就包括了乡村公共艺术的兴起，这实现了公共艺术在对象上的“乡村转向”^[5]，如今甚至有形成艺术乡建之势。此外，艺术研究领域的人类学转向也影响了新时期的乡村研究，他们更注重乡村多元主体的互动，从而更加深入探讨艺术家对乡村发展所产生的复杂影响^[6]。

从实践来看，我国艺术家承接了近现代“乡村建设运动”思潮以及古代儒、道共融的文人隐逸文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便开始以不同的形式介入城市、乡村发展建设，至今已有不少社会实践探索。在乡村景观的保护与重建领域，艺术家作为一类特殊的建设主体参与其中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①，其以艺术实践为媒介，修复乡村景观、重构乡村空间功能与形式、激活传统文化，走出了一条有别于其他发展模式的乡村振兴之路。然而随艺术家介入对乡村经济带动和文化影响的逐步加深，艺术家与当地政治、经济、权力之间的博弈、融合现象开始频发，大部分现有的乡村规划政策却缺乏与艺术家介入所对应的相关内容。如何完善艺术乡建模式，推动以艺术家介入为特色的乡村建设多主体积极互动，是探索艺术作为乡村振兴路径模式的可能性、可行性，以及确保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

在国内规划设计研究领域，有关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研究可以说才刚刚起步^[7-11]。目前，学界主要通过描述艺术家介入乡村发展的不同艺术实践路径和模式，对其参与乡建的过程和效果进行反思^{[8, 12]}。一方面，将研究重点放在以“人”（艺术家）为主的艺术实践的过程和结果上，缺乏对以艺术家群体为代表的“人”与以乡村为代表的“地”二者之间紧密的人地互动关系的关注；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大多将拥有丰富内涵的乡村景观一词囿于外部物质形态的探讨，鲜有将其拓展至社会文化及其复杂权力关系的语言情景中。在艺术介入乡村建设过程中，乡村景观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都有哪些参与者产生作用？其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逻辑和机制？艺术家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和定位等，都成为当前完善艺术乡建模式、创新乡村景观转型、稳固乡村振兴成果迫切回答的问题。

“生产”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辞典》中，生产被定义为“人们以一定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利用生产工具创造物质资料的过程”^[13]，其产物等同于劳动创造的“产品”；而当马克思将此概念运用至资本主义批判时，生产的概念开始与阶级矛盾、社会制度等内容相渗透，劳动生产的产品也被转换为用于交换的、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商品”。虽然“生产”被频繁用于经济学，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之处在于其能将经济学问题提升至哲学普遍性的层面^[14]。21世纪以来，学者们开始返回到《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原文中讨论“allseitige produktion”或“universell produktion”，即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哲学内涵，同时对将生产形式等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这种简单和机械的认识展开批判^[15]。全面生产理论认为生产不仅是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剩余价值等概念的结合对资本主义展开批评的理论工具，还是超越主客体，包含人、宗教、家庭、法律与道德、科学与艺术等丰富内涵的产物^{[16, 17]}。换言之，在全面生产理论语境中，生产脱胎于政治经济学，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指代物质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精神的生产以及身体与家庭的生产，意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总之，在哲学语境下，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多维度的，而其丰富的内涵又赋予了生产“物质”“社会”和“精神”三个不同维度。其中，物质生产是指食物、住房、劳动工具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历史活动最直接的表现；社会生产为社会关系的生产，从父母子女产出的家庭关系与跨地域、非血源性的社会关系，再到不同类别的交往方式、规章制度等均为社会生产的结果^[17]；而精神生产是指思想、观念及其表征的生产，其主要表现为纯粹的抽象以及如书籍、绘画、影音等物质载体^{[14, 15]}。生产的这三个维度耦合互动、彼此制约，共同构成了全面生产的哲学体系。

本文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景观生产和再生产。景观生产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及继承和发展其思想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将全面生产理论通过限制对象的方式放在某一类具体的社会建构现象的讨论上而衍生出来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末，情境主义国际创始人德波（Debord）率先提出了景观生产的概念，指出景观并非是一个图像集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景观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生产对象之一^[18]。而景观再生产的概念则发源于景观生产概念，相较于后者而言，景观再生产更为强调外部力量的偶然性介入以及生产的反复程度。事实上，乡村景观生产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在多元主体互动协商下的持续的、不稳定的过程，任何外部力量的介入皆有可能改变其发展轨迹。鉴于此，本文援以“景观再生产”概念来描述艺术介入双廊后的乡村景观再生过程。几乎在景观生产概念提出的同时，西方新文化地理学也发生了“文化转向”的趋势，新文化地理学者因此也开始从社会视角重新审视传统自然地理学意义上的景观概念^[19]，对其进行空间性（或社会性）的思考，指出景观是看待事物的结果（something seen）与看待事物的方式（way of something）的综合体^[20]，这与生产理论的哲学反思不谋而合。

