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重塑了世界经济新格局。在拓展海外发展空间、扩大对外投资合作的过程中，境外经贸合作区为中国企业的“抱团出海”提供了重要平台。2005年底，商务部正式提出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对外投资合作举措，鼓励企业到海外建设经济贸易合作区。2015年，境外经贸合作区提升为“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承接点的战略高度。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支点以及我国企业集群式出海的重要空间载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截至2021年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507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66亿美元，为当地创造39.2万个就业岗位^[1]。尽管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取得了瞩目成绩，但不同国家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习俗、法律法规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不少合作区在东道国产生了制度和文化的冲突，出现“水土不服”的窘境。因此，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本地适应性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

适应性是可持续科学领域研究的新视角，可为地理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支撑^[2]。目前已有学者对重要海外投资项目（包括海外园区）在东道国的适应性进行了研究。经济适应性方面，学者们的研究集中于技术、管理和产业链的属地化^[3]，当地经济发展与结构的转型^[4]、就业的解决^[5]等。制度适应性方面，学者们主要从伙伴关系^{[6, 7]}、政策移动性^{[7, 8]}、制度设计^[9]、制度差异^{[3, 10]}等视角阐述在政策移动过程中，不同伙伴间的组合及相互博弈对园区融入东道国的助推作用。文化适应性方面，学者们关注了“一带一路”海外投资项目的文化敏感性^[10]。在铁路项目中，学者主要探讨技术转移下的文化适应性，如王姣娥等^[3]分析了技术海外转移中铁路文化、社会文化及生态文化方面的约束，王成金等^[11]研究了亚吉铁路在技术“跨越式”转移下的制度—经济—文化适应性。在境外园区项目中，思想文化的沟通融合不足是当前海外园区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坚持属地化策略，发挥本土管理者“粘合剂”的作用，可以促进民心相通，推动合作区企业和东道国民众的互利共赢^[12]。此外，通过“园中园”发展模式，建立园区与多主体间的沟通协调机制，能有效根植于东道国的制度与文化环境^[13]。纵观已有文献，关于海外投资项目的本地适应性研究侧重于经济和制度方面；对于文化适应性研究，主要关注铁路等重大海外项目，而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案例研究较少；从内容来看，学者们涉及了文化风险，亦或将文化与制度、文化与技术等结合讨论，缺乏对文化适应性的全面系统研究。

无论对中国还是沿线国家而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文化大于资本、制度重于技术的非经济问题，文化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经济和制度更为重要^[14]。在失败的跨国企业中，仅有30%是由政策、资金和技术等原因所致，其余70%则由文化差异造成^[15]。因此，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东道国建设中的文化适应研究显得格外重要。“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如何克服文化差异以更好地融入东道国”成为本文研究的科学问题。文章以适应性理论为基础，从文化的类型出发，首先构建境外经贸合作区文化适应性的理论框架，然后以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例，从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方面，对合作区融入东道国过程中的文化适应性进行剖析。

2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2.1 文化适应性的内涵

适应性概念起源于生态学，用于解释生物种群的进化与自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适应是个体或系统通过改善行为特征来适应环境变化，并通过遗传保留相应的适应性特征，实现生存与延续^[16]。与自然系统类似，人类社会中的主体也能通过吸取经验教训和技术进步以适应变化的新环境（图 1）。20世纪50年代，Steward将适应性引入人类系统，并用“文化适应”解释一个区域社会如何调整自身行为来应对环境变化。随后，适应性研究应用于人文科学^[17]、社会学^[18]、政治生态学^[19]以及地理学与可持续科学^[20]等领域。在地理学中，适应性指人地相互作用过程中系统处理、适应胁迫的能力，注重分析驱动因素、影响机制和过程，其核心是趋利避害^[21]。适应的主体可以是人（自然、社会文化、经济部门的相关者），也可以是物（自然或生态系统）；适应的对象可以是实体，也可以是系统中的相关问题。聚焦到经济地理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出现制度、文化、关系转向的热潮后，学者更关注外来企业地方嵌入和适应过程中的关系构建、制度约束和文化影响等问题^[22]。21世纪以来，适应性研究涉及的领域更加细化，成为应对社会环境系统、人地耦合系统中发展问题的重要工具，也为海外园区文化适应性的分析提供了较为成熟的理论基础。

