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食物（local food），或者本土食物，起初被定义成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地理范围内生产和消费的食物，从农场到餐桌的距离介于50到320公里之间^{[1, 2]}。地方性食物的倡导者希望重新编织工业化食物系统中极度商品化的权力和知识关系，促进本地社区的营造，形成“食物域”（foodshed）^[3]。食物域指的是清晰的自然地理边界划定了特定人群生产消费食物的范围，人类活动和当地的农业生态形成融合体^[3]。近年来，学界开始反思地方性食物的地理边界的局限性^[4]。首先，当邻近的地理空间成为地方性食物的唯一考量，消费者身体的积极作用就被压制了^{[5, 6]}。以地方为中心的视角假设了人们体验地方性食物的同质性，并且容易忽视现实生活中的多元解释^[7]。其次，地方性的食物域可能变成自然富饶的孤岛，导向保守的本土主义（defensive localism）^[5]，并没有把人群的多样性考虑进来，缺乏不同族群、阶级和性别的视角^{[7, 8]}。

在摒弃僵化的地理边界的基础上^[4]，如何重新理解地方性食物，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流动性背景使得这一问题更为复杂^{[9, 10]}。西方早期的地方性食物运动甚少考虑到参与者的多元化，流动人口等非“本地人”群体被排除在外^[11]。在“本土食物运动”倡议中，地方性食物是常年根植于社区的本地人的特权和应有之意^{[1, 3, 5]}。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应当如何考虑作为“外来者”的流动群体的在地饮食体验？流动群体不是食物地方性定义的被动接受者^[12-14]，在流动群体与在地饮食系统互动的过程中，地方性食物的理解与意义如何重塑^[15]？当下流动性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特征之一^[9]，本研究在地方性食物的空间尺度中引入了身体与食物的关系地理学视角^{[7, 16, 17]}，把人们的主体性和具身性感受都放置到与地方的互动之中^{[3, 7, 8, 15]}，讨论流动群体的共性（如对食品质量的追求）和特性（原有饮食文化与口味偏好）^{[16, 17]}，如何共同作用于地方性食物的建构过程，进而探索地方性食物的日常意义。

国际上，地方性食物热潮兴起于1990年代，其背景一是农业工业化和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所带来的负面环境后果，二是消费者和食物关系的远距化现象的出现^{[2, 5, 15, 18]}。受生产主义的影响，工业化农业聚焦于通过加大资本和技术投入，克服自然环境的限制，用专业分工来实现产量最大化，进而满足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和喂养不断增加的人口^[15]。这种跨地方、去地化的食物系统，造成了食物生产和消费的断裂，导致了消费者和地方脱离^[15]。在流通环节，去地化的食物网络包括连锁超市、零售店、餐饮连锁等成为当下的主流。饮食消费则表现为对食物的物质性依赖^{[15, 19]}，消费者只能知道食物在零售端和餐桌的最终呈现，而食物的地方性知识、生产过程被掩盖，沦为商品的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19]。文化地理学者关注的核心议题在于如何促进“去地化”饮食方式转型成为“再地化”^[20]，重新构建消费者和食物生产者、土地的联结，地方性食物运动（local food movements）应运而生^{[5, 18]}，具体形式包括农夫市集（farmers markets）、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食盒订购（food-box schemes）等等^[15]。

地方性食物蕴含着三方面的愿景。首先表现为食物消费的“质量转向”（quality turn）^[15]，强调产地的水土特征和自然条件赋予食物的地方风味（terroir）^[5]。同时，生产者的技艺、地方饮食传统也被联系更多的意义。地方性食物被贴上包含产地起源信息的标识（place-labeling）^[21]，食物产地作为最深刻的烙印提高了食物的商品价值，比如闻名遐迩的法国红酒、西班牙火腿。因此，地方性食物也往往代表着比常规工业化生产的食物具有更高的品质^[21]，更加安全、新鲜、健康，符合当前消费者的质量追求^[22]。其次，地方性食物运动把缩短食物里程（food miles）作为使命^[5]。据估算，西方常见食品从农场到餐桌的平均运输距离超过1500英里，且经历了复杂的多层级的食物供应链^[5]。这种长距离运输的碳足迹被指责是破坏环境的元凶，而地方性食物意味着食物生产和消费局限在狭小的地理空间，生态上可持续^[2]。地方性食物砍掉了食物链条的许多中间环节，把食物生产者带到接近消费者的地方，成为“重连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nnection）的重要推手^{[6, 7]}。最后，地方性食物的倡议者致力于地方营造（place-building），增进人和地方关系的可持续发展^[11]。通过举办农夫市集和社区支持农业，地方性食物成为当地社区人们沟通的桥梁，食物非工具理性的、嵌入性的意义被凸显出来^[3]。经由分享和交换地方性食物，信任和社会交往得以强化，形成“关怀的关系”（relations of regard）^{[6, 7]}。许多学者认为，根植于社区的地方性食物实质上是对全球化的均质主义的抵抗，其过程即鼓励人们破除商品拜物教的迷思^[19]，重建社会互动再造社区、谋求长远的共同福祉^{[6, 8]}。