在景观生产和“文化转向”的影响下，景观一词完成了由名词向动词的转变，景观的社会属性不断凸显^[21]。例如，新文化地理学者普遍认为，景观的视觉形式与景观相关的行为和实践等都能从物理价值、社会和道德价值以及审美价值上让人为之振奋^[20]。然而在德波、米切尔等西方学者迫切对景观生产给予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理论关怀时，景观的物质与精神属性却日益模糊，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生产概念的全面性和生成论特征有所出入。因此，本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全面生产”理论的物质、社会与精神的三个维度的生产应在景观再生产研究中得到充分回应。因此，本文基于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景观生产理论和新文化地理学界“文化转向”等哲学社会科学思潮，尝试构建一个涉及景观的物质生产、社会生产与精神生产三维的景观再生产分析框架来揭示外部力量——艺术的介入与乡村景观再生产之间的关系，以期为艺术乡建提供思维导向与实践策略，推动乡村景观可持续健康发展。

无论是马克思的全面生产理论，还是景观生产理论，亦或是新文化地理学对“文化转向”的关注，景观这一核心概念涉及物质、社会、精神三个维度的事实都是不应被忽视的。事实上，再度审视人类历史活动中的景观研究，可发现尽管较少文献会同时关注景观再生产的三个维度，但学界对各个维度下的景观再生产皆有足够丰富的讨论。

从早期的小范围空间景观造景到如今大尺度的城市景观规划，其本质皆是对作为视觉物体的景观物质形态本体进行改造和重塑。虽然研究内容随学科发展从单一的视觉研究演变为视觉、功能与生态交叉融合的研究，但景观物质形态设计始终是景观研究领域的最核心内容之一。景观形态的再生产也由各类具体的景观元素的变化表现出来，在乡村景观中多体现在村落格局、院落建筑、花草植物等的重构变化。另一方面，当景观的社会属性被揭示后，景观研究逐渐扩展到身份、社会公正、表征等领域，景观被定位为连接现实自然世界与人类精神理想世界的纽带。所以，景观的社会生产本质上可称之为“媒介生产”，主要是由抽象的经济、文化与政治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全面生产理论也强调景观的精神属性，即景观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因而可以明确的是，景观的精神生产本质上对应着主体对景观的审美理想。举例来说，无论是中国传统园林之“意境”说，还是古罗马时期的“场所精神（genius loci）”，亦或所谓的“恋地情节（topophilia）”和“文脉主义（contextualism）”等思潮，其背后展现的实际上都是大众对景观的审美理想。

因此，整体来说，景观再生产主要还是从景观的形态生产、社会生产和精神生产等三个维度来展开的。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景观形态可内化为景观理想，景观理想又可外化为景观形态，而景观社会则指代前两者相互作用时表现出的不同路径。三者耦合互动共同构成了景观再生产的理论分析框架（图 1）。依此框架，本文将从景观形态、景观社会与景观理想等三个维度入手，以大理双廊为例，分析艺术介入背景下的乡村景观再生产的内在逻辑。

图 1(Fig. 1)

图 1 景观再生产的理论框架 Fig.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Landscape Reproduction Theory

本文的案例地为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双廊村，其为云南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大理市双廊镇下辖的一个行政村（图 2），是双廊镇镇政府所在地，辖双廊村、康海村、玉几岛等3个自然村，人口多为白族。双廊历史文化悠久，民族风情浓郁，自然风光优美，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素有“大理风光在苍洱，苍洱风光在双廊”之盛誉。

图 2(Fig. 2)