文化是社会成员所共同持有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当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发生直接、持续的文化接触时，其中一方或双方原有的文化模式会发生变化。文化适应性（cultural adaptability）指当人或组织到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时，适应新的文化环境，融入当地，实现本地化的过程^[23]。文化适应性是动态的，强调适应主体在文化领域与当地的互动耦合。在此过程中，文化适应的主体聚焦到个体、社群、政府、社会和经济部门等人或组织，他们通过主动或被动、自发或计划等方式去适应新环境，适应结果可能是文化不适引发的冲突和对抗，也可能是文化的接受、认同和融合（图 2）。

2.2 合作区的文化适应性

刘卫东等在“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中指出，海外投资项目的地域嵌入程度越高、“破坏性”越大，就越要重视制度和文化差异，而境外经贸合作区是“地域嵌入程度居中”和“‘破坏性’有时较大”的项目，因此制度与文化对其高质量持续发展有重要影响^[10]。“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语言、宗教和习俗上存在较大差异，易引发冲突，抑制合作的动力和意愿。如福田在印度投资的工业园区曾因宗教信仰问题引发民间反对情绪，遭遇阻挠。合作区不管在组织模式还是人员管理方面，均需要积极适应东道国新的文化环境，以保证投资经营的顺利开展。合作区的文化适应需要与当地的文化交流、文化融合和公益文化相结合，扩大其在当地的影响力。合作区文化适应的客体为东道国社会文化环境，因此投资方需要承认、理解和接纳文化差异。文化冲突是不同文化接触后的必然反应，面对不可避免的文化摩擦，合作区投资主体自发或有计划地进行文化的学习、调整和再造过程，以期通过文化整合，在保留母国文化身份的同时，又能积极融入东道国主体文化；在实践母国文化习俗的同时，又与当地社会保持密切的接触，在互动耦合中得到认可，达到文化融合的理想效果，为合作区根植于东道国提供文化上的支撑与保障。

2.3 合作区文化适应性的实现路径

根据文化层次理论，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24]。在境外经贸合作区中，物质文化涉及其产品和服务、设施设备、建筑、布局和生产生活环境等；行为文化表现为经营、管理、培训及开展活动时以行为形态展现出来的文化现象；制度文化体现在领导体制、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等方面；精神文化包含园区价值观念、经营哲学、企业精神、道德规范及追求的目标、愿景和使命等。

文化差异造成的冲突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境外合作区的成败。四类文化有各自的属性与特征，不同类别的文化差异产生的文化冲突程度不同。例如，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产品、服务、厂房设施设备等越来越趋于国际化标准，物质文化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呈逐渐减小的态势，由此引发的冲突相对较低；而宗教信仰、价值观等层次较深、根深蒂固的精神文化给合作区带来的困扰和冲击则较为剧烈。因此，合作区的文化适应不能一概而论，需要首先识别文化类型，然后明确各类文化的属性与特征，最后选择恰当的文化适应路径与方式（图 3）。具体来看，合作区的物质文化易受环境影响而改变，并对当地有改造作用。园区的生产生活环境既需考虑中方传统，给予其归属感，也要符合当地审美，打造本土化的外在形象，向国际标准转化的第三方路径也能有效规避物质文化冲突。行为文化是一种动态存在形式，园内成员在经营、学习、交际中的行为形态是不断变化的，由此引发的冲突较为直接且易察觉，可通过学习培训，言传身教引导他人。园区的制度文化是获得双方员工广泛认同并自觉遵守的规范性文化。一方面，它是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较为定向的选择，在进入东道国之前已体系化地稳定存在，适应时要顾及园区投资方对原有制度文化的依赖。另一方面，园区运营所依附的良性、规范的秩序通过制度文化实现，当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风俗、约束性的法律规范与园区制度文化体系相矛盾时，要在原有制度体系上调整、补充和创新。精神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哲学理念等受国家文化影响较大，文化冲突的关键在于不同种族、宗教间形成的对立关系。精神文化刚性特征的存在，加之不同精神文化背景下的人对自身文化的路径依赖性，很难被对方文化同化，此时则需寻找文化共性，基于双方精神文化中的契合点进行调试与创新，形成新文化理念。此外，园区的愿景和使命与国家战略密切相关，创新制定愿景与目标能有效服务双方战略利益与发展诉求。