相关反思认为，地方性食物定义不能过度狭隘，忽略常人视角^{[3, 11, 23]}。目前地方性食物表现出等同于可替代食物（alternative food）的趋向。可替代食物包含有机、本地化、小规模、生态可持续等特征，由于价格昂贵，通常被蒙上中产的阶级属性^[7]。批评者认为，地方性食物不应该只是一小群经济优渥的人才能享有且排他的，否则将会鼓噪饮食政治的暴政，普通人的声音被少数倡议者所代表。如Blake等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种族的消费者都能形成对地方性食物的差异化解读^[18]。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地方性食物未必仅局限于特定地理范围，而是包含本地生产者、本地供应商、或者本地商品链条的复杂组合^[18]。另有研究指出地方性食物描述的美好社区生活假定了社区成员是僵化不变的，只有所谓的“本地人”才享受生产和消费地方性食物的便利，而没有把作为“外来者”的移民的视角囊括进来^[11]。因此，地方性食物的动员需要避免过于狭隘的社会基础，才能触及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在精英定义的食物选择之外发掘地方性食物的多重意涵。而在人口流动频繁的当今社会，流动性的视角对重新解释地方性食物尤为重要^{[4, 9, 20, 24]}。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涌现了大规模、高强度的人口流动^{[9, 15, 20, 22]}。根据国家卫健委统计，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1亿人，流动性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语境的最重要特征之一^{[20, 25]}。流动性语境中，流动群体因其承载的源地文化基因与在地饮食文化的碰撞，而不可避免的陷入饮食焦虑。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第一方面的饮食焦虑来源于对在地饮食的陌生感。饮食地理学者认为，流动群体的源地饮食文化基因会不同程度地与在地饮食文化交融，而生成多样化的饮食惯习^{[3, 7, 11]}。地方饮食系统深刻参与到流动群体的饮食建构之中，影响其身体和地方间的关系^{[15, 25]}。地方饮食系统涵盖了食物生产、加工、流通、消费、废弃等环节，特别是流动群体因对在地饮食系统有天然的知识鸿沟，其在地饮食消费更加难以建立起身体和地方相契合的感受^{[15, 25]}。迁入初期，流动群体对在地食物知之甚少，因此消解了消费者和食物的亲密关系。此外，在地饮食系统的食物安全、多样性、可达性和餐饮环境等因素也会塑造流动群体的饮食体验及其和地方的联系。为缓解对在地饮食系统的疏离感，流动群体往往表现出对故乡饮食的怀旧情感，通过在迁入地再现家乡美食来慰藉乡愁^{[6, 11, 13, 26]}。流动群体的饮食消费实践反映了身体与地方饮食系统的协商，是镶嵌在流动群体身上的饮食文化基因与在地饮食文化碰撞的“多重地方性”的重塑过程^{[3, 6, 11]}，这使得流动群体如何理解地方性食物成为一个关键问题，涉及到维系故乡饮食与适应本地饮食的一体两面。

流动群体还面临着另一方面的饮食焦虑，即广大消费者面临的普遍饮食挑战，包括饮食安全和饮食健康^{[15, 22, 2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国人的饮食消费业已出现质量转向，从追求“吃得饱”转向“吃得好”^[15]。但是，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导致“饮食安全业已成为对中国人民和社会全新、急迫以及多面的挑战”^[31]。研究发现消费者逐渐丧失对饮食系统的信心，日常感知到诸如过量的农药化肥使用、保鲜剂等有毒添加剂、造假食品以及食品卫生污染等食品安全方面的威胁^[22]。另外，高脂高油的饮食方式可能诱发心脑血管等慢性病，使得饮食健康问题成为当代人的困扰。在西方社会，许多实证案例说明地方性食物有助于建立对食品质量的信心，推动饮食质量转向^{[2, 3, 6, 8, 11, 27]}。反观中国的流动群体，流动到新的地方未能缓解饮食安全和健康的焦虑，反而因为对当地食材不熟悉、对当地食物购买渠道的陌生感而加重这些隐忧。所以，有必要讨论流动群体对食物的质量需求如何作用于地方性食物的建构过程。