图 2 双廊区位图 Fig.2 Location of Shuanglang Village

自20世纪90年代起，双廊便因其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吸引了许多艺术家采风。2005年前后，赵青与杨丽萍先后在双廊搭建了青庐和太阳宫，给双廊带来了巨大的名人效应，使得名不见经传、原始古朴的双廊一时声名鹊起，更是带动沈见华、张杨等众多艺术家在此生活定居^②。伴随着艺术家的入驻（图 3）以及艺术实践活动的开展（表 1），一方面他/她们逐渐介入乡村建设，改变了村落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也影响着双廊的发展规划。2019年，双廊镇被命名为“云南省特色小镇”；同年，双廊艺术小镇文化旅游区成功创建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图 3(Fig. 3)

图 3 艺术家介入乡村景观建设的可视化表达 Fig.3 Visualization of Artists' Intervene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Landscape in Shuanglang

表 1(Tab. 1

表 1 艺术家介入乡村景观建设统计表 Tab.1 Statistical Table of Artists' Intervention in Rural Landscape Construction

表 1 艺术家介入乡村景观建设统计表 Tab.1 Statistical Table of Artists' Intervention in Rural Landscape Construction

如今，艺术家与本地居民携手共创不断重构着作为乡村社会物质表征的聚落空间、街巷格局、建筑等各类型景观，还形成了复杂的景观生产机制，推动着乡村景观不断地再生与更新。整体来看，双廊是一个典型的艺术介入乡村发展轨迹的个案，鉴于此，本文选择以双廊作为案例地讨论艺术介入乡村建设模式的深层景观再生产逻辑。

研究主要采用了田野调查的方法，主要包括访谈法和档案研究法。田野调查共计5次，分别为：①2016年11月17日至30日；②2017年4月22日至5月4日；③2018年1月13日至20日；④2019年9月15日至25日；⑤2020年的9月28日至10月8日。期间，笔者共计访谈95人，其中包括：各类型艺术家20人、政府人员和村干部12人、客栈经营人员25人、游客25人、村民13人，访谈时间20—100分钟不等。档案研究主要包括收集乡镇规划文件、统计年鉴等政策性资料以及各时期的景观资料，如书籍、照片、卫星影像等。调研内容主要包括：其一，明确双廊艺术家数量，厘清其介入乡村景观建设的时间、过程与影响；其二，通过档案分析，调查艺术家干预或参与乡村景观再生产时空特征；其三，探寻艺术介入给双廊的物质环境、经济产业、村落形象和日常生活等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最后，就双廊生活的多元主体对处于生产与再生产的乡村景观的感知与态度进行调查等。

艺术介入乡建的核心主体是艺术家，艺术家将艺术表现形式与乡村社会功能特性相结合，推动着双廊乡村景观的艺术化重构。这种重构首先表现在景观形态层面。经过多番田野调查，研究发现艺术对双廊乡村景观形态的重构主要表现在：村落格局、院落屋宇、宅院装折等三个层面（表 2）。

表 2(Tab. 2

表 2 艺术介入背景下双廊乡村景观的再生产 Tab.2 Shuanglang's Art-led Rural Landscape Reconstruction

表 2 艺术介入背景下双廊乡村景观的再生产 Tab.2 Shuanglang's Art-led Rural Landscape Reconstruction

双廊多年来依托苍山、洱海生境，形成了山环水绕、阡陌纵横、屋舍俨然的“桃源”式理想生态格局^[22]。历史中的双廊村落格局延续了先民喜居陂陀的特点，彼时洱海水位较高，建筑群大多远离洱海，新建民居逐渐向南北扩展，形成了带状的村落格局（图 4）^③。随着历史气候变化和水位下降，沿洱海出现新的陆地，新建民居转而向下延伸，村落整体东西向也逐步拓宽，由此奠定了双廊传统村落格局的基本骨架。21世纪初，双廊村、康海村与天生营三个村落各自独立且有明晰的村落界缘线，各村落建筑密度较小，所衍生出的街巷肌理蜿蜒曲折：一条主街自南向北穿村而过，步行街道呈鱼骨状由主街向东西侧延伸，并在接口处形成了众多可满足交往、活动、朝拜等功能的空间节点（图 4）。

图 4(Fig. 4)

图 4 双廊古文化遗址示意图（左）与2000年的双廊街巷格局图（右）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Ancient Site of Shuanglang (Left) and the Layout of Shuanglang in 2000 (Right)