需要指出的是，合作区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会涉及不同尺度的主体。从国家尺度看，园区文化可以说是国家文化的价值观在园内的再现，尤其在制度和精神文化方面受本国文化熏陶较大。从个体尺度看，园区的文化适应会落实到个体层面，个体的文化适应主要考察文化接触之后其在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态度以及认同等方面的变化，即个体所经历的心理变化以及对新环境的最终适应^[25]，因此在个体层面，重点是行为和精神文化的适应。园区层面与个体层面的文化适应是互动耦合的，园区的文化适应对个体提出要求，个体的文化适应又服务于园区整体，在实践中以各种行为与思想重塑园区文化，推动合作区的文化适应。

2.4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文主要采用文本分析、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根据目的性、可行性和代表性等原则，课题组于2020年12月和2021年11月对园区文化适应涉及的不同主体进行了调查与访谈。2020年12月，访谈了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设运营主体之一的中非泰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获取了园区文化适应方面的资料，包括园区的政策和法律，经营管理，建设运营中的文化差异、冲突和调整情况，以及园区制定的新制度和新企业文化等。为充实并深化文化适应的案例研究，2021年11月，课题组再次进行补充访谈及问卷调查，此次参与的对象既有泰达合作区的管理人员，也有中埃员工。对于区内管理人员，主要以访谈的形式就泰达合作区的技术、规划布局等涉及物质文化的内容，以及取得的成效等进行了交流；对于中埃员工，主要以问卷的形式对合作区在文化适应方面进行评价，并对跨文化培训情况等进行补充调查。此外，为消除访谈中可能存在的偏误，本文参考了泰达合作区官网（https://www.setc-zone.com/），对事实性资料进行必要的补充，为文章写作提供基础材料。

3 境外经贸合作区案例分析 3.1 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概况

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简称泰达合作区）始建于2008年，位于苏伊士亚非欧三大洲的金三角地带，距离首都开罗120多公里，是中国第二批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由天津泰达控股和中非基金共同出资建设。从荒芜的戈壁滩到7.34平方公里的现代化产业城，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泰达合作区已成为中埃两国企业投资合作的良好平台，其经济和社会效益均非常显著。截至2021年6月，泰达合作区共吸引117家企业入驻，实际投资额近12亿美元，累计产值超26亿美元，为埃及创造税收近1.7亿美元，产业带动就业3万余人^[26]。作为“一带一路”中埃合作的标志性项目，泰达合作区不仅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承接平台，而且促进了埃及工业化进程，被誉为“中埃合作桥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泰达合作区高度重视园区人员健康安全，展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面对疫情，泰达合作区借鉴中国防疫经验，确保生产正常进行，实现了合作区常态化疫情防控和高质量发展双战双赢，得到驻埃及使馆的认可。

跨国经营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是如何做好文化适应性工作^[23]。中、埃同属四大文明古国，两国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受国家传统精神和宗教的影响，双方在生产经营中的文化理念也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导致的矛盾曾使泰达合作区举步维艰。经过十几年的磨合，泰达合作区逐渐悟出以求同尊异、创新融合的合作理念以克服文化差异，为其顺利融入当地文化土壤提供了方向和指引（图 4）。

3.2 物质文化的适应性

园区物质文化能直接被观察且易受外界环境影响，需入乡随俗，互为补充，体现国际化。建筑外貌方面，泰达合作区中的LOGO、标语等以中文、阿拉伯语和英语的形式彰显；园区整体延续中方工厂特色，笔直的道路、整齐的厂房以及命名“天津路”的街道，使身处异域的合作区散发着浓厚的中国工业区特色。园区规划方面，泰达合作区引入天津泰达已有的“产城融合”理念，遵循国际化工业园区的标准，形成集加工制造、物流、商贸及综合配套设施服务为一体的产业与生活兼备的国际化产业基地和现代化新城。同时，为满足穆斯林每日祷告需求，合作区建立祷告室和清真寺，以充分尊重埃方风俗，获得埃方人员认同。工作环境方面，泰达合作区注重引进中国特色的生态理念和先进技术。为适应当地沙漠环境，园区建立独具特色的生态系统，植入风道、种植客土、绿色能源路灯等技术的引用使园区建筑和生产系统与区外的沙漠融为一体，再生水回用技术的艺术化造景实现了园区生态的特色化与本土化。中国先进技术的引用，贡献了泰达经验和中国智慧，促进了当地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泰达合作区已然成为中国技术标准走向世界的窗口。如今的泰达合作区，中埃双方文化特色浓厚，技术辐射效应显著，建筑、街道干净整齐，成为荒漠戈壁中的新绿洲和两国文化融合的空间载体。