本研究选择广州作为案例地，广州是中国流动人口最多的特大型城市之一。根据广州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的数据，截至2019年1月，广州市登记在册的外地来穗人员967.3万人，户籍人口911.9万人，非户籍人口超过户籍人口。由于质性研究方法更有利于捕捉食物地方性的灵活边界以及细微的身体反应^[6]，研究团队首先采用了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进行数据收集。2019年1月18日至5月20日，研究团队总共完成30个深度访谈案例，每个访谈的时间从40分钟到90分钟不等，直到信息饱和。访谈对象均深度参与其所在家庭日常的食物购买和烹饪过程，所以每个访谈案例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家庭的食物消费情况。

考虑到深度访谈难以透彻地理解研究对象的饮食生活，在2019年6月至7月，研究团队采用“入户共厨”（cocooking）的方法挖掘语言之外的“深描”细节，共走访12户家庭^[6]。入户共厨是一种结合了视觉、沟通和饮食本能体验感的方法^{[6, 28]}。研究团队首先跟踪目标家庭为期一周的食物消费，邀请访谈对象用手机拍下每日消费的食物并分享给研究团队，团队针对每张照片提问并记录相应的故事，形成照片日记^[29]。接着，选择某一天，研究者跟随研究对象到他们最经常使用的食物购买场所，参与观察购买食物的全过程并适当提问，理解具体涉及的饮食价值观。研究团队接着进入到目标家庭的厨房之中，详细观察烹饪过程，询问特定的烹饪技巧和方式蕴含的饮食伦理。最后，研究团队与受访者共同品尝食物，用录像和访谈等方法挖掘他们对食物的感觉体验。

整个研究共涉及到36户家庭。在入户共厨阶段，时常有原定受访者的伴侣或者家人参与到研究中，总计整个研究阶段共有50名受访者参与，基本信息如表 1所示。我们采访11名广州本地人作为对流动群体的对比参照。受访者的家庭年收入介于20万到100万之间，职业涵盖企业职员、教师、公务员、自由职业者、退休人员等，现居住地点分布于广州各区。

表 1(Tab. 1

表 1 受访者的基本信息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表 1 受访者的基本信息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在本研究中，同时参与深访和入户共厨的六个家庭编码为IC 1-6，另外仅参与深访的案例编码为I 7-30，仅参与入户共厨的案例编码为C 7-12。研究团队使用NVIVO 12对访谈记录、观察笔记、照片、视频等素材进行主题分析。初步编码根据故乡食物地方性、在地食物地方性等生成，由团队成员交叉检查，已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再进一步整理成主题。

基于对广州流动群体日常生活的跟踪调查，研究发现受访者对地方性食物的界定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同的地理尺度之间游移。人们理解的地方性食物主要包含：①故乡食物（包括特定的跨地方食物）；②广州本地食物。食物产地的地理边界仅是构成食物地方性的考量因素之一^{[4, 15, 21]}，更重要的是，流动群体通过认同与信任、社会关系以及感官体验等路径赋予地方性的意涵至跨越地理边界的不同食物中。地方性食物进而在流动群体的在地日常生活中产生了和西方情境迥异的况味。

当被问及“你认为什么是地方性/本土食物”，多数受访者都会提起自己的家乡食物，超过60%的被访流动群体家庭有经常消费来自家乡的食物的习惯。比如，有人每次回贵州老家都带许多猪肉、土鸡蛋甚至玉米到广州家中，吃完了再叫家乡的亲戚寄过来（I-7），甚至广州家中有专门的冷柜塞满来自千里外家乡的食材（C-7）。这些家乡食材获取的途径并不特殊，多是被访人故乡家庭附近的菜市场，或者直接由务农的亲戚生产的普通食材。人们认为“地方味道”根植于他们曾经最熟悉的生活圈子，由沉积多年的生活经历不断唤醒。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故乡食物的特质以肉体记忆的方式烙印在个体之上，成为最深刻的文化基因与最持久的文化行李。对故乡食物的依恋表现为具身的味觉判断，坚持吃家乡猪肉的受访者表示“我感觉广东这边的肉不香，吃了没有猪肉味道”（I-7），原因是童年的生活经历和记忆奠定了饮食口味的根基，嵌入在故乡的时间越长，根基越为牢靠。所以，随子女迁移到广州的中老年受访者对故乡食物表现出更为强烈的依恋，深度依赖从家乡运输过来的食材供给，猪肉和辣椒酱等都基本不在广州当地购买（I-12, C-7）。