千禧年前后，艺术家赵青、杨丽萍定居双廊，赵青所设计的太阳宫与月亮宫的建成使得双廊蜚声国际，间接刺激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其巧借山水环境、强调曲径通幽、注重空间多元变化的诗意化空间营造美学使得村民争相模仿。同时，艺术家对周边居住环境的关注，如公共空间的兴建、历史建筑的修复、古树的保护等也推动了村落公共空间的复兴。艺术家聚集产生的名人效应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与投资商，后者模仿艺术家的营建方式在洱海边修建了大量建筑。由于疏于管控，双廊填湖建房事件频发，流畅的湖岸边界开始变得拥挤不堪。同时，村落内部建筑为了满足游客的看海需求相继增加建筑高度，整个村落的景观视觉效果及天际线景观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艺术家介入对双廊村落空间影响的正负效应均得到了展示，村落的发展与人口膨胀，使得村落农业、绿地与裸地逐渐向建设用地转移。2010年0.69 km²的建设用地在十年后已达到1.35 km²，农业土地面积则减少了0.15 km²。三个自然村落也开始融为一体，街巷空间日益狭窄（图 5）。

图 5(Fig. 5)

图 5 2010—2020年双廊村土地利用分类图（左）与2020年的双廊村街巷格局图（右） Fig.5 The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of Shuanglang, 2010—2020 (Left) and Street Pattern Shuanglang in 2020 (Right)

随着艺术家入驻，他/她们对住宅空间的审美与创作灵感激等诉求日益增高。兼具景观艺术特质与修养归隐功能的园林院落屋宇便成为艺术家寄情山水的重点营建对象。传统双廊白族民居院落多为合院组合形式，讲究主次分明左右对称，中轴线上建筑前低后高，左右两翼建筑呈环抱状布局，有助于在密集紧凑的居住状态下解决日照、通风、保暖等问题。在构成要素上，门楼、照壁、庭院、房屋四大要素构成了整洁、明快的三坊一照壁或四合五天井的传统白族民居院落。依照功能区划和邻里交往的双重要求，这些院落形成了一个有序渐进、明暗变化丰富的空间序列，即公共空间（门楼、庭院）→半公共半私密空间（檐廊、堂屋）→私密空间（卧室、其他房间）。

然而，艺术家名人效应带动了旅游的快速发展。双廊传统民居向客栈转变过程中，艺术家的建筑示范效应使得其房间功能发生了较大变化。从太阳宫、月亮宫等知名度高的艺术家私邸来看，其平面布局基本摈弃了传统民居严密的合院式布局形式，多采用半开放院落，即以山体、水岸线自然围合，不砌筑围墙或以低矮建筑围合以获得开阔视野；房屋大多为现代化复式结构，整体呈现出丰富多元、个性新潮的艺术特征。而这种特征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双廊的院落屋宇，尤以新建或传统民居改建而来的客栈最为明显。总体上，其空间轴线关系已弱化，不再强调仪式性；内院面积缩至约五米见方的袖珍尺度，以保证客房的宽阔与观景视野最大化；门楼与照壁的地位被弱化，仅作为出入空间和景观点缀而存在；三坊中的临街一坊或直接拆除以使院落采光通透，或凿壁开门改建为现代化商铺。出挑的观景平台作为全新建筑空间构成要素逐渐上升为宅院中重要的公共空间。在传统白族民居（U型）向现代化艺术化风格院落（L型）演变过程中（图 6），传统空间序列走向消亡，多数院落屋宇承载起旅游生产活动，成为游客凝视与消费的主要旅游空间。

图 6(Fig. 6)

图 6 双廊院落屋宇演变案例 Fig.6 Cases of the Evolution of Shuanglang's House

艺术对双廊乡村景观形态的重构也体现在宅院装折的转变上。装折之要领在于“构合时宜，式征清赏”^[23]。在双廊传统白族民居建筑中，以白墙灰瓦淡墨画、精雕细琢的木格门窗、文韵风雅的文人诗画等方式进行的宅院装折大多是当地崇拜、祈福等文化内涵的重要表达与组成部分。作为典型现代化建筑，艺术家私邸宅院完全抛开了当地传统民居白墙灰瓦淡墨画的装饰风格，而是以当地石材切片作外墙，使建筑色彩与周围山体景观相融合。而在室内景观中，落地玻璃窗、钢制楼梯、水晶灯、壁炉与使用古渔船改制的木椅、木桌、木榻等则是艺术家常用装饰元素。巨大的落地玻璃窗，极大削弱了室内外分割之感，最大限度地巧借了苍洱风光，成为其宅院装折中的典型特色。正如赵青所言，玻璃、钢铁属金，而金生水，刚柔并济，五行调和，方能够保证一方和谐^④。