3.3 行为文化的适应性

园区的行为文化具有较强可塑性，可通过引导、示范和学习培训等增进认同。受不同地理环境影响，中埃员工在性格、行为和表达方式等方面有较大差异。中方员工执行力较强，工作节奏快，埃方员工较为散漫。2009年温家宝总理计划访埃，要求泰达合作区一年内完成1.34平方公里起步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埃方曾质疑该任务实现的可能性。中方人员身体力行，以超强执行力做引导、示范，通过不断交流向埃方人员传达理念，带动埃方员工的执行能力与认同感。起步区项目的如期完成创造出当时埃及工程史的奇迹，获得当地政府与群众的认可。自此泰达合作区的工程建设再无此类争议事件，强大的执行力已成为泰达赖以生存的法宝。学习培训是园区行为文化适应中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泰达合作区与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了联合培训中心，为埃及员工开展汉语和中国文化培训，并组织埃方优秀员工、管理者来华参观学习。目前泰达合作区已成为埃及政府、企业、员工了解和学习中国园区管理模式的重要基地。在培训实践上，合作区管理者先对部分埃方员工进行文化培训，使其清晰理解合作区的文化精髓，再由他们培训其他埃及员工，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减少了培训中的冲突。此外，泰达合作区还注重利用非正式渠道促进文化交融，在每年的开斋节举办文娱活动^[27]，如2017年的开斋节狂欢以“包容”与“团队”为主题，以泰达文化理念传播为契机，将当地风俗与园区文化相结合，促进了双方文化交流，极大地提升了园区人气。

3.4 制度文化的适应性

园区的制度文化是经营过程中形成的较为定向的选择，适应过程中不能完全颠覆，需在原来制度体系上进行调整和创新。合理的规章制度与管理机制能为园区营造和谐的秩序环境。在薪酬体系与晋升机制方面，中方重“情”，强调集体利益；埃方重“理”，注重个人利益和自我价值。泰达合作区以中方原有薪级、职级统一的薪酬体系为基础，将内部考核机制变为竞聘机制，以促进公平竞争并起到激励作用。根据埃及劳动法，泰达合作区除必要的管理与技术人员外，其余员工均需在埃及当地雇佣。为此，合作区实施“传帮带”机制，并建立泰达学堂致力于人才专业化、队伍属地化培养。目前区内员工本地化率超90%，中高层管理人员本地化率达80%以上。然而，员工属地化率的提高也意味着管理难度的增加，泰达合作区内部管理模式仍有待优化^[28]。良好的协调机制是园区与当地沟通的“润滑剂”。顶层设计上，泰达合作区以园区开发公司为纽带，建立了部委、地方政府和企业三级磋商机制，便利了双方的沟通，稳固了合作区在东道国的法律地位，为双边合作和泰达合作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例如泰达合作区的扩展区项目第一期土地办理移交手续时，埃及政府重新修订了83号经济特区法，取消特区内经营实体的税率优惠，土地移交手续被迫冻结，合作区面临众多投资者终止合作意向的困境。中国驻埃使馆经商参处第一时间与埃方协调，提出“老区老办法、新区新办法”的建议。在两国政府磋商下，埃及政府同意扩展区项目依原规定享受优惠政策。同时，苏伊士运河特区管理机构也同意帮泰达合作区与相关政府机构沟通协商，使扩展区内的注册公司均能获得原法律规定的税收优惠，以保障园区的正常招商和运营。