故乡食物作为流动群体定义的地方味道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情感上，通过感受来自故乡食物的味道、质地和香味，流动群体得以慰藉乡愁，也构建了沟通故乡与新乡的精神桥梁。来自河南的M女士认为她已经适应广州饮食，日常也喜欢煲汤，但是“春天我喜欢吃香椿，还有槐花泡茶、做饼，老家的蕨菜也都很好吃，凡是这些可以入菜的我都很喜欢，时节到了我就叫老家的亲戚寄过来，吃上了才感觉到春天来了”（I-14）。在缺乏四季变幻的的广州，M女士重新炮制了故乡的时令食物以寄托自己的怀乡情感。此案例表明流动群体往往不会全然抛弃过往的饮食方式，而是一定程度上保持和故乡的联系，又同时融入新地方元素^[8]。此外，熟悉的故乡味道成为对抗被在地文化同化的有力武器，是个人主体性的展演（a performative politics of subjectivity）^[6]。有的受访者甚至专门回到家乡品尝美食，“由于现在的生活方式使得我们每个人都脱离了自己的家乡，所以就一直吃不到得不到。我特别想念我家乡的樱桃，在山东青岛崂山，但是它不好运输，容易腐烂，我今年回家探亲就要特地去吃这个樱桃”（IC-3）。另外一位受访者表示“潮汕人有潮汕胃”，会经常回潮汕老家吃牛肉火锅和各式粉粿，因为广州这边的“不正宗”（I-16）。在穗流动群体通过身体的不断迁移达到享用家乡美味的目的，维系对故乡的认同，有助于在情感上达到舒适平衡的状态。

此外，使用家乡食材实际上是流动群体缓解在地饮食焦虑的积极策略。广州流动群体表达了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热切关注，但是广州的常规食物无法完全消除他们的忧虑，反而因为对广州饮食系统的不熟悉，而选择从来自家乡的食物中获得充足的安全感。他们认为家乡食物具有很高的品质：“我们那边的猪吃煮熟的猪食，不像这边喂生饲料。我们那边的猪都要长到四五百斤，至少要喂八月甚至一年，这边四五个月就可以杀了”（I-7）。类似的评论把他们在地接触的常规食物当作是工业流水线的产品，而故乡食材具备地方性食物的优越性，具备故乡风土的味道，所以显得“原汁原味原生态”（I-15）。流动群体感知到故乡食材的高品质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其生产过程的知情以及对食物提供者的高度信任。当前消费者普遍面临着“知识困境”（knowledge fix），指的是工业化食物在从田园到餐桌的诸多环节都有可能受到人为污染，不透明的过程构成对消费者的知识壁垒，削弱他们对食物品质的信心^[30]。理论上而言，消费者亲自生产的食物是完全透明的，而生产、运输、零售每多增加一个缺乏消费者参与的环节，食物信息的“黑匣子”就会随之扩大，消费者信任也随之降低。故乡食材通常由受访者的故乡亲人或者熟人亲自生产，实际上构建了生产者和消费者无缝连接的食物短链。有的故乡食物来自于当地市场熟络的摊贩，这种时候摊贩成为食物信息的“代理人”（proxies），基于和消费者的长期信任关系提供食物的品质保证。区别于西方把地方性食物的生产和消费都局限在较小的地理范围，流动群体通过跨地方运输故乡食物的方式，在广州再造了食物的地方性意涵，也缓解了对饮食安全的焦虑。

故乡食物的意义还表现在促进流动群体的在地社会融入。故乡食物呈现较强的礼物社交属性而非商品属性。许多受访者表示家乡亲人朋友给他们的食物是作为礼物免费赠送的。他们也会经常把获得的家乡食物分享给在广州的朋友们，也时常收到同事赠送的家乡食物（I-9, 10, 13, 14, C- 7, 8, 11）。现有文献中，人们在农夫市集等场合交易地方性食物的时候，信任、情感也成为重要的驱动力，通过分享食物，社区的人际交往得以聚合^[3]。换句话说，地方性食物意味着嵌入的社会性，成为原子化社会的破冰利器，增进社会黏合的催化剂。故乡食物也能达到类似的效果，区别在于，故乡食物并非从无到有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而多是与现有的社会关系形成螺旋增长的共益模式。流动群体在广州业已形成了新的交际圈，基于连续的互相回赠，形成长期的互惠，社会关系得到巩固和增强。