艺术家的宅院装折为双廊引入现代化、城镇化、西方化景观元素提供了可行性构想，也打破了双廊传统白族民居的装折习惯，壁炉、拱门、落地玻璃门窗等一系列外来建筑元素被艺术化加工后广泛运用至本地建筑中，并成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营销策略的重要媒介。其中，农民画替代文人字画成为双廊近年来极为流行的装饰品，双廊妇女在艺术家的指导下拿起画笔纷纷画出记忆中双廊古渔村的农林渔牧、民族生活，此装饰品极为贴合双廊艺术小镇的风格定位。研究的一位受访者一家都是土生土长的双廊白族村民，其将临水民居改建为滨水客栈，内部装折较传统民居已发生较大转变：一楼正房内部，进门便可看到巨大的由红砖砌成的壁炉，上面摆放民族风情土陶装饰品；房间向水面伸出木质楼台，放置藤编桌椅，四周缀饰花草，满足观景、用餐需求；二楼与三楼皆为海景房，全景落地玻璃窗，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以钢架、玻璃材质组成的阳台，以便最大程度地远眺洱海。这些宅院装折的变化已然成为双廊新的文化符号，就如受访者提到的：以前都是没有的……太阳宫、青庐都有（壁炉），游客也喜欢拍照，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就要求一定有个壁炉，现在大部分客栈都有了。农民画是沈老师带着画的，我们都很喜欢，就挂起来了，（挂画的客栈）越来越多”（村民，男，40多岁）。“当你没在别的乡村看到壁炉，而双廊人人都用它的时候，这就是双廊的东西，是双廊新的文化”（客栈老板，男，30多岁）。

艺术介入对双廊乡村景观再生产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景观形态层面，也体现在景观社会的维度。研究发现，艺术对双廊景观社会生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双廊的生产与消费、社会发展与治理以及文化的传承与新生等三个方面（表 2）。

首先是双廊的生产与消费。生产与消费是贯穿人类社会经济始终的活动，两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24]。这两个要素在景观中以生产性景观与消费性景观的面貌呈现。生产性景观依托人的生产、生活、劳动等活动环境而形成，涵盖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生产内容^{[25, 26]}。于双廊而言，伴随着艺术而来的是日益增加的乡村造景运动，也直接导致其林地流失情况加剧。2006至2016年期间，双廊林业总用地面积共下降10142.25 hm²，仅剩78.22 hm²；依靠林业发展的畜牧业随之萎缩，呈现出明显的生产空间边缘化趋势；在农业生产方面，本就有限的可耕种田地随着2000年市政建设与旅游业发展等大幅度缩减，2017年双廊人均耕地面积降至0.0327 hm^2⑤。因紧邻洱海，渔业劳作一直以来是双廊的主要生产性景观，但随着过度捕捞现象层出与污染严重，其渔业生产开始受到政府严格管控，世代以捕鱼为业的渔民只得另寻他计。如今，双廊生产性景观走向衰落，以捕鱼、造船、养殖、水稻种植等为主的传统生计模式近乎消失，双廊村民纷纷转投旅游服务业，以客栈、餐厅、打卡地（太阳宫、月亮宫……）等为主的消费性景观以势不可挡之势“攻占”双廊。双廊村民记忆中“渔舟唱晚”的家乡已被热闹繁华的“他乡”渐渐抹去，旅游发展背后交织着本地人爱与恨的复杂情感。“以前都是那种土路，坑坑洼洼的，那也比现在的石板路好得多。所以说发展旅游是个复杂的事，挣钱是挣钱，但我们还是喜欢以前的风景，山上放牛、下海抓鱼，好玩得嘛！但是他们（艺术家）一来都变了”（村民，男，40多岁）。