3.5 精神文化的适应性

不同精神文化背景下的人对自身文化有路径依赖性，难以被同化，需寻找文化共性进行融合创新。中方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埃方信仰伊斯兰教。建园初期，中非泰达团队采用道教和佛教的言语思想诠释企业文化，引发埃方员工的不满和抵制。后期磨合中，泰达合作区以“求同尊异”为原则，提炼中方国学与埃方文化共同的“互助”部分，以此为切入点开展文化融合，提出“助人者，人恒助之”的价值观，形成“团队、激情、奉献、坚韧、包容、创新”的企业精神，创新出独具特色的“新泰达文化”，为合作区注入新的灵魂。中、埃文化逐渐在合作区中融合成双方认同的泰达文化，并以此为指引顺利扎根。例如泰达将中方文化的“道义”引入埃方土壤，捐助当地大学、清真寺及孤儿院，并启动“泰达公益基金”，以实际行动践行“助人者，人恒助之”的理念，树立正面的园区形象。泰达的公益之举证明其并非“唯利是图”，而是追求合作共赢。此外，境外合作区的建立与国家战略密切相关，需契合双方的战略诉求。泰达合作区既是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推进的“丝路驿站”，又是埃方“苏伊士运河走廊”开发计划的起航点，承载着两国的战略使命。当前合作区的定位明确，即成为“中埃产能合作示范区”，泰达合作区正肩负着“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促进东道国的发展，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合作进程”的使命不断前行。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基于适应性理论，以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例，从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方面探讨了境外经贸合作区嵌入东道国过程中的文化适应性问题，对合作区克服文化差异、扎根东道国有重要意义。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1）境外经贸合作区是“地域嵌入程度居中”和“‘破坏性’有时较大”的项目，需要关注文化的异质性。在文化适应过程中，首先要承认、理解和接纳文化差异，并主动进行文化接触；其次面对文化接触中的摩擦，要开展文化的深入学习、调整和再造，以达到文化融合的理想效果。正如已有研究所言，制度与文化异质性的存在使得国内的规范理念不能直接复制或移植^{[3, 10]}，要因地制宜，尊重并融入当地文化，践行“合作共赢”的丝路精神，以保障园区的稳定发展^[29]。

（2）不同类型的文化有各自的属性与特征，合作区的文化适应性需要识别文化类型，明确属性与特征，选择恰当的适应方式。物质文化入乡随俗的同时要与时俱进，与国际化同步；行为文化可塑性强，可通过言传身教得到相互认同；制度文化有长期定向性，需在原有制度体系上做调整、补充和创新；精神文化有刚性特征，需寻找共性，基于双方的契合点进行调试与创新。合作区在四类文化方面的有效适应，可凝聚成推动其嵌入东道国“土壤”的文化合力，并转换成其持续发展的后续动力，以实现境外园区的高质量发展。

（3）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遵循求同尊异、创新融合的理念，通过技术引领、行动示范、联合培训、机制调试、企业精神理念重塑等举措，创新出独具特色的“新泰达文化”，为合作区注入了新的灵魂，推动了其适应当地文化土壤的步伐，但也存在属地化管理困难、制度文化有待优化等问题。

4.2 讨论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①充实了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适应性的理论研究。在现有境外合作区的研究中，虽然关注了文化差异对合作区发展的影响，但未成体系。本文构建了境外经贸合作区“四层一体”的文化适应理论框架，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境外合作区的文化适应性，充盈了合作区适应性的理论研究。②丰富了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实践案例。本文以泰达合作区的文化适应性为案例，从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详细分析其适应过程及结果，丰盈了园区的实践成果。

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合作区既要顾及差异又要考虑共性，一方面要适应东道国的文化环境，避免文化冲突；另一方面要博采双方文化之所长，因地制宜建立新文化理念，推动其持续发展。本文虽为境外园区适应性的研究做了文化方面的补充，但需注意，我国境外园区分布的国家和地区，有些文化差异较大（如欧洲、非洲国家），有些较小（如东南亚），境外园区在不同国家文化适应的难度和重点不同。因此，未来应将案例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开展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案例对比研究，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园区进行比较分析，为推动中国境外合作区的高水平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指导。

致谢: 感谢中非泰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及工作人员接受天津师范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团队的深度访谈，协助实施了问卷调查，并提供了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设和管理的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