综上，故乡食物的地方性内涵是基于流动群体对故乡的认同以及和在故乡的食物提供者的长期信任基础构建的。情感上，故乡食物缓解了乡愁，维系着对故乡的依恋。现实功能方面，流动情境下故乡食物的地方性不同于西方对“食物里程”的执着^[5]，尽管需要长距离运输，但实际上形成了短链供应，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联系，有效保障食品安全和食物品质。社会性方面，故乡食物可以粘合流动群体的在地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融入。

除了故乡食物，许多受访者把一些广州本地生产的食物也纳入地方性食物的范围。广州本地食物与故乡食物的主要区别在于地理界限的分野，受访者认为在广州郊区至周边市县生产的食物才能称得上是“本地”，地理范围只是定义本地食物的必要不充分条件（I-7, 11, 25）。流动群体面对广州市场上品种多样的食物选择，知识困境凸显，因为他们无法掌握和故乡食物一样充分的食物信息，即使有时候食物标签上包含本地生产的信息，人们未必会全然信任，而选择使用身体感官揣摩和判断食物的地方属性。“清远鸡在广东很有名，超市里的鸡有贴标签标记是清远来的，但是买回家煲汤之后发现也就那样，肉很柴，也没有鸡味。因为我是吃过清远鸡的人，知道清远鸡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公司在清远有个办事处，旁边有个农场，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他们的鸡是散养的、喂谷物的，所以我们就去农场买这些鸡，味道和超市鸡非常不同”（C-8）。在此案例中，倘若消费者缺乏感官体验的肯定，即使超市的鸡确实在清远养殖，但是也不被认为是本地食物。

与广州本地食物的感官互动在零售端开始，延续到消费食物之后。其过程综合了视觉、味觉和具身性体验。“在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有很多小贩自称卖的是本地的菜心，但是我可以辨认出来他们买的是不是本地菜。比如增城的迟菜心要冬天才上市。根茎底部有个窟窿，是用农肥家而不是化肥，叶子没有普通菜心那么绿。回家用清水白灼就很好吃，基本没有纤维，甜入心头”（I-22）。有研究发现在市场买菜的时候，消费者会动用各种身体感官判断食物的新鲜程度^[31]。另外有受访者认为“从很远地方运过来的菜很多使用了保鲜剂，容易烂，炒的时候出水也多，吃完了舌尖有涩涩的感觉，本地产的蔬菜炒的过程中很干，吃完之后会回甘”（IC- 4）。人们把对故乡食物的感觉一定程度上转移成为对广州本地食物的判断标准，和故乡食物类似，本地食物不仅在人们的味觉判断中比常规大规模生产的农产品更胜一筹，而且具有符合时节规律、高品质且健康等特征。F女士在广州生活已经超过二十年，平日喜欢到家附近的农贸市场买菜：“我经常跟一个人买菜，他的菜在从化区种的，现在夏天，他卖瓜类和地瓜叶，冬天卖菜心。他的菜吃完之后身体感觉很舒服”（C-11）。

人们把对于食物品质的评估和身体的本能反应紧密联系^[7]。通过切实感受食物的质地和味道，把食物营养吸收成身体的一部分，身体的感官体验把食物的物质性和文化意义连接起来，进而形成身体对食物的偏好。广州本地食材和饮食方式是不可分割的文化综合体，本地食材用简单的做法能凸显食材本味。有人表示一开始不习惯广州清淡的口味，后来才慢慢适应并且喜欢，现在吃重油重辣的菜反而觉得身体不舒服（I-16, 20）。持续调整的身体反应增进流动群体对本地食材的理解，反复建构和调试主观上的广州本地食物范畴，进食后让他们身体感觉到舒服即是确认的信号。

流动群体对广州本地食物的认识呈现高度主观性和不断变化的状态，受到在广州居住的时间、社会交往、个人兴趣等因素的影响。许多人在广州居住的最初会迷失在汇集了全国乃至世界食物的市场中，但多年后的他们已经生成了一套自我独享的本地食物指南（IC-1, 3 I-9, 10, 21），也有个别案例，广州居住超过四十年，对广州本地食物兴味索然，日常依然维持馒头大白菜唱主角（I-14）。通过拒绝吃本地食物，一些人的身体持续捍卫着和本地的边界；而通过进食广州的本地食物，流动群体的身体不断消解着和本地的边界，加强和本地的情感联系。