20世纪末，双廊社会景观随南诏风情岛的建成运营就已开始改变。而后，以杨丽萍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家的定居、“太阳宫”“月亮宫”“青庐”等现代化建筑的问世，双廊的“图景”被具有较强审美认知能力的艺术家群体所发掘。期间，旅游业又得到政府的密切关注与重视，双廊因此开启了一段新的图景拓殖过程。“消费”目标取代“生产”目标，而消费景观的营造也渗透至乡村的方方面面。这一图景的转变离不开艺术家的审美启蒙作用，其将优美自然山光景色纳入绝佳视域范围的建筑营建模式被双廊生活群体争相模仿，以洱海、苍山为代表的自然景观凝视成为游客群体的重要诉求。受这种社会趋势的影响，自然资源也被纳入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内，在圈地建海景房、山景房、收费拍照等系列消费图景生产模式下，双廊自然景观逐渐商品化。此时，以白族淳朴风情、传统节庆等为主的文化景观作为人与自然劳动的产物，应允旅游市场开拓与消费逻辑召唤，开始成为扩大双廊差异的隐性消费景观筹码。例如，本主节作为当地农耕文化与村舍文化的结晶，成为双廊区分与“他者”的独特文化符号^[27]；而开海节通过对远古渔猎图景时令式再现的方式也激发着“他者”强烈的想象与景观体验欲望。

其次是双廊的社会发展与治理。景观所具有的物质空间载体属性使其具有被管治主体不断建构的特征^[28]。相比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景观治理更强调多元主体、多元机构在多元尺度上针对特定景观演变产生问题所作出的集体决策^[29]。双廊在长期自然社会双重因素推动下走向了旅游发展的道路，当地乡村景观的演变呈现出明显的自发性特征，突出表现在村落空间边界向洱海岸线与东南侧山林区域蔓延；视觉景观趋于同质化且破坏严重，开阔的湖岸风光不再；旅游服务设施肆意建设，粗放型发展致使洱海污染愈演愈烈。

在上述背景下，艺术家担心双廊的无序开发以及生态环境污染会摧毁双廊传统的民俗文化，于是在2012年自发组织了“双廊公益论坛”，就双廊未来的保护发展之路展开了讨论交流。此次论坛得到了社会、政府的积极回应，社会各精英群体纷纷来到双廊进言献策。双廊开始建立严格的“村规民约”，政府也明确表示会加强管理与推动社会自治以实现双廊可持续发展。期间，以国家级白族建筑彩绘技艺传承人李云义、造船技艺传承人赵思恩为代表的艺术家在对非遗项目的传承中也带动着区域景观的建设，乡村公共景观质量日渐升级。此外，艺术家介入也深深影响了政府对双廊未来的规划，并在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基础上确立了倾力打造双廊艺术小镇的发展定位。在艺术家的介入下，地方政府对当地“三生”景观的治理也逐步实现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

最后是双廊文化的传承与新生。在景观的社会生产中，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其传承与新生在动态、不间断的发展过程中表达着特定乡村地域的独特精神文明。概言之，大理白族是一个与强势文化接触后仍能保持本身文化特色的民族^[30]。史前时期形成的渔猎文化虽在洱海蓝藻爆发后短暂消失，但随即又以景观小品等形式被重新表征；唐宋南诏大理国时期兴盛的“苍洱文化”影响至今，以双廊红山景帝祠为重要载体的节庆活动生生不息；而以正觉寺、飞燕寺、赵氏祠堂、玉几庵为空间载体的本主信仰仍被双廊村民虔诚信奉^[31]。双廊社会文化图景均在不断进行着同源、同意、但不同形的传承演变。艺术家对当地以本主信仰为特色的民族节庆景观有着较高关注度与参与度，每逢正月本主节、开海节等节庆，杨丽萍、八旬等艺术家都会积极参与接送本主、祭祀祈福等民俗活动，同时还会邀请其它艺术家朋友来此做客，体验当地文化风情、交流创造思维，以艺术交流创作的形式推动着地方民俗文化的重拾与演绎。

得益于媒体、旅游业、艺术家等对双廊依海而居的生活方式的“编码”，其从被外界认知开始就以具有“美学性”和“诗意性”的形象深入人心。艺术家积极推动当地传统文化的宣扬及传承，使本土居民地方文化的自我认同得以强化、延续，并以其诗意栖居的艺术化生活图景塑造了游客“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意建构，旅居成为能为现代人群带来极佳生活体验的消费主义思潮，并派生出融民俗与旅居为一体的生活美学风尚^[32]。

艺术介入对于乡村景观再生产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形态和社会维度，也表现在景观理想层面。景观理想源于心中的意念，是内心情感的表达。当艺术融入乡村，其影响是直接针对人的精神意识、思想情感和审美心理，并最终影响人的社会生活^[33]。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景观再生产（尤其是景观理想的生产）是一个涉及艺术家、村民、政府和游客等诸多群体的多主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厘清艺术介入下的景观理想生产应围绕艺术家、本土居民、政府和游客等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乡村景观审美愿景的表达来展开分析（表 2）。

首先是艺术家的景观理想。艺术家的景观理想主要体现在其美学价值，尤其是关于双廊创作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建设语境等。具体来说，其在双廊于建筑、园林、环境三个维度构筑起诗意栖居的理想桃源，为当地带来新的艺术文化。在建筑维度，艺术家虽未延续传统白族严密的合院式布局，但无论其新型建筑结构如何变更，“天井合院”的围合式布局始终是一脉相承；而在材料、装饰、技艺等方面的艺术化着实为双廊注入新的居住美学。在园林维度，艺术家造园讲究一波三折的地势安排、跌宕起伏的观赏心境，注重浓郁的野趣，以境造桃源为上，追求“至情至性至品”的园林教化作用。在环境维度，艺术家重视自然物的自然状态，尊重当地良好生态环境。面对风景，艺术家群体的乡村景观美学理想致力于使观景者在乡村景观中能寻回“家园感”的亲切与纯真。就像访谈中两位艺术家所讨论的：“本园布局是慢慢拉平的，园路低下去，房子就显得高……在山洞里可以打坐，还可以观海，整个园林，移步换景……自然的园子，是最有气象的。讲园林的根子，我觉得讲的就是来自于乡村，又回到乡村”（沈见华评本园）。“造园看似简单，要么种几棵树，栽些花花草草，最粗糙的也是个花园；但是造园又是品质最高、最极致的东西，至情至性至品才是中国园林最高的境界”（叶永青）。

其次是关于双廊村民的景观理想的表征。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传统乡村景观不断被消解，双廊村民的景观理想在城镇化浪潮冲击中几近幻灭，“留住乡愁”成为当今乡村建设的重要一环。双廊艺术家审时度势，借由自身专擅的艺术方法，引导村民以“图式景观”对乡村“原乡”景观理想进行表达。2012年，艺术家沈见华、赵定龙召集闲赋在家的五十至八十多岁的农村白族妇女创办双廊农民画社，妇女们将刺绣、蜡染等白族传统技艺转化为绘画技巧，以记忆中的生产劳作、山水风光、老宅古楼等为创作题材，积极抒发内心深处的择居理想。在此过程中，艺术发挥出将人们从工具“铁笼”中拯救出来的社会功能^[34]，艺术家通过绘画技巧的传达引导白族农民重塑心中理想的桑梓之地，农民画也成为了本地居民对双廊景观理想的艺术化表征^[35]。

最后是政府和游客对双廊的景观理想。除了艺术家与本地村民之外，政府对乡村规划的引导与外来游客的审美取向也不断推动着双廊乡村景观的再生产。研究梳理了双廊村的近六版发展规划（表 3），其中可以看到艺术家主导的艺术乡建是受到游客认可的，乡村发展定位出现明显的“艺术转向”。最新版的《大理双廊小镇发展总体规划（2017—2019）》通过对双廊“艺术小镇”“艺术家园”和“艺术旅游”等的发展定位，明确肯定了艺术家对双廊景观再生产的重要影响。政府作为保有严谨态度的决策者与把控者，在双廊景观再生产中最终投入了艺术发展的“想象”。据统计，游客在双廊景观体验过程中，不仅对传统性景观持有较好的感知评价，对艺术类景观也表现出较满意的情感状态。其中，艺术化的庭院、民居建筑是游客主要的旅游凝视对象。艺术家实践在提升当地环境氛围美学性的同时，也满足了游客全方位、多方面的审美体验，而这种体验又反过来推动着乡村景观的再生产。