流动群体通过自身敏感复杂的感官体验构建广州本地食物的地方性，故而食物的地方性并不是一种先验的属性，而是通过进食使身体某种程度上融入地方才能构成的过程性现实。此过程中，生产的地理边界等外在属性的价值被稀释，而身体感受到的物质性（materiality）被加强。这意味着地方性食物的基础不仅包括现有文献强调的消费者和生产者联结的社会伦理价值^[3]，而且表现在食物本身的物质性上^[32]。此外，基于地方性食物的桥接，流动群体的身体实践结合物质、生态以及认知和情感交汇成动态的地方依恋^{[12, 14]}。对广州本地食物认知逐渐加深的过程实际上是流动的身体不断适应广州的物候水土，累积地方情感的过程。

通过分析广州流动群体的日常家庭饮食消费中对地方性食物的理解，本研究发现他们对地方性食物的界定跨越了固定的地理边界。流动群体眼中的地方性食物的生产地理范围可跨越多层级的尺度，小至老家亲戚的菜地，广至他者的故乡。但产地的边界仅仅是食物地方性的考量因素之一，在广州在地饮食过程中的身体感官奠定了流动群体建构地方性食物的基本途径。所以，在流动性背景下，地方性食物实际上是流动群体基于信任和身体感受等方式赋予丰富的地方意涵的食物。如DeLind所言，身体是地方的容器（bodies are place holders）^[3]，存留着特定地方的联动、关系和历史的肉身与认知记录，所以身体中的故乡记忆可以连续到广州的在地生活，故乡食物作为流动群体饮食生命历程的底味，经由人们的认同和信任凸显出地方性。在广州消费故乡的食物不仅是回看过去的窗口和维系故乡情感的纽带，而且有助于承接现在，作为当前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磨合和广州在地食物系统的陌生感，缓解饮食焦虑。

流动群体还依赖身体反应发现广州本土食物蕴含的地方性。不断迁移流动的现实塑造了流动群体螺旋式演变的饮食生命历程，以致于地方性食物并不局限于熟悉的家乡，还可以延展到新的地方。通过在广州的食物仓库中仔细筛选引起身体共鸣的本地食物，身体和故土联系的坚实堡垒被打破，身体逐渐融入新的地方。人们用身体实践揣摩和延伸他们认知的地方性食物的边界，同时表明了对广州本地食物的欣赏与对故乡食物的依恋并不一定冲突。流动群体的身体主体性与不同的地方和生活环境都可能产生足够的黏性，基于故乡食物和广州本地食物共享的身体反应密码，人们能在多样的饮食方式之间震荡游移，找到自己的舒适点。

现有文献以西方情境为主，强调了地方性食物的政治动员，号召消费者个体积极参与建设地方性食物系统以抵抗工业化农业的侵袭，重建消费者和食物生产者的连接。与西方把地方性食物作为政治倡议不同，本研究认为地方性食物的意义是日常的，未必包含激烈的批判和反抗，反而表现为德塞托式的“策略”（tactics）^[23]，嵌入在日常生活，温和且高效。通过构建地方性食物，人们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食物知识困境，提高饮食生活的质量，以及增进身体和地方的亲密关系。本研究亦反思了对地方性食物的单线叙述。有学者指出，即使考虑到流动群体的加入，流动群体被同化成本地人，崇尚本地食材是这种单线叙述的最终结局^[11]。但本研究却表明，流动群体没有把广州本地食材作为地方性食物的唯一代言，而是充分发挥自身饮食文化和主观能动性，把故乡食物以及多样的跨地方食物纳入进来，构筑日常饮食“流动的地方性”。

本文也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流动性和饮食地方性因城市而异，本文以广州为例，没有考虑中国其他大城市的特殊性，也没有讨论中小城市的情况，未来可以在不同地域扩展相关研究。再者，本文尚未充分考虑到在流动性社会背景下，人们可能先后居住于多个地方的情况。曾住地的食物也可能被纳入地方性食物的范畴，未来研究可以深入考察具有复杂流动背景的人们的饮食生命历程，进一步分析地方性食物的建构过程。最后，本文以质性研究方法展开，但是考虑到流动群体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类型，流动群体的收入水平、地域、文化背景等都可能是食物地方性感知的影响因素，未来研究可加强对流动群体食物地方性感知及其变化的量化测量。