表 3(Tab. 3

表 3 双廊相关规划文件 Tab.3 Shuanglang's Planning Documents in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表 3 双廊相关规划文件 Tab.3 Shuanglang's Planning Documents in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研究基于全面生产理论，以景观生产概念和新文化地理学中的“文化转向”构筑起以景观为对象的乡村景观再生产分析框架，以此探索艺术介入背景下双廊乡村景观再生产的过程。研究发现，在艺术家介入乡村发展语境下，双廊乡村景观的再生产主要表现在景观形态、景观社会、景观理想三个维度；在此背景下，双廊景观再生产过程其实是乡村物质、乡村社会、乡村愿景趋于艺术化、现代化与旅游化发展的过程。艺术家以催化、牵引、调节的柔性作用方式介入到村落格局、院落屋宇、宅院装折的景观再生产，推动着景观形态的重构；其介入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层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反馈，全面作用于景观的社会结构；其实践牵涉了政府、居民、游客以及艺术家自身的愿景表达，促成了景观理想的主体间性（图 7）。概言之，艺术介入使当地出现了院落空间布局优化、建筑材质革新与装饰元素多元融合、公共景观转型升级、乡村文化认同逐渐建立、本土与外来文化有机交织等正向生产结果，同时也导致了景观格局破碎化程度提高、建筑风貌混杂、地方有效治理缺失、地域文化特色减淡等负面问题。另外，面对当下所有乡村发展都会面临的并发性问题——乡村建设对居民非离土式乡愁情感的引发，艺术家则通过创办农民画社，利用艺术教化方式使本土居民内心深处原乡乡愁得以寄托，并提出了建构“原乡景观”的发展理念。

图 7(Fig. 7)

图 7 艺术介入双廊乡村景观再生产 Fig.7 Art Intervention in the Reproduction of Shuanglang's Rural Landscape

正如黑格尔讨论美学时指出，艺术具有某种令人解放的力量^[36]。借助于艺术效应以及艺术家的乡村创作活动，双廊突破了区位的桎梏与旅游发展的趋同倾向，走上了不同于大部分村落的艺术乡建旅游之路。艺术家成为双廊乡村发展的“贵人”。然则，在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中孕育出的乡村文明，文化才是其灵魂。乡村景观的再生产要如何在社会化进程中保持居民的文化自信与乡村建设相关主体的地方认同，以文化传承创新彰显地域特色，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这需要艺术乡建开发创造性思维以不断探索出新的实现路径。

本文通过对艺术介入乡村发展现象的关注，探讨乡村景观于形态、社会、理想三个维度的再生产问题，从理论上看，在乡村研究进入“后乡村”研究的背景下^[37]，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应重视乡村空间整体性特征，即同时关注乡村物质空间^{[38, 39]}、社会建构等^[40]”的研究观点，将乡村景观概念由外部物质形态探讨拓展至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及复杂权力关系的分析框架中，对于提高景观生产理论在乡村发展建设研究中的解释力、促进艺术研究的人类学转向^[6]，拓展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角色面向意义重大。从实践上看，本文对艺术乡建的深度探讨是对习近平总书记针对艺术赋能乡村讲话精神的贯彻、回应，其指出，艺术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把更多艺术元素应用到城乡规划建设中，增强城乡审美韵味、文化品位，把艺术成果更好服务于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需求。中国当代的乡村振兴及美丽乡村建设应当充分发挥艺术的作用，从人居环境质量到艺术文化积淀同步实现城乡一体发展，使“田园牧歌”与“灵魂归宿”重新回归为中国乡村景观的代名词。双廊是典型的艺术介入实现乡村振兴的案例地，对其发展过程的解读以及背后人地关系的探讨将对其他以艺术乡建为发展策略的乡村建设有一定借鉴意义。进入新时代，艺术介入乡村景观再生产还在探索阶段，仍缺乏成熟的实践指导体系^{[8, 12]}，艺术能否成为成为解决乡村问题的“灵丹妙药”，或者说，其能否产生正向、持久、广泛的社会效应，仍需学者以更多案例探讨回应。

注释：

① 如艺术家渠岩在2011年乡村国际艺术节提出的“新乡村修复计划”、欧宁和左靖发起的乡村文化复兴运动“碧山计划”，以及由艺术家焦兴涛发起的乡村新公告艺术运动“羊磴艺术合作社”等艺术乡建行动。

② 目前居住于或密切关注双廊的艺术家为两类。一类是以本地艺术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艺术派，包括彩绘彩塑（李云义、李杨光）、造船技艺（赵思恩）、书法绘画（赵克恭、杨震）、石雕（王飞龙、杨希文）等；另一类是以时尚开创理念为主流的现代艺术派，包括舞蹈（杨丽萍）、导演（张杨）、画家（叶永青、沈见华、赵定龙）、建筑（赵青、八旬）等。

③ 由双廊镇前文化站站长绘制，其曾对双廊历史沿革进行过深入调查与研究。

④ 赵青在谈论家与人性传承时对宅院装折的见解。

⑤ 以上数据由双廊景区管委会提供、计算后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